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什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 -- 谢家堂前
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民要学会不断的挑战官僚的底线,从他们手里抢到更多的渣。不过就他这个说法应用的地方,我觉得未必正确,因为有可能会把自己拖死,还不了钱怎么办?银行背后可是暴力机构。牺牲和奉献这种事情不是提不提,而是只有在国家的某个时刻才有可能出现,现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成规模的出现。
那还有什么说的,尽早进入体系内啊,就算是小小科长,那也算是亿民之上了,要是手里头有实权的小科长,一辈子都够你吃了。问题是你得有进去的路子兼进去之后能不断的往上爬的决心。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决心的,绝大多数的科长也是在爬了多年没有结果之后丧失决心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科长,而绝大多数科长都不是处长。
而且实在觉得自己不合适进入体系内,那个代价也挺大的,体系内必备的眼力劲儿我也缺了点。幸好自己将来还有点做技术方面的希望,幸好幸好。
他之前一直学的工科。
这人和郎咸平天天唱对台戏,他在电视上说郎咸平的坏话,郎咸平是在自己的新书里,专门把他揪出来,奚落一番。
搞笑。
去剪别人,如西方,不就是剪我们吗。中国呢现在的办法就是挤进第一集团(也就是世界“体制”),也去剪别人,可是有的大问题。奥巴马,德国老太太,说得很明白了,十几亿人挤进去,还要不要别人活啊,呵呵。
金融家是食物链的最高端,他们如果有问题也有本事变成别人的问题,(相对食物链的下端来说,而干扰因素象政府的监督控制权更是他们着力要影响的),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真是一点没错,顺着他的逻辑推下来那么可以问谁可以(或有权力)思考这些问题,他陈志武毫无疑问是可以有这权力的,多简单的事情,轻松地将话语权圈到自己手里。
他的荒谬之处在于这是讨论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的收益问题哎,即使我不同意对透支未来的这种经济理论,但也不妨碍我在这个食物链上获取我能得到的收益,当然风险我可能知可能不知,可能承担可能无力承担。
另外,这些看来轻忽的话也表明他丧失了一个学者的基本立场,可以嗅到一种话语权属的法西斯味道,以食物链最高层的食利者的立场出发的理论缺乏一种必需的对社会的平衡,换句话说就是“和谐”,毫无对制度,体系设计的责任感,依据他的理论来设计国家的金融制度不出事才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词,大概意思吧,就是社会、政府、个体、社会群体(如果还没到阶层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富士康的连跳,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枝节不论,至少应该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这个事件中,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体之间的责权利到底该如何划分?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划分?比如有人说,富士康其实不是血汗工厂,各方面待遇福利都已经很好管理很正规,并举出即使连跳还是有大把人愿意进富士康……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说年轻人承受挫折能力低日本人就能适应,是这样的理由能解释的?个体的努力在这里起到的作用能有多大?能不能指望企业自发的良心去改善工作环境?富士康的工人作为社会群体有没有法律保护的团结起来争取自己权益的权利?政府在这里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难道是立法禁止罢工用一个假工会来糊弄?还是去跟罢工的工人讨价还价降低涨薪?就算资本主义也没这么干的吧?社会呢?我看不到。只看到有意无意下分崩离析的一团散沙。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散沙。今天是富士康,是蚁族,是杀童,是各种死,明天就是你,就是我。洪水到来的时候谁也别想逃。
“李立三当时对工人讲,你们很苦啊,你们很穷啊。
那些工人说,我们很好啊,比家里好多了。
李立三说,不对,你们苦的不得了,你们不应该这样生活的。说西方有个马克思说,你们创造的财富都叫资本家拿走了。
工人说,我们在家得不到现在这么多钱啊,这里比家里好啊。
李立三说,我们可以把钱拿回来。
怎么拿回来呢?
李立三动员工人团结起来,如果你每天创造十块钱却只得到五毛钱,你通过斗争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劳动者怎么保证自己的权益?没有自发的主动博弈,会有资方自己发善心这样的好事吗?
现代工厂中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导致资方无法承受停产损失,或可迫使资方较易接受加薪。
直击南海本田“停工门”事件(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罢工者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出现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也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体面劳动”的提法不相协调。4月24日,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5月22日,谭志清与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家他工作了两年半的工厂。总务处通过工厂大喇叭,向两千多名工友播报了谭志清被开除的消息。
在广州黄埔一间昏暗的出租屋里,谭志清开始了新的生活。周围的房客也许并不知道,这个24岁、操着乡音浓重的湖南小伙子,正是南海本田罢工的两名领导者之一。另一名领导者小肖,也是湖南人,与谭志清同一天离职后,就北上返乡了。
谭志清依然和工友们保持着联系。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从电话里得知,两名工友被戴有工会标牌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围殴,打得满脸是血,至今下落未明。
工人被打,并没有为这场始于5月17日的罢工事件划上句号。当天,头戴钢盔的特警,在工厂前拉起了警戒线,一字排开站在工厂大门外。原本复工的数百名工人,再次离开流水线,涌向了篮球场。
此时,由于这家位于广东南海的零部件公司停产,自动变速箱断货,本田在中国境内的三家组装厂已停工四天。
离职前“打抱不平”
今年春节刚过,谭志清就打定主意离职。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谭志清一共获得三次加薪,分别是19元、29元和48元,加起来还不到百元。在被开除前的一个月,他的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总共不到1300元。这是谭志清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在南海本田,这样的收入已属高薪一族。更多制造业的工人,大多拿着税后1100元的月薪,更别提实习生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除掉每月200元的房租、200元的伙食费等必要开支外,这个24岁的小伙子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自己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谭志清很少上街,经过那些放着高声音乐的服装店时,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他舍不得买衣服。甚至一小时五元的费用,也让上网成为一项奢侈的娱乐。只有手机上的移动QQ,那一闪一闪的小企鹅头像,为谭志清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幸运的话,谭志清每月能有五六百元的结余。这些钱通常被汇往远在湖南农村的家中。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保部的统计表明,2009年,流向省外的湖南人打工者超过700万。
不过这点钱,在农村老家早已不那么“经用”。在谭志清的家乡,村里的长辈们十多年前就背上行囊南下打工。“那时候,他们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谭志清说,那些最早走出去的人,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买上了彩电。后来,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财富“神话”却越来越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经济学教授卢峰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2004)一文中指出,在1995年到2004年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将近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也工资增长低20%以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输送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加工出口经济,由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如果把通胀率纳入考虑,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长曲线近乎平坦。
明知如此,对于大多数没能够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前,谭志清的理想是考上邻省的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读书论辩。
2004年高考落榜后,谭志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本。家里的八亩地,只够种全家的吃食。收入的主要来源还得靠外出打工。拮据的经济情况,让高考复读成为一次高昂的冒险。谭志清不得不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加入打工大军的洪流。
不过村里人还是觉得他混得不错,坐在开着空调、干净整洁的工厂里,为世界五百强的本田汽车组装变速箱,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在贡献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后,谭志清决定放弃面子。
4月29日一早,这个湖南小伙子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这天他走进了总务楼,递交离职报告,依照工厂规定,一个月后他将获准离职。
不过,打定离开工厂的主意之前,谭志清还有一个在工友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他要领导一次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待遇。
因为读过高中,在大部分只上过初中、中专的工友中,谭志清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个在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乡村青年,自幼熟读毛泽东诗词,对于三国演义爱不释手,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省港大罢工段落,至今仍烂熟于胸。
“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谭志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罢工的想法早在今年3月份就告诉了同乡小肖。当时小肖正好也打算离职,二人一拍即合。罢工“双核”就在此时时候形成。
工友们注意到,谭志清和小肖没事老凑在一起。谭志清和小肖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一个科的同事,他们同时在南海本田工厂变速箱组装科做工。
作为本田在海外建立的第四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工厂,2007年建厂时,南海本田将日本母厂的全套管理架构,移植到这家在华的独资企业中来。
日本管理者不仅搭建了“部—课—科—线—班”5级生产管理体系,在具体制造环节上也划分为: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既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
南海本田的组装车间,目前有两条流水线,200余名工人。一名罢工游说计划没有预料中的成功。“没人相信他能领导罢工。”与谭志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友回忆说,这个小伙子平时话不多,不太起眼。
在谭志清和小肖的游说下,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
文明罢工
5月17日早晨,谭志清像平常一样坐上了班车。车窗外的风景[综述 图片 论坛],和两年前初来此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宽阔的柏油路串起一个又一个孤岛般的工业区,工业园之间则是大片亚热带特有的绿油油的荒地。
经过二十年快速的工业化的改造,南海区的稻田鱼塘的乡村景致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非城又非乡的尴尬景象:各式各样风格的民房拥挤在一起,大批农田被辟为工业储备用地,杂草丛生,荒野中间间或冒出的工业园,又异常整齐划一。
占地近千亩的南海本田工厂就建造在这样一片景色之中。这片厂区隶属于狮山镇狮山科技园,该园占地30多平方公里,分为ABC三个区,园区内聚集了平板显示器件、汽车零配件、智能家电、半导体照明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等五大龙头产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占整个南海区经济总量近五分之一。
谭志清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关心这个园区的产值和利润。谭志清来到此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低廉的工资。
20分钟后,班车到达厂区。睡眼惺忪的早班工人们慢悠悠地排队下车,往食堂走去。像往常一样,吃过两元买的鸡蛋、菠萝包早餐后,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回望一眼更衣室后,谭志清就走进了车间。
“头一次罢工,谁的心里也没底。”谭志清说,如果员工对工资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再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
罢工——这种谭志清只有在历史教科书里和电视中才看到的“加薪”手段,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实属少见。自1949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之后,罢工从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
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1982《宪法》中,也取消了将此前1975年《宪法》首次规定的“罢工自由”条款。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没有明确将罢列入职工和工会的权利。
谭志清只想用和平抗争的方式,为工友门争取点工资。
7点50分,正是开工的时间,流水线上的工友惊奇地发现,谭志清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而是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蜂鸣的报警声响起,组装车间的两条流水线尚未启动,就已经被锁定停机。
这时,谭志清和小肖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说完,一些员工加入了这两个湖南人引领的队伍,但大部分员工仍然停留在流水旁,不知所措。
组装车间50多人的罢工队伍,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却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车间,谭志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
目睹这一幕的老员工小刘说,当时工人对于罢工还不太热心,大家担心遭到公司惩罚。
对此,小肖归结为“工人觉悟水平有差异。”离开车间的罢工队伍,此刻有些松懈情绪,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来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此时,已经早上九点,正是日方管理人员上班的时间。
罢工队伍终于引起了资方的注意。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通过翻译喊话,让他们回到组装车间,有问题去那里协调。谭志清拒绝了总经理的要求。
就在罢工队伍在篮球场静坐时,罢工的消息却在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在生产完第37个自动变速箱后,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中午12点,当百余人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二楼食堂时,资方早已准备了6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一位食堂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员工蜂拥而上,不一会就写满了100多条意见,黑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工人满怀希望地书写愿景时,管理方透过翻译,向这支新生的罢工队伍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此时,谭志清看到管理方态度温和。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管理方清楚,如果罢工扩大化将带来怎样的后果。2009年,本田汽车全球销量不足340万辆,同比下滑了10%,但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58.2万辆,增长了21%,成为本田汽车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市场。
五月正是汽车的销售旺季。南海本田提供了本田在华三家整车工厂80%的自动变速箱。如果供货中断,势必影响整车工厂生产。此前,据本田新闻发言人藤井隆行说,由于中国相对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事件,本田在中国设置一间变速箱生产厂就可以了。而按惯例,本田一般会保留两家零部件供应商。
谈判陷入僵持
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劳资谈判之一。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谈判前后的三天,工厂生产一切照旧,不过多位工人称,产量一日比一日低,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虽说是复工,可是17号那么一闹,哪里有心思干活。”轴物科工人戚威说,以前每天打磨九百多个零件,那几天只有四五百个。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数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表示,谈判过程中,工会代表一言不发。管理方则认为工人的加薪幅度过高,直接拒绝了工人要求。事后,狮山镇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工会只是提供劳资双方一个沟通平台,仅此而已。
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方案公布之时,也是罢工再起之日。
接下来的5月22日和23日,原本是周末加班,谭志清则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借此向管理方施压。此时,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
就在罢工渐入高潮时,5月22日中午十一点,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志清和小肖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下午2点,谭志清和小肖拿着5月份的工资,以“开除”的名义离开了南海本田厂。
两名罢工领导者的被开除,带来的是更大面积的罢工。一些一直没有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也开始加入游行队伍。
从5月23日起,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潮水般涌向篮球场,高唱国歌、《团结就是力量》。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游行时,罢工者都戴着口罩。虽然大部分罢工者都打心眼里佩服谭志清和小肖,可是谁也不想被开除。
三天后,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随着东风本田武汉工厂的最后一辆汽车驶下总装线,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此前,本田零部件公司高层对媒体估计的日损失产值4000万元,这5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2.4亿元。
实习生心态矛盾
被开除的谭志清和小肖,俨然成了实习生戚威心目中的工人英雄。
5月27日,戚威收到了一张南海本田发到员工宿舍的《承诺书》。粗略扫过纸上写的内容后,戚威顺手把这张管理方连夜起草的“劝降书”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还重重地踩了两脚。
这张《承诺书》要求,实习生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两天后,资方改口,称实习生不必签署这一承诺。但承诺书的口吻,却激起了潜藏在实习生中对于低工资的普遍不满情绪。
在位于松岗的南海本田员工宿舍楼,摆放在大堂里的承诺书回收箱,好几天过去了,里面还是空的。多位实习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拒绝签字。
1992年生于湛江农村的戚威,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兄弟,母亲在家帮着大姐带孩子,父亲和二姐三姐常年在广州打工。这个不折不扣的90后,穿着花衬衣,一头天然卷发染成了小镇青年流行的黄色。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戚威念完初中后,先是在广州读了半年酒店管理,因为一个月不到瘦了10几斤,父母看着心疼,就把他接回了老家。
就在戚威的伙伴在高一时,戚威在湛江的一家游戏机室干起了临时工。但总归因为年龄太小,这份差事干了没两个月,父母就替他在当地的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报名,学习数控机床。
戚威的同宿舍工友们,多数是他的职校同学。在回忆起职校生活时,戚威想起的只有网吧和台球室。那时候,戚威和他们的玩伴们拼命渴望着尽快离开有网吧和台球室的学校, “到外面见世面”。
今年4月初,戚威再过三个月就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毕业了。学校老师把戚威班上的近40个同学送到了南海本田进行实习,此前,他们已经通过公司的笔试和心理测试。
经过为期两周的培训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的十多个学生被分配到轴物车间。在这条200多人的流水线上,80%都是刚刚到岗的实习生。这里的工作,主要是用车床打磨一种工人称为“音波”的轴承半成品。
工作第一天,戚威就发现学校里学的都派不上用场。首先是机器型号不同,其次稍微技术性的活儿都有专门技术人员来干。但没过几天,戚威和他的同学们很快就能和老员工一样,一天加工900个“音波”。
在南海本田的2000多名工人中,三分之一是戚威这样的实习生。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新清县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国防科技高级技工学校等广东省内的职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职高。这些职校的毕业班学生,被学校组织到工厂做工,毕业之后即可签定正式劳动协议。
庞大的实习生群体,为南海本田节约了大笔工资开销。这也是珠三角其他企业常用的方法——以大批招收实习生来降低生产成本。
“刚一到工厂,印象还挺好的。”戚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是一问老员工工资多少后(多数在1300元左右),心里就凉了。现在,戚威的工资是900元。
作为低工资的最大受害群体,实习生是这次罢工的铁杆支持者。在戚威居住的职工宿舍的地板上、走道里,到处都是被踩满脚印的《承诺书》。
罢工发生后,各家职业学校成为矫正实习生行为的求助对象。5月29日,南海本田所在的狮山镇政府,把为该厂常年供应实习生的7所学校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在这所景色宜人的示范中学里,镇政府为每所学校提供一间临时教室,供师生恳谈。
29日的这天下午,“天漏了般地下起了大雨”,戚威和他的30多名同学被接到桃园中学4楼的一间教室,见到了学校副校长。这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
师生恳谈会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收集学生对工厂的书面意见。尽管杜姓校长反复说合理的意见一定会传达给厂方。但始终未能就合理和不合理之间的区分与学生达成一致。最终,只有少数学生愿意条理清楚地罗列对工厂的不满,更多学生则是选择了三言两语零碎地传达着抱怨,或者直接起身走人,以表示对校方的不信任。
在其他8间教室里,来自7所广东省内职业学校的师生恳谈会同时进行,但大都不欢而散。前述杜姓校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这一代的学生,和80年后还不一样。80年后要是嫌工资少,就直接走人,换个单位,现在孩子的想法要多得多。
而90后在评价起他们的资方时,也显示出两分法的客观。
多位员工表示,本田的管理先进。一名来自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甚至认为,“本田福利很健全,不仅有三险,还有公积金,而且生病还可以休息,只要有病假单,只扣一两块钱。”
另一名来自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则表示,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能够进入本田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工作,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很有限。不过,与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几乎等同的工资,又让他们对这家日本企业又爱又恨。
政府和工会宣称中立
工人除了对工资不满,对工会“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情绪。
已经不再是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领导者谭志清,去年曾多次向工会反应提高工资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南海本田工会成立于2008年,直到去年才正式运行。
南海本田工人介绍说,工会2009年曾组织工人分批到广州旅游。戚威在今年4月入职当天,也收到工厂发放的入会表格一张,此后,他们工资每月被扣5元的会费。不过对于工会的确切职能,工人们基本说不清。
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次罢工中,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当记者问及工人抱怨工会不为他们争取加工资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
工会“不便介入”,工人们便开始自发维权。
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工人要求》,其内容主要是: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800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3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100元,10年封顶。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的6月1日,厂方只是撤回了《保证书》,对于工人要求尚未回应。
南海本田罢工,是企业工资缺乏协商制度的间接结果。早在2007年,南海区就被确立为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但试点并没有在南海本田展开。
作为用工大省、企业密集之地的广东,劳资纠纷事件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对此,去年11月18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公开表示,很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特别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形成工资的“共决”,而不是由老板单方说了算。
2010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南海区宣传科科长伍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此事(注:指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政府无关,没有违反法律,工会介入居中协调,关键是当事双方。”
狮山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本田遵守劳动法,严格限制加班时间,影响了工人收入,这是造成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暗示,工人也许要得太多。
狮山镇境内现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为该镇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
5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狮山镇桃园中学教学楼的三楼阶梯教室门口,看到张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印着“Honda指挥部”。指挥部十余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开会,其中大部分为狮山镇工作人员。另据当地政府人士透露,广东省、南海区、狮子镇的有关负责人也曾进入南海本田厂区了解情况。
本田中国公关部发言人朱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罢工将很快结束。
工人的局部“胜利”
罢工持续近半月后,寄居在广州黄埔老乡家的谭志清,情绪已渐渐恢复平静。
5月26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320到355元不等,实习生从第3个月起,加薪至1569元——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800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不管结果怎样,我们还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谭志清说,这个工资水平,毕竟比以前提高了一些。一些工人从同乡好友那里得知,南海本田周边的一些工厂,因担心工人罢工,老板也主动给员工加薪。
谭志清对于工资水平很敏感。他直觉地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海区从珠三角一个鱼米之乡,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超1500亿的经济巨无霸。然而,当地工厂老板的工资标准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对于没有多少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一个月给1500就够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二十二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撰文说,近些年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认清这一点的谭志清,已经彻底失去了工厂打工的兴趣,他后悔当年没有坚持复读再考一次大学,现如今只有打算好好学门技术,“以后自己为自己打工。”
今年7月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实习生戚威,对于未来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如果不在本田做工,他想就先回湛江老家,“玩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如今,让这个19岁的阳光少年不解的是,“富士康的工资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员工还要自杀呢?”
来自:龙的天空
原文:http://www.lkong.net/thread-35565-1-1.html
从兄台的表情来看,未来这几年随着阅读面的扩大震撼会越来越多的。
因为过去的教育缺点实在是数不胜数。
比如教育人民要以国事为先,要首先感激国家,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越真诚的人越相信,但有些人会在某一天醒悟,有些人则不会。
只要开始醒悟,这个过程就会持续不断,直到阁下的胸怀和眼界的极限。
哈哈,感觉自己像个教主~~~
那个说法一半对一半不对。每个人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对的,瞎操心别人尤其是总理和主席的工作是无聊无益的。但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要理性和有长远目光,靠借贷过日子在天朝这种不稳定社会必须在长时间内小心注意维持收支平衡,不要搞到财政破产。这种长远考虑是有正常情商的人的基本常识,所以那个"循循善诱"的家伙故意误导人不是啥好玩意。
从正确的出发点用错误的思路诱导,要么出于轻狂,要么就是别有居心,反正不是什么好鸟。
也就是说:个人只需关心自己视线以内的事?
如果每个人都负责好自己的事,就是“认真工作、生活,也认真的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这样各方自然博弈的结果才是最优解。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每个人认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肯定是对的,我理解的这个责就是每个公民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同时利益被侵犯的时候要努力抗争,这才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更高层面的奉献应该是自愿的,不能被要求,更不能被强迫。
中国人恰恰是被要求“顾大局”、“相忍为国”太多。可是有多少牺牲是值得的呢?倒是强权打着旗号谋私利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