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某些人乐观的理由 -- 龙战于野

59集的超长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于2003年4、5月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被强力推出后，引起各界热烈争论。支持者称该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批评者则称如此的“还原”是颠覆共和史。虽然由于争议过大，这部电视剧先遭“整容”后遇“禁播”，但由此产生的反响却不会短期消散，其中的“文章”值得认真解读。

这部号称“民族大戏”的“历史正剧”（此说用来区别于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剧”）之所以引发激烈争论，主要是因为主创者以有意挑战“官方教科书”的“新历史观”，对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地覆天翻、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等）和重要人物（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评价。

　　在“新”的历史目光中，慈禧不再是阻挠历史发展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总代表，而是一个深有远见、精明老道的政治家。她并不反对改革，只是更支持以洋务派为主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稳健的改革 ”。她虽然贪慕虚华，怙势弄权，却以出色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统治经验维持了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最后的统一稳定。李鸿章也不再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而是一个 “代国家受过”的“真正的爱国者”。甲午海战虽遭惨败，却是他 “以一人之力敌一国之力”。奉命签署《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他更是忍辱负重，不避毁谤，显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责任担当。作为“大清国的裱糊匠”，他堪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袁世凯也非“窃国大盗”，而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是集流氓气与英雄气为一体的、真正有能力控制民国大局的实力派人物。《走》剧主创者在重塑这些“反面人物”时，极力打破过去的脸谱化，把他们“还原”为人，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因素，如慈禧的“女人味”，袁世凯的“男人味”，李鸿章的“人情味”。而这样的“还原”笔法运用到孙中山、康有为等原本的“正面人物”时，则更多地着力于把他们从过去的光环中拉下来，表现其缺点、弱点、不成熟的一面。在这种目光下，康有为少见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维新派领袖风采，更像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的一介狂生，剧情中对其性格中刚愎自用、霸道专制一面的刻意突出也令人顿生反感之心。而孙中山也不再是万人景仰的“国父”，而成了一个幼稚卤莽、轻率浮躁的“孙大炮”。剧中虽着意表现了孙中山对革命的赤诚和执着，以及作为革命领袖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但是，由于剧情没有对革命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表现，使得革命活动看起来总像是以卵击石的“找死”，甚至是于事无补的“胡闹”。于是，孙中山的赤诚和执着非但没有成为他作为革命领袖的超凡品格，反而成为一种性格上的执拗乃至疯态。

　　在艺术表现上，《走》剧也是明显地厚此薄彼，并且完全有规律可循：几乎所有“体制内”的当权人物，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荣禄，到不那么有名的瞿鸿机，无一不是精雕细刻，浓墨重彩，演员的演技也无一不精湛独到。而“体制外”的反抗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则均有不同程度的简化、矮化，甚至丑化。顺着剧情看下来，得出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帝不如西太后；孙（中山）黄（黄兴）不如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的观感是自自然然的，由此推导出革命不如立宪，维新不如洋务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无怪乎有批评者称，《走向共和》最大的“穿梆”在于名不副实，因为，若以《走向共和》为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才应该是真正的主角。按现在的剧情安排，应改名为《清末上层政坛风云》。其最大艺术特点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反面人物人性化，将正面人物漫画化（注：参见张磊（近代史专家，电影《孙中山》编剧之一）：《近代史专家评〈走向共和〉：青史凭谁定是非？》，《南方日报》2002年5月19日。）。

按照这种说法，《走》剧的“新历史观”与教科书的“旧历史观”的区别，其实是“先进的历史观”与“落后的历史观”的区别，中间相隔的是学术界近20年新研究成果的差距。观众如果对于《走》剧的“新历史观”产生疑义，正是由于需要启蒙。

　　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否真的如此？所谓“新历史观”到底是怎样一种历史观？它的形成基于怎样一种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背后又体现了哪样一种思潮的深切影响？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在“新历史观”形成的过程中，近年来日益走强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起了主导作用。大陆的“新保守主义”是作为80年代“激进主义”的“反向思潮”出现的，它主要由两种的思潮构成，一个是1989年初既已兴起的“新权威主义”，一个是90年代以后放弃激进主义、趋于温和、务实的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存体制内的制度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蜕变与现代化转型。在“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建立在“个别翻案”基础上的局部突破逐渐演化为一套以“激进”与“保守”为价值尺度的“新历史观”。其衡量方法是，对于一切体制外的变革、革命，都以“激进主义”的名义予以否定，而对所有“体制内”的变革，都视为“稳健”而予以肯定。循此思路，对于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只肯定洋务运动和袁世凯的“新政”，而认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超前的、浪漫的“激进主义”，正是它们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否则中国可能早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是对慈禧、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当权者予以体谅、肯定乃至推崇，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变法领导者、支持其变法的光绪帝、翁同龢，以及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则倾向于责备、贬抑乃至丑化。如在围绕甲午战败和接下来的戊戌变法的评价上，有学者认为，

　　甲午海战战败之责不应归咎于李鸿章，相反，如果没有慈禧太后支持、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中国会失败得更惨。至于康梁提出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中国需要体制上的彻底改革的主张，则是超出中国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中国此时正确的图强之路仍应是在慈禧太后有效的全局统摄下，依照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案，推进循序渐进的变革，而不是由年轻幼稚的光绪帝听信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计划”，实行全方位的变法维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尚没有足够的成长，人们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大的变化的时候，过分超前的政治改革，即使一时侥幸成功，在总体上也必然陷于失败。最后的结论是：“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可能会逞一时之快，刺激人们的胃口与幻想，但它毕竟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不仅超越了社会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且势必将本可正常发展的中国导入一条前途渺茫的歧途。”（注：参见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超越改良与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还有学者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康有为作为皇权体制下的改良者，只具有宗教热忱和道德优越感，却缺乏审时度势、妥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成熟的政治智慧”，并指出：“对于一个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应再简单地继续把这些改革先驱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历史对于当代人从事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注：参见萧功秦：《戊戌变法与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 期。）这一派学说最极端的说法是将维新烈士谭嗣同指为“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始祖”，认为其负面影响很大，不但影响到辛亥革命等历次破坏性的革命，甚至对现代的极 “左”路线所造成的危害也应承担历史责任（注：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这种以“新保守主义”为主导的“新历史观”在《走》剧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生动的展现。其实，在《走》剧诞生之前，“晚清热”中的一些“新成果”早已被文艺界迅速地转化，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以及《走》剧编剧之一张建伟的《晚清系列报告》等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新历史观”，并在读者间产生广泛影响，《走》剧可称是这个系列的“集大成者”。

笔者更关心的是，在学术界明显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的情况下，电视剧的制作者因何“自然”地偏向接受单方面的观点？这样一部既与官方教科书观念相左又与 80年代整体民意相背的电视剧因何今日既能在央视获得播放特权又能在受众中获得广泛共鸣？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基础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对该剧的分歧争议又从哪里产生？也就是说《走》剧的创作、生产、流行以及引起的争论，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其背后又是怎样一种新意识形态的缔造过程？

　在持“新历史观”的学者中，萧功秦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在2001年出版的论文集《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他直接以“新保守主义的近代史观”作为专辑题目，收集有关论文。在该书序言里，他细致地讲述了自己从一个“浪漫的激进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路里程。

“如果没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切身经历，……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写出我想说的那一切”。他个人发生情感的转向是通过近代史研究，由于近代中国与80年代的中国恰恰是两个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时代，“当我从研究中发现，近代这种导致激进主义的共同的心态特征，自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来就对人们的政治选择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时，当我又从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中，发现与前人相似何其乃尔时，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对由此引起的历史后果无动于衷？”

　　仔细体味萧功秦的说法，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就是把所有产生激进变革的社会心理基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文革”还是80年代改革，都从其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而一律指定为“青春激情”——因为是与青春期相连的，所以它天然是不成熟的；更因为打上了“文革”的烙印，所以它是负有“原罪”的，从而使其与人类历史上的同类激情拉开了距离，也与神圣、伟大、进步等一切肯定性评价无缘。由此可以推导出两组相对的逻辑：激进主义=浪漫主义=青年=不成熟=灾难；保守主义=现实主义=中年=成熟=成功。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经常用来打动人心的逻辑。它的潜台词是，转变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必须的，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尤其对于曾有特殊“不良历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告别激情浪漫，走向稳健成熟，不但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国家民族负责。

　　在从“激进”转向“保守”的进程中，萧功秦可谓“先知先觉”。在他“转型”的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举国若狂看《河殇》的时代。从昔日的《河殇》到今天的《走向共和》，大众心理确实发生了整体性的逆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促使其心态发生逆转的情感体验并不是萧功秦所说的“文革”，而是人人含混其辞的所谓“89风波”。从反思的角度看，如果“文革”和“89风波”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禁区。因为是禁区，所以，所谓的反思只能是单方面的，并且不能是直接的，只能是借题发挥，借古咏今。于是，与80年代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晚清就成了最佳的可供投射的历史时段，通过解读那段可以言说的故事，人们可以重温心中不可言说的往事，从中得到历史的解释、价值的判断，由此确立自身的方位感。这也是“晚清热”不但走俏学术界，也很快热向文艺界，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走》所秉承的“新历史观”再次告诉人们，决定历史形状的是当下的现状。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生活的现状？“89事件”的悲剧性结局，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祥和稳定的大好形势，以及以“苏东波”事件为标志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验失败”、以美英强权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大势所趋”……这些无疑都是构成“新历史观”诞生的现实语境。从这样一种“现状”出发，“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就可以用一种“倒叙”的手法，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清算式的反思”。于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史、革命史，就是一部“激进灾难史”、“书生误国史”，最后导致“文革”的灭顶之灾。也是从这样一种“现状”出发，《走》剧的制作者和支持者就可以将一种正受到严肃质疑的历史观称为“已成常识”的、“先进”的“新历史观”，并理直气壮地用它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启蒙”民众。同样，这样的“现状”也是《走》剧被生产和接受的社会语境——在当前的商业社会中，一部历时4年、耗资4000万元的“鸿篇巨制”得以被生产出来并在顺利播放的最初阶段成功地通过了市场检验，说明“新历史观” 确实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得到“当局”认可，并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说到“集体无意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集体是一个怎样的概念？集体是否全体？据央视调查，《走》剧的收视率虽不惊人，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观众素质非常高，呈现出所谓的“三高”态势——学历高：78%的观众学历在大学以上；收入高：平均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年龄层次高：主要在30至49岁之间，并且以男性居多。在央视近年来的收视调查中，《走》剧的观众素质是最高的（注：见《〈走向共和〉观众“三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高》，新浪网 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26150077.html。）。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走》剧的核心观众正是被视为社会安定主体的“中产阶层”，是被誉为“成功人士”的社会中间力量。他们的价值观念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秩序压倒一切，实力压倒一切。《走》剧中袁世凯不断强调的“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多帮忙，少添乱”，可以说与之完全合拍。

　　然而，所谓“成功人士”在社会上占有多大比例？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他们是“成功人士”、“社会中间”，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流文艺的任务就是用文艺的形式把主流价值观念与广大民众的无意识沟通起来，使那些“不成功的人士”也由衷地认同“成功人士”的价值观念，以一种有形的方式将零散的无意识整合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缔造。

《走》剧在将“新历史观”与观众的无意识连通的过程中，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这就是，对于30岁以上的观众来说，所谓“教科书的历史观”不但是从小被灌输的，而且多年来也通过《甲午风云》、《林则徐》、《孙中山》等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的潜移默化而深入心底，熔化为对历史定格人物的爱恨情仇，成为几代人共同拥有的“情感记忆”。如何使观众的情感立场在观剧的过程中自然地发生转移，从而在理智上进一步认同“新历史观”，是电视剧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

　　为了完成这一转换，《走》采取的基本叙事策略是将历史大变迁中各种叱咤风云的“非常之人”完全纳入“小康社会”“寻常之人”的世俗逻辑中来衡量。虽然《走》剧宣称，该剧不以道德而以历史功绩论英雄（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但在具体的叙事中，却是以私德来裁判公德，以个人功业来衡量历史功绩。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一个成功者”（注：见《网友评论：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个成功者》，新浪娱乐2003 年05月05日， http://ent.sina.com.cn/r/i/2003-05-05/1917148272.html。），恰典型体现了这一价值模式。正是依据这样一种价值逻辑，“国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位置开始发生了颠倒。

　　《走》剧并没有避讳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两面三刀和倒行逆施，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现实中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成功人士”。他精明强干，老谋深算，为人慷慨，处事妥当。即使心狠手辣，也是“无毒不丈夫”。剧中极力渲染他重情义的一面，是个难得的好情人、好丈夫、好父亲。最重要的，他虽然在政治上是个流氓，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无论行善作恶，都有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行为逻辑。

　　相反，孙中山虽然满怀革命理想，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他不但不事生产，不养妻子，还无休无止地向兄嫂“要钱闹革命”，直逼得这对勤俭敦厚的夫妇倾家荡产。至于孙中山为什么不做医生而闹革命，其兄孙眉为什么“ 毁家”助革命，剧中则没有合理的解释。不断听到的只是哥哥抱怨其“不着调”，“自己没钱，却是个花钱的祖宗”。嫂子则是苦苦恳求：“别闹了！说是闹革命，可闹的都是钱啊！”而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也确实像是“瞎胡闹”，轻率冒进，逞匹夫之勇，不但自身屡涉险境，也造成许多革命同志的无谓牺牲。给人的感觉是，“ 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即使在历史上是一个可敬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可怕的人，只能为周围的亲朋带来灾难，甚至给社会也带来动乱。剧中还不断展现孙中山在逃亡生活中的窘困情境，不见其在逆境中的坚苦卓绝，只见其在穷困中的狼狈邋遢。在袁世凯等“成功人士”豪华体面生活的映衬下，更让人感受到离经叛道者生活选择的不足效法。

　　在“宏大叙事”普遍遭到质疑和消解的“后革命时代”，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当代人不再关心公共事物，建立在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的世俗逻辑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于是，将各类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进行“人性的还原”成为流行影视剧的新卖点。在这一基点上，号称“正剧”的《走向共和》与以“和珅戏”为代表的“戏说剧”异曲同工，而近年来一些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类似的叙述策略。于是，和珅从一个千夫所指的大贪官变成了一个集中体现了普通人弱点的可恨但不可厌“胖老头”；石光荣（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一个忠诚坚强的老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既朴实又固执、既可敬又可笑的“倔老头”。中国有史以来恐怕还少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价值尺度都如此宽容——既消解了数千年以来的忠奸之辨，也模糊了近百年来的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界限。自私自利，可亲可信；为国为民，可笑可疑。小谋小术，大放异彩；大智大勇，无处容身；大是大非，更无从谈起。然而在一团和气之中，“成功者”雄霸天下，“不法者”被淘汰出局。

　　《走》剧打量历史人物的目光似乎是“老百姓”的，但其视点却无疑位于高高在上者一边。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该剧在一个确实发生了革命、并且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走向共和的历史时期，看不到革命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力量基础和人心所向。比如，华侨一向被称为“革命之母”，史实中像孙眉那样“毁家助革命”者不乏其人。但在剧中，即使孙眉也从未显示过有多少革命理想，对于献身革命的弟弟，他甚至没有梵高兄弟那样基于共同艺术理想的理解支持。他之所以一次次卖牛、卖牛犊，以致卖农场，只是迫于兄弟亲情。普通华侨对于革命的捐助似乎更是仅出于最朴素的怜悯同情。剧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阿婆向已经站了3天而无人理会的孙中山捐了5美分，边捐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孩子，我说你就别闹了！你这么年轻，身体又挺好，你还不如去找个正经活儿，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而孙中山立即把5美分命名为“革命捐款”，把捐款的阿婆称为“ 革命阿婆”，并说，檀香山共有25000名华侨，每人捐5美分，就够发动一次革命起义的。如果支持革命的爱国华侨就是这样一些“革命兄弟”、“革命阿婆 ”，那么所谓革命就几乎是一场骗局，它不过是少数异想天开者利用善良华侨的血汗钱买通“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而进行的一次一次的“谋反”，它的成功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样的一种推想逻辑既动摇了孙中山作为“共和国之父”的合法地位，也动摇了他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地位。这莫非就是《走》剧的“新历史观”向人们暗示的？

　　这样的暗示借助形象的电视语言传达出来，可以对人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形成长久的影响。有些细节，即使明知是有悖史实的虚构，但通过视觉语言的放大效果，仍会深深地钉在观众的心上，挥之不去。比如，剧中所表现的革命党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由于走漏消息，革命尚未发动时就被清政府发觉。在围捕清兵来临之际，孙中山的表情竟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无所谓”，仿佛起义不过是一场儿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撤吧。”并在撤退时弃党旗于不顾，致使旗帜设计者陆皓东因回去取旗而被捕牺牲。再如，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曲罢焚琴，慷慨赴死。接下来的情节却是，康有为在未为告知胞弟康广仁和最亲密弟子梁启超的情况下，独自出逃。这样刻意的情节安排，再加上电视镜头对演员表情的强化渲染，会自然让人产生一种可怕的质疑：被质疑的不仅是领袖的个人品格，更那些年轻纯真的追随者的牺牲价值。谭嗣同们的含笑引刀是否死得其所？谁付出了青春和鲜血，谁获得了政治资本？其中的现实所指几乎不言而喻。《走》剧的观众大部分已从青年步入中年，对于他们来说，“六四”不仅是需要被忘却的记忆，也是需要被疏导的记忆。如何能令其心平气和地接受当年神圣美好的情感体验在“理性”的天平上不过是一场荒唐的胡闹？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这样一种“青春被误导”的叙述。这种叙述背后那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更会使青春故事中没有革命记忆的更年轻一代，从意识深处拒绝革命。

谈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营造不能不谈到中央电视台。《走》剧在中央电视台被“隆重推出”时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不但连续一个多月每晚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还计划在播出一半以后陆续在一套下午时段和八套晚间剧场时段联动重播。也就是说，从4月9日到6月20日左右，央视至少要将此剧重播三遍，连播时间长达70天。这在央视电视剧的播出史上是第一次。虽说央视之所以对这部电视剧如此“厚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该剧的广告权全部被央视“包下来”了，央视希望通过破例的播出方式打造“广告航母”，据说该剧的广告价格也比平常翻番（注：见《滚动播出央视主打〈走向共和〉》，《北京晨报》2003年3月12日。）。但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央电视台来说，经济利益直接连动的是宣传效果，如果真按此计划播出，《走》剧的覆盖率和辐射力估计将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准确地说，《走》剧不是被央视包下来的，而根本就是央视预订的产品。在该片策划前期，央视就有负责人积极参与，拍摄期间就以每集75万元的价格将所有权利卖给了央视（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 日。）。也就是说，该剧如果不能按计划播出，经济损失将由中央电视台自己承担。

　　央视肯出大价钱预订一部“鸿篇巨制”，至少在两点上对这部电视剧有信心。第一，它必须“政治上正确”。第二，它必须有高回报。《走》剧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的信任当然是凭借电视剧《雍正王朝》为它的出品公司——北京同道影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赢得的信誉。“由《雍正王朝》原班人马打造”——这也是该剧最抢眼的广告词。《雍正王朝》的艺术质量自不必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其“政治质量”。该剧不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一群呕心沥血的治世能臣，而且，充分展现了为政者、改革者的艰难，从而调动起人民自觉自愿地与政府“分享艰难”。《雍正王朝》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形式的“主旋律”的作品，当然，创作者身手不凡，润物细无声。在《雍正王朝》之后，其导演和主要演员纷纷进入《忠诚》、《突出重围》等“主旋律”电视剧的拍摄，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为了保障“政治上正确”，《走》剧至少设置了三道安全保障设施。首先，选题的最初建议策划者，非权威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即政府宣传系统的高官，他们的政治常识感应可保证《走》剧的主体方向不错（注：据《走》剧主要投资人刘文武介绍，该剧题材的选定主要采取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的建议。郑佳明后成为《走》剧的总制片人之一，高建民为出品人之一。参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其次，两位编剧（盛和煜、张建伟）均屡获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他们的创作风格将保证《走》剧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符合“主旋律”的基调。除此之外，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加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分寸把握上的微妙性，该剧还专门聘请了文选德（湖南省委副书记）和李牧（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便被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仲呈祥、李准的手上，由他们对剧本进行审读，提出的意见及时被反馈到编剧手上。如此反复，经过4次重新修改以后，剧本终于获得通过（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

　　如此不厌其烦地介绍《走》剧的创作“内幕”，主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走》剧虽然不是按“主旋律”计划创作的作品，但也不是按照一般商业规律和艺术规律制作出的“寻常”作品。由于央视在广告上特殊的垄断地位和作为 “主旋律”传播主渠道的政治地位，被它预订的作品必有其特征和特权。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走》剧只是一部由民间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它所持的历史观应该也是多元历史观的一种。但实质上，由于它与央视的结盟，其覆盖率和辐射率是任何一部不能获得“破格”待遇的其他作品难于争锋的。这种“官方”与“民间” 联合的方式不失为增强“主旋律”实际效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走》剧虽然声称“挑战官方教科书”，但却未冒犯现行文艺政策的审查标准。不少人认为，像《走》剧这样的电视剧能在中央电视台堂而皇之地播放，显示了文艺政策正进一步走向宽松多元。事实上，真正放宽的不是政策尺度，而是“主旋律” 的定义内涵。近年来，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的评奖标准，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也都越来越强调收视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更主要的原因是，只有确实“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主旋律”文艺的作用。《走》挑战的只是于官于民都已相当过时了的“老主流”，它应和的则上下认同的“新主流”。对于“新老主流”之间隐含的冲突，主创者也很清楚，并做了一定的“艺术处理”。在《走》剧的VCD、 DVD封面以及所有的宣传招贴上，从来都是孙中山雄立中央，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环立其下，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然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之中的游戏规则，是包括普通观众在内的“各方人士”都能心领神会的。

　　然而，《走》剧最终仍然触礁（注：由于“观众对该剧中历史人物形象争议过大”，《走》剧连播3遍的宏大计划不但未能实现，甚至在央视首播未完之际就被迫紧急“整容”——对未播出部分重新剪辑，同时加快播放进度，草草收场。）。如果没有什么外界难以知晓的原因的话，其反对力量估计仍来自“老主流”，这与该剧题材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它所叙述的“走向共和”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史，它所挑战的“教科书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领导权的合法基础。这套历史观至今仍写在教科书上，写在各种文件报纸上。从前面提到的有关部门曾两度召开研讨会辩驳澄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举措来看，“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如果被“上纲上线”，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上纲上线 ”的社会力量也还存在。《走》剧虽然采取了一些预防手段，而一旦争议过大，原本模糊隐含着的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昭然若揭，使政策管理者陷于尴尬。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网民”的声音是最巨大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网民被视为观众的“直接代表”，如果说以往报刊对“民意”的传达有“代议制”的意思，在网上直接发表意见，则有点“直接民主”的味道。正因为是“直接民主”的，所以它是难以预料的，也难以控制的。《走》剧主创者在该剧“落幕”时称，虽然“ 预见有争议，但没想到争议如此之大”（注：见《〈走向共和〉昨日谢幕 总制片人：争议可以预见》，新浪网 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32150085.html。），恐怕正与对网民力量估计不足有关。在《走》剧的热播、热炒，及至最后被停播的过程中，网民意见的作用真可以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来形容。大部分网民其实是为该剧叫好的。他们的叫好既是对该剧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该剧“新历史观”的赞同，这正是这部“观点戏”得以“出世”赖以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在叫好声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音——其中既有痛斥批驳声：历史不容颠覆，也有满怀狐疑声：历史真是这样的吗？还有幡然觉悟声：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学生们的“觉悟”声，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有关的政策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近期修改教科书的计划，恐怕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相对于“网民”的出场，在有关《走》剧的风波中，还有两个缺席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是文艺政策把关者对《走》剧定性意见的缺席——目前的处理方式只是停播，至于为什么停播？哪些历史观存在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另一个就是知识界，尤其是倾向于“激进”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的缺席。专家学者们对《走》的批评大都局限于史实辨析，或立足于官方正统的历史观。对于《走》剧这样一部以“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为主导的“民族大戏”，缺乏一种在学理史识和观点立场上都足以与之对抗的批评，至少是力道不足。如果说，政策制定者不予“说法”，体现了当前文艺意识形态的含混性和微妙性，知识分子的沉默寡言原因何在？是否只是如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学者不看电视剧”？

前不久，留德博士刘涛把他的大作——《债务帝国，虚拟经济和美国霸权软着陆》贴到了网上。我觉得有必要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一个回应，他是花了些功夫写的，相当专业。因为国内互联网上有关“割股奉美”的讨论异常热烈，官僚买办阶级的御用笔杆子也好，国家经济决策层内的经济顾问也好，新生剥削阶级和国际金融寡头的代言人也好，终于有人坐不住了。刘涛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表达了当今中国政府的决策立场，也反映了信奉世界经济大循环理论的中国主流经济专家们的“学术”观点。不客气地说这篇东西的观点和立场是极端错误的，它所反映的是西方金融寡头的虚拟资本主义经济霸权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当然也就代表了其中国代理人——买办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

刘涛的这篇文章有四大看点：（一）刘涛怀着业内人士的专业赞赏对美国债务帝国和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字里行间泛溢着不禁的赞叹，仿佛在欣赏一个江洋大盗如何技艺精湛地盗走了别人的财物，其间一点也感受不到中国人民身为一个被盗者的痛苦。（二）刘涛认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归功于中国倚靠了美国这个债务帝国，中国是金融霸权虚拟经济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美国，道理很简单，没有老鸨逼良为娼，姑娘们会饿死街头。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就活不下去（似曾相识的论调，实在叹惋历史的重复竟是如此的活灵活现！）。（三）刘涛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不要扯上意识形态，不要提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不要陷入“爱国/卖国的二元思维”，并把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的民间那纤弱的呻吟指责为民粹主义。他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审时度势的战略家，只有他们才看懂了世界政经形势，鄙视别人都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企图挑战世界的盲动而狂热的“草根”。（四）最后刘涛侃侃而论中国的处世之道：中国必须依附于某个世界强权才能发展，必须继续走“傍大款 ”的发展道路。美国最强大，中国还不能“跳码头”，更不能特立独行，与其被“统一强大的欧盟”强奸，一样被捅了台独藏独的私处，不如从一而终地伺奉美国。刘涛把猥琐庸俗当作高瞻远瞩，这种市侩的心态与眼光简直令人叹服得无以复加。

通篇读来，刘涛阐述的观点没有什么理论深度，他唯一提到了“世界经济大循环”这个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最时髦的东西。我将在拙文的第三段讨论一下这个“理论”，现就刘涛的几大论点发表我的看法如下：

一、 债务帝国和虚拟经济的本质就是掠夺

二、 中国劳动人民的奉献与牺牲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 大循环理论的实质、陷阱和政治后果

四、 精神废墟中的经济改革只能葬送民族国家的未来

五、 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环境下的独立经济体系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础和保障

刘涛所称谓的债务帝国和金融资本义的虚拟经济，其本质就是通过不等价交换、空币和恶意赊账等剥削、偷窃手段对全世界进行财富掠夺的霸权主义经济，它是一种文明的罪恶，它把不劳而获发展到了极致。可是很多包括刘涛在内的财金“专业人士”，将这种人间罪恶视为经济发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而对之顶礼膜拜。如何看待这种“虚拟经济”，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堕落，是金融的发达还是金融的毒瘤，这决定于判断者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所在。劳动阶级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对此有着截然对立的立场。我们现在不愿意提“阶级”这个概念，也回避讨论“姓资还是姓社”，以为用一个“和谐社会”就可以模糊立场的界限、掩盖矛盾的存在。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既不能模糊也无法掩盖针锋相对的现实。一个身着价值4万元行头的女人和一个为了40元丧了命的女人之间是不会有“和谐”的。一个辛勤劳作了一整年还不能果腹的男人和一个空坐在电脑前十分钟，用键盘敲打一串串数字就得巨万财富的男人之间也是不会有“和谐”的。这种立场的对立曾无数次地激化成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间的暴力冲突，乃至由阶级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因此，“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人恐怕再也不能回避对这个问题了。

我们只有在上层建筑的高度找到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找到答案。例如，多年来国内经济运行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痼疾：一松动银根，得到刺激发展的不是国内中小型民族企业和内需市场，而是股市、房地产的投机和市场的泡沫化，以及随波泛起的金融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猖獗。一收紧银根，大批企业生产和发展就举步维艰，国内市场跟着急剧萎缩，成为首当其冲受到压制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为企业生产服务还是为投机敛财服务，我国金融事业的宗旨是鼓励劳动致富还是鼓励不劳而获。解决了这样的根本问题，我们才会有正确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同样，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到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掠夺性，才能帮助我们积极摆脱债务帝国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经济枷锁，才能最终结束劳动人民再次遭受的金融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

刘涛在他的论述中强调：过去20年来，是以美元为结算体系的美元货币贸易圈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可能，中国只有像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依靠美元这个“敲门砖”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刘涛提醒我们特别牢记，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带动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因此“我们今天在反思美元贸易弊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首先是美元国际贸易圈的基本受益者，正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和美国市场对全球的拉动力量才能带动包括欧、日、中和其它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一句话，就是要我们“饮水思源”，要对美国债务帝国感恩不尽。

刘涛的这个观点反映的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认识，当今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黎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凡夫俗子可能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对此我感到了最深切的忧虑。中国的发展“非外贸莫兴，非美元莫尊、非美国莫依，非大循环莫为”，这样的经济发展观三十年来一直占据着中国的上层建筑，潜移默化地左右了中国的政治、外交及社会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公民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涛的观点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印记。看不到劳动创造财富是刘涛观点逻辑错误的根本所在。他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时只看到中美贸易的过程表象，而对贸易过程中被廉价出卖的中国人民那巨大的、被奉献与牺牲所浸透了的劳动却视而不见。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拿什么去市场上做贸易？美国的市场不只对中国开放，美国也不专跟中国做贸易，为什么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这些人口同样众多、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的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美墨贸易额1996年就超过了中美贸易额2003年的水平，照理说美国的乳汁也像哺育了“包括欧、日、中和其它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经济体”那样，早就该哺育墨西哥的经济茁壮成长咯？可见，刘涛认为中美贸易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什么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回到了“谁养活了谁” 的根本问题上。观察同一件事务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出发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这决定于观察者的阶级属性。劳动阶级认为劳动养活了自己，剥削阶级的观点则认为对劳动的赎买养活了劳动者，于是剥削有理。（至于劳动的赎买过程中是否会发生或存在剥削，目前一些反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人们，比如上海的黄佶等出来否认。这些因运而生的半吊子“理论家”们认为，工人只有为占据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劳动才出现劳动剩余的情况，剩余价值是机器、资本等生产资料所产生的，资本家拥有这些生产资料，因此资本家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是合理的，不是剥削。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这种剥削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容我后述。）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决定于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于制度的出发点基于什么立场。国家经济政策及其他社会政策其宗旨是扶持劳动还是扶持剥削也由此而决定了。在开放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其他各项经济政策，到底是服务于作为劳动者的中国人民还是服务于作为剥削者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同样决定于中国领导人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美贸易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养活着中国人民，还是中国人民的劳动在养活着自己。这是不容混淆的根本性的问题。

把中美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深一步的展开，我们还应该看到，跨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建厂或购买中国商品等等所有这些经济行为的唯一理由和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利润，即以最低的代价、付出最低的劳动力成本换得最大价值含量的商品。拿中美贸易来说，美国资本家们之所以能在中国达到他们的经济目的，是因为中国一面为美国资本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和最低成本的生产资料，另一面提供更多的产品附加价值。那么现在我们要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廉价劳动力哪里来，二是被跨国资本赚取的更多的那部分价值是什么，以便从中了解中美贸易过程中所交换的到底是什么，又是谁养活了谁。

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所需物质条件的总和，它由劳动者人口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双重决定的。劳动人口虽然多，但生活优裕，劳动力价格是不会低廉的。社会生存条件越差，劳动者生活要求就越低，劳动力价格也就越低。英国圈地运动让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产者，他们的生存条件变得恶劣，生活变得艰难，这样就为城市工业资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虽然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为跨国资本提供了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中国能保持长达三十年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单靠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众多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被人为地、长期地压制在最低水平。国企私有化运动又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废止又使失业者的生活雪上加霜，生存更加艰难，这样就为外贸企业和跨国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可见，中国劳动者生活受到社会政策的压制，是跨国资本在中国长期获得廉价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向外输出的产品中所含的价值，看看跨国资本家从中赚取到了什么。先介绍两对概念：产品与商品，本值（Worth）与价值（Value）。商品就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农民种粮自食，此时的粮食只是产品，当农民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换成其他物品或货币时，粮食才成为商品。本值内持于产品，是凝结在产品内的使用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即劳动价值）和生产资料消耗的总和。价值则外附于商品，是市场交换对产品本值的价格体现。在产品转变成商品的市场交换过程中，本值往往不能被价值真实体现，价值也常常不能准确反映在价格上，于是就发生本值到价格的两次市场背离，即价值对本值的背离，价格对价值的背离。在市场泡沫化、供需失衡的卖方市场、流通过度及商品垄断的情况下，市场出现正向背离：价格高于价值，价值高于本值。反之，在流通不足、供需失衡的买方市场，市场垄断的情况下则出现反向背离：价格低于价值，价值低于本值。

市场经济环境下，谁控制了市场，谁就决定了市场背离的方向。国际政治所围绕的中心，归根结底就是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即对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进行垄断，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实质。过去八年，国际石油价格在美国的垄断操纵下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到每桶140多美元，这就是国际原料市场正向背离的实例。但是，中美贸易中则出现严重的反向背离的情况。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价值大大低于产品的本值，产品内所含的劳动价值和生产资料成本得不到价值与价格的体现。拿服装出口做例子，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服装，其使用价值相等，劳动价值相等，作为生产资料的布料和机械成本相等（因为中国用进口的布料、用进口的设备制造），所需平均劳动时间相等。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的价格就比美国制造的价格低8到10倍？最简单的答案第一是中国工人的工资低，第二是中国工厂营运成本成低。

先看工资部分。中国工人工资低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我前面已经讨论过。二是我们一直在把劳动力成本取代劳动价值，而劳动价值根本就没有被计算到产品价值中去。布料和机器放在一起是不会变成服装的，关键是工人的能动参与使布料产生了新的使用价值。这种增值过程所体现的就是劳动价值。在雇佣关系下进行劳动的工人具有劳动主体——人（即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双重身份，但他们只被雇主当作可以被其它生产资料，如自动化机械设备取代的生产资料，因此，工人的劳动价值是完全不被资本家承认的，讲得直白点就是：“不把工人当人”。工人工资只是作为生产资料成本对劳动力进行偿付，而不包含偿付劳动价值的部分。这样中国服装产品内所凝结的劳动价值被湮灭了，或被剥削、被无偿输往了美国。

再看工厂营运成本部分。生产资料的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价值因上述各种原因被低估的情况已毋庸置喙，必须指出的是间接成本价值则完全没有被估算，包括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这是财富增值最根本的要素，是劳动潜能的源泉。可是，这些成本价值完全没有被体现在中国外贸产品的商品价值和出口市场价格上。不仅如此，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贸易增长还盲目引进生产严重过剩的夕阳产业（国外的社会成本被转嫁到中国社会）、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型产业、污染严重并不易治理的产业等，使得价值向外无尝输送的情况变本加厉，中央政府出口退税政策又鼓励了这种耗竭社会劳动潜能，扼杀价值再生循环的自宫性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阶级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默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而中国政府以资源环境的耗竭为代价为西方市场无偿输送了无以估量的劳动价值财富，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提供了便利，并因此让中国息方法多国家肩负起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此刻，我觉得刘涛认为没有美国这样的债务帝国的“虚拟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劳动人民摆正心态被美国剥削和掠夺的观点已经变得毫无人性了。要求回答：美国的市场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熟轻孰重、是注资拯救美国的赊账消费重要还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重要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轻描淡写。而更令人感到沉重和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以外贸，特别是对美贸易为导向的、灭杀民族创造性、断绝社会财富再生循环的经济道路还要走多远，还能走多远？！

刘涛在他的文中提到了“世界经济大循环”，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大循环理论指的是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分工体系内、不受国家主权制约、以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所进行的流动和转移。帝国主义在殖民时代靠炮舰政策来掠夺世界，1970年代以后靠的就是这个大循环理论，即国际资本在与之相配合的货币政策推动下，辅以旨在控制、演变和颠覆主权国家所展开的军事外交和地缘政治来对世界资源、产品市场和劳动进行空前规模的掠夺。被国际金融寡头操控的世界贸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就是专门从事世界资源和财富掠夺的国际性金融贸易机构。

其实大循环理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的政治本质就是殖民主义，它的经济本质就是国际垄断。它不过是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时期的翻版而已，差别在于，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靠船坚炮利来推行这种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新殖民主义和超级帝国主义则是靠国际资本输出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输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国际分工”和“自由流动”是利益最大化所必要采取的手段，不单是受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苏联当年也想要逼迫中国承担“国际分工 ”和生产要素在华约国家内流动（故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主席一口拒绝了。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出现社会分工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这种社会分工就成为了国际分工，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则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流动。于是对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循环往往是一个经济陷阱。在国家主权保护下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内，社会分工和生产要素流动是总体平衡的，虽然在社会的某一个局部会出现不平衡，例如因剪刀差而形成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但合理有效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可以做到给农民利益补偿，不会有生产要素被外来资本垄断而导致流失的情况。但是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大循环”就不同了。

首先，生产要素的流动一定是在一个被发达国家垄断了的贸易体系内进行，即在一个被垄断了的市场中进行不等价交换，造成生产要素配置开放性的不平衡和生产要素掠夺性的流失。例如，发达国家通过价值被高估的工业品与被价值低估的农矿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掠夺性地造成不发达国家生产要素严重流失之后是绝对不会返还经济补贴给不发达国家的。

其次，这种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一定是在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和受控于西方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中进行，其结果是不发达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所得又遭受到二次掠夺并陷入难以脱身的货币圈套。中国近年来就深受这种二次掠夺和货币圈套的折磨，一方面经常项目的贸易所得被美国债券截留在外，无偿地维持着美国的挥霍无度，而国内儿童念不起书、老人看不起病，矿工们为了每月20美元的报酬成百成百地丧了命。另一方面，美国一手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手连续降息，导致国际游资大量进入中国套利，迫使国内货币过度投放，房地产和股票投机市场严重泡沫化，造成国内市场物价飞涨。中国为了控制美国转嫁进来的通胀，不得不提高利息，一边打击了国内企业生产，一边吸引了更多地国际热钱，资本项目账面出现更大幅度的盈余。紧接着美联储让美元不停地贬值，结果中国美元储备大幅度增长，又大幅度贬值缩水，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被掠夺。

再次，大循环体系中的国际分工最终将导致国家民族的国际生存方式的深刻改变，使得国家经济畸形发展，失去经济再生循环的能力而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体，国家便从一个完整的系统蜕变成为一个单功能的经济器官。当人们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们不要以为很自豪，实际上是很悲惨的。想一想两百年后，当中国国内的生产要素耗竭之后，这个功能器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国际分工异化了两百年的中华民族也就在世界上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了。老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单一殖民经济就是更早的国际分工的先例，它是今天非洲许多国家战乱、贫困和极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或许有人会说，英国和美国当年也都曾经是“世界工厂”，但别忘了，英美成为世界工厂时，世界的资源和产品市场是被英美控制的，他们不是在为别人“打工”。而今天中国什么都控制不了，只能为别人 “打工”。一旦要跳出他们的控制，去非洲开拓资源、发展市场，就立刻招来围攻。达尔富尔问题和最近石油工人被绑架杀害等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能否认识大循环理论的实质，能否规避大循环的陷阱，这是关系到百年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推行“世界经济大循环”，是以维护美英为首的西方虚拟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和体制规则为前提的，是以削弱乃至摧毁其它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为后果的，其本质就是在全球范围推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以说，“世界经济大循环”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

三十年来，在大循环理论和自由经济理论指引下，中国以美元为目标货币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正是这个改变才为美国超级债务帝国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资源可能。正如刘涛指出的，中国的“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中国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三十年来，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蜕变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执政党蜕变成为剥削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正是这些蜕变才为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发达提供了政治保障。执政者，尤其是地方当权者已经与本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结成利益攸关的政治经济联盟，虚拟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也就有了行政和法律的保护；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放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诉求，事实上已把台湾交给美国托管，并且对美元本位的经济体系和西方政治秩序无原则、无条件地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正是这些国家基本策略的改变才为美国全球金融、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巩固与延续提供了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正如刘涛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这恐怕也是今天中国的买办官僚阶级、新生剥削阶级甚至共产党领导层决大多是官员的肺腑之言吧?

由此可见，中国三十年政治经济改革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在国际上协助和支援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空前壮大，也在客观上刺激、助长和纵容了债务帝国虚拟经济的“发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认为中国过度的美元储蓄助长了美国资产价格泡沫。可是，刘涛却引以为自豪，他不无赞赏地论道：“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在国内，三十年的政经“改革”抚育了地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期发展形成严重威胁。这些地方官僚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相助为虐，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进行无情的盘剥和掠夺。以例为证：地方政府扶助跨国公司以其规模、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国内市场进行垄断，不仅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造成整个国家和居民的福利损失，以及国民资源与财富的大量外流（对此国家毫无任何法律法规加以制约）。目前中国的外资垄断很多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吃里爬外，人为打击民营资本，却极力保护外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收益，帮助跨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社会财富。2002至2007这5年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100万。外资企业的平均税率是17%，而民资民企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则需要交平均33%的税。在国内已开放的任何行业，排名前五的都是跨国企业，不是因为它们财大气粗有竞争力，而是国家引进政策让它们降低了一半的成本。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与外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随后将巨额赃款汇往国外私人账户。这就是大循环理论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中国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最彻底、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的国家。

改革家们带给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拿中美两国经济作一个比较：以1959年为基点，美国用了49年，到2008年不变价GDP 增量为4.9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6.6倍，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再以1990年为基点，中国只用了16年，到2006年不变价 GDP增量4.7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2.6倍，每年超额货币发行速度为10%，是美国的2.8倍。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到 34.5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4.3万亿美元，而当年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可是美国同年货币M2存量相当于GDP的55%。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3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泡沫化的程度比美国严重3倍。可是控制着世界货币、人口只有中国1/4的美国要比中国有更大的周旋空间。美国在以中国1/3相对货币规模的基础上，都已经形成了超过GDP两倍的股市泡沫，以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中国仍以每年17%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加着货币存量，比美国快3倍的速度在制造着泡沫，也可以说，中国经济走向危机的速度比美国快3倍。看看北京上海两地市中心房价已经达到10万元人民币/每平米，而两地城市居民平均支付能力还不到这个价格的1/20。就是这样的房地产“繁荣”在支撑着地方财政和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收益。当不可避免的崩盘一旦到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串通银行和房地产商，反过头来拿这个大泡沫挟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威逼央行托房市。他们为了保住投机暴利，不惜给国民经济绑上更大的定时炸弹，其做法与刘涛在他的文中鼓吹救美国债券市场的“软着陆”主张如出一辙。

这种靠炒房市和炒股市来制造经济繁荣假象的做法，是效仿了美国9/11后的经济政策。进入21世纪后，美国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超级帝国的设想，着手控制世界能源和欧亚大陆地缘要冲，为此摆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网络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这个昂贵的计划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亮点，于是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内连续7次降息，紧接着就有了2003到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繁荣”就是这么制造的。然而美国经济最“繁荣”的部分并非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而是房地产连带起来的资本市场。繁荣的秘诀就是“资本化”运作，即将债务资本化，将风险资本化。所谓资本就是能产生价值的价值，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资本化就立即有了市场价值，就可以变“钱”，就有了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家们学这一套东西特别快，亏损再严重的公司只要经过资本化运作，把它抛上股市，就立竿见影地赚起钱来了，于是股市火爆，全民炒股，好不繁荣。城市中的一块居民住宅区根本生不了财，一抵押出去马上变成资本，上亿的银行贷款就落入了地方官员、银行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于是强行拆迁等各种恶行恶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房价也在就居民的怨声中不断飞涨，好不繁荣。这次改革家们又看中农村的土地了，又要将它资本化流转起来生财，又将有新一轮的“繁荣”被制造出来，三十年改革的成绩榜上又将有一番新的景色。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贫穷地区的官员去经济发达地区考察取经，发现夜晚挂着红蓝白三色条旋转灯的理发店生意实在火爆，于是亲身体验了似乎是最赚钱的行当，回到家乡如法炮制发达地区的致富之术。结果他家乡新开张的几十家理发店里没有一把理发刀，店里全都却坐着一堆不会理发的卖淫女。中国的改革从美国搬来的很多就是这样的制造着繁荣景气却不务正业的理发店。可是发达地区的理发店至少还懂得理发，美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还能孵育朝阳产业，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是一个敛财的骗局，一个制度化腐败和社会危机的放大器。

中国的另一个经济泡沫就是环境和资源负资产，情况同样可怕。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受污染民众的医疗费用逐年加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出超了GDP增长，造成社会总资产的隐性负增长。从比较优势来讲，在被西方垄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上，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只能是在比较劣势下生产。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抵消不了环境治理成本的增长而形成实际负债的后果。这种追求产品出口、追求美元的经济发展道路让中国自然资本损失更加惨重。……经过三十年毁灭性的开发……把环境和资源的成本损失和追加投入计算进去，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已经是个负数，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储备也难填补这个沟壑。朗咸平教授指出：“中国的下一代会很惨”，这决不是在耸人听闻。

处在严重危机下的中国，其经济已是身陷囹圄、进退两难，其社会已呈现累卵之危相，阶级对立日趋激化。这个现象决不是一个专业决策的技术性失误或客观条件的不济等说法就能解释的了的，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主体意识形态的崩溃，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政治上，决定经济政策的执政党对自己信仰的叛变，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颠覆。正因为当年流行资本主义“补课”一说，中国才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才会拥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正因为共产党成为“三个代表”而不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受跨国资本的剥削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资本家都可以入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才得以控制人大，私有财产才得以“神圣”地进入国家宪法的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土地才得以被官商合法买卖。“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也正因为官僚阶层成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和跨国资本的代理人，跨国资本的利益才高于民族利益，国家的统一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让位于中美贸易，让位于“国际正常经济秩序”，让位于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和谐世界”。

文化上，改革家们崇尚“重商主义”发展观，民族文化的价值依皈由此发生巨大转变。正因为“不管黑猫白猫”地走重商主义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华民族才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才会泯灭良心地造假、贩假，把民族智慧出卖给贪婪；正因为“无商不活”的致富观被推向极端，今天中国可耕土地资源的流失才到了危及后代生存的地步；正因为“唯商为贵”，从农村到城市才会“热闹得楼上是棋牌赌馆，对面是妓馆”，街上买毒品如同买香烟一样方便，“有奶便是娘”才成为社会的实用道德准则。

这次金融风暴揭示出，美国的经济成长已经丧失了依靠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结构。美国经济繁荣靠一虚一实两头拉动。实的一头就是依靠挥霍和浪费来刺激消费，以保持经济增长。美国的社会消费已经严重依赖海外，靠刺激消费维持繁荣的政策也已走到了尽头，这次房贷危机便证实了这一点。虚的一头就是靠广义货币存量放大和异化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赌博所支撑起来的虚拟经济，又通过虚拟经济来剥削中国的实体经济，将中国的贸易顺差重新回流到美国。这个体制的基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似乎已发生了动摇，向未来举债和向世界举债的债务经济政策应该是难以为继了，可是中国的鼎力相助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本来，美国具备雄厚的科技实力，科技创新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严重透支了科技创新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拉动的战略储备。美国事实上已是一个破了产的国家，债务帝国已经穷途末路，但是美国是不甘于衰落的，是不会像刘涛无知的幻想中所期待的那样“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走下霸坛，让中国“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美国将更加诉诸于对外扩张和掠夺来寻找经济增长点，因此美国将在政治外交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用它的“普世价值”垄断国际政治思维；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一连串的战争便是这种扩张的硝烟；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寡头对资本市场和货币的操纵，而全球范围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以及紧随而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对“受灾”国的“紧急援助”、“紧急贷款”正是美国攻陷一座座城池的金鼓之声。

中国今天的当权者对西方虚拟经济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美国债务帝国的衰落趋势缺乏历史的判断，对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侵略性和危险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事业缺乏坚定的信念，却只是肤浅地看到一定历史阶段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世界表面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富裕，于是抱着机会主义的投机心态，彻底抛弃了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竟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带领自己的国家“接轨”、“融入”一个不断制造着灾难的经济体系，还孜孜效仿美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向本来不得其门而入的“狼外婆”们拜师求教。不少像刘涛这样的“专家”、“学者”更是以他们空妄谬伪的说教让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歧途，不仅在政治上把中国的发展绑在了掠夺者的战车上，而且在经济上把中国的资源、环境、社会财富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变成了美国债务帝国的殉葬品。

经过三十年的“伟大改革”，一个“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又屈膝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口口声声要崛起的大国，其国民经济70%依赖于美国和西方消费市场，因而变得如此脆弱。刘涛在他的文章中对此更是毫不讳言，“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帝国寿终正寝”而“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顾广东、浙江数万企业的倒闭潮，又继续增持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超过连续减持美元债券的日本而成为“破产帝国”最大的的债权人。改革家们三十年来的“伟大杰作 ”就是让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跳上债务帝国的“贼船”，与之同沉浮、同生死。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能接受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成果”，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开放”。

我们与改革家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于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西方金融寡头操控下的所谓“世界经济秩序”，也就是这个以美元为本位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个西方金融寡头营建了数百年的垄断体系是不合理的。改革家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这个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体系是不公平的。改革家们认为是高效率的；我们认为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依赖于西方体系，国家将永远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改革家们认为只有引进西方的体制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即使依赖也在所不惜；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民族才有发展前途。改革家们认为必须尊重和维护美国方的经济霸权中国才能有前途；我们认为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应该以我为主，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秩序，并对此充满信心。改革家们认为不可挑战现有的西方经济秩序，中国的发展应该融入或归化到西方的体系中去。

如果说到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要比中国进行得更早，也更彻底。但是今天世界南北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是越来越小了。这些不发达地区国家的问题几十年后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引进经济，GDP持续增长。欧美国家把他们的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的能源、汽车和电力工业等等。最后拉美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只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西方国家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或一旦西方发达国家把加工产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便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拉美国家同样悲惨的道路，呈现出严重的“拉美化”倾向：贫富悬殊扩大、金融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国民经济中对外资依赖型经济比重达到70%。

《孟子尽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就是行将倒塌的墙，知天命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美国债务帝国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在经济上是一堵行将倒塌的危墙，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掠夺者眼里，无国界的掠夺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掠夺。世界上凡是发源于游牧民族的文化都有这种“亡其国、灭其族、夺其物”潜意识的惯性遗存。嗜杀掠夺的本性，虽经数千年的进化，始终还渗透在他们后裔的现代行为中。如同食肉动物那样，他们的生存竞争的方式就是咬断你的脖子。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行径已将这种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崛起必然无法回避这个血淋淋的斗争，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着眼点。而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杀子伺虎，断续绝嗣 ”之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不是在追求三五十年的“暴富”或诸如此类的“经济奇迹”，我们是要为沉沦了五百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后一千年历史的延续立命。

撒切尔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与邓XP的翻案风构成了完美的双螺旋。

无派的这个总结说到了点上。

绿票子革了黄金的命，中国精英革了工农的命。70年代末开始，这两股势力遥相呼应，在美国部分颠覆了progressivism 自FDR开始四十多年内的制度建设，在中国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拆得面目全非。

撒切尔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与邓XP的翻案风构成了完美的双螺旋。

David Harvey 在他的《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谈到了相似的观点。

p120:

These reforms would not have assumed the significance we now accord to them, nor would Chlna's extraordinary subsequent economic evolution have taken the path and registered the achievements it did, had there not been significant and seemingly unrelated parallel shifts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world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world market worked.

p151:

China, we may conclude, has definitely moved towards neoliberalization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class power,albeit 'with distinctl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itarianism,the appeal to nationalism, and the revival of certain strains of imperialism suggest, however, that China may be moving, though

from a quite different direction, towards a confluence with the neoconservative tide now running strongly in the US. That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future.

这个双螺旋的时代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三位扛旗人物都罹患老年痴呆或帕金森氏症，其中两人已经作古。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没有处女地了，中国的改革也已经到了触农田私有这个雷区的地步。双螺旋就要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