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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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现在的个人税务申报制度，还是挺有意思的。公司是生产机器，跟个人收入分开，现代的管理至少在概念上还是先进了很多。
就是国家的科技已经足够发达，已经可以参与国际的物资大流通了，并因此已经在帝国的诞生比较强大的手工业了，但是帝国的财政，工作重心还局限在农业，对工商业一味的限制。
结果就是土地被工商业者兼并，然后这些工商业者无论是买通文人政客也好，还是钻国家的空子也好，造成国家的税收流失。造成国家越来越穷。
国家穷，国家的国防和河防就越来越破败。国防破败，损失国土，但是对工商业者影响不大，因为工商业对土地的要求不高，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而位置的所在又是国家的内部，远离边疆；河防破败，导致农民失地，也和工商业者无关。两者相加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弱。但是这些工商业者，对什么国防，河防一点兴趣也没有。
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非常奇特，出奇的平衡，虽然皇权的衰弱，但是却非常不容易取而代之。工商业者在农民中没有影响力，也无法组织农民，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主体（近代的革命，除了英国，法美德的主力都是农民）。能组织农民的除了皇权，只有农民自己。手里的那些工商业参与者在农民的海洋里根本不值一提。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无从谈起。而官僚们则是群龙无首，斗起来狠是狠的，但是却想对皇权取而代之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于是，每回都是不能抵御外族侵略，显得国家非常文弱，空有一身力气，却无力抵抗。
其实有一条路就是承认工商业是国家的发展方向，放开对工商业的限制，同时国家组织国家队，参与工商业的竞争，加强工商业的税收，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如果这样以宋明这种世界领先的科技实力，就算我们不去殖民，中国也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国家就是要审时度势，看准大的产业方向，通过发展经济，自然可以聚集力量，发挥大一统的优势，有了经济发展这个大推手，这时社会的组织形式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实中国的宋明的政治组织形式可谓当时最先进的模式，但是为了平衡而平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式的变化到了一种完全无视的地步，最后自己画地为牢，精尽而亡。
清朝末期有一点这样的路数，但是那时东南重镇已经沦为了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国家所获得的税收不足以弥补国家的损失，始终无法止血，最终无力扭转。直到tg解放全中国，把西方列强扫地出门，然后又是卧薪尝胆，攒下基本工业体系的家底，才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终于有了今天的局面。
多谢井大，又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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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的理想
在古代中国，无论商人还是地主还是官僚，他们推翻皇帝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当皇帝。那就决定了他自己最后还是要走上抑商重农的道路。那他对商业的解放一定是不彻底的。
2. 原因和欧洲的差异
另外，欧洲没有实现过中国式的大一统，从行政经济上都没有能力驾驭这样的大国家。所有的博弈方都知道，自己无法完成大一统从而得到无限利益，那就催生了自由竞争和契约化。这是在欧洲条件下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的结果。
而中国，人可以完成终极目标，全部占有。显然，垄断比竞争又更多的利益。追求垄断，也就是皇权，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后果。
3。现实的意义
中国人受的教育也决定了这个理想和走向。这个问题一直到共产主义传入中国才得到解决。赫然:TG的成功是中国历史和共产主义理论奇妙结合的结果
再扯得远一点，TG革命成功也只有在中国羸弱的时候才可能，只有这个时候国人才开始寻找皇权以外的模式来取得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有一个可悲的预见，就是中国的强大会最终带来一个全新的帝国。而不是简单的多级的多极的平衡的世界。中国会把大一统的理念传给全世界，不过这个也几乎是化解现在世界纷争的唯一途径了。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中国只要领导人不是一天到晚惦记这分东西，而是要干实事，中国就是有活路的。东进还是西进都是方法。发展生产力是根本。
中国这种国家，地盘大，人口多，地区差异大，靠老百姓自己摸，肯定是个事倍功半的方法，还是要靠强人领导或是强大的组织领导。在科学发达到一定程度前，就得靠像tg这样的领着干。
当年的中国皇权，士大夫；现在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家。
呵呵，多么相似的一对。
tg的成功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毕竟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中华文化要生存就要发展生产力，无论是用马列的方法还是用中国的土办法，不走这一步我们只有灭亡的命运。
七
于是东南地区，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不断发生了抗税的民变。比如说万历29年（公元1601年）苏州出了一起群体事件，跑来收税的朝廷钦命太监孙隆和手下7人，被人家说着吴侬软语、温温柔柔的苏州人，给扔到河里去收龙王的税去了。
当然其他的地方也不是吃素的，比如说湖北武昌、就有几万人包围了税务局，把人家政府的税收官们16人扔到长江里春泳。因为被这些春泳爱好者溅起的水花弄湿了衣裳，怕冷风一吹，感染了风寒，于是顺手就把湖广巡抚衙门拿来生火烤干衣服。
不要以为是因为宦官才引发了大家不交税的怒火，也不要以为如果你收税时候不打斧头，中间吃一笔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在嘉靖26年（公元1547年），皇帝派下来解决倭寇问题，希望打击海上走私行为，维持海禁政策的朱纨，就是响当当的文官，还身兼浙江巡抚和福建提督，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委书记，并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
这位仁兄，因为打击走私效果显著，得罪了朝廷里大批好处多多的闽浙官僚，最后结果就是被群起而攻之。朱纨的下场是被罢官和逮捕治罪，最后愤而自尽。
其实今天俺们都知道，所谓明朝的倭寇，其主力是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以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干的中国海盗。只不过当年日本的政治动荡，不少武士谋生困难，被招募来做雇用兵而已。
而这些海盗的背后，则是当地富裕的士绅和他们家族里产生 朝廷的官僚。后来一位最出名的海盗，就是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
其实这些外贸走私犯，就是赖昌星之类的前辈，但是必须武装起来，不光是为了应付北京的朝廷想维护海禁政策的官员，主要是为了应付来自欧洲的国家，对当时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这个非常有利润的国际贸易的控制权之争夺。
当时的国际贸易，还是以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为主，和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胡椒等等，以及从美洲来中国的白银。而欧洲的海上贸易国家，如葡萄牙已经在马来半岛立足，占据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明朝停止出海而让出的势力空间。
葡萄牙后来北上，死皮赖脸地在澳门开辟了一个立足点，而后来接踵而来的西班牙，也想插足。当时作为贸易中转站的一个重要地方是吕宋，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但是要想抢这个地盘的肥缺，你首先得过福建、广东，外加日本的海盗集团这一关。
因此当明朝派出了名将戚继光，终于在嘉靖39年-44年（公元1560年-1565年）之间，把海盗们给干掉之后，算是帮助西班牙清除了大对头。于是西班牙人终于在公元1571年占领了菲律宾，并屠杀了几万华人，以清除中国人的势力。
其实当时中国移民到菲律宾的人数已经不少，而吕宋又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当年历史可以改写的话，明朝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就像当年郑和的时代，大规模移民在菲律宾而导致这个岛国汉化，从而成为台湾第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而当时如果可以做到政府主导的话，不光是那些走私贸易的福建和广东的假倭寇可以被朝廷招安，然后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其实连来自日本的真倭寇都可以被朝廷收编。甚至当年跑澳门-里斯本航线和澳门-长崎航线的葡萄牙商人，都可能像唐朝定居广州番禺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一样汉化。
结果就是菲律宾的居民被天主教和西班牙化了，不愿意放弃中华文化的华人就困守在唐人街，而愿意改变的，就通过改名字，和与当地土著豪族通婚，变成了今天菲律宾的精英权势家族。
西班牙掌控了菲律宾之后，就开通了福建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可这条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靠著中国的商品稳定了美洲的殖民过程。当然来自美洲的白银，也帮助明朝满足了经济发展之下货币缺乏的局面。只不过那时候的西班牙人，在美洲谈起菲律宾的时候，还是把它当成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份而已。
后来紧紧跟随的荷兰，就抢占了台湾。如果不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估计台湾也就成了菲律宾第二，而不会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而菲律宾在东方贸易里的重要地位，最后就随着美国国力膨胀，挑起了和西班牙的美西战争，将西班牙的亚洲重镇菲律宾和美洲重镇古巴，全部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当时明朝可以意识到海外贸易的肥水，从而抢夺主导权的话，那么估计靠工商和贸易的税收，可以减轻在农业税上的对自耕农的压力。可惜的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界，要么就是东南官僚集团的利益太大，不光在工商贸易税收上不肯让步，在开采矿产和矿产税收方面，同样也是暴力冲突和朝廷对撼。
于是农民成了辽东军费的主要承担者，而由于军费的负担，在陕西、四川等地发生灾荒之后，灾民流离失所，可是政府救援乏力，那不出乱子才怪呢。
政府不光是救援无力，因为朝廷官僚的内斗，这些灾区很多地方，可是连官员都没有，又不能拯救忍饥挨饿的良民，又不能阻吓铤而走险的刁民，于是明朝灭亡的日子，就真的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北饥民的大规模暴动的情况下到来了。
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情况是，那个时期的全球气候明显恶化，导致各类灾害频繁发生，不光是中国，连欧洲也未能幸免。但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在各派势力的恶斗之下差不多完全瘫痪，也不会导致这么多的流民起来造反。而当时中国经济的二元化，沿海地区在参与着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大循环，西部地区可是在这些发展中间，连个剩下的盘子都没得舔，因此自然就成了国家内乱的起源地。
一个海禁，中止了华夏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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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朱重八定下抑商的调子之后，国家在这方面的意志或者意识的不昌是自然的结果。属于先天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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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说，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制度也没有超出皇权的范围。只是以前的皇帝是终身制家族制而已。进而再次引入禅让制度，把皇族变成了党，把皇权天授的那套把戏给取消了。100年所发生的，是对制度的一次改进，并且现在看来改进已经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