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他们在黎明前倒下 引子 -- 柳叶刀

1949年5月初，二野第4、5兵团辖第15、17军的44、45、51师在15军军长秦基伟和17军军长王秉璋率领下，从浙西南和赣东入闽作战。此时距城工部烈士们牺牲仅仅一年。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在5月10日至7月4日间，先后解放了崇安、建瓯、水吉、浦城、建阳、南平、松溪、政和、古田、沙县、顺昌、邵武、尤溪等13座县城，打开了福建北大门。在闽北解放的同时，三野第7兵团21军在军长滕海清率领下，由浙南入闽，于6月11日至17日解放了福鼎、柘荣、寿宁3座县城。10兵团28、29、31军在战上海后，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在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张鼎臣（兼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率领下，解放福州、厦门，最终鼎定八闽。

在城工部事件发生后的艰难条件下，几乎所有城工部基层组织和绝大多数城工部党员，仍然坚定革命信念，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正是由于城工部的出色工作，福州城市接管相对顺利。解放军入城当天，出现万人空巷，旧警察上街维持秩序的现象，福州百姓称为“共产党军队进城，国民党警察站岗”。

但是这些幸存下来的城工部同志在解放后却面临着新的考验，就拿惟一完整地幸存下来的南昌城工部来说吧：1949年9月,在当时地下党集中学习的地方———葆灵女子中学, 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向全体地下党同志正式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大家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于是这个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在南昌正式公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即使被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许多干部仍因城工部问题继续受到怀疑，政治上得不到信任。

不少同志写信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省委反映“城工部”冤案问题，要求弄清事实真相，予以平反纠正恢复党籍，被害人家属的也不断上访，引起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１９５０年６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质问曾镜冰（时任中央候补委员）：“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七届三中全会后，张鼎丞专门找曾镜冰谈过话，要他把“城工部问题”认真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但是曾镜冰一直没有向中央作个交代。

1953年初，在福建“三反”和整党运动结束后，中共福建省委开始对城工部事件进行审查。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后，省委初步认定：“城工部是党的组织”。

1954年2月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与杨尚昆、谭震林、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听取了福建省委的汇报。他指示福建的同志，把省委结论报告及22件专案附件均翻印分送中央书记处诸同志；并决定由张鼎丞 (后因病改由马明方参加)、谭震林、安子文3人具体审理此案并提出意见，最后结论由书记处讨论后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书记叶飞牵头，组织审查委员会，省委组织部长伍洪祥具体负责，下设专案办公室，抽调一批精干的有经验的干部，前后共46人，在伍洪祥亲自指导下，专案组组织人员采取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个个问题彻底弄清楚，最后作出无可辩驳的结论：“城工部不是特务组织，而是党的组织，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城工部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经过两次向中央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平反昭雪，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关于干部待遇问题，作这样的处理：“城工部是党的组织，因而参加城工部工作，应视为革命历史。如系以从事城工部工作为主要职业者，则应作为革命工作时间，一并计为该干部的工龄”；“过去因城工部问题而对其采取怀疑，政治上未予信任、合理使用的干部，应取消怀疑”；“在审查清楚确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之后，应根据才德标准，大胆提拔使用，在待遇、级别等方面不合理者，应给予 适当调整”；“如因城工部问题而遭清洗、开除的干部，经过调查证明，确无其他问题者，视其被清洗、开除后之表现，可考虑分别给予恢复工作或重新吸收参加工作”；“被错杀者的直系亲属，应享有烈士家属的待遇，如其中生活确实困难者，应给予以适当抚恤”。 至１９５７年４月，共恢复了１２７６人城工部党员的党籍。

是金子总要发光，城工部为党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些冤屈的灵魂，当可以含笑九泉。

重庆解放的晚点，关在歌乐山的基本都遇难了。遗憾啊~gmd杀俘，实在太没人性

对出现疑似叛徒时而发生过激反应是很可能的,他们的心理状态都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我估计如果做心理测试的话，可能按现在的标准至少是心理不正常，有多疑症。往坏了说心理变态也是有可能的。

说句无关的话，这两天看《潜伏》，编剧太可爱了，让我党派了那么个八婆去搞地下工作。把国民党搞得又傻又天真。

明知道自己是冤枉的，而且马上就要被自己人冤杀了，还能表现出如此的气节，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士”，也很难做到吧。这还仅仅是福建一省的“城工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共产党员该有千千万万了。老蒋要是有一半这样的人，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现在党内的那些贪腐的罪犯，判刑以后，如果送到南京雨花台，重庆歌乐山，面对本党早年的先烈，面壁思过，或许能改造得快一些。

先花后说话。

楼主的文章很棒，只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上面引用部分中的金额的币种是否统一？前面的8000多万元、1000多万元的币种是什么，法币吗？后面的2万元的币种是什么，是美元？或者“2万元”是笔误吧？

虽然城工部事件得到了平反，但是在后来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当时侥幸生存的很多同志及其亲属仍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尤其在文革中，许多“内奸”、“叛徒”的帽子又重新扣回到这些同志的头上。

在为城工部平反的同时，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却被视为“内奸嫌疑”，被撤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协主席等职务。1957年起，先后到天津芦台农场、辽宁省盘锦农垦局、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1967年5月27日于北京逝世。曾镜冰领导下的许多人从56年以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1981年，福建省委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并加快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也难以进行。恰在此时，福建的一位党员干部上书胡耀邦，反映了福建地下党遗留的这些问题，表示十分忧急。胡耀邦立即在这封长信上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 从此，福建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新起色。

在摸清了地下党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后，根据胡耀邦“公公正正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福建省委认为：地下党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要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从地下党远离中央，在敌强我弱、条件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斗争的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地下党斗争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挫折；另一方面，也要从解放后长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这个实际出发，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在处理地下党问题上的失误，因此解决地下党问题，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宜粗不宜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

在1983年5月中旬，福建省委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为曾镜冰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过多年审查证明，曾镜冰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应排除“ 内奸嫌疑”。曾镜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是有重要贡献的，对他的“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认 定，应予撤销。1948年年初，闽浙赣区党委怀疑其所属城工部组织被内奸特务所控制，错杀了一批骨干，解散了这个组织，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错误是严重 的。1965年经中央批准，为这个城工部平反，是正确的，遗留问题应继续抓紧解决。经过长期严格的审查和考察，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重大失误。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应为曾镜冰同志的“内奸嫌疑”平反，恢复名誉。这一专案应予撤销。凡属受此案株连的原闽浙赣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和干 部群众，也应同时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至此，福建地下党的问题才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我想提到一点，在城工部烈士中，有不少是毕业于英华中学的，就是我的母校师大附中的前身。在当时，附中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体现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风貌。

承蒙橡树村和宁子两位版主的抬爱，将这篇文章推荐为精品。实际上这是个急就章，基本上是资料的堆砌，所以感到很惭愧。只能说这是对烈士的评价，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精英。

我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是烈士；在重庆渣滓洞、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的是烈士；这些蒙冤罹难的城工部干部也是烈士，共和国的旗帜上也同样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因为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前者入党是为了理想，后者则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些贪官是不会感到羞愧的。

说到这里，有人大概就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在TG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起，入党动机不纯就会成为一个倾向了。以前是为权，现在是为钱。就拿部队来说，两三年的服役时间，拿到党票是提干的第一前提，当兵的只好尽力表现了。

粟裕、叶飞、刘英全都参与，一锅烂粥呀。

后面的2万元应该是笔误，这是原资料里的，我只好给它打上个问号了，待以后找到确切的旁证才能确定。

对那些被自己人杀了的烈士，他到是一身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