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巨星陨落，钱学森逝世 -- 大袋鼠
光合作用30%的前提，不会有人去在意的，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提法颇类于刘备提醒曹操面对吕布时不要忘了董卓和丁原，虽然刘备没有直接说杀了吕布。
在当时的年代这样说应当是一种罪恶，至少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
就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不不犯错误，一个人只要他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甚至世界做出了别人没有做出的贡献，他就是伟大的，值得我们学习和今年的。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泛道德化，一说起某个人的贡献，总有人提出他在道德上如何如何。是不是我们有了道德的武器，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以肆意批判任何比我们伟大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多想想先辈的贡献，而是不停的寻找他们为什么不做的更好，为什么不能认为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以我们后来人掌握的信息和条件，要求先人必须做我们现在看来是最优的选项。
的贡献，就否认他的错事。我想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集合，既有黑、有白，更多的是黑白之间。我们承认钱老的伟大，也应当看到他的黑色部分。
一谈到黑，就说是批判？一说到白，就是赞美？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善良之处的，所以要为秦桧翻案。
这种逻辑怎么这么耳熟？
把高尚庸俗化，把罪恶人性化，抹杀善恶的距离，看起来很有道理很与众不同很愤世嫉俗，但只是表示你自己的庸俗而已。
断章取义的歪曲评价。
乡愿者，德之贼也
他的文章核心就是一句话：理论上不能否定亩产万斤的可能。
至于实际呢，没说。别人没说的话，自己瞎联系，怪自己。
钱老用科学家的严谨运用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老实还是滑头？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至少，他没有说任何假话——这在当时已经不容易了。
再说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去完成。他就算是反对了，那也根本无助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回过头看那些就此指责钱老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比钱老更滑头、更世故呢？
《南方周末》的编者按如下：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
由于文章很长，现在摘录其中一段，说明钱学森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钱学森一向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
钱永刚教授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
那是钱学森于1993年4月21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
（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治。
（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
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
我注意到，钱学森也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两个问题。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是经过反复“放大”和“加油添醋”之后，就变成了钱学森的两大“污点”。
我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向来主张不回避敏感问题。我又发现，钱学森从不就这两个问题做解释，这就更坚定我的想法。
就这两个问题，2009年4月12日钱永刚在来我家的时候，就一起进行了研究。当时钱永刚是主张写，不回避。他认为，先写出来，至于能否发表，什么时候发表，再议。
在《走近钱学森》中，我写了《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约4万字。我预料可能被删，所以把这一章列为附录，以便被删除时不会影响正文。不出所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附录《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全文删去。我深表遗憾。在《走近钱学森》面世之后，我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探源的精神，花费很多时间进行仔细探索，在《争议中的钱学森》的基础上，加强说理性，全文扩充至7万字，写成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
在查对、比较了钱学森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原文基础上，又走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终于厘清了“万斤亩”公案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查清了1957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以事实说明，钱学森并非“大跃进推手”，更非“造成饿死 3000万人的元凶”。
至于“人体科学”，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争议中的科学问题。我记述了“人体科学”的争议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于光远先生的种种质疑。科学向来是在争议中发展。“人体科学”谁是谁非，尚待时间做出结论。
钱永刚仔细看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2010年9月9日，我们一起进行讨论。他认为该章中关于“亩产万斤粮”的调查和记述，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写得好，有深度，又有极其重要的第一手采访，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当年编辑所说的情况。钱永刚建议对该章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力求写得逻辑性强又富有说服力，观点更鲜明些。钱永刚说，《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将为钱学森除掉背了50多年的黑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又建议该章经过修改之后，不作为附录，列入正文。
钱永刚向我提供了钱学森自己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万斤亩”的文稿，使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文稿增加至7篇。钱永刚还从家中带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即钱学森生前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所有文章的剪报，其中有几篇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剪报上有钱学森亲笔所写的编号以及发表年月日、报刊名称。钱永刚把复印件送给我，供我写作参考。
在与钱永刚详细交换意见之后，我对《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文从头至尾作了细细修改。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于《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的考虑，与有关部门和钱永刚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不收入书中。对此，我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