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失控的官僚权力，失控的经济危机 -- 共道

林毅夫：全球可能陷入“通缩漩涡”

2009年07月16日16:29

世界银行(WorldBan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Lin)指出，全球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必须采取紧急对策，否则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通缩漩涡，金融危机也将持续下去。

林毅夫警告，如果产能过剩的问题未能解决，全球经济就可能陷入物价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这波金融危机也将持续下去。如此一来，金融机构可能需要更多的政府政策来救助。

他在演说时指出，德国的产能利用率下挫至72%、美国69%、日本65%，部分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更低达50%，许多国家都创出历史新低。

林毅夫表示，在以往，陷于衰退的国家可以借货币贬值慢慢熬过难关，但目前的危机席卷全球，这一招已不灵。林毅夫称，没有国家能指望靠货币贬值和出口来摆脱衰退。除非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全球统一合作采取财政刺激方案摆脱危机。

林毅夫指出，经济衰退下，今年可能新增5000万赤贫人口。他呼吁全球协调振兴计划，集中投资穷国的公共设施。

　　(一)国际政治压力依然严峻且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

　　……对我有利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但世界仍然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我国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 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人权……藏疆……宗教团体和组织渗透……分裂……妄图使我国走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2.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尚未终结。……“媒体帝国主义”……企图在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

　　3. 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倾向日趋强烈。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

　　4. 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后盾，借助网络迅捷的信息传播功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企图使之成为全世界普世的价值规范和标准，迫使其他国家按西方所信仰的价值观念行事。这种以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文化霸权大有一统全球之势。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渗透严重冲击和影响着我党赖以执政的合法性思想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危及我国政治安全。

　　(二)社会广泛深刻的变革使政治安全问题日趋突出

　　……，使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 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将触及到经济体制关键领域问题，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问题，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其面临的困难将越来越大，风险程度越来越高，对党和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影响到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和激烈化，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阶层分化将增加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3. 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影响到政治安全的制度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使得利益主体呈现出的多样化趋势，利益诉求意识的觉醒使得各种利益阶层矛盾和冲突呈现日益明显和激化趋势，利益诉求引发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多趋势。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和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冲击现有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

　　4.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引发社会成员的认同危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出现了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带来人们思想的深层次变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引发政治认同危机。

　　三、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目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敌我矛盾因素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因素，有直接因素也有间接因素，有局部因素也有全局因素。但总体来讲，国内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因素和全局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更为严峻。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的“两化”战略是政治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

　　由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利益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分歧，遏制和制约中国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本质，其对我的“两化”战略是全面性的、连续不断的、长期持久的威胁，是全程性、全方位、多领域的威胁。无论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调整和变化，其对华的政策本质不会变，对我的基本战略不会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其“两化”战略实施的方式、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间接、更趋多样化。

　　(二)国内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大增多使政治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1.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民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群众利益受损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多层化，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保、住房、食品安全、贫困、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信任度，对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严重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社会不可控因素增多，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引发民间组织的大量出现，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带来压力和难度。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打破了原来国家垄断资源和严格控制私人活动空间的格局，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间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大量出现，增加了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社会冲突事件增多。一是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直接影响到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心态。二是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分化导致部分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根本政治制度认同度下降。三是政治参与主体以及活动非制度化的增多对政治制度和体制提出挑战。第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部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和忠诚：一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的实现;二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党的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的认同度面临考验。

　　3. 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出现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多，影响政治安全的环境和基础。转型期，涉及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价值体系调整等现代化过程中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和冲击。这些“不稳定因素”包括经济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邪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能源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失衡以及自然灾害等等。虽然目前这些“不稳定因素”对政权安全与政治制度稳定还基本构不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有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将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政治安全。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实施“两化”战略的形式和手段却发生深刻变化：凡是能动摇我党执政地位的事件，削弱我国政权的活动，就极力设法插手、煽动;凡是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破坏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势力，就全力支持;凡是有损我党和政府形象、有利于意识形态文化渗透的机会，就百般利用。……

　　2. 严密防范和控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而威胁政治安全的因素。当前，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基于利益而引发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甚至有些是正当的合法的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利益和权利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冲突。有些属于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而成为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危及政治安全的根源。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不仅要关注和重视对敌斗争方面的威胁因素，还要关注有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如“维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互联网问题、民间组织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金融问题、生态失衡以及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严密防范和控制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3. 密切关注和掌握社会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可能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经过30年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新的阶层、群体、组织、职业、身份、观念、利益诉求、政治诉求、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新生事物的大量涌现，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可能发生性质转变，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或消极的影响。因此，“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成为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新的价值取向。

我国历史上，在一轮大规模投资/基建经济热潮之后，用一些垄断性商品来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拉动需求，是惯常手段。“大炼钢铁”那一次以后，陈云同志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不限量，敞开卖，并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很快就把流动性收回来了。改革开放后，使用过家电等耐用消费品，3000多元一台的日本原装彩电，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一波“软着陆”之后又逢亚洲金融危机，朱总理放开了住宅、教育、医疗产业化，拉动内需效果显著，你可以不吃猪肉，但家里老的要看病，小的要念书，你那些发黄落灰的存折还不乖乖地拿出来消费？但是这一波房地产则稍有不同，因为房产普遍是负债消费，又有杠杆投资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