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央视的《辉煌六十年》，没太明往老毛身上泼水啊 -- ghostst
炎黄春秋这种造谣刊物能大行其道，是不作为还是纵容？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会成为神，他的一些错误都会被原谅和淡忘；某些人会被再次打入地狱，死了也要被千夫所指地诅咒。
毛时代的错误，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有责任。二代目个人也认一个。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事先没想清楚,功臣集团,旧管理与类士人集团,还有建国前后吸收不久的青年干部.
这三股力量任何一派,都可能添满有限的管理层,而位子又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毛如果能,清醒的认识到矛盾的必然性和本质,他就不该搞百花齐放,而应更多的玩一些抹稀泥之类的手段,叫这种竞争以更良性的方式,在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中展开.
不过这种手段与毛一贯的手法区别太大,作为个人要作这么大转变很难,再则他在威望的顶点还是飘了.
他既不能阻止以旧管理人员和类士人,及新生青年干部与知识分子,为主的非功臣集团中的人,出现过激甚至企图不自量力的搞清算.
也控制不住党内的过度反弹,最后被逼的站队,不但搞的里外不是人,眼看着反右并扩大化,而且其后他自己本身的权力,实际也收缩了(这里面有多少被动,多少主动,很难说,但就算完全出于自愿,那么产生这种收缩的想法,很可能也是由于前面的事,产生了力不从心之感.-----虽然后来他又觉的,自己下去后,接班的还不如自己,重新找回舍我其谁的感觉了.).
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太骄傲,毛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可说是中国五千年所未有之高,倒也值得骄傲,但这一骄傲,就忽略了由于革命的成功,社会主流正由革命化向改良化转变(改变的需要是永远存在的,但不同时期对度的需求不一样.),就一步错步步错,此后进退皆失据(当然,我现在说,一来也只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对,二来也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不管是毛还是中国其它人,不知道事情的走向,要在当时作出正确判断,是很难的.).
建国之后，他太相信别人给他的信息了，也只能依赖一些未必可靠的汇报。他一生提倡群众路线，可自己就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
比如百花，开始是轻信右派会“赤胆忠心”给党提意见，殊不知，KMT滚蛋后，过去的战友——TG和民主人士就有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民主人士尽管举手赞同54年宪法（也就意味着赞同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但一部分人，终究还是想试试能不能从TG手里忽悠到政权。
毕竟，毛泽东比常凯申还是对他们温和嘛，又不搞暗杀，他们怕什么呢。
到了反右，他又轻信了一些人惊慌失措大势不好的汇报，把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民主人士真当个对手，以雷霆之势去打嗡嗡叫的苍蝇。
同样，大跃进那1070万吨钢，他不也是半信半疑，几个渠道去问，可是副总理薄一波、冶金部长王鹤寿都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你让他信还是不信呢？
种田的事情他懂，所以亩产万斤就很难忽悠了。
党外右派实际就是中国旧式门阀中站队站到共产党这支要改造旧中国的势力旁的一派。他们自恃有功、又自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再加上门阀的本性，他们在不愿改造自己的同时必定是要掌越来越多的权的，这必定是要跟共产党闹矛盾的。即使57年不反右，以后也铁定要反。这就是邓小平说反右没错的根本原因。
我推测，毛泽东一开始也没看清这个原因，但是，到了1959年后他就看清了，于是开始酝酿另一件事——文革，这时，他要打击的不是已经被反右打过气的旧门阀，而是要打击党内的新门阀。可惜，这是错误的。
但时代已经变了,把矛盾激化起来,最后就是进退失据,这是毛的错,对于必然的矛盾,拖一拖,慢慢来,一点点消化,会好的多,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事人没有想到,虽然遗憾,但也是不奇怪的.
早在文革之前，功臣集团的第二代已经纷纷上哈军工、清华之类，准备好接班了，文革初期的血统论更是世袭掌权的理论张本，虽然这个理论很幼稚，但是在当时是能唬人的。
对于这种情况能怎么办呢？
这个教训就是毛已经深深地被官僚体制（其实还有中国人民）所束缚住——读读反右的资料、读读庐山等会议的资料、再读读版上的这些讨论，让我深深地感到这一点。对于毛来说，他就是那个温水煮青蛙的青蛙，他一开始可能还由于长期以来对共产党体制的信任和热爱而认识不到这个。但是，大跃进导致上千万人饿死的惨痛结果以及之前他没法及时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自责让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还慢慢拖的话，他就必定被官僚体制所完全束缚住。于是，他来了惊天一击——文革！可惜，这一击是错误的，于是，从1970年开始，他改变了政策——其实，改革开放不应该是30年、而是40年。
所有这些是我十年前读到他对在我的家乡发生的信阳事件的批语——信阳的干部制度不民主、干部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开始认识到的。
虽然这两件事同样进退失据,最后烂了,但最初的主观动机,很可能和你说的这种,不但官僚化,而且贵族化的忧虑有关.
他想叫青年一代革命化,并叫功臣子弟与一般人家子弟,有一个融合,然后再叫这些功臣和城市平民子弟组成的知识青年,去了解农村,与中国人数最多,而且还在相当长时间会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相结合.
从一些个案看,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总体上效果不好.干部子弟大多跑到军队去了,下乡的大多是已失势的干部子弟,和城市平民子弟,农村并没因为这些人的到好变多好,实际反倒打击了城市平民子弟.虽然军队也比较锻炼人,但看的出,大部分人的贵族化思想是没被炼掉的.
当然,这可能是动机之一,但应不会是惟一的动机,建国后培养了大量的知青(但其实不过是中学生,知青只是相对于解放前来说的,现在的眼光看,谁觉的中学生多有知识啊!),但相应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并不能吸收这么多人,那么多人下乡,但企事业单位并没有缺人,相反还人员过多.
社会,客观上也有一些好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把大部分人打回原点,邓小平是很难进行完全的重组的.
但这手太悬了,而且显然不是他主观上预先有计划的行动结果.
可是，他一开始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德国社民党和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1959年前，他犯下了种种错误（这倒不是说被德俄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完全错误，他们也有非常正确的一面）。1959年开始，他开始溯本正源、试图想将马克思主义修正回去，他是如此得相信马克思主义，以致犯下了文革这个错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有错误，再加上他没有修正完的德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的糟粕。文革前半期的重大损失又给了他教训，他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审视世界，他虽然有所迷茫，但是，他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在发展和斗争中掌握的本能以及前述的种种教训、更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科学的忠诚信仰而调整了中国这艘大船，从1970年开始了改革开放。
这一切，是一个伟人、一个伟大民族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苦苦探索！
推荐去读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