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约翰逊总统下令NASA对火灾进行自查。调查人员把阿波罗指挥舱最后几秒通讯的录音听了很多遍，这段录音的时间是1月27日那个致命夜晚6:30之后不久。

录音上是罗杰.查菲的声音。他的工作是在紧急状况下与肯尼迪角保持联系。一开始他的声音清晰而简短。“火！”

几秒钟之后他的声音更加急迫起来。“舱室里着火了！”

他最后的话很难听清。“火很大……我们着火了！”

救援人员最终将舱门从焦灼的指挥舱上撬下来时，三个人都已经窒息而死了。调查人员发现火花点燃了舱内的可燃物品，火花很可能是由仪器内部的磨损电线造成的。舱室里略高于海平面气压的纯氧环境迅速将舱室内部变成了地狱。高热还增高了舱内气压，结果挤死了舱门。

这场悲剧过后不久，NASA的事故调查团成立了多个技术委员会来检查阿波罗计划的各个方面。全体宇航员都被调离了之前的岗位并至少加入了一个委员会。我授命加入了对接系统及新型舱门检查与重新设计委员会——这回的舱门是外开式的。此外我还帮助设计了重返监测系统，这使得宇航员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可以进行手动操作。

火灾推翻了阿波罗原先的设计。音乐停了，是时候组织一个新的交响乐团了。

按重大事故发生后的惯例，我们的管理层也遭到了调动。乔.西调走了，唐尼市的全体高层管理人员要么调任要么解职。这对工程师们的打击尤其沉重，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因而普遍情绪低落。但是这之后加入的新团队水平还是很高的。

NASA管理层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比尔.提德尔（Bill Tindall），他在火灾之前就十分重要，但是他在火灾之后整合各个部门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他保证了阿波罗交响乐的和谐进行。提德尔是太空计划中众多幕后英雄里的一员。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各方各面提供了一个自由而直接的信息与思路交换平台，无论你是宇航员，工程师，项目主管还是技术人员。他每周五都要在任务指挥中心的礼堂里举行“数据优先会议”。我只要有空就一定会去。

提德尔的才能在于让他人开口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项能力在整合硬件与软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的会议上总是充满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决策都在会议上拍板。比尔.提德尔很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总结会议结果，我们都称之为“提氏图”。他的总结从来都精简而言之有物，而语调则多带幽默。

“提氏图”亮出来之后往往是如下的发言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我们投票吧”，这是为了照顾那些还有不同观点的人或者为了添加刚才遗漏的信息。此外，提德尔也从不忌讳拿别人或者自己开个玩笑来活跃气氛。

有一回他请一位承包商来研究阿波罗的制动火箭项目，请帖的结尾是“希望您能前来查看并与我们共进野餐，请自带蚂蚁。”一次关于阿波罗电脑项目发生问题的会议结束后他说：“我不想低估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这次糗大了！”还有一回，在一次关于登月舱的会议结束之后他说，“趁这个鸟儿还没逼死我们，我倒想看它飞一个。”

不管这些总结的口吻有多么轻松，它们的含义都是极其严肃的。火灾迫使我们对整个系统进行彻底检查，要不然根本没人会这么做。没有这次火灾，阿波罗计划的许多缺陷都会因为距离肯尼迪提出的期限时间不足而得不到处理，那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在执行阿波罗任务时承受人员牺牲。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1967年4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发射第一艘载人“联盟”飞船了。这次选中的是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VladimirKomarov），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两度进入太空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他比我年长十岁，上升号任务时我们曾一起共事。他不像我，总是十分严肃。他也是个顶级试飞员。人人都理解飞船第一次上天的巨大风险，联盟飞船可以搭载三个人，但出于安全起见，科马洛夫这次单飞。

尽管之前联盟飞船已经进行过了许多次无人任务，这次的计划依然分两步走，加入科马洛夫在天上一切正常，那么第二天就要再发射一艘载有三人的联盟飞船。两艘飞船将进行对接——这是对未来登月计划的重要演习——然后第二艘飞船的两名航天员将通过太空行走进入第一艘并与科马洛夫一起返回地球，而剩下的一名航天员则于同一天乘坐第二艘飞船返回。

为了这次重要的任务，我与一队航天员、工程师和设计师们一起陪同科马洛夫来到了拜科努尔。直到发射前一天科马洛夫都在认真阅读任务说明。那一天也就是4月23日的晚上我们进行了一次聚餐，当时一座专为航天员准备的招待所已经建起来了，所以科马洛夫当晚没有在尤里那间小屋里过夜，就像我在上升2号之前那样。

那天晚上我一直站在他在招待所的房间窗户外面，只要一有车过来就将其引开，以尽可能确保科马洛夫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我们集体乘车来到了发射场。

在任何发射之前，莫斯科都会派来一个政府委员会检查飞船状况。由于这次是联盟号的第一次载人飞行，委员会的规格也相当高。主要负责人是当时分管军工的列昂尼德. 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其他人员包括总设计师米辛，总工程师鲍里斯.切托克（Boris Chertok）以及其他多名工程设计人员。尤里和我自然也名列其中。

委员会准许起飞之后，其成员会留在拜科努尔观测任务的初期阶段，然后就返回莫斯科并继续跟踪飞行情况。但是委员会没能按预定行程返回莫斯科。

发射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几小时之后问题就出现了：飞船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块没有展开，这意味着飞船上的导航电脑无法工作。问题很严重，切托克立刻成立了应急委员会，我也在其中。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我们立刻建议尽快终止任务——即发射后24小时之内——并取消第二艘飞船的发射。

作为航天员以及飞行员，我很高兴能在联盟飞船首航之时就发现它的问题。这样我们起码可以尽早解决问题以避免未来进一步的损失。

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后，我们与科马洛夫失去了联系。这很正常，着陆舱的主降落伞里藏有天线，只有在其打开之后我们才能恢复联系。

但是联系一直没有恢复。

降落伞出了大问题，减速伞和引伞都打开了，但引伞没能把主伞拽出来，而后备伞虽然打开了，却和引伞缠在了一起。

在科马洛夫上天之前，我们进行过联盟飞船无人自动着陆测试。测试很成功，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载人任务当中加以避免：飞船底部遭受的灼烧降低了着陆舱内部的气压。但是降落伞工作正常，飞船安全降落在了咸海的冰层上。灼烧的原因很快就查明了，由于载人飞船在设计上的不同，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与联盟1号的联系一中断，我们立刻派出搜救队前往位于乌拉尔山南部奥尔斯克附近的着陆地点。这里是俄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我也于随后动身前往。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只发现了一团扭曲的金属。原来两米高的着陆舱现在只剩下了70厘米多一点。飞船以每秒25米的速度撞上了地面，科马洛夫当场死亡，之后飞船又着了火。残骸的附近散落着三个降落伞，我们立刻意识到张伞的时候出了问题。

事后查明，故障原因是降落伞的容器在11000米的高度打开并变形，挤住了主伞。最终结论是降落伞容器强度不够。在之后的任务中降落伞的容器得到了加固而且内部还进行了抛光。但是一条杰出的生命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科马洛夫的死对于航天员集体的士气有着重大影响。他是我们的朋友，但现在他连一具全尸都没留下。像科罗廖夫一样，科马洛夫的骨灰也安置在了克里姆林墙。

在他牺牲之前，苏联的媒体和公众对于我们所承受的风险并没有多少认识。太空飞行看上去很容易。游行，花车，音乐与奖章使得太空项目看上去就像体育项目一样。现在人们意识到了成为航天员并不一定意味着荣誉，也可能意味着死亡。公众开始了解我们面临的危险，就像阿波罗1号火灾之后的美国公众那样。太空项目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尽管依然不能和美国人相比。

很明显，在飞船所有系统全部彻查一遍之前我们不能再上天了。我们原来的任务安排也全部打乱了。

我当时以为还要过两年才能发射下一艘联盟飞船，实际上是十八个月。

自己无法活着返回后向地面中心抓紧报告的情节，这段列昂诺夫的回忆里好像大家并不知道降落伞的问题，是电池帆板故障后紧急返回时新出现的致命错误。

难道之前俺看过的文章是一个宣传文本咩~~依稀记得好像是《航空知识》上看见的

从这列里看降落伞不正常，不能通信。。。

以《读者》，《知音》为代表，这种东西多了去了

纯氧。如果算氧分压就高于海平面了。

　　如果是一个大气压的纯氧，人在里面该氧中毒了。

大卫.斯科特

阿波罗1号的火灾之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登月计划究竟有多么艰巨。开始有人质询整个太空项目，尤其是政客们。他们很可能关闭整个项目，情况十分紧迫。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和月亮什么的搞在一起？”许多人都在发问。“花钱的地方有的是。干什么要花钱让人去送死呢？到底为什么要登月？就因为肯尼迪这么说过？我说，肯尼迪已经不在了。”

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听证会。弗兰克.鲍曼代表宇航员前往华盛顿并极为精彩地阐述了我们此刻的心情。

“我们对我们的管理、工程以及自身能力都很有信心。”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各位对我们有没有信心。”

一场漫长的辩论之后，回答是肯定的。之前太空项目受到的预算限制被撤消了。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面对的风险，并加大了投入以解决问题并减小风险。火灾之后，宇航员的意见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但是重振士气的工作依然艰巨。对于唐尼市的人员来说，棒球一直都是鼓舞精神的重要方式。彼得.康拉德和迪克.戈登都很喜欢打棒球。有天晚上几杯啤酒之后，迪克决定挑战北美公司。他担任宇航员队的队长，而北美公司队则由NASA的一位杰出新主管叫乔.库兹帕里的来率领。一支棒球队有九人组成，库兹帕里可以从北美公司在唐尼市的30000名雇员当中挑选，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打过职业比赛。而正在唐尼市参加阿波罗9号任务的宇航员只有九个。

情况对我们稍微有些不利。

但是大家都来了劲头。一到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就去操场上训练。我之前打过不少垒球，但是没接触过棒球。所以我训练得尤其刻苦。

比赛在一个温暖的春夜举行。秘书们组成了拉拉队，还自制了队服。北美队把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大家都玩的很开心。比赛结束后我们还开了个大派对。这一切驱散了唐尼市上空的乌云。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谈论的不再是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或者之前的悲剧与死亡，而是这场比赛。项目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些鼓舞士气的活动功不可没。

这是走出低谷的第一步。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离开了天地灰暗、毫无前景的“压抑城”。直到那时，唐尼市都处于低谷的最低点，那里的人们都觉得自己要为宇航员的死负责。但是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能永远沉湎在悲剧当中。教训自然要吸取，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总有要重新上路的时候

最大的破绽是，黑障呢？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1967年5月初，我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到巴黎造访了三周。当时戴高乐总统刚刚退出北约不久。之前的夏天他造访了苏联。两国关系正热络，此外刚脱离北约的法国也在寻求新的盟友。

我住在乔治五世饭店一间十分豪华的房间里，在饭店里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有人在一旁等着帮你点烟。我的日程非常紧，每天要进行四到五场报告会，然后还要动身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勃艮第、土伦和兰斯。

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改编的电影当时正在巴黎上映。当时这本书在苏联依然是禁书。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配乐），电影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巴黎的一家名叫《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的杂志社组织了一场看片会，我作为特邀嘉宾也参加了。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外面是温暖的夜晚，可我们出来的时候天上居然下雪了。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们还以为老天抽疯了。我伸手接了一把，才意识到这是吹进入口的人造雪。电影院里外都装饰得极其华丽，门口停着一架马拉雪橇，上面还坐着身着毛皮大衣的演员。这一切把当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与我的访问同时进行的还有纪念儒勒.凡尔纳的庆祝活动。市政厅里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并按照小说里的场景摆出了许多造型。按计划，受邀宾客的年龄应当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但作为特邀嘉宾的我可以例外。大厅的中央是一门模型大炮，当年凡尔纳曾设想用大炮把人送上月球。我应邀进行了关于苏联登月计划的报告，台下的年轻听众们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他们对太空之旅的热情令现场气氛极其激动。

我在1967年初夏返回莫斯科不久，位于星城的两座新建航天员宿舍楼完工了。我们每个人都负责参与了工程项目与自己有关的特定方面。尤里负责监督游泳池的施工，我则负责监督训练中心，流体实验室和天文馆。

按之前的惯例，我们也参与了住宅区的设计。我们的新家很漂亮，我家的面积有86平方米。现在看来当然很简朴，但当年我们都乐坏了，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奢侈的房子。

为庆祝乔迁之喜我们搞了一次大聚餐。我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换上白制服，站在宿舍入口，按俄国传统用盐和面包招待客人。

宿舍楼一共11层，每层4间房。每一层都摆上了桌子，桌子上满是酒、面包和盐。我们的妻子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妻子苏维特拉娜还特意打开了我从巴黎带回来的法国酒。

同年6月15日，我们两个的二女儿奥克莎娜出生了，这是星城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百度百科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词条里就有详细的描述：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

太空船返回大气层时，因为飞船外层和空气剧烈摩擦产生电离作用，会有一个黑障阶段，此时飞船内部和外界的无线电联络都会中断，这篇文章中根本没有这个阶段。

另外，要打开降落伞已经是飞船返回的最后阶段了，此时如果是自由落体下落，飞船肯定会在空气中烧毁，时间不过几分钟，哪里有两个小时时间给他腻腻歪歪。

不过那文章写的还是很感人的，文笔还不错。结合一些历史和科学背景知识的介绍，还是不错的童话类文章。

大卫.斯科特

1967年5月下旬麦克.柯林斯和我作为NASA的代表应邀来到巴黎，参加两年一度的航空展。此举用意是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摆脱了火灾的影响，重新走上了正轨。NASA和苏联都布设了大型展位，双方都希望能让世界对自己刮目相看。比方说，苏联在这里第一次公开展示了“东方”式推进火箭。

我们在巴黎呆了一周，期间天天都在下雨。我们不习惯这里的天气，不得不买大衣。但是我们的妻子们都跟着来了，我们玩得很尽兴。我们和大使共进晚餐，还见到了携众多随行人员前来参观NASA展位的戴高乐总统。我们还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法国南部，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酒庄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品酒之夜。

最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苏联航天员。

上面叫我们不要和他们见面——NASA的官员们认为这将十分尴尬。不过，我猜这是双方大使馆牵线的结果，我们向外放出了消息称很乐意见一下苏联航天员。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曾经是战斗机飞行员，尽管是在铁幕的两边。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对同行们充满好奇，哪怕或者说尤其是敌对方的同行。

我们得到通知，如果于特定时间前往苏联展位很可能航天员也会在。这不算正式会晤，我们对自己说，不过是柯林斯和斯科特两个人路过苏联展位的时候恰巧碰上航天员罢了。不是什么大事，我们这么想。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带着妻子过去了，真巧，他们都在。

身着全套军装的帕维尔.巴亚耶夫上校和和身着便装的康斯坦丁. 费奥蒂斯托夫（Konstantin Feoktistov）正等着我们。不光是他们，全世界的媒体似乎都在现场恭候。他们肯定事先放出了风声。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摄像机，简直是无处不在。

巴亚耶夫和费奥蒂斯托夫走出来迎接我们，身边跟着翻译。然后媒体也一拥而上，你推我搡，互不相让。

这时巴亚耶夫站出来说话了。“全都让开，”他说，“我们要走了。”他似乎担心我们的妻子受伤。他这人很不错。

他领我们躲开了这群乱糟糟的记者，来到苏联展位附近的一架图-104旁边。飞机前方过道的两边摆好了桌子，上面放着伏特加和鱼子酱。我和巴亚耶夫坐在一边，柯林斯和费奥蒂斯托夫在另一边，我们的妻子则和翻译坐在一起。

巴亚耶夫的第一个问题是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的近况。去年夏天他在雅典与两个人的会面令他印象深刻。巴亚耶夫为人果断沉稳，是天生的领导。我很喜欢他。费奥蒂斯托夫则要安静许多，刚才我们还在人堆里向外冲的时候他就想往回走，即便是像现在这么安静的场合他的话也不如巴亚耶夫多。麦克后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鸡贼费奥”，因为我们这些人推杯换盏灌伏特加的时候，他总往自己的杯子里掺苏打水。

我们都不喜欢自己项目里的医生，为这个我们很是取笑了一回。我们问巴亚耶夫他对医生们怎么看，他走过去假装冲着麦克的手开枪。就我们看来俄国人在完成任务之后要接受的医学检测远比我们多。此外，我们还一致同意地面控制台在任务当中总是太罗嗦。

我们问巴亚耶夫航天员要花多少时间作报告，学习还有操纵模拟器，他开玩笑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猎和钓鱼上了。这时费奥蒂斯托夫难得地表现了一次幽默感，他说巴亚耶夫胳膊上有块青淤，这是他给钓上来的鱼量尺寸时留下的。我们邀请巴亚耶夫来肯尼迪角钓鱼，他接受了邀请但并没有保证。

然后气氛严肃了起来，我们为双方的死难人员敬了一轮酒，并希望两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麦克和我知道几周前一名名叫科马洛夫的航天员刚刚不幸身亡。我们不知道细节，也没有问。不过当巴亚耶夫询问阿波罗1号组员遗孀们的情况时，我们也问了他科马洛夫的未亡人近况如何。巴亚耶夫说她不太好，每天她都去给科马洛夫扫墓。

会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俄国人回访。两天之后他们过来了。巴亚耶夫迫不及待地爬进了展出中的阿波罗太空船，他似乎对它十分了解。这也正常，毕竟我们计划的各种细节都经常公开发表。我们的讨论十分坦诚，尽管双方都极力不让对方感觉自己在试图套话。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俄国人的早期任务中航天员落地前要从返回舱里弹射出来。我们知道他们的太空船在陆地上着陆而不是在海上溅落，但我不知道航天员要自行跳伞落地。俄国人对我们在任务期间，尤其是在重返地球期间控制飞船的能力也很感兴趣。巴亚耶夫说他们的飞船在重返地球的时候是自动的，之后他又小声嘟囔了几句说他是第一个手动操纵飞船重返地球并紧急着陆的航天员。我当时对他的话并没有多想。

这就好比我们是一只球队，第一次去拜访对方的训练场，大家对周六比赛时彼此采用的战术都避而不谈，此时我们更关心的是拉近双方的关系。分手的时候我们又敬了一轮酒，预祝美国和苏联将来在太空领域有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这些人能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以私人身份坐下来关系重大。我从没想过面见航天员，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这么一次机会坐下来开诚布公的交谈。我没有感到任何敌意，任何彼此竞争的感觉在对另一边的兴趣面前都让位了。

我们都是一个精英俱乐部的会员，这种会员身份给人的感觉比什么都强烈，无论是政治还是冷战的阴云都无法与之相比。

大卫.斯科特上校

载人航天中心，休斯顿，德州

1968年对美苏两国的太空项目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两大强国都极力想通过率先登月来向人类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最终的赢家会是谁呢？这是当年年初的热门问题。

这一年在很多方面来说对美国都不轻松。越战的影响开始显现，战局胶着，而且一月时越共刚刚发动春节攻势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晚些时候马丁路德金与鲍比.肯尼迪的遇刺带给了人们更为沉重的打击。铁幕那边的情况似乎也每况愈下，对捷克共产党自由化尝试的镇压导致了强硬派的重新上位。但是这种种坏消息都基本与宇航员绝缘，我们如同在隧道中跋涉，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远方的一点上。

美苏双方的太空计划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们这边因为阿波罗火灾而耽误了大约一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解决问题方面——问题简直数不过来。我们忙的脚不沾地，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现有的一切都要推翻重来。就连阿波罗任务的代号都换了，之后的飞行都是按照任务种类或者目的来命名的。

在火灾之前，每次飞行都仅仅以其所使用的“土星”火箭的编号或者指挥舱的编号来命名。火灾之后，人们决定死难乘员所进行的是第一次阿波罗飞行。接下来的三次都是无人飞行，目的是测试新式的土星5号推进火箭及其无人指挥舱和较小的土星-IB推进火箭及其无人月球舱。土星系列是冯.布劳恩的设计，它们的代号是阿波罗4号至6号，第一次载人任务将是阿波罗7号。

此外，新的阿波罗计划还包括一系列难度与重要性都逐步提升的任务，这些任务根据其类型或目的用字母A至J来表示。A和B是无人任务，C是指挥舱在地球轨道的第一次无人任务，D和E是在地球轨道试飞月球舱，F是第一次月球任务，而G则是首次登月。H和J是延长乘员在月面的停留时间并扩展月面科学考察的范围。I原本是绕月“科学任务”，不过后来取消了。

整个计划的难度越往后越高。每一项任务的目标不管需要几次飞行都要完成，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这意味着直到第一次登月尝试之前不久没人知道第一个登月的会是谁。

在火灾之后的混乱当中，1967年4月的一个下午有消息传来说迪克.斯雷顿叫全体在岗宇航员第二天开会。一般来说这种会议都是由宇航员办公室主任阿朗.谢巴德主持的，迪克亲自召开会议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当时谁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18个没有出差的人来到了载人航天中心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房间里充满了期待的气氛。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穿着白衬衣并扎着领带，不过也有几个接下来要进行模拟器训练的人穿着稍微随便一点的运动服。但是我们的举止行为可是一点也没有随便的意思。我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桌旁或倚在墙边闲谈，墙上还挂着上一场会议留下的任务表。但是迪克刚刚走进房间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两三句话之后他很快切入了正题。“将来进行第一次月球任务的人选就在这个房间里。”他说，“第一次登月的乘员现在正看着我。”

这话的含意十分明确：前三批之后招收的宇航员在登月计划的日程上是排不到我们前面的。当月早些时候宣布招收了新一批共19名宇航员，但这些早期登月计划没有包括他们。（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如阿尔.沃顿（Al Worden）和吉姆.艾文（Jim Irwin）后来还是参加了月球任务）

我们知道，这回我们都是内部人士了。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兴奋、大概也是最简短的会议。迪克一离开房间我们随即涌上走廊，个个满面笑容。能与日后将要踏上月球的人同属一个集体令我感觉相当好。

“这回有趣了，”我对拉斯蒂.施威卡特说，“真想看看在首次登月之前一共要发射几次。”

当时还不清楚我们当中的那些人会入选第一次G任务——即登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C，D，E，还有F任务的首发或预备乘员。在阿波罗火灾之前我，吉姆和拉斯蒂就已经成为了一次D任务的首发乘员，这次任务的目的是阿波罗月球舱与指挥舱在地球轨道上的会合与对接。这次任务原本应该是阿波罗8号，后来变成了阿波罗9号。这改变意义重大。

根据迪克开会前后确定的日程，阿波罗7号应于1968年10月发射。阿波罗8号应于1968年12月发射，阿波罗9号则于次年春天发射。三次都是绕地任务。第一次绕月任务的日期安排要到1969年春末才能确定。如果成功，那我们刚好能在年底之前——也就是肯尼迪的时限之前——登上月球。

但是在1968年的夏天，在阿波罗7号发射之前，肯尼迪的期限已经退居第二位了，现在真正的期限是赶在俄国人前面，不仅是第一次登月，还有第一次载人绕月任务。

两国都进入了长跑的最后一圈，成败干系越来越大。此时最终结果还殊难预料。只有NASA内部的少数高层人士——能接触到CIA资料的人——才知道俄国人离终点线有多近。

乔治.劳（George Low）是NASA驻休斯顿的阿波罗计划主管。很显然他能接触到CIA的情报。他很可能知道俄国人正在筹划一系列无人“联盟”绕月任务，为1968年底的载人绕月飞行做铺垫。这比我们的阿波罗绕月任务早了6个月。

俄国人率先登上月球的政治意义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不清楚苏联的太空项目面临怎样的困难，我们只知道必须加紧了。我们的项目即将遭到重大调整，而我则首当其冲地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