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闲看水浒 系列 -- AleaJactaEst

偶然看到这本书，觉得很有道理，特此转过来，作者十年砍柴，感谢原创。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核心层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

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决非闲笔。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他的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结义，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去了泰国。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病死或圆寂后，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燕青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与晁盖、吴用同出江湖的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身亡，与其说他俩在大树倒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吴用都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浒，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剑，让一百单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

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这个八人小集团中，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将梁山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乡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白胜基本上不入流。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

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

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经营的风险很大，于是想起了几人合伙。便有了四处开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伙，鲁智深、武松、杨志、张青、孙二娘等合伙，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合伙，李俊、李立合伙，童威、童猛合伙，燕顺、王英、郑天寿合伙，樊瑞、项充、李衮合伙。他们有的是兄弟搭档，有的是夫妻一起经营，有的是朋友合伙做买卖。普遍公司规模不大，那么产权也没必要那样明晰，尤其在草创阶段，大伙儿为了生存都拼命地干活，分红的时候不多，因此合伙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经营过程中，小公司发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强做大，必须和别的公司联合。那么被梁山这个大公司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并，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自然要丧失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因此稍稍有些规模的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一步，如鲁智深、杨志、武松他们，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势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吞并梁山，如总部设在芒砀山的樊瑞公司，两个公司一交手，感觉到和梁山的规模、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于是决定干脆被梁山收购得了。

　　众山英雄归水泊以后，梁山这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层急剧膨胀。经营方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长为晁盖，总经理为宋江。高级职员主要是三个来源，原来王伦旧部，晁盖生辰纲那派人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罗的。管理人数不多，晁董宋总的配合还算默契，两人矛盾没有显现出来，梁山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晁盖死后，宋江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梁山的生存、发展压力摆在了诸人的面前，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宋江。

　　这家公司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彻底做大，将赵宋公司吞并，就如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长于权谋，善审时度势的宋江觉得自己没有吞并赵宋这个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独立经营下去，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要应对朝廷的征剿，二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而且公司上下对分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固守于梁山，连李逵这个粗人也知道“鸟水泊”不是长呆的地方。梁山的后期一直为生存打拚，李逵这些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高级职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宋江几次主动出击，如攻打打大名府，除营救卢俊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卢家富有，两个地方粮草充足。如果经营方式没有大的变化，长此以往公司规模必然萎缩直至被吞并，三是将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以合理的价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购。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准了最后一种经营模式。因此他在收罗那些体制内的小吏、军官时，总是用公司最后的宏伟目标打动他们：“你们在赵宋公司只是个普通的业务员，来咱这里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当当。反正公司做大了还会让老赵家收购，你不来才是傻瓜。”晁盖一死，宋江刚刚代理董事长，便发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为被收购做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宣示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再对各位高级职员进行重新分工。如此条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当老二时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圣叹讽刺道：“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

　　宋江一方面拼命地从赵宋公司里挖人，使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减少被收购的内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产权不清晰的特点，剥夺了大多数职员的话语权，推行自己的理念。

　　尽管梁山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了一百单八员之多，但由于产权不明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明确，最后由几个大股东说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还是个糊里糊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梁山归众兄弟们特别是一百单八人所有，但具体到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股权却是笔糊涂账。就如一个村办企业，理论上是全村村民集体所有，但处置权往往在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手里。在晁盖上山之前，宋万、杜迁、朱贵等人已经在这里经营多时，这块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权，如果能折合的话，这三位超级元老不至于没一人进三十六天罡，他们开拓梁山之功在生前从来没得到承认，基本丧失了话语权；那些如二龙山、少华山的小公司合并前，烧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夺的金银财宝，带领喽罗们来梁山，他们的本金如何计算？由于所谓的“义气”，他们带资入伙被当然地视为自己本钱的处置权交给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二龙山这个规模较大的公司原领导表现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积累点血本，全拿来投到你这个公司，你倒好拿着咱的血本去寻求被老赵家收购，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直接找老赵家谈判呢？但宋江已经把董事会核心层的大多数人搞定了，像鲁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来。

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表达主张的权利，只能在董事会上被动地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么众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见更不足论了，如果梁山能够民主到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于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寻求收购。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妆去找赵宋公司老总“二奶”李师师以及高级职员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购时出个好价钱；三败高太尉就是

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显示本公司不俗的业绩，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扯圣旨偷御酒是因为最初收购方案出的价码太低。

　　应当说，赵宋公司给的收购条件并不算低，至少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没有拆分他们。但总公司不拆分他们是有所图的，让他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开拓新市场，最后在强行吞并另一家民营公司――方腊时，本钱输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原公司的老总、副总只能被总公司任意处置了。――还是燕青等人聪明，拿着自己的红利，找个地方去养老。

　　这个结果宋江应该能想到，因为原来别的公司被梁山收购后，那些公司的老板照样被他夺去了发言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矩总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没有什么区别。

水浒中的女人，除了林冲的妻子外，似乎想不出还有谁拥有过真正的爱情。潘金莲、潘巧云和情夫那份感情，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们是荡妇，按那时人们的道德标准，认为她们应该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李师师对宋徽宗而言，仅仅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万岁爷所钟爱的一道民间小吃。

　　扈三娘是我最同情的一个女人，她高挑美丽，她武艺高强，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给

了矮脚虎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的人。而这一切的源头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宋江把扈三娘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支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将她家上上下下杀个干净，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

　　当年楚国灭亡了息国后，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后，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下来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开口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文弱的息夫人尚且这样无声地抗议，而能上马杀敌的女将军扈三娘为何这样甘于被杀父仇人驱使呢？

　　归降梁山后，扈三娘每每出征，在马后张开一面旗帜，上书：“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里，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寂寞苍白，仅仅是一种类似滑稽的点缀。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扈三娘是否被梁山人强迫服下了一种神密药品？她的精神是否已被公孙胜这样的人用法术控制？或者她势单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于淫威之下？那么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苦，惟好肉欲而不解真情的丈夫能理解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会向隅而泣？

　　上梁山的人中，有打家劫舍来避祸的罪犯、小偷，有被逼上无奈的体制内人，有被宋江设局诱骗来的官员，他们尽管对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后自己做出了选择，而扈三娘是惟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

　　李家庄的管家杜兴向石秀、杨雄介绍说：“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三娘已与祝家的老三祝彪有婚姻之约，两人是通加之好，又是门当户对，男女般配。而王矮虎呢？押车的伙计出身，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落草当了强盗。这样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的人，能是什么好货色？在清风山拿住宋江后，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的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其残忍不亚于李逵。劫持到刘知寨的老婆，他马上将其抬到自己的房里去，连宋江都认为，“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当宋江被刘知寨陷害，打进囚车，半路被花荣、燕顺等人救出，王英仍然念念不忘知寨的老婆， “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拿住妇人后，燕顺为了不留祸患，一刀将其杀了，王英倒要和自己的兄弟燕顺拼命。其好色而无品位，至少小霸王周通抢人家的姑娘做押寨妇人，还像模像样地送聘礼，拜老丈人。第一次和扈三娘对阵时，十个回合就被三娘擒住，让这样无才无德无貌无品的人获取三娘的芳心，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而擒住扈三娘的，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林冲，――胜女英雄的惟有真英雄。梁山中的诸好汉，真正和扈三娘匹配的恐怕只有林冲，林冲此时，妻子已在东京上吊自尽，扈三娘不必做妾，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林夫人。

　　可是宋江不会这样想，他把女俘虏看成当然的女奴，能任意处置。宋江为什么要把一朵鲜花硬硬地插在牛屎堆上呢？表面上看是他的践约。在王英和燕顺因女人几乎刀枪相见时，他劝解时答应给矮脚虎娶一门媳妇。可天下女人多得是，像王英这样的打工仔出身的人，有肉欲少真情，找一个如史进的相好李睡兰那样的风尘女子完全可以打发他。为什么非得让这样优秀的三娘嫁给矮脚虎呢？有几种可能。

　　一是宋江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必须毁灭掉的心理。宋江将扈三娘交给宋太公看管时，众头领以为宋江要这个女子。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好东西先让老大享用是强盗的规矩。宋江并非不好女色，否则他不会包养阎婆惜，也不会在见李师师时酒后失态。大男孩李逵没遮拦说出了他的本性。只是自己没有让女性喜欢的本钱，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有时你的权谋你的江湖地位还不如几句好话更能获得其好感。连阎婆惜都不喜欢他，何况扈三娘？他对三娘求爱遭拒绝后，又怕霸王硬上弓有损自己的名声，毕竟他不同于在女人面前什么也不管的矮脚虎。于是就像一气之下将潘金莲配给武大郎的那位员外一样，将执意不从的三娘送给在梁山中最下作的矮脚虎受用。

　　第二个原因是梁山的光棍太多，大伙都在盯着这个美女。给谁都可能伤了和气，宋江不愿意因此引起骨干们互相的猜疑。给一个大伙公认的超级色鬼，其他人反而心里平衡。

　　第三个原因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林冲无异心但品性无疑都是一流，让扈三娘嫁给他，岂不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么？宋江不愿意自己手下的人有更多的真友谊、更多的真爱情，那样他的老大地位有可能被削弱。他只能把美女当成奖品送给亲信。他的几个亲信中，李逵只爱杀人，这方面没开窍，花荣有娘子，戴宗是个近似出家的人，而王矮虎是自己收罗的嫡系，当年劫囚车救他时立下大功，又好色如命，投其所好才是好礼物，能让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劳。梁山和扈三娘毕竟有杀父之仇，送给非宋江嫡系的人，害怕枕头边策反，将三娘送给亲信有暗中监视的意味。

水浒》中写道认扈三娘为义妹，当着众头领将她许配给王矮虎时，“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王英自然拜谢宋大哥，而扈三娘当时的心可能在流血，不得已从贼，也不能从矮脚虎这样的贼呀，谁也没法给我一个三娘爱王英的理由呀。推却不得倒是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能怎样？

　　众人看到鲜花往牛粪上插的时候，“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宋公明的“德

义”，就是不把女人当人。上了梁山的扈三娘，便成为一位木偶美人，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白天让宋江驱使上阵打仗，晚上回来面对矮锉子丈夫。哀莫大于心死，三娘也许在得知家破人亡后，已经心死了。

　　《水浒》中的女人，美丽的、多情的、淫荡的、爱财的、英武的、贞节的，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没有好下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扈三娘不从贼，她能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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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济手下的三个徒儿，连胯下的白龙马都不如，身陷险境时，惟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名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后，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宋江有吏的圆滑手段，吏的通达精明，其驾驭群雄之能力，远超晁盖，而晁盖徒有匹夫之勇和江湖义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和这个和尚管教一般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为质，朱元璋大将出征后，必将家人留在大本营。一手硬一手软，这是老大们干大事从古到今必具的两手，作为暴力集团，最终决定老大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宋江、刘备、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上帝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不过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归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万民之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转移。陈胜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却应在另外一个斩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刘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个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只有受招安，当大官了。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那么必须舍弃“播乱在山东”这样的“天命”，进行革命方针的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发生关系。尽管经过几百年，那个不事产业的流氓刘邦的DNA，到了这个父亲早亡、流落为小商贩的刘玄德身上，已经稀释得所剩无几了。但在群雄并起、霸道横行的汉末，皇室之后还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帜。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自然，

桃园三结义只能由刘备做老大――公司这一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白帝托孤，尽管在公司漫长的经营中，董事会成员越来越多。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干出点名堂，惟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刘焉，“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最后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直到和汉献帝论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统的合法性更无人质疑――其实连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汉献帝，（《曹瞒传》：“公（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跣足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有个带兵的宗室名义上支持自己，甭说皇叔，就是“皇爷爷”他都愿意相认。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但就是不敢称帝，当手下人劝进时，他说：“若天命归我，我当作周文王。”显然，统一了北中国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称帝就把以前所做过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积累的民望几乎全部抵消，这是桩不合算的买卖，而他的儿子曹丕则无历史包袱，但还是搞出个“禅让”的把戏，让献帝自己承认：“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两代人处心积虑要克服的合法性难题，对刘备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DNA，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离别并非亲友情人之别，而是告别了父母之邦，生养之地，远去异国他乡，而且可能一别便是永诀。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这一名义的元首之下，列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也没有所谓背叛故国的说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华夏文化的大体系下，去哪个国家都行。如商鞅离开迫害他的魏国，去了秦国，用变法奠定了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称霸群雄的基础；后期的李斯从楚国来到秦国，摆脱了“厕中之鼠”的命运，去作“仓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国。连孔子都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抛弃自己的理想，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选择那些幸福的乐土，是完全正当而明智的。

　　在中华大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进行人才竞争的时期，能人可以代价而沽，且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统后，天下英雄都进了皇帝的袖兜里面，你只能老老实实做忠臣，即家奴义仆，皇帝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做垄断性买卖，他给你的价格就比较随意了，因而怀才不遇的人就比较多了。“不才明主弃”以后怎么办，要么就如柳永在放荡中麻醉自己，要么就像黄巢那样，找个机会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赋》，哀叹的不是离开故土，而是离开了江南的文化家园，如果北地完全汉化，完成以夏变夷了，庾信没准还会说：“此间乐，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连累了司马迁，连后来许多读书人都不原谅他，因为他去的不仅是被发左衽的胡地，而且是与大汉朝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匈奴。

　　皇家可以负你，而你不能负皇家。这是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实的愤青们逐年锻造得越来越牢固的混账理论，你要是违背这一理论就是汉奸，“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理所当然，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对这一千百年看似天经地义的说法狠狠驳斥了一番。连两千年前的孟子时代，都能认识到，君王视百姓为草芥，百姓便可视君王为寇雠。当齐王问孟子，大伙儿一起攻打纣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样的干脆：“我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老匹夫，没听说谁杀了君王。”如此反动的言论，难怪使千年后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读了，依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并说要是这老头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将他砍头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发展的结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须占有你的灵魂。虽桀纣之君，你必须视之如尧舜，对他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

　　这种说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装后重新上市，显得更有理论权威了。因此自宋以后，坦然“走异路，去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是需要勇气的。好在《水浒》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杀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们飘然出洋，心理的负担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说《水浒》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笔，是别人的狗尾续貂，但就算是续写，我认为比高鄂续写《红楼》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运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节。在即将遭遇鸟尽弓藏之命运时：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华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三人的选择，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遥快活的燕青、云游天下的公孙胜、假戏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价值。

　　揭阳岭上，过一辈子谋财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愿，他们和宋江、吴用等人一样，是有着比较高远的政治追求，所以他们也和宋江一样，竭力结交天下的英豪，以备不时之需。当李俊从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们认为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还不足以成事，必须依靠一棵更大的树。这棵树现在找到了，就是名满黑白两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为此，他们在宋江和戴宗即将被处斩时，及时出手相救，赌了一把，积累了后来上梁山的资本。但他们这种行为和晁盖的报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样，他们不如说是种及时的投机。当梁山诸人在江州城里劫了法场以后，逃到江边，被滚滚的大江挡住，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和童氏兄弟、张氏兄弟及时出现来接应，这是大旱降甘霖之举。当张顺说：“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这是张顺、李俊他们为了表忠心的矫情之语，这些开酒店、划渡船、贩私盐、操纵渔市的“揭阳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会轻易做亏本的买卖。让他们单独去劫法场，没这个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们不冒这个险。当宋江被救出来后，他们当然要及时出力，好参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谋，对这些小伎俩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将来的路还很长，兄弟们还得互相照顾。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虽然宋江结识“揭阳派”人物早于戴宗、李逵，但“揭阳派”从来就是有着独立立场清醒认识的一个小集团，宋江的大哥权威不能真正影响其心灵。因此对梁山的扩大、发展到招安，他们都有着独立的判断。所以，战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讨方腊，他们预料到此去凶多吉少。当李俊在太湖中遇见干他们当年相同买卖的费保四人时，一见如故。费保还特意问起了张顺，李俊回答说：“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现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此时，李俊不但在为自己，

也在为他的“揭阳派”兄弟寻找退路。而费保的一席话，说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至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贼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变的历史规律，即不论才与不才，在这个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务，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学问，无论是功臣还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听这番话后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腊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不但费保，包括李俊，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征讨方腊的非正义性，自己当年反朝廷，招安后一去攻打当年的同盟军，那么他们失去了天下人的道义支持。当年在梁山自诩“替天行道”，方腊干着同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时，在朝廷心中，他们依然是反贼，在百姓中，他们是叛徒。他们违背了江湖的“大义”，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支撑这个集团的最后一根柱子。

　　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涌金门，张横病故在途中后，更坚决了他们及时而退的决心，因此李俊诈称得病，骗过了宋江。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扬帆出洋，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对卢俊义，戴宗对宋江，还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结，而李俊以合伙人平等的心态对待宋江，因此没必要给他说实话。――当年看到和你合伙买卖有赚头，就把全部资本注入你那里，现在看在这样下去就会血本无归了，那不如及时撤资，另找合伙人去海外发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当年范蠡一样，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样的富翁，但我想他们即使有豪宅美妇，晚年想起青春年华的烽火岁月，到底意难平。而李俊他们则不然，视野更开阔，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大约从唐宋开始，中国人虽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经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强盛让外夷艳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会去海外发展的。元朝灭亡后，从明代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像番薯、棉花等传入了中土，人们对海外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故乡成为“危邦”、“乱邦”时，去国怀乡是他们自然的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吴用这些聪明人没有彻底参悟透彻，而李俊、费保这些粗人却能做出正确选择一样。读书人往往有故国之心理负担、明君之痴迷幻想，他们要么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标准，要么不得以隐居于山林。而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没有那些个幻想，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于是纷纷去了南洋。

　　可此时中央王朝的态度和以英王为代表的欧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严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却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讨生活，朝廷多没有面子呀，因此对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加打击。当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时，想让“天朝”为子民们撑腰，可如乾隆这样的“明君”都认为，那些天朝弃民，自己叛离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就像一个老爷子一样，自己不把身边的子孙当人，还以“父母在，不远游”等歪理将子孙绑在身边，连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寻找做人资格的机会都不给。而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虽然许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对旧欧洲失望的难民，但人家国王不阻挡，甚至还提供方便。因此，欧洲人才能开万顷碧波，把他们的文化，输送到全球。人家国王至少给臣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孔子那个时代，至少还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百姓有这个自由吗？只有到了清末，国门被别人打开了，在惶恐与惊奇中，中国人开始被动地大批“浮于海”，王朝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因为满清已经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对臣民的控制力。

　　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可悲，可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更可悲？

梁山集团中有几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如鲁智深、武松和公孙胜。鲁智深死前终于参透了佛法，修成正果；武松断臂后，去六合寺出家，假行者变成了真行者。这两个佛门弟子在大部分时间内非真和尚、真行者，无非是为避祸借佛门一用而已。

　　公孙胜从一开始就是个道士，征方腊后又回蓟州当了职业道士，但和鲁智深、武松这些亲手杀人的和尚比，他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宗教人物，而是穿着道袍的黑社会联络员。他除了会炼丹、打坐，会一些飞沙走石、呼风唤雨的法术外，似乎看不出他有何种宗教的修为。因为宗教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一清何尝有过信仰？

　　一清先生是梁山水泊事业的元老之一。晁盖和吴用、三阮、刘唐正在商量如何做生辰纲那桩大买卖时，公孙胜这位云游道士自己上了晁天王家门，告知官兵押送生辰纲经过该地的消息，和吴用见晁盖的目的一模一样。这两位智谋人物不约而同想到了依附晁盖这样的地方黑恶实力，正是中国自古以来落魄书生、江湖术士的一贯做法。自己信息灵通、头脑活泛，却没有做老大的胆量与魄力，必依人成事。

　　公孙胜从上梁山开始，就是仅仅作为排名于吴用之下的谋士、用巫术退敌的道士而存在，从来就没有尝试过用道教或别的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团结广大梁山将士，武装这些强盗的头脑。

　　中国历史上凡是搞得动静比较大的造反，大多有些神秘的宗教在起作用。汉代以前，中国大多地区还只存在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大泽乡的陈、吴学狐狸叫“陈胜王”实在是太低级，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时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开始兴起，这时候造反的流民立即利用这一新兴事物动员、组织群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等人首先是以精神领袖的面目出现，控制了相当多的信徒后，才将精神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角色合而为一，向大汉王朝发难。

　　后来中国历代的老百姓造反，几乎都采用这种模式。只是号召信徒们的神、佛名称不同而已。从张天师到摩尼佛，到弥勒佛，直到太平天国从西洋贩来的上帝和耶稣。而历经千年，这些把戏的内核却一点没变。

　　而宗教对梁山人的心灵来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大概是因为梁山人一开始造反的路径和历朝大规模的造反不一样的原因。历朝历代凡是大规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将先有一个宗教人物长期在民间秘密传教，制造各种舆论，宣传自己的神迹，一点点扩大信徒群。张角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汉末，首先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现，等一旦拥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动。元末也是彭和尚、韩山童利用波斯传来的摩尼教，扩大影响，而黄河挑出一只眼睛的石人，无非是因势利导，利用黄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戏准时出演而已。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准备活动更为漫长。无论从理论还是舆论、骨干、基本群众、地域选择，都经过反复的考虑调查，最后在紫荆山起事，立即如滚滚洪流席卷大地。

　　梁山集团和上述这些造反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临时凑在一起的械斗而已。首先他的两任领导都不是宗教领袖，甚至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宋江只会死扣从儒家借过来的“忠义”二字，加上传统的权谋术。晁盖整个儿就是个没有长远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仅仅为了财富，事败后不得已上了梁山，合并了王伦，但接下来怎样干，谁也没谱。梁山在滚雪球似的发展中，队伍的壮大、训练、整合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偷、小商小贩、落难的贵族、倒霉的军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梁山，他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没有共同遵循的铁的纪律、没有对某种神或教义的内心信仰，完全为活命、为利益而聚。为利而聚，必然容易为利而散，这样的队伍的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几次偷袭中成功了，但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吃尽了苦头。

　　宋江接手这个集团后，他除了要养活他们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凝聚他们。梁山上一帮流浪汉，除了快乐的喝酒吃肉，快乐地杀人放火，实在没有什么让他们敬畏的。李逵这样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为宋公明哥哥能给他银子，能带着他去打仗，满足其杀人欲望，对所谓的忠义，他能理解什么？在忠义堂前，他还时不时奚落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谷场兄弟间的斗嘴一样。更甭说让他有某种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杀鬼，遇人杀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盘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没有拼死打下去的牺牲精神，搞不好一场策反就分崩离析了。还不如趁着股票还没有套牢，找个好时机抛出去算了。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处。

　　而有着宗教信仰的集团往往有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敌人不敢小觑。湘军攻进天王府后，死守天王府的太平军将士集体举火自焚，这样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当权者拚杀的最大资本。历史上是否宋江征伐过方腊，已无定论。但方腊确实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腊部众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说他们“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们“魔教”。宋江部征辽、田虎、王庆都无一伤亡，惟独南征方腊，十亡七八，是否因为方腊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腊的皇叔，弟弟、女儿、丞相、尚书，不是惨烈战死就是自杀。《水浒》中写道：“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这仅仅是守护方腊老巢帮源洞的将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团不是被招安，真的让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腊手下这种忠诚么？

连本身是道士的公孙胜都没有什么信仰，还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团结起来么？ 公孙胜是一个标本，正说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杀人放火外，没有集体的宗教信仰，因此没办法打造目标一致、敢于献身的无敌部队。

小时候看连环画，最喜欢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三个叛逆：孙悟空、哪吒、沉香。这三个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对父母老师们的不满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总循着这样的造反之路：先是对家庭家族的权威的挑战，然后是对政权的挑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权威，逆子容易从贼，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这种“忠孝”的孪生关系反映了几千年王朝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质性。

　　悟空是石头蹦出来的猴子，据说是日月孕育出来的，也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没家的野孩子，没有家族权威的羁绊，他的童年就是顽劣生事的童年。学得七十二变诸般本领后，那么造反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统治者，他大闹龙宫和天宫，去阎罗殿将自己除名，表明他原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身，无论最高统治者玉帝也罢，还是手握生死的阎王也罢，种种的权威都该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艰难，更不为世所容。他从挑战父权开始，进而挑战王权。直至以剔骨还父、寄身莲藕的决绝，清算和父母最后一点“债务关系”。

　　对于沉香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玉帝的女儿下凡与民间男子媾合生出来的私生子。他是高贵家族的弃儿，他的母亲因犯了天条被他的玉皇联合舅舅杨戬压在华山下面。他的“劈山救母”其实隐含了他回归体制内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为了救出生他的母亲，为了尽孝，和佛家传说中的目莲一样。

　　无论是野孩子悟空，还是私生子沉香，抑或是主动和高贵门第决裂的哪吒，最后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归宿：回归体制内，当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长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当他们被招安后，最大的贡献是去围剿那些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叛逆者，如哪吒奉命去捉拿不听话的孙猴子；猴子被唐僧从五指山下救出来后，就以杀他当初的同道者――诸多妖魔鬼怪为第一要务。

　　这是中国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族与朝廷这两端巨大，而在家与朝之间，民间社会的空间极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两大权威的阴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无处可逃。而且这两种权威互相强化与维护。父母教儿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报国”，作朝廷之忠臣，而统治者喜欢“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没有作“忠臣”的资格。朝廷不但默认家族对其成员有处置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这种家族权威。就如哪吒那样，你成功地还了父亲的债，但朝廷出手，依然将你拉回来，让你重新作李天王的儿子，那个比家更大的“家”，你根本挣脱不了；沉香救出了母亲，和他的舅舅不惜一战，可是最后抗争的结果是：皇族的名分得到了承认，好比台湾的章氏二兄弟被蒋家默认了血统，以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了；而那个无家可归的孙猴子，为了保证他对玉皇大帝、如来佛的忠诚，给他找了个家，让懦弱无能但朝廷百分之一百放心的唐三藏作他的师父，并给予三藏充分的授权――念“紧箍咒”。

　　三个叛逆者最后回归了体制，除了死亡外，在中国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中国的父母和历代统治者，也一再确认家国的同构同质，以表明自己对子民有着天然的处置权。古语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也就是说，衡量是否是孝子要看他有没有一颗时时刻刻“孝顺”的心，而不是对父母的回报，你对父母无论做多少回报，都偿不了父母生养你的“债”，而当政者也以这种父母的角色出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朝廷、政府给你的，你只能尽忠报恩，而且必须时时怀着一颗“忠心”，君可以负臣，当政者可以负老百姓，但臣不能负君，老百姓不能负当政者。雍正皇帝曾经就对臣子们说，关键看你们的心，你们有一颗忠心，无意办了错事，朕也不责怪。

　　在古代中国，父母、当政者大多是这样对待子女和百姓的。当政者也乐于把自己打扮成养育一切的父母，父母虽然打你们，骂你们，那是为你们好。你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水浒》中的职业军人落草为寇，各有不同的路径。后期的呼延灼、徐宁、关胜、孙立等人是在宋江的极力招揽下，半推半就。前期几位武官中，杨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冲、包打不平的鲁智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划清与贼寇的界线，甭说泄漏国家机密的宋江没法和他相比，就是鲁达、武松这些公人，对国家的忠贞都不如他。

　　杨志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能时时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之外，他还有种家族的荣誉在激励和约束自己。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从大宋开始，“杨家将”几乎是国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词。他的祖先在无数的冤屈、陷害、征战与死亡中，都没有改变家族的忠贞传统，他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做个不肖子孙。

　　可是对外战争消停后，作为功勋盖世的杨门之后，他只能流落关西，而无数高俅那样的弄臣却手握权柄。即使这样杨志还是勤勉地办事，试图在体制内靠自己的能力一点点往上走。他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他对人生道路的企盼和林冲一样中规中矩，无非靠一身武艺安身立命。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先失陷了花石纲。――他的时乖运蹇，看似无数偶然促成，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那个黑白颠倒、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产生的必然结果。

　　宋徽宗贪图享受，盖万岁山大征花石纲，不但搞得民怨沸腾，作为将门之后的杨志也深受其害。花石纲在黄河里给风打翻，掉进了水中。这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有机会申诉，朝廷能查明真相，其过错大概是选择押送时对气候、水文条件判断有所失误而已，不至于逃到他处避难。可上面的大官是不会给你讲理的，否则就不会有水浒世界了。在流亡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体制的幻想。罪过被赦免后，他想到了“跑官买官”――五尺热血男儿、功臣后裔、武艺高强的前制使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金圣叹为此评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岂止为杨志痛哉！”此时的杨志，违背自己家族刚正的传统，主动去适应官场的潜规则。但即使这样因为没有靠山，他买官未能成功。

　　王伦为了找个本领不相上下的人制约林冲，热情主动地邀请杨志入伙，杨志不为所动，但决非表演宋江第一次被晁盖挽留在梁山，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所谓的名节，拿一把刀要自杀那样的“秀”，而是非常艺术委婉地拒绝了王伦：“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连跑官的钱财可以不要，但决不屈身做贼，言语温和却态度坚决，话中无一字自表忠于朝廷，但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可是，“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了一顿。――拿了钱不办事，此时大宋朝枢密院连潜规则都不讲了。前朝先烈的后代杨志碰到了高太尉这种不讲理的新权贵，他能有什么办法？杨志已经将全部家产赌在“谋官”上，可是输得干干净净，此时连生存都成问题。那么他剩下的生存赌资是什么呢？

　　此时，杨志对朝廷的怨恨更深了：“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了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他最后只能去卖刀。杨志此时卖的不仅仅是一把宝刀，将出卖的是代表军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象征。读杨志卖刀我不由得想起秦琼卖马，英雄落魄，将出卖他最珍爱的物品时，也在出售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即使是虎落平阳，碰到牛二这种地痞的纠缠，杨志依然表现出一种职业素质：忍让谦恭。牛二活该倒霉，将一个人逼到忍无可忍时，连兔子都会咬人，何况连日来饱受委屈的杨制使？牛二死不足惜，可惜是世代忠良的杨家后代，与体制渐行渐远了。

　　刺配到大名府后，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还算眼力不差，看出了杨志的价值。梁中书也不得不如此，大名府地处大宋北疆，是对付第一强敌辽国的最前线，完全靠一帮吹牛拍马的混蛋是不及事，任何一个当领导的人都需要两类部下，一类是会奉承自己，了解上峰心事的可人儿，否则当官就没有乐趣了；另一类是有本事能办事的人，因为要对付朝廷不能什么事都不干。

　　杨志接受了一项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为梁中书押送给蔡太师的生日礼物上京。当然现在看来，这女婿兼下属的送礼行为行为是私人事务，可在公权力私属化的王朝内，送礼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公家事务。

　　有着丰富底层经验的杨志对完成这项任务的风险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对大宋朝廷在民间的威望与基层控制力也是清醒的。可笑的梁中书在前一年给老丈人的礼物被人劫了后，虽然明白要选个有能耐的押送官，可竟然提出在运送生辰纲的小车上，插上“敬贺太师生辰纲”的黄旗。这位镇守北疆的重臣天真得可以，他以为官场内吓人的名号能够吓住江湖上的盗贼。在官场内时间呆长的人，总有权力能包办一切的迷信。――别人认可你这种权力，你的权力就有用，如果人家压根儿不认可这种权力，再大的名号，哪怕把道君皇帝的圣旨搬出来，也许连吓鸟雀的稻草人都不如。

对于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官员们的智慧，杨志恐怕只能心中嘲笑。他历数了途中的险恶：

　　“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得去处。”堂堂大宋太平世界，从大名府到首都，竟有这么多的坎。开始迷信权力的梁中书这回又迷信武力了，吩咐多派军校押送。杨志一语道出“天机”：“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千古官军，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很有战斗力，一碰到真正的强盗，大多如此。最后梁中书只得依照杨志的建议，让押送人员化装成生意人，悄悄地连夜往东京赶。

　　堂堂大宋地方政府办公事，却如做贼一样不敢声张；明明是政府军，却不敢穿戴官服，只得装成百姓。和政府关系越近，安全系数越小，对应当保境安民的朝廷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梁中书也非完全信任杨志，他派了夫人的亲信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以押送夫人私人礼物为名，随途监视杨志。

　　杨志据理力争，甚至以撂挑子威胁，争来了他在押送队伍的指挥权，此非杨志贪权，而是他敬业的表现。深知路远途险，必须号令统一。饶是杨制使算无遗策，但作为一个配军出身的押送总指挥，那些梁中书的亲信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当杨志催打军士快速通过危险地带时，谢都管显出了他的威风，他责骂杨志：“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诺诺连声。不是我口贱，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直得恁地逞能！……”高官身边的奴才，大多是这种口吻，他们以伺候权贵为荣，不要说是当奶公，就算替权贵舔疽，也是无比荣耀。当杨志说：“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便被忠实的奴才上纲上线：“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在以说谎话为晋身之道的社会，说真话却是罪过。所有的人，包括高官、奴才和百姓，只有都掩耳盗铃，齐颂太平，似乎就真的太平了。要是做个说皇帝光屁股的小孩，不但不会给他糖果，可能真的会“剜口割舌”。

　　正是因为杨志有太师亲信制肘，他没有真正的权威，放松了警惕，使晁盖等人才有机可乘，失陷了生辰纲。生辰纲的失陷，杨志固然有渎职之过，可军汉的偷懒，奶公谢都管的横加干涉，都是重要原因。但有失陷花石纲后的遭遇，杨志知道回到大名府，他百口莫辨，甚至会有性命之忧，除了逃亡，他还能干什么呢？谢都管和军士便和天下做公的人一样，首先是撇清自己，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订立攻守同盟，诬陷杨志和强人合伙劫了生辰纲。――诬人为匪者，人必为匪。 “杨志”这个姓名，非是作者随意为之。“杨”表明他不愿侮辱父母清白的原由，要延续忠心报国的家族传统。“志”则说明这是个志向远大的军人。但有国难报，有志难酬，杨志只得背离家族传统、违背自己的人生理想。

　　杨志两次办公差，是用自己的本事去赌前程；积攒全部财产去买官，是想用钱去赌前程；卖祖传的宝刀，是用家族最后的遗产来求生存。但是他都赌输了，只剩下一条路，用自己的生命去赌生存。

　　渎职以后，无法律救济渠道；花钱买官未成，潜规则也不给他提供补偿。在明暗两种规则都寻求不到公平时，落草是惟一的选择。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两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而《西游记》还是繁体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这本书，我必须在旁边放一本字典。这本书读完后的副产品就是，小小的我认识了许多“老字”――我们当地对繁体字的称呼，令村里一些读过

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亲对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是《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两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他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惟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和西游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变化无穷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来也能变成小猴子；喜欢八戒的贪吃贪玩的种种小毛病，讨厌唐僧的懦弱和糊涂。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遥，以及孙大圣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西游》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西游”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最终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一样，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规则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众猴一起发现水帘洞，众猴约定谁敢先进去就推选谁为猴王，石猴冒险率先跳进去，最后做了老大。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决定集团分层时，敢于用生命去博的石猴占了先机。但仅仅有博命的胆量是不够的，是很难保证猴王地位的巩固，还必须有博命的本领，于是孙猴子飘扬过海学会了诸多本领。本领已今非昔比的孙猴子于是又不满足现有猴山的范围――这是暴力原则的必然结果。他有多余的暴力资源必然会扩大自己的“花果山”范围，于是大闹龙宫，大闹阎罗殿，大闹天宫，最后由于自己的暴力资源有限，败在如来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孙猴子，靠的不是谈判不是说教，因为在奉行猴山规则的悟空面前，这些没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虽然比起花果山，还有“义气”“天道”这种人类的温情作外衣，但本质上一样。《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

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就不得不请更具暴力资源的人，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西游》中处处说“佛法”。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水浒》和《西游》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如果，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一次次重复着《水浒》的故事。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来，尽管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纷纷，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告别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径。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许多仁人志士在找这条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国人在找这条路；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高层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这条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治国者和被治者都会有种惰性，有种路径依赖，因此在迷雾与荆棘中，找到这条路也许会比别的民族更要艰难一些，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自信，民主与法治并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了9个字：“国家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之所以和“猴权”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的一些天然的权利不能让渡，他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强者任意设定或修改规则，林冲那样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就难以有林冲的悲剧，也就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二法门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

阅读《水浒》和《西游》的同时，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无非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凌乱而无规则，有些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但我认为思想无所谓绝对的正确错误绝对的积极消极，我只是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吴思老师，他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开启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视野。我也要感谢许多熟悉或陌生的网友，我于天涯网站首发了几篇读书笔记后，一些网友给了溢美之词，也给予我

莫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一篇篇写下去，直到现在这个模样，网友们也指出了文中许多硬伤和低级错误，可能使成书后留下的笑柄减少了很多。在此一并感谢。

　　我期待着大家的进一步批评指正，我更想说的一句话是：写这些东西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朴实愿望：

　　再见，梁山和花果山。

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几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街头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

　　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

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那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最后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没准还在嘲笑那人：“又骗了个傻蛋。”

　　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

　　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绝对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注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

　　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

　　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汗药的，伤了自尊。最后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一点点减少到最低。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

　　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着了道，被诬为持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回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16岁少年元凤鸣。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让凤鸣假装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份证。

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最后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后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3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

　　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

　　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3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而钱才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3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的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外人不能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会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

　　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碉相信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表演。电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宋一直惦记家中孩子的学业，而在矿主面前又是个卑微谦恭的农民。当他们把元某杀死后，唐在矿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调停，表演亦是十分娴熟，分寸拿捏得相当到位。

　　最后的结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种必然。因为罪恶的结盟都是利益结盟，没有真正的相互信任。当宋有些犹豫时，唐毫不客气像他痛下杀手。而宋的犹豫正是因为他“厚黑”不如唐，最后不够厚黑才误了卿卿性命。至于他们引诱凤鸣去发廊嫖妓，让其完成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历程，然后才决定下手，并非是犯罪者还有某种温情，而是他们心里寻求解脱罪恶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得起即将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么下一次犯罪更没有心里障碍了。这是种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最后，目睹宋与唐自相残杀的凤鸣，拿着3万元钱和两人的骨灰，劫后余生他一脸迷茫地望着火葬场的大烟囱，他真的成人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的“局”。

　　他会怎样处理二人的骨灰和3万元钱？像二人处理他父亲骨灰那样，倒进马桶？3万元钱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读书还是挥霍？这是一个悬念。

　　也许他会像唐和宋那样，因为在这个黑矿井里，许多作恶者曾经也纯洁善良。

　　也许他不会走上唐和宋的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比《水浒》还要古老得多的“做局”，一直做到《盲井》里面。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西天，见到了佛国老大如来佛。如来佛对于东土那么多的FANS渴望自己的经书，自然十分高兴愿意倾囊相授，让佛教精神在东土生根发芽。

　　唐僧自然也兴奋异常，你想自离开唐都长安开始，收了四个徒弟，一路上除魔涉险，多少次差点成了妖怪的口中食，或被女妖坏了童子身。这下功德圆满，完成了大唐王朝领导核心交给的政治任务，回去自然封官进爵。

　　可是，这帮傻和尚念经可以、除魔可以，却不知道官场的规矩。

　　如来命令自己最得意的两名弟子阿傩、伽叶去看经文时，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给你。”

　　短短的两句话，将天下索贿者的共同形象刻画传神。首先索贿者会给你戴一顶高帽，称你为“圣僧”，然后将权力寻租的基本定理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给了“人事”，立马“传经”给你。

　　可呆鹅一样的唐僧根本就不开窍，竟然说：“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信许他心中还想，我为了光大佛门差点连命都达上了，佛祖应该奖励我才是呀。可底下办事的人才不管你的事业如何伟大，――那是领导的面子问题。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二人说：“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

　　很显然，佛祖的两大弟子认为取经索贿的“潜规则”天经地义，他们大概工资不高，顶多够吃饱饭而已，在最高领导身边担任如此显要的传经工作，不产生个人效益简直就是大傻。没想到他们碰到这样不知趣的取经团队。

　　那个降魔本事高强、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更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竟然说：“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

　　应当说按照显规则，悟空这种想法没有问题，你索贿嘛，我举报你。可是他就是举报，如来也顶多轻描淡写地批评两位徒弟，可是以后就把西天佛国几乎所有要害人士得罪了。

　　面对要举报的猴子，你看索贿者多聪明：“莫嚷！此是甚么地方，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首先是吓唬，别看你悟空在基层呼风唤雨，本事通天，来到中央你什么也不是。由于害怕他胡嚷接着进行糊弄，让他们去取经。

　　这些从山野来到佛国的师徒，哪知道没有付出取经的另类成本――贿赂也可叫回扣，他们取得的是无字经！

　　等元老院的燃灯古佛派人提醒他们后，得知受骗的师徒四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悟空怒发冲冠，八戒也跟着起哄，“正是！正是！告他去来。”他们以为自己理由充分，在满口公平正义的最高领导面前，能打赢这场官司。

　　在大雄宝殿前，孙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讹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那无字的白纸本儿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赦治！”

　　当年大闹天宫的猴子以为这御状告准了，如来会念在师徒传播佛祖先进理论的份上，惩治一下两位索贿者。谁知道他大跌眼睛，最高领导人理由充分地为索贿者辩护。你看如来怎样说的：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只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误，只可以此传之耳。”

　　你看如来替两位亲信的开脱是多么巧妙。首先说自己已经知道，那么就是说这是组织行为，如来靠这些人办事，哪会因为基层来的几个傻和尚惩治自己的心腹。也许真是如来开会定下来的规矩，回扣拿回来进小金库做发奖金用，有最高领导的默许，二人要回扣才那样肆无忌惮。然后再给师徒四人解释要回扣的合理性。当初“诵了一遍”，就要了“三斗三升米粒黄金”，而且还是“卖贱了”，言下之意由于是伟大思想出口到东土，因此给你们是大大的优惠。而且不忘揶揄了师徒一番。――无字经也是真经，只是你们太傻，懂不得。反正传经的没有任何做得不好的地方，毛病都出在取经人身上。

　　恁是悟空有千张嘴巴，也辨不过如来，规矩是人家定的，解释权在人家那里，人家怎么说都有道理。这回猴子彻底老实了，乖乖地拿钱吧。唐僧只好忍痛将太宗皇帝赐给的紫金钵盂做了回扣，给了两位尊者。才取得真经回家。

　　依我看，西天诸佛未必就稀罕几个穷和尚的一点回扣，而是为了不破坏“潜规则”，否则以后来取经的人都心存侥幸，那岂不是穷死这些佛、尊者？

　　唐僧等人傻就傻在不谙世情，他以为说起来冠冕堂皇、普渡众生的先进理论佛经传播，就不需要支付费用，错了，大错。哪个领导人题词、发表讲话不收稿费和润笔？

　　大清朝时，左宗棠这位名满天下，功勋盖世的大帅，和孙行者一样天真。当他收复新疆，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重入版图，这功劳够大吧，连慈禧太后也赏他紫禁城骑马，将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镜赏给他，这可是天大的殊荣呀。可太监带他去取墨镜时，要他出点血，也就是二尊者所说的“人事”，心高气傲的左季高认为这是太后赏赐的，你一个阉奴凭什么敲一笔？说咱没钱。没钱墨镜就不给你。不给我咱就不要了。――他以为这样简单，可急坏了陪同他的李鸿章，李二先生深谙官场游戏规则，君有赐臣不受这可是大罪。最后李鸿章出面讲价，给了太监1500两银子，才取出了这副墨镜。――这些银子够买n副墨镜了。

清代任凭你有多大战功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去户部报销军费，不贿赂户部各司办事的书吏，猴年马月才会给你办事。古代这样，现在何尝不是如此？朝廷这样，小单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在任何地方都会滋生腐败。古今一理，佛国和尘世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