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刺的玫瑰——保加利亚的历史 -- 生命之歌
在我们进入正题前先讲一个故事：在公元349年，有一些猎人已经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为了得到肉类，他们就走出了他们部落的领地，来到一片荒凉的沼泽地。这块沼泽地今天叫做“黑海沿岸低地”，在那个时候这里要比现在大的多，住在两边的人类都把这里看作是大地的尽头。这些猎人到了这块沼泽地，看到了不远处有一只银色的雄鹿，它正在沼泽地边吃草。已经饥肠辘辘的猎人发现它后立刻就追了上去，不料这只鹿也发现了他们，立刻就往沼泽地的方向逃去了。这些猎人知道，这只鹿已经没多少力气了，只要追下去就一定能追上。可是他们见到这只鹿逃进了大沼泽地，也让他们很害怕，因为进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曾经活着回来。不过饥饿还是战胜了恐惧，猎人们也跟着雄鹿进了沼泽地，他们在一路上都插下了标志，以防回不来。他们一直追了一天，但却总也追不上。等夜色慢慢降临时，他们突然发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坚硬，而雄鹿也不知去向了。他们已经走出了沼泽地，前面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草原。从此以后，这些猎人的部落就一个个的越过了沼泽，进入了这块“新大陆”，他们将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部落就是我们在西方史籍中经常看到的匈人，是他们造成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也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彻底崩溃。那么这些人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探讨了上千年，但一直没有一个定论。笔者认为他们不是匈奴人，而是由多种民族混合的，其中也可能有10%以下的匈奴血统，原因是在大草原上不可能有一个民族是纯种的。
首先，关于欧亚古书的记载。在罗马史中很早就有关于匈人的记载，公元2世纪左右曾有一个民族在黑海北岸出现，罗马人给这些人起名叫“Chonitae”。这些人有显著的蒙古特征，很可能是匈奴联盟的一部分。但在拉丁文中还有一个专指后来的匈人的“Hunni”这个词，很显然那些罗马人也知道这是两批不同的人种。不过在《魏书·西域传》里也记载过“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纳沙……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指王忽倪已三世矣。”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匈奴人向西迁徙，很可能就是欧洲匈人的后代。其实不然，让我们先看一下地理概念，在咸海边的粟特国“去代一万六千里”，这个距离比“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的波斯要近的多，更何况愿在他乡的欧洲呢？另外这段记载是在公元454年，而在欧洲的阿提拉与布雷达则是在公元434年即位的；同时欧洲史籍说匈人进攻东哥特人是在公元375年，我们就慢打满算粟特的每个匈奴王在位30年，那么就是往前推90年，即公元344年，能在不到30年之内到达那么远的地方好像不太容易哦。所以我们把如果说匈奴人去了欧洲这不是于理不通么？
其次，关于语言学的问题。在欧洲的匈人所说的语言比较接近于古鲜卑语。有些中国学者也就根据这一点声称欧洲匈人是中国鲜卑人的后代。但实际上在中国北方有很多民族互相借用词汇，很多词汇都是各民族共有的，所以并不能完全作为一个根据说明他们的传承关系，充其量只是能证明草原诸民族在文化上是相似的。
再次，关于考古挖掘的匈人遗骨问题。在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平原各地都能挖掘到大量的匈人和匈奴人的遗骨。如2003年3名法国人就在蒙古草原发现了90多具匈奴人遗骨，经过从遗骨中提取的DNA分析，这些匈奴人是东亚人的近亲，与欧洲匈牙利人几乎没有半点关系。另外在俄罗斯东欧平原发现的匈人遗骨则表现出典型的中亚人体型，与中国的匈奴人并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的史籍中所在的匈奴人都是身材高大雄伟，体毛很长，有深陷的眼窝和耸立的鼻子，并在头上向右梳着一个辫子，十分清楚的描述出这些匈奴人的可怖。但是在欧洲的古籍中发现进攻东欧的匈人则是体型矮小，体毛稀疏、颧骨宽阔、鼻子扁平，辫子更是左右各一。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民族的特征。
最后，从文化方面。中国北方的匈奴失败日月为神的，他们把各种天气现象都看作是神的恩赐；每当战胜敌人时都会用敌人中的最勇敢者的头骨做成饮器，以期得到那个人的力量和智慧；结盟时要用马血放在酒里一起喝；如果哥哥或父亲去世，儿子或弟弟要娶他们的后母和寡嫂等等。而欧洲的匈人则是信奉萨满教，凡事都要先求萨满进行祭祀；他们从不用头骨作为饮器，而是每过一城必要屠城；儿子或弟弟不许可娶后母和寡嫂；在亲人死亡时要用刀割破自己的面部，使自己血流满面。从这也可以看出两种人的完全不同之处。另外，在他们所携带的器具上也有显著不同。比如匈奴人的马的头部是不加以装饰的，而欧洲匈人的马头上必须要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马头盔等等。
综上所述，欧洲匈人与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完全不同，他们应该是一个民族混合体，打着匈奴人的旗号，一路上披荆斩棘最后到达欧洲的。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当欧洲的阿提拉帝国灭亡了一个世纪以后的6世纪，在中亚的根红苗正的匈奴后裔——悦般仍旧生活的十分惬意，所以可以完全排除匈人是西迁的匈奴人这个假设。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丁零人。在中国的匈奴帝国临近灭亡时，丁零人已经分为了三个支派，一部分与匈奴人为奴，另外的两部分在匈奴北方和西方到处游牧。据《后汉书》记载，在匈奴衰落后，西丁零迁入了阿尔泰山到葱岭附近的土地，可是在后来的古籍中就再也没有记载，很有可能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广泛的西迁了。然后再借用匈奴人的旗号，四处南征北战，与多种民族混合后，失去了民族的本来特征，最后辗转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边境。
这些匈人第一个进攻的是阿兰人。这个阿兰人可不是中国史籍记载的咸海边的“阿兰聊国”，而是在里海西部的另一支阿兰人。他们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了数代，不料此时却被匈人所迫，举族投降。不久后，匈人的眼睛开始盯上了哥特人。
公元365年，第一批匈人来到了巴尔干地区。他们与哥特人相比，虽然在军事上站到绝对优势，但人数太少，仅仅和哥特人打了一个照面，就败退回去了。370年，又一批匈人穿过了沼泽地，他们一改以前的态度，向哥特人示好。他们一方面用自己高超的狩猎技术帮助哥特贵族们赢得荣誉；另一方面还帮助哥特人镇压西逃的阿兰人。这个举动一下子就获得了哥特人的好感，马上就同意他们作为雇佣兵留在多瑙河谷地。公元374年，东欧地区迎来了百年不遇的寒冷天气，匈人的牛羊大量冻死，他们的生活和食物都极度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著名的匈人酋长巴兰伯依据以前人的迁徙遗迹，率领了很多部族一起走向西方的平原地区。虽然东哥特人预料到了匈人会西迁，但却没想到是这么的快。东哥特国王埃尔马纳利克立刻集中了军队，迎击匈人的部队。可是侵略者却又远远胜于他们的武器和马匹，在箭雨和套索的攻击下，哥特人溃不成军，连遭失败。他们的附庸萨尔马特人首先倒戈，反倒成了匈人的帮凶。不久，东哥特人的末日到了。同年（374年）末哥特人祸起萧墙，埃尔马纳里克被刺杀，东哥特王国灭亡。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匈人进攻哥特人的时候，原本臣服于哥特人的禄山族突然倒戈。原因是埃尔马纳里克包养了一个名叫苏尼尔达的情妇，但他的情妇却是禄山人派来的奸细，用于刺探哥特人内部情况的。在匈人进攻时，苏尼尔达带给了禄山族哥特人大败的消息，立刻就造成了禄山族的独立，不过很快还是被哥特人所压制住了。埃尔马纳里克发现了苏尼尔达是一个奸细，就立刻对她进行了“四马分尸”，在暴怒中美女变成了一团肉酱。当这个消息传到了禄山族中以后，她的两个哥哥马上采取了行动，他们利用埃尔马纳里克对他们的不重视，偷偷接近了他，然后在一次他单独行走的时候，用剑刺伤了他。受了重伤的埃尔马纳里克立刻对这个民族进行了全族屠杀，这个民族剩余的人逃跑到了中亚地区，才得以活命。也许逃到中亚的这些人中间在不久以后，将会诞生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叫做安禄山，他将会改变唐朝的历史。375年，匈人领袖巴兰伯听到了埃尔马纳里克受重伤的消息后，就带领匈人军队全线进攻，哥特人腹背受敌。当时已经在病榻上的埃尔马纳里克听到这个消息后，知道东哥特王国马上就要灭亡了，所以饮剑自杀。他的儿子胡尼蒙德也知道大势已去，就举族投降了，剩余的一部分东哥特人也在一年后全部向巴兰伯投降。此时臣服于哥特人的保加尔人也在形势所逼中由酋长万达率领而投靠了匈人。巴兰伯和万达就是保加利亚历史所载的最早的两个可汗，这是我们所知的保加利亚历史中的明确可汗纪年的开始。
特尔维尔可汗的后继者我们不能知道他的准确名字，可能叫卡尔梅斯（Kormesiy，718-725）。在他在位期间，据某些拜占庭文献可以发现，他曾经与拜占庭人签订和约，可能就是以前和约的继续而已。而其他的记载就根本看不见了。他的继任者是塞瓦尔（Sevar，725-739），他也仅是录其名，但不知其事迹为何。
在塞瓦尔死后，保加利亚在推举继位者上面出现了第一次内部冲突。但冲突的原因却令我们感到很新奇：在以往的冲突中一般都是一派亲自己国家政策；另一派亲外国政策。而这次冲突则大相径庭：这次冲突主要是由“博亚”（即保加利亚贵族）争权造成的。他们一派认为要推举一个能暂时与拜占庭和平，等实力强大后再进攻的和缓型君主；另一派则认为要推举一个能与拜占庭立刻兵戎相见的君主。在激烈的竞争中，沃基尔氏的科尔米索斯（Kormisos，739-756）取代咄陆氏成为保加利亚的新可汗。他经过审时度势，建议此时的主要政策就是与拜占庭和睦相处，之后在拜占庭虚弱时再进攻。此时的拜占庭正与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作战，大量的亚洲居民因为无法忍受战争对他们家园的破坏，所以很多都迁入了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为了安置这些人，提供了很多闲置土地，让这些人安居乐业，借此也可以壮大自己的实力。拜占庭的很多居民看到这样也纷纷涌向保加利亚，形成了一种倒流的形式。经过了16年的养精蓄锐，保加利亚实力已今非昔比，已成为拜占庭人的头号敌人。在安置了大量拜占庭移民后，755年，科尔米索斯可汗以自己为拜占庭人解决了安置问题为由，要求拜占庭人在以前的合约基础上增加年贡。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认为这不是理由，当时就拒绝了这个要求。科尔米索斯强忍住怒火，想指派官员与拜占庭人再次接洽。但是在使者将要出发时，驻扎在边境的保加利亚军队长官送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们在边境巡逻时发现了亚美尼亚雇佣军的驻地，后来在夜间悄悄偷袭了那里，大获全胜。后来根据亚美尼亚俘虏的供词，知道拜占庭人正在保拜边境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并从亚美尼亚雇佣大量军队，准备与保加利亚决一死战。可汗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震惊。他心里很清楚，拜占庭人已经忙完了阿拉伯人的战争，现在要专心致志的来对付保加利亚王国了。过去拜占庭一直在以货币换和平，现在修筑堡垒完全就是一种战争态势，估计这一场大战就迫在眉睫了。等他们来，还不如我们先出击。因此可汗立即召集贵族大臣，一起商谈如何进攻拜占庭的事宜。在积极地准备后，大举兴兵进攻拜占庭。在前期的战斗中，保加利亚人节节胜利，很快就攻陷了整个色雷斯，所过之处无不抢掠殆尽。几天后，就把长矛再次插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虽然保加利亚军队骁勇异常，对此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冲击。但是由于武器的落后与指挥不利，再加上君士坦丁堡城墙的过于坚固，所以怎么也打不进去，他们再次望城兴叹。高高的城墙，严密的把守，也许这就是保加利亚人一直无法逾越的高墙。经过了数天的围城之后，保加利亚军队自知无法攻破，迅速后撤，把君士坦丁堡的郊区洗劫一空。拜占庭首都解围后，君士坦丁五世也没闲着，次年（756年），发动水陆大军，御驾亲征，要和保加利亚人死拼。科尔米索斯也率保加利亚大军与拜占庭人短兵相接，但由于武器的差距太大，拜占庭人逐渐占了上风，大败保加利亚人的军队，科尔米索斯趁乱逃出，但就在其准备回到京城的途中，被人所刺杀。至今不知凶手是谁，可能是贵族们为了泄私愤雇佣的杀手。
继承科尔米索斯汗位的是其子温内奇（Vinech，756-762）。拜占庭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君士坦丁五世再次指挥大军长驱直入保加利亚境内，由此而揭开了第二次保加利亚战争的序幕。拜占庭军队从色雷斯出发，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巴尔干山区。温内奇吸取前人的教训，在巴尔干山区设立了诸多的岗哨和战斗堡垒，暂时遏制住了拜占庭人攻击的步伐。温内奇从多布罗加调兵在巴尔干山区声东击西，并以山峰为界组成了一道“马其诺防线”，让拜占庭人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保加利亚人趁乱打过来。特别是759年的巴尔干战役，温内奇以为数很少的军队重创了拜占庭军团，保加利亚声威大振。之后，经过了整整一年的拉锯战，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认识到只有越过巴尔干山才能彻底打败保加利亚人。因此就调动大军，从伊斯格河运兵至多瑙河边的苏塞达瓦和诺瓦埃，前后夹击的向巴尔干山区挺进。761年，双方主力在马塞利会面，马塞利战役打响。战役初期，保加利亚军队重创拜占庭的亚美尼亚雇佣军，并把他们赶出了巴尔干山地区。但不料就在温内奇认定稳操胜券的时候，一支拜占庭军队从背后袭来，冲开了本以胜利在望的保加利亚军队，保加利亚人阵脚顿时大乱，拜占庭借着这个机会歼灭了保加利亚主力军队。在最后时刻，一个亲信把温内奇背起，侥幸逃出了拜占庭人的追杀。但在逃回首都的途中也遭遇了与其父一样的下场。温内奇被暗杀后，保加利亚贵族推举了乌盖恩氏族的特勒茨（Teletz，762-765）继位，他一继位就开始准备对拜占庭发动进攻，同时保加利亚的贵族又十分支持这次战争，因此更助长了保加利亚汗王的士气。这一年，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迁移到了拜占庭的北部边疆。这些人一改以前民族迁徙的方法，不再随水草而居，而是直接随农田定居，从而牢牢的把握住了自己在迁移过程中所得到的一切。并且随时可以组织起来对政府施加不满的情绪，这就是一把插入拜占庭心脏的尖刀。而保加利亚汗王此时又十分想得到拜占庭的肥沃土地，自然而然的就发动了大军，而且还联系拜占庭境内的保加利亚和斯拉夫人一同起义。对拜占庭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保加利亚人成功了，那么拜占庭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君士坦丁五世就再次发动大军，从水陆两线进如保加利亚境内。水路由黑海进入保加利亚，陆路则由皇帝亲自率领从色雷斯和阿恰鲁斯向北行进。沿路虽然多次遇到保加利亚人的阻击，但是由于拜占庭与保加利亚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几乎每次都是保加利亚全军覆灭。最后在763年6月30日昂恰洛两军进行了最后决战，这次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保加利亚军队大败，拜占庭军队全面瓦解了保加利亚人的进攻。这场战斗以拜占庭的全面胜利和保加利亚的全面失败告终。君士坦丁五世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因为这场战争非比寻常，他拯救了整个拜占庭帝国，让帝国不至于灭亡，同时，他的统治也更加牢固了。而等待特勒茨则是一场政变，他最终死于内乱之中。这场政变是科尔米索斯的女婿萨宾（Sabin，765-767）一手导演的，他利用大家对特勒茨的厌恶取得了汗位。可是由于他的亲拜占庭政策让保加利亚贵族和农民都十分不满，臣民们觉得他太软弱了，根本就不是一个能领导人民的可汗，所以誓死反抗他的统治。为了躲避，萨宾只好逃奔拜占庭，让拜占庭皇帝来掩护他，在往后的30年中他也没发挥任何好作用。特别是在帕甘汗（Pagan，772）的时候，本来帕甘是个中立者，他并不同意保加利亚贵族攻打拜占庭的提议，后来因为战争失败要与拜占庭皇帝议和。可是在议和时候，他发现前汗王萨宾居然与拜占庭人坐在一起，还用希腊语说话，这简直就是一种对保加利亚国家的侮辱和背叛，是不可饶恕的。虽然他很气愤，但还是把和约签订完毕。可是正当他刚走出拜占庭的军营，萨宾就怂恿拜占庭皇帝撕毁条约，立刻攻击毫无防备的保加利亚，这正中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得下怀。因此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就指挥军队从黑海的布尔加斯湾港口城市安西亚罗斯城登陆，偷袭了色雷斯地区的保加利亚将军特雷特斯指挥的部队，保加利亚军队大败，被拜占庭生擒数千人。拜占庭人为了耀武扬威，把这些俘虏全部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下令把全部俘虏处死。公元773年虽然保加利亚汗王特利里格（Telerig，772-777）曾发动了一次强烈的进攻，但却被自己人出卖，虽自己侥幸逃脱，但数万士兵被歼灭在色雷斯南部的利索色利亚，战俘也被君士坦丁五世在军事坦丁堡竞技场上全部处死。因此君士坦丁五世被人们冠以第一位“保加利亚屠夫”。保加利亚也由于这些年的过度用兵，已无法与拜占庭争锋，就承认了拜占庭的宗主地位，并签订了和约。
775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去世，经过短暂的利奥时期，其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780-797）即位，此时形式开始发生逆转。有的时候，好的统帅是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的。在君士坦丁六世在位初期发动了多次对色雷斯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拉夫人的战争，虽然都胜利了，但打的十分艰难。在解决完内部问题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六世想趁热打铁，索性对保加利亚人来一次进攻。这样一方面挫挫新可汗的锐气，同时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民众支持度。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保加利亚的新可汗卡尔达姆（Kardam，777-803）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初期就利用拜占庭人的短暂内乱，重新发展了本国的军事力量，此时已经开始与拜占庭抗衡。君士坦丁六世为了准备进攻，先派出了一个先遣团到巴尔干山区刺探消息。这正在卡尔达姆的意料之内，所以他决定将计就计，先用大军消灭了拜占庭的先遣团，然后又用错误的消息让君士坦丁六世进攻并深入到保加利亚人事先做好的埋伏圈。果然君士坦丁六世上了当，结果在几次战斗后全军覆没。过了几个月，拜占庭人再次进军，又一次全军覆没。君士坦丁六世知道自己不是卡尔达姆的对手，只得签订了和约。这个时候，形式完全逆转。保加利亚已经开始占拜占庭的上风，进而也迎来了保加利亚王国的黄金时代。
在保加利亚早期可汗统治时期，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出现了典型的封建制度。虽然这时还属于早期封建制国家，但已经在政治上分成了对立的地主贵族阶级与自由农民阶级。
国家最大的地主贵族是可汗或大公，他们掌握着保加利亚国家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不过由于氏族制的残余，上层贵族领袖们仍旧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宫廷会议中可以各抒己见，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可汗的行为。原始的保加利亚贵族是由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或军事首领组成的。自从到达巴尔干以后，慢慢的他们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连土地也不例外，因此而形成了保加利亚的第一批贵族地主。此时的保加利亚贵族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位居于斯拉夫贵族之上。阿斯巴鲁赫可汗最初就属于保加利亚贵族之一，因为其优秀的能力和胆识，所以被保加利亚贵族推举上了王位。他同时兼任着部落领袖和军事长官的职责，所以每当有大的出征缴获到的战利品都归属于阿斯巴鲁赫所有，再由他赏赐给下属的各大贵族首领。
而自由农民则是以前的部落普通成员，他们占据了保加利亚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些人一般生活在村社农庄里，在辛苦的耕种中，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并且还为国家提供兵员。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初期，他们就已经慢慢贫困化。为数众多的小自耕农因为天灾或多年战争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田地，只得依附于贵族或地主阶层，租种地主的土地从而赖以生存。在此基础上慢慢变为地主的依附农或者雇工，造成最早的地主农民对立关系。
正因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领袖是保加利亚人，所以保加利亚这个名词被用来称呼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不管他是保加利亚人还是斯拉夫人，只要生活在这里就统统被叫做保加利亚人。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保加利亚人逐渐被斯拉夫人所同化，都变成了纯粹的斯拉夫人。
另外，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的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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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渐渐走到了公元800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公元800年12月25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为查里大帝加冕，这件事造成的结果就是基督教开始分裂，欧洲东西部也开始分裂，从此以后欧洲的东西部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从毁坏圣像运动开始讲起。
（一）毁坏圣像运动
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拜占庭的将来的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它是8-9世纪拜占庭教俗集团发动的一场禁止人们崇拜偶像的运动。其实更明白地说这是一场夺权运动，也就是拜占庭君主夺取教会权利的运动。它的发起者是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在公元726年颁布的《禁止崇拜偶像法令》，结束则是公元843年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时的摄政皇后塞奥多拉（Theodora）搬部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
1.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
这场运动的起因非常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宗教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三方面，下面我们一一展开分析一下。
（1）宗教因素
这个因素是最主要也是最致命的因素。首先，因为拜占庭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三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汇合点，如果想要国家稳定就必须兼容并蓄各种宗教让他们的交流没有障碍，但是基督教的很多教义是无法让其它宗教的人接受的。如偶像的崇拜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其次，便是基督教的“净化”问题。拜占庭统治者认为，《圣经》中明确记载不可祭拜除了神之外的任何偶像，可是在拜占庭国内却到处都是祭拜各种偶像的人们。那些人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祭拜偶像才会发生大瘟疫、发生大地震、发生阿拉伯人的入侵、发生保加利亚人的入侵等等。自然偶像的崇拜就成了众矢之的了。第三，则是基督教的“教义”这是的基督教已经完美的用”一神论”取代了“多神论”，而且“三位一体”的“救赎”神学也建立了起来。正由于如此教士们从此开始了迫害异教徒和不信者的活动。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由来已久了，只不过是这时才爆发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政治因素
这一点我认为其实可以归结成“皇帝个人因素”。我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由于我发现利奥三世出生在叙利亚的日耳曼尼基亚，这里正好处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汇处，伊斯兰教的教义深入人心，而伊斯兰就反对偶像崇拜，利奥在童年时代接受过大量这方面的教育，自然而然的会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会做基督教徒没做的而伊斯兰教徒会做的事情。在他的皇帝生涯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如圣像毁坏、编纂《法律手册》等，第一个毁坏圣像的法规是由723年阿拉伯哈里发叶奇德（Jezid，720-724）颁布的，主要内容与利奥的如出一辙。这是碰巧还是必然？另外的就是关于政教合一问题，明着说利奥是想把教权夺过来，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是想政教合一！这样皇帝具有召开基督教会议的权利，也可以做教会问题的最后裁决，还能随意任免教会的教职人员。这不是政教合一，这又是什么？！
（3）经济因素
这个因素并不是主要因素，我就顺便一带而过。运动初期教会拥有的世俗权利已经可以与贵族抗衡，有庞大的地产、丰厚的收入、大量的有志入教青年俨然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谁不眼红呢？再加上连年战争的消耗。干掉他就能增加国库一半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2.毁坏圣像运动的过程
这次运动的过程极为复杂，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奥三世统治时期（726-741）；第二阶段是至787年伊琳尼病死结束；第三阶段是813年利奥五世（Leo V，813-820）到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的《尼西亚法规》的颁布。
第一阶段即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他平息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毁坏圣像事业，他以身作则，在刚发布完法令后就把皇宫门口的基督雕像拆除了。为这件事居然还引起了国内的起义。后来，他发现这样不行，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和理论基础作保证，因此就在730年制定并颁布了毁坏圣像的法规，从而在法律上有了依据。他知道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政教合一，所以一直在按照法规行事。由此而能让他的继位者做到政教合一这个目标。但是他的继任者好像对这个观点不有任何认识。从此走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已君士坦丁五世继位为开端，这是这次运动的高潮。他走出了父亲的圈子把毁坏圣像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教会清洗运动。使用军队毁灭一切圣像艺术品，并把高级教职人员流放，教堂、修道院充公。大量的教士和圣像崇拜者逃跑并流亡国外，一部分到了阿拉伯，另一部分去了保加利亚，最多的则是到了意大利。罗马教皇接待了这些人，并给予他们帮助。教皇发现拜占庭已不再能保护自己，而且已经如此堕落，远水解不了近渴，索性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吧，这就是查理大帝的加冕和西部罗马帝国的重建，拜占庭正在毁坏圣像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了新的历史。这一段我将在欧洲局势第二部分重点介绍。而这时的拜占庭也由于毁坏圣像的问题造成了大分裂，君士坦丁六世的摄政皇后伊琳尼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确定不再毁坏圣像，但是赞成和反对派各占一半，新的暴乱爆发了，伊琳尼被流放。第二阶段告一段落。
第三阶段则开始于利奥五世的继位。这个时候的毁坏圣像运动政策已经非常缓和，虽然出现了一些迫害教士的行为，但已经不如以前那样残酷。终于黄侯赛奥多拉颁布了禁止毁坏圣像的规定，这场社会动荡才最终结束。
3.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
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造成的结果是空前的。我们仍然从宗教、政治、经济三方面入手。
（1）宗教影响
这次打击最大的就是宗教方面。因为多年的毁坏圣像运动，基督教已经彻底败于皇权手中。在拜占庭后面的600年间再也没有成为一支堪与皇权抗衡的力量。大量地产被充公，以及修士修女大量还俗，让基督教派系无力重整河山。再加上圣像与教堂壁画的大量破坏，人们不再注重于神的艺术，而是开始注重身边的世俗艺术，连皇帝的画像在不远的将来也出现在了教堂的壁画中。从此拜占庭走上了人本主义道路。一直到土耳其灭亡为止，拜占庭都非常富强。而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又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西欧，促生了西欧的近代发展
（2）政治影响
借着这次毁坏圣像活动，拜占庭皇帝清洗了大量敌对势力。利奥的家族来自于叙利亚，并不属于根正苗红的拜占庭人，自然会有许多敌对的人人为他们当皇帝不合适。最主要的还是西部的势力，皇帝所代表的东部势力要想打败西部势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通过这样一次清洗活动，皇帝不仅得到了大量的教会财产，还借机镇压和流放了希腊和巴尔干的西部主要贵族，为自己的稳坐皇位打下了基础。并且开始接受东方的“皇帝崇拜”。在军事上则得到了大量的青壮年兵员，本来在运动之前教会吸收了全拜占庭2%的人口，但现在这2%的人口已经重新归于皇帝这边，不能不说为将来的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从此以后“拜占庭不是为了生存而战，而是开始扩张。”
（3）经济影响
经过这次运动以后，教会不再膨胀，人员流失减少，经济开始蒸蒸日上。原来依附于教会的农民重新开始了小农经济的，国家对于教会实行了重税。再加上军区制的迅速发展，国家在占原来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得到了比以前多二分之一的税收。大量公益事业得以实行，国家也有了常备军的保证。
4.结语
这次毁坏圣像运动队拜占庭的宗教、社会、经济、军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新的教会与皇权关系正式确立。拜占庭开始了东方化的过程，并最终造就了一种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独特的拜占庭文化。
以下让我们在回过头来看看法兰克人：
（一）法兰克人的起源
这次让我们来说说西欧的情况。自从吸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处于各日耳曼民族的掌握之下。他们建立了若干个国家，并相互征伐，高的混乱不堪。但这不会太长久，已经有人开始要整理这个混乱的地方了。
法兰克人在日耳曼人之中属于进入文明时代比较晚的一个民族，再加上他们天生不好迁徙，所以一直在易北河下游地区没有向西迁移。直到公元406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迁徙。我们所知的法兰克历史是从滨河法兰克人和滨海法兰克人开始的。这些人经常和当时高卢境内的西哥特人、伯艮第人、汉斯人、阿拉沃人、汪达尔人一起对西罗马进行军事活动。一直到451年，一个自称叫做墨洛温的滨海法兰克部族首领带领着高卢的人民一起打碎了匈人西进的步伐，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兰克国家。他们打败了西哥特王国，正式建立了法兰克的第一个王朝——墨洛温王朝。虽然表面上他们建立了王朝，其实从王朝内部来说一直是杂乱无章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自从克洛维死后，王朝就一直处于分裂之中。可能是由于日耳曼人的习俗的问题，总而言之他的四个儿子平分了王国，然后就开始了互相征伐。
2.法兰克的国王无法驾驭贵族。在法兰克人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王室要把自己的地产或战利品赠送给有功的大臣和贵族。但赏赐之后就不能收回。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王室的土地越来越小，贵族大臣们越来越强。一直发展到后来由宫相把持朝政，国王没有实权而变成了“懒王”。
但就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两大势力的扩张：一是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二是罗马的教皇。
（二）意大利的分裂
宫相的崛起我们已经探讨过了，下面我们说一下罗马教皇。
自从西罗马灭亡后，东哥特人主宰了意大利的历史。他们一直在向着西哥特或法兰克的那种国家变形，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变成一种以拉丁成分为主导的新国家，并能出现像现在法国、德国、西班牙似的国家。但是拜占庭的干预则把这种变化强行的中断了，而且还造就了意大利1300年的分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拜占庭军队就因为兵力不足撤退到了南方，而一个名叫伦巴第的长胡须民族进入了意大利的北方地区，开始了200年的统治。拜占庭的领地在意大利日渐缩小，到公元8世纪中叶的时候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块领地，就好像是在伦巴第海洋中的小岛，他们连自守的能力都很差，因此造成了意大利地区混乱的加剧。在这种聊以自守的情况下，各地只想着增强自己的力量，不论是世俗权利还是军事权利，都是这些海洋中的小岛所追求的。
这些小岛中较大的一些如：威尼斯、罗马大公国、那不勒斯大公国等都因为得不到拜占庭的援助，就值得自己另谋出路，因此造就了地方自治超过中央集权的问题。现在不论是在罗马还是在拉文纳教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原因就是这些意大利人发觉自己已经得不到帝国的保护了，就只能去求神的保护，这就是教会壮大的原因。
当人们都涌向教会的时候，教皇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来做自己的后盾支持。在这种无政府的情况下教皇格里高利（Gregory I,“The Great”,590-604）开了先例。他开始干预意大利的世俗事务，并利用教会的管理方式，让各级主教来处理教会和地方上的事务，还把教会财产用于拯救罗马人民，形成了一种非政府的政府。正由于如此，教皇开始于拜占庭皇帝出现不和，如“基督一志论”这个问题就造成了战斗，但是意大利地区的人民反而支持教皇反对拜占庭皇帝的统治。等到几十年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拜占庭想要把在自己国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毁坏圣像运动”带到意大利的时候居然碰到的全部都是敌人，大家都仇恨拜占庭的统治而拥护教皇的领导。教皇格里高利二世（Gregory II，715-731）一呼百应，大家一起抵制，军队也加以反抗。所以自始至终拜占庭皇帝也没有让这个运动在意大利贯彻下去。现在的罗马大公国已经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教皇国”。20年后，教皇的势力更增强了，在教皇的心目中，世俗君主已经和教会领袖成为了同一个头衔，而且拜占庭也已经不那么可怕，那边正在自己其内讧，根本没时间过来到这里。现在，教皇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伦巴第人，只要把他们消灭意大利就可以自治，教皇就可以代表神做人间的领袖，让意大利真正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帝国。他认为可以让意大利之外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自己还可以坐得渔翁之利。教皇曾经先找了墨洛温王朝的宫相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715-741），但是铁锤查里好像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兴趣，这件事看来只能落到查理的继承人——加洛林王朝的身上了。
（三）丕平献土
真的，教会真的是很厉害。他们跨越了地域限制，让基督教在高卢境内大放光彩。日耳曼人得到了福音，也得到了教会组织。法兰克人开始崇拜圣彼得，皇家涂油仪式可以取代部族敲打盾牌的仪式也开始被这些人得知。我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宫相自然而然的也想这样做了，至少这样的仪式不会破坏古代君王的传承，社会不会动乱，而且国王还可以披上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谁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自从查理·马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卡罗曼（Carloman）和矮子丕平（Pepino il Piccolo）开始了新的举措。教皇的贵人封号不是白给的，只有为教会服务才能得到，既然大家都已经听命于基督教，那么教皇这个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自然可以帮助这些想坐上国王宝座的人了。当丕平开始独自一人执政的时候，他开始频繁接触罗马教皇，教皇也对他十分信任。经过多次协商，教皇默许他当法兰克人的王。因此，丕平在751年演了一场推举国王的戏剧，有“贵族”们把他推举上王位，并正式的把墨洛温王朝推出了历史舞台。但谁都知道丕平在自欺欺人，这种推举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自然他就找到了教皇，让教皇帮他来神授一下。结果就在第二年教皇的特使大主教卜尼法（Bonifacio）在苏瓦松为他涂了圣油，并加冕。自此以后，神圣的加洛林王朝正式成立。
教皇为何要给予丕平这些权利呢？原因就是来自于伦巴第人的侵扰。这些如风中之烛的教皇自从伦巴第人来到意大利以后就没过上过安生的日子。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有力的世俗统治者来为他们效命。他们最先还是依靠拜占庭，但是有很多是拜占庭都鞭长莫及，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一位近处的领袖来帮助他们了。最先他们选定的是查理·马特，这家伙曾经率领欧洲最早的十字军于732年在比利牛斯山击败了令全欧洲可怕的阿拉伯人的入侵，但这个人好像对罗马不感兴趣。之后他们选中的就是矮子丕平，这家伙则为了利益把自己的亲哥哥卡罗曼挤到了修道院，自己一人掌管政权。而他的篡位要求正好和罗马教皇找到靠山的要求一拍即合，自然一切都顺理成章了。753年，一个令丕平高兴的年份。教皇斯蒂芬三世（Stephen III，752-757）再次受到了伦巴第国王埃斯图尔夫（Astolfo）进攻罗马的逼迫，就立刻前往法兰克，在切尔希直接会晤了丕平。他亲自为丕平涂了圣油，并且在此加冕。丕平为了回报首先先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教皇，违者将受到剥夺神职、逐出教门的处罚。然后就带领兵马754和756年两次打败埃斯图尔夫，并把收回的领土交给了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自此以后，法兰克国王正式成为了“罗马贵族”，教皇也正式拥有了自己的俗权，变成了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丕平很满意这个结果，但他不知道就是这个举动让他的国家和罗马教皇的关系纠缠了1000年，后世西欧的诸多政教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此。
（四）法兰克的扩张
公元768年，矮子丕平去世，他跟据法兰克人的习俗将国土一分为二的交给了两个儿子。长子卡洛曼占有南部地区，次子查理占领全部北方领土。后来公元771年卡洛曼去世，整个法兰克归为查理所有。查理的介绍在《查理大帝传》里说的很明白，我就不多说了。自从他接管帝国后，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兰克的领土迅速扩张。据《法国文明史》说由查理曼、他的儿子或他的将军等领导的军事行动一共有53次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是与萨克森人的征服活动和与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战斗。与萨克森人的战斗经历了28年和18次战争之久，查理曼采用严厉的屠杀政策，迫使萨克森人彻底承认查理曼的权力，并且在征服以后，查理曼还采用了移民的政策，把部分萨克森人迁移到了高卢和意大利。另一次战争则属于基督教徒的内讧。在公元778年一伙巴斯克人乘机反叛，打击了查理曼的军团，殿后部队司令官罗兰战死。后来的《罗兰之歌》则把这个故事改造的面目全非。总之，在这一连串的征服下，除了部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中南部以外，查理曼几乎恢复了整个西罗马帝国。
自从公元800年12月25号得到了皇帝与帝国的称号以后，就继续向东推进。许多国家对他臣服，他的势力一直到了多瑙河沿岸。这时的阿瓦尔人已经衰落，所以查理曼顺理成章的占据了潘帕尼亚。自此以后，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第一保加利亚帝国这三股势力开始在巴尔干这块土地上争雄，并酿成了第三次保加利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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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再一次滚动到了同一个地方，保加利亚人再度强盛，拜占庭人也再度尝到了800年前罗马军队在日耳曼土地上全军覆没的苦酒。这次带领保加利亚人走向辉煌的是科鲁姆国王（Krum，803-814）。此人本来是保加利亚潘诺尼亚部落的首领，彪悍勇猛，尚武好斗，一直渴望着扩张。最开始一直在与保加利亚人的老对手阿瓦尔人争夺霸权，由于查理大帝的突然出现，让保加利亚人和查理的帝国结成联盟，终于让他们的老对手彻底失败，才造就了这个保加利亚人的崛起，并且渐渐的蚕食拜占庭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土地，发展了保加利亚民族的实力，再一次把保加利亚王国推向巅峰。
拜占庭对于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自然不能不管，因为保加利亚人的扩张直接威胁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没有好的防卫系统，那么保加利亚人就可以长驱直入，达到色雷斯、马其顿、爱琴海或者直接到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为此，拜占庭人坚守巴尔干防线，德维尔图斯、亚得里亚堡、腓利浦堡、萨尔迪卡都成了防守要区。但科鲁姆利用保加利亚人善于山地站的特点和拜占庭人打游击，多次袭击并洗劫这些防守要区，就好像这些地方就是他的奶牛。正如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所写：“他们恐怖的喧嚣声常常划破夜空，与疾驶而来的马蹄声一起打碎人们的美梦，接着就是烧杀强掠，死神顿时降临到毫无防备的人们头上。”
刚刚答应南方穆斯林进供三个金币的人头税的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I，802-811）对于保加利亚的进攻忍无可忍，终于在807年正式发动了第三次保加利亚战争。战争一开始，拜占庭皇帝就亲自统帅军队打击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北部的军队。科鲁姆无法抵抗，率领军队遁入巴尔干山区。可是拜占庭未加以追击，原因是内部发生了内讧，贻误了战机，从而让科鲁姆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拜占庭军队撤离后，科鲁姆再次率领军队进攻拜占廷腹地。809年，在科鲁姆的领导下，斯特里蒙河畔的拜占庭人被伏击，拜占庭人仓皇逃脱。科鲁姆乘胜追击，并历史性的夺取了拜占廷北方重镇萨尔迪卡（即后来的索非亚）。拜占庭人立刻反击直接攻入保加利亚腹地，袭击了保加利亚的首都——普利斯卡。这次保加利亚人损失惨重，但科鲁姆并不气馁，充分做好拜占庭人再次反击的准备。在811年，科鲁姆发起和谈，建议于拜占庭休战。可是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仰仗自己刚刚组建的军区精英组成的新军战斗力极强，对这个提议不理不睬，再次攻入首都普利斯卡，抢走了保加利亚皇宫的金银，并焚烧了皇宫。尽管如此，科鲁姆并不慌张，他利用拜占庭人的骄傲气势，在莫埃斯亚山区成功劫击拜占庭军队。在拜占庭人回国的道路上设立埋伏，用大量的树枝封堵了拜占庭军队的撤离道路，几乎全歼拜占庭军队，再次上演了800年前的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经过（参见拙文《蛋糕战争与馅饼和平——条顿堡森林伏击战》）。拜占庭尼基弗鲁斯皇帝阵亡，他的儿子斯达乌拉西乌斯（Stauracios，811-811）侥幸逃脱至亚德里亚堡。得胜的科鲁姆国王十分高兴，他命令部下把尼基弗鲁斯皇帝的头颅制成酒碗，让每个大臣和将军都用这个碗喝一碗酒，以增强他们的勇气。之后，保加利亚人变本加厉，大举进攻，为了报复拜占庭人进攻首都的仇恨，他所到之处城池彻底销平，村镇焚烧殆尽，所过之处，尽为焦土。他占领了色雷斯地区以及黑海沿岸的诸多城市，包括德维尔多斯、安西亚罗斯、菲力普堡等都成了库鲁姆的囊中之物。拜占庭作家瓦希里对于这段历史曾说：“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两个最可怕敌人。”
斯达乌拉西乌斯在这种情况下与继承拜占庭皇帝之位，虽然按照法定程序宣布了他成为皇帝，但他的伤势使他根本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在一场宫廷政变中他结束了自己做为皇帝的历史，之后不到三个月就一命呜呼了。811年10月2日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811-813）继他为皇帝，这个人软弱无能，把拜占庭搞得一团糟。在外交上被法兰克查理帝国压制，在与法兰克的战斗中舰队彻底失败，不得不第一次承认了欧洲存在两个皇帝，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查理大帝。这在拜占庭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权益之策，但它造成的后果是当时的人跟本无法想象的。拜占庭的继承罗马遗产的唯一特权已被打破，一切蛮族都可以挑战它了。在查理大帝的怂恿下，巴尔干半岛的形式越来越白热化。812年春天，科鲁姆再次进攻拜占庭的北部边疆，特维尔图斯城变成荒土，大量人民向南逃难。科鲁姆利用这个机会对拜占庭提出和谈，要求与拜占庭交换战俘以及告密者，但拜占庭由于内部的问题，迟迟没有回音。科鲁姆就借助这个机会于811年11月再次进犯拜占庭领土。米哈伊尔皇帝不会打仗，所以节节败退，黑海重要海港麦森布里亚被洗劫，保加利亚人得到了大量白银，并且得到了最重要的武器——希腊火的制作原理。拜占庭举国大惊。君士坦丁大教长尼基弗鲁斯主张和谈，接受保加利亚君主的任何条件；但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赛奥多利则极力主张迎战。最终赛奥多利占据了上风，拜占庭军队迅速出动，准备与保加利亚人决一死战。813年6月，拜占庭军队进驻色雷斯，立刻就在色雷斯首府维尔西尼基亚遇上了保加利亚的军队。两支军队僵持了数日，22日，拜占庭军队先发动进攻，但内部倒戈，阿维多利亚将军利奥撤出战斗，胜利的天平再次倒向了科鲁姆，仅仅半日，两年前的悲剧再次上演，拜占庭再次全军覆没，皇帝米哈伊尔侥幸逃至首都。813年7月11日，米哈伊尔一世被废，之后就是那个撤出战斗的将军，亚美尼亚人利奥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利奥五世（Leo V，813-820）。科鲁姆在追至君士坦丁堡城下，再次望城兴叹，尽管把自己的长矛扎在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但仍旧未攻破城池，只得大肆劫掠了首都的附属乡村，并攻入了亚得里亚堡，俘虏了大量军民。814年，拜占庭人再次得到胜利，科鲁姆则再次挺进君士坦丁堡。在途中，他接受了拜占庭人的和谈要求，但是却在附会之时受到利奥派出的刺客的袭击，受了重伤，遂怨恨拜占庭人，准备第二年彻底踏平君士坦丁堡。但不幸的是814年4月13日，他就像阿提拉一样被脑出血致死。第三次保加利亚战争从此结束。随后保加利亚由奥穆塔格（Omurtag，814-831）即位，里奥五世与他订立了30年合约。自此以后，两国享受了80年的和平，最终由保加利亚沙皇西蒙再次挑起战端，第四次保加利亚战争开始，拜占庭也会出现第二保加利亚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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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说这80年的和平是完全的和平，拜占庭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一直在对保加利亚进行和平演变。他们主要的方式就是用基督教会对付保加利亚人的原始宗教，把他们引向拜占庭化，从而彻底削弱其力量，让其成为拜占庭的附庸国家。
经过了军区制改革和毁坏圣像运动，拜占庭国家再次崛起，军事和政治实力再次加强。特别是发明希腊火以后拜占庭人对阿拉伯人打了若干胜仗，使得阿拉伯人不再敢轻举妄动，因此保证了拜占庭南疆的安全。这时，拜占庭人终于有时间来对巴尔干地区进行整治了。巴尔干半岛一直以来就是拜占庭人的后院，拜占庭人也一直视它为粮仓和军火库。只有保证了这里的安全，才能保证拜占庭自身的安全。因此，拜占庭政府在这里建立了10个军区，分别是：斯特里蒙军区、达尔马提亚军区、希腊军区、伯罗奔尼撒军区、凯法利尼亚军区、尼科堡军区、迪拉修姆军区、马其顿军区、色雷斯军区、塞萨洛尼基军区。这些军区的设立巩固了巴尔干半岛的稳定，为拜占庭的重新树立主宰地位铺平了到路。
经过了毁坏圣像运动后，拜占庭的优势地位在西方彻底消失。君士坦丁堡不再是基督教普世的中心，罗马则成为了新的基督教中心。对于这种态势，拜占庭政府为了挽回面子，就立志把东方国家变为君士坦丁堡教会下的附属，以抗衡在西方兴起的罗马天主教。当东方国家成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附属后，拜占庭人就又会恢复成过去的那样广大。与此同时，拜占庭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大发展，最主要是在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829-842）以及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在位时期，大力整理了诸多古籍，并发明了使用到引刷体出现之前的通用字体——“安色尔字体”。另外就是诸多学者的出现，拜占庭的大学再次焕发生机。特别是神学的发展，让拜占庭人走向了另一个高度，同时也作好了向外发展传教的准备。
拜占庭人其实过去并未想过在整个东欧地区传教，其实还是由于罗斯人的出现才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并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罗斯国家建立之初，拜占庭人就用他们来牵制保加利亚人，但终于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军队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且不愿意再离去，让拜占庭人明白了只有让他们全部东正教化才能彻底解决巴尔干的问题。因此，拜占庭政府发动了大量人力物力，在爱琴海、小亚以及边疆地区大量传教。色雷斯、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众多的教堂，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罗斯人成为教徒者众多。而大量拜占庭书籍及宗教理念的输出让这些人彻底放弃了旧有宗教传统，而进入了东正教会的怀抱。
拜占庭人的这种渗透同时也进入了保加利亚统治的地区。保加利亚君主奥穆塔格则大量禁制东正教传播，并让战俘强行改宗。
原因是：
首先，保加利亚的贵族一直视拜占庭人为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拜占庭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那些拜占庭人一直在找机会灭亡保加利亚，把保加利亚变为拜占庭的臣属，如果相信了他们的宗教就意味着同意了做一个拜占庭人；
其次，保加利亚人一直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有自己的传统宗教，战神和先祖都是保加利亚人崇拜的对象，而东正教的深入则会打破这个习俗，保加利亚民族精神将会彻底被毁灭。尽管如此，保加利亚贵族也要依靠拜占庭人，在今天保加利亚发现的众多九世纪的遗迹几乎都是用希腊语写的，而没有任何保加利亚语。原因是什么？一、保加利亚人没有文字，只由口头语言。二、众多拜占庭工匠进入保加利亚地区，为保加利亚贵族干活，但由于语言不通只好用希腊语来拼写保加利亚语。这当然是最不利的，长此下去，拜占庭化将会不可避免。
再次，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游牧民族变为了定居的农耕民族，很多游牧文化已经渐渐消失。特别是9世纪保加利亚人开始了斯拉夫化，原有的保加利亚多神教必然被斯拉夫一神教所代替，从而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如果在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最后，西方法兰克人的威胁严重。西方天主教也在东扩，保加利亚面临着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夹击，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容易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人派出了特使，进入保加利亚地区订立和约。并且教皇派出使团在保加利亚国家中传习天主教。拜占庭人不能允许法兰克人插手巴尔干事务，因为一旦天主教得势，拜占庭将彻底失败。因此拜占庭也派出了大量饱学之士在保加利亚国家传播东正教，并棋高一着的创造了斯拉夫文字。
创造斯拉夫文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摩拉维亚君主的要求。自从阿瓦尔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原属于阿瓦尔人一部落的摩拉维亚人开始崛起，并在9世纪初建立起了摩拉维亚大公国。这各国家处于法兰克与保加利亚之间，为了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就必须时时改变政策，以求在法兰克与保加利亚两大国之间生存下来。但是，公元860年保加利亚语法兰克订立和约，法兰克派特使如保加利亚传教让其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846-870）深感悲剧将要发生，便寻求另一大国——拜占庭的帮助。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欣然同意他们关于建立摩拉维亚独立教会与用斯拉夫语言传教的要求，派遣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826-869）与麦瑟迪乌斯（Methodios，819-885）兄弟进入保加里亚和斯拉夫地区传教。这件事情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和外交意义，历史证明拜占庭人的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两人都出生在塞萨洛斯基，同是一名高级官员之子，可能还有一些斯拉夫人血统。君士坦丁是麦瑟迪乌斯的胞弟，很早就被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弗条斯和利奥所赏识。后来在出使哈扎尔汗国时，与穆斯林阿訇和犹太拉比辩论得胜，汗王也十分佩服他。这因为如此，他赢得了极大的名声。麦瑟迪乌斯虽不如君士坦丁聪慧，但在组织能力上更胜一筹，并因此而官至省长。两人都是拜占庭国家的骄傲。
公元863年，君士坦丁与麦瑟迪乌斯到了摩拉维亚，拉斯迪斯拉夫十分高兴。两个人在到达后就积极开始创造斯拉夫字母，他们利用希腊字母和一些自创的字母拼写了斯拉夫语言。这种文字共有字母43个，十分适合斯拉夫语的拼写。因为他们自幼就生活在斯拉夫环境中，并且有些字母的拼写规则甚至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拟订好了，所以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自此后打破了拜占庭人独占东正教经典及解释权的时代，为东正教在东欧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罗斯的《往事纪年》记载：“这两兄弟到达目的地之后，首先创造了斯拉夫字母，翻译了《使徒行传》和《福音书》。斯拉夫人用自己的语言听到颂扬上帝的伟大，感到欣喜万分。后来他们又翻译了《圣诗集》、《八重唱赞美诗集》，以及其他一些典籍。”自此以后，他们在拉斯迪斯拉夫的宫中翻译《新约》，并且著书立说，建立学校，让更多的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摩拉维亚人进入学校传播他们创造的斯拉夫字母。并造成了独立教会的出现。其实，法兰克人也创造了斯拉夫字母，但由于缺乏系统，被君士坦丁兄弟的字母文字排挤并最终淘汰。因为这种字母贴近斯拉夫人而且易于掌握，所以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变成了巴尔干半岛的通用语。而且他们的弟子也用这种语言翻译了大量著作，让这种语言字母流传得更远，并最终促进了俄罗斯的形成与强大。现在我们称这种字母叫“希里尔字母”，很多东欧国家仍在使用，但都进行了改良。如：俄语有这些字母的32个，保加利亚语有这些字母的30个，塞尔维亚语有这些字母的30个，乌克兰语有这些字母的33个。
同时的保加利亚则发生了战争。当然不是保加利亚人发起的，说白了是法兰克与拜占庭争夺保加利亚的战争。原因是保加利亚在法兰克人的支持下自称沙皇（也就是凯撒，相当于皇帝）。其实根据我自己研究，发现其实沙皇来自于波斯文，原来是突厥语字“Sah”的转音，准确意思是游牧民族的君长或帝王。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一世（Boris，852-889）要求在拜占庭希腊传教士帮助下刚成立的保加利亚教会独立，自己可以行使职权。但是拜占庭出于自己考虑没有同意，因此伯利斯一世在一次的投靠了法兰克与罗马教廷。罗马教皇则非常高兴，立刻派人前来帮助保加利亚人建立独立教会。保加利亚人也感谢罗马的支援，放手大干，好像保加利亚已经是罗马天主教的地盘了。这种事情是拜占庭所不能忍受的。公元864年，保加利亚发生饥荒，拜占庭趁机率领军队进入色雷斯，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并强迫其撤销与法兰克人的和约，同时接受东正教。保加利亚沙皇被迫接受了东正教，并受到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管辖。这样，拜占庭得到了东欧地区的彻底胜利。同时伯利斯一世也在国内积极镇压了起来反抗接受东正教的人士，还把其中最主要的52个贵族砍头示众。自从以后，保加利亚走上了文明道路，伯利斯一世也被后人尊称为保加利亚文化奠基人。之后的数年，伯利斯一世一直与拜占庭保持友好关系，从他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信中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人非常渴望接受教会的一切。后来，在866年，伯利斯一世再次提出保加利亚独立教会的事情时拜占庭再次避而不谈。伯利斯一世很反感拜占庭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再次投向罗马教皇，教皇也十分高兴的帮助他。虽然教皇也没有同意他建立独立教会的要求，但伯利斯一世反复斟酌后还是希望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了他的计划。从此以后，保加利亚永远的和罗马失去了联系，成为了东正教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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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最后一个一千年才对吧。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从哪算呢，是宇宙大爆炸还是地球形成啊。哈哈，献花
拜占庭国家的强盛带来了君士坦丁堡宗教力量的强盛。自从毁坏圣像运动过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再次恢复了统辖东方各主教区的权力。为了把宗教权力变成普世性的，君士坦丁堡和罗马都开始角逐争强。
学者弗条斯（Phoyios，858-867，878-886）在公元858年12月25日当选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858-867）同年当选罗马教皇。自此后，东西教会争夺欧洲领地的战争正式开始。弗条斯继承了他的前任的精神，一方面继续对巴尔干进行宗教扩张，另一方面压制不同政见者。那些不同政见者由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尼古拉斯（Nicholas）领导，积极拥护被政府因意见不合而撵下台的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os，847-858，867-878）,反对拜占庭政府的所作所为，另外还时有早已过时的不同教义来反对弗条斯当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的幼稚，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他们仍旧听从罗马教皇的旨意。其实弗条斯的当选确实不合规矩，他也一直想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也曾多次写信或派人访问或呈送宗教会议报告，但东西两方的隔阂已经无法弥补，两方必然要在争夺属地问题上陷入分裂的漩涡之中。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一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支持拜占庭的不同政见者，并暗中怂恿伊格纳提乌斯站出来把弗条斯赶下台。他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首脑，以后更是世界的首脑，所有的问题的最后裁决权都是教皇才能享有的。而他的普世教会也是世界性的，东部这样乱来纯粹是不把他放在于眼里。因此他一直不承认弗条斯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甚至在863年召开会议，宣布罢免弗条斯。当然，东部君士坦丁堡教会也不是好惹的。当初帝国建立初期曾有五大教会，而现在东部的教会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其它的都已荡然无存。拜占庭已经变成了一个皇帝、一个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在宗教事务中已经和拜占庭皇帝一样，完全是整个帝国的中心，有着绝对的权力和威信。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已经把教会的触手伸到了拜占庭军队都无法触及的俄罗斯，世界普世教会的称号离他们也许比离罗马还要近。因此说他们并不是那些等着罗马教皇去拯救的羔羊，而却是与罗马教会平起平坐的权力争夺者。而这种争夺的焦点就在保加利亚问题上。
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两派教会都派出了大量教会人员，就是为了争取保加利亚的归宗问题。罗马教皇的传教士进入巴尔干让拜占庭政府十分不快。拜占庭皇帝立刻写信给罗马教皇，他自称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堡就是罗马的首都，因此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罗马教皇不能撤销，也不可能撤销弗条斯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反而罗马教皇却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会，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条斯则更进一步，斥责罗马教皇在宗教礼仪上的错误，彻底攻击罗马教会的“化质说”。弗条斯他把自己摆在整个欧洲教会仲裁者的位置上斥责罗马教皇为异端。让教皇尼古拉斯一世本想撤销其职位的愿望化为泡影。甚至在公元867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中拜占庭皇帝亲自提出开除尼古拉斯一世的教籍。弗条斯也在东部教会宣传罗马的错误，把罗马斥为异端。
很多人都相信这一次教会必然要分裂了，但是历史却开了一个大玩笑，让这件事又延长了近200年的时间。又是一场宫廷政变，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被其好友，曾经一起作为共治皇帝的巴西尔一世（Basil，867-886）在公元867年9月23日晚的酒宴之后手刃。拜占庭该朝换代，名震一时的马其顿王朝建立了。巴西尔一世与他的前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唯一相同点估计也就只有关心宗教事务了，但巴西尔一世一上台就立刻罢黜了弗条斯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恢复让伊格纳提乌斯代替。罗马方面十分高兴，马上就表示示好。巴西尔一世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在869-870年主持召开了很有名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也就是天主教的第八次公会议），罗马教皇哈德良二世（Hadrian II，867-872）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教皇如愿以偿的开除了弗条斯的教籍，并通过了以后不可以再有世俗人民来做教会首脑，而必须是教士才可以得到提名和担当。但是两派却在各自的管辖区上发生了罗马教皇从未料想到的争吵，两派都争着要使巴尔干地区成为的管辖区域。因为无果，所以会议暂停。三天后，保加利亚代表到达君士坦丁堡，会议继续。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仍旧坚持他的观点，要求在保加利亚建立独立教会，并且还准备在保加利亚挑选大主教。这个建议被罗马方面拒绝了，而拜占庭则在这些年的传教中发现国际局势是对自己有利的，不顾罗马教会强烈抗议，仍旧和东方三大教区一起同意保加利亚教会部分自治，但仍属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管辖之下。同时还同意了由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选择的大主教可以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冕。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自治。保加利亚在两大势力的斗争中巧妙的得到了好处，拜占庭也重新得到了保加利亚人。从这点上说，东部教会胜利了。保加利亚也胜利了。但拜占庭却与罗马交恶，为将来的东西教会彻底分裂埋下了种子。
伯利斯晚年的时候继续推行东正教的政策，他划分了大量教区，并派遣大量保加利亚有志青年进入拜占庭的各个大学学习，其中也包括他的三子西蒙（Symeon，893-927）。十多年间，保加利亚有了大量的教堂和神职人员，斯拉夫语和西里尔文成为了他们传教的标准语言，这些神职人员又开设了大量学校，教育广大保加利亚人民。拜占庭的礼仪渐渐在保加利亚人中传播开来，君权神授也被慢慢的引入了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在这时已经完全东正教化，伯利斯也退位把沙皇的位子让给了自己的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889-893）。可是弗拉基米尔却与他的父王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排挤教徒，迫害流放大量希腊传教士。另外还与东法兰克国王签订合约，废除了与拜占庭人订立的合约。眼看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伯利斯觉得自己的儿子将要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帝国彻底毁灭，就毅然从修道院中回到了首都普利斯卡，重新坐上沙皇宝座，废黜其子弗拉基米尔，并把他打入死牢。同时，他看召开了一次大会，寻求大臣们意见另立何人为君主。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由西蒙继承沙皇之位。西蒙即位后忠实执行伯利斯的政策，是保加利亚国力迅速增强，政治和经济文化直追拜占庭。907年，伯利斯病逝。919年，保加利亚正教会正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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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前期，巴尔干半岛的霸权似乎已经确定是由拜占庭帝国来领导。半岛各国在宗教和文化上全部都被拜占庭所征服。此时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已经逐步形成民族国家。他们已经臣服于拜占庭，并在拜占庭对阿拉伯战争时派遣自己的军队去助战。此时的巴尔干半岛好像已经可以持续和平下去了。虽然在拜占庭的影响下，斯拉夫文化走向了文明，但就是因为这样，保加利亚走上了与拜占庭争夺巴尔干半岛霸权的道路。
西蒙是伯利斯一世的第三个儿子。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被其父王伯利斯送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之都——君士坦丁堡学习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在君士坦丁堡大学西蒙学习了宗教文化和希腊哲学，并孜孜不倦的吸收拜占庭文化的营养。因为他在30岁以前的时候一直在拜占庭学习，所以他有幸看到和学习到了拜占庭宫殿的奢华、君士坦丁堡大教堂的庄严以及拜占庭帝国的伟大。对此他印象深刻，所以立志把自己的国家也建造成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保加利亚富强起来。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一刻不停的学习拜占庭的优秀文化。并且遵照其父的命令，专心钻研神学，以备将来回国后作为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大教长，振兴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事业。但是，其兄弗拉基米尔不能使国家振兴，反而把国家拉到了悬崖的边上，因此当伯利斯一世废黜弗拉基米尔后，就召唤他回国做了保加利亚沙皇。他即位后，完全遵照其父的政策规定，并且在其父的帮助下统一了保加利亚各宗教派别，结束了大贵族们的分裂，还在边境城市开放市场与拜占庭积极进行交易。成为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商品转运口岸和集散中心。自此以后，保加利亚国力继续增强，仅仅数年功夫就比伯利斯一世时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搞好了，西蒙的心理就有了底。他不甘心自己祖国的落后，他力争想建立一个可与拜占庭帝国匹敌的大帝国，也想有一个可以追赶上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国家首都。因此他在其父伯利斯一世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小的改革：命令各王公贵族一致使用拜占庭的礼仪，并且穿着丝织衣物。他更是以身作则，首先使用了拜占庭的各种礼节，并全面效仿拜占庭的穿戴。正如D.奥博林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所称“身着织了金线的长袍，戴着金光灿灿的金项链，腰间扎着紫色的腰带，双肩披挂着珍珠饰物，还佩戴着黄金宝剑。”因为西蒙在拜占庭待了很长时间，所以他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他大力支持保加利亚的宗教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出资在马其顿等地新建教堂，由保加利亚人用斯拉夫语传教。并且在首都普利斯卡附近设立了文学研究院，专门用于整理和翻译拜占庭的书籍，把这些都变成斯拉夫语文本，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正因为他的大力倡导，保加利亚出现了大量的斯拉夫文本书籍，并且第一次有人用斯拉夫文字写书，同时也出现了保加利亚自己的语言老师。连同附近的国家也开始学习他的方法，努力发展自己国家的斯拉夫文化，是的斯拉夫文化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以至于后人称这个时代为“保加利亚的黄金时代”。
虽然如此，但我们知道西蒙接受的是纯拜占庭式的教育，所以注定他不可能就此而止。他必然会跨出那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不仅把保加利亚建成巴尔干半岛的最大国家，而且还要入主拜占庭帝国，做拜占庭的主人。这个抱负是以前的保加利亚君主所无法想象的，他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西蒙则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他积极扩张领土，在贸易上也采用积极政策。正因为这些，拜占庭政府开始坐不住了，皇帝利奥六世（Leo IV，886-912）开始采取措施，抵制保加利亚的快速扩张。可是他没想到，就是这种措施的采用，让保加利亚找到了开战的借口。
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利奥六世可以说也属于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在位期间，其把《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编》、《法学总论》、《法律手册》等进行了汇编，编成了《皇帝立法》，这本书是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最大的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剔出了许多已经无用的法律条文，并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基础上又增加补充了一些适应当时情况的法律条文。他把古代法律进行了调整与改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后来在12世纪的时候拜占庭人又编制了《皇帝立法》的索引。从这点可以看出，拜占庭在以后的日子里已把此法典作为了后世的法律蓝本，没再进行新的整理与汇编；同时也说明了拜占庭帝国正式进入了帝国官僚制。另外，在他在位期间，军区制改革正式完成。他把军区与省区结合，军区就是省区，一个可以让军区司令更直接的听皇帝的命令，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开支。直到12世纪，他的做法才被废除。从这些可以看出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正是拜占庭皇帝权利的巅峰时期。在他之前和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出现。
虽然在内部的管理上利奥六世很有作为，但是在对外战争方面他就略逊一筹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没有战争才能，而是说他碰到的对手太强了，以至于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他即位没有多久的时候，保加利亚的西蒙也继承了沙皇的位子。为了争夺巴尔干地区的霸权，西蒙首先进行了经济战。原来拜占庭的进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在北方进行，即一条走马其顿，另一条走黑海，可是现在保加利亚却像一块挡路石一样把这两条路都堵上了，如果拜占庭想要对外贸易就必须从保加利亚转口再到其他欧洲国家。这样保加利亚人可以不用动手就赚得一笔转口的钱，而且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其自己的进出口贸易份额不断增加，大量的食品、原材料也可供出口所用。从这点上，拜占庭人受到了部分排挤。而且，君士坦丁堡虽然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但是外国商人进入拜占庭不论走陆路还是海路，大部分都要经过保加利亚控制区，光关税保加利亚人就足够了。因此，拜占庭的商业利益已部分的被保加利亚人夺走。利奥六世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任凭保加利亚强大起来。因此就专门找了两个希腊拜占庭商人对保加利亚贸易进行经营垄断。在皇帝的支持下，这两个人硬是把转口的地方放在了拜占庭境内的塞萨洛尼基城。采用了对保加利亚商人提高税负，增加通关手续，强制退货，增加品质要求。这些就是为了把保加利亚商人赶出拜占庭的经济圈内，并迫使保加利亚商人离开君士坦丁堡市场。你高兴了，当然人家就会不高兴。西蒙认为这是拜占庭人故意刁难保加利亚人，因此在一开始时还向拜占庭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是拜占庭政府依旧一意孤行，判决希腊商人胜利，保加利亚商人仍要执行拜占庭政策。西蒙知道，如果长久这样下去，保加利亚的经济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在公元894年，派兵进入色雷斯平原，大败拜占庭军队。拜占庭人看到保加利亚人来势汹汹，只能派主力部队来应战才行，但其主力部队正在南方与阿拉伯人打的不可开交，根本无法撤回。因此利奥六世就用了拜占庭人惯用的方法“远交近攻”和“金钱外交”，让新兴的马扎尔人（Magyars）在保加利亚人的背后动刀子。
马扎尔人是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近现代的学者都将其归入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系。他们原本居住在乌拉尔山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土地上，是未迁徙前的保加利亚人的邻居。当保加利亚人迁走后，他们还留在原地，结果被后来的突厥人所同化，所以习俗渐渐与突厥人相似。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他们也迁徙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北部，而就在同时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被法兰克和保加利亚打碎，因此他们正好有机会迁移到了阿瓦尔人故地，与当地幸存的匈人、阿瓦尔人融合成为了匈牙利人的祖先——马扎尔人。
收受了重金的马扎尔人在王公阿尔帕德的率领下立刻就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积极与拜占庭人联盟，从南北双方夹击保加利亚人的军队。拜占庭人派出了黑海舰队，利奥六世指使尼基弗鲁斯·弗卡斯进入保加利亚南部，并用舰队的船只帮助马扎尔人运兵。因此，马扎尔人可以毫无阻挡的进入巴尔干的北部地区，到达保加利亚的腹地。在与保加利亚人的多次交锋中，马扎尔人多次取得胜利。保加利亚的城市乡村都受到了战火的洗礼。西蒙发现已经无法再向拜占庭进军了，就匆忙结束了与拜占庭的战斗，而回师救援。马扎尔人在大草原的磨练中学习到了一种散兵游勇似的战斗方式，让保加利亚的军队无所适从。当然，保加利亚人也曾经是游牧的民族，他们虽然已经长时间的定居，但他们还是明白如何才能取胜的。为此西蒙假意和拜占庭订立合约，但在重要问题上却绝对不和拜占庭人达成一致，这样就起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在这争取来的宝贵时间里西蒙集中精兵打击马扎尔人，而且他也运用拜占庭的方式从更远的西北方找到了佩切聂格人（Pechenegs）一起从南北夹击马扎尔人。阿尔帕德的军队顶不住两面的夹击，渐渐的把自己的根据地都丧失了，因此只得继续向西迁移。他们越过了喀尔巴阡山脉进入了潘诺尼亚平原。此处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日耳曼尼亚。这里的东法兰克日耳曼尼亚和大摩拉维亚正在打仗（895年），在日耳曼尼亚王阿尔诺尔弗的邀请下马扎尔人再次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打败了大摩拉维亚王，并占领了这一地区，这里就是现在的匈牙利，马扎尔人就是匈牙利人的祖先。在这里他们再次强盛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899-955）他们向西到达了西法兰克，向北打败了东法兰克，向南进入了意大利，并洗劫了诸城市。一直到奥托大帝时才停止了扩张，自此以后他们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了基督教国家。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作为西方国家的先锋。
自从赶走了马扎尔人，西蒙可以专心的对付拜占庭人了。公元896年，西蒙再次集中大军进攻拜占庭。这次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打到了色雷斯的东部，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很短的距离。拜占庭人很害怕就答应释放所有的保加利亚战俘。但是西蒙仍然没有退兵的意思，而是直接扑向保加罗菲格城，拜占庭人匆忙迎战，因为主力部队没有时间赶到，所以西蒙占到了绝对优势，决定性的战胜了拜占庭人。其实说句实话，就算是拜占庭主力赶回来其实也会失败，因为不论是在南部还是北部的战斗中拜占庭军队都处于绝对劣势，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因此，在同年拜占庭人在绝对的失败下与保加利亚人订立了合约，既要割地，又要赔款。把天朝大国的脸又一次丢光了。但拜占庭人的失败不止于此：公元902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据点失陷了；同年，爱琴海的部分岛屿被阿拉伯人占领；904年7月，拜占庭商业大城塞萨洛尼基被阿拉伯人攻陷；907年，罗斯大公奥列格（Oleg，882-912）率领舰队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强迫拜占庭人同意罗斯商人在拜占庭经商，这一次是罗斯人第一次进入拜占庭，而后来的事情发展则会更严重。就在这时候，西蒙利用拜占庭人的失败也趁火打劫，强迫拜占庭人修改边界，一直把保加利亚的边界向前推进到了塞萨洛尼基城下。而拜占庭皇帝的失败不仅于此，利奥六世一共结了四次婚。他的前三任妻子都过早去世，所以一直没有留下孩子。直到公元905年，他的第四任妻子邹伊才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在911年6月9日被利奥六世加冕为共制皇帝。可是利奥六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利奥六世自始至终就在自己给自己做的套中生活。在他所主持编辑的《皇帝立法》中曾明确规定禁止第三次婚姻，可是他自己却在他的第二任妻子死后的第二年（公元900年）与非利吉亚人尤多西亚·贝亚纳结婚，从而自己背叛了自己制定的法律。由于这次婚姻，在政府和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他的第三任妻子也不幸在一年后去世。可皇帝好像是故意要与教会作对，居然还要和第四任妻子结婚。教会部分作了妥协，要求他如果想要让自己与第四任妻子的儿子可以合法继承皇位，就要在他的儿子施洗前与他的第四任妻子邹伊分开。可皇帝并未这样做，而是把他的妻子进封为了皇后。这个举动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更严重的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古拉斯（Nikolaos I Mystikos，901-907，912-925）不允许皇帝进入教堂进行礼拜。我们的利奥皇帝也不是傻瓜，他要完全和大教长对着干。公元907年，利奥六世积极与罗马教皇塞吉阿斯三世（Sergius III，904-911）联系，要求得到罗马教皇的特许状（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拜占庭皇帝拜访罗马的时候也就是拜占庭灭亡的时刻）。这就相当于拜占庭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承认了罗马教皇在教会中拥有最高权力。罗马教皇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超越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而渗透到东部教会，最后将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宰。所以他立刻就给了利奥六世特许状，命令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立刻退休，并换上了忠于利奥的尤塞米乌斯（Euthymios，907-912）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虽然利奥感到很得意，但他却为数年之后的内部战争埋下了祸根。因为大教长的更换，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13-920，945-959）——这个一生坎坷的孩子在911年6月9日被加冕为皇帝。自此以后的混乱局势被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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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12年5月12日，利奥六世去世。其子君士坦丁刚刚6岁，而且皇后邹伊也没有塞奥多拉似的雄才伟略制止内乱，所以政权落到了君士坦丁的叔叔亚力山大（Alexander，912-913）的手中。这个人没有多少能耐，但却总是一意孤行。刚刚即位他就把利奥的政策彻底推翻，尼古拉斯再次担当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皇后被关入修道院，亚力山大的宠臣被委以重任。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由于自己经常一意孤行，所以未经任何允许的撤销了在896年合约中规定的每年支付给保加利亚人的贡金。这个举动一下子就把拜占庭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本来经济和军事都处于蓬勃时期的西蒙大帝正找不到机会再次开战呢，这下立刻就有了借口。公元912年的当年，西蒙率领军队占领了整个阿尔巴尼亚，之后又直接进军塞萨洛尼基城。一路上保加利亚军队势如破竹，拜占庭诸城市纷纷投降。时间进入了公元913年，西蒙与其前人一样，里君士坦丁堡还有20公里，下一步就要开始进攻君士坦丁堡了。也就在这时，亚力山大病逝，年仅7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继承皇位。一个小孩子是根本无法抵抗强大的保加利亚军队的，而此时禁卫军司令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也在窥探皇位。在这种内忧外患，局势相当不稳的情况下大教长尼古拉斯做了小皇帝摄政王，迅速的镇压了君士坦丁·杜卡斯的叛乱，但其已无法抵抗西蒙德进攻了。913年8月，第四个保加利亚君主站在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但他是不同的，他是唯一一个进入城内的保加利亚君主。虽然此时保加利亚人已经进步了相当多，但想攻破这座城池还是一个梦，尽管西蒙训练了海军从海上围攻，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仍旧无法攻破。但他却比他的前人有才干，他立刻与拜占庭人订立了合约。拜占庭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由大教长尼古拉斯和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亲自迎接。他们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和解”，西蒙虽然被称为欺负年幼皇帝的“暴君”，但却从尼古拉斯的手中得到了“保加利亚皇帝”的称号，而且西蒙的一个女儿将会成为小皇帝的妻子。因此，西蒙大帝将会成为将来君士坦丁七世的岳丈。他认为现在小皇帝还年岁很小，以后他将会以皇帝的岳父入主君士坦丁堡，成为名正言顺的“拜占庭皇帝”，他的野心和梦想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因此就暂时撤兵。可这次撤兵却让西蒙大帝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以前和以后将不会再来。
注：以上一段有问题。我参考了多种资料，发现在西蒙是否进城的问题上存在着问题。很有可能西蒙没有进城，而只是和大教长尼古拉斯从城上喊话而已。因为凭当时的力量，如果拜占庭人放进保加利亚军队，那么国都必然落入西蒙之手，拜占庭帝国必将灭亡。而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此西蒙一定没有进城，而是大教长尼古拉斯与其喊话或者是尼古拉斯亲自出来与其商谈。
可是西蒙却打错了主意，后面发生的事情让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君士坦丁堡是攻不破的，罗马皇帝的头衔也不是非拜占庭人所能得到的。公元914年初，拜占庭皇后邹伊再次掌权。她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西蒙的结亲婚约。因为西蒙安插在了君士坦丁堡有眼线，所以他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怪罪拜占庭人的反复无常，也深恨上次的撤兵，最主要是他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合法性被彻底推翻。因此迅速率领大军开赴君士坦丁堡，要夺回这一切，并给予拜占庭人教训。由于他的军队训练优良，所以刚刚914年9月就再次攻下了亚得里亚堡。马上其他城市闻风而动，西蒙的大军还没到就已纷纷投降。皇后邹伊发现形势不妙，就仍旧使用那一套金元外交的方法，重金贿赂佩切聂格人，让他们对付保加利亚人。西蒙再次形成两线作战，当然这不是他所愿意的。于是就改变战术，部分承认拜占庭的主张，不再结亲。但要求拜占庭人同时承认西蒙是罗马的皇帝。拜占庭人虽然战斗力不足，但他们绝不会作出这个让步，因此，西蒙再次侵入色雷斯，准备与拜占庭的战略决战。917年8月20日，安塞雅鲁斯战斗打响。双方都派出其精锐部队，特别是拜占庭还得到了从多瑙河上游进军的佩切聂格人地帮助，好像拜占庭已经稳操胜券，但事情并不是如此。在战斗刚刚打响时，保加利亚人明显处于劣势，拜占庭人的数次冲锋已经就要把保加利亚人包围了。但就在这时拜占庭军队内部出了矛盾，利奥·弗卡斯的同僚陆军长巴尔达斯（Bardas）与拜占庭舰队长官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us Lecapenus）发生冲突，各自指挥，不愿合作。佩切聂格人看到后，觉得拜占庭人实在是不值得信任，因此没有同意登上拜占庭战舰与拜占庭人一起作战，而撤回了草原地区。拜占庭人失去后援，而且又加上内部的不和让西蒙发现有机可乘。因此他立即给士兵训话，要求大家奋勇向前，一时间士气大增，保加利亚军队冲出了拜占庭人的包围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最后拜占庭人全军覆没，而保加利亚人责乘胜追击，因此拜占庭人只好退守各大城市，聊以自保。这个时候的拜占庭人一时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军队，就再次使用贿赂的方法贿赂塞尔维亚君主彼得（Peter Gojnikovie，892-917），让他从西面进攻保加利亚人，后面的好处大大地。但拜占庭人不知道的是塞尔维亚的宫廷里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拥护彼得，一派拥护西蒙。正是由于拜占庭人的求援，让塞尔维亚内乱更加严重。支持西蒙的塞尔维亚派别立刻向西蒙告密，并且与西蒙里应外合，一举干掉了塞尔维亚君主彼得。塞尔维亚新君主立刻承认了保加利亚的君主权，臣服在了西蒙大帝的麾下。一是整个巴尔干都落入了西蒙的手中，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似乎西蒙大帝的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
此时，拜占庭出现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件事情情史就是西蒙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却有另一个人做到了。公元919年，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干掉了利奥·弗卡斯，夺取政权。他一步一步清除异己，终于在919年5月促使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与其女儿海伦娜（Helena）结婚，自己成为岳丈，第二年，荣升凯撒，并得到共治皇帝的称号，他就是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920-944）。罗曼努斯采用了高压政策，于数年之内即消除了所有的异己，并想着自己要创立新的王朝。西蒙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他不想有这样一个人阻挡了他前面的路。他再次使用武力，923年，第三次攻破亚得里亚堡。924年秋，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城下。他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的，因此就利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派使臣去和阿拉伯的法蒂玛哈里发订立合约，保加利亚人从陆上，阿拉伯人从海上进攻拜占庭。但拜占庭人也很有头脑，他们在路上设下伏击，把要和保加利亚人签字的阿拉伯使臣劫持，大加款待，反复说服其转向与拜占庭人合作，并答应每年支付贡金给阿拉伯人（但仅仅100年后拜占庭人就会尝到苦果的），面对金钱的诱惑，哈里发改变立场，西蒙的计划彻底失败，而此时西蒙也老了，他也许都不一定能下次再达到君士坦丁堡了。他只好与拜占庭君主罗曼努斯一世在金角湾码头订立合约，结束战斗。西蒙归还占领的拜占庭土地，罗曼努斯一世也每年付给保加利亚数量可观的贡金。想起来很久以前西蒙第一次站在这座城下，曾经发誓要成为拜占庭的主人；11年前再次站在城下，让自己的伟大计划得以实现；而11年后，他第三次站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不知他的思绪是什么样的。也许一切都要结束了，西蒙大帝的梦想和保加利亚国家的前途都已经随着这次和谈烟消云散。
回到普利斯科夫的西蒙大帝非常沮丧，由于其政治理想的破灭，每天都吃不好睡不香，人渐渐地消瘦了下去。他每天只能对着自封的“保加利亚人和罗马人的皇帝”聊以自慰，但如果要真的再实现这个梦想已经不可能了。而926年与克罗地亚的战斗中保加利亚军队遭受重大损失，更给他本来沮丧的心情雪上加霜。而拜占庭皇帝则经常与其书信来往，多次告诫他“罗马人的皇帝”是拜占庭人专有的头衔，而且由于保加利亚是在原本属于拜占庭的土地上建国的，所以“保加利亚人的皇帝”其实也应该属于拜占庭人。所以西蒙应改使用“保加利亚沙皇”的称号。因为大家都信仰东正教，所以互相都是兄弟，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不知西蒙大帝是怎么理解的。但肯定的是仅仅三年后的公元927年5月27日，西蒙由于心脏病去世。
东西方民族结合的妙作啊，草原民族的精神还在其中，听起来让人热泪盈眶，远行的孩子是不是还保留着千年前的灵魂？
趁着人家心情不好拿人家寻开心
国内有时候总有一个倾向是把游牧民族的源头尽量往中国北方靠，个人觉得未必可考。贝加尔湖、伏尔加河下游、伊朗高原这些地方都很有可能都是某个民族的发源地，然后在寒冷和灾荒的驱使下，向亚洲腹地、欧洲和两河入侵。
还有别的，祖源神话、风俗等等。
有个说法叫“内亚”，大致上也就是从大兴安岭西麓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这片广大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流动性是很大的，迁徙万里是正常的事。多数都是从东向西迁徙。
就在中国历史上，鲜卑慕容氏的一个庶支，能在一代人不到的时间里，从辽西迁徙到青海，成为吐谷浑。更早一点，拓跋氏的一个庶支能从大兴安岭西麓（或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甘肃一带成为凉州秃发氏。现在还有人考证马扎尔人（就是匈牙利人）可能与慕容氏集团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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