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 -- aokrayd
自封建制度瓦解以来，中国便存在一个王权的制约问题。实现这种制约，无外乎两方面，一是制度上，一是思想上的。制度上之种种措施，由于理论上的君权至上的权威性，所以易受破坏，因此思想上的制约也就非常重要。孔子论正，就是指君主自身的作风要端正，以自身端正来治理国家。然而君主居权力这顶峰，做到此点便难。所以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以宗教来约束。然而历史即长，见阅即多，天人感应之说就薄。宋儒又兴理学，希望君主能以天理为重而行君道，然亦不可行。最终则由黄宗羲集大成，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即君主权威必须有所限制。
实际上，此上问题只能是在现代国家意义范畴下由政党制度来实现。党之领导人由党内推选而无世袭，真正实现选贤替能，而领导人不复有绝对之权威，同时党又由群众而成。因此党代表其群众之基础的利益。从而党为中间环节来联系政府与群众，以通上下。因此，民主制必基于政党而行，现代社会的演变实则先有党团体，而后有党内民主，最终再推而进为社会内部分人，而以至于社会整体的民主。所以动辄叫普选，随便就公投，只怕是未为民主之真实面貌。
政党基于群众基础而形成，并组建政府以为自己的民意基础服务，这其实不过是政治课本里的经典论述而已。所不同者，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社会再无阶级之分，全体社会的利益表现为一致性，因此，不必再有他党，共产党即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这也本只是共产党之标准党纲。
问题在于，理论上逻辑上可以说得通的，在实践上并不一定行得通。正如中国历史上，明君总归是少数，共产党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终归只是理论上而已。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实际上迅速 地即演变为某一群体的利益代表者。在建国之初即为军功集团，而后则进一步为所谓干部群体，即官僚集团。因党政不分，党政一家之故，党员即干部，干部即党员。则入党即如科举，一入则入龙门。如此一来，则党更进一步退化为掌握全部政权的利益团体。此一趋势，在六十年代即已清楚。是以毛泽东以其违背革命之理想而欲再一次以全民的革命将这一党组织重组。文革自有毛个人理想和全民之政治意愿，决非阴谋二字可以概论。
钱穆曾反复强调，中国之历史，最重要者为和平时期制度之演变。文革只是又一次证明了此点。非但官僚体系未被摧毁，人民之普遍道德更进而沦丧。上层社会之道德风气，往往为下层之表率，而上层风气一旦彻底感染下层，则反过来又会反作用于上层，终至整个社会一并沉沦。试看东晋之历史，百年间完全无从措手而终至坐以待毙。
自文革结束以来，共产党在政治上是积极有所作为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开放思想的号召，都 是为求从思想上活跃起来。而在组织制度上，则积极反对权威集于一身，推进和建设党内民主。在国家制度上，积极进行财税改革，向地方分权。这些都是大有利于国家民族之举措。不能一笔即为抹杀。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党以确实从制度上来健全自身而不再是寄望于党员的自身道德修养，寄希望于法治，制度，此点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将来政局如何发展，亦足以为鉴。
然而近年来，共产党却是内外交困，外自不必说，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党内。一仍是党政之分家的困难。党纪高于国法。党政不分家，则党员即为干部，干部即为党员。干部之本意，应为全社会服务。而现先为党员而后为干部，则干部实先为党之利益而服务，而党即为一利益群体 ，则进一步，干部只为本利益群体服务优先，而罔顾全民之利益，是以人民怨声载道。另一则则在于社会分化。建国以来，至力于消灭阶级差别，虽有工农之分，干群之分，但社会总体仍是一平均状态。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外资引进，社会进入了一个急剧转变时期。大体而言，农民日益困苦，而一般工人，亦有朝不保夕之感。新兴知识阶层急剧上升，原官僚团体更进一步发达膨胀，私有业主亦大为增加。如此种种，则共产党不能再称其为全体社会的代言人。党内关于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之争，就可见党内对于此一问题的认识。但社会即以分化，而共产党犹以一党把持政权，则不免为人所疾恨。
但我个人并不以为全民普选和多党制当下即为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方。从历史上来讲，西方国家之所谓全民普选，实是一个渐次扩大的过程，先由白人上层，而到中下层，再由男性而至女性，由主要种族而至少数民族。此一演变过程，基于民众政治意识之觉醒和发展，是一自然的发展过程，亦来自于上下间交错运动。但如笈然间将选举权赋之于全体民众，从道德意义上虽可行，但从实际政治操作之角度则不可行。因民众之政治意识本尚未发展至此地步，此一举反而易形成一混乱之局势。即如久渴之人而骤饮烈酒。且此一局势，极易为别有用心之政客所利用，甚或为外部势力所乘，台湾和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
多党制亦是如此。多党之形成，自是源于其历史上之利益分化所形成之政治团体，又与政治意识之发展而逐渐由上层演变至全国。但其演变过程中，固逐渐明晰自身所代表之利益集团，但同时亦于共生共存中，体会到全体之利益之共同点。因此才能即为本团体谋福利但亦兼顾整体。如台湾之政客，为一已之私，坏国而自肥，将全体人民置之于火山之上而火中取栗。此类多党制，不仅是一个笑话，更是一个悲剧。
中国的情况，较之于世界，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极需长期细致而艰苦的努力。此种努力 ，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至为重要。是以当局以稳定为先，以国家主权之完整为先，并无大错。我个人觉得，中国之发展方向，仍在于经济之持续稳定发展，以使人民均能有一较为富足之生活。在此一基础上，人民政治水平政治意愿逐次提高，而同时政党亦在缓慢演变中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更为成熟。至此之时，再谈全民普选和多党制也不迟。当下时刻，还是更应专注于体制内之改革，更注意党之自我新生更为重要。
眼下里大家目光全集中于贪污腐化，我个人以为是不尽可取的。贪污腐化即在于集体政治意识和道德水准之下降，更在于制度上之漏洞和利益分配之不公平，不公开。此三者之解决，均有赖于长期努力，而党政分开和党内民主，实为问题之焦点。
所以我以为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实在是无济于事的。若力有所余，不妨在辛苦挣钱之余，多关注关注贫苦地区孩子的教育？(给OCEF做做广告
)当然别有用心者，又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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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对此段文章有一注为其为氏族政治之特征，盖氏族本于家庭，家庭之长，则身正而家正。但此则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其实何必要到现代呢？曹操在其求贤三令中就明确地将才能摆到了道德之上。事实上，历史上大有作为之政治家，不论东西，在私德上都大抵不是那么可靠。如诸葛恩来之流，实为凤毛麟角。且即便是如此，尤不免为人所议。且即如孔子，不避见南子。孟子亦言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而已。即政治活动，错综复杂，政治人物，必须量时而动。因此只能以一个总的原则为指导，而在具体手段上则必须灵活加以处理。此一总原则之境界高下，便决定了政治人物之境界高下，而其手段之灵活，则决定其成就之大小。而若想道德清白，则最好只在书斋做个学者。淳淳大儒，众望所归。而一旦出山，事情办得一塌糊涂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少见。这且还是指政治手段而言，若论及男女之事，则就又更差了一层。在古时，女子本就只是玩物。而在现代，只要不是强迫，总也会有美女羡于权势或风度而愿以身许之，而求有所图之，阁下又如之奈何？
对于政治人物之评价，自应从其实际行为之政治后果着手，而不能单纯着眼于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如王莽安石，皆为一时人望。其政治理想不能谓不高，眼光也不能谓不远，而个人生活，也不能谓不严谨朴素，生活作风亦是正派。而其政治行为之后果，在当时便为灾难，在其后更为中国政治制度之退步之发端。此又该如何论之。过尢不及，遗害无穷，决非其个人道德和政治理想可以弥补。
而再看曹操居正，都为时人所诟病，两人生活俱蓍靡，而又好色，且挟上以自重。但一者统一北中国为进一步统一中国打下基础，实是一时枭雄，其功业亦足为后人所叹。居正则振明于中衰，整吏治，理税法。一时国强民安。若于此两人，只着眼于脐下三寸，则何足道哉。但其功业，则全民受益。脏唐臭汉，每为腐儒所讥，然当时之气魄，又岂是理学之腐儒所能开创？
这几所来，走下神坛之类屡见于世。大约作者的意思是以为还伟人之普通面目，能与世人更觉亲近。然而问题在于，是人总有七情六欲，总要吃喝拉撒。这本也就是人生之常识。而伟人之不同于凡人，实非汪曾祺异秉一文中所讥之屎尿分开而已。领袖能从常人中脱颖而出而不赖于血缘，则自有其过人之处。我们所感兴趣的，本也就是这些。当然，若本意即在于证明领袖吃饭我也要吃饭等等，而进而想及若两人对调我也能叱咤风云，那就又当别论了。
而论及共产党之领导人，则情形又有所不同。盖共产党起于草莽之间，而称救民于水火之中，且志在建立一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之地上天国。即如此，则不能不在道德上提出新的见解并求有所见树。是以苏共，中共，都强调领导人道德纯洁。中共因中国之传统，则尤其是如此。而事实上建国之初，领导人物也确是一派新气象。今日党内道德之几败坏也是人所共见，但却也不必因此，则以为党从来便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而别有用心之人物，意本就不在此。其即见党以道德为标榜，便将眼光盯住脐下之处，实因这等诋毁，最能激起兴趣，亦即最有效果。然而此等作法，实不鲜见。君不见文革之后，以生活作风有问题在中国来整人是一时之不二法门？再往前去，明之士大夫，讥评人物，亦往往在狎妓不孝之类问题上大作名堂，此类作法，实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只不过今日之作为，大抵打着民主人士的光辉招牌而已。捕风捉影，肆意捏造，无所不用其极。若以为其兴趣真在历史之真相，则大廖矣。李医生之流，其兴趣何在？一目了然。
aokrayd君这篇好文，大部分深得我心，而文字又不是我能及的。但就部分内容，可容讨论？绝不是拍砖
君的意思大概是指政党是从事民主运动甚至政治活动的主体，没有政党的组织，个人的民主呐喊对社会整体没有切实影响；或言民主应该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
我以为不定然。理论上逻辑上可以说得通的，在实践上并不一定行得通。用您的思想来探讨这个问题：以目前国内政治局势，几十年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政党，必然还是一个共产党主政，社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局面。这一局面从理论上来说，如君文所言，并不会明显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既然党政不分，那么党内民主，也同时是政府内部民主，就是一个面临的迫切问题，此为其一可努力的方向。本人认为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侧重点也不外于是，民主派所希望的普选和多党制是共产党根本不会考虑的东西，这也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
君对共产党的评价我主观认为是相当客观的，他既不是无所作为，否则相对改革开放以前民富国强的局面不可能出现；也不是干干净净，否则人民怨声载道也不可能。共产党对自身的定位问题亦有忧虑，虽三个代表被嘲笑得多，但恰表明了北京对自己的希望，即成为全体社会的代言人；资本家入党写入党纲，正说明了高层支持这种思维。盖因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一国。既然党即是国，国际形势的挑战比国内形势严峻，必然是以对付国际势力优先。若共产党坚持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则不可能得到经济上占有相当地位的私有产业主的支持。统一战线的精髓是分清敌我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然私有企业更有效率，在相当长时间内必然存在于国家经济中，共产党就希望在不改变政体的条件下接受他们的存在，并借助他们的力量。
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有这样一个国际压力将促使共产党开始党外民主，则是普通老百姓的福音了。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会不会有突发事件中断也难说，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可能做一些对未来有利的事情：教育与宣传。主席批评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那是有历史背景的，两军打仗，夹在中间做和和佬，那是理想主义加幼稚。现如今不然，社会稳定，正是做教育与宣传的好时机，君不见美国的扒粪运动对美国社会的纯洁的贡献？如果一个社会有民主的气氛和传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可能会比一个民主的领导人甚至民主的制度更有制约力。
换言之，将民主化变成一个从下而上的过程，完成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召唤，这个理想主义的幌子还是值得试一试的。
民主制度、民主的气氛及民主的传统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民主制度不一定有民主的气氛，但没有民主制度是不可能有民主气氛的。相应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制度和气氛也不可能培养出民主的传统。
从历史上来讲，这一共同努力即王室和士绅的努力。王室须有改良的愿望，而士绅则能提供指导思想，健全的制度和执行的人员，双方共同努力，则国家即能兴旺。
我最近读东晋历史，晋之王室腐败，士族堕落，失去了半壁江山。而至东渡后，北移之士族尤协王室与门庭而自重，南方之士族则持地利而自保。政府形同虚设，而王室与士族继续腐败。国家无兵无粮，北伐之大计亦由个人野心而行，百年之间，强敌环侍而无所作为。道德腐败，士气低落。终至灭亡。
而反观北部，残留之士族本较低一级，此时于异族重压之下，反而能锐意革新。下则厚抚庶民以自重，上则力争政权而求有所作为。于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上均能开创一新局面，终成就复兴国家民族之大业。我看当时之士大夫关于君臣之义的论述，深为感动。钱穆云中国传统自有大智慧，此言不虚。
北方之汉化过程，一则固是异族文明程度之低而羡于汉族之文化，更重要的则是汉族自身的努力。这一过程于清之汉化，性质上并不相同，而结果也就大为不同，对民族之影响实不可相提并论。或可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以不息，唯自助者天亦助之。今日中国之振兴，亦尤待国人之共同努力。
普选和多党制，必有赖于全民之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此是一个缓慢渐进之过程，而非仓促可为。现在的村级普选不论有何种弊端，实是一良好之开端，只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调整，而决不能因噎废食。我个人觉得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当在于开放社会团体，尤其是公益团体，而另一面应允许一定程度之独立工会存在。此二者，则可使国民与政府均逐步协调与发展政治意识而最终促进整个政治制度之改进。
我个人认为当下政治发展的关健，仍在于知识阶层的走向。在上应于政府相结合，积极谋取政治权力，贯彻自身的政治理想，在下则应于人民群众相结合，使自身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如此士一阶层才可以有新生，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领导。如果在上则只顾维护个人之即得利益，在下则只是鼓燥尖锐对抗，则国家于本阶层，都并无出路。革命，只是各种矛盾尖锐至无法解决之一变态时期，而真正之社会进步，仍待于长期之持续建设。
感谢寒兄和G兄的一贯支持和鼓励。
希望以后有尽量多的机会看到兄之美文！这种不急不火的文章现下并不多见！
吾深以为然。很长时间了，一直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是要有些精神的。这种精神还是要体现在知识阶层的身上，这种体现的最终也就是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和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愿望。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似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此士一阶层早日可以崛起为决定民族、国家命运的政治精英，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今天一翻原文，才发现竟然给引错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看到了在一边偷笑呢
这段话出自论语颜渊17，原文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 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气魄，让我一改，全没了。赶紧改回来了
不过尚有商捶之处，其实直选不直选并不重要，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分级别间接选举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也很认同老兄的民主的范围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从高层的逐渐到底层的，从开始只属于精英的，逐步扩大到普通民众的。
不过只要是“民主”， 就不可能只有一方面力量的存在，那样是民主不起来的，“党内民主”我觉得是非常不现实的东西。
而社会生活中能独立起作用，能替人民争取实际权利的力量是比较重要的，比如兄所提的独立工会，这种力量，即使以争取经济利益为起点，最终必然会走向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形成类似政党的东西，目前任何这种脱离执政党控制的独立的社会力量都是当局最忌讳的,。
老兄的提议，在执政党切实有诚意地逐步放权之前，恐难实行。
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培养他的敌人.
但中共若不是站在一党既得利益的立场，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他的历史使命，这却是他应该做的。
我也不赞成在现阶段就开放直选，或者改变整个政治体系，但我以为执政党应该做的，一是要开放言论自由，不垄断媒体，切实履行公民教育，抛弃以前的党化教育
二要允许工会等独立社会力量的存在，三是切实的党政分开，并放开对人大选举的控制。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开放党禁以前，也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的，但是允许独立候选人的存在，这个步骤可资借鉴。
中共若能做到逐步主动放权，带领中国和平地走向民主化，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他失去政权，亦将赢得光荣，这个政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将是不朽的。但如果错失历史机遇，那就很难讲了。
我还是相信党是会进步的。OCEF因为做不少贫困地区的调查，在大多数地区，基层组织还是在认真工作的。并不象广泛地网上宣传那样。而且国内目前的制度改革上，也还是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至少现在民政部门以经在改进社会组织的申请和活动。党要有诚意，但社会也得遵循一定的规则。譬如基督教的活动，我不认为非得搞地下教会才行。事实上现在美国教会和国内教会合作是很多的。并不是做不了。很多事情并不是非要摆出一幅对抗的架势才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缓进过程。民主意识，权力意识，责任意识，这些都得要一代代人从具体的社会实际中才能逐渐培养起来。共产党总强调所谓敌对意思，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所谓民主人士的政治言论和行动，也确实是很成问题的。
党也是由党员组成。而党员也是来自于社会。我极不欣赏某些人摆出一幅很清高的样子，不屑于政治。很难想象如果正直的人都不屑于政治，那么政治到底如何进行？要改变社会的现状，就必须从实际一点点做起。空发牢骚是不够的。钱穆说君子多则为治世，小人多则为乱世。而一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全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我最近看东晋史，对这一点感触特别强烈。南朝就这样无可挽回的败落下去，而北朝却兴起了。这不能不说是努力和颓废的结果。
如果真的是有志于改变社会的政治面貌，我倒觉得人应该从事实际性的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那种柏杨式的大染缸论调，我是不欣赏的。政治确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则，儒家也讲经权之变。这就要看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理想，而又如何去做了。
但是这种合作不见得需要完全是臣民之于君王式的合作，这里有个心态和意识的问题，不需要激烈对抗，但有的时候不免会要有有限的冲突。打打擦边球什么的，总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目前执政党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这个“边”应该在哪里的时候。
而且我的观点，虽然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唱红脸的，但唱黑脸的角色有时候还是要有的，看以前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就有这种感触，虽然受到主流社会肯定的是马丁路得.金这样的缓和的民权领导人，但也有另外一些更加激进的人，而后者的作用，是使得当局更有耐心来聆听象马丁路得.金这样的温和派的领导人的意见。 政治，毕竟在很多时候都还是力量的较量。
俺也极不喜欢柏杨，同意老兄的观点，政治气氛的改善需要有良心，有知识的人的参与。
更重要的，当局给划了一个圈，可我们自己又因为恐惧，成见，再划一个更小的圈就更没有必要了。
基督教的问题，严格的说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宗教自由”的问题，信仰某一宗教的人，信的就是那个神，这是没有办法从权的。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当局对于任何独立的，有群众基础，不受它控制的社会力量都非常警惕。
在没有政党制度基础上的进行直选的情形就颇象大陆的股市：看似公平的规则吸引众多散户满腔热情地投入自己的梦想，结果散户的海洋恰恰成为庄家驰骋的天堂。看上去民主进程轰轰烈烈，但普通公民热情参与的结果却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
大陆虽有政党但却没有政党制度，因为此政党非彼政党。所谓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姑且称之为民主政党）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竞选获胜上台执政，而共产党却不在此列。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纲领的演化与客观环境究竟孰因孰果本身也是个不小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谈。但就其演化结果来看，暴力革命是其基本手段，一党专政是其必然结果。从表象来看，共产党是“党内决定党外”，民主政党是“党外影响党内”。民主政党一般组织并不十分严密，因此，为了赢得大选，党员在党外的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将影响其在党内的地位――党需要依靠他拉到更多的选票。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其自身组织极其严密，党员在党外的名誉、声望和影响力与其在党内的地位无关，相反党内领袖的座次将决定他有多大的实权支配党内并波及党外。当年在党内外影响力远胜于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布哈林不知此中厉害，还循着民主政党的老例去争总理之类的党外职务，而对党内职务不屑一顾，而党外职务仅为民委主任的斯大林却慧眼识权，捡到了大腕们丢弃的总书记一职，之后籍党内的组织手段而名正言顺的取得政权、军权。
共产政党与民主政党的这一点区别可就决定了是需要争取党外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成为最高领导，还是只要搞定了党内的路线斗争就能享受到“群众的支持”。政党制度的关键就在于虽是某政党执政，但党外散户却对党内运作有着相当的参与度与影响力。目前的共产党能否达成此点，不言自明。
那么政党制度缺失这一死结在大陆民主进程中能否化解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不过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三个代表”和“资本家入党”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中共当然有自己的考虑：吸收新鲜血液，保持精英地位，以此加强执政基础。但放松入党门槛客观上也会起到“化功大法”的作用――逐步使其严密的组织受到削弱，泛化为精英群体，此时党外群众对与政治运作的影响可以通过党外精英入党而得到部分实现。
“党内民主”也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这里面当然也有新核心稳固自身地位的考虑，但却有“珠胎暗结”之妙。在共产党内部组织严密的情况下，即使先“民主”，最后也还是要“集中”定音，民主运作难有空间。在经“化功大法”而泛化为精英群体后 “党内民主”方有可能实现。即使民主仅限于党内，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随党之逐渐泛化，则执政精英群体内“同志”之念渐薄而派别渐分，党外于党内的影响亦将逐渐增强，虽一党专政之名犹存，但其内部却已孕育政党制度之胎。
希望瓜熟蒂落的一天能早日到来，但这中间的曲折嘛，别看今天笑台湾，大陆的麻烦怕是还要翻番。
不需我多费口舌狗尾续貂，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