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太祖的功绩，兼简答风雨兄关于户籍制度的问题 -- 任爱杰
你说太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那么您看怎么才对呢？
我觉得当年算不上什么制度性歧视，配给制度在不同条件下的变种而已，农村是实物配给，城市是货币配给，这是搜刮剩余价值的必然手段。
我知道你是推崇市场经济的，但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大小首先是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假如没有这种配给制度，其结果也不过是出现大批城市贫民而已，这些人最终也得国家来救济，最后仍然要回到配给的路上去。
你说的多养猪什么的，本身应该作为这种配给制度的补充而存在，但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以变态为常态的现象（配给制度本来是非常态），我认为这和当时是否应该出现这种制度没什么必然联系。
在西方，大公司大企业也不是直接管理，他们也要通过层层委托，这和国营企业又有多少差别呢？
小的国营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卖给私人，是合理的，但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管理层是不是所有者就不是关键问题了。
当时从国外回来的一批专家的知识还没有老化，解放前培养的一批大学生也还不错，他们是那个时期的技术骨干。当然后来闭关锁国，知识老化，再加上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效果肯定不会好。
文革以前工业的一个问题是实验室的水平并不低，但是工业能力就不行了。我父母都是从事医药研究工作的，他们对此很有体会。
这里面最大问题不是领袖个人的问题，而是不得不面对别人压力的问题。朝鲜问题也一样，小金又是和解，又是阳关政策，又是南北会谈，忙的不宜乐忽，小树丛上台一句话，就全完蛋了。我们和他们不同在于我们是大国，有实力，所以我们最终把封锁打破了。
想当年，冯如造飞机那时，咱还领先于世界呢。你说文革对科研和工业的打击我是同意的。
工人（应该说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享有的劳保，福利，农民都不享有，
就是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都是优先供应城里，不是制度性歧视么？
制度性歧视的在于不能实现流动，在流动中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提高人的生产积极性。
我用多养猪的例子，只不过是举一个比较纯粹的农业生产的例子，
当时工业并没有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吧，农业生产应该是有充分的劳动力的
可是当时社会上的现象却是物资（包括粮食，肉，蛋，奶）都奇缺，这实在
无法说是工业剥削农业的后果，只能说是实际生产力非常低下的表现。
人员素质和构成、经营管理都完全不对劲，怎么可能盈利？
在很多国营企业，好部门的成员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工作能力极差，经营管理关注的是上级的满意（经常和企业的经营结果无关）程度而不是盈亏底线。这样的企业，严格说来都不能够算是企业。更不用说贪污腐败等原因了。
这样的企业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难题，例如英国。
冯如造飞机还处于飞机的初始阶段，难易程度和后来没有可以比较的关系。举个例子，即使咱们建国后什么运动都没有，一直好好干，现在咱们依然搞不了美国式的航天飞机，为什么？因为它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国内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不可能达到那个程度的。
我在这边上学的学校里，有不少教授当年都参与过Apollo计划。以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力和雄厚的积累还要依靠举国动员，现在的国内怎么可能达得到？
现在的美国难道没有这种想法么，当时还没有中国威胁论吧，
那时，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不是把中国当作第一个对手吧？
苏联倒台以前，我印象中中国在两者之间玩平衡， 玩得很爽啊!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较之当年的中国更有潜力成为敌人，更让人不放心吧，
但人家还是要同你有限地交往的嘛，合作竞争都存在啊
当年那种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的做法实在非明智之举吧！
给了左右派同志们一个平心静气讨论的机会，希望以后咱们左右同志都能象今天一样，善始善终。
阿门。
所谓劳保，福利，也不过是管的是人的基本生老病死，我们家80年代初期还全家一个屋呢，厨房还是捡砖头盖的，后来就归我了。
不许养猪显然不是户籍制度的问题，那是意识形态歇斯底里发作的结果，我不认为这和户籍制度有什么必然联系。
好像在什么地方同人辩论过这个问题。
国有企业最终是对要在政治上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并不以企业盈亏为唯一，
甚至并非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当然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很难评判。
而私有制下，管理者最终是向股东负责的，股东必然是以效益为最终
评判标准的。
这种评判必然一级一级向下传递的, 传递虽然会有误差，但宏观的效果就很可观了。
国家把企业分不同等级，最赚钱的算中央直属企业，其它的归地方，地方也是一级一级地分类，然后每一级都是尽力压榨，以前是利润上缴，后来是利改税，本质没有变。理论上是有技术改造资金来改进企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水平，但是却经常被挪用来搞政绩工程，其结果就是表面光鲜了，企业却没有后劲了。
天津在李瑞环作市长期间，修了内、中、外三环线，市里资金不足，就向各区摊派，挪用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和高校的科研资金，甚至挪用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害得学校发不出工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