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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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浆糊】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是“英美”模板的。
英美法系，英美外交，英美派治国，银行家军事者治国。
罗隆基是英美政治系毕业的，当然要参政议政。
教授参政，亦是常理。上年拿学校聘书，下年掌政府官印。
就连叶公超，也进过外交部。
另一方面，要尊儒敬孔，要发挥传统力量的教化优势，
遗老也意味着参政资格：罗振玉都要掺和政治。
军阀下岗……先在租界呆一阵儿——自有各国、各派烧冷灶，掺和，刺探……
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介石兄一手圣经，一手论语，恰是国民政府的最好隐喻。
你要看明白毛公50年代关于社会结构的大手术，得去参照看介石兄的“新生活运动”：“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所谓中华复兴，需改造社会，已是共识。新生活运动冀望“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崇尚“亲爱精诚”，“礼义廉耻”，如此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具体指向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军事压力催唤一个国家的应变力，介石兄云：“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煳，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可惜俱是皮毛，亦流于皮毛。于底层唯有责任要求，哪有利益供给。土地改革否？买办处理否？
做不到。高层惟有高谈民主现代，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要求非人上人者——要大家衣着整齐，扣好扣子；那么穷得没鞋穿的人呢？灾荒之年的饿殍呢？养家糊口的妓女呢？有伤风化，最好统统消失？！人家绝不会给个痛快，这些有伤风化的，还要留着缴税抽血呢。
倘若对大多数人的痛苦视若无睹——小圈子自然也有博弈、民主的气象，可是介石兄无法完成社会大改造和社会大动员，即使百年积弱，人人皆知社会需洗涤一新。
然而，肉食者需割让自家利益，固然爱国，可能狠心否？
改变中国命运的是一位曾受过地域歧视、学历歧视、上过当受过骗的人。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毛泽东自传（1937））
仅知道施洋是烈士，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未必懂得民国。
施洋是救助工人的法律顾问，律师。（董必武是这么题辞的：“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所谓二七？工会要和资本家谈判，林祥谦是工会代表，施洋是法律顾问。法律架不住人家硬来，律师都被干掉了。
“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
工人右翼最宜于和资本家结盟——结果右翼也杀，那大家只能奔左翼，求一线生机。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尤其是中国百姓。
章乃器从练习生爬到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一职，是银行圈中的少壮派。
章伯钧在柏林专修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朱德一室，并由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起义，这位是总指挥部副主任。同年脱党。1928年又组了个“中华革命党”。
1933年参加闽变——即福建的“中华共和国”。
不知人物的前世今生，自然难以准确定位。
整个民国，中小知识分子均在为中国、为自己找路。
深入土地、深入中国核心问题——谁不逃避，中国选择谁，百姓选择谁。
朝战意味着二战的真正结束（各国在新秩序搏杀战中选出了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斯大林，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痛苦催唤严肃的升级，共产党内战一统外战定了乾坤，中国终于搭上了末班车。
新闻记者亲历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上）（下）于衡为我们展示了45-48年的东北：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吃空额，司空见惯。金元券、银元券，急迭迭赶着捞金。他说：“这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用狄庚斯双城记的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就是处于这个时代之中。虽然我自己仅是恒河中的一粒细沙。但却正遇到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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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感觉行文风格似有变化。
感慨之
端，或不知其实行的缘由，以至胶柱鼓瑟。
【秦始皇·毛泽东】
秦：灭六国，一统。
统一文字，度量衡等。
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传说实可见当年清峻风气。刘邦当年仅有妻子一人。因其职务，一年中约有半年在外。……）
秦军战斗力——强悍。（组织强大）
兴修水利。
郡县制。
……
毛公政期：出兵朝鲜，一战翻身。
简化汉字，平扫文盲，农村医疗……
娼妓一时尽绝。卖淫，吸毒，赌博……三颗毒瘤，均被整肃。
朝战中，解放军将“人”的动能发挥到极致。
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
兴修水利。
土改，集体化……
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长期共存共同监督的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军队和文官体系……
毛泽东早为我们留下了线索：马克思+秦始皇。
李贽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要准确刻画毛，非论帝王思想也要刻画出“秦始皇”的境界。若只刻画出嘉靖的胸怀，必然有所偏失。毛泽东的“现代”，恰在于他圆熟了还要做事。
天翻地覆慨而慷。
李贽看来，——仍旧是无穷无尽的循环，起初质胜文，有刚健气；后来文盖过质，虚伪浮华……可怕的循环还会来，而且就要来了……
黄炎培的尖锐提问，也是问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个循环，共产党能摆脱吗？
事实证明：这个问题，一直被毛泽东沉甸甸地放在了心里。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三农问题，为了农民他和毛泽东抬过不少杠，吵过不少架。
老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个世界会好吗？”
老先生诚恳地说：
“当初的理想啦、口号啦，可是仅仅是理想，仅仅是口号。可是现在呢，比较从前不一样了，比较不是停留在理想、口号上，事实上慢慢接近。特别是现在看，开出来一个机会前进，过去没有，过去动乱，就是动乱不厉害的时候也缺乏民主，缺乏法制，何况是有很大的动乱，几乎是打内战，铁路都不通（笑），现在比较上轨道。”
（问：现在的计划的内容，跟过去解放以前人所提出来的计划的内容——过去您也提倡过的——哪一个比较接近、比较相同现在实行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梁先生：“过去讲的都是空话。”
“就我自己说，我想要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一下了——就是让散漫的农民——各自顾身家，顾我一身一家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够组成团体，现在组织起来了。团体组织是一面，是中国所缺乏的，要赶紧往这方面走。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上是太缺乏了、太落后了，那么怎么样子把科学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引进到农业上，引进到农业工业化，这个事情现在也能做了。一个团体组织，一个科学技术，这个两面，从前我搞乡村运动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现在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朝战，牺牲的志愿军（多是农民）将士为我们换来一个工业化的机会。
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唯有以工业化回馈——可是为了换这个工业化，一穷二白的国度唯有挤榨农业……
我们50年代的外贸都是拿农产品、拿资源去换外汇或还外债的……
没有50年代的社会结构大改造，就算有改革开放，其力量、其效果，其方向，也必然和今日不一样。50年代社会改造，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的宗族社会，家庭单元，——中国，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向下一步工业化所要求的高度协作的螺丝钉型的社会做了基本准备。 这个意义有多重？是难以估量的。
戚继光于李贽是当代人物，李贽却赞其“千万世之人物也”。
毛泽东和我们虽去不远，然而千万世之人物，众口喋碟，亦不过一时之快。
我们死了，他永在民族的血液里。
我们的血液里，也多有他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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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向来三方以上】
反右实乃建国后历史的关键脉络。所谓“引蛇出洞”，似乎毛已认账。然而毛的性格向来是：你骂他秦始皇，他会说我就是秦始皇。你说他阳谋，他也认。……其实，所谓“阳谋”，亦是多种势力博弈后的走向，虽神仙不能先料也。
1956年小阳春的最好见证是周作人，——“汉奸”也可出外参观、接受访谈了。周作人想回老家，考虑来考虑去，安排他去了西安参观。
A:1974：〔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
【毛号召的批评也只是针对党和政府中某些孤立的官僚主义现象，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进的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毛是有意运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一支“院外”的反官僚主义的力量，那么官僚主义者自然就会反对者一作法。他们认为如果让政府官员们成为批评的对象，他们今后将无法进行工作，他们说：“如果群众批评干部，干部将无法再领导群众。”“只能让上级批评下级，如果群众也批评起来，事情就会捣乱了。”当然毛的这一打算是能得到党内自由派以及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支持的。
1957年4月，在上海的一次党内干部会议上，刘少奇也同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变成非对抗性的。到他认为处理的办法只能通过团结，而揭露和斗争只会使他们产生不必要的紧张和难以处理的局面。官僚主义分子“来自党外”批评对抗是非常顽强的，因而据说毛曾有一次对其友人说：他宁愿不做这个主席，也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
“放”了三个星期以后，党的领导上层已开始强烈要求停止这种批评。一个党员“右派分子”据称曾这样说过：“毛已遭到巨大的压力，这样，将导致国内危机，反对‘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纷纷要求停止‘整风运动’”。毛也倒转过来，参加反击右派活动。……
百花齐放“运动中未能做到的事：没能创造出一种良好制度来改善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政府和人民之间矛盾”也未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而且紧接着不久即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将群众中发表出来的一些不满意见又粗暴地压制下去了。虽然，在武昌召开的六中全会以后，又开展了一个“小鸣放”。但是，按毛的说法，也是一个很不成功的结局。】
B2007：章诒和《顺长江 水流残月》《我所悲兮在远道》一章节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
……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了，毛泽东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一时间，大报小报都刊出宣传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作《十大关系》报告。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且明言实施这个方针的前提，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出“百花”、形成“争鸣”，毛泽东还是真想了些办法。比如，他让《人民日报》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把《光明日报》和恢复的《文汇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主办；活跃学术争鸣活动，放宽期刊出版限制，松动文艺政策，禁戏全部开放。
……突然，发生了东欧波匈事件。举世震惊，毛泽东也震惊：原来红色政权是可以丧失在瞬间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的 “闹事”，工人闹，农民闹，学生闹，工商业也闹，退（合作）社，罢工，罢课，游行，请愿。毛泽东分析再分析，民主党派琢磨也琢磨，两者立场不同，结论却也相似：闹事的原因源于共产党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源于执政党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普遍不满的社会情绪。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开展党内整风。
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也空前关心时局。他们有所预测，预测形式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政权在受到巨大挑战的同时，民主党派将得到空前的机遇。那些日子父亲天天等着看《参考》，他们聚会频繁，大会，小会，私人聚会。他们议论国事，议论中共的执政失误，议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他们传递社会上频频“闹事“的消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心底掀起了波澜，起伏跌宕。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象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欣赏，说这是老毛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好的讲话，是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东西。……是什么让父亲气色转好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毛氏不但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还做了极其明确的说明。啥叫“长期”？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啥叫“监督”？就是“批评和建议”。多么甜的口号，多么棒的解释。八个字方针一出口，就立马解决了民主党派多年以来的存亡问题。别的党派不说，一九四九年后单是民盟成员就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持怀疑态度。年寿有尽，花开有时。民主党派的年寿也到了“尽数”。为了对付“取消论”，担负组织工作的父亲会上会下，不知说了多少好话。现在好了，民主党派非但要“长期”了，还要“监督”中共了。无论是民盟还是农工，作为一个政党作用终于可以兑现、实施了。章伯钧、罗隆基是文人，但毕竟不是传统的“士 ”，他们搞得是政党，而非“幕业”。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绝非他们的政治抱负。你说，他们能不激动吗？
……那时，毛泽东不怕批评，怕的是中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失去执政的绝对优势。于是，他要以内外结合的新形式开展党内整风。由于这个决定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阻碍，毛泽东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扇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在三月中旬到五月，也在四处扇风，八方点火，搞思想动员，搞组织发展。要说野心，父亲是有的，罗隆基也是有的。野心不是为自己在往上爬，而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政党，民盟也好，农工也罢，真正起点作用的时候到了。
……三月三十日，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第七小组会上，父亲发言说：“我是主张大发展的，我们应当以六亿人口来想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党派的队伍小了是不行的。只要不是为个人打算可以好好发展一下组织，太保守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些人事相宜发展组织作为政治资本的。过去民主党派一切都由党包下来，什么都依赖党。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谁都包不干的。国家大，事情多，要包也包不了。要民主党派自己独立自主，发挥积极性。我个人看法，将来会发展到贤者当道，不好的就会被淘汰，谁也不能包谁。民主党派被轻视、冷视的情况会很快改变。以后我们的责任大了，共产党不包，我们不能坐在保险柜里过生活了。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利还要大的。”
……后来，父亲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钱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说过，中国（指中华民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问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三、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
“很多共产党看不起民主党派，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么多人呀！所以，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了。但都是理发店，都是为人民服务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很多共产党员就不懂这个道理。老实说，我们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员的。”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涉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些话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党外呼声。它们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能证明中共是践行政治诺言的。讲到“有职有权”问题，毛泽东展现出开国君王的宽大襟怀，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许德珩（时任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问：“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如此一问，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不等马、许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语：“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高校，毛泽东说：“大学校的管理机构应如何办？可以找一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工矿、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单位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另外，毛泽东还坦言中共缺乏学习，对治理国家是没有经验。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不懂就学，长时期的学，不懂要懂，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得为止。”再如毛泽东也道出民主人士的思想状态，说他们“都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但“都相信民主主义，都要求民主、自由。”
“政风运动原本是按毛泽东思维逻辑和他铺排的轨道进行的。他以为经过七年的一系列运动，中国人都服帖了。治国关键全在执政党自身。当“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共产党有术无学”等说法传到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他希望党外能够帮助中共整风。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把整风转反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五日的时间里变了主意，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峙毛泽东从大量的民主党派公开座谈会的言论劾同样大量的民主人士内部言论、私人谈话的秘密汇报里，感到事情并非合乎他的判断。中国第三势力的心未死！知识分子并不服气！民主人士的顺从也是表面的，他们的批评、直言、抨击和嘲讽，还赢得了众多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的喝彩。人们不仅要求党改进作风，还要求改变制度，撤销党组、取消党委制，民主党派要政治独立，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它们是言论，更是呼声。这呼声撼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和共产党的领导。……”】
叙述A和叙述B指向相同：
1.毛曾经希望团结知识分子，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他对于民主党派的设计定位是：长期共存，共同监督。——所谓监督，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修正错误。
2.民主党派不少人却以为可以开“理发店”和土共“理发店”竞争，政党做大，上台下台，……上议院，下议院等等。章伯钧主张的是：“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民盟就势发展一两百万，渗透到各个县中。……
3.党内亦有力量反对整风或不满有些知识分子“杀气腾腾”。
百花齐放始，反击“右派”终。一叹。
梁漱溟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如是说：
“梁：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英国，美国也是两党。
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够把那个补回来，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所以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旁人，就是说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学两大党。可是后来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大陆上统一了，统一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这里头还有些动乱，可惜在这个过去的30年里，还有些个动乱，可惜。可是看现在这个样子，动乱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希望。”
民主同盟内部，章和罗一向不和。罗隆基大约是民盟本位派，主张清党，清理民盟中的小党派和共产党员。章伯钧自己就建了个农工党，有心做大，两人尚需土共派人协调。
民盟中央和北京民盟市委也一向不和。北京民盟跟北京市走得很近，代表人为吴晗。【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态批判右派的是吴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他说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员会，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邓公主政，罗、章仍是摘帽右派，右派的案一直不翻。他坚持“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邓还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大约亦能还原当时的几分情状。
今天有志于民主的人们，亦不妨追溯到“反右始末”。
毛泽东的制度设计便是给予民主党派“监督权”，监督共产党办事，帮助党内整风。——不甘“监督”的，促使他最终“反右”。甚至89，仍然是中国道路之争。要不要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若确立了，自然不是两党轮替。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逃避不得。
毛泽东为促党内整风，启动知识分子，未果；又发动群众运动，是为文革，一脉相承，不息不止——所为斩循环是也。
某种程度上，他确像和风车作战，老战友如陈毅也未必能懂得他“流水不腐”的大用心——趋势已定，要不要在萌芽期一搏？
他不搏，子孙自有好照料；如果非说野心，斩断因果循环，他即为第一人。
他不搏，等后世人明白，多半也晚了。苏联机器无声无息地，就停下了。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文革遂成为一个大的问号，惊叹号，敲打在后来人心上。
他的实验，用心试错，均是重要资料。或许还会有半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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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太祖推重始皇帝，搞得很多人打着传统文化的大旗狠批秦始皇，一如当年批孔老二。
可惜他们大概连太史公的始皇本纪都生疏了，又或者故意不记得。
不过若是后者，则他们相对于TG的道义制高点、学术独立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很有意思的事情~
行文更从容些，补充更多的材料。
从你的文章里体会到很多东西。
百家讲坛的学者们都算鹦鹉学舌了。
【赫鲁晓夫】
《毛泽东自传》云：“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斯大林于毛泽东，便如这位“袁大胡子”。他折磨毛，打击毛，然而毛出师了。朝战初期，毛恨其入骨，后期，亦领略章法。朝战后期，赫鲁晓夫上台，——这是一个不如毛的人物。毛大约有喜有忧：喜的是压力尽去；另一方面，本可以获更大优势再撤军，然而赫鲁晓夫不愿玩了。
苏联于我国的援助，斯大林颇有算计，什么该给、什么要拿什么换，均有考究。而赫鲁晓夫便有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先是门户大开，慷慨不已，——很多资料我们只付个复印费而已；直到59年关系断裂翻了脸。
众人乐道毛泽东害怕党内出第二个赫鲁晓夫：这层微妙亦最好考虑在内。一个强干的乙公司领导人，虽然强悍的甲公司领导人使他深受折磨，然而有学有惜。甲公司领导二代显然逊了一筹，乙公司领导人自然有喜有叹——他怎会不怕本公司亦然如此？
（1989年，戈尔巴乔夫如小学生一样，拜访老者邓小平。他未借机讨中国便宜，邓小平高兴之余，恐怕亦会有几分不屑吧？）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赫鲁晓夫虽握着掌门大印，然而毛亦独立上位。
被人诟病的“中国6亿人，死了3亿还有3亿。原子弹有什么好怕的？”——原子弹重在威慑，毛浑然不惧状，才能捍卫我国的利益。一面不信邪，扭头回家紧造。陈毅元帅“勒紧裤腰带也要上原子弹”，众人皆觉帅呆了。然而这正是60年代初，要搞经济还要坚持搞原子弹，党内亦分两派。元帅此言，即意味着：饿死人也得上！不能停！
——你听明白了吗？
若是觉得听明白了，又怒——那的确不配知道真相。
悲壮的选择，无过于此。当代人必须受苦，当有后来人希望……否则也许代代受苦。
而享其劳苦的后来者，乐得指责前代领导人咬着牙的选择……纵使他们是最大的也是真正的受益人。
……
【1964】
若要切准文革，60年代环境、战争、三线建设、外交、经济、四清运动均是必备考衡。在人物正反里打转，不察中国道路，亦或有些偏失。
黄仁宇以1587年万历十五年为插入点，倘若让我截取一个时间点铺陈，——我截在1964年。
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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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着比前辈好太多的环境，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因此我自觉没有任何理由发出任何怨言——针对自己的除外。
【亡秦必楚】
《史记·项羽本纪》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剔去道义和感情之句，说明“亡秦必楚”是秦时的预言。言之凿凿，而且果然成真。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呼己“大楚王”，烧了阿房宫的项羽自是楚国贵族，而最终代秦的汉王刘邦，亦是楚人也。三个风云人物均是楚人，接力相继，秦亡汉兴。
然而这句话大约是旧贵的大颠覆之语。六国旧贵——韩国张良，楚国项梁，佼佼其中。
项羽真的复古分封制，然而历史打个弯，仍然前行。
刘邦起初也分封的，不分封得不了天下，——然而他上台执政，终知不妥。
他削了韩信诸位异姓王，汉景汉武削刘姓王……郡县制遂千年定型。
秦亡了，汉高至汉武的这段时间，虽无秦峻刻，然而秦虽亡而未亡，制度终于定型。
我们恰在此时。
无为有处有还无。——亡秦必楚，大约亦是历史之于六国旧贵的大玩笑。
到了清代，鬼故事专家蒲松龄把它写成一副励志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虽没有中举，不过这句话非常宜于高考的律考的考G的励志一二。
一个政治宣言变成一个励志故事，
将来制度定型，……恐怕亦不过如此。
吾辈当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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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不仅深刻，而且有诗意，还句内押韵。“严肃”用得很强大，气场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