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讀龍應臺，黃仁宇，與黃曉峰 -- 柠檬籽儿

该当何罪

张五常：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的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计算机数据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墙上的《清平乐》，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org）、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赛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I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分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义。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分。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最近中国禁止邓丽君的歌曲，当然还有其它含义。一般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明星恐怕就只有邓丽君一人；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才可产生出来。在一个知识贫乏的国度里，以攻击或赞扬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达到教育或改造群众的目的，可以减少宣传费用——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段。要扫除对革命励进有障碍的文化，孔夫子备受攻击；要留难知识分子，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无妄之灾。要反资本主义的污染，邓丽君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

但我以为，这次「反污染」对一般中国人民不会有多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计其数；到如今，一般人对因政权斗争而大字标题的「反」，应早已缺乏兴趣。新年除夕，我驾车漫游。无意间我将收音机转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台，歌声传来，唱者竟然是邓丽君！

这确实是他努力要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有一点过于执着了，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其实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们不一定非要找到历史发展背后“必然的逻辑”。如果有部分历史学者能够把前人的认知提高一些，比如纠正一些错误认识，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发现一条比前人的理论更能反映客观现实的逻辑，那就是非常突出的贡献了。黄仁宇恰恰是做到了后面这一点。

所谓“基于数字的”研究(管理等等)，我认为这是西方科学研究的一贯方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今天它已经成了教条地唯一准则，不能逾越，并且由此产生了一整套僵化的研究体系，极大地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已经形成对这种体系高度依赖，高度自觉地服从。对这种研究模式的反抗，可能是具有辩证思维倾向的东方学者，特别是受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学者的优势。由此导致的对史学研究束缚，是黄仁宇在《黄河青山》表述最多的。

我真的很难理解有人说的张五常有天分的说法！

我读他的《佃农理论》的序，从那个里面就能知道张五常确实很勤奋，但是也确实没有天分。

请原谅我没有对他的话进行分析，就发了一大套评论！

實際上，拋開人們的理論上的局限性，發現歷史中必然的邏輯恐怕更加依賴我們對歷史的觀察量以及處理這些觀察數據的方法。

量化管理的確導致了體系的僵化。例如采用SCI分數來評價科學家的貢獻，或者，電動游戲中采用的各種數字指標來定義系統功能。實際上，如今量化管理的基本假設就是系統運行是基于有限的變量，更加粗糙的是，這些指標變量一般只是被用來做反饋的。也就是說，社會系統的build-in參數或許沒有被完全控制，人們只是通過系統的外部特征來判斷和控制各自的行為。這樣的結果雖然是穩定的，但是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卻不能為人們所控制。

准确，但也是套话了。

其实，我不反对数量管理，数字化研究。我所要强调的是综合概括，推逻辑理和辩证思维的能力，这三者在数字化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创新。

就像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学说，是不能只靠观测天文数据得到的(当然没有这些天文观测数据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把这些数据孤立地去看待，你永远只能在牛顿力学的框架里面思维，也就不可能有相对论的创立。黄仁宇所指美国主要历史学者都要求把精力放在有限的时间片段来处理和思考问题——“用切片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这种方式真的非常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但是这恐怕与试图发现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样工作想去甚远了吧。

看这帖子的送花情况，说明咱中国人还是好样的，不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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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为什么存在 总来的来说是功大于过

以后如果想继续存在 也一样要功大于过

如果那一天真的不把人民当回事 不把国家当回事 革命将会重来

历史可能会曲折 可能会退步 但是中华民族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信念是不会消亡的 只要这样的信念不消亡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就会有希望

作为80后 以此共勉

到底是不知道啊？还是故意不知道啊？

也不至于如此

台湾也是中华文化的分支 也可以算是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继承与发展 再找寻另外一条道路。和大陆的道路 可能不一致。但是只要台湾还承认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其他的事情都好说，都可以慢慢谈。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文化有认同感，总是要统一的。

白色恐怖可不只有在当年的大陆。

台湾当年才多少人？国民党撤退的那些和当地原住民的比例有多少？就那样都能整出那么多事儿。那在一块本来就是由自己统治下的一块如此庞大的土地上呢？共产党会清算国民党，你以为反过来国民党就不会？美国还有麦卡锡主义呢？

那个时候中国好像沉堆了旧疾又遇新伤，对外治好了新伤，旧疾却没有根治。

不敢独享，奉之以君：）

龙作为外F女，果然够狗腿。

我是相信貌由心生的，丑八怪一个。

写的文章早期还好，现在简直是BULLSHIT.

尤其是大江大海，简直是弱智主观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