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38) -- 江南水
例如楚国在春秋时就已经设县，比其他大国都要早。改革早的，因为有了效果，有时候反而就不想再折腾了。
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例，既然议会已经拥有了权力和有效的行使架构，对废除国王的王冠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反过来，法国原有的三级会议过于简单，要把它改建为有效率的权力机关，就只有彻底的革命，于是王冠落地。
所以汉朝也在郡国双轨制走了许久，最后能在实质上实现郡县制还是依赖于武帝这个政治强人的（诸侯国的相完全由中央委派，并且从那些国王手中夺取了实权。）
昭景屈三家都是从王室分出来的卿大夫，楚国的郡县制是不完善的。另外楚国的地广人稀也使得变法缺乏动力，中原诸国由于可耕地的减少导致了兼并，王室和卿大夫之间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斗争异常剧烈。
引用魏昌《楚国史》的论述：
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中央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改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
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
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 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
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因为这种封君封侯，除了租税并给予治理权力，似乎在各诸侯国中都存在着，甚至变法之后的秦国都是如此，例如秦昭王的舅舅被封为穰侯，另有华阳君等，而昭王为了分其权力，也分封了高陵君等人。即使是后来用了范睢，似乎也只是把穰侯赶出朝堂，并未剥夺封地。
那么，楚国和另外六国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是数量上的（分封比例），还是制度上的（比如允许世袭的年限）？这个还要请教了。
秦国的军队控制权自商鞅变法后始终在国君手里，那些君侯尽管有封地，他们的私兵完全无力对抗王权，这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政变，而且这些封地都位于秦国的边境地区，比如范睢的应，商鞅的商，穰侯的定陶，近畿地区牢牢的控制在君主手中。穰侯尽管可以影响秦国的军事策略，但是也必须以国君的名义调动。而战国四君子手下的数万门客对君权的威胁可想而知，国君默许这种养士行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楚国一直到后期都还有政变频繁发生。嫪毐能够掌握部分兵力和太后有关，即使如此他的那点兵也迅速被平定。秦始皇迅速除掉吕不韦也和他大批的门客构成的势力有关。
感谢青色兄及裴骅兄的高见，获益匪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楚国的领导人能够避免中原诸侯的下场，也许是托了他们老祖宗积极进取的福。
历代楚王都有对外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个强烈欲望也给楚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面积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
虽然楚国的卿大夫跟中原诸侯国的卿大夫没什么不同，但是辽阔的国土稀释了他们威胁领导人的能量。
楚国数量众多的卿大夫，彼此之间又相互牵制，保证了楚国的领导人能够始终高高在上。
虽然楚国的卿大夫们没有给他们的领导人带来致命的麻烦，但是他们的存在对楚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从他们明目张胆的射杀吴起来看，楚国的领导人怕是也得让他们三分。
在这些势力庞大的卿大夫的掣肘下，楚国要是有高效率的国家运转体制，那才叫奇迹呢。
楚悼王请吴起来的目的是不是就是针对这些卿大夫呢？
不好臆测，不过从卿大夫们亟不可待的从肉体上消灭吴起来看，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楚悼王去世后，吴起也紧跟着他的脚步去了另一个世界，楚国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楚国这种领导人和卿大夫“共和”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争斗相对温和的春秋时期还能凑合，到了竞争惨烈的战国年代，就有点凶多吉少了。
事实也证明，在整个战国时代，楚国依旧牛气冲天（秦始皇是动用了全国的兵力才彻底搞定楚国的，当时的楚国跟鼎盛时期相比，顶多残留了一半的功力），但他始终没有交出跟他实力相符的成绩单，这其中应该少不了他那低效率的行政运转做出的杰出贡献。
除了楚国，还有一个大国没有出现卿大夫坐大的现象，那就是另一个蛮族，秦国。
在我看来，秦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跟他的人殉制度有一定关系，一代又一代的卿大夫陪着领导人去另一个世界建设新时代，看上去跟当时的主流文明格格不入，但是他保证了秦国不会出现像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那样的超级家族。
一个并不太正确的国策，却给秦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确结果。
看来老天爷也是姓嬴的。
秦献公即位后，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人殉制度，为秦国的强大扫清了人才建设上的障碍，同时也给卿大夫送上了坐大的钥匙。
然而，秦国却没有出现卿大夫坐大的局面。
这应该感谢商鞅。
熟知三晋发家史的商鞅，深知卿大夫坐大的严重后果。
公元前350年，商鞅拿着刀来到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面前，把秦国卿大夫在封地的行政管理权从秦国身上切除，在秦国推行“县政”。
这一年，秦国大小的村落乡镇聚集成县，全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任命县令、县丞（副职）。
县里的行政事务由县令、县丞来打理，县令、县丞的饭碗掌握在秦国中央政府手中，他们向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并不受所在地区的卿大夫节制。
从此，秦国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行政权力全部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不一定是秦国的领导人，在穰侯魏冉和文信侯吕不韦时代，秦国的领导人还是很弱势的），即使县令、县丞分汤给普通群众喝，那也是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秦国的中央政府拿到了全部行政权力后，秦国的行政效率由此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高效率是把双刃剑，治病救人的时候，效率高一点，当然是善莫大焉，小偷撬锁的时候，效率还是那么高，这个……
秦国高效率的行政运转体制对秦国来说是治病救人还是小偷撬锁，实在是说不清。
至少在商鞅看来，在当时提高秦国的行政效率是治病救人。
这一次商鞅还算是人道，只是剥夺这些卿大夫在领地内的管理权，并没有妨碍他们从领地内获取物质利益。
秦国这次实行的“县政”，也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这种中央——郡县的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下去。
一个法令能够持续两千多年还继续有效，不能不说是个壮举。
商鞅在秦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马克思的教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虽然商鞅并没有学过马克思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很自觉的按照老马的教导去做，继续在秦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商鞅生活在农业社会，所思所想离不开“种地”这两个字。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多依靠农业，种地的就要交皇粮国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两千多年来，种地的农民从来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不种地的也认为是理所当然。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农民种地是不用交税的。
我说的不是发生在本世纪的事儿，而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儿。
在分封时代的某一个时期，种地的并不用交税。
种地的不交税，那些王公贵族们喝西北风吗，他们成仙了？
他们并没有成仙，吃的喝的比一般人还高档不少，看看那些先秦的出土文物就知道他们在生活上的天壤之别了。
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秘密就是井田制。
这个“#”把耕地分成了九份儿，中间那一份儿是公家的，其它八份儿分别归八家耕种。
那八家在耕种自己家土地的同时，还要共同耕种公家的那一份儿，纯义务的哦。
“#”中间的这份儿收入要毫无保留的上交给公家。
公家也太狠了吧，占有了天下九分之一的粮食收入。
通常，中间的土地相对于周围的土地都是优质耕地，产量也会高出周围的土地不少，公家收入的粮食甚至还多于九分之一。
万恶的统治阶级啊！
这只是一个数字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没有考虑人的因素，或者是把人当成了没有感性思维的机器人，把人的感性因素考虑进去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从人之常情来说，人们在对待自己利益的时候通常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纯义务的工作嘛，能马虎一些就尽量马虎一些喽，更何况这份儿纯义务工作还要八家联合作业。
08年奥运会的志愿者们是奥运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展示了中国青年人无私的奉献精神。
别忘了，那只不过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即便从志愿者选拔开始也不过是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那些无偿为公家种地的，一种就是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要让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始终展示奥运志愿者的奉献精神，这个……？
还是问问上帝吧。
我不是为万恶的统治阶级辩护，即使农民在耕种公家那份儿的时候马虎一些，统治阶级收入的粮食依旧是大头儿。
农民除了纯义务的为公家耕种外，自家收入的粮食还要交税，税率大概在十分之一左右，到了十分之二的话，农民们就开始唱《硕鼠》了。
那为什么还说农民不用交税呢？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即，虽然封地有兵，但是郡国兵卒一体由中尉（忘了秦国有没有统一名称）掌管。虽然行动开始以后王/相/侯有可能指挥，但是没有中央的命令这个第一步是走不出来的。看起来不错。
只是不知道秦国是否也像汉家一般“寡恩”，不然变法这一百五十年，只怕老贵族走了，新贵族又立起来了。当然，在帝国领土仍然在不断扩张的时期，这个问题也许不大。
无功不封爵，哪怕是宗室成员也不行，没有相应的爵位，占有土地数、臣妾数甚至衣着都有限制。外来的客卿只要有功劳，同样可以封相封侯，而其它六国外来人才的地位永远比不过宗室，孟尝君只因为父亲是贵族就可以把持朝政。秦国的客卿制度是七国中引进外来人才政策中做得最成功的。汉制由于掺入了儒家的因素，所以爵位一定程度可以世袭，但是也随时可以被剥夺，武帝时期剥夺的最厉害。看到的另外一段对楚国何以贵族专权写得很精辟：
商鞅首先在秦国实行县制，县制的目的就是用中央政府选派的官员，代替世袭贵族对各个地方进行管理。它能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避免了世袭贵族的各自为阵，为己私而违抗中央。事实上，商鞅在秦国所施行的县制，也不是他的首创。早在晋献公时，县制就开始出现。差不多时间前后，楚国也开始出现县制。但是，晋楚行县制与秦国有较大不同。晋国是因为在国内消灭敌对贵族后，对于原贵族所拥有的土地，不再设置新的贵族，而采取指派官员的方式。楚国是因为吞并周边小国，原小国贵族尽废，楚国对此也不再设新贵族，而指派官员管理。因此，晋楚较早实行的县制，没有彻底改变世袭贵族的根本，只在国内局部实行。而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县制，中央政令的贯彻实施，自然比其他各国要高效得多。
这就避免了权臣借人事权施恩的可能，也杜绝了冗员，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君大量的行政工作量。
中国人有为子孙打算的优良传统，祖辈们拼死拼活的忙活，有一半儿是在为子孙造福。
如果秦国的爵位不能世袭，那么军功赏爵将会大大折扣，士兵们只要立一次功就可以收手。
立一次功，从国家拿到奖赏后，对付完自己这一辈子就行了。
反正是不管功劳有多大，爵位有多高，都是自己这一辈子享用，差不多就行了。
何况，上的战场次数越多，捐躯的可能性越大，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够活着走下战场。
长此以往，秦国士兵上战场的动力会逐渐下降，军功赏爵也会失去他本来的激励作用。
以上是我基于人之常情的推测，没有证据
至于“无功不封爵”，在我看来只是为普通人捞第一桶金打开了大门。
普通人捞到第一桶金后，子孙还是可以沾光的。
至于宗室成员是个特例，商鞅用军功赏爵来打压宗室成员，一方面保证了领导人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对普通人也是一个鼓励。
有理由相信，秦国的宗室成员立功后，获得了爵位，还是可以世袭的。
秦国不能世袭的是有行政权力的官职。
官职和爵位在秦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用今天的军衔制来说一下吧，你是一个上校，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职位，那不过是享受上校的待遇，并不能发号施令；你是一个上尉连长，虽然军衔低了一点，但是可以对百十号人指手画脚。
爵位只是身份的象征，要想说话有人买账还得有官职才行。
秦国把爵位跟官职分开的做法，在中国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所以才会有“爵以赏功，官以任能”的说法。
后来，历代开国的时候，皇帝都会封赏大批功臣，但是他会从其他渠道寻找官员人选，极少让功臣担任官职，这也是秦国这个思维的延续，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只是玩儿的比较露骨而已。
东方各国的情况跟秦国不同，他们把官职和爵位混为一体，有了爵位就有官职，子孙在继承爵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官职。
这还是春秋时期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手下很容易坐大。
战国四君子在本国内呼风唤雨，跟这种做法有密切的关系。
农民也有自己的秘密。
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能够在任何获利狭小的空间获取足够的利润。
这种勤劳勇敢的精神真的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开始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分封时代应该就有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也不断的与时俱进，农民发现先前一些没有开垦过的土地，经过开垦，现在也能耕种了，收入的粮食都归自己，并且还不用交税。
在这里我要透露一个埋藏在我心底二十几年的秘密，小时候我也跟随爷爷开垦过荒地。
同时我也坦白，在爷爷勤勤恳恳开荒的时候，我去逮蚂蚱了。
从爷爷开垦的这些荒地里收入的粮食是不用交公粮（农业税的通俗说法）的，全部归我们自己家所有。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的人们还是有共通之处的，不种白不种，种了不白种。
就在井田制还大行其道的时候，中原地区的人们就开始了热火朝天的中原大开发（开垦荒地）。
在井田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耕地都是公田（国家所有），后来农民自发开垦的荒地，因为收入全部归自己所有，就称“私田”。
私田的收入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不用向公家缴纳一粒粮食，农民们耕种私田的积极性那是相当的高，其认真程度也不比造两弹一星差多少。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农民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耕种私田当中去的时候，公田里的粮食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农民们非但对“#”中间的那份儿耕地不上心了，就是对自己家要交税的那一份儿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穷对付。
在农民们的消极对付下，公家的收入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那些谦谦君子们也顾不上什么“君子不言利”了。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老子也不能只靠公田活着了（水评：只靠公田早晚得饿死），取消农民们明目张胆设立的小金库（水评：应该是大金库了），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要交税。
农业税就此开始。
搞笑的是，最早提出征收农业税的，竟然是继承了周天子一切衣钵的鲁国，正儿八经的礼仪之邦啊。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按田亩征税的税收制度，这就是有名的“初税亩”。
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终于开始步履蹒跚的迈进了历史。
改革春风吹满地，这股春风终于也姗姗来迟的吹到了秦国，迟到总比旷工强。
还是在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政府主动的废除了井田制。
那些把耕地划分成“#”字的一道道阡陌被无情的清除，史称“废井田，开阡陌”。
主动总比被动强，至少秦国公家的收入不会像中原各国那样，遭受到惨重损失。
两年后，商鞅给秦国公田和私田的税率设定了同一的标准。
从此土地国有的时代结束，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时代。
分到手里的土地都是自己的了，收入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没有了义务劳动这一说，农民们耕种土地的积极性，跟先前免除徭役相比，有了跨越式提高。
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农业税，始终是中国的税收支柱，支撑着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养育了中华文明。
直到本世纪，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农民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人类历史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用自己卑微的身躯背负着一个民族没有间断的行进了两千多年，他们就是我们的先人，普通得像土坷垃一样的中国农民。
向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致敬！
商鞅虽然统一了秦国的税率，但是这并不代表秦国真正实现了经济一体化。
记得小时候学地理的时候，关于我国，第一个印象就是四个字“地大物博”，“物”到底“博”不“博”不好说，反正石油的进口量是越来越大，都成世界第二了，眼瞅着就奔世界第一去了，“地大”还是相当正确的，虽然没有精确的陆地面积，900多万平方公里总是有的。
借用凤辣子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
今天中国的一切物理标准基本上跟国际接轨，使用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
偶尔有一两样还保持着中国特色，例如，去菜市场买菜有的地方还是用“斤”，耕地面积的单位是“亩”。
就是这些中国特色，也是国家统一标准，全国一致。
在分封时代，这些单位那就不好说了。
看一下家族——小部落——大部落的演变路线，就会知道，要让每个地方遵循同样的标准发展，上帝他老人家也会头大。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各种计量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要是互不来往，六花九门都没什么，两口子关起门来过日子，只要不是AA制，没标准也能凑合下去。
问题是国家要收税，要进行各种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那就热闹了。
今年，国家下令，每人要上交十斤粮食。
人们支援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国家任务。
地里的庄稼收完了，国家任务也光荣的完成了，有了闲暇的农民也该拜望一下很久没有见面的亲戚了。
甲地的人到乙地走亲戚的时候，聊完了家长里短，少不了要聊一下国家大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当说起本年度支援国家建设的时候，甲地的人不高兴了，你们交的那十斤粮食在我们那疙瘩也就八斤半。
热情受到打击的甲地人，在来年支援国家建设的时候，会自觉的向低标准的乙地看齐。
乙地的人呢，会自觉的向更低标准的丙地看齐。
长此以往，国家征收的标准没有改变，人们也遵纪守法，从不偷税漏税，但是，国家的收入却越来越少。
为了公平，也为了国家利益，统一一下标准是必要的，也必须的。
同一年，前350年，商鞅为秦国的长度、容量、重量制定了统一标准，历史学名“统一度量衡”。
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
但是历史告诉我，整个帝国时代，中国始终没有从根本上统一计量单位（水评：这是由中国长期的小农生产模式决定的），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才真正做到了计量单位的全面统一（水评：这是国家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
商鞅给秦国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事儿虽然不大，但也有必要说一下，毕竟这是商鞅，或者说是整个法家，为数不多的软实力建设。
从周初开始，中国的陆地面积就够大，大到了不得不实行分封。
中国的陆地面积够大，人口分布的范围也就够广，各地的风俗也各有特色，说通俗一点就是“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
我有个长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祖国的西部工作过，他告诉过我这么一件事。
到一户人家，看到一个小孩，出于客套就问了一句：这是谁的小孩儿，真可爱。
一位妇女很自豪的应答：我的。
他想再问下去的时候，被同行的同事制止了。
他跟我说：我想问问孩子的爸爸是谁。
秦人长期远离中原文明，跟异族杂处，生活习俗跟中原地区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秦国人就跟中原地区的人们大不相同，中原地区的成年男女都是分室而居（当然两口子除外），而秦人的一家男女老幼却是挤在一起。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儿？
都是成年人了，自己想象一下吧。
商鞅大人在忙活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对秦国人的私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决定干预一下秦国人的生活习惯，让秦国人向中原地区的人们学习，成年男女不要再挤到一块儿休息了。
对商鞅的很多做法我都能挑出毛病，但是对他的这个决定，我无话可说，只能赞同，因为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么休息的。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例如传给儿子的爵位会比自已的低一到两个等级，而且一个爵位只能有一个人继承，这样的话可行性就高多了。
秦国的知名人物几乎都是一代而斩，王翦蒙恬的子嗣也是因为军功才有爵位而不是世袭，作为军国主义的秦国，随时都要打仗和有灭亡的危机，如果默许可以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睡觉，那只会产生一堆堆的蛀虫，如何能够迅速崛起。秦国的爵位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对应的生活待遇的改善，不取消世袭制，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重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秦国的将相和士兵只是秦公司高级的打工仔，公司难道能够仅仅因为老爹在公司混的很好，就让儿子继承他的待遇么？如果哪家小公司这么搞，那么肯定很快垮掉。
至少明清两代都有“爵”和“世爵”的区别。前者每袭一代会降若干等，后者则理论上不降（但通常需要皇帝予以形式上的确认）。所以民间有所谓“铁帽子王”的说法。
秦汉两世，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曾经看到一部考证古代典章制度的书（多年以前，不敢确认），说是汉制的二十级爵中，只有最高级的列侯是世袭罔替（不降，除非犯错误），其他一直到关内侯都是每代降五等。不过汉代爵位也有一个好处，理论上每升一级都有很大机会获得赏赐的田产，而这个是肯定可以世袭的，所以后代降了爵位损失不是太大。
当然，那些作为租税来源的封户降级之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