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发射前一周尼尔和我来到了肯尼迪角，萝坦和珍留在休斯顿，通过任务中心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一到肯尼迪角投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都不存在了。我们满怀兴奋地进入了为我们打造的小世界。就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最棒的一次任务。我们要进行一系列活动，这将会使我们的任务徽章十分好看。
我们的任务徽章是尼尔和我亲自设计的，两颗白星射出一道光柱，透过棱镜折射成一条彩虹，彩虹组成了双子座的符号以及罗马数字VIII。由宇航员自己设计任务标志的传统从“水星”任务的时候就传下来了，再向上追溯的话还可以追溯到空军那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候起，徽章和标志就是忠诚和凝聚力的象征。不过徽章在我们这里更好玩，因为我们可以亲自动手设计。
到了阿波罗计划的时候，由于徽章的意义过于重大，我们不得不外聘专业设计师。我为阿波罗15号徽章选择的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依秘丽奥.璞琪（Emilio Pucci）。此前经人介绍我们有过接触，他在二战的时候也是战斗机飞行员，对美国的太空计划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这都是日后的事情了。如果双子星8号出了问题，谁知道阿波罗计划会怎么样？
发射当天早晨，全世界的气象站均报告称天气条件极好，非常适合载人航天。休斯顿那边大雾弥漫，肯尼迪角这边却是晴空万里，只有几片浮云。尼尔和我都是七点钟起床。有些人在发射前一晚睡不好觉。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期待与兴奋。不过我睡得很好。而是分钟以后医生宣布我们身体状况良好，可以上天。我们的早饭是咖啡，嫩里脊，鸡蛋和烤面包片抹黄油和果酱。
早饭之后我们听取了最后一次任务简介，然后就被送往19号楼附近的发射平台，在那里双子星8号已经准备好了。发射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我这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几位早期飞行员的丰功伟绩。为了纪念他们，尼尔和我从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借来了两件小物品。这是从一架道格拉斯世界巡游机（Douglas World Cruiser）上拆下来的帆布和木片，飞机的名字是“新奥尔良”。这是于1924年首次成功环绕地球飞行的粮价飞机中的一架。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早期先驱者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
尼尔还带了一块手表。它的前主人是吉米.马特恩（Jimmy Mattern）他在1933年首次尝试单人环绕地球飞行。他失败了。由于油管冻结，他在西伯利亚坠机。我们希望让他当年的随身物品完成这一未竟的旅程，尽管他当年绝对无法预见我们现在的速度。尼尔把手表拴在了宇航服的右臂上。
最后我们终于做好了乘电梯前往“白屋”——也就是发射台上的工作室——的准备。电梯启动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想法：“倒数的时候可别出错啊。”“阿格纳火箭可别出问题啊。”
电梯到了顶，我们进入了“白屋”。这里的氛围非常井井有条。主管太空服的技师们要对我们的装备进行最后调整并帮助我们入座。白屋的老大是刚特.文德特（Guenter Wendt），德国血统，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工作起来十分严格。我们都开玩笑叫他“元首”。只要有宇航员上天，他肯定是在舱门关闭之前最后一个与宇航员握手的人。看到坚守岗位的刚特很能令人感到宽心。
这人也很幽默。为了打破宇航员进舱前的紧张气氛，他和他手下的人经常临时编排个笑话出来。比方说在日后双子星10号的时候，刚特把一大堆泡沫塑料质地的大号“维修工具”交给麦克.科林斯（Mike Collins）和约翰.扬（John Young），因为飞船升空前几周发现了故障，需要维修。
不过双子星8号升空之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这么轻松。在发射前的最后一分钟，飞船上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整个任务推迟的故障。我的降落伞挽具与座椅之间的连接被阻断了。事后分析，一定是某位技师不小心把塑料密封剂之类的材料撒在了那里。故障不排除，我们就不能上天。
尼尔的后备彼得.康拉德在一通忙碌之后找来了一根医用牙签，想把连接处捅开。我记得当时扭回头，看到彼得汗如雨下，拼命想把里面的东西挑出来。在极其紧张的几分钟后，牙签立功了。我们在座椅上就位并系上了束带，舱门关闭了，倒计时继续进行。
这次的倒计时比之前都要复杂。在发射前90分钟，我们这次进行对接的目标，毛病不断的阿格纳火箭，必须不早不晚地进入轨道。阿格纳的发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自然要受到影响。两场发射之间的同步协调至关重要。
东部标准时间上午九点，我们已经在舱室中就位，舱室内部开始缓慢充入纯氧。与此同时，阿格纳火箭在轰鸣声中飞离了发射台，迅速穿越了佛罗里达的晴朗天空。
“上面我们已经没问题了。”发射台报告说。
“干得好。”尼尔对我笑道。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知道，为了这次为期四天的航程，数以千计的人们一遍遍处理了每一个细节。这种程度的关心很容易把人惯坏。进食，着装，系束带，全都用不着自己动手。
这就好比我们开着一辆新车出去兜风，一辆法拉利。道路空旷，放眼无人。但车内的一切都如此熟悉。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每一个按钮与旋钮的位置，一切都触手可及。在所有的训练与模拟之后——无数次的“呕吐彗星”，加热真空室和喷气枪特训之后——这一切终于要开始了。
这回是来真的。
坐在按着我的身形压塑的座椅里，我感觉很舒适，好像被某人抱在怀里一样，就是有点紧——舱室内部的空间比大众甲壳虫的前座也宽敞不到那里去。纯氧环境令人感觉清新，温度调节得十分合适。如果任务中心没有指令，舱室里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随着发射的临近我们也忙碌起来，检查各种系统以确保一切正常。东部标准时间十点四十一分，升空前的最后倒数开始了。
“倒计时最后二十秒。”这是发射指挥的声音。“十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点火。”
随着大力神II型火箭的点火，环绕着巨大的火箭的发射支撑架脱离了开来。于此同时，发射控制权从发射场转交至了休斯顿。双子星7号的指挥克里斯.卡拉夫特（Chris Kraft）已经加入了阿波罗计划，所以双子星8号的绝大部分飞行指挥都由约翰.霍奇（John Hodge）与吉尼.克兰兹（Gene Kranz）来完成。
“三秒内升空，”这是休斯顿的声音。“尼尔.阿姆斯特朗报告时钟开始走动，大卫.斯科特首次报告称一切正常。”
大力神的发动十分顺畅。我们能感到推力的不断上升，直至最终达到五倍重力为止。此外还有些振动和左右摇晃。但是这感觉很扎实，不能算是不舒服。不到一分钟我们就超过了弹射座椅发射所允许的最大高度。又过了九十五秒，大力神火箭的第一节耗尽燃料脱落了下来。
向窗外看去，我们能看到火箭解体时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碎片在空中四散飞舞，反射着阳光，一片明亮的红色与金色。
又过了几秒钟，火箭的推力消失了，我们的身体开始漂浮起来，而束带开始发挥固定的功效。这时第二节火箭也十分平滑地发动了，推力越来越大，最终达到了七倍半重力。我们就这样冲向黑色的天空，脱离了大气层，这时第二节火箭也脱落了。
飞行六分钟后，我们离地面140英里，时速一万八千英里，我们进入了轨道。
失重的第一个征兆是一个漂浮到我们面前的垫圈。我放开了我的记事本，它也飘了起来。“头上脚下”地悬挂在舱室里，我把目光从电脑屏幕转向舷窗，景色真是太壮观了。
从这个颠倒的姿势看去，黑色的太空似乎在我们的脚下，再往上是白云镶边、一望无际的地球。尼尔把飞船拉了起来，这下眼前的景象熟悉多了。
飞行二十分钟后，阳光开始照亮地球。我能看到地中海，意大利，以及中东明显的轮廓。我甚至还能看到飞机的尾迹以及红海上一艘轮船的尾波。线状的物体与人造物体看上去格外显眼。之前上天的人总是说太空之美是多么的难以形容，现在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了。
从西点到爱德华，我的生活轨迹一直和军队有关。我所熟悉的是操作手册和技术术语。而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一片新天地。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将一名诗人或艺术家送进太空。我觉得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完全表达这种感受。但我还是希望尽我所能的记录眼前的一切。于是我拿出照相机，拍下了我在太空中的第一张照片。
慢慢地，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出现在了眼前，与地平线融为一体。随着我们离日落越来越近，云层的顶端也渐渐变成了粉红色。越过东非海岸之后，我们就一头扎进黑暗之中。群星覆盖了夜空，看上去就像凝结的焰火。很快我们又重返光明，澳大利亚的轮廓清晰可见。不远处的地平线上暴风雨正在集结，此起彼伏的闪电照亮了云层。
不情愿地收回目光之后，我开始考虑各项任务的细节。我关心的重点是第二天的加长太空行走。但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与阿格纳火箭进行会合并对接。
在阿格纳火箭进入视野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第三次绕行地球时用雷达确定了她的位置。任务开始后大约六个小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她。一开始只是一个光点，慢慢地她变成了一根修长的银管，悬浮在我们前方的太空中，看上去十分清晰。看上去她正在等待着我们，一切都太完美了。
我们开始缩小两艘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当我们掠过夏威夷以西1000英里时，开始进行“进站”操作——即使两艘飞行器之间保持150英尺的固定距离，借此来对阿格纳火箭的安全性进行最后的检测并为最终的对接而调试飞船上的仪器。
身为任务指挥官的尼尔要完成对接的大部分操作。在再次日落之前，他拉近了飞船，来到了阿格纳的正前方，我们开始慢慢靠近。
“觉得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她看上去不错。”我回答道。
“OK。”他呼叫地面控制台。“我们准备好对接了。”
控制中心发出了“允许”的指示，尼尔开始按键旋钮，把飞船调整到了正对阿格纳火箭的位置。随着飞船的逐步靠近，我们密切观察着阿格纳火箭对接口上伸出来的三根天线，生怕两船接触时会放电。之前有人认为对接时会产生巨大的电火花，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很安静。我们先是感到了接触，然后是结实的咬合，对接闩将两艘飞行器连接在了一起。任务第一部分就此完成，看起来轻而易举，好比把车开进车库一样。
“对接完成，”尼尔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
“十分顺利。”我又补充了一句。
尼尔关闭了双子星的控制系统，我开始利用阿格纳的控制系统来操纵这两艘连接在一起的飞行器。
我们还要再进行几项简单操作才能停下来进行第一次休息并且吃上一顿饭。距离我们在肯尼迪角乘员中心享用的那顿牛排加鸡蛋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一个小时，期间我们只在会合时吃了两口东西。我们完全是依靠肾上腺素支撑下来的，根本没时间吃饭，也觉不到饿。现在我们饿了，但还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过得跌宕起伏，我们的性命也将会悬于一线。
这一切都是从任务中心自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跟踪站传达的一条有些随便的指示开始的。
“如果发生问题，阿格纳火箭失去控制，就输入400号指令将其关闭并通过双子星来控制飞行……”
商会礼堂（house of unions）可能是House of the Unions (Дом союзов)，那是莫斯科著名建筑，苏联时代苏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我想译作“联盟宫”更合适一些。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与任务控制中心的联系将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每90分钟只能与休斯顿进行三次为期各5分钟的通话。这是通过设立在两艘海外监测船上的追踪站完成的。一艘是南大西洋南美洲东南海岸附近“玫瑰结胜利者”号（Rose Knot Victor），以及西太平洋中国海岸附近的“海岸哨兵魁北克”号（Coastal Sentry Quebec）。这种三方通讯的模式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问题。
在塔那那利佛的指令发过来后不久我就发现尼尔的“魔力球”显示我们处于30度的倾斜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缓慢滚动，尽管我们自己根本感觉不到，因为我们刚刚进入黑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阿格纳”真的出毛病了。一开始，尼尔叫我关闭她的控制系统，运动停了下来。我们使用阿格纳来进行飞行的原因是为了节省双子星自身的燃料。两者的控制系统不能同时开启，否则会造成不稳定。
可是就算关上了阿格纳，打开了双子星，几分钟之后旋转又开始了。尼尔又叫我将阿格纳先打开再关上，以求恢复平衡并从新获得控制。但旋转并没有停止，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们在三根轴上同时旋转起来。尼尔拼命试图用手动方式取得控制，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机会正在飞速流逝。
尼尔再一次命令我将阿格纳打开时，我看了一下控制台，双子星上的一个控制系统的燃料下降到了13%。我们必须马上与阿格纳脱离。
“咱们撤吧。”我对尼尔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两艘旋转中的飞行器一旦脱离很有可能相撞。
“好，我看看能不能把旋转地速率降下来，以免再接触。”尼尔说。“准备好了吗？”
“随时待命。”
当年驾驶顶级战斗机的经验告诉我，在紧急情况下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地记录一切情况。我们一旦与阿格纳脱离，火箭就彻底失去控制了，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问题的所在以及应对手段。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开启了阿格纳上的所有记录仪器。这样当她再次通过追踪台的时候地面控制中心就能对其加以控制并获取相关信息。我打开了窗口的摄像机来记录脱离时的场景，已经没有时间检查设置了。
“准备好了，”我说。“随时可以开始。”
“收到。现在分离！”我一按下分离开关尼尔就把双子星拉了回来。我们开着阿格纳在地球的衬托下越来越远。
这一操作应该能让我们恢复稳定并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不过几秒钟翻滚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问题一定出在双子星上面，和阿格纳无关。
我们在模拟器上接受了日以继夜的训练，经历了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情况，但是从没有人设想过眼下的一幕。我们对阿格纳的问题和各种应对手段都了然于心，但是双子星……就是做梦也没人梦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傻眼了。
旋转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在太空中要停止速率如此之高的旋转极其困难。尼尔和我都感到了眩晕。就好像你小时候抓着攀援绳打转的感觉一样。在太空中这种感觉很糟糕。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情况。
我又看了看表，地逝时7小时17分。着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海岸哨兵魁北克”（代号CSQ）的信号范围了。他们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双子星， CSQ呼叫，情况怎么样？”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危机。而我们在通讯再次中断之前只有几分钟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们绝不能语带恐慌，决不能让地面人员慌乱起来。一定要让他们保持头脑冷静。
“我们遇到了严重问题。”我尽可能保持语气的冷静。“我们正在剧烈翻滚。刚才已经和阿格纳脱离了。”
“我们已经收到信号了。”CSQ回复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听出说话的是吉姆.弗奇（Jim Fucci）。NASA的一把老手。我真高兴麦克那头的人是他。他一定已经清楚情况的严重性了。我们与阿格纳的分离不应该这么早。但是他的声音也相当冷静。
“我们正在翻滚，什么都关不上。”我报告道。“我们正在持续向左翻滚。”
“收到。”弗奇回复道。
三方通话的延时意味着休斯顿的飞行指挥（代号飞行）没有跟上全部对话。
“他刚才说他关不上阿格纳？”飞行问CSQ。
“不，他说他刚刚与阿格纳分离，现在正在翻滚并无法停止。”弗奇说道。然后他又叫我们“随时待命”。
这时我们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双子星的控制。翻滚加快了。尼尔和我依然试图用手动方式来减速，但是我们的操作没有反应。这就好比做过山车，只是过山车的速度没这么快，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要不然车上的游客全都会休克过去。
事后经常有人问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害怕了吗？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地球或者我的家人了。实际上，我们此前训练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能在极端紧张的环境下正常表现。这种情况根本容不下任何情绪。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一丝一毫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不能浪费。
眼下尼尔的最后一招就是让我接手控制台，看看我能不能获得控制。我的第一反应是“好，交给我吧。”但是很明显这一招不管用。如果手动控制不能用，那我们回家的希望就基本破灭了。情况很糟，非常糟，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时三方通话又开始了，比上次还混乱。
“CSQ，”我对弗奇说，“我们遭遇了剧烈的向左翻滚，手动操作似乎失灵了。”
“手动操作失灵了？”休斯顿插了进来。
“飞行，再说一遍？”弗奇反问道。
这样根本不成，弗奇不能同时与两边交谈。休斯顿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他刚才是不是说他的手动控制失灵了？”休斯顿再次问道。
“是的，飞行……他们现在似乎正在高速翻滚。”
此时翻滚开始时舱室里所有未经固定的物品——记事本，飞行计划，进度表——全都被离心力甩到了舱壁上。
阳光透过两扇舷窗在舱室内闪烁。现在我们基本上每秒钟都要旋转一圈。我的视野越来越窄，离心力正在把我们的头向外甩，现在我们的旋转速度已经比高速转弯的战斗机还快了。我们正濒临休克的边缘。
一切都发生的如此之快，我们用不了几秒就会昏迷过去。我们已经脱离了追踪站的接收范围，没有时间请示任务控制中心了。尼尔要做出一个十分艰巨的决定。
“我们只剩下重返大气层系统了。”他大口呼着气。
我知道他是对的。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动手吧。”我说。我们都清楚要是这招也不管用我们就死定了。
在通常情况下启动双子星的重返大气层系统并不困难。但眼下这项任务却是困难重重。尼尔必须从分布在舱室各处十几个不同的控制台中找到正确的开关。开关的位置很别扭，正好位于尼尔的头顶正上方，周围还有好些其他按钮。我们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找到正确的开关很不容易。
我和尼尔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我们都能闭着眼睛找到驾驶舱里的每一个按钮和开关。在你获得上天的资格之前必须要接受“盲眼驾驶”的检测，即蒙上双眼在机舱里找到一系列任意的开关。这项训练也被我们带到了太空项目当中。尼尔不用看就知道舱室里每一个开关的位置。但是强忍着高速翻滚导致的眩晕找到开关而且同时还照顾着控制台依然十分了得。
直到今天尼尔当时的表现依然令我敬佩不已，要不是我们之前接受的密集训练，再加上尼尔沉着冷静的作风，我们根本挺不过这一关。
他一按按钮，翻滚的速度立刻开始下降。还要再过30秒翻滚才会完全停止。但它最终还是停下来了。最糟糕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但是我们似乎再一次获得了控制权。
“你做到了，尼尔！”我也大口喘着粗气。我的视野再一次开阔起来。“你做到了！”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谁也不敢说翻滚不会再次开始，此外，我们还有别的问题。
我们还要再等15 分钟才能经过位于夏威夷的下一个追踪站。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查明故障所在以及拟定相应对策。尼尔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检查双子星的16个喷射火箭——小型双驱动火箭，混合燃料与氧化剂，专为在真空中使用——这些火箭各自安装在飞船的不同位置，负责进退、升降、左右转等不同动作。8号火箭出了问题。
但是问题没这么简单。监测器发现这枚火箭在理应关闭的时候还开了一段时间，在该打开的时候又打不开。全都乱套了。
也就是说阿格纳火箭一开始就没出问题，有问题的是双子星。这时我们意识到了下一步我们将不得不做的事情。任务规章十分严格，一旦开启返回系统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重返大气层。尼尔和我开始讨论这次任务中还有那些项目可以抢救一下，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任务已经结束了。
尼尔一脸和善的转向我，“对不起了，搭档。”他说，“看来我们只能等下次了。”我们都知道，我的出舱行走已经无法进行了，而且我们很可能再也没机会上天了。
但是我的思路马上又被紧接着的危机占据了。
阿格纳火箭依然和双子星飞船处于同一轨道，两者很有可能相撞。我们无法改变阿格纳的轨道，如果没有严密精确的操作指示，我们也不敢贸然改变双子星的轨道。我们只能在经过位于夏威夷的下一个追踪站时才有5分钟时间能从任务控制中心获得相关指示。然后我们又要和地面失去联系有20分钟才能和“玫瑰结胜利者”号取得不过几分钟的联系，然后又是半个小时失去联系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再一次与“海岸哨兵魁北克”号取得联系。
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飞行计划都要根据这些断断续续的通讯时段加以制定。地逝时7小时37分，我们进入了夏威夷追踪站的接受范围，一开始任务控制中心让我们在第六次绕行时返回地球，这意味着我们只有90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飞船上的电脑还没有上载重返大气层的程序。
“时间不够，”我对尼尔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
任务中心肯定也重新进行了计算。几分钟后计划更改了。我们在失去联系前几秒钟收到了新的指示。这次我们要在第七次绕行时返回地球。溅落地区代号“冲击3”。我查了一下手册，冲击3是一个位于南中国海的二级着陆地点，距离原定着陆地点6000英里，附近没有专业救援队。之前还没有哪次任务使用过二级着陆地点。
我暗自希望我们的运气不要太差。我这人不迷信，但是我知道好几个运气极差的人。这事玄得很，但不可不防。我和尼尔在驾驶战斗机时都曾多次死里逃生，但在太空飞行方面我们都是新手，我们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吗？没工夫多想了，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重返大气层的时刻就要到了。我知道，那些令飞行员粉身碎骨的事故，大多都不是由单一的重大故障导致的，而是一系列小问题的累加结果。所以再小的问题一冒头就要处理。
我们马上又要进入CSQ的接收范围了。我必须将收到的所有参数输入电脑。船载电脑的内存不足以记录重返大气层过程的所有细节。我们的电脑尺寸大约有鞋盒子大小，重57磅，以当年的标准来看是极其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它的内存只有20kb，或者说4000个单词。而且这点内存已经被其他各种指令与数据占满了。首先要先把对接时使用的数据抹去才能通过另一件设备来接收重返大气层的数据，这也是一项新发明，叫做辅助磁带存储器(auxiliary tape memory)，简称ATM。这东西就是个外置磁盘驱动器，日后还要用在大型计算机上。一旦我启动ATM并将其与电脑连接，它就会上载相应的软件来接收并处理重返大气层轨道的相关数据。而我则要用一个小键盘把这些数据敲进去。
有关启动制动火箭的确切时间和具体的着陆地点的信息由9行七位数字组成，9行数字各分正负，正为上，负为下。CSQ会把这些数字念出来，而我则要把这些数字全部手动输入到电脑里，只要错一个我们就会降落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什么地方，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区之类的。要是我们最终要在陆地上着陆，那在落地之前就得弹射跳伞，因为双子星的设计是海上溅落。
我很高兴念数字的人是弗奇，“玫瑰结胜利者”号的人听上去有些紧张，任务控制中心也一样。但弗奇十分镇定，他的口气就像在讨论去不去公园散步一样。我尽可能快地将数字输入进去，以便在失去联系之前能与弗奇再核对一遍。
20分钟后我们经过了夏威夷追踪站并收到了关于预期着陆地点的最终数据更新。地点位于冲绳以东500英里。两架空军的C-54已经分别从立川和那霸的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前来援救我们。一艘名为“莱昂纳多.马森”（Leonard Mason）号的驱逐舰在完成了越南沿海的作战支援任务之后也从冲绳起航赶来救援。
我们得知将会在白天溅落，当地时间刚过中午。天气预报称天气晴好，有微风，海浪最高不超过3英尺。不过地面依然建议我们事先服用晕船片并大量饮水。三尺浪而已，不是事。我们都没吃药。
按照程序，制动火箭应于地逝时10小时4分钟启动。这是整个任务最重要的阶段。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在这个阶段我们无法终止操作，或者像在发射时那样弹射逃生。在18000英里的时速下，启动制动火箭的时间必须精确到毫秒。
在一般情况下，着陆时间都是在白天，地点则在某座追踪站的信号覆盖范围以内。这意味着飞船乘员和任务控制中心可以同时就制动火箭的启动进行倒数。这样万一制动火箭没能自动启动，乘员还可以进行手动操作，而任务中心则可以对其进行监控。万一有一枚火箭发生故障，乘员还可以从控制中心那里获得调整重返轨道的重要指示。
但是我们的制动火箭要在偏远的非洲南部上空启动，我们根本无法得知是否需要调整。
同样，我们也无法在启动制动火箭之前将双子星与地平线对齐，这是另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我们要在黑暗中启动制动火箭，之后我们的轨道才能把我们带入白昼。我们只能希望自己好运了。
尼尔和我开始同时倒数起来。“三十秒，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五，四，三，二，一。”
四枚制动火箭全部启动。
我们的速度立刻降了下来。刚刚脱离宇宙真空我们就感到了地球引力将飞船向下拉。我们的背部感到了压力，头部陷进了背靠。从舷窗看出去，燃烧的隔热层碎片从窗口掠过，释放出粉红色与橙色的闪光。随着闪光渐渐散去，我看到我们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这景象极其壮观。
我们打开了第一具引导伞。双子星的前端翘了起来，舷窗就此将一直指向天空，这意味着我们看不到降落地点。在引导伞脱离与主伞张开之间有几秒的间隙，这段时间的自由落体运动很让我紧张了一下，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主伞一张开，双子星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我们依然不清楚我们的轨道是否能使我们远离亚洲大陆。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落地地点是在陆地还是在海面。如果是陆地那我们就得赶快跳伞。不过我们怎么知道呢？随着双子星在降落伞下面晃来荡去，尼尔把一面镜子转到舷窗前面并探了出去。下面都是水——可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隔热层燃烧产生的烟气随着我们高度的下降而越发刺鼻起来。冷却太空服的风扇也已经关上了，感觉热得要命。尼尔和我打开了面罩，但是烟气太重，结果我们只能又把面罩放下来兵准备溅落。
我们重重地拍在水面上，力道之大事先谁都没想到。但我们毕竟回来了，回到地球表面了。我们不清楚落地地点是否准确或者附近有没有救援队，更不清楚要等多久才会有人来救我们。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我们。但我们毕竟是落地了，而且吉米.马特恩的手表还在走。
双子星就像个软木塞子那样在海面上起伏。任务控制中心说海浪只有三英尺，但他们没说涌浪足有二十英尺。双子星是一艘了不起的飞船，但是在水面上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飞船的中心很不合适，随便一个浪头就能把舷窗打到水下去。舱门的密封条上已经出现了凝结的水滴。
救援队不来我们是不能开舱门的，如果飞船的外侧没有固定上漂浮圈的话一开舱门飞船就会进水沉没。太空服里已经热的让人有些受不了了。我的情况还比尼尔严重，因为我的太空服还有额外的一层防辐射层。隔热层脱落产生的烟气不停地渗入舱室里，熏得我们十分恶心。我们之前真应该吃晕船片的。先是尼尔干呕起来，接着是我，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呕吐袋，只好轮流使用。
为了省电我们不得不把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全部关上。同时我们还要与救援队取得联系。我们伸长了天线，打开接收器，开始呼叫搜救飞机。这些飞机此时应该正在溅落地点附近盘旋。
“双子星8号呼叫那霸救援1号……双子星8号呼叫那霸救援1号。”
我们听到的只有遥远电台里传来的微弱的东方音乐。
大约30分钟之后，我们听见了飞机引擎的声音。听上去很近，他们到底还是发现我们了。兴许是飞船溅落时喷射的绿色荧光颜料起了作用。但是飞机的声音又渐渐远去了，可能他们没发现我们，我们的心沉了下去。
我们两个都很清楚海上搜救工作的流程，一架飞机会一格接着一格地检查地图上的海域，飞机很少回到同一坐标，以便覆盖尽可能宽泛的面积。要是飞机没发现我们，他们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尼尔和我都没有放弃希望的天性。我们知道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呆在飞船里。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各想心事。我们知道，这次可能要等很久。
然后大约过了十分钟，我们又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舷窗从水里冒了出来，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几个人影从飞机上跳进了海里。我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至少等他们把我们从这个漂浮不定、气味熏人的舱室里弄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大口喘喘气。
救援人员开始往飞船上固定漂浮圈，不过涌浪太急而且烟气又太重，结果搞得救援人员也吐了好几个。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才完成工作，然后我们终于打开了舱门，呼吸了长久以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
原来我们溅落的地点离原定坐标相差仅仅一英里，当时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为精确地一次着陆。我们这一路的考验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还有最后一关。我们必须设法上船，然后才能乘飞机回家。就连这也比之前想的麻烦。
驱逐舰USS“莱昂纳多.马森”号（Leonard Mason）的年轻舰长自告奋勇前来接应我们。事后得知，他的船员一开始并不乐意。之前的49天他们一直驻扎在越南沿海，这次回冲绳做短暂休整，结果又被扯进了海上搜救演习当中。他们根本就不想来，尽管后来演习变成实战振作了他们的士气。不是随便哪艘船都有机会援救失事飞行员的。
三个小时之后，驱逐舰靠近了我们，在双子星上固定了缆绳准备把我们从水里拉出来。但是涌浪不停地冲击着我们。飞船和驱逐舰船体剧烈相撞，甚至撞扁了双子星的前端。情况很危险。尼尔和我别无选择，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好，带上护目镜，抓住打开的舱门以确保安全。
尼尔首先打开他一侧的舱门，爬上了甲板，我赶紧又把门关上。抬头看去，能看到他朝下对我招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海浪又把飞船推开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抓住雅各布的梯子！”我根本不知道“雅各布的梯子”是什么，结果越发紧张起来。继续呆在飞船里太危险了，我可不想穿着太空服掉进海里去。
然后有人从上面冲我喊：“我抓住你了，长官！”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水手探下身子把我拽上了甲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穿着太空服的我可不轻快。不过我很高兴他帮我解了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名字就叫雅各布，从前是个专业拳击手。
筋疲力尽的我们被人护送到了甲板下面的护理区，这里平时是给越南战场上的伤员做手术用的。根据规章，我们必须马上接受彻底的体检。接待我们的是一名年轻的空军军医。很明显，他根本不想加入空军，更不想来越南，更别提跟着驱逐舰跑到太平洋中心等着两个宇航员从天而降了。
但是我们一进手术室他就兴奋起来，他要给两个刚刚还以为自己会送命的人检查身体。他的桌子上一直放着关于如何给宇航员进行体检的操作手册，但之前从来没用过。
很快我又被叫回了甲板，飞船又出了问题。他们用绞车把飞船吊起来时，为了便于操作，一名救援人员爬进飞船并关上了舱门，结果他出不来了。我往下看去，只能看到他两眼圆瞪，拼命试图抹掉模糊的舷窗上凝结的水汽。我教给他们如何从飞船吻部下方拿掉保险栓，然后他们终于把一脸晦气的他连拖带拽地弄了出来。
我回到手术室的时候，尼尔已经脱掉了太空服躺在坐姿上，医生正在给他抽血。船正在颠簸，尼尔瞥了我一眼，意思是“我倒，他检查起来还没完了。”
我们两个都没问题，医生也没什么可做的。终于我们获准穿好衣服并和船长共进东方式晚餐。我们可饿坏了，基本上是来者不拒。我们甚至还在船上小睡了一会儿，尽管驱逐舰在返回冲绳时颠簸了一路。在冲绳迎接我们的是弗兰克.鲍曼（Frank Borman）和威利.绥拉（Wally Schirra），他们当时正代表NASA视察远东地区。我们直接飞到夏威夷，又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然后飞往肯尼迪角进行任务汇报。最后我们才获准返回休斯顿和家人团聚。
这几天对她们来说很难熬。我们断断续续的信号通过“海岸哨兵魁北克”传送的任务控制中心的时候萝坦就在现场。问题的苗头一出现她就被请出VIP休息室并送回了家等消息。
珍.阿姆斯特朗随后也赶到了我家。两位夫人就这样彼此做着伴。把孩子们哄上床之后，她们就开始了四个小时的痛苦等待，与此同时我们家门前的草坪上挤满了各路记者。NASA基本没透露什么消息，评论员也沉默了。人们都认为我们死了，人人都想抢独家报道。
最后，这场煎熬终于结束了。NASA给她们来了电话：“他们回来了，一切平安。”
然后她们还得应对挤在门外等消息的记者们。
“我有点失望，但是主要的对接任务完成了。他们还要上天的。”萝坦说道，强打出一副自信的神情。
“我很高兴他们平安回来了， ”珍挤出了一个微笑，“今晚的星空格外明亮。”
《生活》杂志在刚才那疯狂的几个小时里一直在保护我们的家人免受闪光灯的轰炸，但是他们也想发表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太空狂野之旅’，尼尔和大卫口述”。
尼尔把这件事一口回绝掉了。他给杂志社打了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能刊登这个。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这事不成。”
我们决不能让人们对太空项目产生怀疑。要不然不用几天就会有议员开口说活：“他们差点就送命了，我不会再为NASA投票争取拨款了，要不然就是我让我们的小伙子们上天送死，那我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一定要保持冷静。
《生活》杂志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按原计划做一期专题专刊，而是进行了一次三期连载。每一篇文章都比上一篇更振奋人心。第一篇的大标题是“宇航员情况紧急”，配图是我们与地面失去联系时珍.阿姆斯特朗一脸焦虑地跪在电视机前的情景。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狂野太空翻滚之旅”——不过配图用的是我和尼尔在“莱昂纳多.马森”号上微笑的照片，缓解了气氛。第三篇的标题是“建设性的教训”，配图是我们两个在休斯顿一脸轻松地坐在轮椅上。
所有人都对我们不得不终止任务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的平安返回还是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清楚这次我们有多悬。从如此高速的太空旋转中脱身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如果我们没能幸免，谁知道美国的太空计划接下来会怎么样？它很可能会遭到关闭，在查理.巴塞特和艾略特.西发生事故后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飞船又失事了，再加上之前双子星6号出现的问题，这一后果是很可能发生的。
如果我们没能幸存，他们将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经过，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来确定问题是推进引擎工作时断时续——这直接导致了日后新型飞船的重新设计。他们只会知道我们两个死在了太空。
NASA有许多聪明人，也许他们有能力分析出我们的最终结局，但在那之前这一切都会是个谜。也许九到十年之后双子星8号的残骸会从太空中坠落回地面，被大气层烧得残缺不全。媒体一定会一拥而上，陷入疯狂。所有的参议员都会质问当初为什么要送我们上去。
我相信国会很可能会停止对NASA拨款，这将是对太空计划的致死一击。
迎接我们回来的不是盛大的游行，也不是白宫的晚餐——之前曾享受此项殊荣的有水星计划的乘员以及双子星4号的乘员吉姆.麦克狄维特与埃德.怀特，第一位太空行走的美国人。我们获得了二等功。NASA授予了我杰出服役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空军方面则授予我杰出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不是杰出服役勋章，后者等级更高）。我还从少校升了中校，身为平民的尼尔连这个都没有。
倒不是说我们在乎这个。我们以及我们的家里人都对游行之类抛头露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有人开始在我们背后说闲话，说我们不该开启返回系统，搞砸了整个任务。这纯粹是马后炮。我从未怀疑我们从始至终都做了正确的事情，要不然我们根本不会活着回来。
随着太空项目的推进，项目变得越发复杂，压力也越来越大。宇航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起来。从项目一开始就存在于我们当中的竞争意识开始向意气之争的方向发展。有人觉得自己应该先上天，所以对我们这些在他之前上天的人心怀反感。尽管我个人并没有十分感受到这一点，但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都是些目光高远的人，都想第一个踏上月球。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双子星8号任务结束后尽快返回训练当中。情况也正是如此。
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们又进行了4次双子星任务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双子星9号的吉尼.瑟曼（Gene Cerman）在出舱行走时面罩内部结了湿气，使他无法背上飞船后部的背包。双子星10号的麦克.科林斯终于完成了一次加长太空行走，但是这次环境控制系统出了问题，结果舱室里充满了异味。两个月之后的双子星11号与阿格纳进行了对接，而迪克.戈登的太空行走又出了问题，船体外部的着力点太少，使他无法在飞船周围随意活动。人们一度担心加长太空行走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双子星12号时简化了对太空行走的要求，而巴兹.奥尔德林也顺利完成了他的太空行走。
1966年11月15日，巴兹与吉姆.路维尔（Jim Lovell）溅落在了大西洋。这标志着双子星项目的结束。所有指定任务全部完成。双子星项目为阿波罗计划铺平了道路，这道路指向最终的大奖：登月。
这时我早已返回了训练当中，以求将我想要的大奖拿到手中。很快，迪克.斯雷顿又在走廊拦住了我，还是那句开场白。
“大卫，跟你说个事……”
一位总工，决定了这一切
这莫不天意？
看了万年看客的翻译，于是上亚马逊买了本，不过从米国印第安纳州寄回国得一个月了，还得等万年看客这个坑继续填，不管怎么说，感谢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