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苏联笑话，一笑而过 -- 路人癸
昨儿在微博上看见一个博主揭发另一个博主，不少截图。。。。
另一个博主呢，发的都是公知范儿公知粉范儿的吐槽。。。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吐槽都有编号的，A97,A98,A99,A100.........
这个博主才呢，大概是另一个博主收到了一个WORD文档，负责微博出这些吐槽。。。但是比较敷衍了事，懒，工作粗糙，连编号读一起发了。。。
苏联笑话啊啥的，肯定也类似这样，生产，批发，零售一条龙的。。。。
到底谁创作的，大把人能够创作，只要利益报酬到位。。。
这整条龙，价格并不高的，但是效果却很好。
注意，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也要注意“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因为中国现在走到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仍在积极探索中，就目前而言，成果巨大。
我表哥80年代初考进去的，当时他分数都够华工了，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当然不是给某人洗地，这些人的高考分数都是国家机密了。。。
应该是我孤陋寡闻，帖子也不删了，留在那儿吧。楼下 jhjdylj 兄的说法是正确的！
至少到八四年袁庚这个，打造广东情色改革的老特务，就想在他地盘群众接见失控时，想把看出不对要上车走人的邓小平，从车上赶下去，还多少年了一直嫌中警的司机动作太快。
朱有D背书，执行力不错，功劳两条，一是搞成分税制，强化中央财力；二是在他任上完成入世谈判。
大的方向定了，丞相大人成事不足没关系，败事别太狠就行。
也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当真丞相大人们要个个都如当年赵总理一般，今天中国不定还存不存在呢。
什么主义是按照什么生产关系来判断的 吧？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等等。
以前叫大柳树南路附近，有个北京电力学院，好像是并给了北方交大，和华北电力大学有关系吗？这个学校在我家对面。
紫竹桥下边还有个化工干部学校，并给了化工大学。当年还有一个北京联合大学，招北京那些土著，还有海淀走读大学，俗称“海跑”
人家是当脸说，当功摆的，生怕大家不知道的。你以为这种事，他们自个不到处说，我一小老百姓能知道啊。
邓小平去哪儿，他赶不赶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只憾未尽，还打算借此引领新时代哪。二十年的老特务你以为是白当的，政治学习看黄片儿，这恩情你以为我们的高级干部，有那么不感恩么。
黄片我也看，确实挺带感的，这我还真没觉的有什么问题，不过大概齐就杀人这事，是他自个写东西说的，我要是也说不在乎，那基本就算是，你说哪。这自由主义也有点太没边了吧。
但愿参加他追悼会的人，不会因为多闻了两鼻子骨灰味，也染上这毛病，那可都官不小，真动起手来，中招的可不是个位，甚至不是，算了，真动起手来，几位数，不也只是个数么。
http://jb一千个人写袁庚 就会有一千个袁庚
程翔 涂俏
涂俏，曾为《深圳晚报》、香港《文汇报》记者，现为海天出版社编辑。
《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 涂俏 著 海天出版社 2016年2月版
特约撰稿 程翔
日前，海天出版社推出了《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的最新版本，此书得到袁庚先生生前唯一授权。深港书评对话了本书作者涂俏，从她的回忆里我们得以再度缅怀袁公。
据涂俏回忆，当时她为了搜集资料采访了很多当年与袁庚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老同事，在他们的回忆里，袁庚敢想敢做的形象跃然眼前。
袁庚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才敢于批评
○涂俏
故事之一：袁庚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今年73岁的梁鸿坤为原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在答应我的采访前，梁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香港招商局订了三份报纸，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其他报纸不是没有经费订阅，而是按照相关纪律，禁止外派干部阅读非左派报刊，以免上当、受骗、中毒。袁庚翻阅这三份报纸，总体印象是比北京的报纸要开放很多，但消息面还是比较狭窄，总觉得不过瘾、不解渴。他立即跑下楼去，在街头报摊上买回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亲大陆的，也有右翼势力的，甚至还有反华报纸。
几天下来，袁庚喜欢上了《信报》，觉得这家报纸的言论及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
这一天，袁庚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明报》分类广告栏内献映影片上一一划过。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中，最多的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风月片”，什么《洞房趣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标明“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等等字样。他便放下报纸，走出办公室。
他找到梁鸿坤，劈头就问：“你看过风月片吗？”
梁鸿坤心跳骤然加快。他想，我就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我人在香港，不论资产阶级刮什么香风都不会让我迷失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我怎么会去看黄色下流影片？这一定是有什么人乱告状，诬陷我！
他刚要分辩，袁庚接着说道：“老梁，你带我看看风月片好不好？”
原来如此！梁鸿坤放下心来，但是，他根本不敢挪动一步。梁鸿坤内心的恐惧立即让袁庚感觉到了，一股无名火蹿上脑门，将他训了一顿：“有什么问题？我带你去！”袁庚转头就走，梁鸿坤不得不跟出门去。
走在街上，梁鸿坤还不时回头，唯恐有人跟踪，更怕在影院内被熟人发现。他七弯八绕领着袁庚钻进湾仔利舞台电影院坐了下来。
这是一部拳头加枕头的烂片，还没看到一半，袁庚拉起梁鸿坤就走，在电影院门外，冲着梁鸿坤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在香港太古城广场五楼太平洋咖啡厅，背景音乐柔柔的、软软的，是一首谈情说爱的粤语歌曲。我与梁鸿坤坐在落地花架背后的僻静处。梁鸿坤说到这里，大概回忆起袁庚走出电影院时那种“不过如此”的神态，竟然开怀大乐。
很快，老人收起笑容，严肃地告诉我：“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因为暴露出老领导的一桩秘事，梁鸿坤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歉疚，紧张地注视着我，看我有什么表情。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他什么都想知道。”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党政干部因看三级片（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香港称之为“风月片”，国内笼统地定性为“黄片”）而受到处分甚至丢官的，大有人在。袁庚胆子也太大了！回到深圳，我就到袁庚家核实这件事，老头子笑而不答，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被我问急了，他反问我的思维是不是还是小时候听大人所教的那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难道世间的事只有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两个极端？
故事之二：袁庚对“邓大人”大不敬？
1991年2月18日，周为民陪同潘维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见袁庚。
周为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袁庚谈到有一位刚提拔的管委会副主任向中央告他对邓（小平）大人大不敬，说：“工作组查我，我不仅对他们说，而且给他们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现在可能还在他们手里。”
所谓对邓小平的不敬，袁庚对我说，那是“莫须有”，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为民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袁庚对潘维明所说的原话：“1984年，小平同志到深圳，来蛇口。下午3时多（应该是2时30分）走出明华轮，当时外边挤满了群众。小平同志上车后，群众围过来，车只能慢行通过。有一些人已趴到车窗上往里看。我当时坐在小平的身旁，中南海警卫局一位姓宋的局长大声命令司机快开。我这时就火了，老百姓想见见邓大人，有什么危险，开快车才危险。我就大声对邓说：小平同志，外面的群众很想见一见你邓大人，而这位宋局长要开快车冲过去，我看是不是请梁湘同志调解一下，解决这个问题。邓榕在旁边说：袁庚真滑头。满车人大笑。梁湘便让司机慢慢开。”
“后来，我跟启立同志谈到这件事，我对启立说：瑞典的首相帕尔梅去看电影，在路上中弹被暗杀了，警察赶来从身份证上才知道他是首相。里根总统遭人暗杀后，第21天后伤愈出院，他立即出席了一个公众集会。教皇保罗二世在西班牙遭受暗杀，现在他的身上还留有未取出的子弹，他伤愈后马上出访葡萄牙，警卫让他坐防弹车，他拒绝了，坐着敞篷车接受教民的欢迎，并走到教民中与他们握手亲吻。”
“我对启立同志说：我敢说他们都比我怕死，死亡对他们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就是脱离了他们的选民，脱离了他们的教民。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共产党人自称是代表人民的，与广大群众是鱼水相依的关系，我们反而有时搞不懂这个道理。我建议中央警卫局要改革现行的警卫制度。”
晶报：2004年，你奉报社之命去采访袁庚，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采访啊，你为何会萌发给他写传记的念头，并坚持多年完成这一书稿？
涂俏：2004年8月，我所供职的香港《文汇报》要我去采访袁庚，给他做一个专访。我和老爷子谈了2个多小时，我当即就被他迷住了。他给我的感觉很好，是因为他的谦逊与低调？或者是睿智与风趣？都是都不是，反正，他给了我春风拂面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感性的我当即萌生了给他做传记的想法。不过，一开始他是不答应的，他反复说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他的这种说法反而激励了我，你不让我干我就偏要干，我就是那种一根筋的人。
晶报：听说你为写袁庚，不仅辞了工，还卖掉了一套房子？
涂俏：写传记需要采访，需要时间，而我所供职的香港《文汇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可能给我那么多时间的。加上我那时在香港工作，要回蛇口采访袁庚很困难，我就主动辞了工，接下来就自费去了北京，上海等地找一些相关的人，开始了“大海捞针”似的采访。
说起卖房子，那也是迫不得已，2005年初我就辞工了，半年后，我发觉手中没有钱，难以为继，更不可能到处乱跑去采访了，我就把一套位于深圳中心区的8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了，我记得买这套房子花了45万，卖是贱卖，只卖了36万。手里有钱了，我又去采访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2000年，我初次拍摄艾滋病患者小路的纪录片，和搭档一起，每个人都花了差不多10万元。我记得父亲说过，人总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我写了《袁庚传》，记录了这个老人家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事情，这就够了，我没有想太多。
晶报：有很多人想给袁庚写传记，但唯独你写成了。
涂俏：有句成语叫“火中取栗”，没有被火烧过的小孩子，是不知道火的厉害的，然而你畏火惧前，永不伸手去取也永远不可得。很多有学养，有功底的前辈和同行，写《袁庚传》的条件比我优越得多，为什么就独独让我先写出了呢，也许是他们要考虑得周全一点，要更全面一点吧。我就是那个火中取栗的傻小孩，没想到竟然拿到了（笑）。说实话，写《袁庚传》的早期，我有点天聋地哑，越走进袁庚的内心越觉得难写，但我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硬着头皮去写。我想，一千个人写袁庚，就会有一千个袁庚。不能说我是最成功的，这本书只是我个人对袁庚的解读。
晶报：听说你完成这本书的采访共花了3年的时间，那么，采访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情又是什么？
涂俏：找人。寻找采访对象是最困难的事情。当年蛇口改革现场的参与者们、见证者们到了晚年都散落各地，好些离开了蛇口工业区，有的去了欧美等地，有的在其他城市定居。我就这样顺藤摸瓜地寻找，终于一个个找到，听他们解码那些尘封的往事。
我是用编年史的写法来创作的，找到了人就把这章节写了，找不到人，就空在这里，完全是在做填空题。所以，我就像只蜗牛一样，慢慢地采访、思考，写作。完全靠一己之力，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当历经艰辛地找到了他们，他们已经老了，记忆能力大部分丧失，有的时候，他们只能对你傻傻地笑，我的心里却只想大哭一场。
还记得一个北京老人，他非常好非常配合，就是记忆无法延展无法深入，我就只能放弃、告辞。翌日，我孤独地到了机场准备回深，这个时候，突然电话就响了，老人说，小涂，我想起来了，袁庚当年说——天啊，我贪便宜买的打折机票无法改签，只好作废，急匆匆地打车直赴老人家中，庆幸的是，老人的回忆终于丰满了书中那个最重要的章节。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有人评价说，《袁庚传》不仅仅是袁庚个人的传记，更是一部蛇口人的群英列传。也正是如此，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有一次带着家人去海上世界的美食餐厅吃饭，饭后我去买单时，餐厅经理说，已经有人给我买过了。我问是谁？经理说，付款的人让他转告说，是蛇口人。这样的事情前后共发生了三次，每一次都让我开心而感动。
晶报：听说你采访了156位老人，这三年来你的收获是什么？
涂俏：有一次采访袁老，谈到了死亡的问题。老爷子很豁达地告诉我，人啊，就是一堆蛋白质。而蛋白质就是蛋白质哩，会腐烂会消弭的——这么说吧，采访了这么一大帮老人，让我参悟了生死，让我看淡了生死。现在，我知道了我应该干什么事情，让我明白了，有生之年可以干的事情其实并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时不我待。
书摘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这么来的
袁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许多工作都还来不及去做，转眼间便到了1981年年初。新年新气象，在蛇口1.3平方公里工地上，已有4000余名工人、近20个工种同时施工，开始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工业区内投资设厂的已有10家，总投资额达到33540万港元。然而，这离袁庚走工业化之路的宏伟蓝图还相差太远。他很清楚，地平好了，外商一天不来投产，土地只能晒太阳，长野草，变成可怕的荒地。最可怕的是，支付银行的利息可是一大笔每天都在增长的数额啊！恰恰是在这个往前冲的时刻，国家提出“经济调整”。
这时候，挂在袁庚嘴边上的话，就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蛇口，看上去热热闹闹，平安无事。但是，在这块没有“现成饭”可吃、国内没有样板可以借鉴的工业区，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要使工业区能同毗邻的香港元朗、大埔的工业区相匹敌，对外资具有吸引力，要让外商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就不能不花力气，创造一个良好、诱人的投资环境。
2月25日，袁庚率员赶至广东省政府，向广东省与深圳市领导人任仲夷、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梁湘，及交通部副部长王西萍，汇报了工业区建设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当前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这次会上，大家经过讨论后决定：蛇口工业区用于本区生产、建设进口的机械设备、车辆、原材料、半成品、职工生活部分必需品以及出口产品、半成品，均予免税；在工业区内销售的烟、酒给予减税进口；将蛇口工业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区内对经由香港进出蛇口工业区的外商开放；同时，办理外籍人士的签证，今后不用经过深圳市审批，由省公安厅从深圳市的签证处抽调2—4人，派往工业区。此外，企业管理权下放，实行企业独立自主地经营管理；工业区在行政上归深圳市领导。
座谈会上，袁庚原本悬着的一颗心逐渐放了下来。广东省委是支持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鼓励袁庚大胆探索，说：我们一定要把特区搞好，使中央放心，使有疑问的人逐渐减少，使持不同意见的人逐步统一认识。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把特区搞好了，就有说服力，比空讲政治口号作用大。他强调指出，蛇口工业区建设是快的，要注意总结蛇口特区的建设经验。省委一定大力支持，有问题只要省委能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
开春以来，一直在工地、工区、工程以及进度、预算、调拨等事务性工作中忙得昏天黑地的袁庚，始终没有忘却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是在寻找、思考、发现最能体现当下蛇口人精神风貌的警句或者格言，捕捉蛇口改革开放的精魂，或者说在归纳、总结、提炼最能表达领导意愿和客观规律的口号一类的东西。3月下旬，在香港的袁庚提议召开工业区干部会议，商定与日方合作的事宜。第二天，他坐船赶到蛇口，波翻浪涌中，他的思绪也在起伏跌宕。船体擦着海面飞驶，浪头赶过来，又迅猛地退回去，拍打过来的海水溅起白沫，转瞬被抛到了船后。水流千转不回头。流水似光阴，光阴似流水，真的，日子过得真快，流水般地掠过再也不肯回头。就在这个时候，袁庚暗夜中的思绪突然开了一扇窗，漏出太阳、月亮的光，他摸出一张32开的白纸，掏出圆珠笔，趴在起伏颠簸的舷窗边，在纸头上写写画画，看了看，又调整了几个字，然后很郑重地递给梁鸿坤、招商局资料室的日文翻译李炳盛。看看吧，我这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怎么样？还可以吧？”他指指刚写下的几句口号，急切地希望他捕捉住的思想火花能够得到下属的理解和赞赏，又像一个小学生呈交考卷后眼巴巴地盼望老师当场给一个高分。他不知道，这些口号中的前两句在日后竟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思维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这几句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
摘自《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标题为编者所加.sznews.com/html/2016-03/12/content_3477355.htm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J3jtghb35e8U-lAnI5o_D-GISceUOyeG3RzecdiRqstqoZtNKPTrSCzhjSTdPLuv1JwsgLIi7HK-YLW6zL4w_
袁庚 编辑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小学毕业证书上改用欧阳珊，入党后改为袁更，解放初期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一直沿用。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庚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胡志明顾问、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曾参加黄谭战斗、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
袁庚是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为表彰袁庚致力促进中港关系及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香港的航运事业贡献良多，2003年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授予金紫荆星章。
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1]?
中文名 袁庚 别????名 欧阳汝山 国????籍中国 出生地 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现深圳市龙岗区） 出生日期 1917年4月23日 逝世日期 2016年1月31日 职????业 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 毕业院校 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燕塘分校 主要成就金紫荆星章
曾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
目录
1 人物生平
? 学习经历
? 工作经历
? 军队经历
? 行政经历
? 从商经历
? 人物逝世
2 个人生活
3 人物轶事
? 烽火岁月
? 商海弄潮
? 百年招商
? 备受争议
4 人物评价
5 相关书籍
人物生平编辑
学习经历
1917年4月23日袁庚出生。
袁庚 (7张)
1923年，6岁，在水坝村私塾读书。
14岁时，赴广州远东学校补习，9月，以“会考”第八名的成绩进入广东省广雅一中读书。
1934年，17岁，初中毕业，考入“地政人员养成所”之后回乡完婚。
1936年8月，19岁，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燕塘分校。
工作经历
1937年20岁，儿子欧阳天羽出世。8月，七七事变后，军校人心涣散，对时局失望，遂返回乡下。9月，在大鹏新民小学代课，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立沿海青年抗敌后援会，被推荐为负责人。
1938年21岁，被正式聘用为教员，参加大鹏抗日自卫大队，后任大鹏区立小学校长。1939年3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不连累家人，随母亲姓，更名袁更。11月，被调到惠阳抗日游记大队工作，后任军事教员。
1940年23岁，参加黄谭战斗，7月，与东纵队员张常结婚。
1944年27岁，奉命调至东江纵队司令部工作。8月根据当中央指示，东纵成立联络处，任联络处处长，负责对日军的情报工作。
1945年28岁，9月，临时授予上校军衔，担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10月，妻子陈碧云、父亲欧阳亨、二弟欧阳汝川带着其8岁儿子欧阳天羽赴港，途中船只爆炸，一家四口遇难。
军队经历
1946年5月29岁，6月，随东纵部队北撤至山东烟台。随部队编入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10月，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30岁，大学结业。分配到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见习，任副处长，参与了南麻临朐战役和昌潍战役。同年夏天，与张常办理离婚手续。
1948年31岁，两广纵队成立，任纵队侦查科长，后为作战科长，9月参加济南战役，11月参加淮南战役。
1949年32岁，两广纵队成立炮兵团，任团长，9月，进入粤境，解放沿海岛屿。10月，解放大铲岛，11月，解放三门岛前夕，奉命调至中央军情部参加武官班受训。
1950年5月33岁，奔赴越南援越，任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参加越南高平战役。
行政经历
1951年5月34岁，奉调回国。
袁庚
1952年35岁，9月，与同机关的汪宗谦结婚。1953年36岁，外派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赴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负责情报组织工作。
1959年 任中央调查部一局二处处长。
1961年44岁，调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
1963年4月46岁，派往柬埔寨，破获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6年6月-1967年5月，47-48岁，在河北定奥县五里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6月-1967年5月，48-49岁，抽调至外办、侨委、外交部、交通部等单位主城的接侨办公室工作，被指派为小组长兼光华轮党委书记，往返印尼接侨。
1967年6月50岁，回调部队机关上班，并参加“文革”运动。
1968年4月6日51岁，经康生批准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
1973年9月3日56岁，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被释放回家。
1975年10月58岁，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61岁，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赴香港调查，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62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交通部长彭德清与袁庚，听取关于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汇报。李先念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委员会为袁庚平反并恢复名誉。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
1980年3月63岁，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改组，袁庚任总指挥。在蛇口工业区人才问题上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同时，开始运作开发赤湾。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袁庚。
1981年4月14日64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视察蛇口工业区，听取袁庚汇报后，很高兴的说：“你们干得很好，就照这样干。”4月29日，丹麦女王在访港的盛大酒会上，接见袁庚。11月，蛇口第一期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学，为工业区培养大批管理人才，被誉为蛇口的“黄埔军校”。
同年年末，袁庚在多次场合多次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982年3月65岁，给中组部长宋任穷写信，提出在有关省、市、院校“招考招聘”所需人才、6月袁庚出任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7月，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袁庚被公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3年年初66岁，分一住房，从此在香港蛇口两地奔波。在蛇口工业区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对领导干部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4月4日，蛇口工业区正式改“建设指挥部”为“管理委员会”。
1984年1月26日67岁，在蛇口迎来视察深圳的邓小平、杨尚昆一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获得邓小平的肯定。4月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重点发言。会后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6月中央批准袁庚为谷牧同志的顾问。10月8日，经深圳市委批准，袁庚出任蛇口区委书记。
1985年2月68岁，袁庚提议派员赴美国和加拿大招聘学成的自费留学生到工业区工作，以开辟一条人才来源新渠道。
从商经历
10月，袁庚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社会保险公司。1988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展成为平安保险公司。
1986年69岁，3月26日，创办的南海酒店开业。
1987年4月8日70岁，袁庚提出创办招商银行的建议获得批准——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在蛇口工业区举行开业典礼。
1988年1月13日71岁，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8月，袁庚在《人民日报》中公开表态：在蛇口不许以言治罪。并表示赞赏“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一语。
1989年2月2日，72岁，袁庚在蛇口工业区的干部大会上讲话，希望将蛇口建设成为高智能的社区。9月30日，袁庚在纪念蛇口工业区建区10周年的两个酒会上发表演讲，强调坚定不移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93年3月，75岁，离休，副部级待遇，晚年在蛇口定居。
2003年7月，86岁，袁庚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金紫荆勋章”；10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的称号。
2005年9月1日，88岁，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向袁庚颁发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6年4月23日，虚年90岁，大病初愈，应蛇口工业区之邀，乘船游览蛇口海域，察看晚年献身的这片热土，度过九十上寿。
人物逝世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袁庚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1-2]?
个人生活编辑
父亲欧阳亨，海员。母亲袁燕，家庭妇女。
人物轶事编辑
烽火岁月
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3]?
1940年3月至9月中旬，袁庚同志随惠阳游击大队与东莞大队东移至海陆丰地区，参加了黄谭战斗。[3]?
1944年8月，袁庚同志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3]?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袁庚同志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3]?
1945年至1949年期间，袁庚同志随部队北撤山东烟台，历任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炮兵团团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1949年袁庚同志率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了包括三门岛、大铲岛、蛇口等周边地区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3]?
1945年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第一任主任；1950年，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4]?
商海弄潮
1978年10月，这个先后在东江纵队，给国家领导做情报顾问戎马沙场大半辈子的老人，在其60岁花甲之年又鼎立改革开放潮头。其受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商海。
而自1872年由李鸿章向同治皇帝奏折设立的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不到20年便盛极而衰，直至历经百年历史风云后，香港招商局已从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沦落为一条船都没有的“空壳”，当年的总资产加起来仅4000多万元，只有一个破码头，一个修船厂。
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的袁庚，同年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他在《请示》中提出要“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这些在刚刚走出文革之创的28年前的中国来说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按照当时中国普遍的思维模式，这简直是一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是犯上作乱。但这个有着“天才演说家”的掌门人，通过游说，在三天后获得了中央批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契合了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愿望。闭关锁国日久后又急于现代化之时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次年7月20日，有着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这个壮心不已的60岁的老人，在心中为招商局画出了一个多元化跨国公司的宏图。事实上，这幅纸上的宏图在其主政的14年前就化身为生机勃勃的蛇口版图。这幅版图是袁庚用24字方针经营的，即“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百年招商
袁庚出手的第一招是发展港口，他说那是借鉴香港的经验。而之后，蛇口港的成功又成为国内港口城市一再复制的模板。到去年，深圳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居全球第四位。
在走马上任的一个月后，袁庚跑遍了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内的世界上许多港口。这也为其对当时准确地把握国际航运市场提供了支撑。之后蛇口深水码头、蛇口港泊位、集装箱码头次第建成。
而对工业区的开发方面，袁庚确立了规矩即“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和“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挤占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或者是这个有着“诗人气质的老人”天生在营商的秉赋，他的“三个为主五不引进”确立了蛇口工业区生产型和外向型的大方向，以至于在国家紧缩银根的期间，蛇口工业区的日子在各特区中最为好过。在今天来看，蛇口工业区的荣光或者还有两代领导人备加“呵护”的结果。
招商局除了开发蛇口工业区，还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并先后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倡导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同时还收购了伦敦和香港的两家保险公司，成为第一家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国企业。
至1992年，袁庚离任时，招商局的总资产已由当初的1．3亿增至200亿。到2000年，招商局资产管理总额达1200多亿港元，列中国大型国有企业500强的第26位。
备受争议
除了“数字”的政绩，袁庚给深圳甚至国内商界带来的理念性的革新。在那个闻利色变，谈富色变，谈钱脸红的年代，袁庚用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让商业的利益变得正当起来。1984年，这个在蛇口工地上耸立起来的标牌像商界的一声“春雷”，之后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国庆的巡游队伍中。而在此期间，也因为他用4分钱的奖金买效率的故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在今天奖金已成了人人热衷拿的报酬，但在当年，袁庚却因此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
这个在时光隧道里曾以急先锋的形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狂奔了14年的老人，一路挟裹在卖国、拜金、挑战国家体制的骂名之下。
而为了让经济的身形上不要承载过多的负担，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以“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袁庚所实践的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5]?
袁庚所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第一次将时间、金钱、效率等这些原本属于“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名词见诸媒体。[5]?
1984年以后的“袁熊大战”——袁庚与时任蛇口开发区区长的熊秉权的摩擦。[5]?
1978年后曾出现过同级媒体批评同级官员的个案，如1985年深圳市的“蛇口批评”。“蛇口批评”缘于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同志对《蛇口通讯报》的“希望”。[6]?
人物评价编辑
袁庚传
袁庚是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中国开放的先行者。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袁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理想与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崇高 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是招商局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 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招商局广大同仁们也将继承好、发 展好袁庚留给我们的事业，努力把招商局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创造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