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大国关系。即使在中美关系较为稳定的今天，依然有诸多问题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处理不当，就很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存在众多短期内难以化解的矛盾，一遇风吹草动，就会程度不一地显现出来。下面结合中美六十年的交往史，简要剖析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若干基本因素。

第一，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态势和走向。国际政治格局（实力分布）深刻影响了大国关系。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将对中美两国的合作基础以及两国关系的意义产生实质性影响。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出于全球战略均势的考虑，美国视中国为平衡苏联力量的重要砝码，对中国实力的增长乐见其成。国家安全这一根本利益的汇合成为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暂时压制住了其他各类矛盾。[⑨]标榜人权的卡特总统最终促成了两国建交；以强硬著称的里根总统更是把中美关系推向了准军事合作的高度。而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就急剧下降。当下，美国的总体战略目标就是进行霸权护持，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实力的增长对美国而言就意味着挑战。因此，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持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以致“中国威胁论”不时甚嚣尘上。

就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而言，美国能否理性对待中国的崛起将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全局。一旦美国奉行传统的冷战思维，把中国鼓噪成前苏联那样的冷战对手，或是类比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挑战者，那么中美关系必将冲突不断，矛盾升级，甚至引发战争。其实，中国宣称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这并不是所谓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切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从朝贡体系到当前在“南海问题”上的隐忍，都可以看出即使拥有实力优势，中国也不会持强凌弱，甚至在面对某些无理挑衅时，仍是以和为先，与邻为善。况且，目前美国把中国视为挑战者还为时尚早。中国正在高速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甚至软实力，美国都占有绝对优势，绝非中国短期内可以赶超的。中国对自身的实力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实力增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根本化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间冲突乃至战争无法避免。只要美国能够愿意根据变化中的实力对比对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作出合理调整，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把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国际秩序变化维持在和平限度之内。[⑩]确切而言，只要美国充分尊重中国的正当利益，就能够维持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如果美国一味蓄意打压，阻止中国崛起，势必引起中国的反弹。

第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与其他冲突交织在一起，诱发或加剧矛盾。美国是一个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一直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就曾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走向了对抗。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出于共同制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意识形态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鲜有涉及中国。但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没有再打“中国牌”的必要，并且确信“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11]自满之情溢于言表。冷战结束后，作为惟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对手，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存续本身就对建立美式世界秩序形成重大挑战。[12]赢得冷战胜利的美国，更是希望能够对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真正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于是，意识形态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对抗最多的领域，尤其是人权问题。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分歧。中国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权内容都是不同的。[13]中国主张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生存与发展是最重要的人权，是一个不容干涉的内政问题；而美国却认为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才是人权的核心，并且坚持“人权高于主权”。争议背后隐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九十年代，美国通过各种方式丑化和歪曲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上提出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试图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并且愈演愈烈，美国把人权问题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经济问题政治化，以致纷争不断。

总而言之，当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基础比较稳固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常常处于隐而不发的状态。但一旦两国的合作基础有所动摇，这种分歧就能够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一分歧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和利益考量，无法彻底根除。但从六十年的交往史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对话、协商，中美两国可以在人权领域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非要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见个真章，只会激化矛盾，于事无补，到头来反而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第三，台湾问题严重制约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毋庸置疑，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实际上都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直接涉及到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关切。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另一方面却在实际行动中维持与台湾的特殊关系。以致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违背《八一七公报》，一再加强对台军售。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更是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以李登辉访美、九六年的台海危机为代表，严重伤害了中美关系。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一方面希望借助台湾牵制中国，提升美国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担心过多地干涉台湾问题将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尤其害怕卷入因台独引发的战争。因此，维持台湾海峡现在这种“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于是，近年来，美国将台湾海峡列入美日双边安全协定，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实现双重遏制，一方面遏制台独势力单方面改变两岸现状的企图；同时遏制大陆以武力改变两岸现状的努力，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举措严重危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立场坚定，在反分裂上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中国国防白皮书和《反分裂法》都明确指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中国的主权不容挑战，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潜伏着引发中美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

最后，有必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经贸合作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主要亮点，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两国经济不断深化的互相依赖逐渐成为“两国共同利益基础的底部”。[14]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可，以致，很多人认为只要维持高度的经贸合作就能促使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诚然，经贸合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压器”。在关系动荡时，经贸合作往往能够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就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对中美关系放任自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就当前而言，在经贸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低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选择空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也将愈演愈烈。贸易逆差问题、金融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都将严重考验着中美经贸关系。其二，经济相互依赖虽有助于两国形成利益共同体，但并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15]经贸合作的加强无法在实质上缓和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战略互信。因此，虽然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空前发展，但也无法避免“炸馆”、“撞机”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诚如尼克松所言：“单纯通过贸易求和平过去不曾奏效，现在也不会奏效。”[16]

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过于强调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维护经济安全；同时，尽力提升中美的合作层次，加强政治、军事合作。

综上所述，以上四类因素造就了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制约了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忽视更不可能回避，中美两国都必须予以足够重视。之所以中美关系能够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由于中美两国能够正视并较为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我们没有理由埋没中美六十年交往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应当大力挖掘，总结经验，服务于中美关系的未来。

三、历史启示

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一个重大挑战。经过六十年的磨合，中美两国逐渐能够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启示，有助于指导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本文把中美关系所蕴含的历史启示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启示之一，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中美打动对方的不可能是单纯的善良愿望，而是基于理性的国家利益原则，是对彼此战略利益和需求的承认与尊重。中美从对抗走向关系正常化直至建交，都是受共同利益驱动的。之所以中美关系能够在动荡中发展，就是由于中美两国都充分认识到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于是，建交后，无论美国如何干涉台湾问题，都不敢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公开支持台独；而中国也不会蓄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与中美两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台独有密切关系。中美建交业已三十年，中美两国形成了空前复杂的利益格局，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是利益与分歧并存。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两国关系中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维护和拓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美两国存在许多重大分歧，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各领域进行合作，尽力拓展共同利益，全面夯实中美关系的基础。布什政府之所以在“9.11”之后调整对华政策，就是看到了中美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维护东北亚稳定上存在重大的共同利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身陷百年不遇的金融困境，中国审时度势，充分挖掘中美合作的机会，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持守美元债券，与美国一起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增强了中国的战略价值，更好地巩固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基础。目前，中美两国在经贸、能源、朝核、环境、达尔富尔等问题上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有效压制了中美关系中不和谐因素的抬头。于是，2001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

简而言之，处理中美关系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彼此的利益关切，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拓展共同利益，做大中美关系的平台。国家利益是中美合作的粘合剂，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动力。只要中美的共同利益足够大，就能够压制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

启示之二，中国应当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积极有为，增强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性。国际政治的历史表明，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斗争都无法避免，中美两国更是如此。中国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放弃遏制中国，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让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战略能力。和平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以实力为后盾。缺乏实力支撑，中国就无法调动充足的资源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换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中国崛起的阻力就大为增加。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积极提升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以实力求和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除此之外，战略能力即战略谋划和运用的能力有助于加强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对美战略，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的争端尤其是危机。历次中美危机，都是美国主动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产物。并且，无一例外，中国都是受害者。如何在危机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为中国对美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危机处理时，中国应当把握危机的实质，即其中涉及到哪些关键利益。在此基础上，根据利益的重要性程度，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以96年的台海危机为例，正是由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适时采取强硬措施，才迫使美国做出让步，提出“新三不”政策，即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他主权国家组织。中美合作是需要的，但任何真正的合作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解铃还须系铃人，由美国挑起的危机，不可能中国单方面做出退让，美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美国更将得意忘形、得寸进尺。因此，在争端和危机中，中国应当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务实，以斗争求合作，并努力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构建出一套完整、合理的对美战略，服务于长期的国家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应当以战略的眼光加强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性，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引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启示之三，加强对话，健全协商机制，提升中美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后必然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我们应当正视中美关系内在的脆弱性，探寻解决之道，把分歧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国决策层能够从大局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对彼此之间的分歧，不搞对抗，坚持对话。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标志的《上海公报》以各自表述的方式，阐释彼此之间的分歧，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中美关系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关键在于如何使两国之间的竞争保持良性状态而不至于走向敌对。其中，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对话机制，扩大战略共识，增进战略互信，促进战略合作。从中美六十年的互动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两国对彼此的认识产生偏差时，两国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当前，中美两国的利益与分歧空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要求两国必须有能力构建出一套健全的机制防止分歧尖锐化，在分歧中求互利，在冲突中求合作。建交以来，中美双方在各领域、各层次建立了广泛的磋商机制，对于缩小两国之间的分歧、推动两国之间的合作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美首脑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的健全，中美关系的制度化程度得以增强，政治互信也有所提升。机制化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政党轮替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变化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周期性不稳定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维护了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历史表明，对话是妥善解决中美分歧，培育中美合作的重要方式，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有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应当在巩固现有对话机制的基础上，提升对话层次，开拓新的对话机制，从而较为准确地把握彼此的战略意图，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防止中美关系的大起大落。

启示之四，中国应当更加重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纵观六十年交往史，大致而言，中美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不容置疑，而美国往往三心二意，经常挑起事端。邓小平在八九风波中就曾精辟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17]不讳言，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取决于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内政治这两个基本要素。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所受的外部约束相对较低，战略自主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其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政策）尚未成形，仍然处于摸索之中。因此，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是国会、政治思潮、党派政治、大众舆论等，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得以突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能否真正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以国会为例，国会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国内政治因素，集中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态势。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态度强硬，以各种方式一再插手台湾、西藏、南海问题、人权问题，干涉中国主权，严重妨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为了赢得某些选民的支持，国会不时在经贸、武器扩散、人民币汇率等各个领域兴风作浪，制造无谓的争端。而其他美国国内因素如利益团体、公众舆论等则往往通过影响国会来影响对华政策。目前中国学界和政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性，并且逐渐开始了公关工作，因势利导，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重要影响，剖析美国国内政治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摸清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有备无患；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美国政治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施加影响，加强公共外交力度，积极引导美国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打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总之，中国与其被动承受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不如主动进取，施加引导，努力使美国的国内政治朝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就必须切实尊重彼此的利益需求，健全协商机制，增强沟通与合作，塑造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国内政治环境。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将一直考验着中美两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中美两国都应当深刻反思这六十年的交往历程，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探寻两国的相处之道，与时俱进，推动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我以为技艺首先是自己理想或信念的载体，然后才是谋生。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这个国家处于巨变的前夜，大门刚刚打开，所以我们的骨髓都浸透了理想主义的光辉，有了一些此生不变的信念：平等（例如在人格上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在思想上奴役别人）；自由（例如人人在生命上有自由选择权力，没有人可以强迫别人服从）；公平（例如相信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场所）等等。这些信念不随时间而改变，不随年龄而改变，不随自己的处境而改变。例如现在我虽然很讨厌西方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指手划脚的帝国主义政治，但是仍然接受他们科学的理性，文化的开放和经济的自由等等理念。

他们的觉醒我相信在1－2周之内又会和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吧。这是倒是中国的民族性－关键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是否需要不断被炸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自愿的持续的努力工作，还是建立一套民主和自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