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高耀洁医生的几句话 -- 听枫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真实的疫情。

远在 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可惜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艾滋病病毒，它的侵袭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或老幼，一旦被它感染上，受害者不论在心灵和身体上，都经历了漫无边际的煎熬和折磨，彷徨、担心、忧虑、无助、孤寂、沉重与迷途，最后走向消失。

面对一幕又一幕的生离死别，心中会有太多太多的感触。在他们离世前的时刻，会有说不完的留恋、愤恨与不平！听：艾滋病病人不想死，他的求生声，家属们的哭涕声，令人心碎，使人相对泣涕！为什么他们还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呢？其原因是宣传误导引起的偏见，在他们头顶贴上了“脏病”的封条，使他们遭到了无数歧视的白眼。其实中国艾滋病主要来源于“血祸”。

一“血祸”与“艾滋”是全国性灾难

当前中国艾滋病呈上升趋势，你若走进艾滋病疫区的村庄，你会看到空无人住、新建的青砖瓦房。邻人会告诉你，房子主人用卖血钱盖的，他们害艾滋病死了。在田野里多了无数“新坟”。据官方报道：艾滋病每年以30% 左右的速度增长。

1．黑龙江省《公益时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2004年10月1日凌晨5时，黑龙江省农垦局北安分局建设农场职工杨某因艾滋病结束了年仅29岁的生命，由此引爆出一场惊天大案：由于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长期非法采供血液，已导致至少19名无辜受害者感染艾滋病。

2．吉林省《华商晨报》2005年12月5日报道，2004年10月的一天，吉林省德惠市正忙农活的张夕霞突发高烧，久治不愈。2005年9月，张夕霞被定为患胃溃疡前往北京治疗。北京301医院初检结果是：HIV抗体呈“阳性”反应。

3．辽宁省《华商报》2005年12月1日报道，今年以来，辽宁省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145例，是历年发现人数最多的一年。山阳县的山村人已查出7名艾滋病患者，大多数是因为去山西打工卖血被传染的。

4．《北方新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内蒙古共发现132例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传染者以血液传播为主。

5．甘肃省《兰州晨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甘肃东南部的一个小县，不是因为吸毒，不是因为卖淫嫖娼，而是因为贫穷，全县1000多人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截至目前已经有12人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涌现， 20年前闻所未闻的艾滋病，现在已蔓延了全国31个省。大家都知道河南是艾滋病的高发区，河南是艾滋病的发源地。其实不然，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河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以及东北三省，艾滋病感染蔓延的情况在某些地区比河南有过而无不及！大家都知道河南艾滋村文楼，那只是艾滋村的一个缩影，是官方树的样板。谁能知道全国有多少“文楼”那样的艾滋村呢？又有几个村能享有文楼的待遇呢? 这种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官方2006年目前宣布中国的艾滋病人已有 84万，其中只有5%的携带者可以明确定位，其他95%隐没于茫茫人海中。由1992年起，这些血就已经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及海南。“血头”们将大量受污染的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及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向全国销售。

在90年代，河南省曾有数十万人在非法采血站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至少应该在官方的数据上乘以五，才接近真实值。

90年代，全国躁动着发财梦经济热潮时，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出台了‘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全民办血站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就是大肆发证赚钱；外靠血浆，就是让地方卫生部门和地方血头组织发动农民大量卖血。

除了各卫生部门一窝蜂办血站外，一些企业、协会以及军方也纷纷参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官办的“合法”血站就有270多家，非法的难以计数。

官办血站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鼓吹者。那几年，在河南的医院门口，醒目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之类的宣传海报。“血头”们宣传采血的好处是“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不会得高血压，对身体有益无害。”

当时血站普遍采用“单采血浆”法，就是将许多人的血液采集后，集中到一起，用分离机器将血浆与红血球分离出来，把血浆卖给了制药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红血球，又回输给卖血者体内。

而灾难就在这恶魔般的回输中降临了。抽血的多个环节存在致命的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用来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血液接触；然后是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内分12个小锅，每个小锅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人员不严格操作，未扔掉破损的血袋，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抽血者只要有一人患有艾滋病、肝炎之类的疾病，被回输者就无一幸免。

从1999年开始，河南商丘睢县东关村、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新蔡县东湖村、开封尉氏县曲楼村，经常有人“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后来死的人多了，才查出是“艾滋病”，而这些人都有卖血史，才悟出来是卖血惹的祸。

直至2004年在河南驻马店地区上蔡县远近闻名的文楼村， 10月份，因艾滋病就有12人死亡。有一次10天死亡8人；同年文楼村的邻村—后扬村，已有34人死于艾滋病。死者最大的年龄是54岁，最小的年龄是29 岁，性别几乎各占一半，有8家祖孙三代都感染了艾滋病，全家灭门绝户的有1家。最多一家有10口人感染艾滋病，已死6口，2004年死3口，间隔时间最短的不到100天，兄弟俩都死于艾滋病。

商丘地区睢县东关村，全村700多人口，当年一半以上人卖血。卖血人群中已查出一百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的人已经发病了，他们都是中青年人。在此之前已经死了不少人，他们患病的症状和现在艾滋病病人的症状很相似，具体人数谁也记不清。

此时，官员们又使出绝招，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2001年11月22日下午6时许，尉氏县妇联主任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带记者到该县邢庄乡拍艾滋病病人及死去的人的照片了。我说：“不知道。”半个小时后省防疫站主管艾滋病工作的副站长王哲也来到我家，还是谈记者在邢庄拍照片的事情。我说近来忙于开会，这个月没有外出。一个小时后公安厅李承先副厅长（尉氏县省直驻村工作队领导）和该县吕副县长都来了。

吕副县长说：“本月21、22日两天，《北京法制报》来了５个记者三男二女，带头人叫卢广，在尉氏邢庄等地拍照两天，不但拍了病人，还拍了死人。现在要让你把胶卷要回来。”他又说：“艾滋病不宜多说，怕群众害怕，怕地方产品卖不出去，更怕影响河南形象。”

他们坐了半个小时走了。后来听说，他们在三个县市戒严，一直到深夜４点多也没找到那几个记者。半个月后听说这五个记者深夜逃回北京，这次拍的照片。2003年，卢广在国际摄影大赛上获得一等奖，。从此，卢广拍的艾滋病照片被国内外多个媒体转载，他受到很大压力。

2005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大学生艾滋病村调查：艾滋已经威胁身边的亲人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超过100万人，（2005年11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其中只有5%的人可以找到，而其他95%则隐没在茫茫人海中。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如以每年30%的增长率计，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

这意味着，每130人中就有一个。

在西方国家，吸毒、针管注射等是病毒传播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国，最大的祸首可能不是吸毒和不洁性行为，而是因为卖血、管理混乱而造成的集体感染。

二、流动卖血是艾滋的祸根

全国卖血活动猖狂，很多农民流动性卖血,他们今天去河南、河北，明天就会去山西、陕西，后天就会去山东、安徽。这些流动卖血者, 一人就持有3～5个“献血证”, 成了专业卖血人员。

1．《福建日报》报道，在四川省西南部群山环绕的资中县有个公民镇，这里贫穷落后。1997年李本才和妻子李秀华到广东省中山市一家电器厂打工。当时他每月只能拿到650元钱，妻子更少。广东不比家乡，两口子无论怎么省吃俭用，还是剩不下钱。于是李本才想起了挣钱办法——卖血。

2．安徽省《中国青年报》2005年 12月1日报道，安徽省利辛县陆楼村，由陆寨、陆水园、西庄、石桥四个自然村组成，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场“血祸”，目前全村1256人中有195人感染了艾滋病。据统计，该村有过卖血史的人群涉及到324户，532人，占总人口的42％。

3．陕西省《羊城晚报》报道，90年代末期，在陕西商洛地区，一些农民出现了“怪病”，一直无法确诊，经过反复检查发现这些人是感染了“艾滋病”。

4．山东省，据《财经》杂志5月2日报道，本刊记者调查，指出目前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仍未完全消除。目前，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黑血站的“身影”仍然存在，仍有大批不知情的农民被某些宣传误导，只知道卖血有好处，不知道卖血有坏处，继续从事极其危险的卖血活动。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山东有六个单采血浆站，分别在齐河、章丘、夏津、郓城、莘县、阳谷，后三个血站，有人目睹夜间采血。血站人员在深夜12：00－凌晨6：00工作，每人每次抽血800毫升，每次付80元钱。

2005年4月份的一天，有人发现一辆四轮小卡车，从阳谷开往聊城，它是运送卖过血的农民回家的。据卖血者杨某介绍，她一个月卖过四次血，阳谷卖两次，莘县卖两次，一个月能挣个300多块钱。她今年53岁。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的人不能卖血浆，而且每次单采血浆的时间间隔最短也不能少于两周。杨某借别人的户口本做了一个假身份证，贴上了自己的照片。

5．河北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6．，《中国经济时报》记者2005年7月和11月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20世纪90年代的有偿卖血使许多人感染艾滋病，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被污染的血流往何处？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临床的艾滋病病人，有80%的是输血感染的。这仅仅是悲剧开端的序幕，这些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将贻害多少人，迄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三．得知艾滋病传染的真相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我发现不少人因输血或血浆感染了艾滋病，特别是儿童。他们不可能吸毒，不会有性活动，父母或其他人HIV抗体“阴性”。这些艾滋病儿童，不但有输血史，而且供血人员是艾滋病病人或因艾滋病死亡者。他们感染艾滋病，完全是无辜的。

现在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歌舞升平的盛世，宛如一个崛起的大国。我在农村看到的大多数还是少衣缺食。全国暴力案件不断发生，天灾人祸频频出现，特别是艾滋病疫情。艾滋病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否认也不行。可是中国人现在有3个特点：说瞎话、做假事、造假货的能力吓死人！

在艾滋病领域里假医假药多如牛毛，近年来还有假病人，如自称台商的陈丰耀，自东北骗到河南等地。他雇用每一个假艾滋病病人花费5万元。陈自称已经治愈了三百多例艾滋病病人。北京莫以贤自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已治愈百余例艾滋病病人。这个卖猪饲料出身的骗子，在他花甲之年在艾滋病疫区骗走六个姑娘做了小老婆。有记者揭发，他出200万元买记者的头。河南李震西等自称是攻克艾滋病的第一个祖传中医，其实他在1994年还在老家巩义市农村种地。这个医骗子竟然得到脏官们的支持。有个厅级官员的老婆在很多网站上发表言论说：“你不会治艾滋病还不让别人治”还有很多医骗子如湖北李德敏自称“国宝”。浙江孙传正自称三年治愈100多例艾滋病病例。形形色色的医骗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例举。给我来信或找上门的医骗子不下千人，他们用骗来的钱收买贪官作后台和保护伞，买通不道德的记者和新闻单位做他们的伪宣传。这在艾滋病领域里都是很大的祸害，不但没人过问，反而有人支持，这是中国的特色。

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上访告状无门，反而遭到关押。有口头文件：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官司法院不受理。找律师，中国的律师50%是政客（公检法的关系户），40%的律师是混饭吃的，以捞钱为目的。他们说得冠冕堂皇，做的是什么样呢？他们和外国的律师绝然不同。现在我举出4个例子：孙亚的儿子孙小宇，范久芝的儿子井宝宝，他们都是2000年以后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儿童。王小巧的丈夫，罗芳本人，他们在律师身上花了几万元。

我发现中国当局最怕艾滋病真实疫情被国外要员知道。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中国清华大学演讲，同时邀请我参加2003年11月10日的“AIDS和SARS国际研讨会”，并让我下午发言。本人11月7日抵京，9日下午2时许，驻进“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5时许我们单位管人事的书记史纪和老干部科科长朱金萍突然进入我的房间，美其名曰来看我。我不等他们多说，就随北师大法律研究所所长离开了房间，赴北师大去了，临走时，他们问我几时回来，我说晚上，当晚我住在北师大未回紫光宾馆。次日上午8时，进会场时，史纪和朱金萍都在会议厅门口等着我，他们说：“不要误会，给您谈谈。”我说：“没什么好谈的，今天的会议开定了，待我回去您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这时，清华会务组的同志喊着叫我赶快进会场，他们强烈要求进会场参加会议，被会务组阻止。下午外电播出了他们的这一行动：“谁说高耀洁有人身自由”。11月12日，我回到了郑州，迄今6年了，未有任何领导来找我谈这一问题。

2007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 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希拉莉国务卿。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把艾滋病归类为性病。许多人认为，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就不会得艾滋病，其实中国的艾滋病大多是血祸造成的，性传播和其他传播是极少数。

有文献报道，艾滋病病毒（HIV）属于逆转录病毒科，慢病毒属中的人类慢病毒组。根据HIV的基因特征、生物学特征和进入细胞所利用的受体特征将其分为基因型、生物型和分子型。

（1） 基因型：根据基因差异，HIV分为HIV—1和HIV—2两型。HIV—1分为M、O、N亚型组。

M亚型组包括A1、A2、B、C、D、E、F1、F2、G、H、J、K亚型。

O亚型和N亚型很少见。HIV—2主要局限于西部非洲和西欧，北美也有少量报告。

HIV—2有A、B、C、D、E、F、G亚型，它的生物学特性与HIV—1相似，但毒力较弱，感染导致的病程较长，症状较轻，但仍无治愈的可能。

（2）生物型：根据HIV分离株的生物学特性分为融合型和非融合型。

（3）分子型：根据HIV对辅助受体利用的特性分为X4型和R5型。

中国中原地区多为B亚型艾滋病病毒感染，故性传播的机率很低。国外很多地区多是艾滋病病毒C亚型传染的，故性传播的机率很高。

从以上的病例看来，夫妇二人一方有艾滋病，对方未曾感染，孩子也未曾感染。进一步说明HIV的特性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宣传，造成自为的艾滋恐慌。

如已公开的某艾滋病高发村，全村（即以往的大队）居民3000多人，在90年代中期1500多人卖血，2003年初已有800多人已确诊为“艾滋病”，全村没有一个吸毒者,这是艾滋病传播蔓延的真实情况。

四．艾滋病夺走中青年，留下老幼真可怜

80年代末，90年代初，艾滋病已出现大规模流行，局灶性传播，是“血浆经济”造成了艾滋病病毒的侵害，多是贫穷的农民。他们为改善生活，建房、娶妻，买化肥、纳税，医院看病、给孩子缴学费，而去卖血，为多挣钱，一天会在不同血站卖2～3次血，抽得不会动了，甚至晕倒，从抽血床上抬下来……他们卖出的血流往何处？污血又输给在医院做手术的病人或重病人。因此，无辜的输血者感染艾滋病人数，比卖血者还多。不过他们居住很分散，很难查找。

村子的卖血人员不是孤立的，在每一个重点村周围至少有十几个村子。文楼的周边村子，如后阳村，邵店村，张宇村、王营村、程老村、张坡楼村等，艾滋疫情与重点村大同小异，有的比重点村更严峻。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

这些受艾滋病危害的家庭，他们都很后悔，当年不该卖血。这怪谁？谁之罪？谁给小民留下来的遗憾？直至2009年，还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来承担“血祸”引发艾滋病传播的责任。

艾滋病不仅会带来贫穷，它还会毁掉人们的生命，再加上人间凄风冷雨一样的漠视，我们完全可以去想象艾滋病病人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结局……而对于艾滋病病人来说，死神却伴随着他们的每一天。

艾滋病这个世界性瘟疫，它不但对人体的折磨，经济的损失，以至对家庭的毁灭，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被它吞没，而病死者多是青壮年人，他们身后遗留下老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孩子，在艾滋阴影下生活，明显存在着三大问题：

1、生存问题：他们少吃的食不充饥，少穿的衣不蔽体。特别是寒冷的冬天缺少棉衣，无房居住或住房年久失修而将要倒塌，难避风寒的室内。失去父母无人呵护的孤儿等生存问题不胜枚举，在这种惨景下，依然有人打着“救孤儿之名，搞发财之实”。甚至有人以打工为名骗他们外出，到外地做乞丐或娼妓。

2、教育问题：绝大多数艾滋孤儿正是学龄时期，他们需要读书。失去父母无人管教，很容易走上歧途。大多数孤儿厌学，给他缴了学费，他也不去读书，游手好闲，终天乱跑，打架打人，偷东西、有些坏人把黑手伸向孤儿，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等等。更可怕的是这批孩子学坏之后，来日他们会影响社会安定。

3、心理问题：不少孩子心理扭曲，看啥都不顺眼，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于不和任何人说话，她会悄悄的流泪，觉得谁都对不起她。个别小孩仇视社会，还有小孩结帮兄弟、姐妹，为所欲为，目无法纪，十几岁已出现小的斑斑劣迹，流浪他乡进行抢劫，他长大后又会怎样呢？令人担忧！

但我认为救助孤儿是一方面，紧急任务是切断产生孤儿的根源，也就是阻止“血祸”蔓延，这里已谈很多了，反之血祸不止，艾滋病继续感染，继续死。孤儿与日俱增，后果不堪设想！！

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艾滋病高发区的一个小学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29个艾滋孤儿。2002年元月，那个学校的彭校长来信说；“该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7个，现在又已增加到3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助他们呀！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艾滋病村，访问了十多个艾滋病家庭。该村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着患有艾滋病的亲人。她们有的十四五岁就被那些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被弄去做小媳妇。更可恶的是，还有人以招工为名，骗她们到外地去“卖淫”。一位自称在苏州开有纺织厂的“金老板”，到某艾滋村招了 16～19岁的6名女孩。当这6个女孩到达苏州时，那里根本没有纺织厂，只有个大型发廊，金老板让她们在发廊里当招待员，实际上是接客，她们发现情况不妙，深夜逃出了虎口……男孩子多数外出打工了。那些15、16岁的孩子在外地干成人才干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窑做苦工。

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五．防艾救孤工作给我带来了什么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括艾滋病知识。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的态度极不友好。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看法的不同是属于学术争论，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这些爱心奉献的行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

同时株连我的亲属，妹妹弟弟，特别对我生的那三个孩子。我儿子在文革13岁，就以“反革命罪”入狱三年，他现在还胆小怕事疏远我。他也是河南当局惩罚我的最好人质，很多人都知道，我第一次赴美前夕，2007年2月18日，当局迫使他跪在我面前磕三个响头，求我不要去美国领奖；小女儿郭炎光，2000年随丈夫技术移民去了加拿大。现在她已被中国广东江门一个由“国保”驱使的无赖流氓控制，她对我极端敌视，请看郭炎光的来信（2009年10月20日 上午1:16）： [无主题]

发件人: "yanguang guo"

收件人: "Yao Jie Gao"

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等你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你身边。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 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

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 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 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艾滋病的死者。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现在坎坷的道路上已经走不通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2009年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出走，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不但埋骨异地，是否会给世人不理解呢？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我才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 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就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 “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和谐盛世莺歌燕舞”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治得力，现在“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百姓的死活。

当局为何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压力？我只举一个例子，2007年2月上旬，在我博客上来了莫名其妙的新访客，她的网名是“天涯一方”、“白痴不是一般白痴”和“双眼皮老鼠”，这三个家伙共同的特点是说三道四，一会说我的艾滋病人照片是假的，是我编造出来的；一会又说我看不起性工作者（妓女），每天出现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评论。使我难于忍受的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因家庭贫穷，幼年卖到青楼，是妓女出身”等等。就此一项他们发的帖子数目之多（我发现十一次）在网上表演的时间长达十余天，谁都会让人意识到这是“五毛党”狗崽子的“杰作”，他幕后有人指挥，后来我才锁住，就是那个小学文化的女人，昔日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模范人物，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读了二年工农兵大学，自称“优秀女干部”容易有绯闻。她在韩国整容，为了漂亮，每月要打“肉毒素”针剂，又称自己是硕士生学历。她在河南一手遮天，无人敢于冒犯。

我高家在山东曹县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高家独庄独寨，拥有田地3000多亩，由我父亲高圣坦主持村务。他的舅父李文斋在30年代初是山东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后任国民党议员，1948年迁往台湾。我的外祖父徐继儒是前清翰林院大学士，一代诗人；我二伯母的父亲贾鸿臣是前清举人。我出生于1927年，幼年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养成了我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性格。

1939年2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二大队进占高新庄村，绑走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对其用尽了酷刑，几天之后高家的家人用30万块大洋把他们赎回（见曹县志）。高新庄的全部地上，地下财产尽数消失。高耀洁一家出走开封。高家出走后，高新庄村万贯家产痛付一炬。

读者阅完此文之后，对我人生之经历了如指掌。在当今之世的中国，不敢完全相信文字讯息，因人所共知。中国是一个造假大国，现在我要展示出事实来说明本人真实的经历。

我有大学教授和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但有人不会相信，因在中国职称越高，假的越多。有几位博士生导师说：“中国的博士70% 以上是假的。”那么我身为妇产科上级医师，抢救危重病人，手术解决疑难病症，在大学讲台走过三十多年，我没有红帽子，更没有大靠山，不靠真实本领，靠什么呢？没有真才实学能胜任吗？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高耀洁2009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