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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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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21 “相信本人交代”

有一次,我从成都回资阳,和妻的好友、同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的教授杨怀英同路,她回重庆,结伴同行约两个半小时。我们无意中谈到政府“开展严打斗争”、处理罪犯要“从重从快”等问题,她以一个知名法学教授的角度,给我讲述一些我过去不大明白的观点。他说:“这种说法,在法学界是不认同的。”车在行进中噪声较大,我提高嗓门问她:“为什么呢?”她作了一番解释,她说:量刑轻重,在法律条文上就有一个尺度,比如从五年到十年,在这个尺度范围内量刑,就合法。不能有随意性,想从重就从重,这违法。“从快”,也不能绕过“司法程序”。她认为这个提法值得商量。没想到一个常识性的习惯用语,在法学界还有一番争论。

接着她又讲了一个“概念”,那对我简直是意外的意外,她说:全世界法律界,有两种认定罪行的见解,一种叫“有罪论证”,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人指认你犯了罪,这罪就成立,除非找到有力证据,证明你无罪,你才能免罪。平常有句俗话:花八分钱邮票写封信告你,可以挂你一辈子,洗不清、摆不脱。另一种叫“无罪论证”,意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人指证你有罪,只要找不到证据,你就无罪,照样一身清白,照样受到重用。她说:我们国家用的就是“有罪论证”!新鲜!法学界还有这样的争论呀!

想起来了,我这一辈子,尽碰上这个“有罪论证”。难怪我这自认清白的人,人家老是信不过呢?

就在我调到区工会不久,接到一封调查垫江县关于有个“革新社”组织的事。我看了以后,我写了证明,我说我没听说过什么“革新社”,我不知道。后来,我从来外调的人手里,看到我们组织上签注的一个“意见”:“本人尚未交待!”这本人是谁呢?我没明白。

后来,我总觉得有些事不对劲!有些会,我不能参加,甚至放假“值班”,我也够不上格。明显,我成了个怀疑对象!有时,我偶尔听见刘毅部长问组织部的同志,你们审干抓紧点了嘛,老挂着不是事,咋使用呢?这些话,我当时听不懂,连“审干”两个字,都没听说过。

有一次,局审干办公室王科长找我去谈话,劈头盖脑地问起“革新社”的事,她虽然还算客气,但口气似乎我真是“革新社”成员。我很不冷静,我说:“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交待?!”这位王科长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我回来越想越生气!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王科长去电话,我要求和她谈话,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以为我是去交待问题的,没料到我问她:“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她讲了个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我人都不在垫江,我还在重庆,我怎么参加?请你们再查查我是什么时候回垫江的?”她答应了。

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找我,我去到她办公室,这回,她再没有用什么严厉的口气,让我承认什么,只是交给我一份调查结论材料,让我签字,我看过材料后,我发现:检举揭发人,只有肖本初一个,他们调查过所有“革新社”的成员,包括负责人黄云航在内,都证明我不是“革新社”成员。结论是:“相信本人交代!”我看过以后,我感到真象大白,很高兴地签了字。并且感谢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把我这莫须有的“问题”查清了。

从这件事,我对照一下杨怀英教授讲的理论问题,我这回才弄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有罪论证”。一个人胡说八道,就挂了我若干年,什么提拔、重用,什么先进、劳模都抹了!

过了一两年,审干办公室王科长又找我了。我大吃一惊,又是哪河水发了?又有谁揭发我了?我去了以后,还是那个“革新社”问题,经过他们在重庆市公安局查证,找到了“革新社”成员的花名册,这名册上没有胡崇俊。根据这个“铁证”,又重新写了个结论,四个大字:“应予否定!”啊哟!原来这“相信本人交代”和“应予否定”是两回事呀?后来,我问了问懂事的人,听他解释才明白:“相信本人交代”,问题还是挂起的,“应予否定”才是组织上认定你是清白的。

我这一生,遇到这类事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大竹中学教师黄大全(中大校友),他揭发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我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我是特务头子。有人揭发,按照“有罪论证”原则,不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我就应认定是“特务头子”。好在厂里政治部主任黄书存,有经验,调了两个得力的中层干部,去复查、找证明!临出发时,黄向调查取证人交待:“这事假的成份大,要是真的,都几十年了,今天才揭发出来吗?”两位同志带着框框去找到黄大全,他马上说:“我乱说的,没这事!”那你黄大全写个证明材料。然而大竹中学党组织不同意,说是黄大全“翻案”。无奈!这两位同志,又去找黄交待的其他同伙,查来查去,人家连胡崇俊三个字都不知道。我的这码子事,挂的时间不长,黄书存同志救了我一命。我想,一是他有长期的政治工作经验,二是我在西南铁路总指挥部工作,我来资阳厂他了解。要换一个人呢?要有人有积怨,想把你挂起呢?

有幸!现在我们国家已采用“无罪论证”的理论,你那些相信八分钱邮票,可以害人一辈子的人,见鬼去吧!

元宝推荐: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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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22) 大浪淘沙

22 大浪淘沙

有个电影叫《大浪淘沙》,讲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在革命激流中,被大浪淘汰的故事。

我初到生产部,八个人,个个都有才华,年轻干练,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干员。可是,工会属政工系统,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好同志的人,几乎全部被阶级斗争的激流一一冲走。

我们区工会机关在通锦桥。那时,西南铁路工程局已经将一部分机构独立出来,成立了重庆铁路分局、基建分局、设计分局,工会成立中国铁路工会天成线第二铁路工程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会。

成都解放时,人口只有三十万。通锦桥在老城墙外,后边挨着大片农田,还没修一环路,算郊区。骑自行车的人很少,工程局有两个华沙牌小轿车,算大气派。满街什么车多?人力车,又叫“黄包车”。有没有公交车?很少几辆旧车,终点站只到梁家巷。有次,我要到火车站去接车,我向部里同志打听怎么走?他们说“走后边”。我说:不乘“公交车”?答:“从梁家巷走到火车站,和从后边走的路程差不多。”我走到府河边,没桥,怎么过?有个用篙竿撑的木船,坐船到对岸。不是有西北桥吗?修得比较晚。

局机关的地盘,是原来理学院的校址,正面一幢小楼是局长们办公的,右边小楼是人事处、劳资处,左边小楼就是区工会。政治部和青年团,在槐树街办公。

我住在西城角一幢小楼的楼上,下边是工会领导的宿舍。楼上是个大厅,单身,横七竖八就住在这里。我们生产部多数都没成家,一会和来收衣服洗的阿姨说几句笑话,有时又吆喝到长顺街“西一面馆”吃面;礼拜天,更来劲了,上耀华餐厅或粤香村、或去牛肉馆吃饭,上公园玩桥牌,晚上到悦来剧场看竞华演川剧,很晚才回家。这日子过得象神仙一样。典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哪里像工人阶级!亏得还是工会干部!

1957年,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们生产部的李仁本、大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远来和尚会念经”。他特别欣赏他这标题“意境高”。他的本意是什么?当时,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从外地调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受到重用,他不服气,发了这么个牢骚。这还了得?你李仁本胆敢诬蔑党的干部路线,死定了,“右派”。下放劳动改造,结果英年早逝!

白汶方,大学生。大鸣大放阶段,学习时他作记录,没发言。领导启发他:你已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发言不积极?他说:“我在作记录。”那好,你发言,让别人来记。讲什么呢?怎么表现一下积极呢?急中生智,他看见报上有人讲:“如果领袖有缺点,也可以批评嘛!”他认为讲这话有水平!照着发言。好家伙,你胆敢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什么思想?对他从宽,定个“中右”,下放工地劳动改造。上面定“中右”,下边当“右派”,没完没了!白汶方觉得自动离职总可以嘛?回到成都,上不了户口,反映到公安部,才得到解决。可到“右派”平反时,更难!谁划你“右派”了?最后,机关党委总算受理他的案子,平反后,分配到四小当小学老师。又淘汰一个。

丁山,西南工人日报基本建设编辑组长。到铁路总工会学习时,赶上清查“胡风分子”,领导认为你这编辑组长、文化人,还会没有胡风思想,点名要作检查。检查?啥叫胡风思想?我不懂!你对抗组织!丁山,下放劳动改造,又一个英年早逝。

潘鹰,同济大学测量专业。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是同济大学的学运领导人。因家人在台湾,社会关系复杂,调出工会,下放劳动,后调到工程学校作测量教师。调出生产部最早。潘鹰后来带学生作测量实习,因时间长、范围大,还找过我帮助他找实习地点,我帮上忙了。

刘国寻,工程大队长。他爱讲点真话,比如他说:“远来和尚会念经是有所指的一个具体问题,不能说是攻击党的干部路线。”他这话都敢讲,和白汶方一样,戴上“中右”帽子,一路同行,到五处工地劳动改造。真巧,他发配到五处后,因处长、书记早都认识他,认为这“中右”帽子对他不合适,让他到重点工程“上坝工地”指挥抢任务。他虽被从工会系统淘出去,幸免劳动改造!

罗明芳,女,调劳资处。

窦赛梅,女,病逝。

几年下来,生产部的老人,一锅端,淘光了。

不是还有你?我吗?好说:激流还在后边!

家园 我国实行“有罪论证”?!
家园 那讲的50-60年代的事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3) 在劫难逃

23 在劫难逃

我们生产部的刘国寻,戴着“中右”帽子,下放劳动改造,巧遇能辨左右的领导,把他的帽子“向左”拨了拨。

宋正和,老红军,成都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早年和铁道部长滕代远共过事,有威望。在长征中,得了个“老寒腿”的毛病,晚上睡觉要盖上几床被子,问医问药多年,不见好转。刘国寻,世代祖传,中医世家,他在工地,同事们爱找他看个病、处个方,他不是正式医生,但他从不回避,来者不拒。你说怪不怪,这业余医生还广得同事们好评。宋书记不知道听谁讲起这业余“名医”,来找他看病,刘国寻大起胆子和这位局领导开了个玩笑:“你这样的高干,我咋敢看病哟!”宋书记满不在乎,他回答说:“病了几十年了,不指望能治好,试试嘛!”试几付药,病情减轻,业余“名医”,宋书记信了。

一次,宋书记在成都街头,巧遇刘国寻,问他想不想调回成都?刘说:“咋不想呢?我哪有那个本事。”“你真想?我马上把你调回来。”当天,宋书记给五处打了电话,宋叫刘第二天到局工会上班。刘问“干啥?”,宋书记说:“你过去一直在生产部工作,老本行,筹办召开劳模大会!”

天哪?大浪淘沙,才淘出来,还回工会?又要往大浪里跳?不是办法!由于有那么点“医患情”,刘向宋书记提了个要求:“筹备劳模大会可以,会完了,你是不是把我调到医务部门去。”刘心里琢磨:“干纯技术工作,离政治远些,可能会活得安全点!”宋书记高抬贵手,不久,刘国寻调到了通锦路铁路医院,看中医内科。

怪事!这业余中医,挂他号的人特多!背后难免有人嘀咕:“这吹的啥子风?他被吹得那红!”这叫忌妒,埋下了挨整的诱因。那年月,缺药,局里办了个针灸训练班,刘国寻奉派学习,结业后,他又搞针灸、又看病。果然,平安无事了几年,他庆幸自己有预见,躲得早。

你刘国寻躲得了吗?文化大革命的大浪一来,过去划刘“中右”的人,顺势掀起一股“恶浪”,来到医院,翻刘国寻的“老帐”,他说:“反右派时,刘国寻出差去了,要在家肯定是‘大右派’。”他这一点火,群众发动起来,不仅揭发刘国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抓住了个把柄。什么把柄?刘国寻多才多艺,会书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曾向他求过字送朋友。那时,全国正掀起学习英雄王杰的高潮,叫他执笔写标语,他用行草书写了这样一条:“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学习,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条标语写错了吗?没有。写这标语也能把你打成反革命?能!骗人的哟?真的!刘国寻就为写这幅标语,被打成了反革命,还是“现行”的。

什么“推理”?当然,逻辑性强得很啰!刘国寻写的行草书,本来,希望他哪里多写一笔、少一笔,好有话说。偏偏他又没写错。不过,有办法,反正,他是躲脱了的“大右派”,敌我矛盾,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跟你挑不出“罪行”来才怪哩!这幅标语有:向、伟、王、精四个字写得大了一点,“向伟王精”这四个字颠倒一下,用谐音办法念,不是“向汪精卫”吗?好呀!你刘国寻要我们向卖国贼汪精卫学习呀,“现行反革命”,终于抓到了!

为这事,刘国寻不知挨了多少次斗!群众问他:“你为什么要我们向汪精卫学习?”“没有呀!王和汪、伟和卫,两个字从不同义?‘向伟王精’和‘向汪精卫’,顺序怎么能巅来倒去、胡编乱凑?”刘国寻被斗得不耐烦了,昂起头来,带着刻薄的口气,挖苦了奉命陷害他的打手一句:“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吧!我歌颂英雄王杰,你们联想到汪精卫,灵魂不也太肮脏了点?!”这人,逼急了,啥子话都敢讲!

好个刘国寻,你不老实?要找罪证吗?抄家。刘国寻家的木床,是公家配的,这上边镶了块玻璃。这里也可能藏得有反革命证物,撬开,真还大有“收获”,这玻璃后边垫了张旧报纸。哪个年代的?国民党时代的!好呀!你刘国寻把国民党的报纸,还保存到现在,你不是想变天是什么?谁想变天?这些家具是减租退押时,公家在市场买的,谁知道这旧报纸是怎么垫进去的?可能是做家具时木工塞进去的?这也成了刘国寻的罪证?

不行,再查书!看书里夹得有什么“反动文字”没有?搞“文字狱”,好办,“清”朝看见写“明”字,可说你就是“反清复明”!好家伙,你还有“线装书”,真反动!还有《红楼梦》,宣扬地主、资产阶级文化;还有《水浒》,赞扬“投降派”!什么名堂!烧!刘国寻的爱人罗琼华,是个老师,看见烧书,火直往上冒,大叫:“烧不得,那是医书!”不行!烧!线装书还不是“四旧”是什么!

抄一次家收获不大,可能反动的罪证,藏得太隐蔽了,再抄!看你能跑得到哪里?屋里就那么点东西,还有什么好抄的?!

你个“现行反革命”,只准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编入牛鬼蛇神队伍,搞清洁卫生,打扫厕所。有次,他们“牛鬼队”去挖坑栽树,我还碰见过我这位生产部的老同事!

运动,慢慢进入尾声,“整人”其乐无穷,必欲把刘国寻“淹死”的人,不再往前“推理”了。幸运,这一股汹涌的大浪打来,他死里逃生!

反正,我刘国寻有“原罪”,单纯干技术,也不安全,辞职不干了,总可以吧?!

经过平反冤假错案,哪个单位有“右派”?本来就没有嘛!最近,原铁二局劳资处长熊梦的爱人朱毓秀告诉我,她说:“熊梦是个大右派!因为他那个劳资处,一个右派也没划。”什么是“右派”啊?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4) 黄胆性肝炎

24 黄胆性肝炎

我调到区工会生产部不久,忽然全身发黄,我到局卫生所找张蕴医生看病,她一看就说,你要到平安桥铁路中心医院去住院,我一去,人家果然把我收了。

这个医院历史比较久,是法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在成都建的一所教会医院,铁二局接管后,还沿用某些老的管理办法,我进去就换了条纹的病员衣服。主管我的医师是杨先进,他确诊我的病是黄胆性传染性肝炎。对这病当时还没有什么专用药物,每天只静脉注射几百毫升葡萄糖。

我生病时,妻已从重庆局卫生科调到新建的九龙坡铁路医院。她专程从重庆赶到成都来看我,还为我买了凤尾鱼罐头等食物。成铁医院,不准病号外出,妻就陪我在花园里散步。我告诉她:“你看我好好的,还可以打乒乓球,没事,不用担心。”我大概住院半个月,黄胆指数还没有达到正常指标,我便要求出院,我说:“我准备回九龙坡铁路医院去,再作治疗。”

医生同意了。我回到区工会向左欣华部长请了假。连夜我就乘火车回九龙坡,我发现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原来的有了明显改善,从两间九平方,变为一间十二平方。厨房特小,一个人在里边还行,两个人就打不过转身,两家共用。反正,比嘉陵新村好些。

此时,我第二个小儿子已经降生,不到一岁,请了个奶妈。妻在小屋里,用毯子在屋中间拉了个布幕,算是把一间房隔成了两间。妻上班后,我看见三岁多的小女儿,正颠颠倒倒地和一群大孩子在球场里玩,大孩子从这边跑向那边,她就跟着跑,等人家已经跑回来了,她还在半中腰,又跟着往回跑。她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心想,这小不点也够努力了。妻回来,我跟她讲起小女儿的事,她直夸她乖,她说:“晚上要拉尿,小女儿晓得喊‘妈妈尿尿’,抱到床下尿后,爬上床一会又睡了。”

妻接着命令我:“下午到医院住院去,不能老拖着,黄胆下不来。”

管我的主管医师是许惠芳,她们除了注射葡萄糖,还用了个新办法,名叫:“自尿液疗法”,就是把晨尿中段接下来,煮沸,用来注射。

折腾了半个月左右,黄胆退了。我怕住院时间长了,部里有意见,急急忙忙就赶回成都。现在写这事为什么?我在贵阳时,妻在成都病得连路都不能走了,我都没有回来看过她,两相比较,你说我这丈夫当得多“窝囊”,咋就不敢向领导去请个假呢?可能,被批斗傻了、成了“瓜娃子”!

我在资阳工作时,有个同事王小阳,有天来找我,说他害了黄胆性肝炎,一家人都吓坏了。我把我的经历向他作了介绍,我说:“现在的医疗条件,比那时好多了,我这么多年都没事,你吓什么?”后来,他确实也没事。久病成医,我还帮王小阳解决了点思想问题。

我常常想起小女儿,在九龙坡医院球场上,和大孩子们玩的情景,一想起就很伤心,1952年出身的娃娃,怎么还成了“地主婆”,怎么就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呢?

为照顾夫妻关系,铁二局曾发函商调妻来成都。一次,她奉调来二局人事处报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问她:“我们工地需要医生,你愿不愿到工地去?”妻有些不高兴,心想:你懂不懂什么叫口腔科啊?中心医院的设备还那么简陋,工地能够开展得了工作吗?那时,她心高气傲,一气之下,转身就走:“拜拜!回九龙坡!我非到你这里来要饭吃吗?笑话!”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5) 集体合同

25 集体合同

上一节讲我们生产部刘国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笑料”。其中讲到有人划他“中右”、没“整死”,又去医院“点火”,说他“如果不出差、肯定是大右派”。这里讲的“出差”是指什么呢?和我有关系吗?有。这次“出差”,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奉命到宝成铁路明水坝大桥工地,去办“集体合同”学习班。

商务合同、劳动合同听说过,谁听说过“集体合同”?这是苏联工会工作的先进经验,我们在学习推广。

在我和老刘去明水坝大桥以前,区工会主席钟南辉,就曾带着我们一批工会干部,到四段去试点。记得全国铁路总工会还派了两个同志来帮助工作,时间比较长,可能有两、三个月。我和上级工会派来的同志,混得比较熟,他还许诺到北京请我吃烤鸭哩!烤鸭可能没请,若干年后,我路过上海,他已是上海铁路局的人事处长,我托他给我弄张卧铺票,他没忘当年的“合同”情,帮我办了,感谢!

“集体合同”就是职工群众为一方以工会为代表,以行政当局为一方,职工方保证完成多少义务,行政方保证给职工办些什么福利。我们把行政和工会签的合同叫做集体合同。记得签订集体合同这程序很繁琐,要开职工代表大会,拟订许多合同条文。当时,因为钟主任在那里领导,一切都很顺利,需要行政方答应什么,一般简单协商一下,就同意了。合同签完,全国铁总同志试点经验完成。皆大欢喜。

接着,这签订集体合同的事,要在全局推广,于是就集中了区工会下边的一些基层工会主席,和管生产的工会干部,到明水坝大桥办学习班,一边集中学习,一边帮助这桥工队订合同。这明水坝学习班,时间可不短,有一两个月吧。二十多个人挤在工棚里,还专门调了个棉帐棚来,供我们学习、开会专用。明水坝桥工队的队长王谊庭,是我在重庆大学“寄读”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在九龙坡学习大队和成渝路资中工务段同事,大事小事好商量,给了我们许多方便。当然,这合同订得顺利。

这两个试点单位订的合同执行情况如何?起了多大作用?我没过问,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在明水坝试点时,局里已开展“反右派”斗争,开始“大鸣大放”,按规定是要叫我们回去参加运动的。这次,钟南辉主任有远见、高明,没把我俩叫回去,放了我们一条生路,等我们回去时,正处在“反击”阶段,部里李仁本、白汶方已经“挨起”,我和刘国寻侥幸躲过一劫。

不过,是祸躲不脱!早迟,等着你哩!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6) 三个部长

26 三个部长

我初到生产部,不知道一天干什么,苦恼!在基层当工会主席,老往下边跑,碰到一件干一件,总有事干。这里,大门进来,一间大屋子,摆了八张桌子,一边四张。旁边,两间小屋,一间坐部长刘毅,一边坐两个副部长宋起凤、谢家全。早上,走进办公室,大家泡茶、看报,有时部长出来,拿个卷宗放在桌上,喊大家传阅。一会,工间操;一会,下班了。该干啥呢?我不知道。

慢慢,我知道领导机关,对下边主要是指导人家怎么干,不是去包办人家的工作。比如找下边来开个会,传达上级指示、交流经验,我们就要为开会作准备。又有时下去试点,摸索经验,总结指导下边咋干。有时让各单位互相交流。总之,这些工作都离不了使用“文字材料”,简单地说:要写文章。难怪,生产部的同志,文化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要不然,你怎么出产品呢?这个工作看起来容易,实际很考水平,因为你总结的经验,符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没有指导意义?那还得经过实践检验。后来,有的人专门随谢副部长出去推广先进经验,有的人随领导出去收集资料、写总结。这下,我懂了,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干工作。

谢副部长,四川永川县人,家境清贫,只读过半年书。1947年,他外出修公路,才干了两个月,病了,卖了被子作路费,才回到家。1950年12月,他参加民工修路后,学习20天速成识字法,开始能认字,学会了查字典。后因民工放炮用皮纸裹黑炸药做引线,容易出瞎炮,效率低。他建议用竹片夹着引线装炮,既不容易弄潮,又可以从底部引爆炸药,工效提高,用药量省。这个办法,简称“压引放炮法”,在全路推广后,收效很好。所以,谢副部长被评选出席了全国铁路第一届劳模大会,不久升任我们副部长。后任二处工会主席、新运处工会副主席等。

现在干部任职,主要问什么学历,讲文凭、讲专业知识,要的是效益。那时,主要讲出身、成分,根红苗壮,可保江山永不变色。不同时代特征,决定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不同命运。

宋起凤副部长,从东北调来的工人出身的干部,那时,选拔干部贯彻阶级路线,他不久离开工会,作工程处的副处长、处长、副书记。

刘毅部长,老红军,在修成渝铁路时,是西南工程委员会的人事科长,后任工程总队工会办事处主任、区工会副主席、主席,铁二局副局长等。他先后当我的领导可能有五年。

我是1958年末离开区工会的。1970年我调铁道部资阳431厂,我在资阳期间,他曾多次捎信,要约我去谈谈。有天上午,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这天,天气特好,在向阳的一面,从窗户望出去,一片翠绿。这次他似乎特别开心,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心的意思是:过去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自己认识上局限性,难免有些事使得大家觉得有不和谐的地方。过去的,已经没法挽回了,今后如果我力所能及、能补偿的话,我想法尽力补偿。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一个老领导还一定要当面找我谈谈,当时,我真的很感动,“难能可贵呀”!刘部长、或叫刘副局长,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内容,我是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向当年工会的老伙计们转达了的。我说:“刘毅同志这番话,感人至深,让人难忘!”

刘毅同志给我许诺“补偿”的话,他确实兑现了。我原在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时,铁二局给我家里安装了部电话,现我已调到431厂,一天,一个电工奉命来家撤我的电话,我把刘副局长的电话接通,刘毅同志给那位电工说:“老胡的这部电话请你保留,如果电话不够用,去把我家的电话撤了!”

又一次,我去找刘副局长,我说:“我家老母亲瘫痪,女儿是精神病,狂燥时要杀她妈,还有个儿子,两间住房容易出事,女儿精神病犯了,连躲都没地方,能不能帮我在哪里增加一间!”因我已调出二局,增加住房的事,太敏感、太难,即使他出头办、办通了,影响也不好。可刘毅同志答应了。不仅给我加分了一间住房(已退),还特别找人油漆、粉刷了一次。我给他出难题、惹事了。

还有一次,有些老工会干部聚在一起,起哄!他们说:“人家局团委把老团干邀请来聚会,连上海的都请来了,我们老工会这么多人,也该聚会聚会呀!”可在职的工会领导有点碍难,连地方都不便联系,我们找到刘毅老主席,他支持这件事,“官办”改“民办”,又是我们生产部那几个老人,一齐动手张罗,把当年老二局、成铁局、铁二院、还有一些基层工会的老同志,都邀请到了。在铁二院找了个聚会的地方,那天,人来得特别多,通知每人交十元聚餐费,刘毅同志交了一百元,潘鹰同志私人买了许多瓜子、花生。刘国寻同志负责免费给大家合影。老会计袁开鑫负责收费,我也先交了他一百元聚餐费。会开得有气氛、热烈,别开生面。可是,袁开鑫去结帐时,因为有些人带了小孩,有的一桌人没坐满,收的费还差几十元。不能让老袁为难,我把差的款补上。这次聚会,刘主席支持,了却了大家多年的心愿。

我老妻病逝,刘毅同志不顾体弱多病,专程来家看望。老领导,多谢了!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7) 我为代华哥鸣不平

27 我为代华哥鸣不平

胡代华何许人也?和我在垫江私塾同学,同在县城住家。小孩,爱找大哥哥讲故事。记得我找他讲过:八路军反攻平型关、台儿庄血战记。

他为什么讲八路军的故事呢?他1935年考上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1936年加入学校“救国会核心团”,按现在的政策,他属于红军时代的干部,是老红军。他寒暑假从重庆回来,讲抗日救国,不讲八路军讲什么?

他在高工读书的时候,是个爱国反蒋分子。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位爱国民主人士,俗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胡代华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写信,要求陪“七君子”坐牢。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长期囚禁张、杨。胡代华下定了奔赴延安寻找真理的决心。

1937年10月,他和同乡同学贺伯升、高逐学来到成都,找到了当年在垫中的语文老师王燕孙,王给他的朋友罗瑞卿写了信,并从省学联拿到了去延安的介绍信。

1937年末,他和余硕卿(即红岩英烈张露萍)等10人,从成都经西安到达陕北,胡代华分配在山西洪洞白石村抗大学习,入党,分配在中央警卫营四连任文化教员。1939年1月开始,调入军委军工局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分配在制图组,组长徐驰(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以后多数时间在军工系统工作,曾被授予从事兵工系统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

1950年,成都解放后,他是第一批接管成都的十二个军代表之一,在成都剧场附近的法院工作。

1952年,我作资中建筑工区主任时,到成都出差,住在千祥街招待所,离法院很近。有个晚上,我去找这位老革命代华哥,还真找到了。记得,他住房小、灯光暗,谈了些什么,忘了。只记得他说:“我有个在垫江老家的侄儿,没有工作,你是不是帮我安置一下。”好个老革命呀,还找我走后门?我说:“我没有那个胆!”从此,我没有见过“老革命”!

阴差阳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邱嫂子来我家住了几天。听他谈了点旧事,他说:有年,他到峨眉山玩,碰上了他高工同学刘圣化,多年不见,份外热情,一起照了像,还请他吃饭。刘圣化干什么?那时西南交通大学迁到峨眉,刘圣化是校长。我说,好家伙,刘圣化当过我们铁二局的局长,早知道,找你走个后门,“少挨点冤枉”总可以嘛!

我问“老革命”这些年干啥?他说,先在重庆长安机器厂,现生产重庆长安汽车,小有名气;以后调西安仪器专科学校;晚年,在四川江津白沙五机部的干部管理学校当副校长,当了18年。老革命犯了什么错误吗?还真犯了错误:他1956年调到仪器专科学校时作教务科长,是行政14级;1958年4月调来一个姓赵的副校长、行政15级。工资改革时,副书记李其伦找胡代华谈话,说副校长比他这教务科长工资还低一级,为了摆平这个关系,你这老干部是不是照顾一下新干部,自动降一级让给赵副校长。胡代华同意了。当时领导表扬他,说他“顾全大局。以后涨工资时,一定补升一级。”随着人事变动,这“降工资”的事,被人揪住不放,一定要他交待:“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降一级工资”的事。后找到当时学校的党委尹书记(时任兵器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写了个证明:“1958年胡代华降一级工资,是组织上动员他自动降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没有犯什么错误。”不是许诺要给他补升一级工资吗?没有!胡代华离休后,1983年工资“普调”,他从15级升到14级,恢复了他解放初时的级别。

胡代华在抗日战争中,多次死里逃生,一个人曾和日军遭遇,曾只身为部队送银元穿过封锁线,曾“病死”送停尸房,因没落气后被救活。一生对领袖、对革命,忠心耿耿。可为什么?他在川干校时,连他的学生都当上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还是“副校长”呢?降工资风波不是早已解决了吗?

他死后,谜底终于揭开了。从他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大堆申诉材料,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复兴社特务”,他为这,申诉了几十年,他和谁也没有讲,默默地承受着煎熬,他的沉冤,终身没有得到昭雪!

他住在我家时,我听他讲过几句:“抢救运动中,把我从前方叫回来,把枪下了,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以后需要接收大片土地受降,我们又上前线,没作什么结论。狗日的康生,不是个好东西!”

真是,“老革命”碰上了“老问题”!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8) 讨论“工会危机”

28 讨论“工会危机”

1957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铁二局党委决定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会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所以确定由区工会副主席刘毅负责,抽调工会干部十多人组成工作组,到第四工程段试点。我和刘毅同志随行,帮助作些日常具体工作。

四段工会主席王民,原是西南铁路区工会的文教科长,是个老同志,为人热情厚道,对工作组的到来,态度很积极,安排很周到。

这个时候,不知北京刮起了一股什么风,北京工人日报辟了个专栏,讨论“工会工作危机何在”。那时,我们很单纯,认为北京工人日报是全总机关报,是传达党中央精神的喉舌,响应号召积极参加讨论,是我们这些工会基层干部的责任。特别是这个专栏,大量刊载了各省、市工会领导的文章,讨论十分热烈,激发了我们参加讨论的愿望。

1957年6月19日,由刘毅同志主持,在43工区,召集工作组和王民等九个同志,举行了“危机何在”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由我作记录,会议结束后,大家委托我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迫切需要支持》的文章,经8人过目、签字后,寄往北京工人日报,参加讨论。这里需要特别申明一下:稿子写好后,王民同志已回段,他的名字是代签的,应该对投稿一事不负任何责任。

这篇稿子的内容是三部分:一是群众反映工会脱离群众,可有可无;二是反映各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很难发挥作用;三是希望全国总工会好好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基建系统的工会工作有些具体帮助。这篇稿件,虽然讲了党对工会总的来说是关心、支持的,不关心的只是少数党的工作干部。大家反映的问题确是实事求是的,希望得到上级帮助、支持的心情是迫切的。原件犹存,日月可鉴。

北京工人日报发起“危机”讨论的时候,他们可能很欣赏这个“创意”,因为反响强烈,一呼百应嘛!可他们把讨论的季节选错了!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工人说话了》,“反右派”的东风一刮,参加危机讨论的大批工会干部,一夜之间,纷纷翻船落水。记得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7年9月,我们那篇稿件,经由全国铁路总工会转下来,作为“工团主义”反党教材,进行批判。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刘毅同志,他先在四川省工交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接受批判。1958年1月,铁二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刘毅同志向我索要了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本,由大会将我写的“稿件”和“原始记录”打印出来,发给大会批判。这次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重点是批斗政治部宣传部长赵克,因他在北京学习时,被认为言论“出轨”,在这次会上他“拒不认错”,火力大都集中在他身上。因他“顽抗到底”,到贵阳后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刘毅同志,虽受到批判,但处理从宽,划在“认识范围”。会议结束时,局党委熊宇忠书记在总结时说:“关于工会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检查批判,鉴于大家检查的态度比较诚恳,到此为止,不再搞层层批判。”

会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在我整理的这篇稿件中,我们建议全国总工会研究一下企业中党、行政、工会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几十年不干工会工作了,我仍然有个解不开的结,当时说:工会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要监督行政。记得那时,行政上要向下发有关工资福利的文件,常来找工会会签。我想不通的是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难道行政就不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了吗?而且,铁二局的局长熊宇忠,他就是二局党委书记,工会监督行政,那不成了工会监督党的领导了吗?当时,我们反映的是实际问题,哪晓得会搞得那么复杂?工人日报,你讨论什么“危机”嘛!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29) “漏网”余波

29 “漏网”余波

1958年夏,铁二局的机构发生一次重大变革。上级觉得一个铁路局跨几个省,和省委脱节,不利于发挥省里的积极性,决定改为每个省设一个铁路局,简称“一省一局”。铁二局部分改为“贵阳铁路局”,从成都通锦路迁到贵阳枣山路,统管铁路施工和运营,简称“工管合一”。

这次搬家,反右派运动结束,该处理的人员已经发落。我的心情放松,有点幸免于难的感觉。来日方长,准备重新大干一场。记得我连自行车都托运了,有个长期安居的打算。我们是坐火车走的,从宝成铁路,转陇海铁路过郑州,绕京广线到株州,走湘桂黔过柳州,到都匀。都匀到贵阳的铁路还没通,我们换坐汽车到贵阳。路上坐得太久,脚都坐肿了。在郑州换车,在馆子吃饭时,发现要饭的特多,有点应接不暇。打听一番,才知道这里有个习惯,每逢农闲季节,不少人出来要饭,是季节性的“乞丐”。过柳州,买了沙田柚,一角钱一个,太重、不能带,只尝了尝,觉得价廉物美。这里,讲这么多干什么?说明“躲脱了”、没有“挨整”,心境特好。

贵阳枣山路尽头,就是黔灵公园,里面有个麒麟洞,听说当年是关押过张学良的纪念地,山顶有个古庙,沿途浓荫蔽日;山后有个黔灵湖,水面宽阔,风景极佳。早上起床,我总是往公园里跑步锻炼,每天坚持。出枣山路,就是延安路,当时是贵阳一条宽阔漂亮的新路,有时到延安浴室洗个澡,觉得比成都还方便些。新来贵地,有点其乐融融。

不过,好景不长,没多久,上边来了精神,清查“漏网右派”。据统计1957年全国打右派五十多万,还不够数,要求一网打尽。我们区工会,经过反右运动,大浪淘沙,已经纯而又纯了,怎么清?有办法,清老帐!什么老帐?四十三工区座谈会呀,“稿件”是胡崇俊写的。生产部还剩这一个,早该清清。

于是,我成了集中全机关火力,聚众围歼的“漏网”右派,每次批斗大会都是全机关的人参加,要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说:“熊书记都讲了,这事不搞层层批判嘛?”

他们说:“各有各的帐,各帐各还!”

我说:“这座谈会,我作记录,我没发言呀!”

他们驳斥:“你没发言?你把大家零星、分散的发言,整理成了系统的稿子,你比发言的更恶毒!”

我说:“我们动机是好的,参加讨论嘛!”

他们早有论据:“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效果不好,再好的动机也坏!”

我说:“刘毅同志都不追究了,我记录、执笔还有多大错?”

大家怒吼了:“刘毅同志是什么?老红军!他犯什么错误?是被你这个右派分子,拖下水的!他有什么责任?!”

我懂了,四十三工区座谈会,我是“罪魁祸首”,其他的人,最多只算是受骗上当,你想滑脱吗?休想!记得宋主席来到会场,就这么说的:“你把刘毅同志拖下水,他上了你的当,你还不老实交代!”(此案已于1979年6月27日经铁二局党委正式平反)

于是发动大家揭发我的罪行!那时,还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话还比较实在,“莫须有”编造的很少。有人揭发:“我们问你两口子那么多钱,怎么花?你说你养了三个娃娃。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有人挖空心思,反复翻了我的档案,揭发我:“你还参加过反苏大游行,你一贯反苏反党!”……

多次揭发检举,实在揭不出象样的东西。我心想,我的工资本来是养三个小孩花了嘛!参加游行可多了,你咋不问我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求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等大游行呢?我说:“反苏大游行,学校规定,不参加,扣‘公费’,你们懂得这些历史吗?”记得有位领导起来讲话:“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扣公费?!”我心想,你懂不懂?什么是“公费”?“公费”就是伙食费,我一个人去绝食抗争,我有那个觉悟吗?

反正,斗我的时间比较长,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过不了关的!我横下一条心,认了,这干部不当了,这总可以了吧!

我想得太天真了!承认容易,要你检查“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咋知道为什么?这不是你逼着我承认的吗?!

这天晚上,我在生产部办公室坐了一夜,一直想这个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怎么答得出呢?编也编不出!我本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你往哪编?开始,窗外漆黑,慢慢变得灰暗,慢慢远处有点微光,天边有点鱼肚白,慢慢可以看清小山丘了,慢慢听见有人走动了!坐了一晚上,没想出个答案!

枣山路到延安路交界处,有个公共汽车站,修得有点古典建筑味道,旁边有个茶馆,我去到茶馆,要了一碗茶,又在想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道题?我想,你们不是比我更爱党吗?好呀!再等二十年,看到底谁革命?对自己还信心百倍。一会又想,不行,等二十年?马上这一关你就过不去!算了,横下一条心,死了算了。

一个人寻死,其实并不复杂,一念之差,就是觉得找不到出路,自己解脱,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离开茶馆,找到一个什么药房,买了许多寻死的药回来,又回到茶馆坐下,想寻死的事!我有个小儿子叫胡X林,1955年生的,那时只有四岁光景,小时给他穿白围裙,他爱玩泥巴,常常一身稀脏,婆婆爱骂他。每当我下班回家,他就要跑来找我告婆婆的状,他说:“婆婆不许我当小工人!”他认为玩泥巴是在当小工人,这有什么错?这个小白围裙呀,老在我面前晃,晃来晃去,把我晃糊涂了。我把药甩了,回到了宿舍。这回,是小儿子呀,救了我一命!

以后,再也没有斗我,只是在开支部大会时,讨论了我的处分:“留党察看一年!”因我那时是科级干部,处分决定要报局党委审批。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听候发落!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30) 峰回路转

30 峰回路转

就在我等候处理阶段,全国掀起了批判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热潮(赖已平反)。1958年9月,贵州省总工会召开扩大会议,揭批赖若愚并且联系实际,批判反右派运动中犯错的工会干部。

这次会议,铁二局派了八个工会干部去参加。“同案犯”刘毅、王民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开得很严肃,我们学习、住宿、讨论都在一间屋子里,不准外出上街的。有时,还要开批判会,天天出简报,时间拖得很长,至少有一个多月。

我们铁二局的八个人编一个小组,又是我作记录、写简报,每天一期。我怎么这样倒霉哟!四十三工区开会作记录还没脱到手,怎么又作起记录来了。写简报,大家发言,被我一综合,不又成了我一个人的观点?这些事,我没管,我行我素!

这次学习,主要批判赖若愚主席的《本队论》。他在一个什么文件中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本队’。”这先锋队是从本队衍生出来的呀!那本队不是比先锋队更重要吗?先锋队和本队是什么关系?好家伙,你“本队”要领导“先锋队”呀!你这是为工团主义找理论依据呀!该批!该狠批!

在学习的过程中,贵州省工会系统有的代表性人物,还抓住他的论点,在大会上批判斗争过。我们八个人,只是在小组检查批判,还没有上过大会,幸运。

扩大会议结束时,好象是传达刘澜涛在全总的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说是传达领导的指示,你工会干部“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不听党的话,对的也是错的。”谁是党?当然听党委的、书记的。

真怪,这次批判赖若愚,是在他死后,重新算帐的。他死时,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把案翻过来,你过去搞工团主义,不肃清流毒咋行?!省工会扩大会议结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工会消亡风”,要撤销工会,在政治部下边建立“群众工作部”。我们向工人日报写稿,下边反映工会“可有可无”,比这“消亡论”缓和得多,谁右?

以后,更明确规定:工会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取消工会的垂直领导关系。并且明确规定,工会干部的级别是行政干部的副职。这些决策,不正是我们“稿件”中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吗?我们建议全总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就是这点事吗?

我们写的“稿子”、“罪证”,我在下边专门有一节“保留”下来,对比一下,看我们这顶“右派”或者“中右”的帽子,戴得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在省工会学习期间,钟南辉同志从铁道部学习回来,任贵阳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恰好党委书记龙光沄到息峰疗养去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工会主席应该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对的也错”。奇怪,有一天下午,我们工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受了处分后,表现好,决定免于处分!”这免于处分的事,没有开支部大会,也没有讲根据党章哪一条!反正,我被特赦了!这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事,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我被赦了,其实我心里感到非常歉疚的是对王民同志,大家抓住他一句话:“死猪还怕滚水烫”,批他!这怎么说得清?其实,你把“稿子”前后连起来看,大家就明白了,他说:“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这只是一句觉得工作起来为难的话,哪够得上什么“主义”、“反党”啊!

下边属于我道听途说的话,据说我被“特赦”,是钟书记发话了,怎么说的?和谁说?我不知道。我犯事,钟在北京。他回来,我没和他见过面。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晓得我“犯事”的。

不过,这事,我信。有一件我亲自碰见的事,可以证明。有一天,我们区工会机关开支部大会,议题是开除一个干部的党籍!为什么?原来这个同志(姓名已忘记了)的爱人,在贵州农学院工作,他调来是照顾关系的,但区工会要把他分配到远离贵阳的工程处工会,他不愿去,说了句“胳膊扭不过大腿”等不满的话,因为他“对抗组织”,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会,我是参加了的。正在开会的时候,碰巧,钟书记过路,他进来了,问了问情况,他立刻表态:“这事要落在你们无论哪位头上,你们会怎么想?顶牛,说点怪话,就批!再顶牛,再批!最后只有一条路,开除党籍。这叫什么话?你们立刻和贵州农学院联系,主动把他调过去。”听党的话,错也对!立刻执行,这位同志得救了。我曾多次打听过这老兄的姓名,人家说“忘了”!反正,我也算当事人,我还是要记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我“特赦”了,怪事还在后边。不久,我接到一个调令:调胡崇俊任教育处学校教育科科长。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什么道理?因祸得福吗?还有怪事在后头,我还没到教育处报到,我又接到一个调令:胡崇俊调局政治部办公室,从“右派”变成“左派”,谁定的?没人给我讲!我也没问过。

晚年,区工会生产部后来的部长蔡永言同志对我讲:“工会批判你,是支部给我们布置的,揭发什么、批什么,他们事前交了底的。我年轻、幼稚、不懂事,对不起了!”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交心话。我说:“没事,那时,你是我,我一样批你。”他又说:“你说有人把你划成‘中右’,可人家给我讲:我们划他什么‘中右’,还提拔他了!”我说:“没划‘中右’?还留党察看一年哩!天理良心?!”

还可以举个事,从侧面证实一下我对钟书记的判断。钟南辉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写到:“在那些年代,工会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很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工会的好干部,这些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是值得我们反省、同情和怀念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生产部的潘鹰,可见,他所指的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们生产部的同志。

“工管分离”,贵阳局分家,他调柳州铁路局任副书记,他听说我要留贵州省委工作,他当面给我讲:“因为你爱人在成都,照顾你分居,我才没要你分在柳州,现在要分到省委去,不行。我到铁道部政治部为你告状去!”大家信不信?他真告了,告准了,铁道部政治部直接给我打了电话:“你回成都铁二局,哪里都不去!”

钟南辉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现在每年春节给他写贺卡,我在封面上写:“钟南辉大恩人收”。我这样写法,我不说,谁“推理”得出来!

最近,一批老工会干部聚会,谈起当年“反右派”的事,我不打自招,我说我是真正的“漏网右派”,我在西南铁道报上,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党对领导干部的照顾政策。我还没说完,白汶方接上话:“‘夫荣、妻贵、子显、保姆也沾光’!这是你写的。我没揭发你!”我说:“你包庇,但那么多人揭发,怎么就没说出这‘硬货’来呢!”老白加了个注释:“你用的笔名,人家不知道。我在生产部,我知道。”老白呀!你没跑脱,你让我滑脱了!恩人!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31) “罪证”

31 “罪证”

1958年12月7日,区工会党组向铁二局党委写了《关于工会体制工作上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提出:凡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不再建立工会组织,一律不发展会员;工会和公社比较已成为落后的组织,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工会即将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撤销区工会和分区工会的工作机构,在局、处和地区党委内设立群众工作部。

这里是正式要求、宣布取消工会。我们“稿件”中仅谈工作困难,需要支持。下面是我们“脱不到手”的“罪证”,提供大家对比、思考。

我们迫切需要支持

(给工人日报的稿件)

最近报上对工会工作的危机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是一群西南新建铁路系统的工会工作者,也想谈谈我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这里,好多会员都说工会可有可无!说工会是“带信的”。群众有问题,工会就给行政捎个信,行政说不行,工会又给群众把信带回来,也说不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有的会员说,我们只有三件事和工会打交道,一是交会费,一是领生育补助费,一是领点文娱用品。有的说:“我们不要工会作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工会根本不关心工人生活,工棚里漏雨,我们打起伞睡觉,工会也不管!”说不管,是冤枉,我们想解决,行政说有困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有临时工的劳保待遇和福利待遇等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说工会不脱离群众,连我们自己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难道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我们是新建铁路,一个基层工会,要管辖十几到几十公里,有工人一千多到六、七千人,支会设在小队,一个支会也有2、3百人。新线交通十分不方便,到1个小队,来回就要半天。但是我们1个基层只有两个到3个专职干部,支会根本没有专职干部,基层工会专管转会员关系、批准会员、购发文娱用品、批准困难救济、发放劳保金等。1个人搞不过来,主席光开陪伴会,也忙不开,不能深入基层作点工作?上级一再强调我们要运用积极分子,新线工地分散、又远,开个会就得占生产时间,八方瞌头都还有困难。我们的支会也建立了各种工作委员会,1个支会积极分子都是一百多,但是几个月开不了1个会,根本没有活动时间,八七小队支会要选举出席全工程段的会员代表,小队长都说:“好,给你们廿分钟时间,其它不管!”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

党对工会的支持,总的说是关心的。但有少数作党的工作的干部,对工会的领导,却是很不够。拿干部配备来说,我们是1个5、6万职工的产业工会,几年来我们基层工会主席这一级的干部,都是四到七级的干事,而行政干部呢,却是相当于股长或是科长一级的;上级工会向下级工会派1个干部,或者调1个干部,下面的党委不同意就不行,也得不到同级党委的支持;党委书记一般都是行政组织的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由于工作关系,处理问题,就很容易站在行政的角度来处理,行政上召开计划会议等,党委书记一般都亲自动手来抓,但工会开会员代表大会或其它会议就参加和研究得较少;工会送去的计划、总结等,一般都很少研究;有的教导员叫工会拿廿元钱去买东西慰问1个病员,工会主席说不合规定,他说:“你不服从领导,报销不了我负责!”有的党员处长说参加工会要降低他的身份;有的教导员1年多不交会费。

由于党组织的少数党员,对工会不支持,干部配备,悬殊很大,有的行政干部,就有形无形的把工会作为行政的1个部门。有的工程段长布置工会去接待民工;工会纪念“五一”节写排演的戏,段长叫拿到教育室去审查后才演出;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有的工区主任叫解散,说工会有什么权利召集大家开会;有的行政干部,研究生产不让工会干部参加。工会法都公布了这样多年,难道只还是个宣传问题。

有的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有很多缺点甚至于错误,这是事实,说我们怕当3等干部,就不大切合实际。我们有些干工会工作,是自己挑选的,喊我转业,我还不干。我们认为问题的根,还是在上边,在全总。有的说:工会在53年以前和群众关系是密切的,以后就不密切了!原因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以为这是一方面。全总工作上缺点,也是很主要的一方面。

单拿干部配备来说,53年以后,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工会的干部都是相对的削弱了,拿以前各大行政区、各产业,配备的是些什么干部,前后比一比,就明白了。工会干部一定要是行政的副职,又规定工会要对行政进行监督,行政要向工会汇报工作,这又如何在具体工作上实现呢?组织观念是一方面,组织形式和干部配备要相适应,也是一方面。

从工会的后勤来看,以前还进行了学习工会法、贯彻劳保条例,推广五三工厂经验等活动,对解决工会的地位、作用、任务和行政的关系,推动工会各项工作,起了一定作用。53年以后,以生产为中心的观点,是进一步明确了,但各方面对工会的压力却很大,关心工人生活似乎就是经济主义。搞技术更新、先进生产者运动,成绩都很大,但这解决不了工会本身脱离群众的问题。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看不到工会的独立活动,全总没有很好研究。几年来,拿出来的成套经验不多,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方面如何做工会工作,更是研究得极少。可生搬硬套国外经验,倒努了不少力,不顾实际情况(如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单纯地强调经费要自给自足,盲目地减少定员;群众生产工作,花样倒搞了不少,没有哪一套是搞深搞透了的,一下喊保证条件、生产会议,一会喊班级核算、集体合同,套套到不少,一套也没研究通。其它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最后,我们要求全总深入下来,听听群众呼声,体验一下生活,帮助研究解决一下企业中党、行政、工会的关系问题,研究指导一下基本建设到底如何做工会工作。我们迫切要求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中国铁路工会第二工程区工会

刘毅、王正中、付贵、周利松、孟世洪、

付祥、胡崇俊、王民、赵福祥

这个案子,在1979年6月27日经局党委决定,予以平反。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32) 斗室吟

32 斗室吟

我调到局政治部办公室,换了个环境。局党委龙书记和钟书记有专职秘书。管机要、档案、和日常事务的另有一帮,由涂瑞林同志统管,我和毛锡龙两个,算专职为党委起草重要文件的秘书。老毛是政治部的老人,人缘很好。我比他可能大几岁,相处久了,十分融洽。应该说,我在这里真正过了近三年的平静生活,没有遇上什么风吹草动。

局党委三楼有个大会议室,靠里有间小屋,是我们的办公室。老毛有家属宿舍,我就在办公室里边,铺了个小床,成了我的“斗室”。下班后,这大楼很清静,全楼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会议室的工友老熊,他在大会议室外边有间小屋住,他自己弄饭,我吃大食堂,互不干扰。

我怎么工作?领导满意吗?我念过私塾,有旧文学底子;我参加工作近十年,大多时间作文字工作,有一定驾驭文字的能力;加上我学工程,对铁路施工知识,比较熟悉。所以,领导布置的任务,一般还应付得过去。加上,经过“反右”磨练,积累了点经验。比如,“文革”中写文章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中央文革小组“写作班子”的笔名。我们有办法:抄中央、省委文件,抄报纸,不求特色,但求安全。至于党委讨论有什么意见,我们作好记录,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改文章这点基本功是有的。所以,工作上没创造,可不会“惹祸”,不会让领导觉得不顺手。你说,这样干工作,领导会满意吗?

我不和任何人交往,就在“斗室”。刘禹锡的《陋室铭》讲,他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这“斗室吟”是:“谈笑无亲友,往来叹伶仃。”生活咋过?不在“斗室”,你们想让我揭开这秘密吗?

贵阳市的文化团体较多,电影院外,还有京剧、评剧、越剧、歌舞团,不时还有外来的演出团体。每天下班前,我看报纸上的广告,仔细作计划。看电影吗?必须连着看两场,任何剧种,只要演新戏,我都看。这样一来,全市任何文艺演出,一周轮下来,全部看完,一出不拉。每晚看完戏回来,已到睡觉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黔灵公园晨练,跑个来回,吃饭、上班,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这样,你信吗?那时,人已经变得不敢想事了!也想,想什么?我今天又说错什么了吗?我这次又抄错什么了吗?

你想过自己要写点什么文章没有?从没想过,连给老妻写信也极少!万一写错了一句怎么办?我真是这样生活的,这叫人?咋不是?还活着哩!

这样活法,曾经意识到过会“翻船”吗?

那年月,祸从天降的事,谁能说得清呢?记得“桃园经验”发下来后,讲到工农老革命干部和地富子女结婚的,都被“拉过去”了。那天,看了“经验”后,我呆坐在剧场里,我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心里叨念的只是:“这回可能过不倒关了!”直到《二十三条》下来,心里才放下。

再就是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记得贵阳铁路局没有搞联系实际,层层批判斗争。后来,听老妻讲,四川在成都把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将彭德怀的《万言书》念一遍,当场考试,如果你答“错”、免罪,答“对”,回去就批判斗争!这一回,老妻是主治医师、算个17级干部,去应考了。她答了个“半对半错”,逃过一劫。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回答呢?”她说:“我瞎猜的。我想,彭德怀的《万言书》,谁敢说错?如果说‘没错’,那为什么要拿来考呢?干脆,答个半对半错吧!”我说:“好你个技术干部,心眼怎么这么多呀!要我肯定答‘对’,又‘遭’了。”

我用现在的观点,分析我当年的处境,我的条件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又没“运动”压什么硬指标,要抓我去凑百分比;即使有人“另眼相看”,或者“敬而远之”,他们肯定知道,是谁主张调我到政治部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整我有什么好处?何况,尽管我一次没去找过钟书记,一次没和他交谈过什么,反映过什么,要求过什么。但他主动找我说过:“我要把你爱人从成都调过来,先把住房分了。”从这可以看出来,钟书记没有把我调出政治部的打算!谁还去多这个事、找这个钉子碰?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33) 大讲“三句话”

33 大讲“三句话”

有一段时间,龙书记作报告,大讲“三句话”,哪三句:“形势大好,困难不小,前途光明。”

过去讲“问题”,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怎么现在成了“不小”呢?怪!

我弄明白一点“为什么”?是从食堂开始的。

粮食定量少了点,多买一份菜就是。不行,一人只准买一份。一份是多少?食堂吃牛皮菜,等于四川人“打牙祭”,哪来的菜?

我这单身汉,食堂没卖的,到街上吃饭馆。开始还有卖的,后来缩短营业时间,再后干脆关门不营业。河滨公园对面有个冠生园,卖糕点糖果的,我常去光顾,也没啥可卖了。

难怪,这“困难”是有点“不小”啊!

一次,办公室领导让我到扎佐一个工程队去劳动锻炼。我没当过兵,不会捆被盖卷,绳子用得细,背起把肩勒得痛,太阳大,实在走不动,好容易才熬到了队上。队长看我是从局里来的,晚上留我在队里吃白米饭,算是“招待”。

参加劳动,和工人同吃、同住。开饭的时候,一个大桶把饭抬出来了,我走近一看,是一桶带红色的“饭豆”,开始吃觉得还好。接着肚子胀、拉不了,我老找卫生员要泻药。铁路工人都供应不上细粮。是“困难不小”呀!

回到局里,好象上上下下都在为解决这“不小”“困难”,忙忙碌碌。局里办了个农场,我奉命去种了一个月蔬菜,深挖土,勤浇水,抓害虫,我干得很来劲,可收获不大。行家笑我:生土翻那么多上来,还能长得好菜!这报上不是天天介绍“深挖”吗?我咋好心没得到好报呢?

食堂让我们去捡“青杠籽”、养什么“小球藻”、什么多加水、多出饭、什么“粗粮细作”,都干过。

最有效的还得算我们办公室的“自办农场”。找了个生产队要了块地,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栽了一会红苕秧,中间去撒了一次化肥,你猜收获季节咋的?丰收!我一个人就分了红苕一大堆。实惠!

我几次劳动任务完成后,请了次探亲假。先换全国通用粮票、上路。你以为有了这“全国通用”就真能走遍天下吗?否!路上我在几个镇,都没用上。为啥?没粮食供应!咋用!

我这次回成都,把“自办农场”分的红苕,装了一书包带回去。红苕算啥?现在街上有多少人买?不算什么吗?妻在孩子们面前,大大夸了我一番,她说:“你爸自己饿肚子,也给我们带粮食回来!”我说:“老太婆,你真会找老头寻开心!”唉!成都粮食供应标准比贵州还低,特别是对小孩,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一月只十来斤粮食定量。难道这红苕还不金贵?

那年月,成都市兴了个规矩,有探亲证明的,可以到春熙路耀华餐厅吃顿饭,供应标准稍高一点。这顿饭呀!至今不忘!妻硬是给孩子们带了一部分回家,有福同享嘛!什么叫妈?孩子们呀,这就叫妈!

大讲“三句话”,讲困难不小,其实北京、省城、中小城市、农村,大不一样,可说是天上地下。比如那年月,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糖果可以敞开供应吧?每条街大小餐厅都营业吧?还有什么专供商店吧?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正在北京随苏联专家学习,他以为家乡也和北京一样,至少按定量有供应的嘛!有次,他陪专家逛商店,顺便买了两斤水果糖寄回家。这有啥说道?有。就凭这两斤水果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你信?

他家乡,家家断粮,什么野菜、草草根根,都挖光了。人,走着走着,倒下,再站不起来,死了。没人有力气去埋,至亲,铲几铲土,盖上,一会,野狗来乱拖乱拉,谁管。他家里的人,为了节省体力,全部躺在床上不动,每人每天发几颗水果糖,吊命。直到腊月三十,政府决定开仓,每人每天发半斤粮。两斤水果糖,救了全家命。真事。

有人讲,“三年自然灾害”,有人找出气象资料,问害在何处?

有人讲,“三年困难时期”,困难从何来?哪里死人?死了多少?谁敢说?重庆有个“肖李廖”,向中央上书!

“大好”、“不小”、“光明”,讲深讲透,大家都信,我当然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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