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 -- 史文恭
英雄的身边没有了生死兄弟相随的时候,东哥也心虚气短了,虽然到死不肯自认.
史君的的这个议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议论也对,毛爷推崇的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毛爷出道时,除了理想、热忱和天份,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毛爷自有独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梁漱溟对毛爷最后服气的一个理由。
您所引用的,应该就是一个结论或者论点了
而论据,就是前面所描写的各位党政大员们的在“大跃进”中的态度
而“他既没有发动这个运动所必须的经济学知识和实践,又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官僚队伍来贯彻他的目标,更没有一个完备的国家层面的工业体系来实现他的计划”这个观点,本来也就是为“凭借的只有狂热的激情,雷厉风行的命令”这个结论来服务的一个前提。关于前面这个前提我觉得是正确的,但是后面这个结论,略有武断,但是未必错误。
而论证,可能是稀薄了些。
这个论点,只是史兄这个系列中的一个观点,是为描写主席后来的决定和推论出他当时心境服务的。完整的论证它,可能这个帖子的容量还不够。
经济问题在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科学问题,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平衡问题,里昂惕夫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为了合理制定经济指标,康托罗维奇创立了线性规划,这些工具不是拍脑袋就能得到的。
老毛是有诗人气质,所以打仗在行,战争是艺术吗。至于经济问题,他的确是外行,这个也是大家认可的。
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尤其是在有一定倾向性的情况下,更是扭曲得厉害... 更不用说还会有特意扭曲的因素...
如果不了解老彭和老毛的为人,单看这几段对这个场景的不同回忆,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格产生相当自相矛盾的印象...
做这首诗的人叫沈庆之,早在刘宋时期已经死了。毛大概跟陈庆之搞混了。
当时那么大的形势 以毛的习惯 必然精神高度紧张 这时候吃三次药反而起反作用是很有可能的
这件事情,俺又捋了捋,觉得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说,这两个回忆的可靠性:
1,彭总的回忆,有资料说,彭总在庐山会议间有做笔记,对于7月23日到26日的情况有所记述,因此,他对23日与东哥的谈话,无疑是确实的。
2,李锐也是当事人,他也看到了东哥和彭总的谈话,而且是彭总堵住东哥。(但李锐隔得远,所以没听见内容。)
3,万毅中将隔得近,已经听到彭总说话的内容了。---至于东哥的反应,有可能他没听见。
所以,这三个会议都是回忆者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相互吻合,可靠性无可置疑。
另一方面,李银桥和李志绥的证词,:
1,李银桥的证言很早就在权延赤的书里出现了,《比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之类,在他写《周惠和庐山会议》时,距离他披露李银桥这个回忆已经多年,因此在《周惠》这本书里引用时,权延赤特地就这个问题做了辩解。还引用了李锐的回忆,然后让 李银桥反驳。---李银桥是跟了东哥多年的警卫员,卫队长,感情深厚,照说,有为东哥粉饰的可能。但是,他的描述里,一个细节让俺注意,那就是彭总发脾气的时候,在路边小便的罗瑞卿大将被吓了一跳。----如果李银桥是有意为东哥掩饰,似乎没必要加进这个细节。
2,同时李志绥在美国的纪录片《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谈话的时候,人已经到了美国,没理由为东哥遮掩。而他的证词是在拍摄时由本人亲口说的。总不见得他隔着太平洋和李银桥遥相呼应吧。
------所以俺也觉得,李银桥和李志绥的证言不可忽视。
因此,俺倾向于认为,这两个回忆应该是两件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因为值得注意的是李银桥的这句话:“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 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粗体部分,彭总回来的原因,就是:
“就在23日上午散会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
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8.8 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上面的引用,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彭总散会后往回走的原因知道了,因为是周公召见国务院副总理开会,其次,彭总和周公谈话时,明明周公在安慰他,他却粗鲁地说周公”老奸巨猾“,彭总并非不知好歹的人,但这句话却充分表明他当时正在情绪冲动的顶峰,(要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非和周公在私下场合,而是当着其他副总理的面)----所以,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彭总第一次和东哥谈完,(问东哥为啥公开他的信)之后对东哥的回答非常不满意,气呼呼地回去,中途又碰到通知说要去周公那里开会,结果回去路上碰到东哥,就忍不住爆发了,---然后到周公那里开会时,还余怒未消,出口伤人。
----但可惜的是,俺没有上庐山看过到底周公开会的地方,和东哥讲话的地方,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因此以上只能是一个模糊的猜测。请同学们不必以为是定论。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可惜可能很难找到更多佐证了。
周公确实是相忍为党 相忍为国。能够不去计较得失,难得啊。这个人也犯错误,也不是完人。不过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绝对不会有多少人会比他处理的更好了。
彭是粗鲁些,不过估计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习惯。从红军到陕北,他和周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交往历史似乎可以给他这么说话的权利。相信周公对其人也是相当的了解才不会过于介意的吧?
所以说彭总此时大概情绪非常激动。----事实上,纵观整个谈话,如果不是因为彭总刚刚和东哥碰过面的话,作为第三者看来,会觉得彭总实在那个什么咬吕洞宾啊。。
怎么会过了一会儿就主动要找彭总谈呢?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这里应该取彭总的回忆,而不是万毅中将的回忆,
正因为如此,彭总才不爽啊,然后第二次碰头的时候,东哥前呼后拥的,所以就说:“彭总,咱们谈谈吧。。”(可能这时候,彭总的感觉是被“玩”了两次,所以。。。地雷被触发了,“轰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