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陈部长那个关于两个外资企业的话题 -- 葡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与转型。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地方城市政府之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发展环境。经济增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和“在发展中解决各类矛盾”的主要方法。地方城市政府拥有对行政资源、垄断性竞争资源（如城市规划、土地出让、定立制度等）的特权，遂与城市中诸多经济发展主体结成了种种联盟.

城市政府是这个增长联盟的主导者和最大的即期获益者.这个功利性导向非常强的联盟，其内部也产生了利益博弈和广泛的外部经济、社会负效应。

全球化使得联盟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跨越国界并组织起来。利益集团越来越组织得具有国际性，并且有能力同时影响国家的若干政策辩论。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利益集团、有时利用地方利益集团之压力的外国政府的压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在某些中央级的单位来说,当单个部门发展了与外国类似部门的关系或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协商活动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保障他们的活动将会反映“国家利益”或者国家立场，他们往往是从狭隘的部门利益角度去参与国际事务的。当有关问题具有技术性质并且是由“专家”进行管理时，风险更大。由于寻求狭隘的利益，甚至可能使由其他部门所进行的努力化为泡影。

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在多年来，他们为国家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缴纳巨额的税收和大量的供给产品。但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官营经济的历史，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部门始终被王朝政府所控制。此举固然是为了满足皇室、政府自身的物质需要，但相当大成分还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如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抑制豪强势力、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等，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社会大为不同的文化传统。近代以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控制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但面对国家存亡的时代,在“国家本位”和“民族至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主题下，民间资本阶级未能建构起独立的思想智库并在理论上完成时代转换，而是固执地因循早已备受批判的西方自由经济理论，鼓吹以个人为主体、以私利为目的的自由竞争，显然不可能在主流思想体系中获得太大的话语空间。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民间资本本应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它们却更多继续着“在商言商”的传统，扮演着“保守分子”和“旁观者”的角色。

以上背景造成了建国后中国要全面计划经济。正是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东西布局不均，轻重结构失衡”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使中国工业制造技术由单纯地依赖与仿造国外而“步入创造之领域”。而自晚清以来，即有大规模发展甚至一度占据半壁江山的民间资本企业，并未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承担起中国工业化的领导重任。

由于近代商业精神的缺乏，民间资本经营活动中存在大量不良现象。或如荣智健沿袭官商勾结的旧路,或如黄光裕投机钻营，恃强凌弱。

现在中央面对的是部门,地方,民间资本这三个共生综合体。如何对他们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是将来的一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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