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据时代的台湾情形(一)-- 清廷割讓台灣 -- 北宸

教育方面，则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国民教育。1896年4月起，全台各重要学校均设置「国语（日语）传习所」，後来改制为六年制的「公学校」，鼓励台湾人将子弟送往就读公学校。当时日本人子弟就读「小学校」，采隔台日离教育。此外，为了培育公学校的师资，总督府设立「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而为培训本地的医疗人员，1899年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台大医学院），并鼓励台湾子弟进入医学校就读。

国民教育的普及，提高台湾人口识字比率，也提升了台湾人的国民素质。然而，隔离的教育体制，以及独优惠日本人的不公平升学体制，台湾人受到教育歧视，成为次等国民，亦埋下了民怨与族群间的紧张关係。随著民智渐开，接受新式教育的台湾知识份子，开始发出不平之鸣，终於在1920年代带动起各种社会运动，以反抗总督府不合理的统治政策。

农业的建设与发展

日治时期，总督府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有所谓「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因此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工程。1901年，总督府公告《台湾公共埤圳规则》，开始整顿现有的埤圳及规划新的灌溉水利工程。其中，最有名的是「嘉南大圳」工程。

1920年起，总督府在台湾南部兴建嘉南大圳，由总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下，引曾文溪与浊水溪之水，建设水利工程，历时十年，於1930年完工。嘉南大圳工程涵範的区域，南北长90公里，东西宽20公里，溉灌面积15万甲，包括今日的云林、嘉义、台南县市，对於台湾农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以「台湾蓬莱米」最为著名。由於日本耕地不足，稻米仰赖进口，因此总督府计画将台湾发展成了日本的粮仓。1912年，总督府聘请农业技师矶永吉来台，引进日本稻米品种，改良台湾本地品种，生产出适合日本人口味的台湾蓬莱米」，後来大量出口至日本，解决了日本本土食粮不足的问题。

蔗糖的生产，是总督府另一项重要农业发展。1912年，总督府延聘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来台，引进夏威夷及爪哇的蔗种，大量种植於台湾。同时引进新现代化的糖厂，糖业蓬勃发展，成为总督府丰厚的岁入来源。

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财政独立

台湾总督府治台之初，为筹措资金，於是著手建立近代化的金融机构。1899年，「台湾银行」成立，同时总督府开始整顿的台湾的货币制度，当时台湾岛内仍使用清朝及外国铸造的钱币，甚至还有私人钱莊发行的纸币，再加上日本货币的流通，交易繁琐複杂。

1904年，台湾银行发行纸钞，统一了台湾岛内的货币。台湾银行在中国及海外设有分行，以方便贸易及金融的往来，也有利於总督府引进资金投资台湾。

统治初期的军费浩繁，加上钜额建设支出，造成总督府财务赤字的负担，必须仰赖本国的财政支援。1898年第四任民政长官後藤新平上任，提出「财政十二年计画」，希望透过逐年递减补助款的方式，使台湾总督府能在1909年达到财政损益平衡，完全财政独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财政吃紧，台湾总督府被迫缴回补助款，必须成为财政自给自足的殖民地。

总督府於是透过各种税制，扩充税收来源。此外，另外一项重要的闢财措施，即是实施专卖制度。包括鸦片、樟脑、菸草、食盐、酒精等人民生活必需品，都由总督府专卖，禁止民间贩售。专卖收入，成为总督府重要的财源。

北宸註:

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在其 1929 年的著作《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中，曾明白地写出了日本当时接收台湾後对於这个殖民地开支繁浩，入不敷出的窘境:

"日本占有台湾後，为了维持军政，每年需经费一千万日圆，其中七百万日圆不得不依赖本国的国库支出，国人因此认为台湾对日本来说是一大奢侈，甚至有主张将台湾以一亿圆卖给外国。日本政府最後决定在 1898年，将对台补助款削减为四百万日圆。"

日本後来是如何做到使台湾在1905年财政独立，1909年倒过头来补助日本政府短绌的财务?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与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合作搭档的民政首长:後藤新平。

後藤原本是医师，曾赴德国留学，後出任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并因提出对臺鸦片制度的意见(鸦片渐禁论)而获得日方赏识。

不久前曾经看过一个介绍後藤新平的电视专辑，其中访谈了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北冈伸一，他这麽形容曾当过医师的後藤治台所持的观点 :

"医治病患必须配合病患本身的体质，若是手术过程完全正确，最後却把病患医死了，是做为一个医师，所不容允许的事。"

在专访中，北冈伸一并没有接著解释什麽是"完全正确的手术过程"。先前在第一篇中所提到的日本启蒙家福泽谕吉倒是曾主张不必把台湾人当人。

福泽认为最理想的台湾是"全无住民的无人岛"，以便日本人移民。这种全数歼灭的论调出自日本文明开化启蒙者之口，让人不禁捏把冷汗。

而这样子的提倡，或多或少也证明了日本对臺民的鄙夷心态。

不同於前三任总督的做法，後藤秉持的殖民地行政计画是他著名的「生物学原则」: "一是顺应或同化周遭的事务，二是保持自我，发挥个人特长。"

後藤上台後不久，便下令军队後退，改以警察制度，从日本调专人来开设警察训练所，不允许军警扰民及伤及无辜。此外积极从事开发建设，在抚威并重的双重策略下，一些民众对抗日义军的态度也逐渐从支持转为旁观。

然而後藤所谓的"不伤及无辜"，并不包括那些在台湾从事抗日活动而定义为影响社会治安的"匪类"家属。在先前第二篇中提到的抗日领袖林少猫一家，便是在1902年日本军警严密的部署下，无论男女老幼，大肆烧杀。离台後，後藤新平著《日本植民政策一斑》一书中，也自承自1898年至1902年，五年间诛杀"匪徒"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

更让人寒颤的是这些"匪徒"许多已经归顺数年，也因此一些历史学者并不同意日治时代，日本曾采取"鞭子与糖果"这样的说法。

对於抗日者先行利诱发予假归顺證，经若干月日的监视再予以集体屠杀，这样的"糖果"，更确切适当的说法，应该是糖衣砲弹吧。

在处理台民吸食鸦片的问题上，一样可以看出後藤的"高明"手腕。日本占有台湾初期提倡「鸦片严禁」论，伊腾在马关谈判时即誇下海口，日本领台後一定要断绝鸦片。第一任总督桦山也颁布命令，凡将鸦片交给在台日人者，一律处死。这项命令很明显的用意在保护在台日人。但「严禁」论很快的被後藤的「渐禁」论所取代。(渐禁论是根据医师诊断證明，吸食鸦片已经上瘾者，可以继续购买吸食官方製造的鸦片。)

後藤的折衷渐禁法所持的理由是，严格取缔鸦片会造成社会动乱。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一石二鸟的计画: 既可打著"渐禁"的口号，使殖民方不致因公开开放吸毒而落人口实，又可靠著高价出售的专卖制度，赚取可观的财政收入。

当时的台湾民间组织(降笔会)曾提倡戒食鸦片的运动，以抵制总督府鸦片专卖，高价出售的剥削行为。这个民间运动曾经掀起热潮，一度使总督府的鸦片收入顿减，後来日警竟高压取缔，批评「降笔会」带有民间宗教的戒烟方式会危及鸦片烟瘾者。当时的秘密吸食鸦片者被发现，依法要惩处，但总督府却会重新发放烟牌，使之合法化。这种以鸦片谋取暴利，不顾殖民的统治心态，由此可见一班。

对日本来说，台湾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当做南进侵略的跳板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藉著成功建设台湾，做为其挤进列强圈的一个象徵。後藤曾在1907年在英国发表了《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目的即是为了展示台湾开发的成效以宣示日本进入了世界列强之林。

2007年6月，为了纪念後藤新平一百五十岁冥诞，日本颁布了第一届「後藤新平奖」，旨在颁发给对国家、区域发展有贡献者。

在得奖名单上赫然出现了李登辉的名字，其得奖的理由是因为李继承了「後藤新平的志业与精神」。

我实在想不太出来这个"志业与精神"落实在台湾本土什麽地方?

今日台湾确实有一些老一辈的人推崇後藤新平的「诸多基础建设」。不能否认後藤的一些措失引进了现代化设备，除了硬体设施，後藤也花了数年的时间完成土地调查，并成立台湾惯习研究会，在所出版的《台湾惯习记事》里，详细记录了台湾法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献，至今都可以说是台湾文化颇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然而一切公共建设与研究，也是殖民者必须回收的投资行为，谈不上民生福祇。

土地调查完成了，是为了徵收更多的地税；

户政制度完善了，是为了透过保甲制度，压制反日势力；

社会治安整顿了，是为了吸引更多日本本土企业的投资；

森林铁路开闢了，是为了丰饶的森林资源以输回殖民母国；

製糖产业兴盛了，是为了替日本省下巨额的外汇支出 (1894年，日本的糖需求量是四百万担，但日本国内仅生产八十万担，而台湾本土的(甘)蔗农事实上遭受相当不平等的对待。)

。。。

有时不免感歎一些至今"感念"後藤体制的人，当他们现在手中捧著香喷喷蓬莱米煮成的米饭，是否还记得日本的帝国殖民政策是，同一种产品，上等的，供给日本，劣等的，留给殖民地人民。後藤引进栽培的「台湾蓬莱米」当时是完全输回给日本本土，被异族统治的台湾人想吃得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年国民党所编写的历史课本里，只提到了清朝刘铭传是如何建设台湾，对於後藤新平的作为只字不提。

我并不是太认可这样的做法，因为很多事情模糊了，却也容易被扭曲。

对於日治时代的建设不妨一条条列出来，而其後的建设动机的探讨也可以同样列出。

用这样的角度来读现今的《臺湾史》教科书，编写的内容提到了建设的背後是为了总督府丰厚的岁入来源，这点还算差强人意，虽然仍然觉得可以补充的更多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