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应该是原作写错了，正在想可不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在月球上找水
原文是“the circles of freezing and thawing ”，我想当然了。
猎隼号的上升引擎于地逝时171小时37分准时点燃，尘屑飞舞中我们即刻脱离了月球表面，全世界首次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这一景象的实况直播。吉姆和我正检查系统准备与奋进号会合的时候，指挥舱里的阿尔打开了卡带录音机——这是正式设备的一部分，好让我们偶尔能听听音乐。为了预祝这次全空军阵容圆满完成任务，他插入了我们特意带来的一盘精选磁带。
按照原计划这段音乐只有休斯顿能够听见，阿尔不知道我们刚好也调到了同一频率。所以在整个系统检查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听到空军军歌。尽管有些出乎意料，不过能在“我们飞向辽阔的蓝天……”的歌声中开始返程之旅的确感觉不错。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天空是漆黑色的。
与肯尼迪角的发射相比，我们的升空十分寂静平和，只有背景音乐的陪伴。我们的上升推力一开始是六分之一G，后来增加到了二分之一G。尽管我们穿着宇航服并带着头盔，因此听不到多少外部的噪音，但是在升空的时候我依然能听见一阵轻微的丝丝声，好像有一阵轻风吹过了猎隼号的窗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声音是上升引擎发出来的。
我们很快就升到了哈德利沟的上方，三分钟后我们达到了30000英尺的高度，两个小时后开始了与奋进号的精密会合与对接，很快奋进号与猎隼号又结合成了一艘太空船。费了半天劲把总计170磅的岩石样本从月球舱搬进指挥舱以后，我们关闭了猎隼号的舱门准备抛弃月球舱。我们返回地球的旅程将由奋进号单独完成。由于宇航服的密封除了一点小问题，抛弃月球舱的时间延后了十分钟。地逝时179小时30分，阿尔发出了月球舱已分离的确定信号。
“收到。”任务控制中心回复道，“好好送她一程吧，她是艘好船。”
“她当然是了。”阿尔伤感的说。
两船分离的延时使得任务控制中心在分离后不久发给我们不少令人困惑的错误数据。如果分离按时进行，我们很可能再一次与月球舱擦身而过。任务控制中心很快就进行了重新计算，我们也没出什么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和吉姆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8个多小时没有进食，他们认为是我们这边头脑不清。他们甚至还建议吉姆和我各服用一片速可眠——司可巴比妥的商标名，这是一种有镇定作用的巴比妥酸盐。一般的阿波罗任务都会带上几片以防万一。
我对这一建议吃惊不小，立刻决定置之不理。我当时猜测这一定是哪个NASA 监控医生的建议。他们对宇航员的身体状况总是关心过度。尽管当时我没开口，但是我认为在各种紧急情况随时可能发生的时候随便吃安眠药是可笑的行为。尽管我和吉姆在身体上都十分劳累，但是月面任务的顺利完成领我们十分高兴，我们很肯定自己不吃药也能睡得很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建议至少吉姆应该吃一片安眠药，他又拒绝了这一建议。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吉姆和我在月面停留时都有轻微的心率不齐。这种症状的学名叫心室收缩，起因是发射之前的高强度训练导致了我们身体缺钾。随后任务的乘员都会带着含钾的饮料。事后我对这件事很有意见，因为身为指挥官我当时没有得到所有信息，因此没能将这一情况纳入考量。
更令我担心的是，事后我得知医生们通知任务控制中心的飞行主管，吉姆的心电图显示他有一种名叫“二连律”的症状，即心脏停跳一下，接着快速跳两下。在我们进行月面行走的时候这种症状就出现了许多次，在两船会合之后也出现过。我们进入指挥舱并稍事休息之后，吉姆的心脏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个情况，我本可以减轻他在月面行走时的工作负担。
任务结束后几个月，吉姆发作了一次心脏病。几年之后又是一次。1991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作要了他的命。接连几年，我一直徒劳无功地要求NASA为他在任务中的心脏问题与他最终死亡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不过在回到奋进号之后的第一夜以及返回地球的三天旅程中我和吉姆都睡的很好。返程当中我们依然有大量科学实验需要进行。首先，在离开月球轨道之前，我们要释放一颗六角形的小型卫星，这也是第一颗进入太空的小型卫星。这颗卫星将要围绕月球运行一年，收集月球磁场的有关数据。
然后，在距离地球还有197000英里的地方，阿尔要进行一次出舱行走——第一次深空出舱行走——来取回科学仪器舱里的记录磁带，因为在靠近地球时要抛弃仪器舱。阿波罗15号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其模拟舱中携带的大量科学仪器。模拟舱在月球轨道上以及往返月球期间收集月球的相关数据。操作模拟舱主要是阿尔的责任，也是他独自呆在月球轨道上的三天里主要的工作。
从月球返回的途中模拟舱有一项十分有趣的应用，即对脉冲X光源性质的观测，也就是日后所说的黑洞。这项观测是与一座位于苏联境内的陆基天文台合作进行的，这座天文台和我们在同一时间扫描了银河系的同一区域。我们拍摄了第一批疑似黑洞的照片，当时我们对其还没什么了解。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项研究中出力。
这些疑似目标当中的一个，天鹅座X-1，是在我们任务前不久才刚刚发现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三十年后黑洞会成为我的主要职业兴趣之一。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天鹅座X-1是一个双星体系，黑洞贪婪吞噬着它的邻居的物质，两者形成一个旋转的圆盘，黑洞就在盘中央，吞噬过程产生的热量就以X射线的形式辐射出来。
在任务的第12天，我们在太空中举行了一场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会上我们回答了来自各方各面的问题，从训练时遇到的困难到任务中我们最想重温的时刻。我对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分肯定，那是吉姆与我站在站在哈德利三角山山坡上的时候，平原就在我们脚下，当时我们第一次全景式领略了我们的着陆地点有多么丰富多彩。
或许在我们的返程途中最感动我的通话就是我与李.西弗教授之间的简短对话。他一直在任务控制中心的地理学家观察室里跟踪这任务进展。李获准来到主控制室与我小谈片刻，这也是所有阿波罗任务中地理学家唯一一次直接与宇航员交谈。他的话对我意义重大。
“嘿，大卫，你干得太漂亮了。你可不知道，我们在这边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在简短讨论了几个我们考察过的地区后，他满怀热情地说。
“那是因为我碰巧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教授来指导我。”我说。
“可不止一个，大卫。”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谦虚。“我想你帮我们确定了第一个需要再次考察的月球地点。”
“我可以在那里花上几个星期呢，那样肯定还能找到更多更好的考察地点。简直让人头都大了。”我总结道。“真希望有一天能带你们到那边来看看。”
从肯尼迪角发射升空12天之后，我们的飞船返回了地球。这次的着陆不像双子星8号那次一样落在未知区域。奋进号笔直地冲向了夏威夷以北的目标海域。下降时出了一点很令人紧张的事故，奋进号的3个降落伞中有一个在打开之后出现了破损。万幸的是剩下的两个降落伞依然提供了足够的阻力，就是最终溅落时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
8月7日东部光照时间下午4点46分——地逝时295小时12分，我们溅落在了风平浪静的太平洋，海水一下子淹没了我们，但是我们又立刻浮了上来。
“回收队，阿波罗15号报道，全体情况良好。”几分钟后我用电台发出了这条消息。
没过多久就游过来两个人，给奋进号系上了漂浮环和固定锚。一架直升飞机有绞盘把我吊了起来，接着是吉姆和阿尔。我们很快降落在了USS冲绳号上。随着“起锚歌”（anchor aweigh）的奏响，我们向回收队行军礼致敬。我当着他们以及赶到现场祝贺的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的面进行了一场简短的演讲。
“就我的经验来看，海军的回收工作做得最好。无论我们溅落的地方离船多远都一样。”回想起上次双子星8号任务的窘态不由得我面露微笑。
有些人可能会被吉姆，阿尔和我胡子拉碴地走上USS冲绳号甲板这一幕感到吃惊。不过在发射之前我曾经向我的孩子们承诺过，在太空中不会刮脸。这也是之前执行长期任务的宇航员都会遵循的惯例。孩子们看了老一辈探险家如阿蒙森、斯科特、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图片之后，也希望我能够以同样满脸大胡子的形象结束我的太空之旅。所以当我们走下救援直升机来到USS冲绳号甲板上时，我很高兴这将是我给我的孩子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和之前几次阿波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的家人不必等待太久就能与我们重聚，因为我们是第一批不用接受隔离的组员。我们很快就从夏威夷的希卡姆空军基地起飞回到了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的家。
就我看来不进行隔离是错误的行为。我们这次为期12天的任务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影响。尽管任务的圆满成功令我们十分兴高采烈，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回家，但是我们实在太累了。在完全回到地球上的生活轨道之前我们本应先个到一段时间的休整。在一个严格受控的环境生活了这么久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十分脆弱。任务期间的高强度体力要求使我们的体重都大为下降——我整整瘦了12磅有余。但是我们一回来就投入了无休止的任务简报当中，这些都很有趣。在隔离期间所有人都过来看我们，而现在我们则开着车从一场会赶到另一场会。此外我们还要接受密集的体检，包括心电图以及监测式跑步机。
返回之后我们照例举行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新闻发布会。在一轮又一轮的记者发问之后，我向所有在各自的太空项目中牺牲的宇航员与航天员表达了敬意。接着我当众朗读了一段我最喜欢的名言，摘自希腊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普鲁塔克。我觉得这句话与我们刚刚完成的任务格外相配。
“人的心智不是一个需要斟满的容器，”普鲁塔克这样写道，“而是一支亟待点燃的火炬。”我们这次月球之旅带回来的地理学宝藏无疑点燃了公众的兴趣之火。
但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对搜集来的石头进行详细分析，而这一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再次短暂接触我们珍贵的货物。我们和地理学家们一起开了个派对，并且得到半天时间隔着“月球标本实验室”玻璃窗观看这些岩石，它们很快就要被移交给科学家做进一步详细检查。这感觉就好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交给别人领养，而我们只能隔着育婴室的窗户看他们最后一眼。
不过这最后一面实在是不一般。我们穿着白色的连体保护服，在地理学家吉姆.海德（Jim Head），李.西弗，戈登.斯旺（Gordon Swann）以及杰克.施密特的陪同下一起走过了检视窗口。我和吉姆研究那块绿色岩石的时候，李.西弗问我们这块不同寻常的岩石可以提供怎样的信息，这令我们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还是他主动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其实吧，我们研究这块石头已经三天了，”他承认道，“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块石头是绿色的而且很易碎。”还要再过好几年人们才能确定它是当年橄榄石海的一部分。
能这样安静思考的时刻在任务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大多数的夜晚里我们都在众多私人与公众派对之间赶场。按照传统，飞行员在首次单飞之后的晚上要被人扔进游泳池里，因此阿尔和吉姆都当了一回落汤鸡。有些朋友搜集了与我们任务有关的所有新闻并制作了剪报簿，有人想要签名，小孩子想让我们看他们画的太空画。所有人都为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邻居们会带着蛋糕过来串门，顺便听我们讲讲任务中的逸闻趣事。
尽管我们很感激朋友与邻居们的热情与好意，也很想和他们聚一聚，但是我们更想做的是回家休息一下，多陪陪家人。我们都十分疲劳，但是体内的肾上腺素依然过量，因此晚上有时很难睡着。阿尔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写诗，后来还结集出版了。
就我来说，回家一个多礼拜之后我依然经到了凌晨2点还睡不着。操纵电钻给身体带来的巨大负荷使我的肩膀时常隐隐作痛。尽管NASA的医生们认为我没事，一位在NASA工作多年，名叫迪.奥哈拉的护士还是在休斯顿一家诊所里为我私下安排了一个超声波理疗疗程，这才算解决问题。但是在那之前，我要想缓解疼痛就只能在凌晨时分享受一下在月球无法进行的若干待遇之一，也就是热水淋浴。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上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
1972年，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这是冷战当中少有的平静时刻。勃列日涅夫与那可是都在致力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一气氛的改善在俄国被人称为“缓解期”。
苏联人民对这些促进和平的举动表示欢迎。我国在二战当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大多数人都对对抗毫无兴趣。人们依然记得1945年春美苏两军在易北河畔托尔高镇会师的景象。当年两国同仇敌忾打击纳粹的光景始终令人怀念。
1972年5月，尼克松成为了第一位访问莫斯科的美国总统。长时间的会谈为两国签订第一份裁军协定铺平了道路。这对双方都有利。尼克松很理解美苏两国都无法应对全面战争，因为我们都已经拥有了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我们再也不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囤积武器了。
对两国太空项目都意义重大的会谈从阿波罗11号之后就开始了，主要内容就是未来两国在太空中的合作。
在一系列会谈的推动下，1972年春尼克松与柯西金总理签订了关于两国联合太空项目的协定。这将是第一个大型国际合作太空项目，阿波罗飞船与联盟飞船将要在地球轨道上会合并对接，乘员们将在两船之间转移并“在太空中握手”。这将是两国合作潜力最了不起的象征。
为了庆贺这一时刻，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为尼克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也在场，酒席之间勃列日涅夫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对阿波罗-联盟计划怎么看。
“两国见的协议已经签订了，你有什么看法，阿列克谢？”他问道。“你对这件事有没有信心？你认为我们能够合作吗？”
我第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是在1964年9月，与尤里和巴亚耶夫一起。当时我们带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参观拜科努尔基地，向他们展示最新的技术进展。当时我正在为黎明2号任务进行训练，于是就向他们演示了几个我在出舱行走时要进行的动作。
“干得好，伙计们。”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继续努力吧。”从那以后他对我一直直呼名字。
“我可不光是有信心而已，”我告诉勃列日涅夫，“我一直想参与这件事。现在是集中精力共同努力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又找别人说话去了。这时柯西金将我引荐给了尼克松，此刻他正要举杯祝酒。
“今天早晨阿波罗-联盟计划的正式协议已经签订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回头了。”尼克松看上去十分从容自信。“大家都知道，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全世界都在注视这我们，有人满怀希望，有人心存怀疑。但我十分乐观。我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我们两国将会尽一切努力相互扶持。”
所有人都举杯回敬，大厅中气氛十分热烈。我也向尼克松敬了一杯酒，不过我不光打算预祝项目的圆满成功。
“祝您身体健康，也祝我们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我说道。“不光是在太空领域。”
1974年阿波罗-联盟任务即将发射前夕，尼克松再次了访问莫斯科，我有一次见到了他。他认出了我并微笑着问我近况如何。当时我已经成为了苏联方面的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于是我向他保证说一切顺利。但是1972年时这场共同的冒险才刚刚开始，美苏双方都还没有挑选自己的组员。我的主要精力也依然投入在礼炮项目上。
在去年夏天联盟11号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为多布罗沃尔斯基，派特沙耶夫与沃科夫举行了国葬仪式，他们的遗体照例埋葬进了克里姆林墙。抬棺者中有一位是美国宇航员汤姆.斯塔福，他不仅参加过两次双子星任务，而且还指挥了阿波罗10号任务。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大卫.斯科特上校
华盛顿，白宫
阿波罗15号任务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踏上了巡回访问的道路。在华盛顿我们受邀参加了国会的联席会议。之后萝坦和我以及吉姆与阿尔两家人受邀来到了白宫，这次我们是带着孩子来的。太空飞行的概念对这些孩子来说已经多少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趟旅行可实在不一般。
我们这些成人在一楼与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以及其他客人一起用餐，孩子们就在二楼总统的私人生活区由副总统的女儿款待。晚饭之后，尼克松把八个孩子叫到一起，领着他们在白宫内部游览了一圈。他就像彩衣魔笛手那样擅长与小孩子相处。他领着孩子们参观了一条密道，游览结束时还分发了许多钢笔与书签之类的小礼品。和吞没了他执政后期的激烈的指控与丑闻相比，眼前这一刻实在是非常打动人。
离开华盛顿之后我们又来到纽约，在联合国全体会议上做了发言并从秘书长吴丹手中接受了联合国和平奖章。下一站是盐湖城，我们在一座美丽的摩门教堂里面做了发言。在芝加哥，五大湖区消防船队在高压水枪里加了颜料，用彩色的水柱来欢迎我们。接着我们又前往了若干西欧国家首都，包括巴黎，波恩，布鲁塞尔和伦敦。几周后我们又受邀前往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在古堡深处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酒会。能够穿越铁幕进行访问的确难得。
在波兰的访问尤其有趣。在华沙与克拉科夫，有关方面为我与萝坦提供了一位保镖，这是所有出访当中唯一的一次。桑岱少校身材高大而且为人和蔼，将我们保护得十分周到。热情过度的围观者根本无法靠近我们，他凌厉的眼神以及铁板似的面目足以令任何人退避三舍。我们在华沙的最后一夜，美国大使在当地一家夜总会为我们设宴送行，这时我们和桑岱少校已经很熟悉了，尽管他这人平时一直少言寡语。但是当他提出要与萝坦跳舞时我们还是吃了一惊。回去的路上我和萝坦一直在小声商量给桑岱少校的妻子买个什么礼物才好，结果第二天分别的时候他反而代表他妻子送给我们一件礼物。看来我们说得话他都听到了。
这一趟公关之旅一直持续到年底，新年那天我们参加了佛罗里达桔子碗花车游行。这一路上我们都在想我们的下一个任务。阿波罗15号返回地球已经过了5个月，太空项目的前进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1972年12月的阿波罗17号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登月任务。
目前天空实验室（Skylab）太空站计划还只安排了3项任务，截止到1973年底，所有的乘员都已经挑选好了。再远一点的将来属于航天飞机，但是总统还没有批准这一项目。眼下实在没什么盼头，尤其对于富有经验的登月宇航员来说。
一月底的某一天，阿兰.谢巴德把我叫道了他的办公室。他又一次成为了宇航员办公室的主任，考虑到我们的公关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他提供给我两个选择。我可以为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基恩.瑟南（Gene Cernan）做后备，或者我也可以加入NASA管理层，以任务执行特别助理的身份参加阿波罗-联盟项目并为项目主管格兰.鲁尼（Glenn Lunney）工作。
阿波罗17号没什么指望。我对于在基本没有上天可能的前提下再接受一轮高强度训练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我很喜欢鲁尼，他是阿波罗9号与15号的飞行指挥之一，而且阿波罗-联盟项目听上去也十分诱人。所以在为天空实验室项目主管担任了两个月的技术助理之后，我选择了后者。
鲁尼已经组织了一支队伍，我也在休斯顿和苏联方面碰了几回头。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各方面进程，以保证双方在软件与硬件方面都能兼容。任务的乘员还没有确定，所以我也要代表美方学习如何操作苏联飞船的界面以及与苏联同行们共事。
在此期间，我去了一趟华盛顿。到了以后NASA的代理主管乔治.劳把我叫了过去。我在休斯顿是就认识乔治，当时他还是阿波罗飞船项目主管，我十分尊敬他。见面之后我们先是客套了一番，然后乔治看着我的眼睛说了实话。
“大卫，”他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自己在这件事里的表现并不感到光彩。”
他说说的事情后来被人们称作阿波罗15号信封事件。阿波罗15号发射的时候，我们随船带了一批首日封。不幸的是，任务结束几个月之后其中一部分被一个德国邮票贩子卖掉了。作为NASA的二把手，乔治在这件事情的善后处理方面牵涉很深，他的这句话是对直到当时为止NASA最差管理案例的说明。
这一切大概从水星计划时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路由双子星延续到阿波罗。人们对于进入过太空的物品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因此它们也越发流行与值钱起来。从水星计划一开始起，宇航员就获准携带一定数量的个人物品或者PPK（personal preference kits）登上飞船。在任务开始之前，这些物品的清单要交给迪克.斯雷顿过目并批准，他对此有完全责任。
随着任务重要性的增加，这些物品的数目与种类也在增加。除了个人纪念品之外，宇航员们还开始携带纪念章之类的东西，以便任务结束后送人。到最后有些宇航员一个人就会携带上百块纪念章，以至于重量都成了问题。此外，商业化的触手也悄悄伸了进来。
到了阿波罗14号的时候，有人称乘员们将一批银质纪念章带上了飞船，打算回来以后交给富兰克林纪念品公司（Franklin mint）重铸并与大量其他纪念章混合出售。富兰克林纪念品公司甚至还在任务开始之前打出了广告。这笔买卖最终没有做成，最后没了下文。报纸上从没提过这件事。但是有些国会成员还是听说了，并且十分生气。
当时我们正在为阿波罗15号接受训练，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知道。要是我们事先得到了消息，一定会对接下来的事情小心得多。我们只知道迪克.斯雷顿把我们能够携带的纪念章上限砍掉了一半。不久后迪克请我，吉姆和阿尔介绍给了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人名叫沃尔特.艾尔曼。事后回想起来，这恐怕不是巧合。
阿波罗25号发射前几个月的一天晚上，迪克将我们几个请到艾尔曼的家里吃晚饭。艾尔曼问我们愿不愿意通过在邮票上签名的方式来赚点外快。“大伙都这么干。”他说。我们也同意了。当时载人航天中心集邮俱乐部的人也找过我们，请我们为许多首日封签名，说这既是为了俱乐部成员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时我们都没买人身保险。所以我们以为万一我们在任务中遭到不测，这些东西可以为我们的家人起到代替保险的作用。
但是艾尔曼提议我们将400份纪念信封带上飞船，返回之后将其中的100份交给一位德国的邮票贩子。发射当天这些信封要盖一次邮戳，返回当天再盖一次。我们当时以为这位邮票贩子要过上几年才会将他那部分信封出手，至少也要等到阿波罗计划结束之后。作为交换，艾尔曼为我们每人建立一笔6000美元的信托基金作为日后子女的教育费用。由于连月来的紧张训练，我们对这件事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回头看来我们根本不该沾这种事的边。
任务结束后，我们得知那个邮票贩子开始出手信封。我们通知艾尔曼说我们反对他的行为。我们不需要他的信托基金，这和我们事先理解得不一样。
NASA的高层领导一听说这件事就火冒三丈。很快公关办公室就把尚不完全的信息披露给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似乎私自把这些信封带上了飞船。这根本不可能，飞行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是由NASA工作人员完成的，根本没有我们插手的份。
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都要交给工作人员打包以确保其防火。个人物品要列清单并在发射前得到批准。我从来不知道有哪条规章规定了什么东西不能打包。迪克负责审核清单，所以就我看来我们只要信任管理层就好了，只要清单通过审核就万事大吉。
不过在我们的任务开始之前，不知为什么迪克没有按照惯例向我们各自索要清单，也没有在清单上签字。他说一切物品都已经装上了飞船。信封是我们自己买的，不过在发射当天负责贴邮票与盖邮戳的是宇航员办公室。但是不知为什么工作人员并没有把它们列入PPK的最终货单。
新闻报道还称出事之后我们都被宇航员队伍开除了。这也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NASA管理层眼对于漫天飞舞的谣言与不实之词毫无作为，采取了彻底的鸵鸟战术。
这些报道令国会大为震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NASA有义务向国会通报自己的所有活动，但是这次的事情国会反而是先从媒体那里知道的。国会当中的许多人一定回想起了阿波罗14号纪念章事件，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从来都不支持NASA。
NASA随即展开了内部调查，调查开始之后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他建议我们赶紧给自己请律师。一场参议院听证会正在筹备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司法部调查。
事情很快就变成了捕风捉影的迫害活动。NASA上层建议我们保持缄默并且援引第五修正案。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把实情全部说了出来，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司法部的最终调查结果认为我们触犯了若干行政规定，但是并不构成犯罪行为。NASA没收了剩下的信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前就采取了行动。在NASA、司法部与参议院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束后，司法部于1978年12月6日在《递交助理司法部长的意见备忘录》中总结道，NASA对于剩余信封没有所有权；信封从一开始就是非卖品；任务乘员无意隐瞒携带信封进入飞船的事实；最后，只要提出申请这些信封完全可以获准进入飞船。
为了这件事我们都受了处分。但是从一开始这件事就不地道。NASA把我们晾了起来，我们的上级逃避了自己的责任，留下我们没遮没盖地在暴雨中哆嗦。
我花了许多年试图获取NASA与国会关于这一案件的档案。NASA一直拒绝彻底解密。我们发现对于之前任务中的牟利行为也早有人发出过不满的声音。我搞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信中NASA承认有其他10名匿名宇航员曾经与艾尔曼的签名邮票生意有牵涉。但是这一切直到阿波罗15时才曝光，因此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在联盟11号的惨剧之后，联盟飞船的设计得到了重大调整，此外新式太空服也进入了制造阶段。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礼炮一号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被破坏了，因此必须发射第二艘礼炮飞船。这次联盟飞船依然要与太空站会合，将乘员转移进去并在里面工作3到4周。这一次我又成为了二人乘员组的指挥官。
第二次礼炮任务筹备期间，勃列日涅夫第二次造访了星城。这次他是和菲尔丁.卡斯特罗一起来的。根据日程两人在这里原本只会停留两个小时，但是他们把时间延长到了四个小时。
当时勃列日涅夫身体还十分健壮。一路上他脱了外套，解开领口，卷起袖子，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提出各种意见。他在留言簿上的留言十分打动人：“与菲尔丁和你们共渡的这几个小时，我亲爱的朋友们，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那年秋天他遭遇了他的第一次中风。他的身体随即垮了下来。他的五官变形了，他的讲话不再流利，他身边的人开始篡权。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他的精力比任何人都旺盛。
1972年7月，我们为第二次礼炮任务做好了准备。我的个人物品再一次装进了太空站。我们再一次前往拜科努尔。这回我们再一次没能成功。
这次的任务刚开始几分钟就失败了，用来经礼炮2号送进太空的质子火箭出了问题。点火很完美，但是二级助推火箭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任务开始不到3分钟火箭与空间站就坠毁了。
后来一名搜救队的成员在坠毁现场找到了绣着我名字首字母的睡裤，当时它就撒在地上。
“你兴许没能参加任务，不过起码你的内衣上了一会儿天。”他开玩笑说。
不过这番话根本无法振奋我的精神。这次失败令我极其沮丧，这次我对项目的信心真的开始动摇起来。
1973年1月，美国宣布了他们为阿波罗-联盟项目选择的乘员名单。几个月之后我受命在这次联合任务中指挥联盟飞船。一开始这个项目的确令我望而生畏。因为我不会说英语，而任务规章强制要求双方乘员都要学习对方的语言。上面让我接受强化语言培训，但是真正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语言问题。
尽管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与挫折，我依然十分希望能继续参加礼炮空间站的工作。
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前提条件是原定与我一起乘坐联盟11号的瓦莱里.库巴索夫要担任这次任务的工程师。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上面也找他单独谈过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任务。他也同意了，前提是由我担任指挥官。
然后我又十分高兴地得知，汤姆.斯塔福受命担任阿波罗乘员的指挥官，迪克.斯雷顿是对接舱驾驶员，第三名乘员是文斯.布兰。我在雅典见过迪克.斯雷顿，而且对参加过联盟11号乘员葬礼的汤姆.斯塔福抱有很深的敬意。
在我们这边的两位乘员选定之后，我与汤姆.斯塔福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面。会面地点既不在美国也不在苏联，而是在1973年5月巴黎航空展上，这个地点相对中立。为了庆祝任务开始，主办方搭起了一座特别场馆。美国宇航员的大幅照片已经挂了起来，但是一开始却没有我们的照片。
“这帮俄国佬连照片都不能准时挂起来，你们打算怎么跟他们合作？”在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发问道。
给这个项目泼凉水的人从来都不缺。有人认为我们打算窃取美国人的技术，因此美方不应该与我们合作。不过就我看来美国人和我们之间都有大量要向对方学习的地方。
“我对我的苏联同事有着完全的信任。”汤姆回答道。“航天员们本人就在现场，为什么还需要照片呢？”他话音刚落就有人拿来我们的照片挂了起来。
大卫.斯科特
尽管信封事件后我的日子不太好过，我依然乐观地对太空飞行的未来充满希望。我尤其对阿波罗-联盟项目充满热情，这时我已经加入了这一项目。太空合作这一构想早在1969年夏天阿波罗11号首次登月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来了。
在一次联合国致辞当中，尼克松总统谈到了国家间太空合作的重要性。登月竞赛的结束意味着美国将 “推进伟大的人类太空探险进一步国际化”。他说道，“太空探险并不是某几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这条信息最终发展成为了阿波罗-联盟项目，但是在一开始谁也看不到这种未来的可能性。
除了外交上的障碍之外，NASA的预算也受到了削减。1970年3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表明，美国的太空项目再也不能像它在太空竞赛最紧张的时期那样支配各项资源了。
“我们必须明白这颗星球上还有许多事情更值得我们优先付出资源与精力。”他说道。
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从越南撤军。尼克松在公开场合支持撤军，但是却下令轰炸了柬埔寨的共党基地。局势因此进一步升级。国内的反战示威也随之高涨，最终导致了1970年5月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4名学生在国民警卫队向示威人群开枪时丧生。
但是尽管政治支持不断受到削弱，NASA依然在寻找着继阿波罗项目之后新的前沿领域。若干目标中的一个就是天空实验室，这是一个相对大型但暂时性的轨道空间站，此外就是与苏联方面的合作，即后来的阿波罗-联盟项目。
就我看来，阿波罗-联盟项目是个了不起的机会。从个人角度出发，试飞员总喜欢飞别人的飞机以便了解其性能。说得再大一点，美苏双方在这场激烈而危险的冷战当中已经纠缠了太久，而这个项目将能够提供一次极其珍贵的机会向人们证明，只要有双方领导人的授意，美苏之间完全有可能合作。此外我们也能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苏联同行的工作方式，从日常训练到飞船制造，还有他们飞船的外形。这绝不是说我们打算对苏联人进行间谍活动从而在太空中打败他们——我们早就领先了，至少就我们看来如此。
但是再怎么说苏联也在铁幕的另一边，另一个超级大国。多了解一些总不是坏事。两边无数的洲际导弹依然指向对方，双方都下发战令明确针对彼此的战斗状态。目前的局势的确比较缓和，可谁知道能持续多久？事实证明并不太久。
我还意识到，参加阿波罗-联盟项目也许还能使我有机会访问苏联。这的确十分令我兴奋。苏联被隔离了这么久，我们对这个国家以及她的人民都知之甚少。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的影像资料都是经过苏联官方审核的，绝大部分都是阅兵式上的方阵与武器陈列，这使得苏联看上去既封闭又神秘。
驱使我的主要是好奇心。我唯一与苏联航天员的两次接触是在1967年与1969年的巴黎，这使我更加渴望了解他们。
在我加入阿波罗-联盟试飞行项目之后不久，双方的技术支持人员与任务乘员之间有了一系列人员往来，这主要是为了在任务规划方面达成共识与妥协，还有就是设计一款能够让双方飞船进行对接的接口系统。
不到一年之后的1972年6月中旬，我得到了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机会。我要带领一个由35人组成的技术团队前去商谈阿波罗-联盟任务的配置与操作问题。我在苏联的主要联络人是苏方项目主管康斯坦丁.布舒耶夫（Konstantin Bushuyev）教授。
当时我并不大清楚他具体是什么人。不过多年之后我了解到他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的试验设计中心里面一位重要的工程师主管，一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与设计师，自六十年代初期就密切参与了苏联载人航天项目的诸多方面。他也是科罗廖夫在中央机械制造试验设计局里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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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对于自阿波罗-联盟项目的双方乘员确定之后美方代表团对苏联的首次访问，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几名NASA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们将与我方设计以及技术人员进行多次会晤，就项目筹划达成多项重要的初步共识。访问的时间定在1975年7月。
库巴索夫和我早已开始了密集的英语培训。双方乘员均需要学习对方语言的决定在我看来有着十分重要的心理意义，在太空中我们必须了解彼此的想法。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库巴索夫和我要访问休斯顿的约翰逊太空中心，参观建造阿波罗飞船的地方。
我十分期待这次旅行。尽管我也没少出国，但还从来没去过美国。我对美国的所有了解都来自课本和好莱坞电影，还有就是西方媒体对美国太空项目的宣传。这么多年来我只见过一位美国宇航员。我对他们很有好感，尽管与他们见面并不容易。
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一位我没见过的宇航员，大卫.斯科特。他是代表团里面唯一一位宇航员，因此我对他格外留意。《生活》杂志披露过关于他的两次阿波罗任务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我见过他妻子的照片，还知道他有两个孩子。
作为阿波罗-联盟项目的苏方指挥，为任务之前来访的美方代表团做行程安排主要是我的责任。为了纪念美方的首次访问，我们决定在美方到访后的第一个周末带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往卡鲁加，造访一下苏联航天之父康斯坦丁. 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的出生地。
那天早上我在车上与大卫.斯科特坐在一起。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与我以前见过的其他宇航员相比不太好说话。随着对他了解的加深我逐渐改变了这一印象，但是那天上午他看上去不大自在。
我们从西边离开莫斯科时，我向美国人指出一出二战遗址。当时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城区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我谈到当年纳粹计划用洪水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并且在市中心竖立一座巨大的希特勒塑像。
从卡鲁加回来后不久，我邀请大卫.斯科特以及另一位代表团成员前往星城，参观各项设施并到我们家里做客。我们希望这样能够提供轻松一点的环境，促进双方的工作关系。
和平时一样，我们为客人准备了一顿大餐。我领着大卫和他的同伴在宿舍楼里面敲开一家又一家的房门，拜访航天员集体的其他成员。我们为了阿波罗-联盟项目的顺利进行以及美苏双方在未来的进一步合作敬了无数杯酒。
很明显，大卫认为不接受我们的好意是失礼之举。但是几轮伏特加与威士忌之后他开始有些站立不稳。一位航天员的妻子出来打圆场说每个人的酒量都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不过很明显是把我们的客人送回宾馆的时候了。
在代表团离开之前，我决定私下再邀请大卫见个面。地点就在我位于雷列耶夫大街的画室里面。我在1965年的时候加入了莫斯科艺术家协会，所有会员都能分到一间画室。其他人到了周末都会离开市区到郊区度过，而我则一有时间就前往市中心搞创作。
我希望这第三次会面能让我们更加开诚布公地交谈。我特意准备了一瓶优质伏特加来招待他。一开始我们先彼此敬了几轮酒，祝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太空合作项目顺利进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开始讨论一些更为严肃的内容。
这场谈话一开始对我来说算不得愉快。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美国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体制与生活方式。大卫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更优越，我自然觉得苏联的制度最好。谈到国际政治尤其是越战的话题时我们的态度都激烈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卷入离她本土如此遥远的冲突当中。大卫随即指出苏联也向越南派出了军队，但我提醒他这是在美国派兵之后发生的。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太空项目。从大卫的口气听来，我觉得他认为阿波罗飞船远远胜过联盟飞船。而我则提出好几项我对阿波罗飞船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我们都开始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分歧。我们两个都是同一领域的专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一般人不要说理解，就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都是职业飞行员出身，接受过相似的训练，驾驶过相似的飞机。我在航天领域的资历要长一些，但大卫已经取得了我向往已久的成就——登上月球。
很快我们就讨论起阿波罗飞船与联盟飞船各自的优点来。这两者的操作系统很类似。我们一致同意，如果能将两者取长补短加以结合，将会是一款极其优异的飞船。（多年之后的国际空间站终于实现了这一点。）
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多少放松了一些。尽管刚才我们都说了不少重话，但是此刻我们开始感受到一股战友之间的情谊正在滋长。分手的时候我送给大卫一个翡翠绿的瓷质啤酒杯，杯底签着我的名字。我说，到了联合任务成功完成的那天，我们要用这只杯子来痛饮一番。
“你知道我只是希望这次任务能够尽可能的完美，”大卫动身的时候说，“我说的话绝没有伤你感情的意思。”
“我理解，”我回答道，“咱们两个不一样，咱们的体制更不一样。”
“那就理解万岁吧。”大卫说道。我们拍了拍彼此的后背，热情地分了手。
大卫.斯科特
我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十分冷清，但是很整洁。来机场接我们的是一辆快散架的客车。进入市中心后，我十分吃惊地发现街上没有几个人，车流则更少。车开过红场的时候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燕尾状轮廓，金色的穹顶映衬着众多塔楼，其中一座塔楼的旗杆顶端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红旗。
我们下榻的饭店正对着克里姆林宫，这座建筑简直大得让人无话可说。接下来的三周里这就是我们的家。每层楼的走廊中央都一直坐着个管钥匙的老太太，白天出门晚上回来都躲不过她的监视与登记。此情此景很难叫人一点也不紧张。
有人说我们房间的两侧是窃听室。我们都认为房间里一定有窃听器。机密、监视与窃听的气氛在这里无处不在。这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这次是来执行外交任务的。但是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一个隐秘的世界。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那辆老爷客车都会来接我们，然后开往莫斯科郊外一座冷冰冰的办公室。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如何协调双方的系统以适应项目需要。从导航系统的选择，到电子系统，再到为这次任务专门设计的全新对接适配机制，一切都要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我的工作就是协调会议进行。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要和布舒耶夫教授谈一谈当天取得的进展与暴露的问题，然后向休斯顿的格兰.鲁尼汇报。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因为我们双方的技术体系差异极大。布舒耶夫的为人很和善，但是也很难对付。
我们的谈话都是借助口译员进行的。我的译员是一位白俄老者，名叫亚历克斯.泰迪斯切夫。他很快成为了我的好友与“文化顾问”。我对他的建议从来都认真对待。
尽管两国关系进入了缓和阶段，但是总体气氛依然紧张。我们对自己的技术体系进行了坦诚而完全的披露，我相信我们的苏联同行们也是如此。但是彼此之间的相互怀疑并没有减轻。
不过到了周末，我们就多少能放松一些了。我们离开了莫斯科，到周边地区游览。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莫斯科西南方向的卡鲁加，这里是俄国火箭之父康斯坦丁.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故乡。这次旅行很美好，尽管一开始让人有点不舒服。
一大早就有人来宾馆接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早饭在路上吃。一开始我还以为沿途有饭馆之类的地方。但是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后停在了路边，我们下了车来到路旁的一片林中空地。
“早饭开饭了。”一位俄国人宣布道。接着他在地上铺了一张报纸，在上面摆了一条生鲟鱼，一瓶伏特加和几个纸杯。这和煎蛋咸肉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吃下去很明显感到不消化。昨晚我们都睡得很晚，但是我们依然硬撑着喝了几杯伏特加。饭后我们又踢了一场足球，俄国队对美国队。
回到车上以后我们又上路了。沿途的风景很美，白桦林掩映着大片的农田，一队队农民正在往马车上叉干草。
那天我身边坐的是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作为代表团里面唯一的宇航员，我猜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被彼此吸引。我当然知道他是谁。1967年的巴黎航空展上我见过他的指挥官帕维尔.巴亚耶夫，我知道他是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人类。除此之外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俄国人从不向世界媒体过多透露航天员的个人资料。不过他的幽默感很快就感染了我。我觉得他这人很好相处。
他的英语很好，一路上都在为我讲解沿途风光。说了一会儿之后，他问我是否介意他讲个政治笑话。
“当然不，”我稍微有点吃惊。“你请便吧。”
“那好，我们现在离博罗迪诺不远，1812年的严冬，俄国军队在这里击退了拿破仑，”他说道。“就在这附近，苏联红军在1942年的严冬击溃了希特勒。你知道莫斯科的冬天十分不好过。”
“是啊，”我答道。“我大概能想象出来。”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向埃及派出了顾问团。”他说。
“这我知道。”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与埃及时常发生冲突。美国支持前者而苏联支持后者。
“那你知道我们最近交代给埃及人应对以色列进攻的方法是什么吗？”说着他露出一脸坏笑。
我没说话。
“退守开罗，等待冬天。”
话音一落我们两个都捧腹大笑起来。
我与阿列克谢的第二次见面时我收到一份神秘的邀请，请我参观星城。这可是件大事。以前我对星城的了解全部来自《时代》杂志，文章中也只提到这里是一处机密军事设施。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其他细节自然更加无从得知。
我得到通知，访问星城的时间是第二天下午。我可以带两个人一起去。我决定带上NASA与洛克威尔的两位首席工程师，洛克威尔是阿波罗项目的主要承包商。第二天下午，客车接了我们从宾馆出发，开出了莫斯科，驶上了一条土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车子一个急转离开了大路，沿小路开进一片林地。经过岗哨检查之后我们通过一个路障，进入一片相当开阔的绿地，四周的建筑都不算高。当时虽然是夏天，但是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下来。
昏暗的光照意味着我对这里的很多细节都没能看清。我也不大确定俄国人到底打算让我们看清多少。首先我们前往一家博物馆，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尤里.加加林的几件遗物以及其他几次太空飞行留下的纪念品。然后我们花了4个小时参观了苏联太空项目的训练设施，这里是由弗拉基米尔.沙塔洛夫与盖奥尔吉.贝雷戈瓦主持的。我见到了训练用的大型离心机，联盟飞船模拟器，列昂诺夫还和我一起操作了一下对接模拟器。接着他向我展示了一座高仿真礼炮太空站模型。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精彩的几次游览之一，不过并没有看到什么很令我吃惊的东西。接下来就是鸡尾酒时间。
我们回到博物馆的时候那里已经摆下了点心与伏特加。在场的一共有8位十分有名的航天员，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我当场收到一支精美的猎枪作为礼物，枪柄上用俄文刻着我的名字。接着我们为了联合项目的顺利进行敬了几轮酒。这就应该差不多了，我心想，是回去的时候了。没承想接着我又被邀请到了航天员宿舍。
宿舍楼的一间单元房里又摆下了一桌点心与伏特加。这里的房间都很不错——崭新的装修，而且十分宽敞。我被引荐给好几位航天员的妻子，她们都十分美丽。我还在走廊里碰到了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这一场酒喝了大半夜，我渐渐有点撑不住了。这回我着实领教了俄国人好客的作风。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几点，总之我被送回宾馆的时候已经彻底筋疲力尽了。
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第三次见到了阿列克谢。当天晚上他邀请我前往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间公寓。这个地方位于一座老房子里面，环境很舒适。面积不大，一边是间画室，起居部分铺着很有些年岁的木板。
当时在场的只有我，阿列克谢和他的翻译。此刻我觉得我们多少已经彼此了解一点了。他首先向我展示了几幅他的画作，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这个，但是很明显他对此十分骄傲。然后我们开始讨论各自的太空项目，这时我才知道他曾受命担任苏联方面第一次绕月任务的指挥官，而且还是俄国登月第一人的人选。
俄国人在通向最终登月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实在令我吃惊。阿列克谢与库巴索夫在礼炮1号任务的最后一刻被替换下来的故事也令我着迷。我们对俄国人了解的太少了。
随着夜色加深，阿里克谢稍微谈了一点他与尤里.加加林的深厚友谊。此外他还谈到了谢尔盖.科罗廖夫。直到多年以后的一场宴席上我才从阿列克谢那里彻底了解到这个了不起的人为苏联航天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但是能听到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直到当时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位传奇总工的存在。
当时我们普遍认为俄国人口风很严。所以那天晚上阿列克谢对我的开诚布公实在令我难忘。
到了我们动身离开俄国的时候，团里面有几个人很担心自己可能走不了。我对此并没有多心，但在登上飞机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在担心自己的护照可能被人没收。不管怎么说，苏联还是个让人心里发毛的地方。
我对这三周内取得的进展十分满意。如此众多的复杂问题很难全部达成一致，这里没有评委或者裁判，一切都在于相互妥协。但是我们为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开始建立初步的友谊。我们回国后不久，俄国代表团就进行了回访。代表团里有多位航天员，其中就包括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在大卫.斯科特访问莫斯科之后不久，我于1973年7月第一次来到了美国。这也是自阿波罗-联盟项目双方乘员确定后苏联代表团首次访问NASA在休斯顿的总部。飞机刚刚在美国降落，四周喧嚣而忙碌的气氛就令我大吃一惊。警笛鸣叫不止，汽车喇叭此起彼伏，车流一眼看不到头。
我们首先在纽约停留了一下。我还记得我站在帝国大厦下面，琢磨这么高的建筑要如何施工。尽管我以前在电影里见过摩天楼，但还是没想到它们会这么巨大。
街道上豪华车辆的数目也令人称奇。我自己有一辆伏尔加汽车，但是和美国街头来来往往的各色汽车根本没法比。到处都是嘈杂的车流，广告牌，繁忙的商店与高层建筑。
在苏联食品供应很紧张，想弄到一件漂亮衣服就更难了。可是在美国，全天任何时候都能进商店，想买什么都能买到。市容的整洁也令我印象深刻，博物馆与美术馆修建得十分美观精巧。就我看来，这里的文明程度实在不像只有三个半世纪。
我们飞到休斯顿以后参观了NASA。我们见到了阿波罗模拟器，还试着操作了一下美国宇航员们使用的训练设施。美国宇航员从训练主管那里受到的各项监督居然如此之少实在令我吃惊。
在苏联我们被国家当做特级飞行员来对待，每天的训练日程与饮食都有专门安排。但是在美国宇航员似乎都自行其是，根本没人管他们吃了什么，身体状况如何。我无法理解，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为什么对这些人中精英的身体状况如此不上心。有些宇航员的确经常锻炼，大卫.斯科特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NASA内部的游泳池里面游过泳，他的体格很好。
访问期间我第一次拜访了大卫的家。房屋造型优美，装修精致。当时我才想到我们当初在星城不该选择单元楼的方式来居住。不过当时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的。
我在大卫家里转来转去，突然惊讶地在书架上发现一本《我的奋斗》。在苏联这是绝对的禁书。我把这本书取出来翻了几页，感觉十分不舒服。纳粹政权曾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果你在苏联阅读这本书，肯定会以同情纳粹的罪名被投进监狱。后来我逐渐理解了，有理性且受过教育的人什么书都应该看看，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按：大卫.斯科特指出他从未拥有过《我的奋斗》。阿列克谢看到的书很可能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录》。原版书皮的封面与书脊上都有万字纹，这很可能引起了阿列克谢的注意。万字纹对当时的苏联公民来说可能十分骇人，因此夏伊勒的书也没有在苏联得到出版。）
首次访问美国是对我英语水平的一大考验。有时候我也会出错。我们的东道十分耐心，就像他们首次访问苏联时我们所做的那样。一般来说，我们的错误都会令人捧腹大笑，无形中也消解了双方之间的隔阂。
有一次在休斯顿我起身敬酒，预祝双方未来的合作。但是话一说出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端起酒杯，清清嗓子，说道：“祝我们的未来前程湿紧。”
全场大笑，一起干了这一杯。
离开休斯顿之后我们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唐尼市，访问负责阿波罗项目的洛克希德公司。这次正式访问之后，我们应邀前往迪斯尼乐园。这里奇妙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就像个孩子一样，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试试。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人们似乎都能认出我们是苏联的宇航员。他们常常自发地向我们鼓掌致意，还有人向我们索要签名。
这使我深切地意识到，尽管美国的政治家们依然三心二意，美国人民却早已将两国间的太空合作当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一点在我们访问的早期我就有体会。当时我们正坐着来机场接我们的汽车前往休斯顿。天色已晚，天气闷热。有几位同车的美国宇航员口渴了，想买几瓶啤酒。于是他们把车停在路边一家小餐馆的门口。他们进去买啤酒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店主他们是谁。
店主说他很抱歉，但是执照许可的酒精销售时间已经过了。这套说辞对美国人来说可以接受，规矩就是规矩。不过就我看来，待客的规矩才是第一位的。
“要不让我来试试吧。”说着我抄起一瓶从国内带来的上好苏联红牌伏特加，径直走进餐馆。我告诉店主我的朋友和我都很渴，需要买几瓶啤酒。他问我是谁，我用最清晰的英语回答道：
“我是从西伯利亚来的牛仔。”
“是吗？”他回答道。“那你有证据没有？”
我拿起这瓶伏特加，告诉他只要他把啤酒卖给我们，这瓶伏特加就是他的。品质这么好的伏特加在苏联以外可是十分难得。
“你知道，你们的宇航员到俄国来的时候我们可是很好客的。我们所有的商店都对他们敞开大门。”我说道。“你们这边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应该认真对待她的英雄们。”
当他意识到我们是谁以后，他把两箱啤酒摔在柜台上，我接着付了钱。
然后他又搬出来第三箱啤酒。“好吧，牛仔。这箱算我送的。”他说。“祝你们好运。”
能不能把您翻的这本书的插图发出来？
上星期捡了大便宜，买了本纪念登月40周年的全彩铜版纸画册，带DVD和海报才不到4镑钱。
插图的事我也想过，但是搞不太好。尽力吧。
既然人已经出去了，各种好东西就不要放过。我这本书也是在英国买的。和网上定价相比根本就是白捡。
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大卫.斯科特
俄国代表团访问休斯顿时的一个晚上，我们邀请他们到我家聚餐。航天员们为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带来了精美的礼物。他们特别喜欢孩子，还给他们唱俄国民歌。一位航天员送给我一件传统俄国乐器做礼物。当晚的气氛十分热烈，不过我忙着在院子里烤肉，所以没有太多时间与我们的客人谈话。
萝坦和我希望我们的客人能尽可能地自在一些，于是请他们在我家里自由参观。我还记得我儿子道格养的宠物蛇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走后，周围邻居过来好几个问我们情况怎么样。在冷战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在自己家招待“从另一边来的”苏联客人可不是什么寻常的事情。不过那天晚上我们都很放松。弗拉基米尔. 沙塔洛夫有个小女儿和翠希的年龄差不多大，后来两个丫头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笔友。
几天之后我陪同代表团来到洛杉矶参观洛克希德公司。之后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他们似乎很喜欢这里。我想除了玩得开心之外，迪斯尼乐园在工程学上的成就也令他们印象深刻。
但是这次访问后不久我就开始将自己的工作重心从阿波罗-联盟项目上转移开来。1973年夏天爱德华空军基地的NASA飞行研究中心邀请我担任代理主管。这是一份美差，我可以全面负责对一系列最为先进的新型飞机进行飞行测试，其中包括SR-71黑鸟。
这时的中心还负责试飞火箭动力升力体飞机例如X-24，这是此时早已投入制造的航天飞机的前身。这项机会十分难得。这还意味着搬回沙漠居住，回到查克.耶格尔的地盘上。
我一直深爱着爱德华。我还可以继续飞行，从我早已熟悉的T-38到后来的F-104星式战机。除此之外，这还意味着我有机会加入NASA的领导层。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的发射意味着太空项目“结束的开始”。阿波罗计划已经结束了，NASA开始致力于新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载人航天潜力都很有限。
第一座天空实验室已经进入了轨道，1973年的时候上面有3名乘员。但是除了他们以及1975年阿波罗-联盟项目的乘员之外，直到80年代初航天飞机进行第一次轨道飞行之前都不会有人进入太空。所以1973年12月我们搬回了加利福尼亚。
这次我们住在距离飞行研究中心大约40英里的一个名叫兰开斯特的小社区。两年之后我升任为中心主管，中心的名字也根据当年NASA创始元老之一休.德莱顿（Hugh Dryden）的名字改成了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
这一阶段的最大亮点就是我又能和查克.耶格尔一起共事了。耶格尔一直把爱德华空军基地当成自己的家——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驾驶贝尔X-1型飞机首次打破音障——甚至在他全时服役期满以后也是如此。他逗留在这里的时候有时会过来和我以及7位参加我的项目的顶级试飞员谈天。我们从德国空军那里搞来3架F-104，用来进行追逐任务，包括全程跟踪我们的两架黑鸟速度达到2马赫与3马赫的过程。
一天早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查克说他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弄架F-104飞一回。
“这个事你也知道，查克，”我倚着椅背说道，“我们眼下新项目这么多，的确很需要专家的意见，一方面保证安全，另一方面尽可能扩展极限。”我稍微停了一下，身体前倾，注视着面前这张饱经沧桑，令我无限尊敬的面孔，继续说道：
“我在想你愿不愿意以官方身份为我们提供咨询，包括F-104的追逐飞行。”话说到这里我们两个都笑了出来。
“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我想严肃一点可还是忍不住笑。“所以我们每年只能支付你1美元的顾问费。不过你什么时候想来飞都可以。”
查克接受了我的邀请。
从那以后他每过几个月就回来飞一回F-104，尽管我再没得到机会和他一起上天。正式接手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之后，我上天的时间大为减少。我的飞行技术并没有退步，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跟进新增的空中条例，修订过的应急措施以及各种强制性测试了。
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我参加完名人高尔夫锦标赛，开着飞机从弗雷斯诺回来。
“老天，飞行的感觉真好。我有三个礼拜没上天了。”着陆的时候我这样想。然后我意识到再往前数三个礼拜我也没上过天。
我那次着陆十分完美，但是我还是意识到金盆洗手的时候到了。我爬出机舱，离开跑道，卸下了一身行头：飞行夹克，头盔，护目镜，手套。我的时候到了。
这感觉很令人悲哀，但是所有人都有这么一天。这完全是个人的决定，完全基于主观判断。每位飞行员对这一点的感觉都不一样。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健康原因、技术退步或者定期考核没通过等原因而被迫退出的。但是我只要一上天就要付出100%的努力，99%对我来说都不够好。我的飞行生涯精彩绝伦。过去23年里我一共飞行了5600小时，驾驶过25种飞行器，从直升机到火箭飞船，从佩刀和星战机到登月舱。我没什么遗憾，我什么都见识过了——或许除了一战时的斯帕德双翼机之外。我今年已经44岁了，是时候继续前进迎接新的挑战了。
我在接手德莱顿中心之前就已经从空军退伍了。中心是个民间机构，不能由军人来领导。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还会重披军装，但我并不真心相信这一点。当宇航员这些年来我一直从空军那里领工资，但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空军里服役了。
我递交辞呈的时候，有人问我要不要搞个退伍欢送会。“不用了，谢谢。”我说，“我不需要欢送会。”
继续前进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