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怀念朱镕基什么? -- 文化体制

摘抄如下：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人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並且在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蟲的腐爛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以及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准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人民日报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 “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 “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

1975年《红旗》——苏联社会弊病丛生（二）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