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苏联笑话，一笑而过 -- 路人癸

那个特殊时期，他的出身和性格远比他的能力重要，能力超他百倍的人可能有，但是有才无德的可能性更大，资历和出身比他更能服众的却没有几个，说实话，有齐奥塞斯库的先例，敢于担当坐上那个位置的人，人品还是值得称道的。

换个角度讲，他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少作为，在自己熟悉的电力行业把稳舵，远比某些书呆子乱搞一气好的多

齐奥塞斯库是1989年12月25日因镇压失败被杀的，怎么成为６月中国悲剧的先例了？齐的失败是修正主义路线（特权、腐败、放弃自我革命）的失败，更是因为同一年六月在中国发生的悲剧，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修正主义路线）国际国内民心尽丧，再去武力镇压老百姓就不干了，这真是要'拜D和L所赐'，怎么反倒成为先例了？难道时空穿越啦？

而修正主义路线注定要失败，这是毛领袖早就预料到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要走社会主义，就光明正大地走社会主义；你要走资本主义，就撕破脸皮走资本主义（如果人民群众答应）。你不能跟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严打高压，而自己上层却搞资本主义特权腐败，搞资产阶级法权（太子党特权、官僚贪腐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当走资派，这样很容易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把人心推到对立面去。

可以说８９路死事件是全球共产主义事业突然塌方的直接导火索和炸药包，不信大家可以自己查查时间，苏联是何时解体的，东欧是何时倒戈的，包括齐奥塞斯库是什么时候死的？可以说D和L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挖墙角者，比猪队友都蠢。

再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你一个总理跳出来算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齐奥塞斯库之后，还有谁敢坐那个位置，所谓能力强百倍的人都躲到墙角去了吧，就连江都说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都是拼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硬着头皮顶上去的，更有叶利钦的榜样在先，心思活络、立场不坚定的人谁知道怎么想的。李的出身让人觉得可靠，回头看李的确对得起这个信任。

所以我说李在那个时代是最合适的总理

这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如此，何以收天下人心？所以还不如江搞的权力下放，大家（中层）一起腐败。能平稳渡过后路死时代，主要靠的是江的手腕和其在北京没有直接带血。和李半毛关系都没有。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从来只在李的老巢：电力系统听人讲过李的好话，别处从没听到过。客观讲，江的手段是有效果的，对太子党特权客观起到了撤梯子的作用，我这里转帖一个党内靠资产阶级法权上位的太子党－陈小鲁的牢骚文章，看看在江的下海大潮下，那些智商不够，还有点道德矜持的红色太子党是如何被草根新贵们给out出去，成为边缘人的历史轨迹。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6/09/11/1720166.html

陈毅之子谈中共：和我心目中不太一样了

陈毅之子陈小鲁下海之后，接触过许多不同领域，但他个人越发对这个社会感到不适应，他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 （注：没资产阶级法权，太子党能潇洒下海？就凭你那点智商？理想主义最先被太子党们当驴肝肺吃了），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注：那你怎么说服老百姓接受你们当年的太子党法权）。”本文摘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作者米鹤都，香港中国书局出版。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注：就凭你的能力和智商，满大街随便抓个人也比你强吧？）。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注：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注：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家一起腐败，太子党的智商也不够）。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注：许你太子党讲特权，不许人家新贵讲？）。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注：光凭你陈小鲁一个人的本事，给人当仓库经理能够格吗？）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注：他怎么不借我十万块？），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注：当初谁非要靠特权下海？本来就是没智商的八旗子弟，什么料都不是，还充什么大头蒜？）。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注：还是靠着太子党的老脸）。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注：看到太子党的黑金怎么来的了吧？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加特权）。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 （注：你要不是陈毅的儿子，6毛钱也赚不到）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注：太子党法权的成功）。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从小谁教你搞特权的？刘邓吧？），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老江不是根红苗正的太子党，手腕确实不一样）。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注：我都要吐晕了，带头做了婊子还理想主义？我呸），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注：那你怎么说服老百姓接受你上来就当总经理挣大钱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注：被新贵给out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注：你也没这能力和智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注：挣个老太子党的老脸钱）。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注：为啥又是你？）。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注：你得了吧，婊子也清高？）。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想别人给脸，自己先要要脸），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注：你们太子党也配提毛主席？）。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注：无知者无畏，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毛主席给的定义）。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注：天下最不缺的就是太子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注：太子党最亏心的就是当年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位，又怂恿自己老爹镇压提意见的群众，赶紧滚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

北京工 业 学院。

XX工学院与XX工业学院是不一样的。听说：XX工学院一般是教育部门下属的院校；而XX工业学院 特指五机部（兵器工业部）下属的院校。

说实在的，他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出身了。没有那个出身，他当工程师都勉强，有了那个出身，居然能够变成你嘴里总理的不二人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说实话，我也有勇气，敢于担当坐上那个位置，问题是没有人愿意让我坐，就凭这个去称道人品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

你凭什么服众呢？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那个特殊时期，让一个团体所有人都能认可的领导者凭的不仅仅是聪明不光是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大义的名分，你，没有！

就算你聪明百倍，能力超群，对不起，这一刻大家不会服你，你坐不上那个位置

敢于冲上去的非二代谁知道是不是伪装的叶利钦，李做了近十年的总理，也就是让两个孩子当了国企的一把手，至少没听说把哪个国企装到自家口袋里的，这一点我觉得人品上已经强过无数了。

李只能算相对比较重规重矩的邓派红二代，他上去其实是为D顶雷当打手的，好评不多，结怨不少，最根本的是不敢向贪腐开刀，却敢对群众开Q。所以红三代没人敢再上来顶雷了，下海捞几把还凑合，再去搞政治的少而又少，因为太不得人心，也就习王现在能挽回点影响，但他们的后代也不敢在政治上有奢望，中国人一向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富贵不过三代，这他们是知道的。人心不在了，不赶紧捞几把跑路，难道还等着看草根新贵的白眼，甚至将来清算的厄运吗？所以李的例子对现在的中国毫无意义。习王身后再也不会有哪个红三代敢冲上去了（李的儿子和邓的孙子不夹着尾巴做人下场会很惨），上去也是找死。那么如何治理中国？如何鼓励草根勇担重任，又如何监督和管理好草根新贵就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过去两届做得不好，甚至非常差，团派培养的很多草根新贵比过去的太子党还厚颜无耻，要认真反思.

所以大家质疑的是上位的途径，只要是可以服众的，哪怕真的是依靠祖荫，也没有问题；不能服众的，再大的本事也不行；

这就是选举的意义！通过选举，大家通过公开渠道展现了自己的好恶，能上去的就有基本的支持盘，再愚昧、再贪婪也是有一个限度的；通过密室利益交换，即使你再聪明、再清廉，总会有人质疑，何况利益交换来的权力必然要回报支持者，那是想清廉而不得的；

对有的人来说，钱财不重要，权力更重要，比如段祺瑞

何况对官N代来说，权力才是他们既有财富的保障，否则很可能被后来者清算

中国当前也在走这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