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考古】失落的约柜-(转自水木清华) -- newone

第一部 传说

‘没有报告提到约柜究竟是被搬走了，被毁掉了，还是被藏起来了。（《圣

经》中）甚至没有做任何评论，例如说‘后来约柜便失踪了，我们不知道遭遇如何’，

或者说‘迄今无人知道它的下落’。被《圣经》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突

然在这个故事里销声匿迹了。’

――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

第一章 序幕

那位僧人出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很冷。他弯腰弓背，

拄着祷杖，从圣堂小礼拜堂的门厅里蹒跚地朝我走过来。我被介绍给他，他谛听着。

他讲当地的提格雷语，想通过我的翻译了解我的来历和来意：我是哪国人，从事什

么职业，是不是基督徒，找他做什么？

我详细地回答着他所有的问题，一边走，一边透过薄暮斜视着他，想看清他面

部的细节。他深陷的小眼睛患有白内障，黝黑的皮肤上密布着深深的皱纹。他虽然

留着长髯，但我想他的牙齿也许掉光了――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好听，却格外

含混不清。

不过，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是位耄耋长者，或许已经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另

外，他依然神志清醒，而他盘问我的来历也绝非出于悠闲的好奇。他对我的全部回

答感到满意之后，才纡尊和我握手。他的手掌很干燥，很细腻，就像埃及的纸草一

样。从他穿的厚长袍里，传出乳香的缕缕幽香，虽然若有若无，却不会使人弄错。

例行寒暄之后，我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指着我们身后沉浸在暮色中的那

座建筑说：“我听到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传说，说约柜就保存在这里……就保存在

这个礼拜堂里。我还听说，您就是约柜的护卫。这些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可是在其他国家，谁都不相信这些故事。你们的传说毕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可这些人却都说那是假的。”

“人们相信什么，随他们去好了。人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尽管如此，我们

这里的确有这个神圣的‘塔波特’，也就是约柜，而我也的确就是守护约柜的人……”

我打断他的话说：“请您说得再清楚一些。您说的是那个原本的约柜，用木头

和金子做成的，里面装着‘十诫’，是先知摩西放在里面的。是这样的吗？”

“不错。上帝亲手把十条诫命写在了两块诫板上。后来，摩西把这两块诫板放

进了约柜。此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又定居在了上帝恩许之地，约柜一直伴随

着他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约柜都带给他们胜利，使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最后，当约柜完成了使命的时候，所罗门王就把它放进了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

的内殿里。不久以后，它就被人从那里搬走，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请您告诉我详细的经过，”我问道，“据我所知，你们的传说里只说，据说

示巴女王是埃塞俄比亚的君主。我读过的那些传说故事里说，示巴女王到耶路撒冷

做那次著名之旅（事见《旧约?列王纪上》第10章――译者注）的时候，怀了所罗

门王的孩子，后来给他生了个儿子，一位王子――后来，他偷走了约柜……”

老僧人喟叹了一声，说：“你所说的那位王子名叫门涅利克，在我们的语言里，

它的意思是‘智者之子’。示巴女王虽然在耶路撒冷怀下了他，他却出生在埃塞俄

比亚。女王发现自己怀上了所罗门王的孩子之后，就回到了埃塞俄比亚。在20岁时，

门涅利克从埃塞俄比亚回到了以色列，来到了父亲的王宫。他一到王宫就被所罗门

认下了，并且得到了相应的高贵名分。可是，一年之后，年长的王子们便开始渐渐

嫉妒他。他们抱怨说，所罗门对他过分恩宠，并且坚持要门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亚去。

国王答应了这个请求，条件是年长王子们当中最先出生的几个也要陪门涅利克一同

去。这些人里有以色列大祭司扎多克的儿子阿扎瑞斯。从圣殿内殿偷走约柜的，正

是这个阿扎瑞斯，而不是门涅利克。实际上，这群王子直到远离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才让门涅利克知道他们的偷盗行为。门涅利克知道了实情，就领悟了一点：若不是

上帝的意愿，他们这个大胆的冒险就绝不会成功。因此，他同意把约柜留在他们身

边。约柜就这样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带到了这座圣城……从那以后，它一直被保

存在这里……”

“您是说，这个传说是真的了？”

“它不是传说。它是历史。”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这一点呢？”

“因为我就是约柜的护卫。我知道自己护卫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我竭力让自己的头脑平静而理智，去接受老僧人告诉我

的这些离奇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接着，我请他告诉我，他为何被指定担任目前这个

圣职，以及如何被指定的。

他答道，他被选定守护约柜，这是巨大的光荣。他的前任临终时提名由他接任

这个圣职；他自己寿终正寝时，也要提名自己的继任者。

“您希望此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热爱上帝，心地纯洁，身心洁净。”

我问道：“除您以外，还允许谁看到约柜呢？”

“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能看到它。”

“这是不是说：约柜从来没被搬到圣殿和拜堂外面呢？”

这名护卫沉吟良久，然后做出了回答。他终于告诉我，在非常遥远的过去，这

件圣物曾被用于所有最重大的宗教节日。但在更晚近的时代，约柜在宗教仪式上的

使用便大为减少了，每年仅有一次。那个仪式被称为“主显节”，时间是在每年的

1月。

“这么说，我如果明年1月来，就有机会看到约柜，是这样吗？”

老僧人望着我，显出一副奇特的忐忑之情，然后说：“你肯定知道，这个国家

目前正处在动乱和内战时期……我们的政府是个罪恶的政府，人民在反对它。战争

一天天地接近这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仪式上已经不可能再使用真正的约柜了。我

们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么珍贵的东西受损……何况，即使在和平时期，你也不可能看

到它。我的职责就是在它被搬到仪式上之前，用厚布把它完全裹起来……”

“为什么要裹起来呢？”

“为的是使外人免受它的伤害。”

我记得，当时我曾让翻译为我澄清老僧人最后这句话：他的意思究竟是“使外

人免受它的伤害”，还是“使它免受外人的伤害”呢？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得到了回答――“是使外人免受它的伤害，约柜的威力非

常强大。”

《圣经》里的最大奥秘

《旧约》时代初期，以色列人既把约柜看作上帝超然意志的工具，更把它看作

上帝本身、上帝在地球显身的标志和印玺以及上帝力量的堡垒来崇拜。约柜的用途

就是装写有“十诫”的石头诫板。它是个木柜，长3英尺3英寸，宽和高各为2英尺3

英寸。约柜里外都镶着纯金线，沉重的金质柜盖上，还有两个面对面的带翼天使雕

像。

《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上说，约柜闪耀着火焰和光芒，能给人造成癌瘤一样

的肿块，能把人严重灼伤，能夷平山脉，能使河水断流，能摧毁千军万马，能把城

池变为废墟。这些文献还坚信，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约柜是犹太人信仰发展的基

石。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一座圣殿，其惟一的动机就是“为主的约柜建造一

处安放之所”。

然而，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某个尚不清楚的时刻，这个无比珍贵、

威力无比的约柜却从那座圣庙的内殿里消失了，而《圣经》中对此既没有赞颂，也

没有悲叹，几乎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有证据表明，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大军焚毁耶路撒冷城的

时候，约柜早已不在城里了。约柜当然也不在第二座圣殿里，那是公元前538年犹太

人流亡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后，在第一座圣殿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巴比伦人似乎

也并未把约柜掠为战利品。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希伯来语及比较宗教学教授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

曼写过一段话，表达了许多学者的共同观点。他把这件神圣的遗物说成是“《圣经》

中众多重大奥秘之一”：

没有报告提到约柜究竞是被搬走了，被毁掉了，还是被

藏起来了。怪经》中甚至没有做任何评论，例如说“后来

约柜便失踪了，我们不知道它遭遇如何”，或者说“迄今无

人知道它的下落”。被《圣经》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东

西，突然在这个故事里销声匿迹了。

的确如此。仔细研读《旧约》，我们便会发现：在对所罗门时代（公元前970年

一公元前930年）以前的记述中，有200多处分别提到约柜；而在那位睿智的杰出国

王统治时期结束后，《旧约》里便再也没有提到过约柜。

这当然是个核心的疑问，是个真正的历史不解之谜――无论人类的本性究竟如

何，问题并不在一只价值无比的金质柜子居然会丢失，而在于（除了它至高无上的

宗教意义之外）它是在一片震耳欲聋、深不可测的沉默中丢失的。如同宇宙的黑洞，

或者就像照片底版那样，在《旧约》以后的书籍当中，人们只能通过说约柜不是什

么才能界定它――总之，约柜之所以格外引起关注，完全是由于它的离奇失踪。

根据这一点，我们似乎有理由设想：其中存在着某种掩盖真相的做法，神甫和

书记员们策划了这些掩盖活动，以确保无论这件圣物在何处，都永远让它是个秘密。

如果真是如此，它就是一个许多人都曾试图揭开的秘密。

这个秘密曾经引发了几次寻宝探险活动（所有活动均告失败），也使好莱坞的

一部幻想片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影片名叫《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hat A

rk）。1981年，它先在美国首映，后来到欧洲放映，由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担任

其中的主角印第安那?琼斯。

当时我住在肯尼亚，所以直到1983年该片在内罗毕上映时，我才有机会看到它。

我很欣赏这部影片，它把动作、冒险和考古结合了起来。记得当时我还想，要是有

人真的找到了约柜，那该引起多么巨大的轰动啊2后来，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我在埃

塞俄比亚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探访，去了西北部被战争破坏得百孔千疮的提格雷省。

正是在那里，在阿克苏姆城（即所谓“埃塞俄比亚人的圣城”），我遇见了本章开

头提到的那位护卫僧人。

1983年：一个遍地战火的国家

1991年5月28日，经过数年的残酷战斗，埃塞俄比亚政府终于被强大的反政府联

军推翻了，联军的主要力量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TPLF）。然而，1983

年我去阿克苏姆时，TPLF还是一支规模较小的游击队，而这座圣城尽管当时已经被

包围，但还是控制在政府手里。1974年以后，除我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阿克

苏姆。1974年，一群英国考古学家曾在那里被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革命驱逐，

那场革命把非洲一个最嗜血的独裁者推上了国家元首的位置，他就是门格斯图?海

尔?马里亚姆陆军上校。

可悲的是，我被允许自由出入阿克苏姆城，并不是因为我本人有什么特殊的事

业心或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当时我正为门格斯图工作。由于一项使我后来追悔不已

的商业合同，我在1983年全力投入了一本大型豪华版图书的编写工作。那是一本关

于埃塞俄比亚的书，是门格斯图政府委托我编写的，目的是证明这个国家的多种文

化背后有一种潜在的一致性，强调该国政治版图在古代历史上是统一的，而反政府

军正企图重绘这个政治版图。

我着手工作之前，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书中不得包含对政府目的的任何公开

宣传。在我的合同中也写进了一条：不得赞颂或诽谤任何个人（包括门格斯图）。

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无法想象这个政权的高层人物如何看待这个计划――如果他

们认为我的工作对他们没有帮助，就不会为这个计划付款，不会批准我去参观不对

其他人开放的历史古迹。

即使我可以自由出入阿克苏姆，对我来说，要到那里去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情。主要公路沿线以及这座圣城周围都有激烈的叛乱活动，这意味着我根本无法开

车去那里。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了。为此，我先到了阿斯马拉（厄立特里

亚省首府），和我一起的有我妻子、研究员卡罗尔和我的摄影师邓肯?韦莱兹。我

希望我们能在那里租到一架战斗机，当时有许多战斗机停在阿斯马拉。

阿斯马拉坐落在一个荒凉的高原上，俯瞰着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带的可怕沙漠，

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具有显著的拉丁特征，难怪从1889年它首次被意大利军

队占领之后，一直就是意大利人的要塞，直到20世纪50年代厄立特里亚摆脱殖民统

治，并入埃塞俄比亚为止。

这里到处都能见到花园，闪烁着葛藤色、火焰色和蓝花楹木的色彩；我们周围

空气温暖，阳光明亮，并俨然充满了地中海般的花香。这里还有一个很难被忽视的

景观，那就是大量苏联和古巴的军事“顾问”。他们身穿迷彩军装，背着卡拉什尼

科夫式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在馥郁芬芳的林荫道的柔和阴影里。

不过，在我们看来，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打击厄立特里亚分裂分子的战斗中，

这些身材短粗的顾问给政府军的建议却并不十分奏效。阿斯马拉的医院里人满为患，

全都是战争伤亡者，而我们见到的政府军军官则个个都流露出悲观紧张的神色。

几天之后，在阿斯马拉颇为豪华的“阿姆巴索拉”饭店的酒吧里，我们见到了

两个赞比亚飞行员，他们暂时在厄立特里亚民航帮忙。此时，我们的关系加深了。

他们起初以为自己将在这里呆半年，以积累商业飞行的实际经验。可是，他们实际

所做的，却是把伤兵从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前线运到阿斯马拉的医院里。他们曾想

说服航空公司让他们摆脱这种危险的义务，不过，在仔细查看了他们那份小小的合

同书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必须做这个工作。

两个飞行员驾驶着一些DC3型旧客机，满载着伤员，几乎不间断地工作了好几个

星期，现在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摇摇晃晃，苦不堪言。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都学会

了以酒浇愁。“我如果不喝得烂醉，晚上就睡不着觉，”其中一个坦言，“我见到

的情景始终在我脑子里出现。”

他接着描述说：一天早晨，有个十几岁的男孩被拖上了飞机，男孩的左脚被地

雷炸掉了；另一个年轻士兵被在他附近爆炸的一颗穿甲弹炸掉了半个头骨。“炸弹

造成的伤口可怕极了……还有那些背上、腹部和脸受伤的人……简直太恐怖了……

有时候整个机舱里都淌着血和内脏……我们每次都要运送40名伤员，这已经超出了

一架DC3的运载极限，可是我们不得不冒险，我们不能眼看着这些人死去。”

另一个飞行员补充说，他们每天必须飞行三四次。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已经

两次到过阿克苏姆，每次他的飞机都被机关枪击中。“那里的机场很难使用。那是

一条用碎石铺的跑道，周围都是小山。我们降落和起飞的时候，TPLF的人只是坐在

那儿指手划脚。我们身上的埃塞俄比亚民航制服骗不了他们。他们知道我们在执行

军事任务……”

看到我们这些非苏联和古巴的外国人很有同情心，并且也在分享他们的痛苦，

这两个赞比亚人大喜过望，一直没问我们到埃塞俄比亚来做什么。现在他们提出了

这个问题，我们回答说是为政府编写一本大型豪华版图书，他们听了似乎极感兴趣。

于是我们解释说，我们需要亲自到阿克苏姆去一趟。

他们说不出别的话，只是问道：“为什么要去？”

“哦，因为阿克苏姆是最古老、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还因为那里是埃塞俄

比亚的基督教发源地。它是一座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古都。我们的书要是不提到它，

那就太糟糕了。”

此刻，一个飞行员说：“我们可能带你们去。”

“怎么，你是说下次运伤员的时候吗？”

“不。你们绝不会被允许登上那些飞机。不过，有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后天要

去阿克苏姆视察驻军。到那时候，你们或许能搭上他们的飞机。这要看你们怎么对

亚的斯亚贝巴说了。你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进入阿克苏姆城

次日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给亚的斯亚贝巴打电话，直接和负责我们这个计

划的部长通话。谈话虽然十分短暂，但这位部长的影响，最终还是使我们得到了我

们的赞比亚朋友提到的那班飞机上的座位。不过，他们并不是那次航班的驾驶员。

那次到阿克苏姆的短途飞行，那架DC3客机的机组人员全都是埃塞俄比亚人。

我们清晨要从阿斯马拉机场起飞。起飞延迟了一个小时。在这一小时里，在35

分钟的颠簸飞行中，我阅读了有关的背景资料，这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信心地认为，

的确很值得进行这次探访。

早期的历史参考资料描绘了这个重要的世界性都市中心的图景。例如，公元64

年，希腊的一位无名作者曾在这个城市销售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厄立特里亚沿岸

景观》。书中把阿克苏姆城的统治者称作“一位卓尔不群的王公，通晓希腊语”。

几百年以后，罗马加斯蒂尼安皇帝的大使朱利安，也用华丽的辞藻描述了阿克苏姆

城，说它是“全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城池”。他还说，国王几乎全裸着身体，只围

着一个亚麻绣金围腰，胸部和背部披着一套珍珠串。他臂上戴着黄金镯子，脖子上

围着黄金护领，头戴一方亚麻头巾，上面也绣着金线，头巾上的四条流苏分别垂在

两边。看来，这位君主接受大使递交的委任书时，是站在一辆由四头大象拉着的四

轮御车上，车身很高，外面裹着金箔。

公元6世纪时，有一位游历很广的基督教僧侣，名叫考斯马斯?印第克普留斯蒂

斯，又给朱利安的描述增添了新色彩。参观了阿克苏姆之后，他报道说，“埃塞俄

比亚国王皇宫的四个尖塔”还“装饰着四只黄铜独角兽”，还有一个填充了谷糠的

犀牛皮标本。他还看见了几头长颈鹿，它们是幼年时“由国王下令捕捉，并且经过

表演训练，供国王消遣”。

这些蛮国的华丽景象正好适合那个都城，当时，它已经成了罗马帝国与波斯之

间最重要的国家――它把自己的商船队派往埃及、印度、锡兰和中国，并且，早在

公元4世纪就把基督教作为了国教。

埃塞俄比亚改变国教的经过，被保存在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卢菲纽斯的著作

里。现代的历史学家对卢菲纽斯的权威性评价很高。看来，有个名叫米罗普尤斯的

基督徒商人，他被卢菲纽斯描述为“泰尔（古腓尼基城市，现在黎巴嫩南部――译

者注）的哲人”。他曾经航海到过印度。他告诉卢菲纽斯，他曾经教过两个叙利亚

男孩学习“人文学问”。两个男孩中，大的名叫弗路门提乌斯，小的名叫依德苏斯。

他们乘船经红海返回时，根据埃塞俄比亚的一项法令，他们的船被扣留在了埃

塞俄比亚海岸上。那项法令是为了报复东罗马帝国，因为他们背弃了和当地人签定

的条约。

米罗普尤斯在战斗中被杀。不过，两个孩子却活了下来，被带到了阿克苏姆国

王埃拉?阿米达面前。国王立即让依德苏斯做了他的持杯侍从，让弗路门提乌斯

（他年龄大一些，并且更聪颖机灵）做了他的司库兼秘书。两个孩子很受尊敬，并

赢得了国王的欢心。可是，国王不久之后便死去了，留下了妻子，而年幼的王子艾

扎那则成了继位国王。埃拉?阿米达国王临终时，曾经给了两个叙利亚男孩自由，

但现在，丧夫的王后却含泪恳求他们留下来，直到王子长大成人。她尤其需要弗路

门提乌斯的帮助，因为依德苏斯虽然忠诚和心地坦荡，却过于单纯。

此后几年里，弗路门提乌斯在阿克苏姆王国的影响与日俱增。他找到了一些外

国商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敦促他们“在各地建立非国教的秘密教会，以便到那里

去祈祷”。他还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所需之物，供那些秘密教会使用，并想方设法

地促进基督教的种子在这个国家的成长”。

艾扎那王子即位前后，依德苏斯便回泰尔去了。至于弗路门提乌斯，则去了埃

及的亚历山大城，那里当时是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在亚历山大城，他向君主阿桑纳

修司报告了自己在埃塞俄比亚为基督教所做的工作。这年轻人恳求这位基督教领袖

“寻找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去做那些已经团结起来的基督教徒的主教”。

阿桑纳修司慎重考虑了弗路门提乌斯的建议后，便在一次神职人员会议上对弗

路门提乌斯大声说：“除了你，我们还能找到谁能像你一样心怀上帝、并且能去完

成这些工作呢？”因此，阿桑纳修司“给他委以主教圣职，并吩咐他以神恩的名义

回到他所来的国家去”。

弗路门提乌斯回到埃塞俄比亚，成了该国第一位基督教主教，继续完成他的使

命。他的工作在公元331年得到了回报，因为国王本人也改信了基督教。艾扎那王朝

遗留下来的钱币记录了这个转变过程――早期的钱币上有新月和满月的图案，后来

的钱币上则清清楚楚地印上了十字架，从而成为所有国家中最早使用这个基督教象

征符号的钱币之一。

阿克苏姆城是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的温床。从公元1世纪到大约公元10世纪，它

一直就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国都。不过，在我们的计划里，阿克苏姆的意义却比这

些还要广泛得多。

我从有关资料上读到，我们将会在这里看到前基督教时代的许多壮丽遗迹，它

们无不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其中包括一些宏大宫殿的遗迹），并且依然完整地保

留着这座城市的一些最著名的纪念碑――那里的方尖碑大约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是一种先进的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历史见证，其年代比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其他所有文

明都早得多。

这些实实在在的人工作品，并不是阿克苏姆独特重要性的惟一见证。使我惊异

的是，我携带的这些参考书都报道了一件事：根据埃塞俄比亚的传说，约柜被保存

在一座小礼拜堂里，礼拜堂与另一座格外神圣的教堂毗邻。这些传说与埃塞俄比亚

人的一个说法有关――《圣经》上的示巴女王曾经统治过埃塞俄比亚。不过，这个

说法却被历史学家们普遍看作荒唐的虚构而不予理睬。

我当时刚刚看过印第安那?琼斯系列的第一部电影《夺宝奇兵》，因此，我自

然不禁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无论多么不着边际，它依然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

《旧约》时代最珍贵、最神秘的圣物，那件几乎遗失了3000年的圣物，很可能就在

我即将探访的这座城市里。因此我决定，不了解到这个奇特传说的更多情况，我就

绝不离开这里。

机长告诉我们阿克苏姆就在我们下方时，我好奇地朝下面观望。

DC3客机用极不合常规的方式，降落在了狭窄的跑道上，实在令人胆战心惊。飞

机驾驶员并没有按照常规做低空的长距离慢着陆，而是让飞机从高空猛然下降，于

是，我们便提心吊胆地直接飞到了城镇上方。飞机上的一位军人向我们解释说，这

是为了尽量缩短着陆时间，以免使飞机成为周围小山上狙击手们的靶子。

我想起了那两个赞比亚人告诉过我们的情况：他们在阿克苏姆着陆时，每次都

遭到机关枪的射击。我默默祈祷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狭窄的金属

机舱里，被束在很不牢靠的座位上，离地面几百英尺，时刻都在担心子弹会穿进机

舱的地板和护壁，这种感受实在令人不快。

幸亏那天早晨没有发生这种糟糕的情况，我们平安地降落在了地面上。我记得，

我看见了跑道上的红色碎石，看见了飞机的轮子触及地面时扬起的尘土，也看见了

大量埃塞俄比亚士兵――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身穿迷彩军服，我们租车和休息的时

候，他们全都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我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飞机跑道两边都挖

出了战壕，上面罩着伪装网，网下露出了装着重型武器的铁桶。我记得，有一些装

甲运兵车排列在堡垒附近，此外还有五六辆苏式坦克。跑道一侧的机场边缘地带那

边，还停着两架Mi―24武装直升机，在它们短粗的平衡翼下面，还可以看到火箭发

射道。

我们在阿克苏姆的探访，自始至终没有一秒钟不笼罩着一座被围困的城市的那

种战战兢兢、万分警惕的气氛。虽然我们只被允许逗留一夜，但我们却感到自己在

那里度过的时间被拉长了，几乎被无限地延长了。

宫殿，地下墓室和方尖碑

我们一到阿克苏姆就开始了工作。

我们走下飞机时，一位年迈的埃塞俄比亚绅士在那里迎接我们。他身穿一套稍

显破旧的三件套西装，而他的长髯却极为漂亮，颇有酋长风范。他的英语听上去虽

有些古怪，却说得极好。

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博哈纳?米斯克尔?泽列列甫，还说他从广播上得到了来自

亚的斯亚贝巴的指示，命令他做我们的向导兼翻译。他说，他受雇于文化部，“负

责看护阿克苏姆的古迹”。他曾经以这种身份帮助过东非英国研究所的考古学家，

他们对阿克苏姆热点遗址的考古挖掘被1974年的革命打断了。我们自我介绍之后，

他大声地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又见到了英国人，这实在太好了。”

我们登上了一辆老式装甲车，车身漆成灰绿色，挡风玻璃上还有两个清晰的弹

孔。我们问泽列列市这是怎么回事，他对我们说：“幸好当时没人被打死。”

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出发，人人都苦笑着。我介绍了我们的来意，列出了我们打

算探访的历史古迹名单，还告诉他说，我对一个说法格外感兴趣，那就是：据说阿

克苏姆是约柜最后的安放地。

“你相信约柜就在这里吗？”我问。

“相信。当然就在这里。”

“它究竟在什么地方？”

“它被放在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座礼拜堂里。”

“这座礼拜堂很古老吧？”

“不。是我们已故的皇帝下令建造的……我想是在1965年吧。在那以前，这个

圣物在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内殿保存了好几百年……”泽列列甫停顿了片刻，然后说，

“顺带说一句，海尔?塞拉西和这件事有特殊的关系……他是门涅利克第225代后裔，

门涅利克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儿子。把约柜带到我们国家的，正是门涅利克……”

我想立即就去参观那座礼拜堂，但泽列列甫却劝我说不必如此着急：“你们不

会被批准到约柜附近的任何地方去。它的所在地是块圣土。阿克苏姆的僧侣和居民

都守护着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任何试图擅闯圣地的人。只有一个人被允许进

去，那就是约柜的护卫。今天，我们试试能不能见到他，不过，咱们还是先去参观

示巴女王的宫殿吧。”

我们接受了这个迷人的提议，把车开上了一条颠簸坑凹的小路。我们要是能够

坚持跑完它，它就会穿过希缅山脉一座座巨大的山峰和峡谷，把我们带到西南几百

英里之外塔纳湖附近的贡德尔古城。可是，在离阿克苏姆中心只有一英里的乡间旷

野上，我们却停了车，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军事据点。

泽列列甫解释说，这标志着政府控制区的边界。他指着周围的小山上说：“这

里除了人民解放阵线的人，什么都没有，所以咱们去不了示巴女王宫了。实在太可

惜了。那边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可看……就在那边，这条路一拐弯，就有个花岗岩

采石场，所有的石板都是从那儿凿出来的。有一块还没有完全从岩石上凿下来。那

儿还有个很精美的母狮子雕像呢。它很古老。基督教到来之前，它就被放置在那儿

了。遗憾的是，咱们去不了那儿了。”

“它离这儿到底有多远？”我跃跃欲试地问道。

“很近，不到3000米。可是，军方可不会允许我们通过这个关卡，即使咱们过

去了，也肯定会被游击队捉住。就是在这儿，咱们也不能久留。解放阵线的狙击手

会认出你们是外国人。他们会把你们当成俄国人，然后开枪射击你们……”他笑了，

“你们可不想这样，对吧？来，请跟我走。”

他领我们到路左侧的空地上，不久，我们就看见了一些废墟，那想必曾经是一

座宏伟的建筑。“这曾经是示巴女王的宫殿，”泽列列南自豪地说，“根据我们的

传说，她的名字叫玛克姐，阿克苏姆就是她的国都。我知道，外国人都根本不相信

她是埃塞俄比亚人。尽管如此，她还是最有这种可能。”

我问是否曾对这个遗址进行过考古研究，以便检验这个传说的真伪。

“有过，20世纪60年代，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在这儿进行过一些挖掘……我

也参加了当时的工作。”

“发现了什么吗？”

泽列列甫露出一脸无奈，说：“当时的结论是，这座宫殿的年代不够古老，所

以不会是示巴女王的宫殿。”

考古学家当时挖掘出土的东西，以及我们现在花时间探索的东西，其实曾是一

座精工建造的宏伟大厦，有砌得很好的围墙。深深的基座和一个令人吃惊的排水系

统。

我们看见了一片完好无损的石板地面，泽列列甫说它当初是一间放置宝座的屋

子。我们还看见了几个天井，不止一个上部出口的地方都有这样的大井。这里还有

几个十分考究的私人洗浴区，以及一间保存完好的厨房，其中有两个砖石砌的炉灶。

路的另一侧，正对着这座宫殿的空地上，我们又看见了几块经过粗凿的石板，

其中一些矗立着，高约15英尺，另一些则倒在地上摔碎了。大多数石板上都没有装

饰，只有那块最大的石板上刻着四条水平方框，每个方框上部都有一排浮雕圆环，

好像是搭在一座木石建筑上的过梁。

泽列列甫告诉我们，当地人认为，这座初步凿成的方尖碑是示巴女王墓的标志。

不过，人们还没有对它地下进行过挖掘，那片空地现在完全由当地农民耕作，为阿

克苏姆驻军提供口粮。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恰好有两个农民的孩子赶着牛，朝我

们这边走过来，牛还拉着一架木犁。他们根本不在乎四周土地的历史价值，也不在

乎我们的出现，开始在这块地上播种。

我们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以后，便驱车返回了阿克苏姆内城，然后又向东北方

向另一片宫殿建筑群开去。这座宫殿建在一个小山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

地区。这座建筑设计成正方形，边长大约200英尺。宫墙早就坍塌了，但可以表明当

初四角上曾各有一个塔楼，这大概就是被6世纪的那位僧侣考斯马斯描述为“装饰着

四只黄铜独角兽”的尖塔。

在这座城堡底下，泽列列南带着我们走下很陡的石阶，来到几个地下走廊和厅

室里。它们的顶部和墙上都有巨大的花岗石块，全部精确地接成一体，其间没有任

何泥灰。

泽列列甫说，根据当地的传说，这个凉爽幽暗的地下室曾经是卡列布皇帝（公

元514年―542年）和他的儿子加布莱一马斯卡尔使用过的宝库。我们借助手电筒的

光，看见里面有几个空石箱，它们被认为曾装过大量的金银珠宝。一些地下室还没

有被挖掘，从那里伸向小山的方向，被那些厚厚的花岗岩石墙挡住了。

我们离开这座山顶城堡，准备沿着一条碎石路回阿克苏姆城中心去。在小山脚

下，我们停下来为左边一个深深的露天大水池拍照。它是在小山下的红色花岗岩上

凿出来的，带有粗凿的梯道。它被叫做“麦?沙姆”，显得非常古老――泽列列市

说它当初是示巴女王的浴池，从而印证了我们的这个印象：“至少我们的人这么认

为。从基督教时代初期开始，它就一直被用来进行庆祝主显节的洗礼仪式，我们把

这个仪式叫做‘提姆卡特’。当然，农民们每天也到这里打水。”

似乎是要证实他最后那句话，他指着一群妇女，她们正头顶着葫芦，小心翼翼

地走下这些被时光磨砺的石阶。

到此刻为止，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现在已经将近傍晚

了。泽列列甫催我们快一点，并提醒我们，按照原先日程，我们次日就要坐第一班

飞机回阿斯马拉，因为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参观。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很近，就是所谓“石碑苑”。它其实是阿克苏姆考古考察

的兴趣焦点。我们在这里考察和拍摄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巨型方尖碑，都是用坚固的

花岗岩石板做成的。其中最宏伟的一座已经倒塌断裂了，据说在一千多年前就倒了。

不过，在它的全盛时期，它高耸到110英尺，想必是整个地区最高的建筑。我想起曾

在飞机上读到过，这座方尖碑的重量估计大约有500多吨。它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成功

开采并竖立的、最大的整块岩石。

这块倒塌的石碑的雕工实在是苦心孤诣，它的样子就像一幢又细又高的13层大

楼，每层都雕着模仿窗口和其他细节的图案，并且都通过一排象征性的过梁与下一

层区分出来。在石碑底部，可以分辨出一扇象征的门，门上还雕着门环和门锁，做

工都十分精美。

泽列列甫告诉我们，还有一座倒塌的方尖碑比这座小得多，但没有破碎。1935

―1941年意大利人占领期间，这座石碑被墨索里尼偷走，并被费尽气力地运到了罗

马，竖在了君士坦丁拱门附近。那座石碑的雕刻也很精美，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

因此，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努力把它要回本国。

幸运的是，与此同时这个石碑苑里还有第三座方尖碑原封未动，也是用整块岩

石做成的。

我们这位向导兴奋地指着这座高耸的细长石碑，它高达七十多英尺，其顶石的

形状就像半个月亮。我们走过去仔细观看，发现它就像旁边那座巨大的石碑一样，

外观也很像一座传统建筑――如同一座九层塔楼。同样，它正面的主要雕刻也很像

一些木质窗口和过梁，都象征性地嵌在墙壁上。每层之间的空隙由象征性的圆木柱

尾区分出来，一扇象征的门则使石碑更像座楼屋。

这座精工纪念碑周围还有几座大小不一的石碑，显然都是一种先进的、有组织

的繁荣文化的产物。在非洲西撒哈拉地区，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着哪怕与这些石碑稍

微相似的石碑，因此，阿克苏姆便显得十分神秘，没人知道它的起源，也没人记得

它的灵感来自何处。

圣堂礼拜堂

这条路的另一侧，正对着石碑苑，有一处带围墙的宽敞建筑群，包括两个教堂，

其中一个很古老，而另一个的年代显然要晚近得多。

泽列列甫告诉我们，这两个教堂都是为锡安山的圣玛利教堂建造的。那个新一

些的教堂有个穹顶，还有个高高的方尖碑形钟楼，由海尔?塞拉西建于20世纪60年

代。另一个教堂建于17世纪中叶，是法悉里达斯皇帝建造的。也像其前后的埃塞俄

比亚君主一样，这位皇帝也是在阿克苏姆加冕，他虽然把国都建在了别处，但依然

十分崇拜这座圣城。

我们发现，海尔?塞拉西自诩的这个现代“大教堂”既索然无味，又令人很不

舒服。不过，法悉里达斯建的教堂却吸引了我们，它有碉堡般的角楼，围堵墙垛上

还有射击用的枪眼。在我们看来，它“半是教堂，半是城堡”，因此体现了一种真

正的埃塞俄比亚传统，即军事和宗教往往区分不清。

在昏暗的教堂内部，我们仔细观看了几幅出色的壁画，一幅描绘玛利亚生活故

事的画，另一幅画的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和复活的故事，还有一幅画了圣?雅莱德

的传说，据说，他创造了埃塞俄比亚奇特的教堂音乐。最后这幅画已经因为年代久

远而褪了色，在画面上，雅莱德正在国王加布莱一马斯卡尔面前表演。国王手里掉

下来的一只矛头，刺穿了这位圣徒的脚，但这二人完全被“塞斯特拉”琴和鼓演奏

出来的音乐陶醉，以致于都没有发觉这一点。

离这个古代教堂不远，有一片大厦的废墟，当年它想必很广阔，而现在已经缩

小了，仅仅比它深深的地基壕沟稍大一点。泽列列甫解释说，这些就是第一座锡安

山圣玛利教堂的遗迹，它建于公元4世纪，当时，阿克苏姆王国正在改信基督教。过

了大约1200年，即在1535年，它被一个凶残的穆斯林侵略者夷为平地，那人名叫阿

赫迈德?格拉金（绰号“左撇子”），其军队从东方的哈拉尔一直横扫到非洲之角

（泛指东非临印度洋及亚丁湾的地区，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吉布提――译者

注），并曾一度几乎完全消灭了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众僧。

这“第一座圣玛利教堂”（泽列列甫这么称呼它）被毁之前不久，有位葡萄牙

行脚僧参观过它，他名叫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我后来读到了他对这座教堂的

描述――那是惟一被保存下来的描述：

它非常大，有五个宽敞的中殿，还有个很长的穹顶，所

有圆顶都涂着漆，天花板和各个侧面也涂着漆；它还有个像

我们这样的唱诗班……这座美丽的教堂前面有个很大的广

场，铺着石板，如同墓石；它还有一圈高大的栅栏，外面还

有一圈高大的围墙，如同大城镇的城墙一样。

泽列列甫正确地指出了开始建造第一座圣玛利教堂的日期是公元372年，这意味

着它很可能是非洲西撒哈拉地区最早的基督教堂。它是一座具有五个侧廊的长方形

大教堂，被视为全埃塞俄比亚最神圣的地方。这是因为，它正是为了约柜而建造的

――如果传说里多少有些真实的东西，那么，约柜必定在耶稣诞生以前很久就被带

到了这个国家，而阿克苏姆王国正式改信基督教之后的某个时候，它也必定被基督

教僧侣们所共同接受。

16世纪20年代，阿尔瓦雷兹参观圣玛利教堂时，约柜还保存在这座古代教堂的

内殿里。记录埃塞俄比亚人有关示巴女王及其独生子门涅利克的传说，阿尔瓦雷兹

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欧洲人。不过，约柜并没在那里保存太久。16世纪30年代，阿赫

迈德?格拉金的大军日益逼近，这件圣物便被转移到了“另外某个地方，以保安全”

（泽列列甫不知道那个地方）。约柜就是这样逃过了1535年穆斯林对阿克苏姆城的

毁灭和劫掠。

100年后，整个帝国恢复了和平，约柜又被放回了第二座圣玛利教堂，它是法悉

里达斯皇帝在被夷平的第一座圣玛利教堂的废墟旁建造的。据说，约柜一直被保存

在那里，直到1965年海尔?塞拉西皇帝下令把它移到一座更安全的新礼拜堂里。那

座新礼拜堂是与塞拉西自己宏伟的大教堂一同建造起来的，但附属于那座17世纪的

教堂。

就是在海尔?塞拉西建造的礼拜堂里，那位老护卫僧给我讲述了有关约柜的惊

人故事，并且警告我说约柜“威力非常强大”。

“到底有多强大呢？”我问，“您指的是什么？”

老僧人的动作一下子停住了，并且似乎突然变得更警觉起来。我们有一阵没有

说话。然后，他轻声地一笑，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看过那些石碑了么？”

“是的，”我答道，“我看过了。”

“你看它们是怎么被竖立起来的？”

我承认我对此一无所知。

“使用了约柜，”老僧人神秘地悄声说，“使用了约柜和天火。仅仅靠人，绝

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

在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路上，我趁便研究了那位护卫憎讲的传说

的历史真实性。我想弄清示巴女王究竟是否有可能是一位埃塞俄比亚君主。如果存

在这样的可能，那么，她在所罗门时代（即大约3000年以前）真的去过以色列吗？

她是否有可能怀下那位犹太国王的儿子呢？她是否可能为所罗门生下一个名叫“门

涅利克”的儿子？最重要的是，她的儿子年轻时是否去了耶路撒冷，在父王宫廷里

生活了一年，然后带着约柜回到了阿克苏姆城呢？

阿克苏姆被说成约柜最后的安放地，为了弄清这个说法的真伪，我需要提出一

些问题。而在198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这类问题却并不完全会受欢迎。

在海尔?塞拉西被推翻九年之后，在他被策划推翻他的那个人（即陆军上校门

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用枕头闷死的不到八年之后，国内仍然残留着几分革命

的强硬主义。到处依然可以感觉到不信任、仇恨和等级恐惧――人们苦涩地回忆着

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光。当时，门格斯图的势力正大肆施行“红色恐怖”，以消灭

那些企图复辟王政的人。由国家组织的行刑队搜遍大街小巷，把嫌疑犯从家里搜出

来，就地处决。当时，这些清洗行动受害者的家庭必须先交付枪毙其亲人的子弹费，

才能获准认领尸体去埋葬。

就是在由这种暴行酿成的情感气氛当中，我被迫开始了初步的考察研究工作，

而我调查的课题，却和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及其所属的所罗门王朝有着明显关联。

一位朋友给我弄到过一份文件的复本，它是海尔?塞拉西权力和声望鼎盛时期

草拟的，那就是1955年的宪法修正稿。这份文件说明了这位皇帝的上述关联是多么

密切。贯彻这部引人注目的宪法的目的，是鼓励“现代埃塞俄比亚人逐步参与国家

一切部门的事务”和“共同承担埃塞俄比亚的君主们以往单独完成的艰巨任务”。

尽管如此，宪法中也清清楚楚地包含着以下词句，确认了历史悠久的“君权神授”

思想：

海尔?塞拉西一世家族永远享有帝王的尊严，其血统从

门涅利克一世王朝不间断地传承至今。门涅利克是埃塞俄比

亚的示巴女王和耶路撒冷国王所罗门之子……依靠他的帝王

血统，依靠他得到的神赐，皇帝陛下是神圣的，其尊严不可

侵犯，其权力无可争辩。

读到这些文字，我很快就明白了一点：我们参观阿克苏姆时的向导泽列列甫所

说的话，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那位皇帝确实宣布过自己是门涅利克的第22

5代直系后代。

不仅如此，我在亚的斯亚贝巴和不少埃塞俄比亚人（甚至包括最革命的人）交

谈过，而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怀疑过这个所罗门王朝的神圣血统。的确，人们都纷

纷私下议论，说门格斯图总统本人从海尔?塞拉西尸体的手上摘下了那枚所罗门戒

指，现在把它戴在了自己的中指上，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已故皇帝的某些

神力和魔力。

这样的议论和传闻实在有趣。不过，它们并没有满足我的迫切愿望，那就是：

找到关于约柜的确切信息，找到关于它和被黜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家族”之间神

秘联系的确切信息。

困难在于，我认识的埃塞俄比亚人，大都出于恐惧而不敢把自己知道的告诉给

我。每当我提到约柜和塞拉西皇帝，提到与革命前的时代相关的任何会被解释为煽

动的东西，他们都缄口不语。因此，我只能设法从一位有学问的同行那里得到些进

展了。他就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我请他和我一起写作我正准备为埃塞俄比

亚政府写的那本书，他便从英国来到了亚的斯亚贝巴。

理查德是著名的英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艾米莱妮?潘克赫斯特的孙子，是西尔

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

旧称――译者注）期间，他曾经和阿比西尼亚抵抗组织一起英勇抗战。

理查德曾经是，并将一直是研究埃塞俄比亚问题的一流历史学家。海尔?塞拉

西时代，他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创立了埃塞俄比亚研究所，该所学术成就很高，受

到学术界的尊敬。1974年革命后不久，他和家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不过现在又急

切地重返这个国家。因此，我们的写书计划也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他暂时放下了

在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工作，到这里逗留几天，和我们讨论合作写书的事情。

他快60岁了，身材虽很高，上身却有些弯曲。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几乎可以说

带着一种谦恭的作派，但是（正像我以前已经看出来的那样），这种举止却掩饰着

巨大的自信以及一种恶作刚式的幽默感。他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了解非常全面。我

和他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柜以及那个看似毫无根据的说法，即约柜现在就在阿

克苏姆城。他是否认为这个传说有哪怕一丁点儿事实依据呢？

他回答说，我在这座圣城听说的关于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自古就在埃塞

俄比亚代代相传了。它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既有口头的，也有文字的。在书面流

传的故事里，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可以在13世纪的一部手稿里找到，手稿名叫《国王

的光荣》。这部手稿很受推崇，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都相信它“讲的是真事，全都

是真实的，除了真情，别无其他”。不过，作为历史学家，他却无法接受这种看法。

这尤其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示巴女王的故乡是阿拉伯半岛，而根本不是埃塞俄

比亚。但他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传说有可能包含着“一些真实的

火花”。

的确曾有过许多文献记载了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尽管最

早的记载仅从所罗门时代开始），并且毫无疑问，埃塞俄比亚文化中也确实带有犹

太教的鲜明“色彩”。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确有一批真正的犹

太人，他们被叫做“法拉沙人”，居住在阿克苏姆南面的希缅山一带以及塔纳湖沿

岸地区。

这里还有一些流传很广的风俗（其中许多都是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徒和他们的法

拉沙邻居共有的），至少，这些风俗为埃塞俄比亚人与犹太文明的早期联系提供了

环境方面的证据。这些风俗包括割礼，而禁食的风俗也很近似于《圣经?利未记》

里的大致描述，以及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在相对隔绝的乡村群体中

依然恪守着这个风俗）。

我以前已经知道法拉沙人的存在，并曾请求官方准许我下次实地考察时访问他

们的一个村子，为他们拍照（这个申请还没被批准）。我们下次考察先要到塔纳湖

去，再从那里向北去贡德尔城，还希望能去希缅山。不过，我对所谓“埃塞俄比亚

的黑种犹太人”却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请理查德再给我讲讲这些人的情况。

他回答说，从体貌和服装上，这些人和阿比西尼亚高原人几乎没有明显区别。

他们的母语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是阿皋方言――尽管现在这种语言正在被阿姆哈

拉语（全国的通用语言）迅速取代，但它曾一度被北方各省广泛使用。总之，法拉

沙人惟一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宗教。尽管这种宗教十分古老，并且属于特异

的宗教，但它无疑是犹太的宗教。这些人烙守那些早已被其他地方放弃了的古代传

统，这使一些浪漫的、容易激动的访问者把他们宣布为“以色列人的失踪部族”。

在过去10年里，这个民族已经得到了耶路撒冷的大拉比阿什肯纳吉和塞法迪的祝福，

他们说法拉沙人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依照《回归法》，这种地位使法拉沙人很容

易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

我问道：“然而，法拉沙人最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们究竟是如何流亡到

离以色列将近2000英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腹地的呢？”

理查德承认，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见解是：公

元1世纪和2世纪，一些犹太人已经从西南方的阿拉伯半岛迁居到了阿比西尼亚本土，

井且已经使当地的民众改信了他们的宗教。因此，法拉沙人便被看作了这些改变信

仰者的后代。他补充说，公元1世纪，占领巴勒斯坦的罗马人迫害犹太人，当时的确

曾有一个重要的犹太人共同体迁移到了也门。所以，从理论上说，那些犹太传教士

和商人有可能从曼德海峡渡过狭窄的红海海峡，进入埃塞俄比亚。虽说如此，他却

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个推断的真实性。

法拉沙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理查德笑了：“他们说，他们当然是所罗门王的后裔了……他们的传说，基本

上和基督教的传说一样，只是稍微详细一点而已。如果我没记错，他们说，所罗门

不仅让示巴女王怀了孕，而且让女王的侍女怀了孕。所以，他不仅是门涅利克的父

亲，而且是门涅利克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父亲，后者建立了一个由法拉沙人国王

统治的王朝。据说，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都是门涅利克随身护卫的后代。

那些护卫就是当年陪同门涅利克和约柜的以色列的那些先出生的王子。”

“你是否认为，他们的这些说法有可能是真的呢？我是说，约柜是否真有可能

被从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神殿里偷出来，并被带到了阿克苏姆呢？”

理查德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说实话，我根本不这么看。半点可能都没有。

实际上，在发生这个传说故事的时期，阿克苏姆甚至还不存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它……

听我说，我虽然不知道所罗门去世的确切日期，不过它肯定在公元前940年前后或者

公元前930年前后。如果门涅利克是他的儿子，那他把约柜带到阿克苏姆也应当是在

这个时期左右，甚至比它还要早10到15年。可是，他绝不可能这么做过。你知道，

阿克苏姆至少是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也许甚至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建成。换句话

说，这座城是在传说约柜被盗的七八百年之后才建成的。”

“这么说，那个传说完全是假的，是吗？”我问。

“不错。不过，我希望约柜当年有可能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个地方，

而后来的传说把那个地方和阿克苏姆混为了一谈。但是这个传说里还有另外一些漏

洞、时间错误和语焉不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才没有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

学家曾打算把时间花在考察这个传说上……不过，法拉沙人关于自己所说的一切，

倒也并不全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起源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进行深入考察。”

“例如哪些呢？”

“例如我提到的那一点。他们说，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曾经有个犹太人做国王

的王朝……假如我们回头去谈公元15世纪和16世纪，那就会发现不少可以证明这个

说法的证据。并且很可能在那之前很久他们就有君主制度了。实际上，无论怎么说，

犹太人都曾一度是这个国家里的一支重要力量，有时候他们甚至能为了维护自身的

独立而战胜基督教的统治者。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却逐步削弱，并且逐渐

地消失了。我们知道，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他们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不幸的是，

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不断衰落。现在他们在国内的人数至多只有20000，其中大多数

都在设法去以色列。”

此后的3天里，理查德和我在亚的斯亚贝巴一起工作。其间，他为我简要介绍了

埃塞俄比亚文化和历史的大量细节，使我获益匪浅。然后他就回伦敦去了，而卡罗

尔、邓肯和我则开始了实地考察，到塔纳湖、贡德尔城和希缅山区去。

塔波特：约柜的复制品

我们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越野车（那是政府为了协助我们的工作而提供的），

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爬上长满按树的恩托托山的山梁，然后穿过一片荒凉的高原，

向西北开了很长一段路。

在德博拉?利巴诺斯（其意思是“黎巴嫩山”）这个地方，我们停了车，去拍

摄一座16世纪的教堂。许多香客都聚集在那里，纪念一位著名的埃塞俄比亚圣徒泰

克拉?海曼诺特的生日和奇迹。

我们看到，一向腼腆保守的男男女女都脱去了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在一个圣

泉中洗浴。他们陶醉在自己的宗教狂热中，似乎达到了狂喜境界，痴迷地忘记了尘

世。

再向北走，我们穿越了壮观的青尼罗河谷，然后到了巴赫达尔，这个小镇位于

埃塞俄比亚那个巨大的内陆湖――塔纳湖的南角。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乘着一艘

用柴油作燃料的大型汽艇，在长满芦苇的湖上漫游，那汽艇是海事部门为我们提供

的。湖中有无数的小岛，我们参观了20个岛上寺院中的几个，拍摄了寺院里令人惊

叹的收藏品，包括带插图的古代手稿，宗教绘画和壁画。

我们了解到，由于这些寺院“与世隔绝”，在动荡时期它们常被用作艺术珍品

的庇护所，用作全国各地神圣古物的庇护所。不过，这些寺院的主要目的，却是为

其中的人提供安宁和隔离。

一位僧人告诉我，他有25年没离开过他这个树木繁茂的小岛了，并且从来没有

产生过离开它的念头。他说：“这样的与世隔绝使我得到了真正的幸福。我用所有

时间侍奉上帝，以后我还会这样做，一直到死。我已经使自己脱离了尘世生活。我

不会为尘世分心。”

每个静修的人群都有自己的教堂，而这些建筑通常都是圆形的而不是矩形的，

并且全都非常古老。典型的教堂大多拥有一条通向外面的甬道，位于教堂的某一侧，

但上方都遮盖着伸出的茅草屋顶，有的形成一个内圈回廊，里面涂着各色油漆，有

的则形成一个附属回廊（用于恳谈），这个回廊里还有一个用墙隔出的中央场地，

其中就是内殿。

我以前去过许多埃塞俄比亚教堂，但只是在看到塔纳湖上的这些教堂之后，我

才初步领会了教堂内殿的重要性。我发现，这些核心的圣堂（只有最有资格的神甫

才能进入）都保存着一件物品，它被看作无比神圣的东西。通过这座14世纪的“科

布兰?加布里埃尔”教堂的官方翻译，我问这个教堂的圣物是什么。

一位僧人回答说：“是‘塔波特’。”他已经90高龄，名叫阿巴?海尔?米里

亚姆。

这个字眼听起来很熟悉，我回想了片刻，想起我曾在阿克苏姆听到过它，当时

我坐在那座圣堂礼拜堂外面的空地上，和那位护卫老僧交谈――这个字就是埃塞俄

比亚语里的“约柜”。

我问翻译说：“他说的‘塔波特’是什么意思？是指约柜吗？几星期前我们还

在阿克苏姆，当时有人告诉我们，约柜就在那里……”我停下了，的确感到不解，

然后颇为困惑地说：“我不明白宫怎么又会在这里。”

于是，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另外几位僧侣被吸引了进来。我曾有一

阵感到绝望，认为不会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任何确凿的说法。他们方才还平静安宁，

与世无争，现在却滔滔不绝，兴奋活跃，并且能言善辩了。不过，经过我的进一步

追问，借助翻译更多的解释，我终于开始看到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看来，埃塞俄比亚的每一座东正教教堂都有自己的内殿，而每个内殿里都有一

个“塔波特”。并没有谁宣布过这些物品当中的哪一件是真正的约柜。真正的约柜

只有一个，并且被普遍称作“塔波特?锡安”，即“锡安山的约柜”。它的确是在

所罗门时代，由门涅利克带到埃塞俄比亚的，现被安放在阿克苏姆圣堂的礼拜堂中。

国内其他一切“约柜”，则都是那个真正的、不可摧毁的约柜的复制品。

不过，这些复制品的意义也很重大。它们其实都至关重要。它们不同程度地象

征着真正的约柜，而据我所知，它们都充分地体现了那种无法企及的神圣概念。我

们采访科布兰?加布里埃尔教堂时，阿巴?海尔?米里亚姆吃力地对我解释说：

“人们敬奉的不是教堂，而是其中的塔波特。教堂内殿里没有塔波特，它就只是个

空壳，一座没有生命的建筑，和其他教堂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同。”

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

我们完成了在这些岛上寺院的工作，返回巴赫达尔，再驱车向北，沿着塔纳湖

弯曲的东部湖畔，到贡德尔城去。这个古城是17世纪时由法悉里达斯建造的，他就

是重建阿克苏姆的锡安圣玛利教堂的那位皇帝。在旅途中，我进一步思考着刚刚听

说的那个关于“塔波特”的传说。

我记得自己想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居然如此看重约柜，以致于感到必须在

每一座教堂里放置一个复制品，这至少使人感到有趣和奇特。约柜毕竟是基督教产

生以前的遗物，并且和耶稣的教诲毫无关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自然又想弄清一件事：阿克苏姆人关于示巴女王、所罗门王和他们的儿子门

涅利克的传说究竟是不是真的？

也许这些传说多少有一些事实依据。这个国家里有一些黑种犹太人，他们的来

源似乎神秘莫测，而他们的存在也使人很感兴趣。并且在我看来，这个来源也可能

和那些传说有关。于是，我满怀兴趣地希望去访问法拉沙人的定居点。我知道，在

下一阶段的实地考察中，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见到那些定居点。

不过，离开贡德尔以前，有位高级军官却警告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准采

访或拍摄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极度的失望。我们的翻译兼

军方向导对我们解释了这个禁令的理由之后，我更感到恼火。

他板着脸告诉我说：“今年，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法拉沙人根本就不存在。如

果他们并不存在，你们显然就不能和他们任何一个交谈，也不能给他们拍照了……

这其实是个矛盾。”

然而，从贡德尔城开车不到十分钟，我就看见路边有个小村，一间小屋的房顶

上有颗“大卫之星”标志。我对翻译说：“快看，巴尔查，那不是法拉沙人的屋子

吗？”

巴尔查聪明，机敏，受过高等教育，曾在美国住过几年。他的资质已经大大超

出了他目前从事的政府工作。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官僚的这个近乎疯狂的禁令，他显

然也很不耐烦。并且，他对大多数的官方秘密也很不满。因此，我们的车虽然已经

开过了那个法拉沙人的小村子，我还是决定努力说服他，让我们回到那个小村去。

他从眼角向我投来为难的一瞥，说：“这实在太困难了。我们每一天都不知道

我们的头头打算走哪条路线……去年年末，我带一个加拿大的摄制组去的，就是那

个村子……他们对犹太人很感兴趣，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可是，他们在村子里

到处采访，问了许多敏感问题，例如宗教自由、政治迫害等等，我不得不给他们翻

译所有的谈话内容。后来，我被保安警察逮捕了，关了几个星期，罪名是协助反政

府宣传。你真的想让我再经历一次吗？”

“不，当然不是。不过我可以肯定不会出任何问题。我是说，我们到这儿来就

是在为政府工作，我们正在准备写一本有价值的书，内容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这和你上一次难道不是完全不同吗？”

“那可不一定。去年我带那个摄制组去的时候，官方还承认有法拉沙人，政府

当时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存在，可我后来还是被关进了监狱。今年，政府说埃塞俄比

亚根本不存在犹太人，想想看，我要是带你们去他们的一个村子，那我就会遇到严

重的麻烦。”

我不得不承认，巴尔查的这番话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我们的车子继续前进，逐

渐进入了山区。我请他给我讲讲政府的立场，如果可能的话。

他回答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多数“头头”都属于占

支配地位的阿姆哈拉族人。法拉沙人大多住在贡德尔省和戈贾姆省，而这两个省都

是阿姆哈拉人的大本营，因此，这里两个民族的关系十分紧张。过去曾经发生过几

次屠杀事件，还发生过持续的经济迫害，犹太人今天依然遭到他们阿姆哈拉族邻居

的蔑视。革命以后，政府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来改善这里的局面，但掌权的核心成员

们还是被一种对整个事件感到集体有罪的良心所困扰，因此不想让任何外国人“多

管闲事”。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官方的偏执狂大大增长了，因为来访的

美国犹太人和英国犹太人组成了强大的反政府阵线，对法拉沙人的福祉表示公开的

严重关切。巴尔查解释说：“这些活动都被看作于涉我们的内政。”

谈话中，我明白了还有其他一些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

尽管我们的司机不懂英语，巴尔查说话时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他指出，亚

的斯亚贝巴是非洲统一组织（OAU）的总部，而阿以战争以后，埃塞俄比亚也和其他

非洲国家一起，断绝了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然而，两国之间的秘密联系其实仍在

继续，以色列人实际上在为埃塞俄比亚政权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

为了报答这种援助，埃塞俄比亚政府每年都默许数百名法拉沙人移民到以色列。

但问题在于：还有数千法拉沙人非法叛逃，偷越边境到苏丹的难民营去，因为他们

希望最终能从那里乘飞机去特拉维夫。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当前的整个局势非常紧张。一方面，政府害怕与以色列

的秘密武器交易随时都可能暴露，由此造成非洲统一组织内部的最大难堪。另一方

面，政府的确也很不愿意看到一种局面：大量埃塞俄比亚公民正在被引诱到邻国

（而该国又不十分友好）的难民营去。巴尔查说，这种局面似乎表明，“亚的斯亚

贝巴的大人物们”已经无力继续控制政局――这虽说是真的，但他们不想把这一点

公开化。

以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多少时间进一步考虑法拉沙人的问题。我们的旅行已经

进入了希缅山区的中心地带。那是一片非洲高原荒野，所有的地方都在海拔6000英

尺以上，其中不少山峰都高达海拔9000英尺或者更高，此外，还有相当一小部分山

峰海拔达到13000英尺。其中的巨人――顶峰终年积雪的达尚峰，则高达海拔14910

英尺，是埃塞俄比亚最高的山峰，也是非洲大陆第四高峰。

为了拍摄和研究工作，我们在海拔10000英尺的高度上建立了营地。这里的夜晚

非常寒冷，我们不得不彻夜点着大火堆取暖。可是，每天清晨，黎明的晨雾在初升

的太阳下面升腾时，空气中便充满了温暖。一系列奇异景色从四面八方逐渐展示出

来，呈现出一派超现实般的景观，那是古代地震活动以及数百万年地质侵蚀遗留下

来的，其中布满了褶皱和沟壑，穿插着陡峭的峡谷，到处都是一座座兀然独立的峭

壁。

我们的牛车拉着我们反复地登上12000英尺的地方，到远处那些杏无人迹的石楠

丛去。不过，在较低的高度上，我们却发现了不少人类居住的标记，例如绿草茵茵

的牧场，可以放牧绵羊、山羊和牛；还有山脚下那些开恳出来的平地，它们被划分

成一块块田地，种着谷物。望着这些整齐有序的小块农田，我感受到了农耕生活的

一种非常古老、建立已久的模式，感受到了一种农业文化的古老模式，在过去的10

0年当中，甚至在过去的1000年当中，这种文化大概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们遇见并与之交谈的农民都很穷，有些的确非常贫困，其生活显然受土壤和

季节的严格控制。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显得高贵而自豪。巴尔查告诉我们，这是因

为他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主人的种族”（他们很有理由如此）。从公元1270年到

1974年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这令人惊异的700多年的时间里，埃塞俄比亚的统

治者除了一个之外，全都是阿姆哈拉人。何况，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阿姆哈

拉语就是阿姆哈拉人的母语。

因此，阿姆哈拉文化理所当然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表现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

种几乎无所不在的信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所有部族和民众都被“阿姆哈

拉化”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巴尔查总结说，在

这样的环境中，法拉沙人这样的群体居然能存留下来，这简直要算是个奇迹，而他

们能够维持自己的明确身份，那更是个奇迹。

巴尔查骨子里桀骛不驯（几年后他叛逃到了美国），在我们返回贡德尔城的路

上，他使我们吃了一惊。他吩咐司机在我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法拉沙人小村停车。

“去吧，”他说，“我给你们10分钟。”说完，他便揣起双臂，假装睡觉。

我们一爬下那辆越野车，就被一些妇女和儿童包围了。他们喊着“沙勒姆，沙

勒姆”（平安，犹太人见面和离别时的问候语――译者注），后来我很快发现，这

是他们会说的惟一的希伯来语单词。巴尔查始终拒绝为我们翻译，所以我们最初很

难和这些人沟通；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年轻男人会说些英语，便付给他一些

钱，于是，他答应带我们参观。

这里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个小村名叫“维勒卡”，就在路边一侧的山坡上，

很肮脏，到处都是苍蝇。看来，挤在我们周围的许多村民都以为我们也是犹太人，

是来接他们去以色列的。还有一些村民抱着许多纪念品朝我们跑过来，那些纪念品

大多是陶土烧成的仿制品，例如“大卫之星”，以及表现所罗门和示巴做爱场景的

雕刻。

这些兜售者拿着这些东西，以恳求般的迫切招徕买主，这情景十分触动我。我

问我们的向导，上一次有外国人买他们的东西，离现在有多久了？他回答说：“那

是一年以前了。”

在我们所能支配的这段短暂时间里，我们拍了尽可能多的照片。在一处地方，

我们看见地面的一个洞上有一台织布机，供织工使用；另一处有个火炉，旁边散落

着一些铁块，火炉里冒着火苗，一个铁匠正在锻造一个斧头；一座茅屋里正在烧陶；

在另一座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在制作陶器。巴尔查后来告诉我们，阿姆哈拉

人看不起这些低等的行当――的确，在他们的语言里，“手工劳动者”（tabib）这

个字的含义和“有凶眼者”（指其目光可使被看者倒霉――译者注）相同。

离开维勒卡村的时候，我感到心灰意冷。我曾经怀着一些颇不现实的奢望，这

一是由于受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给我讲的法拉沙人中世纪历史的鼓舞，二是由于

想弄清这个民族与我在阿克苏姆听到的那个约柜传说的关联。我心中的浪漫情怀酿

成了幻梦，我以为能目睹一种高贵的古犹太文明。然而，现实却似乎和我的梦想相

去甚远，贫瘠的农业文化在过分迫切地挑逗着外国人的同情心。

开车以前，我买了一个所罗门和示巴在床上的小雕刻。现在我还保存着它。我

有时会想，它那廉价的做工和渲染官能刺激的形象，恰如其分地代表了这个传说本

身的弱点。在我们返回贡德尔的路上，我怀着失望和幻灭，朝越野车的车窗外面瞪

着双眼。

最后的打击

到1983年年底，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阿克苏姆自称有约柜的说法的兴趣。不过，

我受到的最后的打击，却并不来自那个粗俗廉价的法拉沙人小村，而来自我目睹的

东西。我们的实地考察结束后，仍然有一个因素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塔波特”

（即约柜的复制品）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里都有这种复制品。这个传统

使我感到惊异，因为我以为它可能和约柜的传说有关，于是，我便想去找关于这个

传统的更多材料。

1983年秋天，我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在伦敦幽雅的汉普斯戴德区的住宅拜访

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喝茶吃点心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向我证实了一点：

“塔波特”就是约柜的复制品。他还说：“这个传统极为奇特。据我所知，其他国

家的基督教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我问他是否知道埃塞俄比亚使用“塔波特”有多久。他回答说自己对此一无所

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可能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做的。他在16世纪的时

候访问过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不过，他当时看到这种传统的时候，它显然已经非

常古老了。”

理查德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狭长的书。那本书是1970年出版的，书名是

《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他说：“这是一本官方教会的出版物。咱们看看里面有

没有关于这个传统的清楚说法吧。”

书里没有索引，不过我们首先检索了其中的一章，题目是《教堂的圣化》。我

看见其中写道：

教堂的圣化是一个庄严而令人难忘的仪式，其中要使用

该教堂供奉的圣物的祭礼象征。这个供奉仪式的各个组成部

分都非常古老……塔波特，或称约柜，以前曾经过了那位酋

长的圣化，被庄严地放置在教堂里，这是这种仪式的重要

特征。

在另外一章《教堂建筑》里，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赋予教堂神性的，正是

其中放置的‘塔波特’。”最后，在这本书的词汇表里，我发现“塔波特”这个字

的定义只是“约柜”。

接着，我问理查德是否知道“塔波特”是什么样子：“《圣经》上说，原本的

约柜是一个用木头和金子做成的匣子，大小相当于一个茶具柜。‘塔波特’是这样

吗？”

“哦，不。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当然，根本就不会允许外人看到它。即使在被

抬到仪式上使用的时候，它们也总是被裹在布罩里面。不过，它们肯定比《圣经》

上说的要小。咱们对此不必怀疑。你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些‘塔波特’。

它们是19世纪纳皮尔到马格达拉探险时，从埃塞俄比亚掠夺到英国的。我想它们现

在已经不再公开展出了，不过，你可以在哈克内区的埃塞俄比亚商店里找到它们。”

第二天早晨，我打过几个电话之后，便开车去了伦敦奥尔斯曼大街，埃塞俄比

亚商店就在那里。那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大楼，总的来说并不引人注目，而保安措施

相当完备。我登记进店时，店主解释说：“有的时候，会有人闯进来偷东西。”

他带着我上了电梯，来到大楼的一个高层，走进了一间大型储藏室。储藏室里

摆满了一排排金属货架，从地板上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其间只有狭窄的走道。天花

板上有几只日光管灯，走道的照明很差。店主一边翻看着厚厚的商品索引，一边自

言自语地说着些无法听懂的话。他终于说：“我想它应该在这儿。请跟我来。”

我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电影《夺宝奇兵》的最后一个场景：这件神

圣的遗物被封在一只木箱里，扔在了美国联邦储存库中，和其他上千只无名的容器

混在一起。我们绕过一连串迷宫般的货架，终于来到了要找的地方。店主带着几分

庄严，从货架上拉出了……一只大盒子。

他打开盒盖时，我不禁一阵激动。然而，盒子里面的东西却和我对约柜的想象

毫无相似之处。那是用皱纹纸隔起来的九块木版，有正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没有

一块木版的厚度超过三英寸。大部分木版上都没有花纹装饰，但全都写着一些文字。

我认出这些文字是杰泽文，那是古代埃塞俄比亚的一种礼拜语言。几块木版上还刻

着十字和其他一些符号。

我请店主核对一下他的商品索引。他是否弄错了呢？我们见到的，是否不是

“塔波特”呢？

他瞥了一眼手里的商品目录，然后回答道：“不。没错，这些就是您要找的

‘塔波特’。它们来自赫尔墨斯的收藏，是1867年到1868年由英国到阿比西尼亚的

探险队带回来的。这里就是这么说的。”

我对店主道了谢，然后离开了商店。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终于落实了这件事

情。这些难看的木头疙瘩，据说就是阿克苏姆圣堂礼拜堂里那件圣物的复制品。看

来，无论那件圣物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它并不是约柜。

“这件事情的结局就是如此而已！”我记得我走到奥尔斯曼大街上时，就是这

样想的。当时下起了一阵令人讨厌的雨，我连忙向我的汽车跑去。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那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

‘无论一个凡人如何病势沉重，从他见到这块石头那天起，其后一星期内他便

不会死去，其面色亦不再继续苍白。这是因为，任何人，无论少女还是男子，只要

目睹这圣杯两年，你便不得不承认他的面色会如同刚出生时一样……这块石头的确

能对凡人施加如此的魔力，使其骨肉立即返老还童。这块石头被称为‘圣杯’。’

――《帕西法尔》

第三章 圣杯密码

我访问阿克苏姆城，亲耳听到埃塞俄比亚人的一个冒昧说法，即阿克苏姆是约

柜的最后安放地，这是1983年的事情。当时，我住在非洲。

1984年，我们全家迁居英国。但那以后的几年里，我还是定期到亚的斯亚贝巴

旅行，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编写了一些出版物，并且和那些当权者普遍加强了接触，

其中包括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

这个独裁者素有践踏人权的恶名，不过我精心地应付了他，因而得到了一些有

用的特权，具体地说，就是允许我进入许多通常对外国人关闭的地方。我若打算对

约柜的秘密做进一步的调查，那我当时的位置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不过，我对此并

不感兴趣。

因此，1988年年底，“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部队大举进攻阿克苏姆、只经

过一天的血腥肉搏战就攻占了该城的时候，我连半点遗憾都没产生。那次战斗中，

有2000多名政府军官兵被杀或被俘。

那个时期，我和门格斯图政权的关系已经极为密切，以至于叛军的胜利就意味

着：阿克苏姆这座圣城的大门现在已经对我完全关闭了。不过，反正我也没有什么

特殊理由再到那里去。至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示巴女王在沙特尔

1988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1989年的第一季度，我一直在为一本图册撰

写评论。那本书集中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历史悠久的北部地区，以及那里人们的宗教

仪式和风俗习惯。这个计划并不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委托的，而是两位国际知名的摄

影家的作品，他们是安杰拉?菲舍尔和卡罗尔?贝克维思，都是我的好朋友。

由于这本书主题的性质，我不得不对不同的种族进行相当细致的背景调查。这

些种族当中包括法拉沙人，他们是埃塞俄比亚高原本土的黑种犹太人，我在1983年

第一次接触了他们。同时我也感到，我必须去研读一部古代文本，因为在阿比西尼

亚宗教形成过程中，它曾起过重大作用。很早以前，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就让

我去研究一下这部文本。

这部文本名叫《Kebra Nagast》（《国王的光荣》），是公元13世纪写成的，

原文是杰津文。它包括了那个故事的现存最早的版本，即我在阿克苏姆听到的那个

故事：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他们的儿子门涅利克的出生、以及后来约柜从耶路撒

冷的第一圣殿被拐走。

20世纪30年代，E?A?瓦利斯?布奇爵士发表了这个文本的英译本，他曾担任

过大英博物馆埃及和亚述古物的管理员。那个英译本已经绝版，但我还是设法得到

了一个影印本，我在那本书的各个写作阶段中，始终在仔细研读和随时参阅这个译

本。

一直到1989年3月，我才最后完成那本书。4月份，我打算彻底休息一下，便和

我的家人去法国度假。我们在巴黎租了一辆汽车，然后就向法国南方开，而我脑子

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日程计划。

我们的第一站是凡尔赛。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参观皇宫和城堡。然后我们去

了沙特尔，那是厄尔一卢鲁瓦尔省一个古色古香的美丽小镇，以镇上的天主教大教

堂闻名。像阿克苏姆古城的大教堂一样，沙特尔大教堂也是供奉圣母玛利亚的。

至少从公元6世纪起，沙特尔就成了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圣地，并且，从公元9世

纪开始，它就是圣母玛利亚信仰的焦点。当时，著名的查理曼大帝的孙子、法王

“秃顶查理”把小镇最珍贵的宗教遗物――一方面纱送给了这个小镇，据说，圣母

玛利亚生耶稣时戴的就是这方面纱。

公元11世纪时，“秃顶查理”建造的这座教堂被焚毁，在其废墟上，又建起了

一座更大得多的新教堂。这座大教堂根据古典“罗马式”风格原则设计，强调水平

线的稳定性，但它也被大火严重损坏了。后来，在12世纪和13世纪，它残存的外壳

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动，被扩建成了一座高耸的、带有向上飞升风格的新教堂，那种

建筑风格后来被称为“哥特式风格”。

的确，沙特尔大教堂高耸的北塔楼完成于1134年，被认为是世界上哥特式建筑

的最早实例。20年之后，大教堂的南塔楼竣工，其西向的皇室人口也同期完成。后

来在1194年到1225年间，掀起了一阵集中的建筑高潮，这座壮丽的哥特式大教堂的

大多数外部工程都完成了――从此便没有被变动，实际上至今都没有被改变过。

1989年4月，我和家人访问沙特尔的时候，我最初对这座大教堂更感兴趣的，与

其说是它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它富丽堂皇的美。它非常宏伟，各个墙壁上有那么多

的复杂雕刻，因而使我觉得，非要花上毕生的时间才能充分地了解它。不过，我们

还要去做其他一些事情，去参观其他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只在小镇住三天，然

后再向南方旅行。

在那三天里，我用了大部分时间绕着大教堂缓缓漫步，一点点地领略它那种强

有力的、超乎自然的氛围――令人惊异的彩色玻璃窗，上面的图案讲述着《圣经》

故事，用奇形怪状的光线照亮室内的昏暗；教堂中心圆厅地面上铺的马赛克石子，

勾画出一幅迷离错综的迷宫图；飞翘的扶壁支撑着高耸的墙壁；一道道尖尖的拱门；

以及由这座建筑的优雅精巧传达出来的那种和谐有度、比例匀称的总体感觉。

我买到的那些旅游图册都强调说，这座教堂的一切都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整座

教堂都是作为通向更深宗教奥秘的钥匙而精心设计的。例如，建造这座教堂的许多

主要区域时，建筑师和泥瓦匠都使用“Gematria”（一种古希伯来密码，用字母代

替数字）“拼出”了晦涩的礼拜用语。同样，雕刻家和玻璃匠也用他们创造出来的

几千种装置，小心翼翼地隐含了一些复杂信息，例如人的本性、历史以及《福音书》

预言的意义等等。

教堂里的雕像和窗户本身就是艺术和美的作品，即使从最表面的意义上说，它

们也能给观赏者以满足、道德启迪甚至愉悦c不过，最难做到的事情却是深入一步，

去解读隐藏在这组或那组雕刻表面意义后面的信息，去解读彩色玻璃的这种或那种

排列方式后面的信息。

起初，我颇不相信此类说法，并且很难发现这座教堂外表之外的意义。不过，

进一步考察并参加了另一些专业考察旅行之后，我就逐渐地领会到：这座宏伟建筑

的确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书”――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去阅读理解这部深奥

而富于启迪的作品。

所以，我也很快开始了这种游戏，并且好几次都试图弄懂我见到的某种雕像组

合的深层含义，因而感到兴味盎然。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某种安排或者场景的正

确答案时，就参看旅游图册的说明，看我是对是错。

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大教堂南走廊对面有个咖啡馆，名叫

“La Reine de Saba”（示巴女王）。我到那里吃快餐。我刚读过那部古代手稿

《国王的光荣》，其中记载的埃塞俄比亚人关于示巴女王的传说，此刻我仍然记忆

犹新，因此，我问一个侍者这家咖啡馆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侍者解释说：“因为那边的走廊里有座示巴女王的雕像。”

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我穿过马路，登上了门级台阶，来到那个华丽的走廊里，

它包括一条宽阔的中央过道，两边是稍窄一些的侧廊。这里几乎每一平方英寸的可

利用面积上，都摆着小雕像和一些真人大小的雕像，数不胜数。但我却没发现哪座

雕像是示巴女王。我查阅了手头一本最详细的旅游手册《沙特尔：大教堂导游》，

它告诉我到哪里去看示巴女王的雕像：

外走廊的内拱门处有28座小雕像，为《旧约》中的国

王和女王像：我们可以看到手扶竖琴的大卫王、手持王杖的

所罗门王，以及左手持花的示巴女王。拱门上方是留着长髯

的四大先知，他们正在和不留胡须的四小先知交谈。

这本手册还告诉我，这座大教堂的全部南走廊建于问世纪的前25年。《国王的

光荣》也正好在这个时期成书于埃塞俄比亚，讲述了示巴女王、门涅利克和约柜失

窃的故事。

这个时间巧合使我吃惊，于是我便怀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仔细观看这座示巴女

王雕像。不过，我却没有看出它有任何特别之处：在许多犹太国王和先知雕像的威

严行列里，这座雕像显得有几分不协调。

我知道，根据《国王的光荣》里的说法，这位女王改信了犹太教。不过我也知

道，《圣经》里对她访问耶路撒冷的记述并不太多，而其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列王纪》第10章和《历代志》第9章（这是《旧约》里惟一提到示巴女王名字

的两处地方）里说，示巴女王到所罗门王宫时是异教徒，离开那里时显然仍是异教

徒。所以说，正是因为示巴女王是异教徒，才使她在此处的雕像与众不同――当然，

除非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者当时已经知道埃塞俄比亚人关于她皈依犹太教的故事，

他们才不会这样做。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很不可能发生。实际上，《旧约》甚至根

本没有提到示巴女王是埃塞俄比亚人。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她是阿拉伯南部的一位君

主，具体地说，她是今天也门所在的沙巴（Saba，或Sabaea）古国的女王。

我进一步仔细阅读了我的旅游手册，知道了这座大教堂北走廊里还有一座示巴

女王雕像。那个走廊也是122年到1225年间建成的，奉献给《旧约》中一个带有强烈

原型意义色彩的主题。若不是这样，我很可能把沙特尔大教堂南走廊的示巴女王雕

像当作微不足道的异常，而不去注意了。

约柜与铭文

在那第一次的参观里，我用了两个小时考察大教堂的北走廊，竭力去破解那些

雕刻讲述的曲折故事。

左跨廊里有几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还有幼年基督与《旧约》先知（例如以赛

亚和但以理）在一起的雕刻。这里还有些表现寓意故事的雕刻――有一个雕刻表现

的是美德战胜邪恶，另一个表现对灵与肉的祝福，如同12世纪的伟大修士、克莱沃

的圣?伯纳德（1090―1153，法国克莱沃修道院院长，西妥教团创始人之一――译

者注）描述的那样。

中跨廊里的一组雕像是《旧约》里的酋长和先知，包括麦基洗德的雕像――此

人是撒冷的一位神秘的祭司兼国王，《创世记》第14章和《诗篇》第110首中对他有

所描述。那里还有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和大卫的雕像，此外还有以利沙和圣彼

得的雕像。其他一些场景还包括伊甸园和园中的四条河，以及头戴金冠、坐在天堂

宝座上的圣母玛利亚，她身旁是耶稣。

我是在右跨廊发现那座示巴女王雕像的。这座雕像不像南走廊的那座那样，它

不是拱门上方的一座难以确认的雕像，而是一座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她旁边是

一座所罗门雕像，这恰好表现了《圣经》描述的意义。不过，我最先注意到的却是

示巴女王脚下蹲着的一个非洲人――我的几本旅游手册上把此人称为“她的黑种仆

人”，另一本手册里说他是“她的埃塞俄比亚奴隶”。

没有对细节的描述。不过，我还是满意地看出了一点：13世纪在沙特尔大教堂

北走廊工作过的那些雕刻家，当年曾打算把这位女王准确无误地放置在非洲的环境

里。这就是说，我已经不再能够轻易地排除一种可能，即那些雕刻家可能熟知埃塞

俄比亚人关于示巴女王的传说，在13世纪，那个传说已经被《国王的光荣》那部手

稿记载了下来。

这个可能性至少能解释一点，即在这座基督教大教堂的雕像群里，一位分明是

异教的君主何以会被如此看重――上面已经提到，描述示巴女王皈依那些酋长的真

正信仰的是《国王的光荣》，而不是《圣经》。不过，这种可能性也提出了另一个

难题：在那么早的历史上，埃塞俄比亚人的这个传说是如何渗透到法国北方的呢？

我正思索着这些问题，猛然看见了中跨廊和右跨廊之间一根柱子上的一幅雕刻，

它给我留下了更强烈的印象。它是一幅缩小了的雕刻，高和宽至多有几英寸，刻的

是一辆牛车上驮着一个盒子或柜子之类的东西。雕刻的下方刻着一行大写字母――

“ARCHA CEDERIS”。

我按照逆时针方向围着柱子转，看到了另一幅分开的场景，它损坏严重，剥落

侵蚀，刻的好像是一个男人倚靠在这同一个盒子或柜子上。雕刻上也有一行难以辨

认的铭文：

HIC AMICITUR ARCHA CEDERIS

（或者是）HIC AMITTITURE ARCHA CEDERIS

（或者是）HIC AMITITUR ARCHA CEDERIS

（或者是）HIC AMIGITUR ARCHA CEDRES

这些字母的风格是古代的，盘错在一起，难以分辨。我知道它肯定是拉丁文，

或者是拉丁文的某种形式。不过，我在13岁时那些小学校长已经迫使我放弃了拉丁

文课（因为我的语文课不及格），因此，我根本没有打算翻译上面那行铭文。然而，

在我看来，“ARCHA”这个字的意思肯定就是“柜”（Ark），即“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的柜。我还能看出，这些雕刻里的那个盒子或柜子，其尺寸（按照

其他人物的比例）恰好和《出埃及记》里描述的约柜一样（见《旧约?出埃及记》

第37章第1节――译者注）。

我推论，如果我的这个假设正确，那么，在示巴女王雕刻不远的地方放置一个

约柜的雕刻，这就进一步支持了我的前一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师有可能

（通过某种尚不知道的途径）曾受到《国王的光荣》里记载的那个埃塞俄比亚传说

的影响。那些建筑师分明把这位女王放在了非洲的背景里，这就使这个假定比我以

前在南走廊的有关设想更可信了。因此，我觉得值得花些时间去弄清这些柱子上的

小型雕刻上刻的是否就是约柜，并去弄清那些拉丁文铭文的意思。

我坐在北走廊的铺地石上，仔细翻阅我手中的几本旅游手册。其中只有两本稍

稍提到了我感兴趣的这些柱子上的装饰。其中一本虽然没有翻译这句拉丁文，却证

明这些雕刻的场景确实与约柜有关。另一本手册提供了译文――我虽然觉得译文很

有趣，却十分怀疑它的准确程度：

ARCHA CEDERIS（你要依靠这柜工作）

HIC AMITITUR ARCHA CEDERIS

（此处诸事均要学习，你要依靠这柜工作）

即使依靠我在小学掌握的那些拉丁语知识，也足以表明这句译文可能并不正确。

因此，我决定向一位专家请教此事，请他为我澄清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我突然想到，

就在几天以后，我将路过一个人的家，他完全有资格帮助我――此人就是彼得?拉

斯科教授，他是美术史专家，伦敦大学考特鲁德学院前院长。现在他每年都要在法

国南方住半年。拉斯科还是我一位好友的父亲。他毕生研究中世纪宗教美术和建筑，

因此可能为我提供一个权威性的见解，或者至少能为我指点迷津。

于是，我就把那行铭文仔细地抄写下来，然后站起身子，想画一幅整个北走廊

的速写。这时，我又看见了另一件可能意义重大的东西，即约柜石板。尽管它矗立

在走廊前面的支撑立柱上，其位置却恰恰是在麦基洗德雕像与示巴女王雕像之间，

前者是《旧约》里的祭司兼国王，其雕像占据了中跨廊的大部分地方；而后者的雕

像则占据了右跨廊的大部分地方。

实际上，我可以画出一个三角形，把这三座雕像连接起来――麦基洗德雕像与

示巴女王雕像分别在三角形长底的两端，而约柜的雕刻则位于两条短边的顶点。

这还不是全部。

我研究这些雕刻在两个跨廊的分布位置时，还领悟到了一点：雕刻上那辆牛车

正载着约柜离开麦基洗德，（沿着我已经画出的那个三角形的边）径直朝着示巴女

王走去。

沙特尔大教堂的不少雕像都包含着寓意，不同的人物常常被有意地并列在一起，

以讲述一些故事或者传达某种信息。鉴于这个特点，我认为这三座雕刻的这种排列

方式不大可能是偶然的。恰恰相反，这种排列倒很像是又一个证据，证明了我的那

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师们必定通过某种途径，了解了《国王的光荣》记

载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关示巴女王的传说。

尽管仅凭现在的这一丁点儿证据还远远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但北走廊的雕刻

群至少可能包含着一个传说的回声，即约柜曾从古代的以色列（由祭司国王麦基洗

德代表）被带走，带到了埃塞俄比亚（由示巴女王代表）。

因此，离开北走廊以前，我特别注意观察了麦基洗德的雕像。我刚进这个走廊

时，它就5！起了我的注意，而此刻，在我为它画速写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了更多

的细节。例如，他的右臂下面挂着一个香炉，样子很像我在埃塞俄比亚人的教堂圣

事上经常见到的那种香炉。那些圣事上通常要点燃大量的焚香。同时，他的左手还

拿着一只长颈圣杯，其中装的不是液体，而是某种固体的圆柱形物体。

我又翻阅了我那些旅游手册，非但没有找到任何有关那个香炉的说明，却看到

了有关那只杯子的一些互相矛盾的解释。

一本书上说，这座雕像上的麦基洗德本来要被塑造成基督的迫害者，因此，那

只圣杯以及其中的东西就本来是要代表“面包与红酒，即圣餐的象征”。在另外一

本书上，这座雕像照片底下的说明是，“麦基洗德手持圣杯，从圣杯中流出石头”，

然后是下面这些多少令人困惑不解的话：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诗人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据

说他是位圣殿骑士会员（不过根本没有有关的证据）。在他

的作品里，圣杯就是一块石头。

此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我终于离开了北走廊，到大教堂后面的花

园里去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第二天，我们从沙特尔出发，开车去南方的波尔多和比亚里茨。过了一会，我

们向东边的蓝色海岸（即避暑胜地里维埃拉港――译者注）开去，来到了图卢兹市

附近的塔恩及加龙省。

在那里，我依靠一张精确地图的帮助，终于找到了美术史专家彼得?拉斯科教

授的家。我从沙特尔城给他打过电话，他已经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北走廊的那些雕刻，

不过，他谦虚地补充了一句，说自己不能被称为研究那些雕刻的专家。

埃塞俄比亚的牵连？

我在彼得?拉斯科的屋子里和他呆了一个下午，他的屋子位于蒙太古?德?盖

尔塞小村。彼得?拉斯科60多岁，相貌出众，一头灰发。我以前见过他几次，而他

也知道我是作家，专门报道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消息。因此，他一开始便问我

为什么突然对中世纪法国的大教堂发生了兴趣，

我对他简要地叙述了我的见解：我在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看见的那些雕刻，可

能在某些方面受到过《国王的光荣》的影响。我总结说：“手持圣杯的麦基洗德可

能象征着《旧约》里的以色列。他毕竟是撒冷的祭司国王，而一些学者认为撒冷就

是耶路撒冷。此外，示巴女王雕像（她脚下还有个非洲仆人）可能象征着埃塞俄比

亚。我们在这两座雕像之间又看到了约柜的雕刻，它正被送往埃塞俄比亚。因此，

它们可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约柜从耶路撒冷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的

光荣》里正是这么说的。你以为如何？”

“说老实话，葛瑞姆，这听起来很荒谬。”

“为什么？”

“哦……我认为，埃塞俄比亚的那个传说很可能早在13世纪就渗透到欧洲来了

――其实，你想想看，目前至少有一篇学术论文提出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本人很

怀疑这个说法。不过，即使当时的沙特尔已经知道了《国王的光荣》记载的这个传

说，我也不知道谁会有心把它翻译成那座大教堂里的雕塑群像。这在当时是个不同

寻常的做法，对北走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雕刻主要是《旧约》里基督以前

的那些先驱。顺带说一句，正因为如此，那里才有麦基洗德的雕像。在《希伯来书》

里，麦基洗德被看作基督（见《新约?希伯来书》第7章――译者注）。”

“在雕像上，他手里拿着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某种圆柱形的东西。”

“那可能是要象征面包吧――就是圣餐的面包和红酒。”

“我的一本旅游手册上就是这么说的。不过，另一本书上也说，这只杯子就是

圣杯，还说那个圆柱体是一块石头。”

彼得?拉斯科疑惑地抬起眉毛：“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说法。比起你提出

的埃塞俄比亚牵连论，它更牵强……”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不过，有一件事

值得一提。我提到的那篇论文，就是谈到埃塞俄比亚的那个传说传入了中世纪的欧

洲的……”

“是的。”

“其中有关圣杯的说法很奇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说，沃尔夫拉姆?冯?

埃森巴赫的《圣杯传奇》里的圣杯，就是一块石头，而不是一只杯子，而这个说法

就受到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传说的某些影响。”

我向前探起身子，说：“这太有意思了……我的旅游手册里也提到了沃尔夫拉

姆?冯?埃森巴赫。他是谁？”

“他是最早进行圣杯题材创作的中世纪诗人之一。他写过有关圣杯的整整一部

书，名叫《帕西法尔》。”

“就是那部歌剧的名字么？”

“不错，瓦格纳写的歌剧。它是受到沃尔夫拉姆的启发而写的。”

“这位沃尔夫拉姆……他什么时候写的那部书呢？”

“问世纪末或者13世纪初吧。”

“这就是说，是在建造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的同一个时期了？”

“是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你说的那篇论文里提出，沃尔夫拉姆的作品

受到了埃塞俄比亚传说的影响。我想，你大概不记得那篇论文的题目了吧？”

“……啊，不记得了，恐怕不记得了。我读它的时候，至少是20年以前了。我

记得，它的作者是叫阿道夫吧。我只记得那个名字了。沃尔夫拉姆是德国人，所以，

你其实应当去请教研究中世纪欧洲高地国家德语文学的专家，去找到更多的细节。”

我心里正有这个打算。于是，我请彼得帮我翻译一下沙特尔大教堂里那句使我

困惑的铭文。我告诉他，我的旅游手册把“ARCHA CEDERIS”翻译成了“你要依靠这

柜工作”，把“HIC AMITITUR ARCHA CEDERIS”翻译成了“此处诸事均要学习，你

要依靠这柜工作”。

然而，彼得却认为这些翻译全都错了。“ARCHA”的意思当然是“柜”，而“C

EDERIS”最有可能是破损的“FOEDERIS”这个字，它的意思是“契约”。按照这样

的解读方法，把“ARCHA CEDERIS”翻译成“约柜”是很简单而符合逻辑的。不过，

还有另外一种译法：“CEDERIS”这个字被用作ceders这个动词的一种形式，其意思

是“让出”、“放弃”或者“走开”。这句话的时态虽然不合常规，但果真如此的

话，那么“ARCHA CEDERIS”这句话最准确的译文就是“你将让出（或“放弃”，或

“送走”）的约柜”。

至于那个更长的句子，困难出在它第二个单词的第四个字母模糊不清。我的旅

游手册上估计那个字母是“T”。不过，它更像表示两个“T”的缩写（因为在拉丁

语里，没有只有一个T的AMITTTUR的那种拼法）。如果能确认那是两个“T”，那么，

这句话就应当是“HIC AMITITUR ARCHA CEDERIS”，其含义就大约是“让它从这里

离去，那只你们将让出的柜”，或者也许是“让它从这里离去，啊柜子，你被让出

了”，或者还有一个译法，如果“CEDERIS”这个字是破损的“FOEDERIS”，那么，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让它从这里离去，这约柜。”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第二个词的第四个字母可能是“C”（它看上去也很像）。

如果是这样，那么，那句话就成了“HIC AMICITUR ARCHA CEDERIS”，其译文便或

者是“此处藏着约柜”，或者是“此处藏着你们将让出的约柜”（或“放弃的”，

或“送走的”）。

彼得一边合上他的拉丁语词典，一边总结说：“即使‘隐藏’这个词并不明确，

这句话里‘Amicitur’这个词也完全可以表示‘掩盖起来’这个意思了，所以整句

话的意思还是一样。是不是如此呢？我不知道。这实在有点令人困惑。”

我衷心地赞同他这个观点。这件事的确令人困惑不已。不仅如此，我还感到它

很富于挑战性，很有趣味，很5！人入胜，因此很想解开这个谜。

在法国度假的其余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我在那里见到

了那些小雕像。使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个浮雕上载着那件古物的牛车似乎正朝着示

巴女王走去。同样，我心中也始终无法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浮雕上的这个景象暗示

着走向埃塞俄比亚。我知道自己正沉迷在无边的推测里，而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能

够支持这些推测的证据。

我完全同意彼得?拉斯科的观点：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家们在选择雕刻对象时，

不会让自己受到埃塞俄比亚传说的影响。不过，这却使我想到了一种更令人鼓舞的

可能性：大教堂北走廊（它也被称为“启蒙者之门”）的建造者们也许已经描绘了

一幅神秘的地图，供后世的人们参考――这幅地图暗示了当时世上最神圣、最珍贵

的宝藏的所在地。他们也许发现约柜确实被“让出”或者“送走”了，就是从《旧

约》时代的以色列被送走，后来被“隐藏”到了埃塞俄比亚。刻有那些谜一般铭文

的雕刻的真正含义，也许就是如此。若是这样，其隐含意义就的确令人惊诧，而我

1983年曾打算彻底放弃的那个阿克苏姆城传说，至少也值得进行第二次考察。

玛利亚、圣杯和约柜

1989年4月末，我从法国回到英国以后，便让我的助手去寻找彼得?拉斯科提到

的那篇学术论文。我只知道它的作者可能叫阿道夫，其内容谈到了沃尔夫拉姆?冯

?埃森巴赫写的“圣杯传奇”可能受到了埃塞俄比亚传说的影响。但我不知道那篇

论文是何时何地发表的，甚至不知道它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不过，我还是请我的

助手到各个大学里去寻找，看看是否有些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专家能提供帮助。

等候回音的时候，我出去买了几本不同版本的圣杯“传奇”故事，其中有克雷

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Conte du Graal），作者写于公元1182年，但

未完成。此外还有托玛斯?马罗礼爵士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

这是一部晚得多的史诗，写于15世纪中叶。此外还有一本同样重要的《帕西法尔》

（Parzival），据说，它是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于1195年到1210年间写的―

―这个日期几乎与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的建造时间完全相符。

我开始阅读这些书籍，并最先发现：马罗礼的那本书最容易理解――因为它是

后来不少小说和电影的灵感来源，它们的主题都是追寻圣杯，而我小时候就看过这

些故事和电影。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马罗礼所讲的，是这个“惟一真正的追寻”的一种理想

化和清洁化了的，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化了的故事。相形之下，沃尔夫拉姆讲的故事

不但更准确地再现了人类行为的真实状况，而且比较可信，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没

有《新约》里那些和圣杯本身有关的象征意义。

在马罗礼的书里，这件神圣的古物被描写成一只“金质容器”，由一位“无比

纯洁的少女”携带，其中装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一部分鲜血”。我早就知道，这正

是长期以来被植人通俗文化的那个形象，其中的圣杯总是被描绘成一只杯子或者一

只碗（通常，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亚力马太城之约瑟用它接下了基督的几

滴鲜血）。

我自己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以致于我发现自己很难不把圣杯想象成一只杯

子。然而，我阅读沃尔夫拉姆写的《帕西法尔》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段落，它们

能证实我在法国了解的那些情况，那就是：这件古物虽然也是由一位少女携带着，

像在马罗礼的作品中一样，但它却被描写成了一块石头：

无论一个凡人如何病势沉重，从他见到这块石头那天

起，其后一星期内他便不会死去，其面色亦不再继续苍白。

这是因为，任何人，无论少女还是男子，只要目睹这圣杯两

年，你便不得不承认他的面色会如同刚出生时一样……这块

石头的确能对凡人施加如此的魔力，使其骨肉立即返老还

童。这块石头被称为“圣杯”。

这个奇异而令人难忘的形象使我震惊，使我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亚

瑟王之死》把圣杯描述成一只“容器”，而比它早得多的《帕西法尔》却明明白白

地把它描写成一块“石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做了进一步考察，从有关的权威文献里了解到了一点：马罗礼写《亚瑟王之

死》的时候，“仅仅是在生发一个主题，而（他）并不理解那个主题的意义”。而

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以及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这两本书，

则最明确地阐发了这个主题，它们都比《亚瑟王之死》早200多年。

在这个说法的鼓舞下，我开始阅读克雷蒂昂那部未完成的故事的影印本，于是

读到了以下这段描写圣杯的文字――这是对圣杯最早的文字记载（因而也是最早的

历史记载）。像在沃尔夫拉姆和马罗礼的作品里一样，圣杯也由一位少女携带着：

她手持这圣杯一走进来，圣杯的灿烂光芒便立即使所有

的烛光都暗然失色，如同初生的日月面前的星辰……这圣

杯……是用精致的纯金做的，上面镶着许多种珍奇的宝石，

都是天下最美丽、最昂贵的宝石。

我发现，关于这一点，克雷蒂昂的手稿明确地宣布：圣杯是一只杯子或者碗。

不过，从上下文里也可以看到，这完全就是他看见的圣杯。在手稿里的几处地方，

他提到了一个核心人物――“渔夫国王”正在“享用圣杯中的东西”，后来还写道：

“他享用的是由那只杯子盛的一片圣饼――那圣饼能使他充满活力，这圣杯是如此

的神圣。”

通过进一步核对，我知道了“圣杯”（grail）这个字本身来源于古代法文的

“gradale”（拉丁文是gradalis），其意思就是“一种广口而中空的容器，其中可

盛美食”。在克雷蒂昂时代的口语里，“gradale”这个字的发音常常是“greal”。

甚至在更晚近的时期里，法国南方部分地区依然用“grazal”、“grazau”和“gr

ial”称谓各种不同的容器。

因此，马罗礼才把这件圣物描写成了一只容器。不过，除了提到“一片圣饼”

之外，克雷蒂昂的故事里并没有提到任何明确和基督教有关的东西（甚至没有说圣

杯是一件“圣物”，而若受到《旧约》和《新约》的影响，便很容易产生这个观念）。

像沃尔夫拉姆一样，这位法国诗人也根本没有提到基督的鲜血，因而自然也没有暗

示那件古物就是它的容器。

由此，我们可以说，通俗文化中与“圣杯”相关的“圣血”这个概念是后世的

作者们添加的修饰，它既扩展了最初的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最初的主题。

再稍微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便满意地发现，把这个主题加以“基督教化”的

过程，是由西妥教团（Cistercian monastic order）的修士们完成的。而深刻地影

响了西妥教团并使之形成的，则是法国克莱沃修道院院长圣?伯纳德。他于1112年

加入西妥教团，被许多学者誉为当时最有意义的宗教人物。

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位圣?伯纳德，早年在改革和传播哥特建筑程式方面曾发

挥过具有重大影响的作用。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高耸的北塔楼的建造期间，他正

处在其权力的顶峰。当时，他不断强调神圣几何学的原则，使它在塔楼以及整个的

宏伟建筑中得以实施。不仅如此，在他死后很久的1153年，他的理论和观念依然被

视为推动哥特建筑进一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也是我在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见到

的那类圣堂和雕刻的主要灵感来源。

圣杯故事的各种早期非基督教版本，与《新约》里那个风格化了的故事（到马

罗礼时代已经形成）之间的桥梁，是所谓《追寻圣杯》（Queste del Saint Grail）

这部书架设起来的。13世纪的西妥教团修士们编辑了该书。不仅如此，编纂这部宏

大编年史的时候，尽管圣?伯纳德已经死去，在我看来，他却仿佛仍然在插手这项

工作，如同从坟墓里伸出一只有力的手，支配着编纂者们。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他浩繁的著作当中，这位极具影响的修士

已经提出了关于“基督之血”的神秘观点，而《追寻圣杯》的编纂者们也把这个观

点结合进了他们对圣杯本身的新定义里。从此以后，沃尔夫拉姆所说的“石头”就

全被忘记了，而克雷蒂昂所说的这只“容器”虽然被保留，其中却被装进了基督的

鲜血。

这个概念里使我感兴趣的一点是，教会立即对它做出了解释。我了解到，在赞

美诗、布道文和使徒书信里，后世全欧洲的一代代基督徒，大多都把圣杯和圣母玛

利亚的祝福象征性地等同起来――我记得，沙特尔大教堂就是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

这个虔诚比喻后面的推理逻辑是这样的：（按照《追寻圣杯》以及后来对这个传说

的校正版本）圣杯装着基督的圣血，而玛利亚生下基督之前，她子宫里装着基督本

人，因此这就表明――圣杯就是（并且一向就是）玛利亚的象征。

按照这个逻辑，圣母玛利亚，即“为上帝孕育神子者”，就是一只神圣的容器，

其中装着变成肉身的基督。因此，在16世纪的《罗莱托连祷经》（Litany of Lore

tto）里，她就被说成了“vas spirituale”（神圣之容器）、“vas honorabile”

（荣耀之容器）以及“vas insigne devotionis”（奉献之奇异容器）。

这个象征意义为什么会引起我的注意呢？很简单，因为《罗莱托连祷经》还把

受赐福的圣母称为“atca foederis”――而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拉丁语的“约柜”。

我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巧合，发现发明这个说法的还不止《连祷经》。12世纪时，

那位令人敬畏的修士、克莱沃修道院院长圣?伯纳德还曾经把玛利亚明确地比喻为

约柜――他在自己的几部著作里就做过这样的比喻。早在公元4世纪，米兰大主教圣

?安布罗斯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布道文，提出约柜曾经是对玛利亚的一种预言性的比

喻：约柜装的是以“十诫”为形式的旧律法，同样，玛利亚装的是以基督之身为形

式的新律法。

于是我发现，这样的概念不但一直延续到了12世纪，还被编人了现代基督教信

仰的体系中。例如，我有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见到了多明我教派一座美丽的小教

堂。它建于1924年，奉献给“A la yierge Marie Arche d' Alliance”，即“献给

约柜圣母玛利亚”。教堂位于奇亚斯一雅利姆山上，俯瞰着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

的公路，教堂的尖塔高达七米，顶上有个实际尺寸的约柜复制品。教堂内墙上还挂

着关于这件圣物的绘画。

我参观教堂时，听到了以下（极具安布罗斯大主教色彩的）的讲解，它解释了

教堂的供奉以及象征。讲解者是一位资深教会官员拉菲尔?米克海尔修女，她说：

我们把玛利亚比作有生命的约柜。玛利亚是耶稣的母

亲，而耶稣是律法和契约的主人。摩西把写着“十诫”的石

板放在了约柜里面；同样，上帝也把耶稣放在了玛利亚的胎

中。所以说，她就是有生命的约柜。

约柜和圣杯尽管大不相同，却竟然还是被反复地比喻成同一位《圣经》里的人

物，并且比喻的方式也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意义极为重大。我可以做

出这样的推断：如果玛利亚既是“有生命的约柜”，又是‘有生命的圣杯”，那么，

这就必定表明，这两件圣物实际上可能并不那么彼此不同――它们可能就是同一件

东西。

我想到了这种真正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并且，尽管它乍看上去有几分牵强，但

却真的为我提供了一条有趣的思路，使我能从这个新角度去思考沙特尔大教堂北走

廊那些雕像的选择及其排列方式。如果我这个推断没错，那么，那座手持装有石头

的“圣杯”麦基洗德雕像就在一个层次上代表着玛利亚，但另一方面，其本意很可

能是作为约柜以及其中的石板的秘密象征。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也增加了另一个假设的可能性，即北走廊的其他雕刻象征

着这件圣物被送到了埃塞俄比亚。但我也知道：对于这个如此重要的结论，我并没

有确凿的根据――我依靠的只是巧合、猜度以及一种强烈的直觉，即我可能想到了

某种重要的可能性。

我总是喜欢凭借自己的直觉，看它会把我引向何处。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

此刻正在不自觉地开始了一种调查，它要追根溯源，要耗费资金和时间，那我就必

须从某种更确凿的东西人手，而不能仅从几个轻松的巧合和预感人手了。

我并没有等待太久。1989年6月，我的助手终于找到了那篇学术论文。彼得?拉

斯科说过，那篇论文提出：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里对圣杯的

描写，受到过埃塞俄比亚传说的影响。那篇论文鼓舞了我，使我开始了调查，而这

次调查占据了我此后的两年时光。

文学影响，还是另有其他？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以新思路分析沃尔夫拉姆＜帕西法尔＞的东方源头》，19

47年发表在学术杂志PMLA（《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

论文作者海伦?阿道夫是一位很受尊重的中世纪文学史专家，对圣杯的源流怀

有特殊的兴趣。她论文的中心论题（她承认自己受到以前两位作者的影响）是：沃

尔夫拉姆虽然深受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影响，但他必定“已经知道，除了克雷

蒂昂写的圣杯故事以外，圣杯故事还有个具有东方背景的传说”。

我开始阅读海伦?阿道夫的论文时，已经意识到了一点：根据我已经完成的背

景调查，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在1182年就已经卓有成效地“创造”了一个圣杯故

事。在那以前，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神话传说里，都没有那个故事。

大多数有关权威都认为，历史上还存在一些更早的传说，例如关于那口魔法大

锅、英雄的追寻以及亚瑟王及其骑士们行侠仗义的事迹等等。宫廷诗人和说故事者

们把这些传说加进了他们的圣杯故事情节里。不过，这些更古老的传说却通过一代

代人的口耳相传，流传了下来，并且实在过于有名，过于“经受了种种考验而不衰”。

总之，它们过于为众人所熟知，因此使12世纪末克雷蒂昂所属的那个传奇文学圈子

里的作家产生了创作冲动。

这位伟大的法国诗人没有写完他的《圣杯故事》。不过，没过多少年之后，沃

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则以此为良好起点，扩展并完成了其前辈写的那个故事―

―同时，他还颇为无礼地指责克雷蒂昂“做了错事”，并说他自己德国版的圣杯故

事才是“真正的故事”。

他这种抗议之辞有个不合情理的地方，那就是：沃尔夫拉姆分明从《圣杯故事》

里直接提取了不少细节，并且从总体上看，他的作品也完全保留了《圣杯故事》的

情节和人物。实际上，他的作品和《圣杯故事》只有一处明显不同，那就是把圣杯

描写成一块石头这个离奇的发明。

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个发明的动机似乎是个真正的奥秘。这不可能是沃

尔夫拉姆的失误，他是位聪明而精确的讲故事高手，不可能犯这么重大的错误。所

以，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是根据自己的某种特别理由，才如此描写圣杯的。

海伦?阿道夫在这篇不长的论文里，阐述的正是她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她提出

了一个使我最感兴趣的答案。她指出，无论通过哪种途径，沃尔夫拉姆必定已经看

到了《国王的光荣》，从中知道了约柜被从耶路撒冷挪到阿克苏姆的故事，因而决

定把这个故事的要素融入自己的《帕西法尔》里。她认为，这个影响是“间接的”。

不过，沃尔夫拉姆描写的圣杯的奇特性质，其最合理的解释却可以追溯到一点：

“阿比西尼亚的每座教堂里”，都在使用所谓“塔波特”，即一块石板或者一块石

头。

阿道夫解释说，这个做法可以在《国王的光荣》记载的那些宗教传统里找到源

头――我认为她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早在1983年，我就听说埃塞俄比亚人把约柜称

为“塔波特”，据说，门涅利克把它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埃塞俄比亚，现在它被保存

在阿克苏姆圣堂礼拜堂内。

不仅如此，读者或许还记得：我后来还发现（阿道夫也证实了这一点），埃塞

俄比亚的每一座东正教教堂都有自己的“塔波特”。这些东西常被说成是阿克苏姆

那个原初约柜的复制品，它们不是匣子或者柜子，而是平板。我见过的那些板子都

是木头的。不过，进一步考察这件事情以后，我发现这些板子有许多的确都是石板。

阿道夫做了一番比较之后，强调指出：沃尔夫拉姆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按照

埃塞俄比亚人的“塔波特”的样子把约柜描写为石头。她还指出，并不是《帕西法

尔》里的所有人物都借自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作品，其中还有几个人物来历不

明，并且很可能受到了《国王的光荣》的启发。

至于这位德国讲故事者如何知道《国王的光荣》，她提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

而只是假定：流浪的犹太人可能把那部书带到了欧洲。她指出，在中世纪，“犹太

人不仅是阿拉伯人和一般基督教徒之间的调停人。他们在埃塞俄比亚还有自己的领

地，并且曾在那里（至今仍然如此）形成了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发现阿道夫的见解很有说服力，但其视野却极为狭窄。她专门从事文学批评，

因此她关心的只有文学。她着手去证实一点――《国王的光荣》和《帕西法尔》之

间可能存在着关联（即前者“间接地”影响了后者）。而当她感到已经达到了目的

时，便心满意足，驻足不前了。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她，因为她已经打开了我的眼界，

使我看到了某种更令人激动不已的东西――某种意义无比非凡的东西。

根据前面提到的约柜、圣杯和圣母玛利亚之间的比喻，我已经开始怀疑：更仔

细地看，约柜与圣杯的本质是否还会像乍看上去那样迎然不同。我忽然想到，沃尔

夫拉姆描写的约柜似乎曾受到埃塞俄比亚人有关约柜的传说的影响，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这种影响就很有可能不仅仅如此，而或许会比海伦?阿道夫所能想到的要多

得多。

长话短说，我开始怀疑这位德国诗人是否有可能杜撰了他的圣杯故事，把它作

为历史上那只真正的圣杯的某种“密码”。如果是这样，那么，构成《帕西法尔》

中心主题的那种探寻就也可能是一个密码，如同某些神秘的探宝图一样，它可能指

出了约柜本身最后的安放处。

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已经使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即它或许是与此相似的一种密

码，尽管它被隐藏在了石头里，而不是被写进一本书中。这种可能使我跃跃欲试。

这个密码可能暗示着，那件圣物曾被带到埃塞俄比亚――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怀

着真正的热情和兴奋，着手“破译”《帕西法尔》。

天书、天条和神谕

看来，我的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弄清一个问题：沃尔夫拉姆描写约柜时，是否真

的把它当作真正约柜的密码。为此，我决定暂不深入考察阿道夫提到的约柜与埃塞

俄比亚人的“塔波特”之间的牵连。相反，我打算找出圣杯特征和约柜特征之间直

接的相似性，而《旧约》和其他古犹太文献里对两者都做过描述。只有两者特征的

相似性具有说服力，做进一步的考察才会有意义。

我注意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沃尔夫拉姆把克雷蒂昂的圣杯（或容器）变成石头

的方式。我想到，那位法国诗人对圣杯的描述想必十分含混神秘，因此不可能让沃

尔夫拉姆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可能使他把这位前辈对圣杯颇不精确的

描述（即一只神圣的容器），翻制成一种符合他自己需要的形状。总之，克雷蒂昂

对这个容器的描述并不是直接的，而仅仅只谈到了它所装的东西。

约柜毕竟也是个容器，其中的确装着石头――准确地说，是两块石板，上面写

有“十诫”，那是上帝用手指写上去的。所以，使我感到兴味盎然的是，沃尔夫拉

姆描写的圣杯也像诫板一样，也时时带有一种天书的印记，它规定了一些守则。

还有一些这样的巧合。例如，圣杯对其仰仗者发挥着天启的功能：

我们跪倒在圣杯前，突然看见它上面写着：一位骑士将

会来到我们这里，若听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悲苦便

会终结。然而，若任何一个儿童、少女或男子事先告诉骑士

要提问，圣杯便会立即失效，便会造成伤害，并引起更深的

痛苦。“你们懂了吗？”那段文字问道，“你们若事先提醒他，

这杯便会造成伤害。他若在第一天晚上没有提问，这杯的力

量便要消失。但他若适时地提出了问题，他便会拥有这个王

国。”（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付自西法尔》，第246页）

同样，约柜也时常被用作神谕，发布着与以色列人生死攸关的忠告。例如，在

《圣经?士师记》中，上帝本身也常常被与约柜完全混同起来。我读到了其中这样

的段落：

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

非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

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

“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旧

约?士师记》第20章第27―28节）

我还读到了《圣经》里的一段话，它在这段话后面很远的地方。它说，约柜极

难得真正地说话，而那种“幻象’现在已经是“非同寻常”。然而，即使如此，当

先知撒母耳跪在“上帝之殿，约柜也在其中”的时候，这件圣物还是发出一个声音，

警告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事见《旧约?撒

母耳记上》第l―11节――译者注）

说话也好，幻象也好，井不是约柜传达上帝默示的惟一方式。像圣杯一样，约

柜也经常用书写文字的方式来传达这些默示，例如它曾经向大卫王透露了神殿的蓝

图，而他的儿子所罗门日后将建造那座神殿（事见《旧约?历代志上》第28章――

译者注）。

罪孽的重量、金牛和天降之石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圣杯与约柜还有许多共同特点，尤其与那两块石头诫

板有许多共同特点。其中的一点，就是圣杯的重量似乎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控制

的。沃尔夫拉姆写道：“圣杯（当被心地纯洁者携带时）非常沉重，罪孽深重者无

法将它提起来。”

我想，这个说法很可能和犹太人的一个古代传说有关。那传说谈到，先知摩西

带着诫板，从西奈山上下来，诫板上刚刚写下“十诫”的神圣律条。这位先知走进

营地时，恰好看见以色列众人在膜拜金牛，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

他发现诫板上的字迹立即消失了，同时感到它们无比沉

重。这是因为，当那些天书在诫板上时，它们携带着诫板自

身的重量，并不使摩西感到沉重。但是，这些文字一消失，

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路易斯?金斯伯格：《犹太人的传说》）

沃尔夫拉姆写的那个神秘故事里也出现了金牛。不仅如此，这金牛还出现在一

个万分关键的时刻，以致于我可以断定，作者是在刻意地以此传达一个信息，而这

个信息则把圣杯和约柜进一步地等同了起来：

（在《帕西法尔》的第9章，我读到：）有个异教徒，名

叫弗列杰塔尼斯，以其知识渊博而闻名。这位精通天象者乃

所罗门之后，具有自古代承袭的以色列人血统……他记载了

圣杯的种种奇迹。弗列杰塔尼斯将一只金牛当作自己的神明

崇拜，而他的父亲就是异教徒……（弗列杰塔尼斯）能告诉

我们每颗行星的何时消失，何时再回来，运行到天空某处的

周期有多长。所有的人都受星体运行的影响。这异教徒曾敬

畏地说，他能看到星座中隐含的秘密。他声言：世上有件东

西，名叫圣杯，他从星象上很容易地便读出了它的名字。

“一群天使将它留在了地球上，然后飞向高空，飞到星星上

方，又仿佛其清白还会将他们再度吸引到地球上。”

在我看来，这段话中真正重要的是：它让弗列杰塔尼斯（他的所罗门和犹太人

后裔的出身兼异教的背景十分有趣）去宣布圣杯来自天界。

何以重要呢？这完全是因为：我研读过一些最严肃的《圣经》学者的著作，他

们都指出，约柜中的石头诫板，实际上就是两块陨石。这个见解并不完全是后世人

的诠释，而摩西和《旧约?利未记》里祭司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看法。相反，据说从

古代起，像以色列之子这样的闪米特人部族就已经在供奉“天降之石”了。

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因此，最能说明它的实例就是穆斯林对那块神圣

的“黑石”的格外崇拜，它被镶在麦加清真寺天房的一个墙角里。到这个圣地朝圣

的每个香客都要亲吻这块圣石。先知穆罕默德宣布：这块圣石自天而降，在地球上，

它先被给予了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以吸收他的罪；后来，天使加百列把它交给了

希伯来酋长亚伯拉罕；最后，它成了麦加清真寺天房一一伊斯兰世界的“跳动的心

脏”的基石。

我知道，地质学家们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块“黑石”来自陨星。同样，伊斯兰教

诞生前的一些阿拉伯部族在沙漠荒野流浪时，也随身携带着两块被称为“Betyls”

的圣石，而研究者也认为它们就是陨石。学者们也公认，有一条文化传播的直线，

把这些“Betyls”（它们常被放在随身携带的神龛里）与麦加清真寺天房里的“黑

石”、与约柜里的两块诫板联系起来。

后来，我还了解到，中世纪的欧洲把这些“Betris”称作“lapis betilis”。

而这个名称来自闪米特语，后来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用来称谓那些据说具有神奇生命

的圣石，它们具有灵魂，并且被用于为潜水者的迷信服务，以及用于魔法和占卜。

它们是些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很难相信，沃尔夫拉姆特别提到他的圣杯一石头来自陨石，

这会是纯粹的玄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使用了弗列杰塔尼斯这个人物，而

且在几页之后就给圣杯起了另外一个名字――“lapsit exillis”。

对于这个伪拉丁语称谓的真正意义，我虽然见到过种种解释，但到目前为止，

听上去最可信的解释却是：它来自“lapis ex caelis”（来自天空的石头），“l

apsit ex caelis”（它自天而降），甚至可能来自“lapis，papsus ex cealis”

（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同时，我也感到，“Lapsit exillis”这个不纯的拉丁语词组也非常接近“la

pis betilis”，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怀疑：这位德国诗人是在有意制造一个双关语，

并且也是个典型的密码（拉丁语“lapis betilis”的一个意思是“被带走的石头”，

此处可以暗指被带走的约柜或圣杯；但它也指“流动的石头”，即陨石，所以作者

说这也许是一语双关――译者注）。

献辞、超自然光和选择之力

沃尔夫拉姆在他的作品里反复讲到，圣杯是使那些与之接触的心地纯洁者得到

赐福与丰饶的源泉。这是用来把圣杯喻为约柜的另一个颇为不同的方面，我只举众

多例子之一。在《帕西法尔》第5章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在圣杯前，无论你伸手索要什么，都能得到满足。你会

发现，你要的东西已经在你手里了――热菜、冷餐、鲜鱼以

及你平素喜欢的东西……因为圣杯就是赐福之果，就是这个

世界满载丰饶的羊角（cornucopia，古希腊神话中哺育主神

宙斯的羊角，充满花果，象征丰饶――译者注）。

在我看来，这段描述很可能反映了古代《犹太法典》上的说法，那里面说：

所罗门将约柜带入圣殿时，殿中所有金树皆充满水露，

结出硕果，为众僧带来丰厚收益与快乐。

我发现，约柜和圣杯之间还有一个更加相似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能放

射超自然的光芒。《圣经》上说，保存约柜的所罗门圣殿内殿（后来约柜从中被挪

走）是个“漆黑的”所在。然而，《犹太法典》里却说：“以色列大祭司借着神圣

约柜发出的光进出圣殿。”而约柜遗失以后，这种便利也就不复存在，从此，大祭

司只好“在黑暗里摸索而行”。

因此，约柜就是一种超自然光的光源，它能发出耀目的光芒，《圣经》里的无

数段落都提到了这一点。同样，克雷蒂昂描写的圣杯也能放射光芒，“无比明亮……

使所有的烛光都暗然失色，如同初升的日月面前的星辰。”沃尔夫拉姆想必很乐于

接受这个描写，因为他已经把圣杯描写为石头，而圣杯放光这个特点为他编制的约

柜密码提供了依据。

同样，克雷蒂昂描写的圣杯是用“纯金”做的，而约柜则“里外都包着纯金”，

还有一个盖子（它被称为“仁慈之位”），也是“纯金做的”。不过，使约柜和圣

杯放光的，却并不是这种贵重金属，而是它们本身蕴藏的强大的天界能量。上帝的

手指在诚板上写下“十诫”之后，正是诫板发出的这种能量，使摩西走下西奈山时，

脸部被一种奇异的超自然光照亮：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诫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

面皮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先，就

怕挨近他。（《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第29―30节。作者

此处引用的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语译本，与中文“神

版”译文略有不同――译者注）

所以我认为，沃尔夫拉姆描写的“圣杯一石头”，从它在《帕西法尔》中第一

次出现起，就由一位叫勒庞斯?德?索哑的少女拿着，而她的脸也“放射着明亮的

光辉，使所有的人都以为那时升起了太阳”，这也不是纯粹的巧合。

上天命定的英雄

勒庞斯?德?索妮是位“公主”，并且“无比贞洁”。不过，她最重要的特征

却是圣杯已经选中了她。“圣杯本身让一位女子持着，”沃尔夫拉姆解释道，“她

名叫勒庞斯?德?索妮……我听说，圣杯只愿让她拿着。”

这个说法似乎是在暗示那件圣物具有某种感觉。与这个特点相连的，还有另外

一个特点。“谁都无法赢得圣杯，”沃尔夫拉姆在《帕西法尔》第9章里说，“惟有

一个上天命定者才能赢得圣杯。”该书第15章又突出强调了同样的观点：“谁都无

法以强力赢得圣杯，惟有那个被上帝召唤到那里的人才能做到。”

在沃尔夫拉姆作品的事物整体格局中，圣杯的这两个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即它具有选择力，而只有“上天命定者”才能赢得它。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圣

经》对约柜的描述当中，已经谈到了这两个特点。例如，在《民数记》第10章第33

节里，约柜不但选定了以色列众人穿过沙漠的路线，也选定了他们应当露营的地点。

同时，《历代志》里，也有“上天命定”某些人去接近约柜的例子：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

因为耶和华挑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见《旧

约?历代志上》第15章第2节，又见《旧约?申命记》第10

章第8节――译者注）

但是，我发现约柜与沃尔夫拉姆的那只有感觉、上天命定的圣杯之间最密切的

联系，却不是在《圣经》里，而是在《国王的光荣》里。该书讲述了约柜被拐到埃

塞俄比亚的故事。我阅读E?A?瓦利斯?布奇爵士权威性的英译本时，看见了一段

话，它提到约柜时几乎像在提到一位女性（像所有的女性一样，她也时常改变主意）：

汝言及的柜去彼之城，去埃塞俄比亚国，若上帝愿如

此，若她本身愿如此，那便无人能够拦阻她。因若上帝应

允，她本身愿去，她本身愿回。

接着，我注意到了以下几段奇特的说法，它似乎在暗示这件圣物具有智能，而

保有这圣物则是上天命定的结果：

约柜依照其自由意愿行事，无论其意愿为何意愿，它若

不愿意，便无法将它从其底座上取下。

若无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约柜便不会随意去任何地方。

但那些为上帝选定者则是埃塞俄比亚人。因那里有上帝

之居所，即锡安山，有上帝之约柜。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国王的光荣》第60章里，我发现了一段长篇悲悼文

字。据说，这是所罗门得知约柜被他儿子门涅利克从耶路撒冷圣殿内殿拐走后说的

话。在所罗门最痛苦的时候，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问道：

“汝为何如此悲愁？此乃上帝之意志。约柜已交与汝之

长子……”听罢此话，这国王方觉安慰，言道：“此乃上帝

之意，而非人之意。”

我想，沃尔夫拉姆写下“谁都无法以强力赢得圣杯，惟有那个被上帝召唤到那

里的人才能做到”这句话时，难道他想的不正是这些吗？换句话说，如果圣杯确实

就是被化成了一个密码的约柜，那么，这位德国诗人所说的那位“上天命定的”英

雄，其原型除了门涅利克本人之外，还会是谁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把《帕西法尔》读了一遍。但我并没像海伦?阿道夫

那样去寻找《国王的光荣》对这部作品的文学影响，而是想找出书中出现的一些能

指向埃塞俄比亚的清晰线索。我想知道书中是否存在着有关暗示，说埃塞俄比亚可

能就是沃尔夫拉姆所说的那块神秘的“Terre Salvaesche”（赐福之地）――即圣

杯所在之地，因而也暗示了约柜所在之地。

1989年夏天我阅读《帕西法尔》时，注意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可能性：这个虚

构的“圣杯”，可能被作者用作了约柜的一个隐晦象征。

这又使我做出了另一个假设：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那位“上天命定的”

圣杯英雄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人物，而我们一旦知道他是谁，就能知道通向约柜

之谜核心的途径。正因为如此，这位诗人才把此人的真实身份隐藏在了一重重神秘

的、有时甚至是故意误导的细节后面。

我想，这个人物除了门涅利克以外不可能是别人。他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

儿子，根据阿比西尼亚的传说，门涅利克把约柜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如果这个推测里多少有些情况符合真实，那么，我就有希望从《帕西法尔》里

找到进一步的线索。这些线索具有密码的性质，可能被频繁的假线索弄得模糊不清，

可能分散在彼此迥异的诸多章节里，可能被作者故意弄得晦涩含混。尽管如此，如

果这些线索被集中起来，如果理解了它们的真正含义，那么，它们依然可能强调出

约柜与埃塞俄比亚的牵连。

紫檀与象牙

在《帕西法尔》的一章里，我发现了此类线索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一章谈到了

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名叫“扎扎曼科”，那里居民的皮肤都“像夜一样黑”。一

位流浪的欧洲贵族来到了这个国家，此人名叫“加姆列特?安如”。他在那里爱上

了一位地位相当于女王的女人，即“美丽忠贞的贝拉坎妮”。

“贝拉坎妮”使我不禁想到它仿佛是“玛克姐”（Makeda）的回声，后者是示

巴女王的埃塞俄比亚名字，那是我1983年访问阿克苏姆时听说的。我还知道，在穆

斯林的传说中，这同一位君主被称作“比尔吉斯”（Bilquis）。

我现在已经知道沃尔夫拉姆喜欢创造新词，喜欢以拼合旧词的办法，创造出一

些有趣的新名称，因此在我看来，排除一种可能性便显得过分草率了。那种可能性

就是，“贝拉坎妮”（Belacane）这个名字就是“比尔吉斯”和“玛克姐”综合而

成的。而因为诗人把她描述为“一位黑肤女王”，就认为她不是示巴女王，这就更

是加倍地草率了。

《帕西法尔》第一章详细地讲述了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通过更仔

细的研读，我发现其中还有一些情节十分类似《国王的光荣》里讲的所罗门王与示

巴女王的故事，而埃塞俄比亚人的其他许多传说也都提到了这个故事，只是说法略

有出入。

这样的联系使我感到，沃尔夫拉姆用大量篇幅，明确谈到加姆列特像所罗门一

样是个白皮肤的人，而贝拉坎妮像玛克妲一样是个黑种女子，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这位法国安如省的“白皮肤”骑士来到扎扎曼科以后，贝拉坎妮曾对她

的侍女说：“他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但愿这不是他的缺点。”这当然不是缺点，因

为此后几星期内，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就陷入了狂热的恋情，展开了一个接一个的

浪漫故事，最终两人来到了贝拉坎妮寝宫的卧房里：

女王用自己黑肤的双手征服了他。卧房里有一张华美的

床，铺着黑貂皮色床单，那上面正有一个私下的新荣誉在等

待着他。房里只有他们两个，年轻侍女们已经离开，并关上

了卧房的门。女王将甜蜜高贵的爱给予她的心上人加姆列

特，尽管两人的肤色几乎毫不相配。

这对恋人结婚了。然而，贝拉坎妮是个未受洗的异教徒，因此，基督徒加姆列

特，这位做过许多侠义壮举的骑士，在妻子“有了12星期身孕”时却从扎扎曼科逃

走，给她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乘船走了，像个窃贼。为了使我们少流些眼泪，我不

得不悄悄溜走。夫人，我不能不对你说：你的信仰若和我一

致，我会与你相守终生。即使现在，我对你的爱依然在给我

无穷无尽的折磨！我们的孩子若是男的，我发誓他将会十分

勇敢。

加姆列特离开后很久，依然饱受自责之苦，因为“那黑肤色的女子比他的生命

还要宝贵”。后来他说：

现在，许多无知的家伙都会以为，我是因为她的黑皮肤

才离开她的。但在我眼里，她却像太阳一样明亮！一想到她

无与伦比的女性气质，我便痛苦万分，因为倘若贵族是一块

盾牌，那她就是盾心。

以上就是贝拉坎妮与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孩子后来怎样了呢？

她怀胎足月，生下一子。他的皮肤是黑白混合色的。这

使上帝很高兴，要使他成为一个奇迹，因为他既黑且白。女

王俯下身子，一遍遍地亲吻儿子身上的白皮肤处。她为自己

的小孩取名“安如的法莱菲兹”。他长大后成了勇士，代光

过整片森林，折断过无数长矛，戳穿过无数盾牌。他的头发

和全身皮肤的颜色相互映衬，如同喜鹊一般。

沃尔夫拉姆以最生动具体的方式，强调了法莱菲兹是个混血儿，是一位黑种女

子和一位白种男子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这个混血的法莱菲兹还将在《帕西法尔》

的故事里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的父亲，即那位多情的加姆列特，抛弃了贝拉坎妮

以后回到欧洲，又娶了一位名叫“赫兹罗德”的女王，并很快使她怀了孕。后来，

加姆列特又抛弃了她，在各地多次冒险，在一系列战斗中赢得了荣誉，最后被杀。

沃尔夫拉姆讲道：“加姆列将死后两星期，赫兹罗德生下一个体型很大的男婴，

这使她几乎丧命。”那个男孩就是帕西法尔，即与沃尔夫拉姆故事同名的主人公；

此外，由于他父亲是加姆列特，帕西法尔还是法莱菲兹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发现，在《国王的光荣》和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的传说里也有许多人物，他

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近似于加姆列特、贝拉坎妮、法莱菲兹和帕西法尔等人之间的

关系。这种相似性虽说是间接的，但我仍然希望能从沃尔夫拉姆的作品里找到此类

引人入胜的暗示。于是，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他已经为我们埋设了一条线索，它

穿过陷阱和迷宫，最后将把我引向埃塞俄比亚。

黑种的贝拉坎妮和白种的加姆列特，这两者之间的反复对比是《帕西法尔》开

始几部分使人无法回避的特点。在《国王的光荣》里，这对恋人是所罗门王和示巴

女王。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也在寝宫做爱。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

样，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次是玛克妲，即示巴女王）也抛弃了另一个，踏上了漫长

旅途。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结合的产物也是个混血儿，这次是门涅利

克。还是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在有关段落中，作者也反复强调两人肤色的

不同，这次是在《国王的光荣》里面。其中一个典型场景是，犹太国王所罗门因门

涅利克盗走约柜而受到谴责，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汝子盗走约柜。汝生之子，亦生自一异邦人，而上帝并

未吩咐你娶她。换言之，彼为一埃塞俄比亚妇人，与汝肤色

不同，与汝不属一国，且为黑种。

此外，门涅利克和法莱菲兹之间还有些共同点，而那已经不只是在同为混血儿

这一点上相同了。例如，“法莱菲兹”（Feirefiz）这个名字本身就存在着奇特之

处。它属于什么语言？有什么含义？

经过查阅，我发现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个问题有着颇有把握的看法。其中多数人

把这个发音古怪的名字看作沃尔夫拉姆创造的一个典型的新词，其基础是法语的

“vair fils”，字意为“有黑白斑的儿子”。不过，另外一派却认为它来自法语的

“vrai fils”（即“亲生的儿子”），这听上去也不无道理。

在《国王的光荣》里，我找不到任何能直接反映这两种辞源的比较（尽管在第

36章，所罗门第一次见到门涅利克时说：“汝看，此乃吾儿。”）。不过，这个传

说还有另一个埃塞俄比亚版本，虽然情节稍有出入，但也是个古代的版本，1904年

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厄诺?里特曼教授译成英文。它也描述了所罗门初见门涅利克的

情景，其中有以下这段话：

门涅利克立即走到他面前，伸手向他致意，所罗门言

道：“汝为吾之亲子。”

换句话说，这就是法文的“vrai fils”（亲生的儿子――译者注）啊！

迂回的机制

这样的巧合使我越来越难抵御一个想法：沃尔夫拉姆的确把他笔下的法莱菲兹

与门涅利克联系在了一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国王的光荣》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

海伦?阿道夫就这样认为），而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约柜的最后下落是在埃塞

俄比亚，因为他已经用密码的方式，把这个信息编制在了《帕西法尔》里。因此，

《帕西法尔》就是一幅文学的“寻宝秘图”，它把圣杯作为约柜的一个秘密代码。

沃尔夫拉姆一直沉迷发明巧计，热衷于创造一些文字戏法，既让人困惑难解，

又令人兴味盎然。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他制造的大多数假象，也看破了他

经常使用的那些骗术，其目的是诱使读者远离隐藏在故事核心的那个秘密。因此，

看到书中以下的描述，我并不感到困惑――寻找圣杯的人并不是法莱菲兹本人，他

最后也没有获得找到这件珍贵古物的荣誉。因为这个结局会显得太过直接，分明是

个指示箭头。何况，沃尔夫拉姆也不能容忍一点：一位黑种女王的一个异教混血儿，

成了一个浪漫传奇里的英雄，而这个传奇原本是为了愉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位聪明的德国诗人会完全满足于一个结局：让纯粹白

种、品格高洁的帕西法尔去赢得那只虚构的圣杯，而这正是他的大部分读者惟一感

兴趣的事情。同时，在为数不多的有识者看来，指示通往约柜之路的人，却应当是

那个“亲子”法莱菲兹。

不过我也懂得，要支持这个假设，我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而不能仅仅凭借一

系列巧合――无论这些巧合显得如何意味深长，如何引人入胜，都是如此。于是，

我展开了一项耗费脑力的工作，再次仔细研读《帕西法尔》。

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根据我前几次阅读，我记得法莱菲兹最后娶了勒庞

斯?德?索娅。她就是携带圣杯的那位完美纯洁的女子，她仿佛笼罩着圣洁和力量

的光环，她始终在故事中时隐时现。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它虽小，却意义重大，被隐藏在一条我以前没有发现的线

索里：在沃尔夫拉姆提供的大团圆结局里，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姬有了一个

儿子，名叫“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

当时，在彼时彼地，我要是能证明那块“圣杯之地”（TerseSalvaesche）其实

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块国土，那就太好了。这样一种直接联系，至少能有

力地支持我提出的那个理论，即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就是一张“寻宝秘图”。

但遗憾的是，《帕西法尔》里连半点能证实这个见解的东西都没有：书中提到那块

“圣杯之地”时，只使用了最虚幻、最朦胧的语言，根本无法表明它的国王就是

“祭司王约翰”。

我几乎都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了。我满心乐观，大步走进了一条令人极度失望的

死胡同，却突然发现了另一部中世纪德国史诗，而其中的祭司王约翰确实成了圣杯

的守护人。

那部史诗名叫《小提留莱尔》（Der Jungerer Titurel），其风格非常近似

《帕西法尔》，以致许多学者曾长期把沃尔夫拉姆看作它的作者（从13世纪起就有

这样的看法）。不过，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人们发现它的真正作者是位比沃尔夫拉

姆稍晚一些的作家。据说，这位作者名叫阿尔布莱希特?冯?莎芬伯格，他在1270

年―1275年期间（即沃尔夫拉姆死后15年左右）编纂了《小提图莱尔》，其依据是

沃尔夫拉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片断。的确，阿尔布莱希特的作品和他老师的实

在太像了，以致他本人曾被当成了沃尔夫拉姆，“不仅采用了他的名字和题材，而

且采用了他作为叙事者的写作风格，甚至承袭了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细节。”

我知道，中世纪文学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那就是：后代作家往往喜

欢续写和完成其前代作家的作品。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本身就来自克雷蒂昂

?德?特罗耶写的圣杯故事。现在看来，为这个故事提供一个结局，一个在圣杯最

后安放地找到圣杯的结局，这个任务被留给了第三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

《小提图莱尔》里明确宣告，这个最后安放地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个王国。

我认为，在有关圣杯的文献中，这样的宣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个

消息还是沃尔夫拉姆的一个追随者提供的，此人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得到沃

尔夫拉姆本人的笔记和札记。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某种迂回机制，它是那位“大师”

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既不必在《帕西法尔》里过分直露地写出他的埃塞俄比亚秘

密，又能确保把那个秘密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代人。

这个结论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然而，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具有

学术上的优势，不如说在于一个事实：它鼓励我去认真对待沃尔夫拉姆关于“祭司

王约翰”的简要叙述，因而把我的调查继续坚持下去。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项

调查虽然耗费精力，最终却得到了可观的成果。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沃尔夫拉姆提到“祭司王约翰”的

时候，他头脑里想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呢？

最初的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样想。其实，他明确地宣布说，“祭司王约翰”

出生在“印度”――书里说，法莱菲兹显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经历了《帕西法

尔》里描述的那些冒险之后，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妮便回到了这个国家。为

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复杂，同一段里又接着说道，“印度”（India）也被称为“特里

巴立包特”（Tribalibot，意思是：我们这里叫它“印度”，这里就是“特里巴立

包特”）。

我查阅了前面的一些章节，发现其中有些段落把法莱菲兹称为“特里巴立包特

之王”。这个叫法是一贯如此的，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儿子“祭司王约翰”

最终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特里巴立包特/印度的国王。不过，我却几乎无法忘记，

法莱菲兹本人就是“扎扎曼科”王国女王贝拉坎妮的儿子。因此，我知道沃尔夫拉

姆把法莱菲兹称作“扎扎曼科之王”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奇怪。

根据这些五花八门的古怪称号，我能得出的惟一合理的结论是：“扎扎曼科”、

“特里巴立包特”以及“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会不会就

是埃塞俄比亚呢？假设沃尔夫拉姆写作时始终想着印度次大陆（因为他确实说出了

“印度”这个名字），这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我决定去追溯“祭司王约翰”的真正来历，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更多

帮助。

一位真正的国王

我发现，12世纪之前还没有“祭司王约翰”这个名字。而12世纪时，欧洲十字

军曾连续占领圣城耶路撒冷八十多年1187年他们被阿拉伯人赶走）。历史学家认为，

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祭司王约翰”，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期，即出现在1145年弗

雷星根的奥托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里。这位大主教说自己是从一位叙利亚教士

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的，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到了某位“约翰，国王兼祭司（rex

et sacerdos）”――他是基督徒，住在“最遥远的东方”，统帅着众多军队，看来

他是打算把这些军队交给耶路撒冷的保卫者支配。据说，这位“祭司王约翰――如

此称呼更便于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富甲天下，连王杖部是纯翡翠做的。

后来到了1165年，欧洲广泛流传着一封书信，据说，那是祭司王约翰的亲笔，

写给“各位基督徒国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和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

里克一世”。这封信里充满了最荒诞无稽、最超乎寻常的措辞，宣布祭司王约翰除

了拥有这一切之外，其国土还“因有众多印度人”而被分成了4个部分。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

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

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

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

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

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

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

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

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

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

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

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

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

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

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

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

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

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

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亚人皈依基督教经过的著作，我在1983年研读过那本书。

这部重要论述里的细节包括阿克苏姆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公认的历史人物（像

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那国王等）。这些细节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点：鲁菲努斯提到

的那个国家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尽管他始终把它称作“印度”。

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早期地理学家总是把埃塞俄比亚说成那个印

度大帝国的西部疆土”。不仅如此，看来这同一个地理学错误，连同12世纪流传的

那封奇特书信，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印象，即“祭司王约翰”是位亚洲的国王，

确切地说是位印度国王。

这个印象虽说是错的，却已经顽强地证实了一点：在“祭司王约翰”不再是个

神话人物之后很久，在他的王国被确定在非洲之角之后很久，这个印象依然存在着。

例如，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写道：“阿比西尼亚是一片广大的国土，被称

作中印度或第二印度，其国君是基督徒。”这句话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传统学说的

认识。

与此相似，在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旅行家西蒙尼?希格里仍然把“祭司国王

乔万尼”说成一位住在印度的君主，而那个“印度”其实是位于埃及苏丹管辖的边

界上，其国王曾被描述为“尼罗河之主”，据说，他能够控制流入埃及的尼罗河。

在相当晚近的16世纪，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使团，其成员依

然认为自己将要见到“印度的祭司国王约翰”。后来，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

甫对这个使团做过权威性的记载。他于1520年4月在红海的玛撒瓦港上岸，其后用了

6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各地旅行。那次耗费体力的艰辛旅行虽然无疑是在非洲大陆之

内，他那本书的书名却依然反映了那个古老的地理学错误：《印度祭司王约翰的国

家之实况》。

在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翔实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作

“祭司国王”或者“祭司王约翰”。

我还能证明，在比这早得多的时代（即1352年），罗马教皇驻亚洲的大使弗朗

西斯坎?德?乔万尼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过：“埃塞俄比亚居住着黑种人，该

国被称为祭司王约翰的国家。”同样，公元1328年有位名叫约丹努司?“卡塔拉尼”

的神甫也曾把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为“祭司王约翰”。更晚些的1459年，弗拉?马

罗绘制了一幅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受到广泛重视，其中把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版

图的一座城市标上了红颜色的说明：“此为祭司王约翰之国都。”

浏览面前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我的确困惑不已：有的说法似乎毫不含糊地把

祭司王约翰说成在埃塞俄比亚；在另一些说法里，他虽然被看作在埃塞俄比亚，却

被说成几个名叫“印度”的地方的国王；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就在印度本土――或

者是在远东一个别的国家。

但是，这一切混乱背后似乎有一点确定无疑的东西：真正的祭司王约翰，这一

切神话之源，终究必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国君――该国是中世纪时期世界上曾

存在过的、欧洲以外惟一的基督教王国。因此，沃尔夫拉姆提到“印度”被“祭司

王约翰”所统治，而此人是法莱菲兹与勒庞斯?德?索妮的儿子，信基督教――他

这里说的“印度”只能是埃塞俄比亚。

我翻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想找到一个希望是明确的最后说法。结果，我看

到了如下的解释：

并非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很早的时代起，“祭

司王约翰”这个称谓就被赋予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尽管这

种关联曾一度被“祭司王约翰是亚洲人”这个流行传说所掩

盖。将此人说成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说法的来由其

实是混淆了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吉尔，

甚至可能更早。

《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这个词条用以下的一段话结束，这对我的调查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提到了教皇和祭司王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发生

在门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致函那位君

主，无论教皇当时如何想象那国王的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真

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当时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请注意一点：菲

利浦大夫在东方见到的“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也必定就

是某位真正握有王权的君主的使臣，而不是一个幻影的代

表。表明自己愿意完成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祭坛的使命

者……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

圣墓教堂内，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的确曾长期拥有一个礼拜堂

和祭坛。

我不久之后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公元1189年，那个礼拜堂和祭坛首次被授予了

埃塞俄比亚人，但不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无权授予这种恩惠

了），而是由穆斯林的萨拉丁授予的，他于1187年从十字军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

最重要的是，圣墓教堂里的这些特权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直接向萨拉丁求得的。

请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本人。

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法国北部那些无名的石头建筑上就出现了一些圣杯和

约柜的神秘图画，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里，也出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示

巴女王雕像。同样，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开始写

作《帕西法尔》。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纯然的巧合，相反，现在我感到这些

背景环境已经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那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沃尔夫拉

姆那部引人注目的叙事诗，其创作目的显然都是作为某种神秘的寻宝图。并且，尽

管这些图上并没有标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我们看来还是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地图上

标出的那个藏宝地点只能是埃塞俄比亚――那里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王国，是那只

虚构圣杯的最后所在，因而也是（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将会找到约柜的地方，

而那只圣杯所象征的真正对象，就是约柜。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另外几个问题：

――12世纪的时候，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到一位德国诗人

和一群法国圣像雕刻家那里的？

――是什么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如果后者都创作出了艺术作

品，而其中都用密码的方式编制了同样的信息，那他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前者有

关联。

――最后，为什么有人宁愿把约柜下落的秘密，用讲故事和雕刻的方式表现出

来？我已经几乎要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将这个秘密传给

后世的各代人。不过，与此同时，这里使用的密码（尤其是沃尔夫拉姆使用的密码）

一直格外难以破解。我自己手头有12世纪的全部研究资料，并且得到了目前的结果，

这完全是由于我去过阿克苏姆城，因而有了先人之见，即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

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便利和优势。这就是说，隐藏在

《帕西法尔》里的信息，根本不可能是在中世纪编制进去的――除非有些人能获得

一种非常特殊的、惟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创造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密码。所以

我认为，假设必定存在过这类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但他们究竟能是谁呢？

我的确发现一些欧洲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他们是占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的一

部分，12世纪时大量出现在耶路撒冷。1145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时，那里正初次流传

着“祭司王约翰”的传说。1177年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使臣们已

经访问了那座圣城，去寻找圣墓教堂的一座祭坛。因此，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完全有

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些欧洲人。

不仅如此，这些欧洲人还有个高度秘密的组织，并在远程国际通讯中经常使用

密码。此外，这些人还参与了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演进和传播（更具体地说，他们可

能参与了沙特尔大教堂建筑及雕刻的工作）。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曾有几次提到过这些人

的名字。我研究那只奇特的圣杯时就遇到过那个名字，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家把那

只圣杯放在了他们假想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雕像的左手中（那雕像碰巧几乎是麦基

洗德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的惟一雕像）。

这些人影响巨大，孔武有力，游历广泛，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组织的正式全称叫“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但其成员都以“圣

殿骑士”或者“骑士圣殿教徒”而闻名。从本质上说，这是个宗教组织，其成员都

是武僧。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组织都把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的

原址上，而在《旧约》时代，约柜就是从那里神秘失踪的。

爱玛?荣格是一位学者和讲师，也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妻子。她

曾经指出，12世纪末形成圣杯传说这种文学样式，其方式既突如其来，又令人惊诧。

爱玛写过一本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著作（这是为荣格基金会而写作的），其中

提出，这个传说突然戏剧般地衍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其背后必定存在某种意义重

大的事情。其实，她甚至还提出，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和沃尔夫

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这个样式中最早的两部作品，“几乎就像

突然喷涌出来的地下水水脉一样。”这个“地下水水脉”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答案就在开始流传“圣杯传奇”的那个历史时期内。那毕竟是个十字军

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第一次密切接触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文化；在那个

时代，基督教的军队占领耶路撒冷达80年之久（从公元1099年到1187年萨拉丁收复

这座圣城）。就在1182年，即基督教军队占领耶路撒冷83年之后，克雷蒂昂写出了

他自己的圣杯故事。耶路撒冷陷落后不久，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便开始了

《帕西法尔》的写作。

因此，我发现很难否定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对圣杯传奇的早期修订，必定基于

当时已经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必定基于当时被发现的某种资料，而那个时期，耶

路撒冷完全被控制在欧洲人手里。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帕西法尔》的内容，想看看其中是否存在能支持我这个

推测的证据，结果发现：沃尔夫拉姆在其中有几次提到了一位神秘的信息提供者，

名叫“克尤特”（Kyot）――据沃尔夫拉姆说，他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此人提供的信

息，而此人幸好是一位受洗的基督教徒――不然，这个故事仍会无人知晓。没有任

何一种不信教的艺术能向我们揭示圣杯的本质，揭示了解其奥秘的方法。

这无疑是《帕西法尔》里惟一的一个地方，其中这位德国诗人暗示了《帕西法

尔》可能另有奥妙。这“另有奥妙”完全可能就是这部作品美丽的虚构象征后面的

一个真正主题，即“约柜”。对此，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研究书中那些分散提及“克尤特”的地方时，我偶然想到，这个若隐若现的人

物（其身份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可能还向沃尔夫拉姆介绍过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

隐藏处的秘密。书里有一处把他写成“克尤特，为我们送来真实故事者”，因此，

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到底是谁呢？

《帕西法尔》这部书本身就包含着几个明显的线索。有的地方“克尤特”被说

成一位“大师”，另一处则说他的母语是法语。不过，书里除了这些暗示以外，几

乎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说法。于是我便去请教学者，发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把

“克尤特”相当明确地认定为12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此人名叫古尤特?德?普罗

万，阿拉伯人收复耶路撒冷前不久，他曾到那里朝圣；他还可能曾一度和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有过联系。

我之所以注意到了这后一件事实，是因为我知道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像沃尔夫拉姆一样，也是个德国人（在1152年被选定为皇帝之前，他

一直是德国西南部斯维比亚公国大公）。我还知道（见本书前一章），“祭司王约

翰”1165年的那封书信是写给各个基督教国王的，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收信人，而

其中之一正是这位弗雷德里克一世。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还了解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情况

的意义至关重要：克尤特l古尤特和骑士圣殿教有密切关系，而爱玛?荣格在她的研

究著作中说，人们把骑士圣殿教徒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卫士”。我还知道，在《旧

约》时代，约柜正是从所罗门圣殿神秘地失踪的。后来，我激动地发现了一点：在

《帕西法尔》中，沃尔夫拉姆把圣杯的卫士描述为“圣殿骑士”，并对他们大加赞

誉：

一个高尚的兄弟会……他们以武力保护着各国的人们，

结果，圣杯只在那些奉了召唤到蒙萨瓦什加入圣杯兄弟会的

人面前出现。

沃尔夫拉姆所描写的这些“圣殿骑士”，是否就是那个著名的同名武装教派呢？

我发现：这个被译成英语为“Templars”的词，在《帕西法尔》使用的中古高

地德语里是“Templeit”。一些学者对这个字的意义虽有争议，但还是一致认为，

这个字“显然是Templarius、Temlpier以及英语的Templar这些正规词形的变体之一”；

而沃尔夫拉姆所说的“全心侍奉圣杯的骑士兄弟会”，因此就可能“和圣殿骑士教

派是同一个组织”。

后来我想到，我参观沙特尔大教堂时用过的一本旅游手册里有这样一句话：

“据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是一个圣殿骑士，但我们对此尚无证据。”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已经能够证明一直都不断有关于这个说法的传闻。我还了

解到，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曾经提出，这位德国诗人写作肿白西法尔》期间可能亲

自访问过那块圣地耶路撒冷。

他们在挖掘隐秘宝藏吗？

我对爱玛?荣格提出的一个论断产生了很大兴趣：沃尔夫拉姆时代的圣殿骑士

教“被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守护者”。

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不过，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教派的时候，便发现，

这个教派的全名（即“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来自于一个事实：它在耶

路撒冷的本部就设在莫义亚山的山顶上――而所罗门圣殿就建在那里，一直到公元

前587年被巴比他人摧毁。那座圣殿是公元前10世纪建造的，其明确的（其实是惟一

的）目的就是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作为“主的约柜的安放之所”。

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些骑士把自己与所罗门圣殿联系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一

种非常真实的意义，而他们在其中也把自己和约柜联系在了一起。我着手调查这个

教派的不凡历史时，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了解到，圣殿骑士教是由九位法国贵族创建的，他们曾在公元1119年到过圣

地耶路撒冷，当时，欧洲的军队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20年。12世纪的历史学家――

泰尔的威廉大主教曾记载说：这九人当中“最重要、最有名的人”是“德高望重的

休伊?德?贝扬和葛德福雷?德?圣奥梅尔”。

我又做了进一步核查，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实际上，休伊?德?贝扬

是圣殿骑士教的第一位“大师”（Grand Master）。他出生在一个名叫“贝扬”的

村庄，离法国旧时香帕涅郡的特罗耶城八英里。不仅如此，据说这九位创始人还全

都来自那同一个地区。这当中有几个巧合：

――在12世纪和13世纪，沙特尔城（那里有那座大教堂）一直属于香槟郡。

――这些创始人之一，阿纳雷?德?蒙特巴（他后来成了第五位“大师”）是

克莱沃的圣?伯纳德的叔叔，而他本人也是香帕涅郡人。这个影响巨大的圈子对哥

特式建筑和圣杯传奇都怀有特殊兴趣。

――特罗耶城离第一位圣殿骑士教大师休伊?德?贝扬的出生地很近，而它也

是圣杯故事的“发明者”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故里。

――休伊?德?贝扬是香帕涅伯爵的表亲，而在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了圣

殿骑士教。

――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在将近12世纪末叶声誉鹊起时，他的主要保护人是

香帕涅伯爵夫人。

这一系列巧合没有什么引人兴趣之处，我便继续考察圣殿骑士教的早期历史。

还有不少奇特的情况，但其中之最，或许就是1119年耶路撒冷国王巴尔德一世

接见这九位最初骑士的方式了。当时，他们一到圣城便告诉这位国王，他们想在圣

殿山建立自己的本部。但是，国王最近才把圣殿山上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变成自

己的王宫。颇为奇怪的是，国王立即答应了骑士们的要求，把以前那座清真寺的一

大部分专门拨给他们使用，而那块地方的外围建筑就紧靠着著名的“岩石圆殿”，

即所罗门圣殿的原址。

后世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表明，这些骑士从此就在这个无比珍贵的地点上居住、

进餐、睡觉和工作。实际上，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之后，有将近七年时间都一直几乎

没有离开过，并且坚决拒绝任何外人进入那里。在公开场合里，他们宣称自己在圣

地的使命是“使从海边到耶路撒冷的公路兔于匪患”。不过，我却没有找到任何证

据，表明他们在那里的头七年中，曾为完成这项使命采取过什么措施。相反，正如

一位权威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这个新教派似乎并没有什么活动”。何况，

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知道：在一条将近50英里的公路上，这区区九个人几乎无

法保护任何人。而直到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他们的人数才有所增加。不仅如此，

圣殿骑士们来到耶路撒冷时，当时一个成立更早、规模大得多的武力教派――“圣

约翰骑士教”，已经担负了保护朝圣者的任务。

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休伊?德?贝扬和他的同伴们必定还另有一

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到，在寄居耶路撒冷的头七年时间里，他们把自己

的大部分活动都限制在圣殿山一带――这使人非常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真正动机必

定和那个特定的地点有关。

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的，因此我发现，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在

那里做了什么。不过，看来他们至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后来解到，他们的

确利用自己居住在圣殿山的那段时期，进行了范围颇广的挖掘活动。这更加深了我

的上述怀疑。

当今的圣殿山上有伊斯兰教第三和第四的神圣遗址，即岩石圆殿和埃尔一阿克

萨清真寺，因此，从不允许现代考古学家在那里工作。不过，最近几年，就在圣殿

山南面，以色列的考古人员却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条隧道的

出口，并认为它是圣殿骑士们在12世纪时挖掘的。这些考古学家在他们的正式报告

书里说：

这条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大约30米，然后被一些石头

和废弃物阻挡。尽管我们知道它还继续延伸，但我们事前曾

经决定：没有得到穆斯林有关当局的批准，绝不在圣殿山范

围内进行挖掘，因为那里目前是穆斯林控制区。穆斯林当局

只允许我们测量和拍摄该隧道已经暴露的部分，而不允许我

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挖掘。这项工作结束时……我们用石头封

闭了该隧道的出口。

关于圣殿骑士隧道，目前只知道这些，或者说，目前所能说的，只有这些。考

古学家只能证实，那隧道还延伸了一段，但他们无法跟踪下去。然而我领悟到，那

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很可能通向这块神圣地区的中心，很可能就从岩石圆殿的地

底下经过，通向北面大约100米以外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

我发现，“岩石圆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它里面有一块巨石，被犹太人称为

“Shetiyyah”（字面意思是“基石”）。公元前10世纪中期，所罗门圣殿就建在这

个地点上，而约柜就曾安放在这块“基石”上，那基石就是内殿的地面。公元前58

7年，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大部分耶路撒冷人都被驱逐流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

那些占领者当时拿走了约柜。相反，约柜似乎化成了空气，销声匿迹了。

后来一个传说便散布开来，为约柜的失踪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大部分犹

太人都接受了那种解释。这个传说谈到，就在巴比伦洗劫者闯进内殿前片刻，这件

圣物被藏进了那块“基石”下面一个封闭起来的秘密地窖里。

这个传说被记载在各种犹太及希伯来经卷里，记载在一部广为人知的启示录里。

那部启示录被称为“巴鲁奇的幻觉”。公元12世纪，这些东西依然在耶路撒冷流传。

我忽然想到，圣殿骑士们可能很容易了解到这个诱人传说的细节。不仅如此，

经过一点深入研究以后，我还证明了一点：1119年（他们正式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

年）之前，他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传说的细节。1104年，在香帕涅伯爵陪同下，这

个教派的创始人休伊?德?贝扬曾经到耶路撒冷朝圣。当时，这两人从圣城回到了

法国，据说1113年时两人还在一起。三年以后，休伊独自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法

国，这次是与1119年和他同去圣城的另外八位骑士汇合，由此形成了圣殿骑士教的

核心。

越思量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就越觉得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1104年休

伊和香帕涅伯爵在朝圣期间，的确听说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即约柜可能就被藏在

圣殿山内部的某个地方。据我推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们当时拟订一个计划，

去寻找那件圣物，这不是同样可能的吗？这难道不能解释1119年九位骑士住在圣殿

山时的果断态度吗？这难道不能解释该教派早期活动的奇特之处吗？

在爱玛?莱格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性著作里，我找到了支持以上推断的间

接证据。在该书的一段附录里，这位心理分析学家指出：12世纪欧洲人对耶路撒冷

的占领，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一种信念的启发，即认为那座城的地下藏

着古迹，它们威力巨大、无比神圣、无比珍贵。她说：

“隐匿的宝藏”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口实，有助于

号召人们去解放圣墓。它激起了频频回荡的反响，为十字军

提供了一种煽动性的动力――如果不说它的确造就了这种动

力的话。

没有什么比失踪的约柜更珍贵、更神圣的了――在一个经常迷恋重新发现宗教

遗迹的世纪当中，这很可能被当成最高的奖赏。因此我认为，休伊?德?贝扬和他

的支持者香帕涅伯爵当年的动机的确就是寻找约柜，他们为此创建了圣殿骑士教，

控制了圣殿山。这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却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指出，在12世纪，

“对一件著名珍宝的估价是异常惊人的”。何况，一件像约柜那样独具意义的古物，

还会赋予其拥有者无比巨大的力量和特权。由此可见，如果圣殿骑士已经找到了约

柜，那么，他们必定要把它成功地带回欧洲。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

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并没有找到约柜。

不过仍有传言说，在对圣殿山的七年大范围挖掘期间，他们确实找到了某种东

西。这些传言虽然都没有得到任何学术上的支持，但其中一些的确引人入胜。一部

神秘的著作试图解释圣殿骑士1119―1126年期间在耶路撒冷的真正活动，其中说：

九位骑士的真正任务是在该地区进行考察，以获得些真

正的古物及手稿，它们包含着犹太教及古埃及那些秘密传说

的精华，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毫无疑问，他们

完成了这项特殊使命，他们从其发现中获得的那些知识，被

以口头方式传授给了圣殿骑士教的……秘密圈子。

没有任何文献能支持这个迷人的论断。不过，同一本书中还有一处引起了我的

兴趣。那是一个名字，我开始研究之前就曾好几次听说过它――克莱沃的圣?伯纳

德。这本书中说（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是他派这九位骑士到耶路撒冷去的。

我已经知道，伯纳德是圣殿骑士教九位创始骑士之一的侄子。我还知道，他于

1112年加入了西妥教团（Cistercian order）；1115年他当了修道院长；到了1119

年，他在法国宗教界的地位已经颇为显赫，而那年，第一批圣殿骑士已经到了耶路

撒冷。因此我认为，他有可能在确定圣殿骑士那项使命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轻易

否定这一点恐怕是极不明智的。我着手调查圣殿骑士那奇特的最初七年之后的活动

时，这个疑问更大大增加了。

是一项交易吗？

公元1126年末，休伊?德?贝扬突然离开耶路撒冷，回到欧洲。和他同行的只

有安德列?德?蒙巴德，即圣?伯纳德的叔叔。两位圣殿骑士于1127年到达法国，

1128年1月，他们参加了圣殿骑士教早期历史上一次意义最重大的会议，即该教的

“特罗耶大会”，它明确提出了一个目标：努力获取教会对圣殿骑士教的官方支持。

这次重要的会议有三点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它的召开地点是那位几年

后创造了圣杯故事的诗人的故乡；第二，它的主持人是圣?伯纳德，因为他当时是

秘书长；第三，特罗耶大会期间，正是伯纳德亲自起草了圣殿骑士教的正式章程，

它此后将指导该教派的演变和发展。

所以说，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那九位最初骑士便可能早就打算对耶

路撒冷的圣殿山进行挖掘了。不过，无论他们当时在那里发现了其他的什么东西，

到1126年，他们都已经很清楚一点：他们不会发现其考察的首要目标，即约柜。领

悟到这一点以后，他们必定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尤其是这个结果使他们失去了存在

的理由――他们是不再作为一个教派而继续存在，还是继续稳步前进呢？

历史表明，在1126年，他们的确经历过一次认同危机。结果，他们战胜了危机，

决心继续稳步发展，而在他们的事业里，圣?伯纳德成了有力的支持者。

在特罗耶大会期间，伯纳德拟定了圣殿骑士教的规则，并为该教派的发展争取

到了教会的充分支持。从那以后，在一系列布道和热烈的赞颂（例如《新军人赞》）

当中，伯纳德都满腔热情地推动着这个年轻的教派，因而运用自己的特权及影响保

卫了该教派的成就。

其结果十分壮观。新会员从法国各地纷纷涌来，后来又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加

入。富有的保护人纷纷向该教捐赠土地和金钱，而教派的政治力量也随后到来了。

到12世纪末，圣殿骑士教已经极为富有，经营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银行系统，在

全世界都拥有不动产。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圣?伯纳德在1128年的参与，还要归功于

他在那以后的年代里不断的有力支持。他为圣殿骑士教这么做，是出于纯粹的利他

主义吗？圣殿骑士教是否回报给了他什么，以作交换呢？

在12世纪30年代，哥特式建筑突然在法国神秘地涌现出来。伯纳德曾经是哥特

建筑规范的最大推广者，并且一直有一种传言说，圣殿骑士已经在耶路撒冷获得了

某种深奥的古代知识的资料。考虑到这几点，我不禁想弄清这到底是不是一项交易。

确切地说，那些骑士并没有找到约柜。不过，如果他们当年挖掘圣殿山时，真

的出土了一些和所罗门圣殿本身有关的经卷。手稿、设计图或蓝图，那又会如何呢？

如果这些发现里包含着一些消失已久的建筑秘密，即古代金字塔及其他伟大纪念碑

的建造者们通晓的有关几何学、比例、平衡及和谐的知识，那又会如何呢？如果圣

殿骑士们为回报圣?伯纳德对该教派的热情支持，把这些秘密告诉给了他，那又会

如何呢？

这些推测并非毫无根据。相反，圣殿骑士的奇特之处之一，就是他们都曾是高

明的建筑师。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他竞选教皇时也碰巧得到过圣?伯纳德的

热情支持）赋予了圣殿骑士教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即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他们

后来充分行使了这个特权――他们建造了一些美丽的教堂，它们常被设计为圆形，

像伦敦的圣殿教堂那样，这些教堂成了圣殿骑士教活动的典型证明。

这些骑士还精通军事建筑，他们在巴勒斯坦建造的城堡设计得格外精心，坚不

可催。这些宏伟要塞中的佼佼者是阿特利特要塞（又称贝雷兰堡或香客城堡）。我

发现，这座要塞是1218年由圣殿骑士教第14位大师――沙特尔的威廉建造的，而他

的名字里已经透露了他与那座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之间的关联。

阿特利特要塞位于海法（以色列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以南一块狭长

的土地上，三面环海。在其鼎盛时代，它拥有大量果树、充足的淡水以及菜园，甚

至还有自己的船坞和泊位，连同一条长达200英尺的防波堤。虽然它常被古代阿拉伯

人包围，却从未失陷过，能为4000人提供庇护。它巨大的围墙建在格外深的地基上，

墙高90多英尺，厚16英尺――并且建筑精良，大部分围墙至今仍完好无损。

1932年，考古学家C?N?约翰斯曾对这个遗迹进行过彻底的发掘。他得出的结

论是：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衡量，这些圣殿骑士建筑师及泥瓦匠的技能具有惊人的先

进水平，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也的确是个“特例”。

圣殿骑士们还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些圣殿。他们一直在圣殿山上设有总部，直

到1187年穆斯林将领萨拉丁收复内殿为止。我了解到，有位名叫泰奥德里克的德国

修士曾在1174年到耶路撒冷朝圣。据他记载，当时，岩石圆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全

都‘仍被控制在圣殿骑士教士兵手里”。他还说：

他们守卫着所有属于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脚下是一些

当年所罗门王竖立起来的石碑……他们脚下还有穹顶、拱门

以及各式各样的屋顶……根据我们的估计，他们拥有10000

匹马及其驭手。

其实，那些“石碑”并不是所罗门工竖立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希罗底王朝

（约在基督降生的时代）。不过，那些穹顶、拱门和屋顶却是圣殿骑士们自己建造

的，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些地下大厅做了大规模扩建，并且是在其中养马的第一批、

也是惟一的一批人。

泰奥德里克1174年对圣殿山的目击纪实继续说：

在这座宫殿（即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的另一侧，圣殿

骑士们建造了一座新屋，它的高度、长度和宽度，它的所有

天花板和休息室、楼梯及屋顶，全都大大超出了该地的传

统。它的屋顶确实很高，以致如果我要说出其真实的高度。

我的听众便几乎不会相信我的话。

遗憾的是，泰奥德里克在1174年提到的那座“新屋”，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

了。当时，穆斯林当局对圣殿山进行了一翻更新改造。不过，这位德国修士的证据

本身仍然自有价值。而我发现，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那种清晰准确的语气。他

显然把圣殿骑士的建筑技能看作近乎超自然的先进，而他们建造的那些高耸的屋顶

和拱门，则给他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阅读他这些见解时，我想到，这些高耸的屋顶和拱门也是哥特式建筑法式的突

出特征，而沙特尔大教堂和12世纪法国其他一些大教堂（我知道，它们曾被一些参

观者看作“就科学方面而言……远在当时的知识所允许的程度之上”）就体现了这

个法式，这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又使我想到了克莱沃的圣?伯纳德。我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更彻底的研

究，于是确证了我先前的那个印象，即他对那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圣像雕刻产生过巨

大的、然而是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那些雕刻的大部分组合形式以及大教堂的染

色玻璃窗，都曾受到过他的布道文和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的确，

他生前经常反对教堂里那些不必要的形象浮雕，曾说：“其中绝不要什么装饰，而

只有比例。”

我知道，这种在建筑上强调比例、和谐与平衡的主张，是哥特式建筑奇特魔力

的关键所在。而当我更熟悉了圣?伯纳德的思想以后，便领会到了一点：正是在这

个方面，他对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其他大教堂设计的影响达到了最为深刻的程度。在

那些宏伟的建筑上，使用了一些值得赞美的新技术，例如肋状穹顶、尖顶拱门和高

耸的扶壁等等。这使建筑师们能够利用几何学的完美，去表达复杂的宗教意念。

的确，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12世纪的哥特教堂把建筑与信仰融合为一

体，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综合体。当圣?伯纳德问“上帝是什么？”，并且以一句令

人惊异的话回答自己这个修辞学提问时，他便总结出了这种综合体。他的回答是：

“上帝就是长度、宽度、高度和深度。”

我已经知道，在公元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动工时，哥特式建筑便在那座

大教堂诞生了。现在我了解到，这绝不是巧合。1134年前的几年，圣?伯纳德已经

和沙特尔大主教杰弗里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友谊，不但以“非凡的热忱”启发后者接

受了哥特建筑法式的规则，而且“几乎每天都和那些建筑师一起洽谈”。

这个情况本身虽然就很有趣，但这个信息对我研究的重大意义却在于：“1134

年前的几年”，同样也是“特罗耶会议”召开之后的几年。在那次会议上，圣?伯

纳德为“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教派争取到了教会的官方支持。历史学家

从来不能充分地阐明12世纪30年代哥特式建筑究竟是如何在法国突然兴起的。而我

先前那个推论（即其中可能有圣殿骑士教的作用），现在却显得更可信了。

浏览了我目前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我满意地感到：圣殿骑士们的确有可能在圣

殿山挖掘出土了古代知识的某种藏品，它们涉及建筑学；圣殿骑士们还的确可能把

自己学到的知识传给了圣?伯纳德，以报答他的支持。

不仅如此，圣殿骑士对约柜的兴趣，以及他们与沃尔夫拉姆及沙特尔的关联，

也完全与两幅密码式的“地图”联系在一起。而我认为自己已经确定了这两幅“地

图”：一幅被雕刻在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的石头上，另一幅则被编制在《帕西法尔》

的情节里。

这些“地图”的出现表明，埃塞俄比亚就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因此，我现在

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圣殿骑士们说，这件圣物（他们用了七年在耶路撒冷挖

掘它，却没有找到）真的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个结论究竟是如何得出的呢？究

竟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想的呢？

我发现，一种可能合理的答案就在耶路撒冷本身――有一位流亡的埃塞俄比亚

王子曾在那里寄居了至少25年，后来才重返故乡，在1185年宣布成立他的王国。此

后不到Ic年，沃尔夫拉姆就开始写作他的《帕西法尔》，而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也

开始动工。

耶路撒冷的埃塞俄比亚王子

这位在耶路撒冷流亡了这么长时期的王子就是拉利贝拉。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了兴趣，是因为本书前一章提到的“祭司王约翰书信”里曾

提起过他。那封信写于1165年，而我知道，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给“祭司王

约翰”写过一封亲笔信，答复后者通过其使臣提出的一项特别申请，即在耶路撒冷

圣墓教堂里建造祭坛和礼拜堂。《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这封教皇回信的惟一

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因此，我自然想弄清1177年埃塞俄比亚

的在位国王究竟是谁。

研究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发现了一点：那位国王是一个名叫哈贝的人，而教皇

的特许并不是颁布给他的，而是颁布给他的继承者拉利贝拉的。

无论是哈贝还是拉利贝拉，都不属于传说中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通过门涅利克

一世传下来的后裔。相反，这两人都属于一个篡位王朝。那个王朝叫扎格维王朝，

大约在公元1030年到1270年间统治埃塞俄比亚，而所罗门王的后裔则在1270年最终

夺回了王位。

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那段时期鲜为人知，不过我仍然能确认，公元980年前后，

所罗门王朝曾被中断，而那次政变是一个名叫古迪特的部落女酋长发动的。她一贯

坚持犹太教的信仰。据说，她发动政变的主要动机，就是强烈渴望除掉那个基督教

王朝。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了阿克苏姆城，夷平了这座古城的大部分建筑，还成

功地杀死了那里的所罗门世系的皇帝。有两位王子也遭到杀戮，但第三位却死里逃

生，逃到了南部很远的绍阿省，在那里娶妻生子，为旧王朝留下了根，但他们的处

境已经大不如前了。

古迪特是一个大型部落联邦的首领，那个联邦叫“阿皋”――法拉沙人，即埃

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也属于它。历史学家虽说根本无法弄清她是否留下了

直系继承者，但都认为她死后不到50年，埃塞俄比亚的大多数北方人就联合在了扎

格维王朝的君主之下，而这些君主也和古迪特一样，属于阿皋联邦的精英人物。

像古迪特王朝一样，扎格维王朝初期也是犹太教的王朝。不过，如果是这样的

话（这种情况没有得到证明），那么，在拉利贝拉王子出生之前很久，这个王朝就

皈依基督教了。而拉利贝拉王子1140年前后出生于古代山区小镇罗哈，在今天的沃

洛省。

拉利贝拉是哈贝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从他母亲看见一大群蜜蜂围绕着他的小

床时起，他似乎就注定日后要成为大人物了。根据传说，她母亲当时想起一个古老

信仰说，蜜蜂能预示大人物的未来，便被那个预言精灵所控制，情不自禁地叫出了

一声“拉利贝拉”――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蜜蜂看出了他是君主”。

这位王子因此而得名。哈贝害怕那个预言会危及自己的王位，便企图把拉利贝

拉杀死在摇篮里。第一次谋杀失败后，哈贝便在几年当中一次次加害拉利贝拉，最

终竟然用致命的毒药使年轻王子全身瘫痪，沉睡不醒。

埃塞俄比亚人传说，拉利贝拉沉睡了三天，其间，他被天使送到了第一、第二

和第三重天堂。在天堂，全能的上帝当面告诉他不必担心自己的性命和未来的王位。

上帝为他指明了目标，他因此得到了上帝的赐福。

拉利贝拉从幻觉中醒来后，便设法逃出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避难。不过，

他毕竟得到了平安，等时机一到，他将以国王的身份重返自己的出生地罗哈。不仅

如此，他还注定要在那里建造一些壮观的教堂，世人还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的教堂。

于是，上帝给拉利贝拉详细的指导，告诉他建造教堂的步骤、每座教堂的样式及位

置，甚至还有教堂的内外装修。

在一件有文字记载的事情上，传说和历史出现了巧合：拉利贝拉的确曾在耶路

撒冷长期流亡，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却继续占据着埃塞俄比亚的王位。我了解到，

这段流亡生活开始于1160年前后（拉利贝拉当时想必是20岁左右），结束于1185年

――那年，拉利贝拉成功地回到了家乡，废黜了哈贝，宣布自己是国王。

从此，拉利贝拉王朝便有了可靠的编年记载，一直持续到公元1211年。他建都

于罗哈，那是他的出生地，现在被按照他的名字命名为“拉利贝拉”。也许是为了

让自己幼年那个幻觉完全变成现实，他一登基就马上动工兴建了11座壮观的独体教

堂――所谓独体教堂，就是由一整块火成岩雕凿出来的教堂（我在1983年到阿克苏

姆旅行的几个星期后参观过那些教堂，发现它们依然是现存信仰的圣地）。

拉利贝拉也没有忘记自己在圣城耶路撒冷的25年寄居生活――他试图在罗哈一

拉利贝拉再现那座圣城的许多特征。例如，穿过罗哈的那条河被改名为“约旦河”；

那11座教堂之一，“贝塔?高尔戈萨”也是特别为了象征耶路撒冷圣墓教堂而设计

的；它附近的一座小山被称为“德布拉?蔡特”（意为“橄榄山”），以象征基督

被捕的地方。

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并不满足于将国都建成一个“新耶路撒冷”，在他统治的

整个时期，他还都一直竭力保持着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我发现，这并不是新举

措。从公元4世纪晚期开始，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僧侣就在圣城永久扎下了根基。

正是为了增加并巩固这种存在，哈贝才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要求，请他

思准在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祭坛和礼拜堂。他的请求没有什么结果，只是教皇在11

77年写了一封颇具伸缩性的书信，对哈贝的提议作出了答复。但10年以后，这件事

却出现了两项重大的进展：一是1185年拉利贝拉夺取了埃塞俄比亚王位；二是1187

年萨拉丁把十字军赶出了圣城，并迫使耶路撒冷的埃塞俄比亚居民，连同其他的东

方基督教徒，逃往塞浦路斯。

皇家史书上说，这个事变使拉利贝拉深感不安。1189年，他的使臣设法说服了

萨拉丁，同意让埃塞俄比亚人返回圣城，并且第一次同意赐给他们自己的一个主要

活动场所――创造十字礼拜堂，它就在圣墓教堂里。后来在相对晚近的时期，这些

特权再次失去了。

我了解到，其结果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朝圣者不得不在这座礼拜堂的屋顶上做

礼拜，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修道院。他们在耶路撒冷还拥有另外两座教堂，在旧城

的中心还拥有一处主教官邸，从那里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圣墓教堂。

无论是在外交内政的策略方面，还是在建筑表现及精神发展方面，拉利贝拉王

朝都代表了扎格维王朝权力和业绩的最高峰。

拉利贝拉死后，这个王朝便急剧衰落了。公元1270年，他的孙子纳库托?拉布

终于被迫向耶库诺?阿姆拉克交出了王位，而后者自称是所罗门的后裔。从此一直

到海尔?塞拉西于1974年被革命推翻，除了一位以外，埃塞俄比亚的历代君主都属

于一个皇家谱系，它可以通过门涅利克一世追溯到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同王。

巧合的模式

回顾我所了解到的拉利贝拉那个昙花一现的王朝，我理解到了一点：它完全符

合我已经辨认出来的那个诱人的巧合模式，即与十字军、圣殿骑士和12世纪相关的

巧合：

――12世纪最初一年（更准确地说是11世纪最后一年，即1099年），耶路撒冷

被十字军攻陷。

――1119年，圣殿骑士教的九位创始骑士（他们都是法国贵族）到达耶路撒冷，

并在所罗门圣殿原址住了下来。

――1128年，克莱沃的圣?伯纳德在特罗耶会议上为圣殿骑士教争取到了教会

的官方支持。

――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动工，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哥特式建筑的先例。

――1160年，拉利贝拉王子，未来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为逃避其同父异母的哥

哥（他当时在位）的迫害，来到耶路撒冷过政治流亡生活。

――1165年，出现了一封据称是“祭司王约翰”写的书信，其中宣布了一系列

耸人听闻的消息，例如他军队的数量、他的财富和权力等等。这封写给“诸位基督

教国王”的书信开始在欧洲流传。

――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上述书信作了答复，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飞

他在回信中提到自己后来还收到了另外一封信――那是“祭司王约翰”的申请信，

要求教皇恩准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祭坛。看来，这封信是这位“祭司王”

的使者们呈交给教皇的。在教皇的私人医生菲利浦访问巴勒斯坦期间，这些使臣曾

经和他谈过话。这位提出申请的“祭司王约翰”，只能是拉利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

哈贝，此人1177年依然在位。

――1182年，圣杯故事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是首次出现在历史上），即

出现在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一部未完成的叙事诗里。

――1185年，拉利贝拉王子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埃塞俄比亚，成功地废黜了哈

贝，夺取了王位。他登基后，几乎立即就开始在国都罗哈建造了一批壮观的独体岩

石教堂。罗哈后来按照他的名字改名为拉利贝拉。

――1187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苏丹萨拉丁的大军攻陷，十字军被赶走，而圣

城的埃塞俄比亚居民被迫暂时去塞浦路斯避难（其实，耶路撒冷陷落后，一些圣殿

骑士也去了塞浦路斯，他们买下了这个岛，并曾一度在那里建立总部）。

――1189年，拉利贝拉国王派去见萨拉丁的密使们设法说服了这位穆斯林将领，

让埃塞俄比亚人返回耶路撒冷，并赐予他们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权（1177年哈贝国王

向教皇申请的，就是这种特权）――在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1195―1200年期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开始写作《帕西法尔》。

他延续了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工作，并在书中把圣杯变形为石头，还把许多埃

塞俄比亚的因素结合在了故事里，不但特别提到了“祭司王约翰”，而且特别提到

了圣殿骑士。

――就在同一个时期，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动工，其中的雕刻塑造了埃塞俄比

亚的示巴女王、圣杯（其中装着石头）以及约柜的形象。

可见，圣殿骑士、哥特式建筑、圣杯以及一种观念，即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一位

非欧洲的基督教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这些全都是12世纪的产物。还是在12

世纪，就在《帕西法尔》成书和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建成以前，埃塞俄比亚一位未

来的基督教国王拉利贝拉返回祖国，在耶路撒冷寄居了25年后登上了王位。

在我看来，根据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这一切事情之间必定被某种共同因素引

人入胜地联系在了一起，只是这种因素被隐藏在了历史中，或许是因为它被故意掩

盖了起来。

圣殿骑士寻找约柜，先在耶路撒冷，后在埃塞俄比亚。支持这个推测的证据将

会为我们揭示那种隐秘的共同因素――它就是一根复杂链条上被遗失的环节，那根

链条就是我已经辨认出来的那些相互关联的事件、思想和人物。

我知道，我至少在目前已经把调查推进到了与耶路撒冷有关的部分。然而，对

埃塞俄比亚的调查又如何呢？那里是否真的存在一些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当年曾

到那里去寻找过约柜呢？他们后来是否会把追寻的结果通过沃尔夫拉姆，用密码的

方式编制成了他那个神秘的象征，即“被称为圣杯的石头”呢？

“背叛的圣殿骑士……”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我收到一个英译本的时候。它就是那封据说出自祭司王约

翰之手的书信的全文译本，该信是他于1165年写给诸位基督教国王的。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7年给祭司王约翰写了回信（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一

份真实的文件，其实是写给拉利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的）。与这封信不同，学

者们对祭司王约翰1165年写的这封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它的日期虽说是

真的，但学者们认为它最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位真正的“祭司王约翰”之手――所以，

这封信便被看作了一个蓄意的骗局。

当我阅读这封信时，便明白了个中原因。

如果此信作者的话可信，那么，他的“国土”上除了拥有其他一些物产以外，

还有“像绵羊一样大的野兔”、“被称为‘格立芬’（古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的有

翅膀怪兽――译者注）的大鸟，能将一头牛或一匹马轻易地抓到巢穴里”、“头上

长角的人，他前面只有一只眼睛，而背后有三、四只眼睛”、“其他的人则长着像

马那样的蹄子”、“弓奇手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马”；此外，还有青春之泉以

及一片“含沙的海”，而“来自它的每一块残片……都会变成宝石”；还有“生命

之树”和“长着七个头的怪龙”，等等。在这位祭司王约翰的国土上，几乎所有能

梦想出来的神话怪兽和神奇宝物，都似乎应有尽有。不过，信中却只字未提那方土

地究竟在哪里，只是泛泛地提到了“许多被叫作印度的地方”。

在本书前一章里，我已经引用过那些说法了（而我现在知道，它们所指的地方，

与其说是印度次大陆，不如说很可能就是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这些分散在各

地的奇禽异兽还似乎属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例如“大象”和“单峰骆驼”；此外，

那“前面生着一只角的”独角兽，则听上去很像犀牛――常常听说犀牛有时能“杀

死雄狮”，这就似乎更能使它成为神话般的野兽了。

这类细节使我想弄清，此信作者除了欺骗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实，他很可能

直接地了解埃塞俄比亚，因为那里当然都能见到骆驼、大象、狮子和犀牛。我注意

到，信中的一段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国王”和“高戈与玛高戈”相提并论，这就

更加深了我上面的那种怀疑。因为我记得，埃塞俄比亚的一部非常古老的手稿里说

到亚历山大、高戈与玛高戈时，也使用了一模一样的说法。那部手稿名叫《正义集

革》（Lefafa Sedek），据说，它直到19世纪才传到了阿比西尼亚国外。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这位“祭司王约翰”在信中宣称，他的基督教王

国里有大量的犹太人――看来这些犹太人处于半自治状态，经常与国王交战。这个

说法同样具有某种埃塞俄比亚色彩：公元10世纪以后，古迪特领导的犹太人起义曾

一度推翻了所罗门世系的王朝；而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

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所以，信中所说这一切尽管有不少出自幻想、并显然是杜撰的成分，我还是不

能把它们看作彻头彻尾的欺骗。何况在我看来，这封信的首要目的大概是恫吓作为

收信方的欧洲军队，使他们望而却步。在这方面，我尤其注意到了信中反复提到

“祭司王约翰”军队的人数。例如：

我们拥有……42座城堡，皆为世上最坚固、最美丽的

城堡，有许多人在保卫它们。我们还有10000名骑士，6000

名空手，15000名弓箭手，以及40000名步兵……无论何时

投入战争……我们皆知前方有40000名修士以及数量相同的

骑士在前进。其后是20万步兵，其中还不包括辎重马车及

运送武器军火的大象和骆驼队。

这分明是在炫耀武力，不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信与另一件事情的密切关

联，即它充满敌意地特别提到了圣殿骑士。在一段显然是写给“法国国王”的话里，

这封信暗示说：

你们当中有些法国人，属于你的血统，亦是你的下属。

他们很善于和阿拉伯人相处。你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并

将会帮助你，但他们皆为骗子与叛徒……你若是勇敢无畏，

胆量无匹，那就祷告吧，切莫忘记处死那些背叛的圣殿

骑士。

读着这封奇异书信其他部分中的这些不祥暗示，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

1165年，“祭司王约翰”这个角色的真正当选人是否会有一种动机，即：其一，吹

嘘自己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以恐吓欧洲军队的总体；其二，尤其要低毁圣殿骑士，

要求把他们“处死”？

我的答案是：哈贝在1165年曾是埃塞俄比亚扎格维王朝的统治者，他肯定应当

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7年那封回信的收信人“祭司王约翰”。

我认定哈贝就是1165年那封被看作骗局的书信的真正作者，其理由之一是它的

措辞及用语。随着考察的深入，我已经发现，扎格维王朝的所有君主都喜欢在其一

连串的头衔里使用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术语“Jan”。这个字源于“Jano”，指的是一

种略带红色的紫色长袍，只有贵族才能穿。“Jan”的意思是“国王”或者“陛下”，

并很可能和“约翰”（John）的这个字相混。其实，完全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

（以及由于扎格维王朝的几位统治者同时也是祭司），才首先造出了“祭司（国）

王约翰”这个用语的。

不过，我之所以怀疑是哈贝，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他在1165年毕竟正面临

着一个已经萌发的政治难题。当时，哈贝同父异母的弟弟拉利贝拉（此人最终废黜

了哈贝）被当作异己，已经在耶路撒冷流亡了五年。我认为，这五年的时间已经足

以使拉利贝拉结识圣殿骑士，并和他们交上朋友了。他甚至可能请圣殿骑士们帮助

他推翻哈贝，而后者也许听说了他们这个计划。

我想，这样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不久之后，哈贝就请求教皇恩准在圣

墓教堂的特权（这是“祭司王约翰”王国的一些“上层人士”在巴勒斯坦向教皇提

出的要求）。这个举动表明哈贝当时已经定期向耶路撒冷派遣使臣。因此，这些使

臣就有可能搜集到那个情报，即1165年拉利贝拉和圣殿骑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

如果历史果真如此，那就无疑可以最终找出那封信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即它暗

藏杀机，暗示法国国王说：如果他处死“背叛的圣殿骑士”（当时，大部分圣殿骑

士都是法国人），那将会是个上策。至少根据这个假定，“祭司王约翰的书信”就

有可能是哈贝在耶路撒冷的间谍们炮制出来的，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计策，其目

的在于打破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王子之间的勾结。

这显然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推理逻辑。不过，它又是一种容易出错的推测。如果

不是在《帕西法尔》里看到了某些段落，它们似乎证实了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的确

结成了此类联盟（哈贝所害怕的正是这样的联盟），我就绝不想沿着这条思路继续

考察下去。

“在非洲深处……”

《帕西法尔》的写作时间，是在拉利贝拉把哈贝赶下埃塞俄比亚王位之后。这

本书里有几处直接提到了圣殿骑士，他们被描写成了“寻找圣杯帮”的成员。

我发现，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特别的暗示。沃尔夫拉姆在书中几次做出了这样

的暗示，那就是：圣殿骑士有时被派往海外去完成某种使命――那种使命极为秘密，

与赢得政治权力有关。例如：

圣杯上面写着文字，要求上帝赋予一个远方民族的任何

一名圣殿骑士……绝不可问及他的姓名及世系，而必须帮助

他们获得自己的权利。向他提出此类问题后，那里的人民便

不再能够留住他。

类似的段落还有：

倘若一方国土失去其主人，其人民看到上帝愿意帮助其

民众，而向圣杯帮要求一位新主人，他们的祷告使必会实

现……上帝已秘密地派出了那些人。

这个段落虽然很有意思，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后面的另一页文字。那是“圣杯

帮”一位成员的长篇独白，其中提到“在非洲深处……经过罗哈”骑马驰骋。

我发现，学者们曾尝试性地把“罗哈”确定为桑皋施蒂里亚的罗希斯特堡（奥

地利南部一个州的地名――译者注）。但我认为，这种地点偏差完全是错误的：书

里的上下文已经暗示出它在非洲，而我也很难赞同那种推断的理由。

不过，我知道一个情况，而德国和英国大学里研究沃尔夫拉姆的专家们却可能

并不知道，那就是：“罗哈”（Rohas）是埃塞俄比亚最遥远的高原上一个小镇的旧

称。这小镇现在名叫“拉利贝拉”，为的是纪念这位出生在这里的伟大国王。公元

1185年，他成功返回这小镇时，将它定为了国都。

这些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专家也不会有理由意识到：正是这同一位拉利贝拉，

曾寄居耶路撒冷25年，与一个军事宗教教派的圣殿骑士们过从甚密，而该教派的总

部就设在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这些骑士对任何一位打算夺取王位者都怀有特殊的

兴趣，只要那个国家自称拥有那只失踪的约柜，而创建圣殿骑士教的本来宗旨就是

保卫约柜。

因此，我现在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185年拉利贝拉返回埃塞俄比亚、废黜

哈贝时，是否有证据表明可能有一队圣殿骑士在伴随着他？

当时我想，我不会轻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幸运的是，我在1983年为埃塞

俄比亚政府编写那本书时，曾去过拉利贝拉镇，并且保留着当时的实地考察笔记。

因此，我便仔细地研究这些笔记。我几乎立即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这使我很

吃惊。

我曾注意到，在由岩石凿成的贝塔?米里亚姆教堂（这是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另

一座教堂）的天顶上，“有一排已经褪色的红漆画的十字军式样的十字图案”。当

时我做出的评论是：“它们看上去丝毫不像一般的埃塞俄比亚十字――回亚的斯亚

贝巴后要考察一下它们的来源。”

当时我甚至为这些“十字军式的十字”之一（它向外伸展出三角形的架臂）画

了一幅粗略的速写。尽管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但当时我显然还对此做了进

一步思考。后来，我在那幅速写下面用不同颜色的钢笔注上了一个术语：“croix

pattee（法语：交叉十字架――译者注）。”

1983年时，我还不知道，圣殿骑士教的标志就是红色的“croix pattee”，那

是该教派于1128年在特罗耶会议上得到官方教会承认之后采用的。但到1989年，我

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圣殿骑士教在其全部历史上都参与了建

造宏伟教堂的活动。

我心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了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经过相当长的一段

被遗忘时期，拉利贝拉建造的这11座由整块岩石雕凿的教堂，现已成了埃塞俄比亚

历史上最高级的建筑成就（这实际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见解）。不仅如此，它

们还笼罩着某种神秘的气氛。准确地说，埃塞俄比亚国内还有另外一些由整块岩石

雕凿的教堂，但其中没有一座能和这些教堂相媲美。

其实，无论是从整体立意、工艺水平还是从审美表现上看，拉利贝拉的独石教

堂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断定它们是如何雕凿出来的，并且一直有

谣言说有些外国人参与过它们的建造。一些学者认为，拉利贝拉国王当年曾经雇用

了印度人或者埃及的基督教徒做石匠。相反，埃塞俄比亚的传说却把这些工程说成

是天使的作品！但我现在不得不自问：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真正工匠，是否就是那

些圣殿骑士呢？

我在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当然描绘了一个梦幻般建筑群的图景：

这些教堂就像高耸的大厦。它们建成800年以来一直是

现存信仰的圣地。不过，强调一点也很重要：它们根本不是

以传统方式建造的，而是在它们矗立的红色火成岩上直接开

凿出来的。它们因此而显得是非人力所为――这不仅指它们

的规模，而且指它们的工艺和构思。

只有做了仔细的考察以后，才能领悟它们所代表的全部

成就。这是因为，正如那些中世纪的奥秘一样，当时的人们

曾竭力掩盖它们真正的性质――其中一些教堂几乎被完全掩

埋在了深深的沟壑里，另一些则被隐藏在开凿出来的巨大山

石四口中。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山隧道和狭窄通道

组成的、扑朔迷离的复杂迷宫，其中还有些旁支逸出的地

窖、壁龛以及走廊――那是个凉爽的、布满青苔的地下世

界，阴暗潮湿，一片寂静，只有僧侣和执事们从事他们无时

限的供奉活动时的脚步，才会在其中发出模糊的回声。

其中有四座教堂完全独立，只有基座和周围的岩石相

连。它们的尺寸和构造尽管迥然有别，但都采用了巨型山石

的形式，雕刻十分精确，完全模仿通常的教堂建筑。在周围

开凿出来的深陷场地上，它们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其中最令

人惊叹的是贝塔?乔吉斯教堂（供奉圣乔治）。它兀然独立，

坐落在离其他教堂相当远的一个位置上。它矗立在一个深深的、几乎呈井形的

深坑中央，高达40多英尺，其内部和外

部都很像十字架。它内部的圣殿有个无可挑剔的圆顶，而教

堂的全部做工也都是一流的。

以上我只简要抄录了我1983年的笔记。那份笔记最后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作为

结论：

不考虑传说中的所谓“天使的帮助”，拉利贝拉的这些

奇迹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说实话，今天谁都不知道真

正的答案，因为如此大规模、如此完美地开凿和雕刻山岩的

技术，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1989年夏天，我重新翻阅了六年前写下的那份笔记。我对其中所说的“迷雾”

几乎没被澄清感到不满，对当时还有那么多问题在等待我去弄清也感到不满。我本

能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圣殿骑士们可能参与了建造拉利贝拉这些复杂建筑的

活动。但事实却是，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我这个见解，只有我在圣玛利教堂（即贝塔

?米里亚姆教堂）天顶上看到的那些红漆“十字军式十字”――圣玛利教堂是那四

座独立的教堂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教堂的来源当时的确依然是个谜团。学者们无法解释它们是如

何被雕凿出来的，无法解释谁是它们的建造者，这些都反映出了这个谜团。拉利贝

拉镇的一些居民古怪地坚信天使参与了这些教堂的建造工作，这也曲折地反映出了

这个谜团。现在，我研究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时发现，这个不解之谜当中还包含

着另外一些内容。

我当时的笔记说，在圣玛利教堂内部，一位僧侣曾带着我来到了掩蔽的内殿门

口，并让我看一根高高的立柱。以下就是我当时对这根立柱的描述：

它的直径大约和一个大型树桩相同，从岩石地面耸起，

消失在幽暗的上方。它的外面螺旋式地完全裹着一条市带，

那布带非常古老，已经辨不出颜色，只剩下一条条褪了色的

染料的痕迹。那僧侣说，这根立柱是神圣的，那上面的铭文

是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手迹。这些铭文显然揭示了建造这些

独石教堂的秘密。我问是否可以揭开裹在立柱外面的布，这

样我就能读到这些秘密，但那位可怜的僧人却被吓坏了。他

对我说：“那是渎神的行为啊。那块布从来没被揭开过。”

使我焦躁不安的是，我的笔记只写了这么多。当时我又针对那些“十字军式的

十字”草草写了几句，就离开了圣玛利教堂，去了这个建筑群的下一座教堂。

1983年，这个破旧的随身笔记本曾和我一起到处旅行。我现在合上它的时候，

只是对自己当年那么缺少好奇心感到事后的恼火。拉利贝拉镇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

调查，可当时我却没有调查。我本来应当在那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我却没有提。大

量的黄金机会当时曾经自动出现在我面前，却被我忽视了。

我相当灰心，便把注意力转到了一大堆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参考资料上，那是我

搜集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资料。我搜集的那些影印资料，虽然大部分都很有价值，

却都是些互不相关的学术论文。然而，其中的一本书却似乎很可能为我提供些有用

的东西。这本书的书名是《印度地方的祭司王约翰》，是1520―1526年间葡萄牙驻

埃塞俄比亚大使原文著述的英文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

神甫，长达五百多页，于1540年在里斯本出版，1881年由英国阿尔德莱的第九代斯

坦利男爵译成英文。

我面前这个英译本的版本比较新，是1961年由哈克吕特协会出版的。这本书的

编者是伦敦大学的教授C?F?白金汉和G?W?哈廷福德。他们说，阿尔瓦雷兹“不

是罕见的愚蠢就是个无法置信的……善心、老练而富于判断力的人……他完全不像

一般旅行家那样说谎，而后者常常试图夸大自己的见闻”。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被

学者普遍看作了一部“令人极感兴趣的著作……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细节，是关于埃

塞俄比亚历史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

我脑子回想对这本书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评价，打开了它第一卷的第205页。在这

里，阿尔瓦雷兹写到了他亲身探访拉利贝拉镇的情况。他先用很长篇幅逐一描述了

那些教堂，读到这些文字，我只能赞美作者观察的仔细和他简明的语言。最使我惊

讶的是，阿尔瓦雷兹访问拉利贝拉镇和我1983年对那里的访问。两者虽然间隔了四

个半世纪，但那里的变化却是那么微乎其微。书中甚至还提到了圣玛利教堂那根立

柱外面的布条！对那座教堂的其他方面做了一番叙述以后，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又写

道：“此十字式教堂交叉处穹顶下有一立柱，其饰纹有如以蜡翻制而成。”

阿尔瓦雷兹谈到，所有这些教堂都“完全是在现有的岩石上精工开凿”的。他

在书中的一处赞叹说：

我已倦于更多描写这些建筑了，因为我认为，我若再写

下去，读者便不会相信。这又因为，读者阅读我已写下的文

字后，会责备我在撒谎。因此，我凭上帝起誓，因他赋予我

力量：我所写的一切皆为真实，未做丝毫增添渲染，且我未

记述的东西更多得多。我将舍去它们不写，如此它们便不会

被当作谎言而使我受责。我想让世人知道这般壮观的景象，

这愿望是何等强烈啊。

阿尔瓦雷兹无疑就像一个优秀记者，在他那次访问即将结束时，与几位年长资

深的僧侣谈了话。值得一记的是，那次访问是在那座教堂建成仅仅三个半世纪之后

进行的。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对目睹的一切都感到惊异，便问那几位僧侣，是否知道

开凿和雕刻些独体巨石教堂用了多少时间，这些工作是由谁完成的。他得到的回答

（当时其中还没有充斥着后来的迷信说法），使我心跳加快，激动不已：

人们告诉我，完成这些教堂上的所有工作用了24年。

这里有文字记载；它们是白白人建造的……人们说，拉利贝

拉国王下令建造了这些教堂。

归纳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我感到自己不能忽视这个纯粹的早期证据。说实话，

我书架上的历史书籍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阿尔瓦雷兹时代之前曾有“白人’到过埃

塞俄比亚。但这并不等于说白人以前不曾到过那里。

我这里说的白人属于一个军事教派，他们素以跨国活动和秘密性著称。用沃尔

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话说，这些白人“永远不愿旁人打听他们的情况”。这些

白人有时被派到“十分遥远的人群那里……去帮助他们获得自身的权利”。口世纪

时，这些白人的总部就建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地基上。

那些僧侣奇特地谈到了当年曾来到拉利贝拉镇的那些“白人”，我认为这个情

况至关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说法使我更坚信了一点：在《帕西法尔》里，

沃尔夫拉姆把圣殿骑士和他所说的圣杯以及埃塞俄比亚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

绝不是仅仅出于纯粹的突发奇想。他从来就不是个仅凭突发奇想的作家，恰恰相反，

他注重事实、聪慧机智，作品的主题深入而集中。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我对他产生的疑问是正确的，他当年确实进入了一

些人组成的内部圈子，他们都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秘密，即约柜的最后下落。也许

是通过为他提供信息者（即圣殿骑士教的支持者古尤特?德?普罗万）的成功运作，

也许是通过某种更为直接的接触，沃尔夫拉姆受到该派教的委托，去完成一项使命：

用编密码的方式，把约柜最后下落的秘密编进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里，而人们世代

都会讲述那个故事。

圣殿骑士们为什么要沃尔夫拉姆这么做呢？

我至少能找出一个可能合理的答案。如果把约柜下落的秘密写下来，并把写好

的东西装进某种容器里（例如一只埋进地下的匣子），那个容器便很可能在不到10

0年内就被遗失或忘记。而那个容器只有被某个人挖出来，才能重见天日。然而，如

果用密码把这个秘密编进一个众人熟知的载体里，例如《帕西法尔》（我发现，这

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现代语言，仅在20世纪80年代，企鹅出版社古典文

库里的该书英文版就印了5次），那么，约柜下落的秘密就完全有可能被永久保存在

世界文化里。这样一来，经过了许多个世纪之后，那些有能力破译沃尔夫拉姆密码

的人，依然能够了解这个秘密。总之，这个秘密可能完全被人们视而不见，被所有

人当作一个“佳构故事”去欣赏，而只有少数人（即开悟者、知情者和坚毅的探寻

者）才能真正地了解它的真正作用，把它用作寻宝秘图。

1989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参观了沙特尔大教堂，研读了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

尔》，这使我看到了以前被我视而不见的许多事情――尤其使我看到了一种惊人的

可能性：12世纪时，圣殿骑士们可能曾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解释的那样，我发现并不难解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和动机。

但我现在需要去证明一点，即除了圣殿骑士们那次被我认定的“探寻”活动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确实就是阿克苏姆城的圣堂

礼拜堂？

世界上毕竟还有几百个城市、几百座教堂都自称拥有某种“圣迹”之类的东西

――例如所谓“耶稣受刑的十字架”的残片、基督的裹尸布、圣?塞巴斯蒂安的指

骨、朗吉弯斯（指基督教伪经中提到的用长矛刺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罗马士

兵――译者注）的长矛，如此等等。但对它们进行了理性的调查后，几乎所有的结

论却都是这些吹嘘纯属子虚乌有。因此，为什么阿克苏姆城就该例外呢？该城居民

显然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传说，但这当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而只能证明他们是

易受影响、耽于迷信的一群人。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做出结论说：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并没有约柜。

“塔波特”造成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1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长老会的一位特使曾访问过阿克苏姆，结

果证明：尽管“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都相信”阿克苏姆城有约柜的传说，但它其实

是个“弥天大谎”。

那位特使名叫迪摩瑟斯，他向阿克苏姆的几位僧侣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给他看

了一块石板，那块石板“是一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长24厘米，宽22厘米，只有3厘

米厚”。据那些僧人说，那就是约柜里的两块石头诫板之一。他们没有给迪摩瑟斯

看阿比西尼亚人所相信的那只约柜本身，并且显然是希望他瞥见那块石板后便会满

意，他们称它为“摩西的塔波特”。

迪摩瑟斯果然心满意足了。他显然就像刚刚揭开了一个奥秘那样欢欣，报告说：

这块石头实际上原封未动，显示不出属于哪个时代。它

的年代最多距离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像阿比西尼

亚人这样的蠢人，却盲目地把这块石头当成了真的诫板，自

以为拥有了它。其实他们是徒有虚名，（这么说是因为）那

根本就不是真的诫板。熟知《圣经》者不用任何进一步的证

明便都知道：实际上，写有那些神圣律条的诫板被放入了约

柜，永远地消失了。

我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如果这位亚美尼亚特使看到的那块石板，真的来自

阿克苏姆人所说的那只约柜，那么，他说这些人徒有虚名就是正确的，因为“距离

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制造出来的某种东西，不可能是那两块写有十诫的“诚

板”之一，而传说“十诫”是在基督诞生的1200多年以前被写在诫板上的。换句话

说，如果容器里装的东西是假的，那容器本身也必定是假的。这意味着，阿克苏姆

人的那个传说的确完全是个“弥天大谎”。

但我觉得，在没有试图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之前就做出这个结论，不免为时过

早。那个问题就是：迪摩瑟斯见到的是那只（被认为是）真的“摩西的塔波特”，

还是一件别的什么东西呢？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对埃塞俄比亚人那样的“蠢人”居然可能拥有约柜那

般珍贵的圣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显然感到受了冒犯，感到怒不可遏，因此便很想

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约柜。不仅如此，我反反复复地阅读了他的记述以后，还越来越

清楚了一点：他强烈渴望着证明自己的偏见是正确的，这种渴望已经压倒了他全部

的理智调查精神――他绝对没有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那种微妙而不同寻常的天性。

19世纪80年代他访问阿克苏姆时，那座特别为约柜建造的礼拜堂还没有建成，

而约柜（或者说，那件被看作约柜的东西）当时还被保存在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

殿里（17世纪时，法悉里达斯皇帝重建了那座大教堂后，把它放在了里面）。然而，

迪摩瑟斯当时并没有被允许进入内殿。他被领到一个破旧的木头外殿里，“和其他

几间屋子一起坐落在大教堂外面左侧的地方”。他正是在这个外殿里见到那块“略

微发红的大理石”的。

因此，在我看来，这位亚美尼亚特使很可能上了那些僧侣的当。

我知道，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会把约柜视为独一无二的圣物，因此，无法想象

会把它（或它里面装的东西的一部分）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殿挪走，即使暂时

挪走也不可能，除非出于某种极为迫不得已的原因。一个粗俗的外国人那种先睹为

快的心血来潮，当然算不上这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不过，这位外国人又是耶路撒冷

的亚美尼亚长老会特使，因此，明智的办法就是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尊敬。

该怎么办呢？我想答案就是：那些僧侣决定让他看看阿克苏姆许多“塔波特”

当中的一块。他强烈地表示，即使见不到约柜，也要见到某种和约柜有关的东西，

因此，让他听到他想听到的消息（即告诉他，他看见的是真正的“摩西的塔波特”），

这就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礼貌的做法了。

我需要证实我的这个见解，因此，我给亚的斯亚贝巴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因为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就住在那里，我们在1983年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合写过那本

书。他于1987年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俄比亚研究所重操旧业。我先告诉他，

我对阿克苏姆人关于约柜的那个传说又产生了兴趣，然后请教他有关迪摩瑟斯的事

情。他是否认为那位亚美尼亚特使见到的那块“塔波特”，真的就是埃塞俄比亚人

相信的被摩西放进约柜的两块诫板之一呢？

“这太不可能了，”理查德回答说，“他们绝不会把这么神圣的东西拿给任何

外人看。何况我也读过迪摩瑟斯写的那本书，里面全是错误和曲解。他非常傲慢，

和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打交道时颇为狂妄，并且并不完全诚实。我想，阿克苏姆的

教士们必定很快就看透了他的为人，因此就用其他的塔波特糊弄他，而那东西对他

们没什么重要意义。”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理查德告诉我几个人名和两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的电话号码，

他认为这些人会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是：贝莱?戈代博士，他用数年时

间彻底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古代史，是阿姆哈拉文和杰泽文文献的专家；还有埃塞俄

比亚研究所的瑟古?哈贝尔一塞拉西博士，他写有一部受到高度推崇的著作，书名

是《1270年前的埃塞俄比亚古代及中世纪史》，我已经熟悉了它的内容。

迪摩瑟斯在阿克苏姆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萦绕在我脑子里，

所以我决定问问哈贝尔一塞拉西。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

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他笑着说：“哦，那家伙见到的当然不是真的摩西塔波特啦。那些僧侣为了满

足他的希望，给他看了一个替代品――不是那个真的……在我们埃塞俄比亚，通常

每个教堂都有不止一个塔波特。实际上，有些教堂甚至有10块或者12块塔波特，它

们被分别用在不同的祭礼仪式上。所以说，他见到的是其中之一。丝毫不必怀疑这

一点。”

这位历史学家的话里充满了自信，已经消除了我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的证据所

剩的疑虑。迪摩瑟斯看见的那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

埃塞俄比亚人提出的那个说法，即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

不过，他对自己访问阿克苏姆的记述，还是在我心中引起了另一个复杂疑问，

那就是所谓“塔波特”究竟是否能算作圣物。

据我所知，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而我很清楚，约柜是一个大小类似

茶具柜的箱子。但是，迪摩瑟斯看见的那一小块大理石板却被称为“塔波特”，还

被说成是约柜里的两块诫板之一。

我的确需要弄清这个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塔波特，我现在

还知道，有些教堂还有不止一块。可是，这些塔波特真的就是那件圣物的复制品吗？

那件圣物被认为是约柜，并被保存在阿克苏姆的圣堂礼拜堂里。如果是这样，如果

所有的塔波特都是平板，那就意味着那件圣物也必定是块平板――换句话说，它不

可能是约柜（尽管它可能是写有“十诫”的诫板之一）。

我在埃塞俄比亚住过许多年，其间我见过的塔波特全都是平板，而不是箱子―

―那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显然，正是这一特征，使那位学者海伦

?阿道夫得出结论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构思他笔下的那只圣杯石的时候，

必定对塔波特有所了解。如果“塔波特”就是为了代表约柜里装的诫板，那就再好

不过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那么，阿克苏姆人说他们

拥有约柜的说法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很难忘记，1983年我参观大英博物馆人种学藏品后立即注意到的，正是这个

问题，使我放弃了对这个奥秘的初步考察。这个问题现在又鲜明地出现在了我面前。

所以，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感到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一个问题：塔波特究竟被看

作什么。

为此，我给贝莱?戈代博士打了电话，他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向我推荐的另

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做了自我介绍以后，我就直奔主题，问道：“你是否相信约

柜就在埃塞俄比亚呢？”

“相信，”他加重了语气说，“不仅我相信，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相信约柜在

埃塞俄比亚，它被保存在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里。人们认为，门涅利克一

世皇帝去耶路撒冷去见他的父亲所罗门以后，把约柜带回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语里的‘塔波特’是怎么回事？它的意思是‘柜子’吗？塔波特

是否就是阿克苏姆的约柜的复制品呢？”

“在我们的语言里，塔波特（tabot）正确的复数形式是‘塔波塔特’（tabot

at）。不错，它们是复制品。因为真约柜只有一个，因为普通人需要某种实实在在

的东西去寄托信仰，其他所有教堂都在使用这些复制品。埃塞俄比亚今天有两万多

个教堂和修道院，每一个都至少有一个塔波特。”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见过的所有‘塔波塔特’，没有一个像《圣经》里描述的约柜。

它们全都是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其中没有一块的长和宽大于一

英尺，其厚度也全都是两三英寸。如果这样的东西被看作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

教堂里那件圣物的复制品，那么，根据逻辑推理，那件圣物就根本不可能是约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描述了约柜。《出埃及记》清楚地把约柜描述成一个相当大

的矩形箱子。请别挂电话，我查看一下细节的描述……”

我从案头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耶路撒冷版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37章，

找到了有关段落，大声念着工匠比撒列如何按照摩西向他传达的上帝旨意制造约柜：

比撒列用皂荚木作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

半。里外包上精金。

“一肘（腕尺）究竟有多长？”戈代问道。

“大约一个前臂那么长，就是从肘部到中指尖。换句话说就是大约18英寸。这

就是说，约柜长约3英尺9英寸，宽和高各约两英尺。但‘塔波塔特’完全不符合这

个尺寸。它们太小了。”

“你说的不错，”戈代沉吟着说，“不过，我们的确有那只真约柜。这一点确

定无疑。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有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呢。”

“你指的是亚美尼亚特使迪摩瑟斯的记述吧？”

“不，不，当然不是。他什么也没见到。我说的那个目击者，去阿克苏姆的时

间比他早得多。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名叫阿布?萨利赫――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亚

美尼亚会会员。他生活在13世纪初，曾经巡视过许多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教

堂和修道院大部分在埃及。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访问了一些邻近国家，包括埃塞俄

比亚，他的著作里也包括这些国家的一些材料。正是这本书描述了约柜。如果我没

记错，他的描述很近似你刚才给我读的《出埃及记》里的描述。”

“阿布?萨利赫的这本书吗？它被译成英语了吗？”

“啊，是的。19世纪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译本。你会找到一本的。编者是某位伊

维茨先生……”

两天以后，我怀着胜利的喜悦，走出了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的书库。

我手里是一本由B?T?伊维茨翻译、由阿布?萨利赫著的厚厚著作，书名是《埃及

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在这本书第284页上，我发现了一行小字副标题“阿

比西尼亚”，下面是长达八页的观察和评述，其中提到：

阿比西尼亚人拥有约柜，其中装着两块石板，上面刻有

上帝为以色列的众人亲手写下的戒律。约柜被放在祭坛上，

但它比祭坛要短一些，其高度与男子的膝盖相同，外面

包金。

我向图书管理员借了一把尺子，量了一下我脚底到膝盖的小腿长度。这个尺寸

非常接近《出埃及记》里说的27英寸。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如果那句“其高度与男

子的膝盖相同”的话，指的是一个穿鞋或穿靴的男子，那就更贴切了。

我知道，如此粗略的尺寸要作为证据，那绝不会是最后的结论。何况我也无法

彻底排除一种可能，即这位亚美尼亚的地理学家13世纪访问阿克苏姆城时，的确见

到了真正的约柜。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的记述的真正重要性都在于：它无可

争辩地把约柜描述为一个包金的箱子或柜子，而不是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木板或石

板，像我见过的那些“塔波塔特”那样。或者可以说，它也不像19世纪的迪摩瑟斯

见到的那块“塔波特”。

同样有意义的是，阿布?萨利赫还描述了阿克苏姆的基督徒使用他见到的那件

圣物的一些细节：

礼拜仪式每年要在王宫里举行四次。当把它从存放的教

堂拿到王宫里时，它上面要遮盖篷布。这四次仪式分别是耶

稣诞生日、耶稣受洗日、耶稣复活日和十字启示日。

在我看来，这个早期的、相当忠于事实的目击实录，无疑极有力地支持了埃塞

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即埃塞俄比亚是真正约柜的最后安放地。他所说的约柜，其

尺寸和外貌都大致正确。阿布?萨利赫甚至描述了自己看见那圣物被运送时还遮盖

着“篷布”，这与《圣经》里的规矩也完全一致：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慢子，

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

子，把杠穿上。（见《旧约?民数｛己》第4章第5―6节――

译者注）

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尽管这位亚美尼亚地理学家的记述很有帮

助，他还是没能回答我的那个症结问题，它是由那些被成为“塔波塔特”的东西的

形状产生的问题。我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因此，我决定考察一下这个埃塞俄比亚单

词的词源。我想知道“塔波特”这个字的原型，其意思是否就是“柜子”？它的意

思会不会是“石板”？它会不会具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对这个字的词源学考察，把我带入了一个纯智能领域，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

个领域，以后我也不想再次涉足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学。我翻阅了一摞又

一摞令人厌烦的文献，终于证实了一点：被称为“杰泽语”的古代埃塞俄比亚语，

以及它现代被广泛使用的阿姆哈拉语，都属于问米特语族，而希伯来语也属于这个

语族。

于是我了解到，希伯来文《圣经》里提到约柜时，最常使用的词是“aron”，

而此字和“塔波特”（tabot）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单词“teb

ah”，而学者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语里的“tabot”无疑来自这个单词。

接着，我试图证实“tebah”这个字是否出现在希伯来文《旧约》里。经过进一

步研究，我发现它确实出现过，尽管只出现了两次。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使用了

这个单词的地方，都用它来指代一种船形的容器。第一处是指挪亚方舟，其中载着

大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类（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7节――译者注）；第二

处是指蒲草箱，摩西的母亲为了使婴儿摩西逃过法老的怒火，把他放进这只蒲草箱，

让它顺尼罗河漂流（事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3节――译者注）。

我又翻开了《国王的光荣》，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把约柜具体描述为“一只船

腹……长约两腕尺半，宽约一腕尺半，汝应以纯金包之，其内外皆应包纯金”。不

仅如此，在这个“船腹”里，还将放进“两块上帝亲手书写的石板”。

这些描述不容置疑。无论是从其词源还是从其早期使用的情况判断，埃塞俄比

亚语的“tabot”都毫无疑义地称谓《圣经》里的约柜，其原型就是一只包金的容器

――对于这个容器，“船腹”这个说法可以作为一个聪明的暗喻，它不但能使人想

到这件圣物的形象，而且能把它的概念和更早期的那些“船只”联系起来：它们是

挪亚方舟和蒲草船，而这两者都曾装过神圣而珍贵的事物。

然而，同样是这个“塔波特”的标记，却绝不可能称谓或指代任何木板或石板。

因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谜。不过，这个谜最终还是被爱德华?乌伦多夫教

授为我解开了。他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伦敦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专业的第一位学

位主席。这位著名学者现已退休，住在牛津。他坚持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埃

塞俄比亚人如何把木版或石板说成了“柜子”：

真正的约柜据说在阿克苏姆；其他所有教堂只能拥有它

的复制品。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整个的柜的

复制品，而只是其中所盛之物（即诫板）的复制品……换句

话说，把这些木版或者石板描述成“塔波塔特”，这是一种

“以部分指代整体”（pars pro toto）的做法，它仅仅代表约柜

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诫板。

琥珀里的苍蝇

乌伦多夫对“塔波特”问题的这个解释，消除了一个明显的矛盾，驱散了笼罩

在埃塞俄比亚人那个说法上的一块疑云――他们自称拥有失踪的约柜。

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却依然笼罩着其他几块疑云。正是乌伦多夫使

我注意到了其中最浓重的一块疑云。他写过一篇题为《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示巴女

王》的论文，其中非常鲜明地指出：不能把《国王的光荣》看作一部史书，因为它

的目的其实是美化埃塞俄比亚，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书中才提到了约柜。

认为《国王的光荣》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杜撰，这种见解也并非乌伦多夫一个人

才有。例如，在这部伟大史诗的英译本序言里，E?A?瓦利斯?布奇爵士也指出示

巴女王根本不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他写道（他是

在引述我已经熟悉的一种观点），“她的故乡是塞布哈（Sebha）或者萨巴（Saba），

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

一些学者十分重视一个情况：在所罗门时代（即基督诞生前1000年），埃塞俄

比亚还没有任何自己的真正文明，因此当然不可能拥有一种先进的城市社会，从而

造就一位像示巴女王那样出名的君主。

其实，学者们一致认为，公元6世纪以前，阿比西尼亚高原上连启蒙的文明都没

有开始，而一直到公元1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文明才发展到了成熟的水平。但这一

进步时期却不能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人的成就――相反，其催化力量是各个阿拉伯部

族的流入，他们的“更高素质”使当地居民的落后文化发生了巨变。这些闪米特族

移民主要来自也门，他们定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在与当地人口的同化过程中，造

就了文化上的变更。他们带来了价值无比的礼物：宗教、发展水平更高级得多的社

会组织、建筑、艺术以及一种书写体系。

总之，埃塞俄比亚文明不仅比阿克苏姆传说暗示的时代晚近得多，而且是从其

他文明中借得的。不仅如此，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事实，因而

对自己的传统遗产深感不安。的确，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甚至提出：《国王的光荣》

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满足了阿比西尼亚人的一种深层心理需要，那就是：

“证实他们的古代起源……暴发的民族，如同暴发的个人一样，都渴望光宗耀祖，

这种民族也会像暴发户那样毫不犹豫地伪造家谱。”

我认为，这一切见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国王的

光荣》的内容多为虚构（因为这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他们关于约柜被拐的说法

可能以一定的真正事件为依据），而在于它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相对年轻，

并且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

我想证实埃塞俄比亚人自称拥有约柜的说法是真的，而对我的这个尝试，以上

这些意见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这块高原上总体文明的发展，

而且可以用来（相当具体地）说明法拉沙人文明的发展。

《国王的光荣》相当清楚地宣布：公元前950年前后，门涅利克及其同伴带着约

柜回到了埃塞俄比亚时，犹太教的信仰被引进了埃塞俄比亚（甚至据说示巴女王本

人也改信了犹太教）。因此，从事情的表面上看，埃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的

存在，似乎足以证明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但如果更仔细地考察，你就会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和学者们的见解不一致。

1983年，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曾告诉我说，学术研究界一致赞同一个观点，即

公元2世纪前，犹太教信仰不大可能到达埃塞俄比亚。这种信仰是从也门经过红海被

带入埃塞俄比亚的。公元70年以后，也门已经有了大量的犹太居民，他们是为了逃

避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迫害而移民也门的。

这种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就是乌伦多夫教授。他有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

《埃塞俄比亚与怪经＞》，其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强调了一个结

论：法拉沙人的祖先肯定是由犹太人转变而成的，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即从

公元70年到公元550年，他们“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进入了埃塞俄比亚”。

我决定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法拉沙人犹太教的历史确实不足2000年，并且

的确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那么，一种表面上似乎可信的“文化确证”就被一笔勾销

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之间具有直接的接触。同时，

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说法，即使并非全不可信，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新阶段的调查开始后不久，我就渐渐领悟了一点：学者们之所以一

致赞同“也门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证实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既没有任何证

据可以证明犹太教信仰无法通过其他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

仰是通过其他路线进入那里的。因此，学者们便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

南部，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从那个地区还有向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些移民运动。

这种做法使我震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可悲的失误，其中，“没有证据”（这

是一回事）实际上却被用来证明“没有”（这是另一回事）。让我再说一遍：问题

在于，没有证据表明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比学者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没有

证据表明除了学者们认为的那条路线以外，犹太教还曾通过其他路线到达那里；但

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开放的，若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去研究

法拉沙人的传说、信仰和风俗习惯，从中对他们的起源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

想他们的宗教仪式里很可能已经掺进了其他的东西，因为在20世纪这些仪式已经大

量地暴露在了西方和以色列参观者面前。所以，我便去阅读一些更古老的文献资料，

它们描绘了法拉沙人受到现代文化变迁污染以前的生活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当中，竟有些是外国人写的，他们怀着促进

文化变动的明显目的，到埃塞俄比亚去，其中主要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

听到一些传闻说，阿比西尼亚有数目相当可观的犹太人，因此便急于去使他们皈依

基督教。

其中一位传播福音者名叫马丁?弗莱德，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受“在犹太人中

推进基督教伦敦协会”委派，他于1855年到埃塞俄比亚劝当地人改宗。他的著作

《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于1869年出版。

我在英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它已经磨损，显然经历了多次的辗转借阅。

我很快就对其中的几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者在其中坚持说：至少在先知耶利米

时代（公元前627年前后），埃塞俄比亚就有犹太人了，也许从所罗门王时期开始那

里就有犹太人了。弗莱德这个论断的部分依据是：

法拉沙人既不知道《巴比伦法典》，也不知道《犹太法

典》，它们都是在犹太人被虏期间及之后编纂的。他们也不

过普林节（Feast of Purim，犹太人每年2、3月的节日――

译者注）和神庙祝圣节，而我们时代的犹太人都庄严地保持

着这些节日的传统。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所谓“神庙祝圣节”（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的正式名称是“灵光节”（Hpnukkah），其字面意思就是“供奉”。我认为，其中

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节是公元前164年确定的，因此，公元70年以后定居也门的

犹太人必定要过这个节。

正统的学者以前曾说服我，把法拉沙人看作由这些也门犹太人转变的埃塞俄比

亚人的后裔，但这种观点现在却突然变得十分令人怀疑了。我想尽量清晰地表述一

个见解：不过灵光节，从中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法拉沙人必定是在公元前

164年以前就获得犹太教信仰的，因此他们并非来自也门，而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

接着，我考察了普林节。弗莱德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也不过这个节。我

了解到，这个节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的确，它的起源很可能比那个时期更

早。它纪念的那些事件（即犹太人免遭哈曼王计划的屠杀――译者注）发生在公元

前5世纪中期，而我请教过的一些权威也认为，到公元前425年，大多数犹太人已经

过普林节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弗莱德本人就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在

那个时期以前很久，也许是在公元前6世纪，法拉沙人就从世界犹太教的相关群体中

分离了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阿比西尼亚人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合拢：

基督诞生前500年，毕竟只是所罗门死后的400年。看来，越来越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旧约》时代初期，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就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而这正像《国

王的光荣》和法拉沙人自己一贯宣称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含义就十分

明显了：退一万步说，门涅利克把约柜拐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以更为

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而不该以学术界迄今所允许的态度去看待。

在19世纪另一位传教士的叙述里，我找到了支持上述见解的进一步证据。那位

传教士名叫亨利?亚伦?斯特恩，他本人就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德国犹太人。他曾

和弗莱德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旅行，并于1862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漫游在阿

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间》。

我阅读这部长达300页的著作时，渐渐对它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厌恶。在我看来，

他是个傲慢自大、残忍狂妄的劝人改教者，丝毫不尊重其传教对象的文化及传统。

同时在总体上，我觉得他对法拉沙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也显得十分肤浅。这

样一来，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后来，我在这本书的第288页偶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斯特恩先用一段很长

的话，论述了法拉沙人当中绝对禁止“与其他部族或信仰不同者通婚”，然后描述

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如何忠于摩西的律法，“它们……是一些守则，根据这些守

则，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崇拜”，然后他说：

在中部非洲听说犹太人的祭坛和赎罪献祭，这显得很奇

特……（然而），每个崇拜地的后部都有一小块场地，场地

中央有一块巨石。潘祭的动物就在这个粗劣的祭坛上被宰

杀，而其他一切献祭仪式也在此举行。

我对犹太教的一般了解在这个阶段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还

是清楚地知道到一点：现代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以动物献祭了。我不知道在20世纪末

法拉沙人当中是否还存在这种古风，但是，斯特恩的描述却很清楚地表明：130年以

前，这种风俗曾经十分盛行。

这位德国传教士继续描述这个献祭仪式空场，然后评论道：

这个圣所守卫不严，很难防止不法的侵扰……不懂法拉

沙人习俗的陌生人若是冒险地过于接近这个禁地，便会遭到

不幸……有一天，我险些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过。那天

将近正午的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

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

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

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

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

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

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

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

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

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

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

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

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

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

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tabern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

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

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

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

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

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

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

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

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

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

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

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

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

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

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

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

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

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

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

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

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

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

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

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

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

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

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

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

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

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

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

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

圣所祭坛，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

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

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

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

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

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

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

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

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

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6

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

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

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

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

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

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

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

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

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

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

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

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

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

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

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

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

我开始阅读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

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

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

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

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

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阅读“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

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

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

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

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

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我又在一部珍贵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手稿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那部手

稿被保存在提格雷人的马格达拉要塞里。19世纪时，内皮尔元帅（罗伯特?科内利

斯?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又名“马格达拉的内皮尔一世男爵”―

―译者注）率领的英军曾攻占并洗劫了该要塞。这部手稿的标题是《古代国王的历

史及谱系》，其中的一段写道：

基督诞生后的331年，基督教被阿布纳?萨拉玛引入阿

比西尼亚，此人原名“弗路门托斯”或“弗路门提乌斯”。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统治着阿克苏姆。基督教出现在

埃塞俄比亚之前，那里的半数居民均为犹太人，遵守着法

律，另外半数居民则崇拜神龙桑多。

这里提到了“神龙”（或许是一切原始动物神的统称）的崇拜者，这的确很有

意思。它表明，犹太教曾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惟一的国教，并且，在前基督教时代，

法拉沙人也曾像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容忍许多异教信仰。

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北方以阿克苏姆为中心的那个帝国，完

全可以被列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它的地位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相等，能把它的船队派到遥远的埃及、印度、锡兰和中国。它的建筑成就和艺术成

就也非常突出。

它是基督教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第一个堡垒。早在公元4世纪初，这个帝国就

皈依了基督教，将这种新信仰作为国教（这差不多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帝奇迹般地皈

依基督教的那个时期）。

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阿克苏姆帝国的光芒便开始暗淡了。它派驻国外的使节

已经寥寥无几，它曾一度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也分明在衰落。

这个显著变化最终导致了该国的彻底孤立，其原因主要与伊斯兰教敌对力量的

增长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的包围有关。这个变化出现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公

元570―632年）生前和死后的时期。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写

道：“埃塞俄比亚人被他们宗教的敌人所包围，沉睡了将近1000年，忘记了世界，

也被世界忘记了。”

这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提到的这1000年，大致是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

公平地说，在这1000年期间，埃塞俄比亚从世人的记忆里消失了。遥远的非洲高原

上的这个基督教国家以前曾闻名世界，也有许多游客曾到该国旅行，现在却逐渐转

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神话和魔法的神秘国度，人们以为那里还生活着龙和其他怪物。

它成了一块“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谁都不敢

（或者不想）到那里去冒险。

人们想必很容易做出一个假定：在阿比西尼亚人的这段历史黑洞时期，他们又

退到了野蛮或停滞状态。但我的研究，却让我看到历史真相恰恰相反――正像那些

非凡的拉利贝拉独石教堂证明的那样。

在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保留了一种既丰富又特殊的文化。尽管这种文化是

自我封闭的，并且有人怀疑它的种种主题曾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但它还是原封未

动地存在下来，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

12世纪下半期，拉利贝拉王子本人曾流亡耶路撒冷25年。他也是从耶路撒冷重

返埃塞俄比亚，当了国王，建造了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些独石教堂。

在本书第五章，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我的发现使我相信，1185年拉利贝拉离

开圣城耶路撒冷回国赢得王位时，和他同行的可能还有圣殿骑士教的一支小分队。

我相信，这些骑士的首要动机就是渴望到埃塞俄比亚去找到约柜。除了这个目的之

外，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非常愿意协助这位王子达到政治目的，因为这样

一来，他们便有理由指望自己能对拉利贝拉国王产生重大影响了。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后来听到了一个埃塞俄比亚传说，说有一些神秘的“白人”

参与了拉利贝拉教堂的建造。这个传说十分古老。的确，16世纪初葡萄牙的弗兰西

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把这个传说第一次记载下来时，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

我知道圣殿骑士们都是出色的建设者和建筑师，因此我很难否定一个结论，即

他们可能就是参与建造那些独石教堂的“白人”。何况，由于那些教堂花了24年时

间才建成，这就意味着这些骑士至少在埃塞俄比亚生活过很长时期，甚至曾可能打

算在更长的时期内介入该国事务。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越来越认为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为了解释何以如此，首

先就必须让读者了解14世纪初圣殿骑士教遭到残酷镇压以及其后那些骑士的遭遇。

将他们的遭遇和同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一些事件加以对照，这也很有必要。

黑暗时期

圣殿骑士教创建于公元1119年，于1128年在特罗耶教会会议上获得教会的正式

承认，此后迅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教派，在世界各国都拥有巨大的势力、财富和声

望。然而，这种地位也注定使他们在不到两个世纪内被毁灭。

这个教派灾难性崩溃的历史，在其他的书籍里已经有了太多的详细叙述，因此

这里无需详细重复，只要做一个简要介绍即可：

公元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住在法国的所有圣殿骑士突然都遭到了逮捕。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逮捕。那天黎明，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派遣的查抄官和执行

官们同时袭击了圣殿骑士的数百处寓所。入夜时，已经有15000人遭到逮捕。在公众

的想象中，13日星期五也赢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位置，成了日历上最倒运、最不吉

利的日期。

圣殿骑士们突然遭到了充满羞辱的逮捕，而加给他们的罪名既耸人听闻，又毫

无根据。例如，他们的一条罪名是否认基督，向基督像吐口水；此外还有彼此下流

地接吻，“按照该教的亵渎仪式，羞辱人类尊严”。据说，新教友人教时，其肛门、

肚脐和嘴都要被吻。还有一条同样严重的罪名是：他们向偶像膜拜。

这个时期（一直到1377年），教皇官邸设在法国普罗旺斯省的阿维农。这里无

需解释教皇不住在梵蒂冈的原因。但是，罗马教廷迁到如此邻近法国的地点，这显

然使菲利普国王对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克莱门特五世1305年在里昂

加冕时，法王菲利普也出席了加冕式）。这个影响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圣殿骑士教。

菲利普决定不仅要消灭全法国的圣殿骑士教，而且要在所有存在该教派的国家

消灭他们。为此，这位法国君主向克莱门特五世施加压力，最终使教皇签署了一道

敕令（即1307年11月22日“教皇敕令”），命令逮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

徒。

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塞浦路斯都开始了大逮捕。1312年，这位傀儡

教皇又发布了一道敕令，宣布正式取缔圣殿骑士教。与此同时，数千名圣殿骑士教

徒遭到了最恐怖的刑讯。后来，其中许多人都被以火刑处死，包括该教大师雅各?

德?莫雷和诺曼底教区主教杰福洛伊?德?沙奈。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叙述圣殿骑士教遭到的迫害、审讯以及被摧毁的始末。我之

所以对这些事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一点，即我找到的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可能

曾在12世纪末期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证实了1185年曾有一队骑士陪同拉利贝拉

离开耶路撒冷以后，我自然就想弄清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好奇心促使我去寻找有

关圣殿骑士教后来历史的线索。

那段历史当然十分短暂：拉利贝拉夺回埃塞俄比亚王位后不到130年，圣殿骑士

教就遭到了围捕、刑讯和火刑。他们的不动产和金钱被欧洲的各个王室瓜分；他们

的教派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美名被泼上了鸡奸、读神和膜拜偶像等罪名的污水。

在有关该教派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情况的文献中，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

该教派曾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问世纪初期之后，寻找约柜的活动渐渐冷却了下

来。从那时直到1307年的大逮捕，其间这个教派似乎只热衷于在近东作战，只关心

积蓄自己的力量和财富。

在哪里能找到我所需要的信息呢？

我曾经做过几次尝试，想按年代顺序列出我关心的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发生

的事件。但我也知道，詹姆斯?布鲁斯18世纪曾对埃塞俄比亚做过长期访问，尽力

搜集并记录了那里的古代传说。因此，我便去阅读他的《游记》，它现在经常被放

在我的案头。

如我所料，我在第一卷末尾看到了几页叙述拉利贝拉王朝的文字。遗憾的是，

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写下来的东西，大多和我的考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个具体

细节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布鲁斯根据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历史文献及传说”记载道，拉利贝

拉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以减少从埃塞俄比亚流入尼罗河水系的水流量，其目的在

于“给埃及造成饥荒”。扎格维王朝的这位杰出君主经过“严格的勘察计算”，似

乎弄清了以下的情况：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有几条河流，可以通过开渠的

方法阻断它们，把河水引向南部的低地地区，而不是增加它

们的流量，使它们流向北方而汇入尼罗河。他认为，这样便

能减少尼罗河流量，使它永远达不到能满足埃及人耕作需要

的水位。

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计划想必完全符合圣殿骑士们的抱负。拉利贝拉王朝结束

时（公元1211年），圣殿骑士们的抱负已经集中在了征服埃及上。在这个时期，尼

罗河沿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战斗，圣殿骑士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围困尼罗河三角

洲达米埃塔城（埃及东北部城市――译者注）的阿拉伯人要塞。因此，他们无疑很

愿意看到一个“饥谨的”、被削弱的埃及。

结果，这个使河流转向的计划却永远没能完成，“死亡，一切此类巨大工程的

夙敌，阻碍了这个计划，使拉利贝拉的这个工程停了下来”。接着，布鲁斯对扎格

维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做出了以下评论：

说到拉利贝拉的继承者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他除

了是拉利贝拉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纳库托?拉布这样一个

儿子的父亲之外，没有任何出众之处。拉利贝拉和拉布都以

非凡的业绩而闻名，只是各自业绩的种类不同而已。对拉利

贝拉，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其业绩是巨大的人力工程；而

拉布的业绩则是战胜自己，这更为困难――他战胜了自己的

野心，情愿放弃了自己的王位。

我已经很熟悉其后的历史。1270年，扎格维王朝的末代国王纳库托?拉布把王

位让给了一个名叫耶库诺?阿姆拉克的人，此人自称是所罗门的后裔。读者或许还

记得，这位国王曾隐居偏远的绍阿省。在那里，那位逃脱了10世纪犹太女王古迪特

起义的王子的后代，把所罗门世系保留了下来。

关于耶库诺?阿姆拉克本人，布鲁斯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对他的两个继承者亚

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和维德姆?阿拉阿德（他一直统治到1314年），

也是如此。

看来，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所喜欢的研究方法通常都很严苛，所以，他没能获得

有关拉利贝拉1211年去世后的一个世纪的信息。他抱怨说：“这个时期全都陷入了

一团黑暗。我们可以去猜测，但由于我们只能猜测，所以这些努力也只能一无所获。”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成为国王以前的那个时期，同样笼罩在类似的黑暗里。

因此，一大堆尚未回答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到目前为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问题和约柜有关。

我必须弄清，在所罗门王朝中断的大约三百年时间里（从10世纪到13世纪），

约柜究竟有过什么经历。我还要弄清，如果像我假设的那样，拉利贝拉在位时，圣

殿骑士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确站住了脚，他们是否被获准去直接接触约柜。

我又给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打了电话，看他是否能用他在

埃塞俄比亚传说方面的知识为我指点迷津。

他告诉我：“在10世纪，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祭司们和其他人把约柜送出

了阿克苏姆城，以免它落到古迪特女王手里。我们说，约柜被送到了济瓦伊湖上的

一个岛上……”

“你说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南边的里伏特谷吗？”

“正是。”

“那里离阿克苏姆实在是太远了。”

“不错，但要确保约柜的安全，这是最近的距离了。你知道，古迪特是犹太人。

她想在埃塞俄比亚全国确立法拉沙人的宗教，她想摧毁基督教。她焚烧和洗劫了阿

克苏姆的那些教堂。所以，祭司们就送走了约柜，不让它落到古迪特之手。他们把

约柜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一直送到了济瓦伊湖！他们相信古迪特不会到那里去。”

“你知道约柜在那个岛上放了多长时间吗？”

“我们的传说里说，它在那里存放了70年，后来才被送回阿克苏姆。”

我对戈代的帮助表示感谢，挂上了电话。他告诉我的情况，和我一直在连缀的

埃塞俄比亚中世纪历史的画面大致相符。我知道，古迪特女王推翻所罗门世系王朝

以后，曾经做过几年埃塞俄比亚国王。我还知道，她的继位者就是扎格维王朝的第

一位国王，其本人就可能是犹太人。

然而，后来（肯定是在拉利贝拉在位以前很久）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却改信了

基督教。因此，他们很可能同意了把约柜平安地送回阿克苏姆的传统安放地。据说，

拉利贝拉做了国王的时候，约柜依然在阿克苏姆。与此显然有关的，还有一个证明

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目击实录，其作者是亚美尼亚地理学家阿布?萨利赫，而那段

实录在他写的《埃及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里面。根据有关的版本证据（即

这部重要著作的译者兼编者在“序言”里的解释），这本著作显然写于“13世纪初

期”。这就是说，它成书于拉利贝拉国王在位时期。

阿布?萨利赫虽然只字未提他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哪座城市见到约柜的，我们还

是没有足够理由认为那座城市不是阿克苏姆。何况，重新阅读有关段落时，我还发

现了一段以前被我忽略的文字。那段文字描述了一些仪式上运送约柜的情景。这位

地理学家注意到，“守护和搬运”约柜的那些男人“脸色粉红，头发为红色”。

我着实大吃了一惊。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第二则纯粹的早期目击证言，它证

明拉利贝拉国王时期，埃塞俄比亚国内确实有一些神秘的白人。同一段文字的另一

个译本把“红头发”译成了“金黄头发”，这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阿尔瓦雷兹已经使我注意到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即白人曾参与建造那些惊人的

独石教堂。那个传说很符合我对圣殿骑士们先进的建筑技能的了解。就像要证实我

这个不断形成的理论一样，现在我看到，阿布?萨利赫又在他写于七个世纪以前的

著作里，把一个惊人消息告诉给了我：与约枢密切相关、和它直接接触的那些男人

面色粉红，头发为红色甚至金黄色。换句话说，他们听上去很像是北欧人。

认为这些人就是圣殿骑士，这个推断虽然非常诱人，但它还是把我的调查局限

在了13世纪早期，而那些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如果阿布?萨利赫见到的那

些北欧人果真是圣殿骑士，那么，他们难道会仅仅满足于偶尔抬一抬约柜么？他们

是否尝试过把约柜带出埃塞俄比亚，把它带回欧洲呢？如果他们尝试过，他们是否

成功了呢？

我不得不承认，由于绝对缺少历史资料，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就遇到了严重

的障碍。圣殿骑士们的活动无疑都异常机密，因此，我并不奇怪他们自己的文件和

记载所透露的信息是那么少。从埃塞俄比亚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很令人不满。

我仔细阅读了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以后，不得不承认一点：拉利贝拉国王去世后

的一个世纪确实是个“陷入了一团黑暗”的时期，正像詹姆斯?布鲁斯指出的那样，

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段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对能否解开研究中的这个死结感到极为悲观。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亚

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打了电话，问他哪里能找到哪怕一丁点记载，

它能表明那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人和欧洲人有过任何接触。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1300年以前的记载。”他答道。

“那么，1300年以后呢？我想，关于埃塞俄比亚和欧洲的接触，最早的文字记

载是1520年葡萄牙使节到埃塞俄比亚吧？”

“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以前，曾有一小批使臣做过方向相反的旅行。我的意思

是，他们从埃塞俄比亚去了欧洲。实际上，这些使臣的头一批，是在拉利贝拉死后

不到一个世纪时派往欧洲的。所以说，这件事情也属于你感兴趣的那个时期。”

我在椅子上探出身子：“你是否知道确切的日期？”

“知道，”理查德答道，“那是在1306年。那个使团的人数也相当多。派遣这

个使团的是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我相信，使团的人数大约是30个。”

“你还记得这个使团的使命是什么吗？”

“我不能绝对肯定。你必须去查一查有关的资料。不过我确实知道，这个使团

的目的地是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是最后措施吗？

理查德还不知道自己刚刚投下的是一枚小型炸弹。

阿维农当时是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官邸所在地。他于1305年在里昂加冕时，法

国国王菲利普也出席了。不仅如此，正如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正是克莱门特

五世在1307年下令逮捕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徒。

现在我已经知道，1306年，埃塞俄比亚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阿维农（这是该

国派往欧洲的第一个代表团）。一年之后，对圣殿骑士教徒的大规模逮捕就开始了。

这些日期和事件难道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吗？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

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就必须去证实：这些阿比西尼亚使节访欧期间是否真的

见到了教皇？如果他们见到了，那么，我还必须弄清他们彼此谈了些什么。

记载1306年使团访欧的原始资料的人，是热那亚的一位地图测绘师，名叫乔万

尼?卡里格拿诺，此人在1291到1329年间曾积极从事地图测绘工作。

我满怀兴趣地发现，就是同一个卡里格拿诺，曾大大地转变了欧洲人对埃塞俄

比亚的观念――欧洲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混淆（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之后，他成

了第一位权威人士，毫不含混地指出：“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家在非洲，而不在

“印度”。

卡里格拿诺见到了埃塞俄比亚使团的几位成员，那是在1306年该使团从阿维农

回国，途经热那亚的时候。由于风向逆转，他们在这个意大利港口“逗留了多日”。

在那里，这位地图测绘师问到了他们的“祭礼仪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遗憾的是，卡里格拿诺在当时的一篇论文里记录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讲给他的

所有信息，但那篇文章后来却遗失了。今天它所剩的，只有保留在15世纪晚期贝加

摩（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人的一部编年史里的简单摘要，其作者名叫亚克

坡?菲利坡?佛莱斯提。

我终于设法弄到了这段摘要的英译本。它只有一段话，佛莱斯提在其中称赞并

概括了卡里格拿诺的那篇论文：

其中谈到了那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的许多事情……据

说，他们的皇帝十分信仰基督教，还有74位国王和几乎不

计其数的王子效忠于他……人们知道，在公元1306年，这

位皇帝派遣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使团……他们在阿维农的

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面前，表现得十分虔敬。

此外，还有一些夸赞之辞以及关于“祭司王约翰”的说法（前面我已经提到过

了）。

对于第一个派往欧洲的埃塞俄比亚使团，我们只知道这些。不过，尽管资料不

足，它还是证实了我的猜测，即那些使节可能见到了克莱门特五世教皇。仅仅一年

以后，教皇就下令对圣殿骑士教徒进行大搜捕。

关于这次会见的实质内容，我找不到任何信息。我也没发现任何解释能说明，

1306年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为什么如此急于去接触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不过，如果

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却派遣了如此一个大型使团长途跋涉，

去做那次史无前例的欧洲之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对他的动

机做出自由的推测了。

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了以下的断想、推测和假设：

暂且假定，1185年圣殿骑士们的确跟着拉利贝拉王子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埃塞俄

比亚。假定他们的确把拉利贝拉推上了王位。假定传说里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那些

“白人”，其实就是圣殿骑士。再假定，13世纪初被看见在埃塞俄比亚抬约柜的那

些“白人”也是同一批圣殿骑士。

这就意味着，这个教派成功地赢得了权力和信任，能对拉利贝拉国王及其所属

的扎格维王朝施加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合理地假定：扎格维王朝的最

后两位国王（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和纳库托?拉布）和圣殿骑士的关系也很融

洽，因而使后者继续享有接近约柜的特权。

假定以上就是历史真相，假定拉利贝拉1121年去世后的60年中，圣殿骑士被允

许接近约柜，但当然不许他们把它带出埃塞俄比亚。也许，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带走

约柜，只是在等待时机，等最佳的机会自动出现。同时，由于最初来到埃塞俄比亚

的骑士们已经年老，这个教派还会从耶路撒冷派其他成员来替换他们。没有必要急

不可待。其实，把约柜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对此已经颇为满足了。

然而，这样的局面在1270年便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那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纳库托?拉布被说服而放弃了王位，由耶库诺?阿姆拉克取而代之，后者自称所罗

门的后裔。和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不同，所罗门世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和

约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和一种观念密切相关，即在所罗门本人在位期间，门涅

利克一世（扎格维王朝的创建者）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这个背景下，值得记住的一点就是：《国王的光荣》的第一个文字版本，是

由耶库诺?阿姆拉克下令编撰的。这就是说，这个传说的口头形式那时虽然已经非

常古老，但耶库诺?阿姆拉克还是要用文字把它正式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

么做可以使他的王权合法化，并使他的权力获得荣耀。

由此可见，一群圣殿骑士这样的武装的、尚武的（并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外国

人出现在他的国家里，这当然会使耶库诺?阿姆拉克感到恐惧。这些外国人能从近

东的数千名同教派成员那里随时获得支援；这些外国人显然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

或许正在谋划把它偷走。

然而，假定耶库诺?阿姆拉克（他刚刚上台，王位未稳）起初曾打算安抚这些

强大而危险的白人，也许还曾想使他们以为，他愿意像扎格维王朝的其他国王那样

与他们合作。这个计策非常合理（特别是由于据说这位皇帝的军队很少）。因此，

他在位时期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这样一来，如何摆脱圣殿骑士并保住约柜，

寻找最后解决这个难题办法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继承人头上。

耶库诺?阿姆拉克的儿子（亚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在军事上比他

的父亲还要虚弱。可是，亚戈巴?锡安的继承人维德姆?阿拉阿德的性格却坚强得

多，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14年。值得注意的是，1306年派那个大型使团去见教皇

克莱门特五世的，正是这位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

那个使团的目的就是要给圣殿骑士制造麻烦，也许是要为教皇和法王（菲利普

四世）提供一个紧迫动机，使他们下决心摧毁圣殿骑士教。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他们可以说圣殿骑士正打算把约柜带到法国，这就是个这样的动机。那个时期，深

深的迷信毕竟还主宰着大众的想象。圣殿骑士们掌握着如此神圣而强有力的圣物，

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必然会对法国的世俗及宗教权威构成挑战。因此，那些掌权者

必定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产生这样的局面。

把以上理论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大肆搜捕圣殿骑士教的背景上，它就变得更加

令人信服了。这些搜捕全都发生在1307年，即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离开阿维农大约

一年以后。这与法王菲利普四世的行为完全相符：有证据表明，实施大逮捕的大约

一年前（1306年），他已经开始计划消灭圣殿骑士教了；还有证据表明，那一年，

他曾经几次和教皇克莱门特讨论他这个计划。

认为圣殿骑士教的毁灭单单是由那些埃塞俄比亚使节的游说造成的，这当然是

愚蠢的。菲利普四世的恶意和贪婪也发挥了作用――这位国王曾几次受到该教派的

故意冷落，因此心生恶意；而毫无疑问，他也觊觎着全法国圣殿骑士教金库里的大

宗钱财，因此心怀贪婪。

不过，以相同的思路去想象1306年去阿维农的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与1307年发

生的事件毫无瓜葛，这也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坚信其中很可能存在一个牵连，

那就是约柜。

葡萄牙人和苏格兰人的牵连

圣殿骑士教是由武僧组成的国际性兄弟会组织，非常富有，势力强大。作为这

样一个教派，尽管菲利普四世国王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做出了最大努力，最终还是

证明他们无法轻易摧毁这个教派。法国的镇压进行得最有效、最彻底。但即使在法

国，一些教徒也逃脱了逮捕，因为大逮捕那天早晨，圣殿骑士教的整整一个船队悄

悄离开了大西洋沿岸的港口拉罗谢尔。

其他国家的搜捕和审讯，其力度远远不及法国。尽管如此，英国（它拖延了相

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实施镇压）、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塞浦路斯等国还是对该教

派教徒进行了拷打、监禁、判处死刑、剥夺财产，乃至最终解散该教派。

然而，在葡萄牙和苏格兰，圣殿骑士教徒却似乎几乎全都逃脱了迫害。实际上，

这两个国家的环境十分有利于圣殿骑士，因此，他们在不同的伪装下生存了下来。

公元1307年11月，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下令逮捕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圣殿骑士教徒

时，苏格兰正在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野心而进行激烈斗争。这场斗争

的领导人是一位最著名的苏格兰君主――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

1329，苏格兰国王，1306―1329年在位――译者注）。

1314年，罗伯特一世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粉碎了英国的进攻，保证了苏格兰此后

几个世纪的自由。罗伯特一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这场战争上，因此对执行教皇

镇压圣殿骑士教的敕令毫无兴趣。他只是做了做镇压的表面文章：只逮捕了两名圣

殿骑士，而对其余圣殿骑士的最高要求，也仅仅是要他们保持低调状态。

这位苏格兰王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全部证据都表明，他不仅为苏格兰的圣殿骑

士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天堂，而且为从其他国家逃到苏格兰的该教派成员提供了庇

护。他采取这种宽大政策，并不是由于他天性博爱，而似乎是要鼓励逃亡的圣殿骑

士们加入他的军队。何况还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的确有一

支圣殿骑士部队为罗伯特一世作战。这一点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据记载说，在

那次著名的战役中，获胜的苏格兰人跟在一个约柜模样的小圣物箱后面前进。

罗伯特一世对圣殿骑士教的庇护，使英国的许多圣殿骑士都幸免于逮捕（因为

那里推迟了实施教皇敕令的时间），这一切都使该教派得以在英伦三岛转入地下。

换句话说，他们秘密地幸存了下来，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有传言说，在数百年的时

间里，该教派都以共济会（Freemasonry）的形式而秘密存在。

共济会的一个特别传说支持了这个说法：班诺博恩战役后，罗伯特一世为了

“收容从法国逃到苏格兰的圣殿骑士”，建立了最老的共济会分会（契尔文宁分会）。

在18世纪，苏格兰著名共济会员、历史学家安德鲁?雷姆塞写了一部著作，论

述共济会和圣殿骑士教的关联，其中的很多篇幅都为这个传说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大约也在同一时期，著名的德国共济会员卡尔?冯?洪德男爵也宣布：“共济会来

自圣殿骑士教，因此，每个共济会员也都是圣殿骑士。”

这种直言不讳的宣告居然出在18世纪（而不是出在其他世纪），这并不奇怪―

―共济会在18世纪终于“走出了密室”，开始公开谈论自己及其历史。结果，新的

开放精神鼓励了深入的研究，人们便逐渐弄清了一个事实：“圣殿骑士的理想”始

终就是共济会思想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研究成果，连同许多以前没有

披露的材料，最近已经被写进了一部翔实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它列举了共济会形成

的许多途径，也详细论述了逃亡的圣殿骑士对共济会的影响（参见约翰?J?罗宾森

《在血中诞生》）。

这个争论无疑十分热烈，令人困扰，并且极为专业化，因此我并不想在这里参

与其中。我要指出的一点只是，共济会体系的确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许多最核

心的传统，这种传承最早发生在1307―1314年的英伦三岛，其传播者就是因为当时

苏格兰的特殊宽松环境而幸免于教皇迫害的圣殿骑士们。

我已经提到过，苏格兰并不是不迫害圣殿骑士的惟一国家。在葡萄牙，圣殿骑

士虽然受到审讯，却被宣布无罪，因此既没有受到拷打，也没有被监禁。当然，葡

萄牙国王丹尼斯一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无法完全忽视教皇敕令：于是，他

对这些指令采取了口头服从的对策，在1312年宣布正式解散圣殿骑士教。然而，仅

仅六年以后，圣殿骑士们就以新的名称复活了。那个新名称是“耶稣基督武士”，

也称作“基督骑士教”或者更简单地称作“基督圣教”。

这种变相的转变，不仅使葡萄牙的圣殿骑士们逃过了1307年―1314年的宗教审

判之火，而且使他们在1318年像凤凰那样从灰烬中复活了。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意

似乎已经大多恢复到了迫害前的水平。圣殿骑士教在葡萄牙的所有财产和资金，连

同所有个人财产，都原封未动地转到了“基督圣教”名下。不仅如此，1319年3月1

4日，这个新生的教派还得到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批准和承认（教皇克莱门特五世

已死）。

总之，尽管法国及其他几个国家残酷迫害圣殿骑士教，葡萄牙的基督圣教和英

国的（尤其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却都成了保留和发扬圣殿骑士教传统的工具。这

些传统一直被保留到了遥远的未来――或许甚至被保留到了当代。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弄清了一点：这些以此种方式而永存的传统之一，就

是对约柜的追寻。

“狼一般地战斗，雄狮一般地杀戮……”

我知道，即使关于“圣殿骑士教曾在埃塞俄比亚”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也无法

证实欧洲1307年的迫害发生后，圣殿骑士在埃塞俄比亚的境遇如何。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有关维德姆?阿拉阿德王朝的历史记载。但据我推测，维

德姆?阿拉阿德皇帝向阿维农派出那个使团以后，他可能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

展，并且听到了圣殿骑士教被摧毁的消息。现在，这位皇帝确实知道了不再会有圣

殿骑士被派来惹他烦恼，于是，他便着手去剪除那些还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圣殿骑士，

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或者把他们消灭干净――而很可能是后者。

这毕竟是一个我认为能说得通的假设。如果我后来没有了解到一个事实，我很

可能已经不打算在这个方面做进一步调查了。那个事实就是，以“基督圣教”为代

表的“葡萄牙人的牵连”。

你看，除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外，已知的埃塞俄比亚早期访问者全是葡萄牙人。

不仅如此，葡萄牙人对这个“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度的兴趣，在圣殿骑士教被摧

毁后不到一个世纪就公开表现了出来，并且，基督圣教从一开始就是探访埃塞俄比

亚的先锋。

在探访埃塞俄比亚方面，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早、最积极的人物就是“航海家”

亨利亲王。他是“基督圣教”的大师，其传记作者说他“意志坚定，思维敏锐，出

类拔萃……在成就高尚而伟大的事业上无与伦比，雄心勃勃”。

亨利亲王生于1394年，1415年时曾经积极从事航海活动。他自己说，他的最大

抱负就是去“了解祭司工约翰的国家”。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

一致认为，他把自己杰出生涯里的绝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实现这个目标上。但是，

他的所有业绩依然笼罩着一团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气氛。伦敦大学已故的葡萄牙

语言文学及历史教授埃德加?普莱斯塔奇曾经写道：

我们对亨利航海业绩的了解非常有限，这大都由于他当

时采取的保密政策，其中包括删除事实，严禁出版历史著

作……严禁出版供航海家使用的指南、海图、指导手册以及

他们的航海报告。

亨利时代的确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政策，甚至透露各种航海探险结果的消息都将

被判处死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这位亲王非常沉迷于一个想法，即亲自去

埃塞俄比亚。为此，他曾做过环绕非洲的航行（当时，穿过地中海、经埃及进入红

海的航线虽然要短一些，却被敌对的穆斯林军队封锁着）。

至于这位葡萄牙亲王的真正目的何在，我们只能做一番推测了。学者们普遍认

为，作为一名出色的“十字军骑士”，他的意图是和那位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

皇帝结成反伊斯兰联盟。他也许真是如此。可是，亨利诞生前一个多世纪，所有为

基督教王国赢得圣土的宏伟计划已经都被放弃了，因此我很难拒绝一个想法：亨利

亲王必定还有其他的动机，还有某种隐秘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也许既能说明他采取

保密政策的原因，又能说明他迷恋祭司王约翰的理由。

我进一步研究了这位大航海家的生平，越来越感到，这个动机来自于他的身份，

即“基督圣教”的大师。这个身份使他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的所有神秘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亨利亲王一生沉迷于研究数学及宇宙学，研究“天体运行的过程和

星象学”，他周围时常有一些犹太博士和天文学家，这些人很像沃尔夫拉姆笔下的

那个弗莱格塔尼斯，他“能洞见星座所包含的秘密，并宣布世上有件名叫‘圣杯’

的东西，他根据星象，毫不费力地叫出了它的这个名字”。

使我认为这位葡萄牙亲王深受圣殿骑士教传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终身

未娶。基督骑士教徒并不像其前身圣殿骑士教徒那样，受独身这条严格戒律的约束。

尽管如此，亨利亲王还是像他以前的圣殿骑士教大师一样，“终生未娶，保持着最

大的贞洁，至死一直为童男子。”

同样，我也不仅想弄清一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选择在1460年10月13日这个日

子立下遗嘱，这是否纯属偶然？因为，这个日期恰好就是法国逮捕圣殿骑士教徒的

153周年纪念日（那场大逮捕发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直到20世纪初，记载他生命最后十年

的秘密档案才被公开。在这些档案里，人们发现了一则简要注释，上面写着：“亨

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约翰的大使访问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么？亨利亲王和这位埃塞俄比亚人讨论了什么？我们不得

而知。尽管如此，两年以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授权“基督圣教”管辖在埃塞

俄比亚的宗教事务，由此可见那次会见绝非偶然。普莱斯塔奇教授承认：“对葡萄

牙国王授予这个特权的动机，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航海家”亨利亲王1460年去世后，葡萄牙南部的锡尼什海港诞生了一位合适

的继承者。这位继承者也是“基督圣教”的成员，名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译者注），此人将在1497年开辟从

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达?伽马做这次著名的航海探险时，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面

白色的丝旗，上面绣着基督圣教的红十字；此外，还有写给祭司王约翰的几封荐书。

不仅如此，这位葡萄牙船队队长的目的地虽然的确是印度，但他还是用了很多时间

去非洲探险。

据说他的船队到达莫桑比克时，他听说祭司王约翰就住在北边很远的内陆，不

禁高兴万分。他从同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占据着沿岸的许

多城市”。这个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达?你马后来还是让船队在马林迪、蒙巴萨、

布拉瓦（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灯塔，至今还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他这么做，

部分地是因为他始终渴望见到祭司王约翰。

与此同时，在1487年（达?伽马动身航海前10年），“基督圣教”还组织了另

外一次去埃塞俄比亚的尝试。那一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当时为该教的大师）

派他信任的助手毕洛?德?科维汉做了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经地中海、埃及和红

海，到祭司王约翰的宫廷去。

科维汉化装成商人，经过亚历山大和开罗，来到萨瓦金（苏丹东北部临红海的

港市――译者注）。1488年，他在萨瓦金登上了一条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亚丁湾

的耶梅尼港。此后，他遇到了种种险阻，大大延误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终于进入

了阿比西尼亚。

他一到那里，就马上去了皇宫。他先是受到了欢迎，但后来却被舒舒服服地软

禁了起来。至于他遭到软禁的原因，我们只能做出猜测了。不过，据说科维汉是个

出名的间谍（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过特务），因此我很难不做出这样一种推测：

“基督圣教”可能是派他去搜集约柜下落的情报。他也许由于四处打听那件圣物的

消息而引起了怀疑，也许不是如此。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埃塞俄

比亚，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约翰宫廷的第一个官方使团到达马萨瓦港（埃塞俄

比亚北部今厄立特里亚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时，科维汉还活着。这个使团上

岸后，就去见1508年即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莱布纳?邓格尔。使团的成员之一，就

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读者可能还记得，正是这位阿尔瓦雷兹听到了当

地祭司们讲的那个古老传说，即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现在，我又开始研读阿尔瓦雷兹那部长篇记述的英译本，那部书是他1526年离

开埃塞俄比亚以后写的。重新阅读有关拉利贝拉的章节，我惊异地看到了他对圣乔

治教堂的描述。他说，在这座宏伟的独石建筑上，刻着“一个双十字，即一个十字

里套着另一个十字，其状就像基督圣教的十字”。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的那些教堂当然建于圣殿骑士时代，即远远早于步其后

尘的“基督圣教”建立的年代。不过，似乎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基督圣教”

的十字来自于一种图案，那种图案曾对圣殿骑士教很有意义。因此，我了解到这个

十字被用在了圣乔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兴趣了。

毫无疑问，圣乔治教堂是拉利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参

观那里的情景，却不记得曾看到过那位双十字图案。不过，我还是满怀兴趣地查看

了我那次参观拍摄的照片。那些照片表明，阿尔瓦雷兹当年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是

完全正确的，因为照片上有那个双十字。

16世纪30年代中期，当那位葡萄牙大使还在莱布纳?邓格尔的皇宫里时，埃塞

俄比亚不久即将遭到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当时，穆斯林军

队正集结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哈拉尔酋长国。这些军队的首领是个能力非凡的可怕军

阀，名叫阿赫迈德?伊本?伊卜拉辛?埃尔?哈兹，绰号“格拉金”（意思是“左

撇子”）。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格拉金终于在1528年宣布发动圣战，率领大批索马里军队

（在阿拉伯雇佣军和土耳其火枪队的支援下）闯进了这个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国家。

这场战争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成了一场年复一年的持久战，其间毫无缓和。在埃塞

俄比亚全国，城镇和村庄被烧毁，教堂被破坏，无价的珍宝被掠夺，成千上万的人

被杀戮。

对待那些葡萄牙人，莱布纳?邓格尔一直多少有几分冷淡。葡萄牙使团在埃塞

俄比亚的六年间（1520―152年），他经常强调自己能自力更生，说尽管面临穆斯林

军队的威胁（到1526年，这种威胁已经十分昭然），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和外

国势力结盟。我认为，他这种奇怪的漠然态度大概是出于对这些欧洲来访者真正动

机的担心，尤其是对约柜安全的担心。

然而，无论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么，他还是逐渐地领悟了一点：格拉金的威胁

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格拉金不仅威胁着约柜的安全，而且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基督

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阿克苏姆城，把古代最神圣的的锡安山圣玛利教堂

夷为平地（在本章后面我将讲到：祭司们已经把约柜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保平

安）。也是在1535年，并且并非出于巧合，莱布纳?邓格尔终于克服了对和外国结

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见葡萄牙国王，向他请求紧急军事援助。

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和欧洲之间的交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土耳其人

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区，也占领了红海的许多港口。这位皇帝的求救特

使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葡萄牙。

结果，直到1541年，一个由450名葡萄牙人组成的火枪营才在马萨瓦登陆，去援

助阿比西尼亚军队。那时，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已经完全被击溃了，几乎不复存在。

莱布纳?邓格尔皇帝经过几年的战争，已经死于衰竭，其王位由他儿子克劳迪乌斯

继承，当时才十几岁。

葡萄牙人的部队装备着火枪、短枪和几门重炮，因此，人们的大部分希望就维

系在了他们的干预上。埃塞俄比亚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说到葡萄牙人满怀信心地从

海岸向高原地区进军时，赞扬他们“勇猛无畏，像狼一般渴望战斗，像雄狮一般渴

望杀戮”。

对这支葡萄牙部队的素质，这个赞誉也毫不过分――他们人数虽少，作战却十

分英勇，并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后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只用了九

个英文单词就概括了他们取得的成就：“EthioPia was saved by four hundred a

nd fifty PortugUese（450个葡萄牙人拯救了埃塞俄比亚）。”

我认为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支救援部队的司令官不是别人，而正是著名的

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像父亲一样，堂?克利

斯托弗也是“基督圣教”成员。詹姆斯?布鲁斯对这个年轻冒险家的性格分外感兴

趣，对他做了以下的描述：

他的勇敢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缺点。他做事卤莽，性情激

烈。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认为的那些战功，顽固坚持自己的决

断……（然而，）他虽然具有许许多多明显的优点，却毫不

具备耐心这种长处，而作为军事长官，这种长处是不可或

缺的。

我相信，身为基督圣教骑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很可能出

自一个隐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击溃穆斯林，然后是要寻找约柜。然而，他的卤莽

和缺乏耐心，将使他在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以寡敌众，他还是多次与阿赫迈德?格拉金的军队交战（有时候，葡萄牙

部队被阿比西尼亚人抛弃，他们不得不面对敌方的10000名长矛手，并且打垮了敌人）。

这种靠蛮勇而获得的战绩当中充满了危险。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狱。一

个目击者曾描述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前不久，“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右膝，他还

在用左臂挥剑作战，因为他的右臂已经被另一颗子弹打断了。”

这位葡萄牙司令官先是受到严刑拷打，后来，根据布鲁斯对他生命最后时刻的

记述说：

他被带到摩尔人的统帅格拉金面前。格拉金大骂堂?克

利斯托弗，堂?克利斯托弗也回以痛骂。这摩尔人大怒，抽

出宝剑，亲手砍下了堂?克利斯托弗的头。

但是，不到一年以后，这位穆斯林首领也被杀死了。1543年2月10日，在塔纳湖

畔的一次战斗中，格拉金被一个名叫彼得?列昂的人击杀：

此人出身低微，但作战积极而勇敢，是堂?克利斯托弗

的侍从……摩尔人军队一失去司令官，便立即陷入大乱，溃

不成军。葡萄牙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乘胜追击，痛杀摩尔人，

直到傍晚。

就是这样，经过15年的空前破坏和暴力，穆斯林征服基督教帝国埃塞俄比亚的

企图被粉碎了。葡萄牙援军损失惨重：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堂?克利斯托弗一样，

火枪营的450名葡萄牙士兵中，有半数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阿比西尼亚人的损失当

然要更惨重得多（有数万人死于战斗）。文化方面的损失也是如此：被烧毁的手稿、

雕像和油画，被夷为平地的教堂，被掠夺的珍宝，在此后数百年中在这块高原上的

文明上投下了阴影。

不过，珍宝中的珍宝――约柜却幸免于战祸。1535年阿克苏姆城被焚毁前几天，

约柜被祭司们送到了塔纳湖上的一个岛上修道院里。它在那里藏了很长一段时期，

直到格拉金死去。后来到了17世纪中期，法悉里达斯皇帝（布鲁斯把他描述为“阿

比西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在原教堂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的锡安山圣玛利

大教堂。经过一个庄严的仪式，神圣的约柜又被重新放回了教堂，恢复了昔日的荣

耀。

法悉里达斯还做了一件事情。尽管他的国家本应当十分感激葡萄牙人（抗击格

拉金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他却还是致力于

把所有葡萄牙人都赶出自己的国家。看来，他确实在怀疑葡萄牙人的意图，以至于

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做了一笔交易：所有到达那个港口并企图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葡

萄牙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砍头，法悉里达斯将为每颗人头支付数量可观的金子。

奥秘的源头

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死后，“基督圣教”对埃塞俄比亚的那种强烈而集

中的兴趣便似乎终止了。法悉里达斯王朝时期以后，任何葡萄牙人也都不再有机会

去满足这种兴趣了。

然而，正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基督圣教”并不是使圣殿骑士教传统永存的

惟一载体。苏格兰的共济会也继承了所罗门圣殿的部分神秘传说。这个传说的核心

角色就是约柜。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访问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最大胆而坚毅的外国

人的活动进行更严密的考察，此人就是“金纳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即前文中的

詹姆斯?布鲁斯――译者注），因为他和苏格兰有关，因为他自称是14世纪为逃亡

的圣殿骑士提供庇护的那位苏格兰王的后裔。

布鲁斯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约1.95米――译者注），体格魁伟，堪称巨人―

―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说他是“你不花钱就能见到的最高的人”。他也非常富有，受

过良好的教育。布鲁斯1730年生于苏格兰低地的金纳德家族宅邸，12岁时被送到哈

罗公学（英国著名的男童学校，建于1571年――译者注）上学。他几门古代语言的

学习成绩被老师评为优秀。后来，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学业。

布鲁斯后来生了病。病好以后，他去了伦敦，打算应聘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可

是，他一到伦敦就热恋上了一位名叫阿德莱妮?艾伦的美女，和她在1753年结了婚。

不久以后，他成了岳父葡萄酒生意的合伙人。

悲剧随后而来。1754年，阿德莱妮突然死于去法国的旅行中。布鲁斯虽然不久

以后就再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但他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

中恢复过来。他感到不安和绝望，便开始了几乎接连不断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以非

凡的才能去学习新的语言。

他先游历了欧洲，曾在比利时和人决斗，曾泛舟莱茵河，曾在意大利瞻仰古罗

马遗迹，也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研究阿拉伯文古代手稿。后来，英国政府承认了他

的语言才能以后，他就被派到了英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馆做外交工作。

后来，他从阿尔及尔沿着北非海岸做了广泛的旅行，参观了迎太基遗迹后，去

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那里探察了另外几处古迹。他还抽时间回苏格兰去料理家族财

产。现在他成了地主，因为父亲已经在1758年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这位苏格兰青年成了一个类似天文学家的人物，并弄到了两架望

远镜，后来带着它们到世界各地旅行。他还掌握了测量和航海的技能，这对他的几

次阿比西尼亚之旅都价值无比。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想做最后一次埃塞俄比亚探险的，这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

明，他这个打算已经由来已久。例如，据说早在1759年，他就开始学习埃塞俄比亚

古代语言――杰泽语了。1768年，布鲁斯到达开罗、开始他那次划时代的旅行时，

他为探险做的准备（包括仔细阅读所有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家的著作），已经使

他积累了关于该国的大量知识。

激励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自己的动

机：他冒着“无数的危险和困苦，若没有上帝一贯的仁慈和护佑，其中最小的危险

与困苦也会把我压倒”，这全是为了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

布鲁斯后来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名叫（1768年、1769年、1770年、1771年、17

72年和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他刻意地用这个长长的书名概括了他这个抱

负，以免有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

然而，这里面却有个奥秘，不止一位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但没有找到任何答

案）。那奥秘就是：在动身去埃塞俄比亚以前很久，詹姆斯?布鲁斯就已经知道，

曾有两个欧洲人探访并彻底考察过青尼罗河的源头。那两个人是彼得罗?帕耶兹和

杰罗尼莫?洛波，他们都是葡萄牙神甫，门世纪法悉里达斯皇帝上台前，他们都曾

住在埃塞俄比亚。

1989年，在我考察约柜下落的过程中，布鲁斯埃塞俄比亚之行目的的奥秘越来

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五卷厚厚的著作《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已经成了我的基

本参考书，因为它们描绘了埃塞俄比亚文化的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那时的埃塞俄

比亚文化还没有与其古代源头分离得太远。

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这位苏格兰探险家还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他观察

的缜密和准确，他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见解所包含的总体价值，从一开始就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总是喜欢夸张和曲解。

我不得不问自己：从他的许多自述看，他显然仔细阅读过帕耶兹和洛波的著作。

尽管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这两个人的成就，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完全赞成历史后来做出的裁决（即“布鲁斯绝非写传奇故事的人，而是一位

可靠的向导”），因此，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明显的不诚实态度便越来越使我困惑

了。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是，他公然强调“没有一个葡萄牙人……曾经见到过（甚至

自称见到过）尼罗河的源头”。

我不久便发现，布鲁斯不止在这一个问题撒了谎。他对约柜这个问题的描述更

是闪烁其辞，频频扯谎。描述对圣城阿克苏姆的访问时，他先叙述了阿赫迈德?格

拉金焚毁第一座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经过，然后如实地说，在教堂原址上现在建起

了一座新的教堂：

据说它将安放约柜……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离奇传说里说，门涅利克回埃塞俄

比亚时，从他父王所罗门那里偷来了约柜……我确信这座教堂里曾藏有《旧约》的

一个古代版本……但无论这座教堂里藏的是什么，它反正是被格拉金毁掉了，只是

佯装教堂里还保存着它罢了。我是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

总之，布鲁斯似乎想说，约柜从未被带到阿克苏姆城（因为他认为门涅利克和

所罗门的故事只不过是个“离奇传说”）。因此，那件曾一度被藏在这座教堂里的

圣物，其实只是“《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并且连它也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

经“被格拉金毁掉了”。他还强调，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国王本人”，以此作为依

据。

如果没有他最后这个说法，我本来可能会满意地相信：布鲁斯或许从来没有听

说过，约柜如何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幸免于难，以及重建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后它如

何重返阿克苏姆城。然而，说“国王本人”证实圣物被毁，这却分明是谎言。

1690年，格拉金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又是布鲁斯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80年前，

曾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君主进入过新的圣玛利教堂内殿，并且确实见到了约柜（由此

证实了它的存在）。这里所说的那位君主就是伊亚苏大帝，他既是国王，又是祭司。

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允许看到这件圣物，还被允许打开它看里面的东西。布鲁斯

时代的那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著名事件，这是不可想象

的。因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再一次地“缩减了事实

真相”。

我了解到，与以上引用的布鲁斯本人的说法相反，他其实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

人关于门涅利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看作“离奇传说”。这就更加深了我这

个信念：恰恰相反，他极度看重那个传说。

在布鲁斯《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的第一卷里，在他叙述访问阿克苏姆城的几

千页以前，他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旧约》时代早期，埃塞俄比亚与耶路撒冷之间

密切的文化及商业联系。他叙述了许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

一个见解：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不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她的确访问过

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的宫廷（“她无疑进行过那次探险”）；最重要的是，她来自

埃塞俄比亚，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位女王是阿拉伯

人，”他做出结论说，“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坚信她是埃塞俄比亚人。”

接着他又说，《国王的光荣》里描述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恋情，以及后来门

涅利克的诞生，这个故事“绝非不可能”。按照相同的思路，他复述了门涅利克亲

访耶路撒冷，最后“带着一群犹太人回到埃塞俄比亚，其中有不少摩西律法的博士”。

布鲁斯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君主制度的建立，使犹太部族的

王权延续至今……最初是犹太人做国王，后来……他们又皈依了基督教”。

这段话不多不少，恰恰是对《国王的光荣》一段内容直截了当的摘要。而那段

文字则使这段话具有了重大的分量和历史真实性。然而，奇怪的是，布鲁斯虽然谈

到了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重要细节，却只字未提约柜。这个忽略只能是有意而为，因

为在《国王的光荣》这部埃塞俄比亚民族史诗里，约柜这件圣物发挥着核心的、压

倒一切的作用。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说：在约柜问题上，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是在存心

误导读者。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动机又何在呢？

我产生了好奇，于是仔细研读他对阿克苏姆城的描述。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以前

被我完全忽略的细节――他访问阿克苏姆城的日期是1770年1月18日和19日两天。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日期安排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这两天，他才能目睹

主显节的庆祝活动，那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正像我在1983年和那位

护卫僧交谈时证实的那样：只有在这个节日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时间，约柜才会

遵照传统惯例被包在华美的锦缎里（为“使外人免受它的伤害”），抬出内殿，被

用在仪式上。因此，布鲁斯选择了一年当中的这个时机去阿克苏姆。作为会众，届

时他将很可能有合理的机会从近处观看那件圣物。

现在，我真的开始想弄清一个问题了：吸引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去埃塞俄比亚的，

是否始终就是约柜呢？他自称去那里为的是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这根本经不起仔细

推敲，带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浓厚色彩，意在掩盖他那次探寻的真正目的。不仅如此，

惟有他对约柜怀有特殊兴趣，他谈到约柜时的闪烁其辞才具有特殊作用，因为他不

想让人们知道他的这种兴趣。

不久，我又了解到了另外一些事情，更加深了我这个怀疑。例如，我发现布鲁

斯精通占希伯来语。他没有理由去学习这种已经死去的语言，除非他打算深入研究

《圣经》的一些早期版本。何况，他无疑做过这样的研究：他的《寻找尼罗河源头

之旅》，几乎每一页都显示出他对《旧约》的了解。一位研究《圣经》的专家曾说，

布鲁斯在这方面的知识堪称“出色”。

布鲁斯“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博学”，这并不仅有以上一个实例。我已经

知道，对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的文化及历史，他还做过缜密而独创性的研究。

他说过：“调查这个奇异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当中一些因最博学而受到尊敬的人一

起友好相处，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有多少困难。”

他的这些努力，使他在研究法拉沙人社会方面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如同他

的其他许多贡献一样，这个贡献并非与他对地理考察的专业热忱相符，却与对约柜

的探寻完全一致。

我打电话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问他对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

的动机有何见解。他的回答使我吃惊：“其实，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詹姆斯?

布鲁斯先生当年到我国来并不是为了探察尼罗河源头。我们认为，他只是以此为幌

子而已。我们说他另有目的。”

我说：“请详细地讲讲。如果他的目标并不是尼罗河，你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

什么？”

“他到我国的真正原因是想盗窃我们的珍宝，”戈代忿忿地说，“我们的文化

宝藏。他把许多珍贵手稿带回了欧洲。例如《以诺书》（以诺，Enoch，《旧约》人

物，亚当的第七代后裔――译者注）。他还从贡德尔的皇家收藏库里拿走了《国王

的光荣》的一个古代抄本。”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但如果它是真的，那就非常令人激动。我做了进

一步的调查，证明了戈代说的绝对正确。布鲁斯当年离开埃塞俄比亚时，确实带走

了《国王的光荣》，但并不仅仅是皇家收藏库里的那部出色抄本，而是还有那个抄

本的一个抄写本，那是他亲自抄写的（因为他对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的知识

“几近完美”）。很久以后，他把这两个抄本都交给了英国牛津的鲍德雷图书馆

（1602年由托马斯?鲍德雷爵士建立的图书馆――译者注），它们一直被保存至今

（编目为“布鲁斯93号”和“布鲁斯97号”）。

这还不是布鲁斯的全部贡献。18世纪以前的学者都认为《以诺书》已经遗失，

不可复得――该书成书于基督诞生前很久，被看作犹太教经卷中最重要的篇章，只

能从其他经卷的片断和引用中去了解它的内容。詹姆斯?布鲁斯提供了这部遗失著

作的几个抄本，它们是他在埃塞俄比亚逗留期间抄写下来的，此举彻底改变了上述

的局面。他的这些抄本，是欧洲人见到的《以诺书》的第一批完整版本。

发现布鲁斯曾把《国王的光荣》带回了欧洲，并且不畏艰辛、亲手抄写了这部

浩繁巨著，我当然对此也很感兴趣。这样一来，他概括这部巨著时居然只字未提约

柜，便使我产生了比最初更多的怀疑。不过，怀疑并不等于事实。因此，我只是在

了解了《以诺书》的全部历史，了解了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以后，

才最后确认了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了解到，共济会一直非常重视《以诺书》。在布鲁斯时代，共济会的一些仪

式把先知以诺等同于埃塞俄比亚的智慧之神索斯（Thoth）。接着，我还在《皇家共

济会百科全书》里发现了一个长篇词条，其中记载了共济会的其他一些有关传说。

例如，以诺发明了书面文字：“他教给人们建筑的艺术”；在大洪水以前，他“担

心那些真正的秘密会遗失，便把《最高秘密》刻在了一块白色的原始斑岩上，并把

它埋人了地下”。

《百科全书》的这个词条总结说：“据说，《以诺书》自远古就存在，教会的

神甫们不断地5！用它。布鲁斯从阿比西尼亚带回了该书的三个抄本。”

这个词条提到布鲁斯时非常简明，语气亲切。此外，布鲁斯带回欧洲的《以诺

书》不是一个抄本，而竟然是三个，这一切都表明，布鲁斯本人就很可能是个共济

会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闪烁其辞和掩人耳目的做法造成的困惑就有了解释。

我相信，他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但他决心掩盖这种兴趣。现在我可以确切

地知道他这种兴趣的来由，以及他为什么想隐瞒这种兴趣了。作为共济会员，并且

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员，他很可能完全了解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

那些传说。

不过，布鲁斯到底是不是共济会员呢？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易事。在他长

达3000多页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里面，没有任何线索能使我获得有关信息。

布鲁斯的两本翔实的长篇传记（第一本发表于1836年，第二本发表于1962年），也

没有提供任何启示。

一直到199o年8月，我终于去了苏格兰，去拜访布鲁斯家族的宅邸。我希望在那

里获得一些决定性的信息。在拉博特市的法尔契克郊区外围，我找到了金纳德宅邸。

它坐落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占地广阔，相对封闭，是一座很壮观的灰色石头大厦。

宅邸现在的主人约翰?芬德莱?罗塞尔先生听说我的来意，起初有几分合理的

踌躇，后来才请我进门，带我参观宅邸。不过，根据许多建筑细节判断，这座大厦

却并不属于布鲁斯时代。

芬德莱?罗塞尔说：“这完全正确。1895年，金纳德宅邸就不再属于布鲁斯家

族了。它的新主人罗伯特?奥尔博士拆掉了它。他在1897年建造了现在的这座大厦。”

我们来到一条宽敞的走廊里，走廊两边镶着墙板，正对着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

芬德莱?罗塞尔指着楼梯，自豪地说：“它们是保留下来的原来宅邸的惟一部分。

奥尔博士把它们留在了原处，并且围绕它们建造了自己的屋子。你知道，它们很有

历史意义。”

“哦，真的吗？为什么呢？”

“因为詹姆斯?布鲁斯就死在这些台阶上啊。那是在1794年，他在楼上的房间

里招待客人吃饭，然后陪他们下楼。他被绊倒了，磕破了头。他就这样死了，这实

在是个悲剧。”

离开以前，我问芬德莱?罗塞尔：“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

他说：“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然对他非常感兴趣，但我毕竟不是专

家啊。”

我点了点头，感到失望。不过，我正要出门时，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知

道布鲁斯埋在哪里吗？”

“拉博特市的老教堂。不过，你必须仔细寻找他的墓地。原先那里有一座高大

的铁方尖碑，但几年前被推倒了，因为它生了锈。这被认为可能危及公众的安全。”

我只用了十分钟就开车到了那座教堂。不过，找到苏格兰这位最伟大的探险家

的墓地，我却花了更长的时间。

那个下午的天气很差，下着雨。我在一排排墓碑之间反复搜寻着，心中越来越

感到失望。布鲁斯的为人无疑有许多缺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强烈的感觉：这

位神秘的勇敢者理应有个永久的纪念碑，但他竟然被遗弃在一块毫无标记的墓地上，

这实在是个耻辱。

我搜遍了主要墓地，一无所获。后来，我发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墓地，周围

有一圈石头矮墙，墙上有个小门。我打开小门，踏上了一段只有三级的台阶，它通

向……一个垃圾堆。一堆堆旧衣服、被丢弃的鞋子、罐头筒和零散的破家具，散落

在长满刺人的蓖麻和荆棘的墓地上。几棵大树的树枝交织在我头上，树叶交错，形

成了一个绿色的滴水凉棚，几乎透不进任何光线。

我一边诅咒着向我飞扑过来的大群蚊子和黄蜂，一边尽量朝植物丛的深处走去。

我也曾四处环顾，但意识到最好还是在这里寻找。然而，当我几乎放弃了希望时，

却突然看见墓地中央有几块坚实的石板，上面长满了青苔和野蓖麻。

我怀着尊崇（但也有几分恼怒），尽量清除了石板上的东西，然后俯身查看。

石板上没有说它们就是布鲁斯的墓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确实感到它们就是。我的

喉咙不觉有些硬咽。这里安息着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我以前去过埃塞俄比

亚。不仅如此，如果他果真像我推测的那样，是位共济会员，那就几乎毫无疑问：

他到那个遥远国度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约柜。但现在看来，我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

一点了。惟一能确定的是，布鲁斯使自己被遗忘了――被他出生的土地遗忘了。

我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心中十分郁闷。然后，我离开了那块墓地，但不是从进

来的那个小门出去的，而是翻过围墙，来到了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我几乎立即就在

那里看见了一件使我感兴趣的东西：离我站的地方不远的地面上，放着一座巨大的

金属方尖碑。我走了过去，发现上面刻着詹姆斯?布鲁斯的名字，此外还有几行铭

文：

他毕生从事有益的壮举，

他探索过许多遥远的地域，

他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

他是位温情的丈夫，是位溺爱的父亲，

他是位热忱的爱国者，

人类异口同声，将他的英名列入

那些以天才、英勇与美德著称的人物。

这座方尖碑上最使我激动的一点是：它完好无损，既没有生锈，也没有破损，

它上面还涂着新的红色底漆。显然，有个人还在对这位探险家感兴趣，这使他恢复

了这座方尖碑的本来面貌，只是没有把它重新竖立在布鲁斯的墓旁。

那天傍晚，我采访了教堂的几位主管，了解到了这位神秘施主的身份。他们说，

几年前，这座方尖碑曾被抬走修复，我到拉博特市的前一天才被送回来。组织并资

助修复工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布鲁斯家族的名誉族长――俄尔金及金纳德

伯爵，他本人就是共济会的大师。

这是个很有希望的线索。我沿着它，一直追踪到布鲁姆府，它是弗斯湾（苏格

兰东部临北海的港湾――译者注）北部的一座宅邸，俄尔金伯爵就住在那里。我先

往那里打了电话（布鲁姆府的电话号码就在电话簿上），约定8月4日星期六上午去

见俄尔金伯爵。

伯爵事先在电话里说：“我只能给你15分钟。”

我回答说：“15分钟已经足够了。”

届时，我见到了俄尔金伯爵。他身材矮胖，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一条腿分明有

些破（那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到的伤害）。他没有做过分

的寒暄，就我把领进了一个华丽的客厅，客厅里挂着一些家族成员的肖像。伯爵让

我直陈来意。

到目前为止，他的举止一直有些生硬。然而，我们一谈到布鲁斯，他的态度便

温和起来。从他对布鲁斯生平细节的广泛了解，我渐渐领悟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

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一生。

在一个楼层上，他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让我看几个书架。书架上都是用各

种不同语言写成的珍贵古书。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布鲁斯私人书房的藏书。他这

个人的兴趣非常广泛……我这里还有他的望远镜、四分仪和罗盘呢……你想看的话，

我就给你找出来。”

我们参观这一切时，伯爵原先答应给我的15分钟已经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我

虽然被俄尔金伯爵的热情所感染，但还是打算提出一个问题――驱使我拜访布鲁姆

府的，正是这个问题。

此刻，他突然看了看手表，说道：“糟糕，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恐怕你得走了。

我还有事……今天下午我要去高原地区。以后你还可以再来。”

“哦……好吧，我非常愿意再来拜访。”

听了我的话，伯爵优雅地微笑着，站起身来。我也站起来，和他握手。我觉得

自己很蠢，但还是下了个决心――不满足我的好奇就绝不离开这里。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件事情。它和我正在考虑的一

个理论有关，涉及布鲁斯到埃塞俄比亚探险的动机。您是否碰巧知道……我是说，

是否有一种可能，哪怕一丁点儿可能，布鲁斯曾是个共济会员？”

俄尔金伯爵似乎有些吃惊：“老弟，他当然是共济会员啦。那是他一生中最最

重要的部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