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关色戒——李兆麟谋杀案 -- 黄河故人

卢冬生将军曾经是陈赓将军家的仆人，他曾经多次说陈赓是他的革命领路人，为此还引起二方面军领导人夏曦的不快。

请问一下第三个将军是谁啊？

在李兆麟里面说了共军在日本投降后在哈尔滨的活动，国军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乎在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同时，一中数学教员梁振民在哈一中（就在水道街9号马路对过）便拍胸脯宣布自己是堂堂的国民党员，开始了拥蒋反共的宣传。

当时，绝大多数的哈尔滨青年几乎从出世或幼年时期开始，便处在与祖国内地隔绝状态的沦陷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况几乎均一无所知，因而先入为主，听啥信 啥。而且，他们并非听听而已，至少是对这种“新知识”不自觉地去议论、扩散。更有些学生被鼓动起来了，积极地进行传播。到九月上旬哈一中复课后，这种思潮 迅速传播扩大。应该承认梁振民在哈一中毒化学生思想的目的达到了。当然，煽动反共思潮的来源，还不仅仅限于梁振民和他的“春血社”。

　　他们利用苏联驻军中少数士兵的违纪现象，竭力渲染夸大，煽动反苏情绪，不啻火上烧油，增加对共党的反感。

有不同意见的老师来上课，被这些学生在桌子上插匕首赶了出去。

为了打击活动猖狂的三青团，我军撤退前，于十一月十八日，由王江夫带领哈市保安总队一连战士，到道里斜纹头趟街十六号（现交警大队）三青团训练班，逮捕三 青团分子五十多人。在此之前，十七日第二期训练班刚刚结束，并举行了集体宣誓的入团仪式，十八日许多三青团员前去送照片，补办手续，来者一概入网。捕获的 三青团分子，除左文举、杨季青两个头目外，全部教育释放。

市长杨绰庵的名言，来自向市政府职员训话：“我主张男的要闯，女的要浪。”

军统办事短根线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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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刚才查了一下主犯余秀豪的情况，在2007年山东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里，看到了他还被引用，在第13页。论文题目：法治政府视角下的警察法治。[/SIZE]

楼主为李兆麟正名，先烈当可含笑九泉了。

当时的论文现在都无数据库收录，要找到很不容易啊。

但是很奇怪。余秀豪和何士英能逃掉还正常，毕竟是接收大员，可以跟着苏军走。

别的都有下落，就这个46年才被吸纳的新成员都能逃到台湾，很奇怪，那么多老资格都走不了，而且信息似乎来源于口供。

个人认为被毁尸灭迹可能更合理一点。

1 为何要李桂林留下修车，他会修车吗？

2 警卫员不在，为何不另找人陪同，对于中共高级官员，当时是否有详尽的保护纪律？

3 尸体的处理为何如此草率，同样的暗杀活动中，是否有过先例？

许多东北的老人曾亲口说过，毛子在东北所做所为，不比鬼子强多少，甚至更恶劣，有组织的盗窃，抢劫和强奸给东三省的百姓留下深刻的记忆，而且部分人宣称这是广泛现象而非少数人所为。

我一直在网上搜索，没看到这个女特务的图片资料。

多谢了先！

不过现在已经记不住什么具体的例子了，但还己得老爷子说毛子的兵大概不少是监狱里的犯人，偷东西，抢东西，糟蹋姑娘...坏事儿没少干。不少东北人恨老毛子不亚于小鬼子。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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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佐青和周维斌的结局都很悲惨。杨的儿子直到80年代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杨奠坤就是杨佐青，而周维斌也是在85年才被平反。命运坎坷，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

先说一下杨佐青。搞清“杨佐青”身份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81年，正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晓宏，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信，这是他的一位忘年之交——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张以谦写来的。 在信中，张以谦请张晓宏帮忙查找一个叫杨奠坤的人，这个人是张以谦父亲张逸仙的战友。随信还寄来一份张逸仙生前写的自述材料，材料详细记述了张逸仙和杨奠坤在东北参加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经历。 受朋友之托，张晓宏开始到各个相关部门打听和查找有关材料。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结果很令他失望，没有人知道杨奠坤这个人，公开材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故此，张晓宏打算写信告知张以谦。就在此时，有了意外的线索。张晓宏从同学父亲那得知一个叫“杨佐青”的人。张晓宏到黑龙江市委组织部，找到了“杨佐青”的自述材料。通过张逸仙和杨佐青的两份自述材料，调查出了整件事的经过。

杨佐青（杨奠坤）是一名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员，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大哥”--苏联派到中国的情报员（谍报员或特工）。

杨奠坤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满洲省委负责军事工作。1932年被排到吉林，组建武装队伍，组织抗日斗争。在一次和日军的战斗中负伤，返回哈尔滨治疗。接替他的是满洲省委的战友，后来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杨靖宇（其实杨靖宇本名叫马尚德，为了稳定军心和迷惑敌人，借杨奠坤的名字，改名为杨靖宇）。1932年冬，伤愈的杨奠坤被派往哈尔滨做地下情报工作，在此认识了张逸仙。1934年和张逸仙到莫斯科西北郊森林的苏军培训学校培训（杨奠坤时年23岁，张逸仙40岁）。到该校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俄文名字。杨奠坤叫“瓦尔德尔”（张逸仙叫“古斯达夫”）。培训结束后，理所当然的被派往中国参加苏联对中国的谍报工作。

“苏联特工”的身份暴露，1942年9月16日晚被日军抓捕送往司令部连夜受审问（当然少不了严刑拷打）。杨佐青在始终不受威吓，没有透露情报组织系统，绝对是个硬骨头。但最后被送往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法庭，判处8年的有期徒刑，这也是因为人本人从他嘴里撬不出东西来也没有更多的证据。1945年抗战胜利后，得以获释出狱。1948年，杨佐青重回到哈尔滨，但早已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了。这一年，杨佐青和叫“苏风”的女子结婚，组建新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外事处处长一职。文革时期因有“苏联特务”之嫌疑，而遭到迫害，以至于1970年去世。而他的儿子杨晓云知道80年代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却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亲了。

可是相比经他介绍入党的周维斌，杨佐青还是幸运的。

胡乔木文集中有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可怜，可悲，周维斌落得如此结局，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在胡乔木这篇文章中，是被作为一个深藏在要害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的典型而点名。

哎，做特工难！做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更难啊！！

周维斌出生于1907年，辽宁辽阳人，1923年后在辽宁省立三中、上海交大附中、辽阳县高中及北京宏达学院学习；1927年到1929年在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学习并毕业。尔后他在沈阳、天津等地活动，谋求赴法留学未成。1931年他回到哈尔滨高等警官学校任校刊主任，经杨佐青（时任中共北满特委兵运工作负责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共北满特委批准，负责组织哈尔滨抗日武装暴动。由于临事不周，武装暴动未能起事。九一八事变后，因与杨佐青是单线联系，杨佐青离开哈尔滨后，周维斌便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周维斌加入苏联极东情报组织。1936年周维斌赴苏学习，1937年作为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被派遣回国，在北平、天津一带活动。周维斌在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即将启程赴苏时，于1939年春被日寇在北平抓捕，投入哈尔滨监狱归案，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与难友组织并领导了“反日工作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维斌立即联络出狱同志、地下工作者、抗联战士和苏联情报员等革命者，组织北满临时省委，被推选为书记。

　　首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利用9月3日在八区运动场召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大会后，刘亚楼（时任苏军少校，为哈尔滨军管会代表）派人通知周维斌和张观，要他们立即去沈阳找关内来的老八路，说找到老八路就可找到党的领导机关。9月4日，周维斌、张观两人即在苏军保护下乘苏军军用列车赴沈阳，先后见到了唐凯、李运昌、冯仲云、韩光、李荒、张昭等。9月18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锦州到达沈阳。不久即在李运昌的介绍下，彭真和陈云接见了周维斌和张观。陈云肯定了他们在哈尔滨的工作，赞赏他们及时找党汇报情况，指示他们立即随北上部队回哈尔滨，与抗联名将李兆麟（时任苏军在哈尔滨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取得联系，协助李兆麟做好四项工作：第一，发动群众；第二，建立武装；第三，接收政权；第四，收集物资。10月15日，周维斌和张观回到哈尔滨后，向李兆麟传达了陈云的指示。后来李兆麟以滨江省副省长名义任命周维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

　　周维斌、张观又根据李兆麟的指示，向北满临时省委传达了陈云的指示精神。临时省委即根据陈云指示开展了建军、建政两大工作。

　　在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周维斌作为哈尔滨市的第一任中共公安局局长，在当时相当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办的许多特殊任务，并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至1949年，周维斌出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1949年后半期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原会长李兆麟于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3年，周维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民政司副司长，抗美援朝期间曾任解放军东北军区汽车学校政委；1954年至1955年回北京后任内务部户政司司长。

　　尔后周维斌的命运发生了逆转。1955年8月，他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并如上所述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作为典型在《人民日报》上被点名。1958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周维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2年6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3年1月，经辽宁省凌源县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两年；1978年6月，经辽宁省朝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1978年6月，周维斌刑满后在辽宁省凌源农场就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春风也终于眷顾了周维斌。1985年5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厅再审判决，撤销了1957年的原判，周维斌得以平反，恢复原职级待遇。鉴于内务部已于1966年12月撤销，周维斌到民政部离职休养，1993年7月4日终老于北京。

总算人生的最后几年周维斌还是得到了老邓春风的眷顾，最后得以善终。但是一生坐牢，其中在日本人的大牢里蹲了6年，在自己人的大牢里蹲了整整23年。可悲，可悲啊！

一样捏？？？

俺找电影看的标准是“男的要彪，女的要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