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孙东东错了吗？ -- 常识主义者

我姨妈在本地的计生委上班，她当了几十年公务员，早混成了老油条，加上我姨夫的来头，她就成了单位里的红人，基本上不怎么去上班，而且还管着单位的小金库。

一年过年，她们单位来了个人是要找领导解决问题。事情很简单，他生了二胎，计生委罚了他一笔钱，也就几千块（够一顿招待费了），他也是老实人，但是估计太穷了（罚款可能还是借的钱），过年的家里揭不开锅，家里还有个刚生的孩子，大人小孩都熬不住，实在没办法了，来计生委商量下看能不能要点钱回去。

大过年的谁理这号人啊，国家（计生委）又没罚错，你能怎么样？他在计生委蹲了好几天，（北方人都爱蹲吧）熬到了二十九还是三十了，根本没人理他，领导们都回家过年去了，他不知道，还在锁着的办公室门口蹲着。

我姨妈那天阴差阳错去上班了，（她平时11点到，1点走，大意是这样）看到这么个人，一看就知道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姨妈不忍心，就给他倒了杯水，问他什么事。

事情听完了，我姨妈想了想，就从小金库里拿了几千出来，然后写了个说明，让这个人签个字，留给领导，把钱还这人了。

那人差不多当场就要跪下来，最后千恩万谢的回家去了。

要我说，中国老百姓还是太老实，要是我的话，真就不交钱，谁来我和谁拼命。

我家里长辈，同学朋友在基层当公务员的人多了，平时这类事情都听过不少，基层干部颟顸无能的笑话满大街都是，真不是我给党抹黑，实在是这帮孙子给党抹黑。

10几年前在大学里有幸聆听过他的教诲。肯定是个好老师，而且也是司法精神鉴定界的权威。

大秦说他不会处理公共关系，那也未见得。你看他平素里不修边幅、神神叨叨的，似乎是那种不问世事、特立独行的怪老头，但实际上未必。比如他和CCTV的关系就很好，撒贝宁同学就是通过他过去的，后来撒主持今日说法，他就去嘉宾了很多次。这是一个能和上到官僚机构、下到普通学生打交道的人，再者说，一个研究心理健康的学者，也不可能不具备与人交流的能力。

你姨妈的确是好人，这个人也确实可怜，但是这么干绝对不行，不按规定办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人就可以开个白条退钱，那么如果出纳出了问题怎么办？任何单位，财务制度都应该是最严格的。

再问一句，这个人他不生二胎行不？其实您说的

也是造成干部冷漠无情的缘故之一——群众是一个集体概念，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朴实的，钻空子、占便宜的人有的是，你破一个例，就会有下一个，最后你只能对所有人都一样不讲情面，否则你自己就不要干任何事情了。

许多事情要到基层去看看，我们在上面空谈是闹不清楚原因，只能说些原则上正确但无意义的话，与解决实际问题无帮助。

不知道您知道不？除了政府之外，公安、法院、检察院都有。

基层很多问题比较复杂，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一概而论没意义。就拿主贴和回帖中大家举的实例来看，各种情况都有，一概把板子打在政府这边解决不了问题。

不能是政府设基金赔偿或者补偿受害人，这个从法律上讲意义差别极大。

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断章取义、煽风点火。出过类似的好多事情了，其实你把人家全部话看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大家骂的是讲话的人，针对的却是记者断章取义出来的话。

比如把何祚庥说采访时不断插话发牢骚的摄影师“谁让你生在中国了”剪接到说矿工上，这次把孙东东说的：“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简化成“上访户都是精神病”。

比较合理的方法呢，是带着孩子老婆，用个小三轮车拉着，到这个单位的门口，最好跪着，请大家帮帮忙，救济救济，这样呢，就不会引起那些不明情况的围观群众的厌恶了，大家就都会同情了，也就都乐于给与同情心了，同时呢，也不会让人担心恶性社会事件，当事者也不必担心暴力机构的暴力行为，即使有，也会更赢得某些围观群众的同情的，说不定立刻就有人显示一下自己的慈悲哩

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真是个问题。

刁民，叹息，不过是无谋之人的一口气，或者一口饭。

记者们难道不知道许多上访者有精神问题吗？没有新闻，就要创造出个人咬狗来。

起码美国还是有一个最高法院的。虽然，这个最高法院的门槛要比中国的中央信访办高多了。要不然你有很多钱请律师，要不然你超级好运，不然连被审阅的机会都没有。

更何况，中国的信访办也不光是京城才有的。实际上，信访办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的体系，他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系统执行力不足（相对美国）。至于美国的司法执行力为什么更强，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行政体系为什么更愿意和司法体系配合，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考古研究。读起来也是很有思思的。

我说的根本原因是指基层干部的作风简单粗暴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是基层干部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么。你为什么要去扯到民主之类的呢？——难道民主派是一帮渣滓，共产党要向这帮渣滓看齐？民主政体很烂，共产党准备和他一样烂？都说“见贤思齐”，老兄为什么总拿共产党去跟那些烂到家反对派去比？

很简单的事实，过去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深受信任和爱戴，所以老百姓可以拼着自己的姓名掩护共产党员，可以倾家荡产支持共产党——这些不是干群关系好的表现么？为什么过去能做到的，今天这个党就做不到了？不仅做不到，而且告诉提意见的人：你提的问题不切实际没有操作性。那么，过去那一批共产党员是怎样有可操作性的呢？共产党从弱到强、从一次次挫折中站起来是怎样具有可操作性的呢？这些可操作性都是人民帮着他想出来的？人民要求这个党恢复他的光荣传统，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前辈比较比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从某种意义上那个说，奉行那个原则的是一个以革命胜利为目标的注重群众运动的革命党的作风，不是一个以维护执政地位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的作风。很难说谁比谁更高明，但是你无法回到原来那种状态了。

我之所以要说“民主”之类的问题，是因为在过我去看到的那些东西里，只要“体制问题”四个字一出，下面四个字“陈胜吴广”就藏都藏不住。所以你既然谈到了体制问题，希望你不介意我抢先一步打预防针

80年代的党的作风比现在要好很多的，并不只是战争年代的作风 —— 现在的党风的败坏，这应该是个共识吧，而这个原因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党脱离了群众，人民希望这个党改变现在的作风，重新关心群众利益 —— 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不是这样要求的么？但众所周知，有相当一批的干部是没有这种觉悟的，那么既然他们不听党中央的，我们就要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不是吗？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指出他体制上的错误 —— 他所建立的干部队伍和这个干部形成的官僚体制都离着这个伟大的党的宗旨越走越远，如果共产党不下决心解决这一点，那么危言耸听一点，苏东的前车之鉴未必不是历史的循环而已 —— 但你或者我，谁愿意看到那么一天呢？如果不愿意，那么为什么要塞言必听，讳疾忌医呢？

所谓理想主义，共产党走过了近90年的风雨历程，也就是最近10-20年党风急剧恶化，党群矛盾急剧增加，而党的威信急剧下降 —— 那其余70多年的经验难道不是可以学习的吗？现在远比不上过去，难道这不值得思考吗？那些70几年来一批批共产党员能够做到的优秀品质，被现在那些官僚们视为理想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官僚们挨骂又有什么值得去辩护的？

９０年代初，给信访办做过系统。因为调研原因也去接过访。土共信访制度是很负责任的。信访办能解决的问题立刻解决，不能解决的交有关方面解决。久拖不决有争议的和信访人点名的送相关市委常委外加一个名人副市长。市委秘书长每周一个半天专门处理信访问题，他开的会我有一段时间每周都参加，因为用 foxbase给他打的表是我作的。因为那段经历我对这个市委秘书长的水平非常佩服。可惜他被8X8连累了，否则我很看好他的，进政治局是没问题的。

信访办最头疼的就是些老访，而且基本都是１０年，２０年的事情，甚至还有土改划成分的事情，比如应该是贫农划了中农什么的。文革中的事情格外多，这派那派的。其实政府给的解决办法还是相当不错的，起码如果我是判官不会给的更好，甚至会更差。你还别不服气，你接几次访就知道了。但办法再好，很多时候也不管用，因为他们要处理人。比如土改划成分什么的，反右划错了，什么的，给你平反，经济补偿就可以了吧。一般经济补偿都是从宽的，可是不行，人家还要处分当时的当事人。这你怎么办？真的做了，那矛盾就大了去了。而且上访人，有的时候就是比如６０年代的事情，７０，８０，９０年代都有相关文件，你拿那个年代的文件来算数。有的是已经按照settle down了，出了新文件他又来上访了。所以真的是很无奈。

这个信访制度确实是为老百姓利益，西方都是法庭解决，其实是set一个high bar. 没有一定实力根本在这个系统里没法玩，土共这个是门槛很低，而且非常管用。信访人员为了案子是可以和主管部门拍桌子的，主管部门不理睬，信访办是直接找秘书长甚至市委书记的，我们做的报表，每周给市委常委一份，都是其负责范围内的案子，他们要签字的。关键案子还要直接批示，当时的常委班子不管他们后来怎么样子，当时都很负责任。当然有的大案子，也办不了，比如揭发当时旅游局长，现某局弟弟酒店长期报房，作风问题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大多数都不涉及到这种层面的事情，都是可以办的。那些老访其实abuse这套系统，现在信访系统可能不比从前，恐怕也是和被abuse过多有关。

我的建议就是公布上访案件，象楼主说的这些case，或者招募志愿者，谁觉得土共做的不好，你去接几次访就是了。俺经过8X8的，说句俗话，还真就是做信访系统的经历让我思考土共到底是怎么会事。

信访是个好制度，群众路线的体现。

孙东东的话错了，就在于根本背离了群众路线，而想用现代的社会控制系统（精神病、司法鉴定）来改造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