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oo big to fail? -- 须弥一芥

经营范围受限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相对来说，外资银行尽管在个人业务方面也受到限制，但毕竟依附中国快速发展的工商业务（特别是外贸），发展明显比保险快。现如今对于外资保险的限制取消了，但是金融危机又来了，外资保险又输一筹。

作为全球化经营的先驱者，斯塔尔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全球经营，风险分散，远远早于和他同一个时代的人。

其实早在1926年斯塔尔就回到美国，在纽约开设了他的第一个美国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AIU，后来继承了美亚保险这个中文名字)。1939年,斯塔尔把公司总部搬到纽约。

二次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以古巴哈瓦为地区总部，在其他 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司迅速扩张，夺取了原来德国、意大利主宰的拉丁美洲市场，一方面又利用保险业务的客户调查协助美国政府，从而建立了深厚而丰沛的政治人脉，因此战后随即跟著美国驻军进入欧洲和日本市场。灵活而巧妙的经营手法令人啧啧称奇，而这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逆向」扩展，在欧美跨国企业发展史中更可谓绝无而仅有的异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塔尔马上重建他在远东的业务。AIG是首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资公司，其上海及马尼拉的办事处在日军投降前就已重开。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打扫干净再请客”，“一边倒”，“另起炉灶”的外交关系、国际战略和内政方针的指导下，

新中国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对旧中国的保险公司进行了整顿和改造。主要措施有：成立国家所有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接管和清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整顿和改造民族保险企业；对外资保险公司则切断保险业务来源，使其在中国市场难以生存，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AIG在上海的业务经营至1950年停止，集团的地区总部则在1949年迁往香港。

1958年12月，人民公社化后，国内保险业务被财政部决定停办。除上海、哈尔滨、广州、天津的保险业务办理到1966年外，其余国内业务全部停办。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取消了保险公司建制。由此，中国国内保险业务进入20年的空白时期。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国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这是中国保险行业最惨的时候，当年AIG在纽约OTC市场上市，市值3亿美元。

AIG除了中国业务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外，AIG在其他地区的业务均迅速恢复。应美国军方的邀请，AIU于1946年进入日本市场，为军队提供财产保险服务。1951年，在日本解除对外资保险公司承保各类型保险政策的限制后，AIU在日本的业务取得显著增长。今天，日本是AIG在美国以外最大的财产保险市场。

1946年，AIU亦因为替美军提供服务而进入德国市场。战前，AIU欧洲业务只限于在比利时、法国及荷兰的小型代理公司。然而战后的市场却有利于AIU 的扩展。欧洲的保险公司均受资金短缺的困扰，同时美国海外商业增长亦为AIU的美国本地业务带来很多机会。AIU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投入于欧洲的发 展，同时在中东、北美及澳大利亚设立分支机构。

与此同时，AIG的寿险网络亦拓展至多个国家。首先是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根据地菲律宾。菲美人寿保险公司于1947年成立，初期发展一日千里。在短短10年间，它已在菲律宾各地设有60家分支机构。1950年，菲美人寿因在房屋供应短缺的时候，开拓中产阶层住房业务而备受国际注视。菲美的储蓄保险，鼓励当地居民储蓄及为国家发展提供资金。今天，菲美人寿已成为菲律宾最大并享有盛誉的人寿保险公司，市场份额极盛时超过50%。

同样，在东南亚地区，友邦保险有限公司(AIA)在1931年创办后即取得骄人的业绩。战后再以香港为总部向外拓展，把人寿保险业务引进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各地，开始了业务持续增长。今天，友邦保险已是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人寿保险公司。

尽管斯塔尔在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及中东地区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功，然而在美国本土，斯塔尔的业务却迟迟未见起色。不仅如此，他的个人生活更是灾难突降——结婚15年的妻子居然跟着一个俄国的画家私奔了。事业的不畅和婚姻的不幸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斯塔尔再也没有结婚，所以膝下无子。

斯塔尔已经垂垂老矣，一手打造的帝国延续问题十分突出，接班人在哪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幸好他遇到了格林伯格（Maurice R. "Hank" Greenberg ），这个出生在纽约的犹太青年象斯塔尔同样是一个退伍兵，内心燃烧着激情，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遇上棘手的事能当机立断，而且恰好也喜欢艺术，喜欢滑雪，更重要的是，同样有着东方情结。

斯塔尔常常对别人说，他想要的儿子就是格林伯格这个样子。格林伯格不仅帮助斯塔尔实现了在美国本土大展宏图的梦想，而且给膝下无子的斯塔尔缓解了人到老年的孤独和失落感。

1968年12月20日，斯塔尔因为心脏衰竭而去世，终年76岁。在其去世的前夕，将格林伯格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将他个人的全部财产捐赠给了斯塔尔基金会，以帮助有才华的人去实现自我价值。

斯塔尔基金会目前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之一，基金会向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捐赠了东亚图书馆，致力于建立美国的东亚资料库。现在，在美国，除国会图书馆外，中文典藏在30万册以上的有：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6所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其中就有两所以斯塔尔先生的名字命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史带楼”就是史带基金会作为主要的出资方为工程捐助183万美元而建成，并以史带先生的名字命名。大楼建设历时二年,面积为12680平方米,楼高47.1米,2005年3月1日落成。

在《解密友邦》一文中，对斯塔尔先生作了如下的评价：

Kenneth Winston Starr是斯塔尔先生的侄子，鼎鼎大名的《斯塔尔报告》就是出自他的名下，搞得克林顿总统差一点被弹劾成功，一时风头无两。

如果说AIG帝国的一世斯塔尔先生象汉高祖刘邦一样善于用人，那么二世格林伯格象汉朝的哪个皇帝呢？

To be continue......

沙发！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当格林伯格如日中天时，曾经有人这么调侃AIG：“AIG is All Is Greenberg.”比较真实地影射了当时格林伯格和AIG的关系。

格林伯格他1925年5月4日生于纽约市，在开出租车的父亲遇车祸身亡后迁居到纽约州北部。母亲Ada改嫁农民Hyman Mushkat。上学时，生性冷漠的格林伯格总是惹麻烦：他曾把一只臭鼬放入通风管道而被小学勒令休学。1942年，17岁的他说服一个女友，帮他假造一份出生证明，以应征入伍。他于1944年6月4日在奥马哈海滩登陆，参加了解放达豪集中营。战后，他成为陆军预备役人员，在纽约大学法律学院获得学位，随后再度被征召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因功被授予铜星勋章。

1952年，格林伯格退伍后，去了当时纽约市保险行业的中心——威廉街，敲开大陆产险公司的大门找工作。但是，他被拒绝了。于是极符格林伯格风格的一幕出现了，他径自闯进副总裁的办公室狂暴地咆哮，骂那个欧洲籍的员工主管是一个“牛肉干”。那位副总裁由于他的坚持不懈而对他另眼相看，为此他得到了一份周薪为75美元的初级核保员的工作。此后，格林伯格只用了7年时间，就从一个“菜鸟”晋升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统管健康保险业务。

早在1952年，斯塔尔就收购了Globe&&Rutgers火险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大部份股权,并进行了改革及收购。两年后，与C.V.Starr公司合并，改名为美国家居保险公司(American Home Assurance)。然而到了1960年，美国家居保险公司陷入了困境，成本高昂及臃肿的代理人制度已不合时宜。

格林伯格于1960年以副总裁的身份加入C.V.Starr 公司，当时的情况是斯塔尔在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及中东地区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功，然而在美国本土，斯塔尔的业务却迟迟未见起色，公司内部始终在讨论是否放弃美国业务，专注于国际业务。但格林伯格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在一次高级管理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别人提出的业务关闭计划：“如果你们不是一群蠢货，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在美国本土做些什么，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保险业的基础！” 又是典型的格林伯格风格。

别人都是蠢货，那TM你来。

格林伯格临危受命，在1962年被任命为美国家居保险公司总裁，但公司没有给他组织上的支持，除了一沓纸以外，他一无所有。新官上任三把火，格林伯格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该公司的代理业务出售，并重组了公司架构，由保险经纪拓展业务，使公司快速并直接的对业务做出判断。此外，格林伯格还将公司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大型的工商业保险业上，并发展了再保险业务，两年以后，美国家居保险扭亏为盈。

这是一次经典的“格林伯格时刻”：粗暴，但卓有成效。其变革手段体现了他对于细节和宏观问题的关注和平衡能力，更让斯塔尔开始将其纳入接班人候选之一。

但此一风格也成为格林伯格终生相伴的矛盾。之后的几十年中，外界永远将其视为一个走在剃刀边缘的“危险人物”。提及格林伯格，人们首先会使用的几个形容词永远是“强硬”、“傲慢”和“进攻性”，甚至在其离职后，美国最权威的商业媒体Fortune杂志也断章取义的大肆散播格林伯格的一句话：“我想要的就是不公平的领先”。

解决了美国家居保险的问题后，格林伯格开始收购其他本地公司。在六十年代，先是新罕布什尔保险 (New Hampshire Insurance)，接着是宾州匹兹堡国家联合火险公司 (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Company of Pittsburgh, Pa.), 列星顿保险公司 (Lexington Insurance Company)及商业和工业保险公司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surance Company)。同时，AIG亦收购了大西洋再保险公司 (Transatlantic Reinsurance Company)。格林伯格的策略是先认定有问题的公司与及那些面对敌意收购威胁的公司，然后AIG便会购入控制性股权，并将它们并入集团。

随着业务及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加，美国国际集团AIG于1967年注册成立，斯塔尔将格林伯格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接管集团。

1968年12月20日，斯塔尔因为心脏衰竭而去世，死前交待格林伯格一定要重返中国。

1969年AIG在纽约OTC市场上市，市值3亿美元。

从1970年代起，AIG就开始在保险业务上开辟新的领域，承接风险极高的保险业务，例如性骚扰和绑架，因为这些领域其他公司不愿涉入，AIG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者，收取高额的保险费用。与此同时，AIG大力发展再分保业务，把大部分风险分散给再保险公司。比方说，AIG承接了1亿美元的财产保险，它就会购买7000万至8000万美元的保单。作为再保险的大买家，AIG与再保险公司的谈判往往非常顺利，在价格方面，它们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格林伯格管理AIG风格与斯塔尔迥然不同，不是靠亲和力，而是独裁。1980年的一期《财富》杂志曾将格林伯格选为美国十大最残酷的老板之一。当时，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财富》杂志：“向汉克汇报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可以用超乎想象来形容。”格林伯格回应说：“如果你认为是你有所牺牲，你就找错了公司。”他培养两个儿子做接班人，然后严酷地管制他们，使得两人都离开了公司。AIG欢迎的是变革，但不是异议。在早期，格林伯格将公司内部对他的创新的抵制称为“小人长戚戚”。

独裁是格林伯格管理风格的一部分。在像AIG这样庞大的公司里，如果没有令行禁止的作风，公司必然是一盘散沙。格林伯格将军式的作风为公司带来了效率。

关于AIG，最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AIG如何能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一个公认的原因是格林伯格有效的管理。

如果管理上遇到了自己不了解的问题，格林伯格的原则是立即学习，而不是规避。在安然事件后，连AIG也没能逃掉公众的批评。格林伯格没有选择为公司辩护，他立即改变了董事会比例(6个内部董事，10个外来董事)，并在审计、董事、管理委员会引入外人。

对流向办公室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坏消息，格林伯格总是竖起耳朵倾听。“如果是好消息，他们肯定会向我报告。”如果下属不汇报坏消息呢？“他们就没有第二次这样做的机会。”“我不是在威胁，只是想说明你身边的人肯定知道你对待坏消息的方式。”AIG首席财务官霍华德史密斯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有些应该告诉他的事而没有告诉他，没有比这更让他难受的了。”

格林伯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准备讨论业务，他希望经理人也能做到这一点。当Martin J. Sullivan（格林伯格的继任）在英国工作时，他随时随地都能接到老板的电话。像其他高层一样，他并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睡觉。“按生理时间应当睡觉了，他却开始工作了，两者很矛盾”。

为了有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格林伯格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审核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的年度计划。AIG的经理们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每个部门财务计划的每一页。实在难以想像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力。

格林伯格的独裁不等于一言堂。相反，格林伯格是一个鼓励、培养新想法的专家。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动力去提出新的想法，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公司的长久成功。AIG在很多方面都不断有创新之举，所以成为很多保险公司效仿的对象。尤其是在国际市场，AIG经常会在别的国际保险公司注意到一个国家之前就在那里建立关系、申请营业执照。往往在AIG打开一个国家的市场之后，其他的国际公司才意识到这个市场的重要。很多人对此非常疑惑：为什么AIG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振臂高呼开放一个新的市场，却不顾其他的公司可能从中获利呢？

格林伯格认为，要想在别人前面，就要永远保持创新。

在他作为AIG高级管理人员的38年里，AIG一直是一个在全球扩张、鼓励风险管理和保险标的创新等方面的领导者。

格林伯格驱动员工的方法或许简单粗暴，但他清楚“强硬”与“不合情理”之间的细微区别：“我从不要求别人做我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在AIG内部，绝大多数员工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工作环境：在格林伯格的施压下，所有人都能比平时的自己做得更好，而且，多数员工相信格林伯格是忠于自己的。

　　一名在AIG供职46年的老员工K.C.沙巴尼有着一个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的故事：

1972年，这个伊朗裔美国人被格林伯格招至总部，并被授予使命：“去伊朗，搞清楚我们做什么能让AIG进入那里。”

　　沙巴尼的调查结果是：在这个外国保险公司被全面排斥的国家，让AIG进入的唯一方式是让政府重新立法，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纽约，试图说服格林伯格放弃。

　　但格林伯格的回答是：“K.C.，我不是让你告诉我能不能做，我只是让你去完成它。”

　　重返伊朗后，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游说伊朗财政部长，最终真的让其修改立法，让AIG在1975年成为了当地首家外资保险公司。随后，当地保险业务发展迅猛，也证明了格林伯格的眼光。

　　但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朗政变后，以沙巴尼为CIA工作为名，将其送入了监狱。即使沙巴尼本人称，他与CIA无关，他仍两次面临被枪决的生死时刻。

　　远在纽约的格林伯格并没有忘记这名失势员工，他命令属下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沙巴尼，并随时通知自己此事的进展。为此，AIG耗资100万美元，先将沙巴尼从监狱中释放，又让当地一名医生冒死安排一辆汽车，将沙巴尼和上届伊朗政府的两名要臣一同送到了800公里外的土耳其边境。

　　等到沙巴尼回到美国，格林伯格从未与他讨论过拯救问题，即使对方提到，他也只是一笑了之。

此后，沙巴尼在AIG又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

在格林伯格领导下，AIG从一个在几个国家拥有业务的保险超市，变成网点遍布130个国家的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公司之一。它是美国最大的财产险公司和最大的可变年金公司，在寿险领域也占据着第一或第二的位置。

1967年格林伯格接掌公司时，AIG还是一家私人公司，1969年格林伯格将其上市，市值为3亿美元。1984年，他将公司转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市值已经达到9.15亿美元。到2005年他离职时，AIG的的市值已经达到1580亿美元—连续20年实现24％的复合增长。凭借1100亿美元以上的年收入，AIG于2005年跻身“财富五百强公司”前20位。

所以呼应上文问题，我把他比作汉武帝，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专制强硬，而且晚年众叛亲离。

本文只讲格林伯格的成功，关于AIG陶醉在成功之中埋下失败的种子，董事会背叛格林伯格赶他出局，AIG最终一步步迈向悬崖，在金融危机中跌落深渊的高潮先留下伏笔，先讲格林伯格完成斯塔尔遗愿，20年努力“回娘家”的故事。

To be continue......

凤凰台前一阵有个系列片讲民族企业家，提到那候斯塔尔的美亚保险还没什么信誉，一般银行都不愿借钱给他，只有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了他一笔资金

大厦将倾，墙倒众人推，不过AIG在我心里永远有一席之地——这话肉麻了点哈哈哈！

汇丰是在华英商建立，用以服务英华贸易，从来就是英资国际银行，从古董到经理都是清一色英国脸，华人连门都摸不着。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返回] [关闭]

1975年的一天，几个在旧上海作过洋行买办的老人接到通知，某时某地集合。

作为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拎出来斗一斗的老“运动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会聚在一起，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美国人在居委会的领导陪同下走到他们跟前，先伸出手来说：“我是回娘家来了”。

这个美国人就是格林伯格。那是他第一次访华，据说要送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给周恩来，希望中国方面能批准AIG进入中国保险业市场，被当场拒绝。

前文说过，AIG发迹于中国上海，因政局变化被迫撤出，创始人斯塔尔去世前嘱托继承人格林伯格一定要重返中国。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后，无时不牢记斯塔尔遗命的格林伯格兴奋莫名，将手下的一位高管叫到办公室，激动地说，“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要回去，我要第一个回到中国去。”这一愿望3年后才实现。

1975年的第一次访华，对于AIG来说，只能是试探性的，更重要的是联络感情，所以，格林伯格回中国总是在中国官员面前说：“我是回娘家来了”。格林伯格在任30多年，前后100多次访华，在中国政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即使2005年格林伯格被赶出AIG后，在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2008年如果AIG在危机前请格林伯格重新出山拯救AIG，很有可能的一大部分救命钱会来自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保险业务逐渐萎缩，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几乎一片空白。直到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1980年京、津、沪三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三到五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当时是“三无”公司——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多方设法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二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人事级别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

与中国保险业逐渐恢复的同时，1980年AIG就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地址就在友谊宾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1980年9月，AIG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公司”，各占50％股权。开始在纽约（1982年设立）和香港（1985年设立）经营业务。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开始是“同床异梦”，最终是“始乱终弃”。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这和中方共同开拓美国以及海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

AIG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的政策直接对撞，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

几经明争暗斗，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中国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又一笔坏账。

放弃中美保险是因为1992年AIG已经拿到了中国市场的第一张入场券。

因此，中美保险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完成了历史使命，也不再需要了。

1992年，长袖善舞的格林伯格如愿以偿地让AIG比其他外资保险公司早4年拿到了在华经营的第一张牌照，友邦被批准以独资的分公司的形式经营，后来的外资保险必须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而且股份不能超过50%。友邦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外国保险公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外资独资性质的保险公司。

这是中国政府对AIG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投资中国，经营人脉，甚至在1989年在其他外资纷纷撤出中国时反其道加大对华投资的回报。

有一种说法是朱镕基力排众议，可考的是1992年3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保险业的一个会上说，我们得让外资进来，带着他们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当然你得让人家进来后有钱赚，有甜头，人家才会来。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那是中央的一个政治决定。但直到多年以后，中国人保的老人仍然耿耿于怀。

友邦带来的寿险个人营销，开启了中国保险业的新时代，成为了当年震撼中国保险行业的最大事件。多年以后，影响依然存在。

1992年9月25日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立，友邦从台湾调来徐正广担任上海友邦第一任总经理，徐正广来上海时只从台湾带了一个人：营销大师李明亮。

1992年11月，友邦寿险代理在上海街头开始进行地毯式的垄断推销，出没上海大街小巷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跑街先生和跑街小姐”成为当时上海市一景。对于靠政府或其部门指令坐等上门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中国保险人来讲，当时被雷的“外焦里嫩”，下巴掉了一地，保险还能这么玩！

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内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和加速。“生老病死全靠国家”的信念开始遭到打击，上海人对寿险营销表现出欢迎姿态。

友邦先进的营销理念还有外资“超国民待遇”（当时国有保险公司仍需向上缴交55％的税费，而外资却可享受浦东的优惠税率）的优势先声夺人，再加上友邦的高佣金政策（友邦的代理人可以拿到40％的佣金，而国有保险公司的佣金上限是4.5％），友邦一度占据了上海寿险市场的90%。

1995年友邦在上海寿险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它的对手中国人保一败涂地。

可好景不长，1994年底，总部设在深圳特区的平安保险进入上海寿险市场与友邦针锋相对，以及在处理“老保单事件”上的败笔，友邦马失前蹄，从巅峰跌落。

To be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