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没想到能在河泥中挖到该帖。

十年已过，尤其是在三年抗疫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可以说该帖是找到了当年重庆事件中很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找到的方向，兄台此帖不同于只把聚光灯打向平西王的其它讨论，称得上是经典好帖。

1.

毫无疑问，当年这个党是有着健康力量的，而这个健康力量就是在直接接触人民群众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中。平西王能够在重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重庆模式”，他所倚靠、凭借的一大力量就是重庆这170万党员。否则，他就是天王老子也搞不出什么名堂。这是他的最大优势——依靠组织，也是他的最大劣势——不依靠人民。所以我之前才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这个组织的阶级力量不被颠倒而不是为了重回一共的人民当家作主。

2.

兄台所说的

我想做到“利他”的同时也能“利己”，而不是一味地只强调奉献、奋斗、牺牲，如能做到至少成功了一半。

《毛选》第二卷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毛主席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之上的，脱离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去谈论文化，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其次，建立在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才又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要宣传一种文化和要弘扬一种正气，却又妄图避开当前社会的阶级矛盾、避开当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无异于空中楼阁。

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如工人等的光荣职业变成了今天大多数人“看不起”的职业。“主人翁精神”的丧失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企业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越提“奉献精神”只会越让职工反感，“加班文化”让人讨厌也是同理。一共时期也有加班，但那是为自己加班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要你足够拼命，老板就能换车”地加班。

而“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风生水起和平西王组织、利用了这170万基层党员干部分不开，而这170万党员的“真共潜心”正是在触及甚至已经改变了重庆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上激发出来的。但这个改变有平西王的促成，他也为此付出了“搬家秦城”甚至家破人亡的代价。

所以，妄想上层人物突发善心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有这样的“善心”也是短暂的。

“重庆模式”的聚光灯应该打向平西王、更应该打向当地的基层党员干部，但最应该打向的是重庆人民！

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https://cchere.org/article/4943314

当年不厚被国内、国际联合拿下，是不是正好说明了”敌强我弱“？

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形式上学习第一次文革时的”发动群众“来反腐，是否就是完全的”脱离群众“搞反腐？

愚自前年起，已认识到不能全面否定稻。那么是否现在不争论稻公理论问题、集中于历史文化领域，以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社会基础——理工教育已经全面普及、理工科已经在社会中具有非常高的华语权——以此来重新建构关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文化的诠释，是否是最可行也是最急迫的历史命题？

“指正”二字断不敢当，只能说是个人浅见。

连带对您提到的帖子的看法，为了减少待认可的麻烦我就一并回复在这个帖子中了。

1.

您说

我也看了您和审度兄关于“临界点”的讨论了，最近几天有一个吴敬琏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的2012年的《财经》采访传的比较热。

当我看到很多网友在传这篇11年前的采访时，我其实没有一点震惊而是觉得可笑又难受。（这篇采访旧文重发当然是有推手的，但是）这样一篇11年前的采访能够广传，其实也能说明不少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民心思变”，这一点如平西王等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其实已经预见到了。

所以当年才有平西王掀起的那次轰轰烈烈的“重庆模式”来避免这一天的到来。“重庆模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保救派”和“老左派”说的革命运动，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场资产阶级内部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改革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缓时期的变革方式，一般是在统治阶级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社会的部分或环节进行的局部的、点滴的主动改变，使社会发生渐进的量的变化。改革的主体一般是统治阶级中思想比较开明的群体，他们对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有较深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有较清醒的认识，对现有社会矛盾有准确的判断，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进行渐进和平的变革，以维护和巩固现有统治为目的，以不破坏现有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和原则为限度。

您说

但是，就像我在所以不要过分神话和美化改革。中提到的，在中国的改革应当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所以依靠组织而没有依靠群众的“重庆模式”落得人亡政息、平西王也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我认为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敌强我弱”，而是不结合群众、没有自下而上的必然结局。

2.

不过，当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还起促进作用时，想要人为“制造”革命，是决然不会成功的（在17大前后那段时间的中国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同样，当一种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已经不能维护和促进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经济利益格局变化时，革命就成为必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这也是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极力避免出现的情况）。

换言之，革命的发生需要具备革命形势。对此，列宁精辟地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列宁曾经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时候，反复论证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列宁还提出了革命形势具有的三个主要特征：其一，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其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其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是充满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的压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革命。

同样，发动群众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形势和目标，并不是盲目而动的。

您说

其实我不认同您这样的说法，18大以来的反腐当然不能一味否定，但这场反腐其实也是党内高层达成的一致，其中不少红色家族都对此给予过有力的支持。

但我认为，无论如何，一场在共产党内发起的反腐运动都不应该把人民群众排斥其外，是应该有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的。否则，这场反腐运动和“二十四史”上的“清官反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古今中外哪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反腐”呢？

人民群众的参与，非但不会如有些人所说的会动摇到这个党的执政基础，反而只会让这个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

3.

您说

我也赞成您的这个观点，海峰兄曾说现在有的人把改开的错误全部归给邓天尊。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就开始有这种现象出现了，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后的这几年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我记得好像2020年疫情初期“思想火炬”官微还亲自下场带过“稻”节奏，就在前几天微博、抖音还搞了一个“玉米、水稻CP”）。这种现象其实不仅是在用另一种唯心史观的方式来撕裂历史，更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邓天尊只是当年走资派中的一个前台代表，改开的全部错误不该由他背，他也背不起。全盘否定邓天尊，不但不符合历史辩证法，其实也是在淡化甚至推卸其他走资派、统治阶级在改开中犯下的历史罪过和应负的历史责任。

4.

您说

关于习核心提出的“两个结合”，河里有很多讨论，桃花兄和凤兮凤兮河友还开过专楼讨论。官方也称之为“又二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为何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历史逻辑、何中华：“第二次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但我并不看好这次“思想解放”。1978年的“思想解放”不单是提出了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号称在“前进中徘徊、徘徊中前进”的1977、1978这两年可是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界做了相当的准备才开启的“改革开放”。现在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在各界做准备，所以我认为这个“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很苍白无力的，它目前只停留在纸面上。对此，我个人是不抱幻想的。

回到第一点的吴敬琏那篇采访上，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的确是他之前一直说要避免的权贵资本主义，2012年也的确是吴敬琏说的“几乎到了临界点”，但下一次这个“临界点”到来之时恐怕就要把“几乎”两个字删除了。因为，这个党对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经在2012年做了最后的回答。

可能在吴敬琏看来，像我这样大力肯定文革、支持且拥护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应该就是属于他说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了。

仅是一家之言，言辞不当之处，还请河友海涵并指教！

完成的准备哟。

甚至包括对华国锋的清算。陈永贵等是附带的。

楼下有人说华国锋1979年、1980年下台，实际上就是1978年就完犊子了。说什么华国锋支持三中全会，这是瞎说。

兄的第一第二点，临界点与革命形势，似乎仍是仅针对国内而论，视角都是看着国内的。而我请兄指正之贴，是主张国内国际一起放在视野内的。

不知兄是否能接受：我们不知道的，是米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未来哪一天会首先达到临界点，给全球的社会进步提供革命或者改革的形势和条件。我们争取的，也是它们首先到达。

米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或者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这些年所致力的，也是企图让中国首先达到临界点。

吴敬琏等一干“知识分子”，不论其真实意图如何、也不观其如何大谈“官僚资本主义”，仅从他们只谈中国面对临界点的危机，就可以判断他们此行动也是在帮助、有利于米国为首的垄断资产阶级。

当年乌有等左派团体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出在了阶级认识上，首先就是他们始终不能把国际资产阶级、国内资产阶级同时放入视野，来看发生在国内的阶级矛盾。始终没有把中美的矛盾，认识为其实是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当代中国以及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问题其实是能否不考虑米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否也面临一个严重的临界点？来思考中国如何解决自己内部阶级矛盾的“临界点"? 在现在的形势条件下，如果采取第一次文革的”发动群众“的形式，对于国内、米国各自临界点的影响、作用、风险，究竟如何？是否是兄也不能下一定就。。。的结论？

今天回看当年的重庆，其实无法想象不厚还能怎样搞“结合群众、自下而上”，才能避免被中外合作拿下？怎么做？

对稻公，其实是要与吴敬琏、党内资产阶级、买办势力等等，包括与河友达雅等，争夺稻公理论的诠释权。此诠释权是不能放弃的。

最新的第二个结合，我以为是比“群众参与反腐”，具有更大空间的号召群众参与的思想意识更新的社会运动。四年六次讲，却和教员当年评海瑞罢官的待遇类似，没有个水花溅起。这是不是正说明兄所向往的群众运动还没有搞起来？搞这次思想运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无疑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和理工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中国制造、华为芯片突破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不知兄是否认同这是思想变革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与优秀中华传统相结合”，不是“与中华传统相结合”，兄是否能看出，老大这是在号召解构中国历史文化，要找出“优秀"的，自然也会辨析出”腐朽、反动、恶劣“的历史文化。老大没给出解析的标准，是不是就是给出了群众——制造业、科技业、理工科等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参与意识形态新变革、发展、扬弃的空间？

第二次文化革命会不会来? 答案是明显的。是不是要标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倒是可以讨论的，我的观点是：第二次文革是针对米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及中国腐朽反动的传统文化（可以明确为程朱理学为首）的思想文化革命，实现的是推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二战后国际秩序。

欢迎兄及各位河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