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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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上校
星城，莫斯科
星城宿舍楼附近有一条白桦大道，路边的每一棵桦树都标志着苏联在航天领域取得的一项成就。栽种纪念树的传统在太空项目初期就开始了。离这里再远一点，在一个人工湖的湖畔还栽种着三棵树，这是为了纪念参加阿波罗-联盟任务的三名美国宇航员。
这三棵树旁边是一座我当年亲自参与设计的特别招待所，这是为了让美国宇航员与技术人员来莫斯科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能尽可能的舒适。这座三层楼的航天员招待所在1973秋天年美国人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工。所以那次他们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国际旅行社酒店。
一开始双方的队伍相处得并不算融洽。我后来了解到当时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一进入苏联境内就遭到了全天候监视。我觉得这些妄想的绝大部分是美国情报机构刻意纵容的结果。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每天晚上回到饭店的房间都要先大声拍拍手。
“注意，各位。”我相信此刻一定有人正在窃听我的房间。“要开工了。”
美国人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为了招待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有时他们不吃早饭或者晚饭，尽管事先的开饭人数已经确定了，结果他们的那份就只能浪费掉。作为星城一切训练事务的主管，我只得自己出钱给食堂把他们那份补上。很明显美国人对待客之道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
训练当中我一直惊讶于美国人的队伍根本不知道宇航员何时何地吃了什么。他们对于宇航员的锻炼情况也一无所知。我们的锻炼机制十分严格，我们对此也从没想到要抱怨。就我们看来这是达到完美的必经之路。
不过慢慢地双方开始彼此理解，信任也逐步建立起来。我们在自己家里举办的招待宴会，以及我们前往美国时他们家人的热情款待都推动了这一进程。
从阿波罗-联盟项目一开始，双方就一致同意，出于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目的，我们在任务中要说英语，美国宇航员则要说俄语。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姿态，同时也有很强大的心理效果。我们必须理解自己的搭档在太空中的思维方式。
除了下大力气学习彼此的语言之外，我们还要研究彼此飞船的操作细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又去了四五次美国。美国人也来了好几次莫斯科。每次我们都会花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和我们各自的对应搭档一起练习。
作为阿波罗飞船乘员的指挥，汤姆.斯塔福和我结成了紧密的工作关系，我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宇航员们都管他叫“老爷爷”。这不是因为他年长，他当时也没有抱孙子。这么叫他主要是因为他的经验丰富。在阿波罗-联盟项目之前他已经执行过了3次任务，分别是双子星6号，双子星8号以及阿波罗10号。此外他为人也很和蔼，工作起来十分严格细致，但脾气从来都很好。
我和迪克.斯雷顿也走得很近，当年我们在雅典有一面之缘。我知道，他在主管宇航员队伍的时候一定没少受罪。当初医生们认为他心脏有问题，不能再上天。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刻苦锻炼来反驳他们的观点。人们问他如何克服疾病的困扰，他总是会说：“我从来就没病，只是十年以来医生们一直不相信我。”
文斯.布兰的外号叫“雯雅”。他学习俄语的劲头尤其令人钦佩。和迪克一样，阿波罗-联盟任务也是他的第一次太空任务，尽管此前他也为多次阿波罗任务做过后备。
我们所有人对于联合任务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根据项目计划，联盟飞船要现行从拜科努尔发射升空，7个小时之后阿波罗飞船从佛罗里达上空。两船前后并行地进入轨道之后，将按计划会合并对接，乘员将在两船之间转移。之后两船分离并在彼此附近进行一系列复杂动作，之后再次会合、对接并分离，最后两船乘员乘坐各自的着陆舱返回地球。
我们的发射时间在两年半以前就确定了，1975年7月15日。
不过在为期两年的训练期间，苏联太空项目的管理层遭遇了重大调整。1974年5月15日，瓦西里.米辛遭到撤职，不再担任中央机械制造试验设计局的局长。一方面他的身体长期以来一直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在太空项目上一贯的延误与失败也为他在高层招致了许多敌人。
瓦伦丁.格卢什科取代的米辛的位置。这一决定将中央机械制造试验设计局和格卢什科的设计局合并在了一起，后者一直以来的主要责任是设计火箭引擎。合并后的庞大机构成为了后来的RKK Energiya。
尽管在1968年阿波罗8号绕月任务之后米辛就搁置了苏联的载人月球项目，但是他依然致力于无人月球项目的研发，1973年1月第二辆全自动月球车顺利登上了月球。此外他还一直试图纠正N-1火箭的设计错误，并在1974年8月安排了改良型火箭的首次试射。但是随着格卢什科的接管，这一切都撂下了。
航天员队伍对这次变动的反映分为两种。大部分平民宇航员都是从米辛的设计局里招来的，他们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但是部队出身的航天员和米辛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我们对这件事持欢迎态度。很久以前我们对于苏联航天员能否登上月球就已经不抱希望了。我们的目标和工作重点都改变了。
当时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来年7月的联合任务上面。长期以来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挫折，随着最后日期的临近我很奇怪自己居然没什么情绪波动。的确，这次联合任务意义重大，我也十分骄傲能够成为首发指挥官。但是我早就准备好了，很久以前我就准备好了。
这里的英语原文是energiya scientific production association。这个和RKK Energiya是不是一回事？
新华社好像用的是这个翻译。
1975年的拜科努尔和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新落成的招待所里面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城里还修建了剧院和许多新商店，此外还配备了接送受训人员的空调车队。当年4月底，距离阿波罗-联盟任务的最终发射还有3个月不到的时候，我们邀请美国宇航员访问拜科努尔。
在带领他们参观发射设施之前，我们先带着他们在塔什干，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转了一圈。当我们来到拜科努尔的时候，盛大的欢迎宴会已经准备好了。不少哈萨克斯坦偏远地区的当地老乡也骑着骆驼赶来助兴，驼背上满载着地方土特产。我们支起哈萨克帐篷，盘腿席地而坐，为预祝联合任务的成功而举杯痛饮。
这是两边的乘员在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下一次握手与举杯就要在太空中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我有时会和汤姆.斯塔福通电话。发射前一晚他打电话给我询问是否一切顺利。
“一点毛病都没有，比剥了皮的鸡蛋还完美，”我说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比三个剥了皮的鸡蛋还完美。”汤姆操着一口俄克拉荷马口音回答道。“太空里见。”
我们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去了休斯顿，美国人的技术人员也已经来到了加里宁格勒的新建任务控制中心。这些人都要接受对方语言发出的指令。一切已经就绪。
除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各种传统之外，联盟飞船从拜科努尔升空前一晚，我们又遵循了一项近期形成的习惯。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沙漠白日》，一部关于苏联内战时期的经典电影。这部影片既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又通过不失幽默的情节放松了我们的情绪。影片结束后我们开了一瓶香槟，喝了一点之后又把酒瓶封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离开招待所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当天日期写在了房门上。在前往发射场的路上，我们再一次下车站成一圈围着汽车轮子撒了一泡尿。
我们这边的发射定于7月15日下午，阿波罗飞船则于休斯顿当地时间下午发射。轨道动力学与地球自转将会使两艘飞船进入平行轨道。
当天是星期二，天气很热，天空晴朗，有微风。这次发射是第一次在苏联境内得到电视实况转播的太空任务。幸运的是一切都十分完美，一点意外也没出。升空后第一小时里的唯一故障是联盟飞船上装载的摄像系统失灵了。地球上接收不到飞船舱室内发来的信号。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这次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得到解决。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轨道舱内部拆掉一部分，好修理后面共计5台摄像机的走线。这些走线连在交换机上，要修理就得把交换机从电路中分离出来。这是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我们把原定的睡眠时间都花上了。
在与美国宇航员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瓦莱里.库巴索夫得到了“巧手”的称号。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出故障就找库巴索夫，他什么都能焊在一起。”这话一点不错，早在1969年他和格里高利.绍宁（Gyorgy Shonin）一起执行联盟6号任务时他就担任了飞行工程师，并完成了第一例太空焊接。
我们解决故障的整个过程通过广播电台得到了直播。结果回到地球之后我们收到了一大口袋令人忍俊不禁的信件，内容都是苏联各地居民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修电视的请求。
我们刚刚完成这项复杂的工作，就接收到了自阿波罗飞船发射以来首次发出的信号。电台里汤姆用俄语说道：“Vyo normalno.”（一切正常。）
然后是文斯.布兰的声音，“Miy nakhoditsya na orbite.”（我们已经进入了轨道。）
他们已经上路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感觉实在令人兴奋。
会合时间是进入太空之后的第二天。眼下两艘飞船还在地球的两边。这段时间了美国人也有自己的故障要处理。从他们与休斯顿的通话中我们得知，阿波罗飞船轨道舱与对接舱之间的舱门打不开了。
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密切关注着阿波罗飞船上的事态进展。最后他们也顺利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文斯.布兰设法拆掉了对接探针，然后迪克进入了对接舱并对其内部进行了检查。
7月17日的早晨是两船彼此靠近的时间。此前阿波罗飞船的轨道都比较高。我们能通过耳机收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们。此刻，阿波罗飞船开始降低远地点并增加速度从而靠近我们。
两艘飞船飞过欧洲大陆上空时，我突然从舷窗里看到了美国飞船上的信号灯。美国飞船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开始在25公里左右的距离下信号灯看上去就像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随着距离的缩短，飞船的轮廓也越发明显起来。
“阿波罗，联盟呼叫，能听到吗？”我在听到迪克祝我们“Dobroye utro”（早上好）以后回复道。
“阿列克谢，我听得很清楚，”迪克答道。“你们能听见吗？”
“十分清晰。”我回答道。
接下来的动作是进一步缩短两船之间的距离。两艘飞船的速度都在每小时30000公里左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出优美的太空芭蕾。当两船距离只有几米的时候我看到阿波罗飞船的窗户上映出一张笑脸，那是汤姆。
自拜科努尔升空后52小时，莫斯科与休斯顿发出了最后接触的指令。新设计的双向对接系统顺利发挥了功用。
“我们已经固定住了。”汤姆报告道。
“联盟与阿波罗正在握手。”我回答道。
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才能打开对接舱门彼此见面。首先要平衡两艘飞船之间的气压。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缓慢下降联盟飞船内部的气压，现在美国人需要增加他们那边的舱内气压，将氮气充入近乎纯氧的环境中。
在此期间我们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祝贺。这是我第二次身在太空接受勃列日涅夫的致词。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和总书记正经说上几句了。这次我并没有进行太空行走，而是舒服地坐在飞船的内部。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充满敬佩地关注着你们的联合行动，”勃列日涅夫说道。“缓和的形势以及美苏两国关系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使得首次国际太空合作成为了可能。”
他接着说道他希望此类合作能在我们返回地球后继续下去。这也是我的深切希望。
两艘飞船之间的气压均衡之后，我们作好了开启对接舱门的准备。首先我开启了联盟一侧的舱门，把自己挤进联合对接舱，身边是密密麻麻的各种线路。然后，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阿波罗一侧的舱门也打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名苏联航天员与一名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见了面。汤姆笑得十分灿烂。
“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双手，一把把他拉过两艘飞船的分界线，狠狠地给了他一个熊抱。
“Tovarich!”（朋友！）汤姆说着也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整个航天员生涯——这些年来所有的失望与挫折——都是值得的。这一刻是整个任务最精彩的部分，之前基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这次的狂喜相提并论。
汤姆爬进了联盟飞船，迪克跟在后面，不久后文斯也过来了。在两船之间进行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事先研究后的结果。不过我为他们准备了几个计划外的小惊喜。
汤姆的迪克进入我们的舱室之后设法移动到了舱室中央一张金属小桌的旁边，他们通过耳机用心听着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发来的贺词。福特原本只打算说几句话，但是最后却向在场的每一位都问了一连串问题。
太空里的食物怎么样？他问库巴索夫。他回答道，考虑到菜单上既没有海鲜也没有啤酒，质量还是比地球上的好。
“作为全世界最老的太空新手，你对未来希望进入太空的人们有什么忠告吗？”他又问迪克。
“下定决心，”迪克答道，“不要放弃，直到成功为止。”
美国乘员们正和总统通话的时候，我悄悄地拿出了第一项惊喜，然后静待他们的反映。
在从拜科努尔升空之前，我把几管罗宋汤和黑莓汁上的标签撕了下来，贴上了著名伏特加酒的商标。
“开饭之前我们先喝一杯吧。”说着我递给汤姆和迪克一人一管。
“这不太好吧，这么多人看着呢。”汤姆有点担心，示意了一下我们身后的摄像机。
“没事，汤姆，”我说道。“我先喝，你看着。”
说着我也拿起一管，挤进嘴里一口吞了下去。汤姆乐了，也吞了一管。
“怎么是罗宋汤啊？”他的表情稍微有点失望。
接着我亮出了第二项惊喜。在联合训练的时候我为汤姆、迪克和文斯都画了素描，这是进入太空之后送给他们的见面礼。“美丽的新世界迎接伟大的勇士，”我在素描簿的背面写道，“欢迎来到联盟——欢迎下次再来。”
他们三个很明显对这一姿态大为感动。汤姆代表美国人民送给我一袋云杉种子作为礼物，这也是为了我们这边栽种纪念树的习俗相呼应。我们则回送了一袋松树、冷杉和落叶松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被播种在了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附近。
然后我们按照事先安排开始在各种纪念品上签字，包括交换后的国旗以及我们双方分别保管的成套纪念币。忙完了之后我们才坐下来吃饭，一边吃一边讨论这次为期两天的联合任务的各种细节。
第二天我们受邀到阿波罗飞船那边用餐。吃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多项联合科学实验——其中一项与焊接有关——并且为世界观众们进行了一次两艘飞船的内部电视游览。
两艘飞船连接了44小时之后，到了分离、进行一系列新的会合动作并再次对接的时候。这一次迪克斯雷顿负责控制阿波罗飞船。
这次的对接就没这么顺利了。
在两船接触并固定在一起之后，迪克一不小心点燃了一枚阿波罗的侧滚火箭。这使得两艘飞船都偏离了中心并贴向彼此。这很可能损坏对接系统并使得我们的轨道舱严重失压。幸运的是，这项错误很快得到了纠正，一场重大事故就此避免。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认为飞船没有受到严重损害。
事后我们一直没提这件事。大肆宣扬阿波罗飞船差一点就撞坏了联盟飞船不是高明之举，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了内部事务。不过休斯顿那边的确向我们做出了道歉。
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们又在对接与分离两种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复杂动作。到此为止我们在太空中呆了5天，其中两天处于对接状态，现在是两艘飞船各自上路的时候了。库巴索夫和我还要在太空里呆1天，阿波罗飞船还要在轨道上停留3天。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将是未来6年里最后一次载人太空飞行。
我们这边的载人飞行项目还将继续下去，我也将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要等到1981年首架航天飞机的处女航时才会再次将人送进太空。
我们在70年代初就意识到了美国人正在研制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也就是日后的航天飞机。在此前的几年，我曾经参加过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内部的一个学生小组，小组的目标就是设计我们自己的回收式航天器。
在谢尔盖.波洛特斯科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1968年我们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为自己布置了设计“有翼梭型航天器”的任务。我们写了一份长达12卷的论文并将其随信递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信中建议应当立即开始研发此类航天器。
但是中央委员会将我们的提案转交给了国防部，国防部很快又把我们的论文踢了回来，上面还划拉着两行大字：“胡说八道”和“少管闲事”。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了。直到多年以后，美国人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要升空了，中央委员会又把我们叫去，质询我们为什么苏联的太空项目当中没有做出类似的计划。
“我们早在1968年就提交过类似的提案，但是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回答道。“现在我们看到后果了。”
直到这时自行研发航天飞机的命令才正式下达，这也就有了日后的“暴雪”（Buran）。但是它和美国的航天飞机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美国的航天飞机通过飞行员的操作来着陆，而暴雪则是由自动导航系统来操纵的。这比美国人的系统更加昂贵，研发起来也更加费时。
格卢什科坚持使用自动导航系统，认为这能保证航天飞机在任何条件下降落。我们则一贯认为自动导航系统只是紧急情况下的备用措施，不能将其视为主要手段。航天员与工程师对于控制权的争夺由来已久，这次辩论只是以往的延伸。自从黎明2号的意外之后我始终坚信手动控制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工程师们胜利了，暴雪号上配备了自动导航系统。我们因此损失了大量时间，最后项目本身也因为缺乏资金被砍掉了。
不过在阿波罗-联盟任务的时候，这些未来的挫折还遥远得很。
停留在太空的最后一天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为重返大气层做准备。我也忙里偷闲地又画了几张画，这次画画也是实验的一部分。我这次不光带着蜡笔和纸张，还带了一件专门仪器来精确测量与记录地球表面不同部分的颜色差异。
我希望未来的制图人员能够妥善利用这些信息更精确地为地图上色。我开始记录地球上大大小小的海洋的不同颜色。比方说，黑海的确是世界上颜色最深的海。我本来还想把主要山脉的颜色也记录下来，可惜时间不够了。
7月21日下午，在太空中停留6天之后，返回地球的时间到了。和发射时一样，这次着陆也将首次通过电视在苏联境内直播。千百万苏联男女公民此刻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着我们的着陆。
莫斯科下午1点09分，联盟飞船的制动火箭按照着陆计划准时点燃。9分钟后着陆舱与轨道舱分离，同时直升机与地面搜救队也开始向预定着陆地点靠拢。下午1点40分直升机上的摄像机拍摄到了飘扬的降落伞拖曳着陆舱缓缓下降的美景。
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米的高度，着陆火箭点燃以缓解着陆时的冲击力。我们降落在哈萨克斯坦一片平整的麦田里，3分钟后库巴索夫打开舱门爬出来站到了地面上。我跟着爬了出来，微笑着想直升机挥手。然后我们登上直升机飞回了拜科努尔。
汤姆.斯塔福以及其他阿波罗乘员在飞船飞行期间发来信息，祝贺我们安全着陆。他们的着陆并没有这么顺利。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全部细节。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在7月24日溅落在夏威夷西北，并且在下降时出了严重的问题。
原来阿波罗着陆舱内部在下降的过程中充满了有毒的四氧化二氮。这是因为阿波罗着陆舱上的一具火箭没能在正确的高度关闭，结果在降落伞张开以后，毒气就顺着通风阀灌了进来，差点把乘员们呛死。
事后我们得到了对方的通报。不过我们并没有向公众披露。
在拜科努尔稍作停留接受体检之后，我们飞往莫斯科向国家委员会就阿波罗-联盟任务进行报告。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却怎么也没想到。
飞机在莫斯科降落之后，飞行员得到命令，停在跑道尽头等一个包裹。我们透过机窗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跑道冲过来。车上跳下一个人，几步跑上飞机，冲着机舱内部兴奋地高声喊道：
“这是列昂诺夫将军的东西。”他手里拎着个包裹。
“这架飞机上没有列昂诺夫将军。”一名机组人员回答道。
当时我的军衔是上校。尽管有时我也会处理一些将军级别的工作，但是我国的将军太多了，除非某位将军去世，否则下面的军官根本没有提升的机会。
“我重复一遍，把这个包裹交给列昂诺夫将军，”这位军官不客气地说。“这是命令。”
包裹交到了我的手里。我撕开包装纸，看到了里面的将军制服。我当时骄傲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很显然，这件事是慎重考虑之后的结果。但是最后宣布时的非正式方式依然令我动容。同一天我还获得了我的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以及列宁勋章，这是苏联的最高荣誉。
飞机一离开跑道我就立刻换上了新制服。飞机再次停下的时候，我走出舱门惊讶地发现地面上有一大群人正在等着我。为首的就是即将听取我的报告的国务委员会主席。所有人都以为我在报军衔的时候会出错，不过我没有。
“乘员指挥官列昂诺夫将军报告，主席同志，”我行了一个军礼。“任务圆满完成。”
大家全都热烈鼓掌起来。这是令人激动的一刻。苏维特拉娜和我的两个女儿也在场，我刚刚结束汇报她们就扑过来一边抓住我的一只手，直到现场的庆祝活动结束为止。
离开机场后我们返回了星城，一路上道路两旁的群众们都向我们乘坐的车辆投掷鲜花。自从上次差点令我丧命的刺杀勃列日涅夫事件之后，这种庆祝车队活动就被禁止了。但是这一次群众们完全是自发的。
在阿波罗-联盟任务结束之后的许多日日夜夜里，我开始反思自己究竟何德何能，竟然值得如此的厚爱。
年幼的时候我曾在日记本里写下这样的话：“我就是我的命运。”艰苦的童年养成了我百折不挠的性格。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长处，我决心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
年轻的时候我就尝到了荣誉的滋味。黎明2号任务之后我出访世界各国，饱受欢迎。但是我当时还年轻，青春的棱镜总是将一切都折射得更加美好：苹果更加可口，夜晚更加短促，阳光更加明媚。我从没预料到如此殊荣，一切就像一场梦。
到了阿波罗-联盟任务的时候我已经更加成熟了，我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回首当年，这次任务是我人生真正的高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苏双方的宇航员与航天员按照事先要求进行了高规格的互访。阿波罗乘员携家人的访问从莫斯科动身，一路经过列宁格勒，基辅和新西伯利亚。我们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飞到了克里米亚，又从那里前往索契并在黑海的海滩上游玩了四天。
我们所到之处，美苏双方的电视记者们都紧随其后。尽管我们这次的任务带来了显著的善意，但是一件被美国媒体大肆宣扬的小事还是暴露了两国之间的互信究竟多么脆弱。
我们当时在基辅的机场上正要上飞机，这时一队警车拉着警笛开过来拦住了我们。一名年轻的乌克兰警官走过来，在美国人面前立正站好，展开一份文件念起来。
美国人在电视上一看见他们的宇航员被警察拦住，立刻就以为他们被捕了。
警察念的文件内容如下：“你们在基辅3天停留期间表现良好，因此有关部门决定授予你们乌克兰驾照以及佩戴警用头盔与警笛的权利。”
这件小事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善意往往遭到误解。
不过我个人在美国人民中间并没有感受到这种不信任。当我们随结束对苏联访问的阿波罗乘员来到美国时，我们每到一座城市就会得到荣誉市民的称号。
在华盛顿，我们携家人受邀来到椭圆办公室并受到了亨利.基辛格与福特总统的接见。这不仅仅是事先的安排，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然后我们又访问了纽约，休斯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太浩湖，纳什维尔，汉斯维尔，盐湖城，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阿拉巴马的伯明翰，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休斯顿我们见到了法兰克.辛纳屈，他为我们放歌一曲并当场致词。很明显他是太空项目的铁杆支持者。在芝加哥，十几支行进军乐队引领者我们的车队穿越街头，盘旋在头顶的直升机向欢乐的人群抛洒着美苏双方任务乘员的合影。在五大湖的湖畔，岸边驳船上的水枪也喷出了彩色的水柱。
在洛杉矶的时候，大卫.斯科特特地不辞辛苦赶来祝贺我们任务的成功，这令我十分感动。自从在阿波罗-联盟项目最后准备阶段时起我就再没见过他。他冒着酷暑一路开车来到了我们入住的饭店，我们正在那里进行聚会。
我听说大卫来到饭店大厅以后立刻就赶过去，想劝他多呆一会儿。他说他得赶紧回基地。但是除了向我们表示祝贺之外，他还想感谢我对于任务期间差一点发生的事故表示低调。
“双方乘员的表现都很出色，”他说。“但是你的表现同样很够意思。老实说，要是苏联的飞船出了这种事，我们这边未必会压下来。所以感谢你的守口如瓶。”
大卫是个抱负远大，自信强烈的人，我知道这番话对他来说一定很难出口。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诚恳。
回到莫斯科以后，我继续担任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代理主管以及航天员队伍的总指挥。我继续跟进这礼炮项目，此外还受命担任了宇宙国际项目的主管。这一项目旨在从东欧国家以及越南、叙利亚等亲苏联国家中选拔与培养航天员。
美苏两国关系的解冻没能持续太久。我们的任务为未来的太空合作铺平了道路，但是下一次两国间的大型太空合作还要等上很多年。
1975年的冬天，冷战进一步加深了。战略裁军会谈没能取得成果，第二年年底福特输掉了大选。新任总统吉米.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对福特的缓和政策大加抨击，很快所有未来的太空合作项目就都被取消了。这实在令人无比失望，我们所有研发通用系统的努力都白费了。缓和或者razryadka之类的词语也淡出了双方的政治词典。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少将
星城，莫斯科，2003
自人类出现以来，月球就是所有文明的幻想之源。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关于我们这位宇宙近邻的传说。古希腊人认为月球是灵魂的中转站，灵魂们在这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向群星之间的天国进发。北欧的猎人们认为月球是一个寻找水源时迷了路再也回不来的姑娘。太平洋上的岛民相信月球是仙女手中正在编织的船帆，她将扬起这面白帆横越天际。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着月球，相信在那银色的表面有一位骑手正在驰骋。多年以后我开始深入研究月球，学习区分环形山与月海，了解到了许多神秘而美丽的名字：梦湖，凋沼，虹湾，等等。
为了月球任务而接受训练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关注着月球，以及能带我登上月球的途径。但是当我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候真正令我感到喜悦与敬畏的却是我们的这颗行星。从如此遥远的距离观看这颗蔚蓝色的球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时空观。
大多数人只是单纯地相信地球是圆的，而我却亲眼见过。我亲眼见过覆盖着这颗星球的大气层是多么稀薄，就是这薄薄的一层保护着我们不受紫外线与陨石的伤害。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将我送进太空的推手是两大强权、两大理念之间的竞争。但是当我在太空中第一次回望地球时我就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属于同一种族，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在70年代中期的阿波罗-联盟任务之后，国际形势又一次呈现了东西对峙的严峻格局。里根在1980年就任美国总统时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两国之间通过联合太空项目缔结的战友之情眼看着就消失了。
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对于世界形势转换的趋势以及我国需要做出的相应改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倡议冻结核军火库，并首次在苏联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如果他能早点当选，我们的国家一定早就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但是他年事已高，执政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直到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总书记时，美苏关系才开始真正解冻。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贡献是改善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他也将因此而受人怀念。但是在苏共政权最后的日子里，他一手摧毁了我国的经济，为苏联的最终解体铺平了道路。那些我们原有社会体系中的长处——例如高质量的免费教育和医疗系统以及廉价的公共设施——也一并遭到了破坏。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太空项目并不热衷。在他的领导下政府对于太空项目的态度也开始恶化起来。这和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这里没有算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在1984-85年的短暂任期内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做什么实事。但是安德罗波夫是太空项目的热情支持者。他曾经鼓励过我创办的太空探索者联盟的成员们，让他们大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进行接触，“这种事不用一味等待政府。”他曾这么说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太空项目的处境急转直下。
我认为这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太空项目不感兴趣或者抱有反感态度。他接见航天员时的态度总是十分彬彬有礼。但是很显然各种国家大事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我想他的妻子莱莎对这种态度上的改变负有一定责任。她对自己的丈夫很有影响力。尽管她在国外很受欢迎，但是在国内却口碑极差，主要是因为她特别喜欢干预政府工作。
莱莎. 戈尔巴乔夫对航天员队伍的态度一向十分冷淡。她似乎对我们受到的公众关注十分嫉妒。她希望这份关注能转移到她自己身上。比方说，她与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从来没有建立过正式的联系，而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妻子都将她视为自己的女儿。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太空项目的重要性，太空项目的经费还是一减再减。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制造暴雪号航天飞机，我参与了设计工作。但是我们总共只在1988年执行了一次无人任务，然后项目就被戈尔巴乔夫砍掉了。
到了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的时候，我们仅剩的太空项目就是1986年进入轨道的和平号空间站（Mir space station），严重缩水的礼炮-联盟项目，以及一份仅仅落在纸面上的国际空间站计划。
在阿波罗-联盟项目之后，我继续担任着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代理主管以及宇宙国际项目的主管。我逐渐地取消了一些早期航天员选拔时比较严苛的体能测试。比方说，我不再要求受试者在高温密闭室里接受长时间隔离了，也不再要求他们接受离心机测试了，当年很多受试人员都在这项测试中失去了意识。
随着时间推移，航天员选拔的标准也逐渐宽松了起来。但是既便如此这些标准依然十分严苛，很难找到合适人选。这些年里的入选人员都没有像我们那样见识过二战的残酷环境，我管我们那批人叫做“战争之子”，和现在的入选人员不能同日而语。
1991年我开始与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 巴克拉诺夫讨论我正式接管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事宜。但是这两人在不久后针对叶利钦的政变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变失败后两个人都进了监狱。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强制退伍以及剥夺航天员队伍内一切职权的命令。
事先没有人警告过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正常的内部原则。我向新任的空军总司令要说法，他说目前是新时期，要启用新人。我提醒他，不久前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来一份官方贺信，赞扬我为创建苏联航天员学校所做的贡献。我感谢他肯定我的工作并强调自尤里.加加林牺牲后我就把培训新人当成了我毕生的事业。
“如果您认为我不称职，那这个决定我可以理解，”我说道。“不过这话您怕是说不出口吧。”
我知道，这完全是政治算计的结果，空谈无益。
“再见吧，”我说。“我走了。”
我的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我感觉自己被人出卖了。我毕生的努力一夜之间就被人归零了。航天员队伍发动了反对这项决策的集体请愿，但是于事无补。几个月之后叶利钦辞去了苏联国家主席的职务，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焦头烂额的叶利钦很明显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我的事。
在苏联的旧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广大群众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国家体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设置了诸多限制。在苏联的历史上，我的同胞们为了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国家为他们做的却很少。如果人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强。
我通过出访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深刻体会到了一党制的局限性。但是我国一向有走极端的传统。所以在新的权力结构建成时，我们得到的不是两到三个反对党，而是十几个新生党派，这么多党派既令人难以分辨也无法产生什么好结果。
总的来说，我们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操之过急了。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过渡过程是极为痛苦的，西方国家摸索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成果很显然无法在一夜之间得到复制。
不过，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众多新兴金融经济组织就如同遍地开花一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快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开始向我提供相当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首先，一家私人科技公司邀请我去主管他们的太空项目。然后在1992年，由阿尔法银行主办的私人投资机构阿尔法资产基金会邀请我担任主席，我后来担任了副主席。这两个组织里都充满了与旧制度毫无瓜葛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十分令人兴奋。
进入私有机构对我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一生都习惯了自行解决问题，发挥主动，做出困难但必要的决定。这些技巧在私人领域也发挥了作用。
例如，基金会购买了大约200家大型企业，其中包括几家主要的玻璃、水泥以及食品企业。这些公司的厂长经理们大多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十分不信任那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重组企业从而向私有化过渡的年轻人。而我在领导太空项目的这些年里已经习惯了与主要工业的领导们打交道。
不幸的是，我必须解雇掉相当一部分厂长与经理。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不愉快的经历之一。但是我很高兴能帮助一家企业扭亏为盈，尤其是那些在我们接手以前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厂长经理只顾中饱私囊的的企业。很多人搞私有化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腐败横行，黑帮火并要了许多人命。我们只要发现某家企业与黑社会有牵连，就会马上收手。
尽管我在90年代初就离开了太空项目，我依然继续着我在太空探索者联盟内部的工作并且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国在太空领域越来越受限制的进展。太空项目的颓势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但是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中央拨款进一步遭到了削减。现在的项目主管手头设施残破不堪，很难吸引到私人资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和平号空间站项目。
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和平号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只有5年。结果它在轨道上停留了15年，接待了来自15个国家的近100名宇航员与航天员，完成了20000多项科学实验，谢尔盖.阿夫杰耶夫（Sergei Avdeyev）在这里创下了近748天的太空最长停留记录。它为未来的国际合作与长期任务打下了基础，这些任务将在目前在建中的国际空间站上进行。
但是和平号空间站的最后几年实在是多灾多难：碰撞，火灾，有毒物质泄露和电脑崩溃。随着人们对国际空间站的兴趣与投入逐渐增加，和平号所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少。但是希望似乎一直还在，这座千疮百孔的空间站似乎还有救。作为国际宇航员与航天员联盟的发起人与联合主席之一，我与其他几位朋友在90年代后期给叶利钦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保住和平号太空站的建议。当时我们这些人说话多少还有点分量。但是最终维护和平号空间站的费用还是太高了，政府还是决定要销毁它。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已经成了如何能使空间站安全返回地球，不至于造成伤亡。
当我看着空间站的残骸在2001年3月划过夜空坠落在太平洋的时候，感觉就好像一艘巨轮沉没在了我面前。那景象实在可怕至极。
此前的挑战者号事件也激起过我类似但更痛苦的反应，因为那次出了人命。如同许多人一样，我满心恐惧地看着电视上航天飞机四分五裂坠落在地的画面，乘员家人们明白过来以后的的尖叫与哭喊令我心碎。
此后人们开始对太空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也是在2001年春末，加利福尼亚的富豪丹尼斯.蒂托（Denis Tito）在支付2000万美金后乘坐联盟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并在那里呆了6天。太空旅游一直饱受批评，但就我看来，蒂托的行为很有积极意义。
蒂托的财富是他通过工作换来的，为什么不能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花掉呢？他在心理与生理两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他在太空中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乘员执行任务。他还为我们的太空项目注入了急需的资金。要是每年能有3个像蒂托这样的游客，保留和平号空间站根本不是问题。
我相信，业余人士的太空之旅重新激发了公众对宇宙的兴趣。可惜的是，太空探索早期的公众激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或许未来的火星计划能再一次使人们对人类力量的极致壮举燃起激情之火。
迟早有一天，我相信人类将会认真着手寻找另一颗可供我们居住的星球，要么是探索本能的驱使，要么是受环境所迫。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的星球依然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支持人类继续发展许多世代。
金星环境过于恶劣。火星则较为凉爽，而且在火星表面已经发现了水，有水就意味着有氧气，这为未来人类的居住带来了可能。但是相比之下，还是月球更适合人类。
例如，月球表面的重力很小，对人体脏器例如心脏带来的压力也小。这使得月球很可能在未来成为极具价值的医疗基地。早在1967年我就参与设计了月球居住舱，这种舱室埋在月面以下，不受陨石的冲击。
但是眼下能够将这种规模的月球舱送往月球的强力火箭已经不存在了。美国人的土星5号火箭早已进入了博物馆。我们的能源号助推火箭在完成了暴雪号航天飞机唯一一次升空任务之后也被搁置了起来。
要实现这样的月球探险，需要比目前任何有此类意向的单一国家都更为强大的资金支持。许多人相信这种级别的投资只有在人类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多年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题材。我更倾向于关注较为迫切的未来，我相信我们有理由乐观。例如，国际空间站所涉及的国际合作程度就很令人鼓舞。
我一直梦想着一座轨道太空站，中央是复杂的居住舱，四周围绕着一圈其他舱室，宇航员与航天员们则骑乘着某种太空摩托往来于舱室之间。阿瑟.克拉克早在投身科幻小说创作之前很久就设想出了这种太空站。
克拉克在苏联有大量的书迷，1978年他访问莫斯科时，我陪同他参观了星城。几年之后他出版了《2001太空漫游》的续作，书中主要描写了一艘飞船的旅程，这艘飞船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将这本书献给了我以及知名不同政见者及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在一份苏联青年杂志上得到了连载。但是连载进行到一半就被突然取消了，然后我就被拖到了党中央委员会的面前。
“你怎么能闹出这种事来？”他们质问道。而我还是一头雾水。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号’飞船上的乘员中有苏联的异见份子。”他们说道。
“你们这帮人连阿瑟.克拉克小手指头上的一片指甲都抵不上。”我厌恶地拂袖而去。
这种人的心胸之狭窄一直令我称奇。破坏我们体制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某些党员的眼界低下以及对天才与创造力的不屑一顾。
回顾我的一生，我也有几许遗憾。我遗憾自己的衰老，自然还遗憾自己没能踏上月球。当我在夜晚拿起望远镜的时候，最能吸引我目光的总是那一轮银盘。绘画给我的一生都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有时我会描绘太空中的景象，更多时候则是地球上的风景。许多国家都举办过我的画展。
尽管我这一生成就很大，有时我依然在想我是否本有可能做得更多。但是每每在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尤里当年成为第一个从太空回望地球的人类之后写下的一段话：“乘坐飞船环绕地球之后，我意识到了它有多美，我向人类呼吁，保护这颗星球，创造美好的未来，不要破坏它。”
尤里仅仅绕行了一次地球，但这已足以令他对人类这一概念有了真正的认识。我相信，从那以后的每一次载人航天都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认识。
就我来说，太空飞行的独特经验令我对时间的流逝有了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人类对时间的感知都受制于一天之内的最长出行距离，首先是步行，然后是以马代步，再然后是火车与飞机。但是在一个半小时里绕行地球一圈的经历使我对时间流逝的速度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体会。
我依然怀念着当年我父亲在加里宁格勒附近的机场修剪草坪时从飞行员那里听来的话，他一直把这话挂在嘴边。
“不要到了跑道尽头才刹闸，也不要到了风烛残年才去享受爱情。”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 lovi moment!”（只争朝夕！）我相信，人的一生就应当这样度过。
大卫.斯科特上校
伦敦，2003
当我们仰望穿越夜空的月球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月球此刻是圆是缺，我们都只能看到月球的近地面。由于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与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等，月球表面的深色部分或者说月海——例如静海、澄海与危海——一直面对着我们，在周围较高地势的反衬之下，就形成了我们儿时就熟悉的人脸形象。
但是从月球表面回望地球，我们的行星却无休止地变幻着。从月面看去，地球在漆黑星空中的位置不会改变，但是地球的表面每个小时都不尽相同。地球的自转显露了在这颗熠熠生辉的蔚蓝球体上，地理特征与气候特征结合得多么紧密。这种极致之美绝对无法通过二维的照片来表达。
《周六评论》杂志的前主编诺曼.卡森斯曾经在一次关于未来太空探索的国会听证会上宣称：“月球探险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不是将人类送上月球，而是使他们能够回望地球。”从月球表面来看，我们的唯一家园是如此惊人地生机勃勃，活力无限；但同时又是如此刺目地渺小而脆弱。
1971年夏天我在月球表面的3天停留期间，有一次我站在月球舱旁边，伸手指向地球，竖起裹在僵硬手套里的大拇指，指向黑暗天空中的地球。我发现我的大拇指能把地球完全挡住。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手势，地球就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一点令我心中思绪万千：从我们一路走来的坎坷，到眼下这一刻的意义，再到未来前进的方向。最为重要的信念是：除非人类爱护这颗行星，否则一切有意义的事物——科学，历史，音乐，诗歌，艺术与文学——都不会存在太久，就如同整个星球都能被一根手指遮蔽一样。所有我们这些曾经踏上月球或者曾经进入过太空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无论未来我们为自己选择了怎样千差万别的道路。
每当我踏上讲坛讲述我的宇航员生涯时，总会有人问我月球之旅如何“转变”了我的生活。那究竟是怎样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宇航员回来以后都皈依了宗教？作为曾经踏上月球的仅有12人之一，我很理解为什么人们要这样问我，而我的答案也因人而异。
如果是一个小男孩问我在月球上行走感觉如何，我会说“感觉好极了”。我知道这个孩子会两眼放光地离去，也许当天晚上他会在梦中造访我们的近邻。如果听众期待较为详细的回答，我会描述月球上雄伟的山脉，层层堆积的熔岩，或者岩石中透明夺目的晶体。他们有时会因为我的言辞不够优美而感到失望，但是我摆脱地球引力第一次进入太空时的本能反应依然正确：只有艺术家或者诗人才能真正表现太空的美。我感觉，阿列克谢的绘画就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经历带来的敬畏之情。
说道转变，或许我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转变。说到这一点，我有时也会突然想起指挥登月任务的我们这6位指挥官与6位月球舱导航员在任务之后的生活轨迹是如何的大不相同。你可以把我的观点称为“左右座假说”。在月球舱里，指挥官坐在左边负责飞行，导航员则坐在右边负责监控仪器。
对于右座的6个人来说，他们的后阿波罗时期生活轨迹都相当不同寻常甚至困难重重，一般人很难把这种生活与工程师或者导航员联系起来。阿波罗11号之后巴兹.奥尔德林与自我的斗争早已众所周知。阿尔.宾在阿波罗12号与一次天空实验室任务之后转行做了艺术家。埃德.米切尔在阿波罗14号之后成立了智力科学研究所，投身于对意识和心智的研究。吉姆.艾文在阿波罗15号之后成立了高飞基金会（High Flight Foundation）。查理.杜克在阿波罗16号之后重新成为了基督徒，还成为了一名励志演说家。只有阿波罗17号的右座杰克.施密特从月球返回之后依然从事他原来的地理专业，不过他还担任了6年的参议员。
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可能这反映了他们由于无法指挥自己的月球任务而产生的挫折情绪。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与指挥官一样重大的责任，因此更有时间体味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非凡旅程。也许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做主了。
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们这些坐在左边的人从月球返回后的职业道路要平直得多。尼尔.阿姆斯特朗在阿波罗11号之后转而从事商业与航空教学工作。彼得.康拉德在阿波罗12号之后参与了天空实验室1号任务，然后加入了麦道公司的管理层。阿朗.谢巴德在阿波罗14号之后回到了领导岗位。约翰.扬在阿波罗16号之后继续为NASA工作。至于基恩.瑟南则在阿波罗17号之后投入了商场。
我们全体12人从未共聚一堂，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讨论月球任务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不同的影响。仅有的12名“月面行者”居然没有共同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可能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我们中间有3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尽管我们彼此私交依然深厚，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曾经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连那样密切，更像是一群成就超凡之人的松散集合。随着阿波罗计划的结束以及美国探月项目的搁置，我们也踏上了各自的前程。
比方说，我们再也不是邻居了。我们现在的住址分布在整个美国，从加州到俄亥俄再到佛罗里达，甚至还有人搬到了欧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航天员在后太空项目时期的生活方式。我曾在星城的郊区亲眼看到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与她的孙子在自家花园里玩耍，隔壁就是阿列克谢的美丽新家。
就我来说，我在NASA做了6年管理工作，最后两年在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度过。1977年底我意识到我的未来在太空领域之外。此时我已经参与监督了十几项令人兴奋的飞行器研发项目，就我看来这是NASA内部最好的工作岗位之一。这些项目中包括航天飞机着陆测试，航天飞机由改装过的波音747 搭载升空并释放，然后降落在空旷的湖床上，这项测试证明航天飞机可以像普通飞机那样着陆。但是所有这些项目都要结束于当年11月。太空科研的预算十分紧张，而且我对频繁往返于NASA华盛顿中心的旅程也感到了厌倦。这之前一切都刺激而有趣，我也获得了珍贵的管理经验。但是现在是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但是我身为宇航员培养出来的技能完全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存在。我不同于职业生涯即将告终的运动员，没有人请我当教练，也没有什么即将开展的探月项目请我去当顾问。为了寻求新的挑战，我找到了在麻省理工结交的一位老朋友阿尔.普莱斯，他当时负责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对比飞行研究中心。我们一致同意辞去公职，开展自己的私人咨询业务。
我们研发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项目，其中包括十分早期的单字串数字记录系统，这次的客户是好莱坞切罗基工作室的4位合伙人，其中就有披头士的鼓手林戈.斯塔尔。此后我们又尝试用光学全息技术保存数据，还为英格兰的多家公司提供了技术及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时开始研发一款光电感应器，称之为结构信息探测器或者SID（structural information structure）可以用来监控与测量微小的震动。后来有人邀请我继续研究如何利用这款设备来监测飞行器的结构完整性以及桥梁、建筑与海上平台可能的结构隐患。不过这时我已经在几位老同事与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全盘接手了SID研究项目，因此阿尔决定做全职咨询顾问，我们于是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公司管理责任的归属。
也是在这段时间，空军助理部长找到我参与设计一套绝密训练章程。空军自己也在研制航天飞机，这套章程就是为了即将成为宇航员并驾驶“蓝色空梭”的空军军官们预备的。在招募了6位最出色的前NASA阿波罗项目工程师加入载人太空飞行工程师项目或MSE（manned spaceflight engineer）之后，我开始协助选拔训练头两批项目入选人员。训练在洛杉矶进行，有几位受训人员后来成为了“常规”航天飞机的驾驶员。但是空军后来又变卦了，放弃了对载人航天的参与。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经遭到裁撤厄运的空天飞行器，X-15和载人轨道实验室项目。
不过就在这扇窗口关闭的同时，我又遇到了新的机会。在1984年初，NASA宣布它有意让私人企业开发一款航天飞机的“配套设施”。NASA将向企业购买火箭，从航天飞机能够抵达的近地轨道进行发射，将卫星送到更远的特定轨道。这为我们将自己关于航天飞机的知识和为科研向私人企业筹款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商业机会。两年后，英国宇航公司签下了合同，完成了第一款全尺寸卫星转移载具或STV（satellite transfer vehicle）的模型原型机的开发。
但是1986年挑战者事故之后，总统发布敕令，航天飞机不能再搭载商业载荷。因此我不得不为STV 寻找新的发射方式。所有商业卫星都要由“消耗性的发射载具”发射，因此第二年我去了两次中国，与中方谈判并签署协议备忘录，希望购买6枚长征火箭用来发射装载卫星的STV并获得相应技术支持。但是我们的投资人对中国的产品不感兴趣，因此STV项目也就告吹了。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八年以来的主要贷款银行开始崩盘。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贷款都遭到了追讨。我们平白无故地陷入了财务危机当中，我们的主要项目都没了，资金来源也枯竭了。最后我们的公司被另一家航天咨询机构合并了。之后我们在我的好友彼得.布伦菲尔德的引荐下为多家英格兰公司提供过服务，我和他之后又继续迎接了许多充满挑战的新机会。这时空军又一次找上了我。
这次他们希望我协助参与一个演示项目，证明在星球大战计划中研发出来的所谓“动能杀伤飞行器”或者KKV（kinetic kill vehicle ）具有和平的科学用途。这种小型自主推进太空飞行器的设计用途是通过撞击来破坏太空中的物体——例如核弹头。为了改善这一高度争议项目的公众形象，空军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证明这种飞行器具有和平的科学用途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将一台标准的KKV——4英尺长，直径2英尺，由类似于阿波罗及双子星飞船配置的迷你火箭驱动——改装成一台可以搭载一到多辆袖珍勘探车的行星登陆载具。我们为此招募了麻省理工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教授，然后设计了一款6条腿的勘探车——仅仅8英寸长，6磅重——携带多种袖珍传感器，由行为控制软件操纵，就像蚂蚁一样。勘测车可以置于保护罩内部，将普通KKV顶端的传感器组拆除之后就可以安置保护罩。
一年之后我们成功地在爱德华基地的一间机库里举行了“高新概念结构测试”，展示了我们的原型机。在观众们惊异的目光下，我们将一辆4条腿的勘测车装在保护罩里面“发射升空”，并使其在一片模拟的月球表面着陆。保护罩自行分裂，勘测车爬了出来，进行了长达几分钟的月面勘测。这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改造后的KKV将这种勘测车送往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行星，它们的勘测能力几乎与人类不相上下——只不过缺乏了人类的冒险精神。
在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经常从家里出发，驱车两个小时，途经曼哈顿海滩与洛杉矶前往爱德华基地。这一路上我有很多沉思的时间。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枚昂贵的通讯卫星面临的两难处境。这枚卫星是海军在1993年3月发射升空的，但是没能进入正确的轨道。卫星本身没有受损，但是却毫无用处，结果保险公司支付了18亿美元的赔偿金。我意识到如果能够发射一艘“拖拉式”飞行器与卫星对接并利用其自身的推进系统将卫星送进正确的轨道，卫星完全可以重新投入使用。不仅如此，如果飞行器多带一些燃料，还可以延长卫星在轨道上的停留期限，从而增加其商业价值。
在德莱顿工作时我们曾设想过在地下室的控制舱内操纵高风险的实验型飞行器。这意味着试飞员不必以身涉险“跨越已知安全区域。”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应用在“拖拉式”飞船上面，那么载人飞船带来的所有成本与风险都可以避免。利用我在德莱顿学到的关于遥控飞行的知识以及在担任宇航员期间掌握的飞船会合与对接的经验，我开始投身于这一概念的开发。
我意识到这种“遥控牵引式”飞船的商业潜力十分巨大，因为这比重新制造并发射另一颗卫星要便宜省时得多。这将是三赢的局面，卫星客户可以在预定的运营时间期限内重新获得他们的卫星，保险公司可以免去原赔偿金的一半，而我新成立的公司则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回收”卫星的报酬。我立刻为这项发明的好几种形式都申请了专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邀请了好几位当年NASA的同事与太空保险行业的朋友一起改进完善这一概念，并为进一步的研发与运行四处筹款。我的专利最终被一家德国公司买走并继续发展了下去。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的朋友、阿波罗13号指挥官吉姆.洛维尔打来的电话。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写的是命途多舛的阿波罗13号任务。他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改编电影的拍摄。1970年的这次任务中，飞船在前往月球途中氧气罐爆炸，乘员们历经九死一生之后才勉强回到地球。任务控制中心所做出的卓绝努力在电视上得到了直播，令全世界的观众目不转睛。当时吉姆住在德州，正忙着宣传他的新书，而我的住址距离好莱坞的环球影城只有30分钟的距离。和吉姆聊了几句之后我来了兴趣，这时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电影的导演朗.霍华德，他问我愿不愿意担任影片的技术顾问并与他和四位主演汤姆.汉克斯 、比尔.帕克斯顿 、 凯文.贝肯和加里西尼斯一起共事。
这是我离开NASA之后最愉快、最兴奋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段工作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涉足电影业，因此对自己的工作习惯进行了一些调整。我第一天去片场报道的时候穿了全身西服，结果发现在片场上除了场记之外没人穿正装。在拍摄期间，我不但参与了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还结识了许多位好莱坞的杰出领军人物。
在《阿波罗13号》杀青之后不久，汤姆.汉克斯邀请我吃午餐。他即将开拍一部十集电视短剧，《从地球到月球》，从头到尾地展现从美国早期太空飞行到登月项目结束的全过程。汤姆又一次聘请我担任技术顾问，但是由于这部片子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很快就参与到了影片制作的所有方面：审核剧本，训练演员的言谈举止，为导演当顾问，甚至还有后期剪辑。阿波罗15号任务占据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篇幅，我负责指导扮演我的演员布莱特.柯伦。这部电视剧是我所见过的对美国太空项目的起起落落描写得最为生动准确的作品，在同年的艾美奖上它赢得了最佳电视短片奖。这个领域与我一向熟悉的政府环境大相径庭，我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还在电影业里面结交了许多朋友。
近几年来我的注意力又投向了环保领域。我和我的好友，物理教授阿瑟.米勒一道提出了利用太空永久处置“高危核废料”的方法。只要我们能找到比地下掩埋更安全的核废料处置方式，核能完全可以成为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选择。商业运载火箭行业的扩张将使人们有能力将核废料送进太空，飞出太阳系，向黑洞一类的终点飞去。
不过除了这些兴趣之外，从我在NASA工作到后来离职的这些年来，我还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冷战老对手在太空领域的进展。随着点燃太空竞赛的旧秩序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而改变，我越来越想念1973年我访问莫斯科时结识的老朋友，阿列克谢.列昂诺夫。随着旧日的敌对关系与相互限制烟消云散，阿列克谢和我感到当年我们在他的画室里说过的话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我们将各自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汇总起来并两相对照，结果就有了这部不分彼此的回忆录。
我们两人经历的鲜明对比充分表明了登月竞赛的政治动机。这是两大强权激烈碰撞造成的结果，双方都试图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更为优越，双方都集中了巨大的资源与最顶尖的人才来争取最终胜利。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这是“自由与暴政”之间的较量，而自由最终获得了胜利。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踏出的第一步有力地证明了一个自由社会的技术实力，科研水准，和平的用意与开放的精神。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物有所值或者利大于弊，有些人认为这些钱应该花在社会福利上面，还有些人认为太空技术终将导致太空战争。不管结果如何，毫无疑问登月竞赛极为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我坚信，抛开一切政治纠葛，这场了不起的竞赛在人类的心中开辟了两条重要的新前沿。这标志这人类踏出了探索新世界的第一步，还令我们真切意识到要如何为子孙后代们保护我们的星球。
但是展望太空探索的未来，我还是相信太空技术的下一次重大突破将由军事领域主导。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也许就在十年之后——我相信美国军方，可能是空军，将会建立一支“太空巡逻队”来检查、监视与追踪其他国家的卫星。这些飞行器不太可能是载人的，而更有可能由技术高超的太空飞行员在地下控制中心的模拟舱里操作。本质上它们就是无人战斗机，在必要时对威胁性或有敌意的卫星或其他太空物体发动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很有可能以某种形式部署星球大战计划中的洲际弹道核导弹防御体系。
行星间往来的新型推进方式早晚将要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化学火箭将依然是离开地球的首选方式。正如早期德国火箭先驱沃尔特.邓伯格（Walter Dornberger）所说，“人类历史受到或将要受到三大发明的影响，轮子使人类征服了大地，铆钉使人类征服了海洋与天空，火箭将使人征服太空并向群星进发。”
载人航天的未来则远没有如此确定。很难说人类何时才能再次踏上另一颗行星。挑战者号与哥伦比亚号的悲剧集中体现了太空探索所面临的风险，尽管航天飞机仅仅在近地轨道飞行。尽管悲剧之后NASA依然在研究载人飞行技术，但人们有理由说，即便依靠目前的机器人技术也完全可以避免拿人命来冒险。
随着计算机与机器人技术以及人类行为模拟软件的显著发展，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人的确很有可能取代人工机器人化的人类（即身着宇航服的宇航员）。阿波罗项目中的宇航员穿着僵硬笨重的宇航服在月球表面跌跌撞撞的形象和机器人的确相差无几。但是机器人能在通向宇宙的征途上前进多远还是个未知之数。
有人认为规模如此宏大的载人登月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与开拓新疆界的需要相一致的程度。其他人认为这是特殊时代机缘际会的特殊产物：某几个动机强大的个人，坚定的决心以及充足的资源，尽管必要的技术当时还不存在。我相信我们的经历证明后者才是正确的。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在四十年前着手实施阿波罗计划时的科技水平实在是极其低下。例如，阿波罗飞船上所有电脑的内存总量只有36K。但是在两位非凡个人的领导与激励下，400000名天资卓越的男男女女将有限的技术发挥到了最大程度。约翰.F.肯尼迪总统与韦纳.冯.布劳恩，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失败与损失，他们都坚定地向前推进。就阿列克谢与航天员队伍来说，是他们那位总工谢尔盖.科罗廖夫的智慧、动力与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促使着他们不断超越。
很难说这样的人如今是否还存在。同样难说的是如今是否还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充分的资源、理由与决心重启载人登月、载人火星探测或者探测其他行星。但回首过往，展望未来，我们人类一贯倾向高估眼前而低估长远。地月系已经存在了45亿年，如果将这段时间压缩在45分钟之内，人类在地球出现只是眨眼之前的事情。
在我们考虑人类对太阳系其他行星及其卫星进行探索时，我们应当考虑到阿波罗任务的一项特质。科幻小说对载人航天的出现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就我所知，没有哪个科幻小说作家曾经预言过全世界都能通过电视收看首次登月任务的现场直播。这些强有力的影像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些观众当年还是孩子。几乎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只要他/她当时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看电视了，都会告诉我他们当年看过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踏出第一步。对于在NASA工作的400000名员工来说，无论他们的具体岗位是什么，阿波罗项目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因此，阿波罗登月就成为了地球上全体其他人类的“共有经历”。可以说这是“虚拟现实”带来的经历，人们通过虚拟方式获得了这种经历，然后就成为了他们思想与情感中真实的一部分，这种经历也就成为了“真实”的冒险。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共有经历”将会越发强大，甚至还会成为促使人类探索其他行星的动因之一。这想法实在令人兴奋。
当我在月球上时，我做了一个简单但含义深刻的实验——同时抛下一枚羽毛和一柄地质锤借以证明伽利略关于引力场中下落物体的论断。我觉得，就算伽利略对未来再怎么憧憬，他也绝不会想到未来将有人在月球表面验证他的理论。
从长远来看，如果以地球上的情况来打比方，我们现阶段的太空探索不过处于哥伦布时代的后期。要是从历史角度为目前太空探索所处的阶段找对应关系的话，现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刚刚发现新大陆返回西班牙，而人们还在激烈辩论世界究竟是不是平的。费尔南多.麦哲伦首次环绕地球的舰队尚未启航离开塞维利亚，而奋进号的船长，伟大的詹姆斯.库克此刻甚至还没有出生。
在前往新的行星之前，未来的太空探索者们与未来受到我们家园以外的其他奇妙世界激励的人们将会回想起我们那一代人，那些在太空探索之初奋力拼搏的先驱，他们的冒险征途与沉浮起落。载人航天的雄心与梦想终将回归。但是，尽管我们要向过去学习，但却不能沉湎于过去。我们必须梦想未来，但决不能为了做梦而整天昏睡。
距离我此生最值得纪念的三天过了三十年之后，有时我在夜晚到海滩或河畔散步，抬头仰望漆黑的夜空，一轮明月高悬头顶，我的目光会自然地落在月球表面最大的印记上，也就是雨海。我凝视这雨海的东缘，我曾在那里降落过一艘飞船。这使我不由感到一阵思乡之情。在我眼中，月球不是一个冰冷空寂的世界，而是地球的一部分，正是在这轮明亮的天体表面，人类踏出了通向无尽前沿的第一步。
两年多断断续续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不管怎么说，没有辜负各位河友的捧场。
我在申请正式会员的时候写申请词，说我觉得自己的手里还有点存货，值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不过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我，至少在我将它们与各位分享之前并不属于我。我不是军迷，对太空竞赛的知识此前也是少的可怜（现在稍微好了一点），填这个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不敢说是我注六经，主要是六经注我。在这里感谢所有回复与关注过我的河友们，尤其是回答过我的问题以及为我挑过毛病的诸位。
之前有河友说过，翻译的东西难受关注。不过这是我唯一感到舒服的表达方式。我自己年纪还轻，硬装成一个有故事的人脸皮还不够厚。能够讲一讲别人的故事，感动一下自己与读者们，也就是了。
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大概可以归结为“男人的浪漫”。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像书中的两位当事人一样，相信人类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的这点工作也算是摇旗呐喊两声，希望能有所小补。
最后再说两句，其一是我打算把这篇稿子拿到天涯去连载一下，到时候会加入更多注释，衷心恳请各位前去捧场并继续提出意见。其二是关于新坑的问题，近几天就有着落，题材上会有些不同，请感兴趣的河友们关注一下文化百家或者感性世界（两者必居其一）。
花您的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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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上文中的“驻扎在维也纳的第十警卫师”可能正是按盟军的协议而在奥地利境内部署的苏军。苏军没有“警卫师”的编制，我想你翻译的原文在这里是不是“guard division”？那么译成“近卫第十步兵师”更合适一些，既符合苏军编制的实际，也与文中一个苏联军官讲述自己国家的情况的语境比较适宜。
还有就是俄语女名在转成英语的时候读音、读法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如叶卡捷琳娜变成凯瑟琳等。这里“苏维特拉娜”改成“斯维特拉娜”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