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73名抗战伤兵死因旁证 -- gaogeli
（2009年9月12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永康日报》2009年8月21日和9月3日报道，该报记者章刚正在永康市花街镇倪宅村，看见了一块“纪念抗战阵亡将士”的石碑，据村民反映：“那块纪念碑正是下宅方村蟹钳山上抗战阵亡将士墓丢失的”，“墓中173名将士大多死于自己人的枪口”，“是国民党部队枪杀自己的伤病员”。
这事儿，包括记者在内的不少中青年人都感到“疑惑”。
但，这毕竟是事实。
著名作家王火先生曾多次告诉过笔者，抗战末期他在四川江津德感坝读书时，国民党伤兵医院发生的真实故事，他后来写进了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史诗作品《战争和人》中：
家霆忿忿地说：“怎么不告他？”
吕营长苦笑笑：“贪污的事先在见怪不怪了！他有后台，老鼠就成了千里马！住院的伤兵无权无势半死不活，谁敢得罪他？”
……
老钱告诉家霆一件轰动的事。说这件事时，脸上笑容没有了，语气沉重。“大少爷，德胜坝那个伤兵医院你知道吗？前天上边来人检查工作，院长伤天害理，为了打扮门面，也为了怕人控诉揭发，一早将些半死不活的重伤号抬到江边树林里搁在地上。检查大员走后，夜里将重伤号抬回，发现好些野狗在那里吃人，有的重伤号连肚肠都给野狗扒出来吃了。……”
王火老先生还告诉我，那位“吕营长”后来上了前线，所以，在小说落笔处给他留了情。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曾先后采访过116名原国民党官兵，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原国民党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咬牙切齿地痛斥：“国民党把当兵的不当作人！”有的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也毫不隐讳地承认：国民党军队“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美国《时代》杂志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更是认为：“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
这话，也是美国人说的，而且不止一位。
白修德曾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持有相同认识的，还有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的蒋梦麟。他在抗战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期间，于1941年7月上呈了蒋介石一份关于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其中记载：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 405万人，照此计算，抗战壮丁被虐待致死的在350万人以上。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我曾在《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一文中，根据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据做过统计，即根据在抗战8年中，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部队正常减员417万人（含逃亡32万人），部队扩编（期末兵员422万人减去期初兵员252万人数）170万人，成建制投降日寇50万人，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的57%。有理由认为，这个统计数据是非常保守的。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载：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抗战期间，四川剑阁团管区曾接到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如何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说起来，真能让当年的国民党长官无地自容。白修德在其与贾安娜合著《来自中国的惊雷》中写道：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有着普遍性，并且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
白修德曾痛斥：“华军内部的贪污，好象心脏里生了癌，四肢百骸都受感染。……在通货膨胀日益厉害的时候，军官们也许觉得比起国内任何集团来，自己站在贪污的最好的战略地位上。……给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润愈多。揩油之弊，在中国军队里不胫而走。薪饷表是虚报的。米账是虚报的。这弊病弄得这样彰明昭著，以致将军们认为贪污是自己的权利。”
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在华五十年》一书中也曾鞭挞：“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面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腐败行径，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原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更是坦言：“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对此种种，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一书中，有过经典的结论：“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这，也是论证173名抗战伤兵死因的史学意义。
好心乡绅捐钱建公墓
徐安钦说：“我虽然是花街镇双溪村人，但是，我小学一直在蟹钳山上九安乡中心学校就读，当时我已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了，那一幕记得特清楚。”
原先，这些国军将士死后全部分葬在公路边，个个坟头朝公路，一座座坟前都竖有一块小木排，木排上写着死者的名字，一到晚上更显得阴森恐怖，附近村民吓得不敢从那里过。
1943年冬，一些好心乡绅捐钱在蟹钳山上建了一座公墓，把173名国军将士全部安葬到公墓里，并立下这块纪念碑。当时，仪式非常隆重，做了“水陆道场”，请来绍兴的笃班（越剧的前身）、东阳婺剧团和永康省感班3个剧团，演戏3天3夜。
前两天，记者特赴蟹钳山上向一直为抗战阵亡将士守墓的下宅方村村民潘茂威求证。潘茂威说：“前两天，倪宅村的倪贻斋老人也来问过这事，我明确答复，倪宅村没有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附近乡村也都没有，那块碑毫无疑问是这里丢失的。这里过了公路便到了倪宅村的田，离搭田坎的地方也不远，抬过去还是方便的。”
下宅方村民证实阵亡者大多死于自己人手中
徐安钦说：“这座公墓中的国民党部队将士大多数并非抗战阵亡，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中。”
徐安钦永远也不能忘记1942年5月19日这个日子。当时，听说日本人快要进永康了，他与父母亲一道将生活用品搬到附近的山上，突然，从下宅方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他大吃一惊：“日本鬼子这么快就打进来了？”吓得他一家连忙卷起铺盖逃往山上。
第二天，听人说才知道那是虚惊一场，头一天的枪声是国民党部队枪杀自己的伤病员。他们怕日本人，准备往丽水方向逃，这些伤病员不会走路，是一大累赘，就这样当“包袱”甩掉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传闻，就特地跑过去看了，但见公路边多了几十座新坟，每个坟头都插着一块写了死者名字的木排。
“伤病员自己不会走路，可雇些民工来抬走嘛！也可以留下来让他们与日本人拼命，至少还能解决一些鬼子，何必要杀自己的同胞呢？”记者疑惑地问。
“国民党部队不是共产党部队，与当地群众关系不好，他们还经常抓壮丁，年轻男子早就吓得逃往深山老林里去了，他们能到哪里去找民工？再说雇民工要工钱，这样就地解决掉既省粮食又省钱。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我猜测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俘虏后受凌辱。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概怕他们被俘后经受不住酷刑，而将军事机密，特别是部队的行踪泄露出去。”
徐安钦老人的话从下宅方村87岁老人方陈东和83岁老人应桂叶口中得到了证实。这173名国民党部队将士确实大多数死在自己人手中。方陈东说：“平时伤病员不太会动了，就活生生扔进棺材里，钉上棺材板将他们活活闷死。当时，他们住在村祠堂里，我的房子就在后面，我常常听到被活葬的人大声喊：‘不要葬我，不要葬我，我还活着’。有的棺材抬出去时，里面还有响声。最惨的是1941年农历过年前一天，有一伤病员被推进棺材里，他一边用手抓住棺材沿奋力往外爬，一边喊：‘让我过了年再死。’一名军官模样的硬是把他的手掰开塞进棺材，叫人把棺材板钉死。”
应桂叶说：“我出生在塘头应村，11岁到下宅方当童养媳，婆家房子就在祠堂后，当时的情况我都见到了，我婆婆每次看见他们这样活生生处决伤病员，都伤心得暗自流泪。有一次，她看见他们又准备处决伤病员了，就将其中一名伤员拉到家里偷偷藏起来，连续几天熬粥给他吃，后来，那位伤员竟然康复了，又是一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
不过，村民黄根有证实，他父亲曾亲眼目睹8名伤病员被日军打死。
士兵特别怕受伤，老百姓特别怕抓壮丁
徐安钦说：“‘国军’如此残忍对待伤病员，士兵们都特别怕受伤，倪宅村确实驻扎过‘国军’第21师，但日本人从来没有驻扎过。当时日军曾驻扎在大屋，跑到倪宅、双溪等村顶多是抢粮食吃，跑到村民家里抓猪抓鸡。而21师顶多是在大老远的山上放几声空炮，人却躲在远远的不敢靠近，包括曾经炮击八字墙日军碉堡也是如此，这样能打死日军那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而‘国军’连受皮毛伤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在抗战时阵亡。”
方陈东说：“因为当国民党兵这么苦，当地百姓特别怕抓壮丁，一听说有人来抓壮丁就像逃日本人一样，逃到深山老林里躲起来。我就曾在灰铺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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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条，
还有李宗仁回忆录这样的铁证：有作案具体时间、地点、犯科者人名，还有李这样各方都能认可的高度可信的亲历者证言。
可见意识形态口的人中了右毒有多深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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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解体后乘机大捞一把
非常讽刺让人的是 越是出身于优良的工农阶级的党员干部 越有这种倾向
而那些资本家党员 却日渐成为反右的中坚力量
这样的历史希望再也不要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