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一） -- 井底望天

就是他写的《大秦帝国》；对战国、秦国的文化历史，以及中华文明演化有一定研究，观点较独特。外链出处

对于文明困境，他说：

本嘉明:花,汪兆铭有个绰号

上吧？民国当汉奸的，不少都是大学问家，咋解释?

感觉他写小说有点过于投入，缺乏客观的视角，对历史人物褒贬过度，正面角色做啥都是对。

义。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在支撑其抗战到底。

毛泽东的信心则来源于对民族传统的强烈信心，来源于对民众联合的无比自信。

所以，蒋及其治下的组织，很多人并没有蒋的那种强烈的个人英雄气质，很多人也就较为容易变得软弱。为何国民党治下的武装力量中“降将如毛”，与国民党更多地靠个人的意志与品质，而不是靠团体的意志与联合有很大关系。。。

并且，如果有那个统计专家去统计下抗战中的上层分子，考察一下他们的成长经历会有一个很意思的东西：凡是到日本留过学者，均有一定、不同程度的恐日心理（蒋也不例外）。

所以我有个小归纳，也许结论不准确：按恐日的轻重，可以分为——留日的>留英美的>留俄的。

吴觉农回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留美的是200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0元),留欧的160大洋,留日的120大洋,国内大学出来的只有80大洋.

蔡无忌局长不因他是留日的就歧视他,还是按留美的标准发工资,把他感动坏了

他花了大半生才爬到中国政治金字塔的顶点，大权在握，呼风唤雨，凭什么要投降日本人跑去当个二等公民？除非他疯了。

要是吴三桂当年有老蒋这个地位，你看他会不会引清军入关。

可以当了解知识啊

但他的博客好多东西还是有比较新颖的见解。

老蒋是为了保全自己地位也好,是为了民族前途也好,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坚持下来了.这就是功勋.没必要否认.更不必要去否定.

再退一百步,老蒋要卖国还愁没机会?为什么没有?

而卖国的又有几个是有自尊把自己当回事的?你给这家当狗是狗给别家当狗就不是狗?一个人有自尊心自豪感还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觉得人人当奴才当狗这样才有希望?所以老蒋眷顾自己的地位名声怎么成了你抨击他的理由?也所以拿吴三桂比老蒋是非常过分的.你要这样搞,以后还有几个人会坚持抗战啊?自己人糟践自己人,自己人看不起自己人,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一个陷阱.

说蒋是“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学者的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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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是在今天，当中国国力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确定，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已经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实现的时候，倒是有不少知识界的人士想把中国给卖了。不知九泉下的汪精卫老兄会不会苦笑，会不会起来再当一次刺客，刺杀一下这帮不知好歹的人士？

要知道今天的这些所谓精英，不光不以卖国为耻，还要创造出“爱国贼”这样的名词。这种事情，倒是连汪精卫们也不大看得起了。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名妓女李香君和董小宛，和号称四君子中的两位侯方域和冒辟疆，上演了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有一位名妓女，叫做柳如是，嫁了复社的60岁的老翁钱谦益。钱谦益是当时明末的文坛领袖，出任了南明的礼部尚书。当清军破城的时候，柳如是提议说：“国破家亡，俺们跳河死了算了！”

结果钱谦益这位本来最有责任，以一死而报君王的重臣，沉思半响，说道：“这水太冻了，实在跳不下去。”于是烟花女子柳如是说，俺自己跳了。但是跳水自尽的她被一把给拖了回来。然后钱谦益就带领着满朝文武，冒着倾盆大雨，不怕冻地出城向清军主帅多铎投降了。

当时清朝的规矩，就是朝廷的正职必须由八旗的满族、蒙古族、和汉军旗人的官员担任，投降的南明官员只能担任副职，因此明朝的礼部尚书，就成了清朝的礼部侍郎。这个行为，被当时人讥笑为两朝领袖，算是“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不过后来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辞了清朝的官以后，偷偷的和自己的学生们，比如说顾炎武和郑成功联络，并倾尽家财暗暗资助反清义军，还策划了南北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在郑成功成功沿着长江打到南京，得不到当地乡绅的支持而失败。

当然在钱谦益的这些行动中，柳如是起的作用非常大。根据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其实当时柳如是和复社的另外一位才子，后来抗清而死的陈子龙是情侣，但由于陈子龙的原配夫人，不接受这位重情义的妓女而作罢。大概只有这位风尘女子算是继承了梁红玉的衣钵，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人物。

复社后来在顺治年间，因为部分成员坚持抗清，而在9年（公元1652年）被迫解散。在复社中间，出现了对后来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位先驱人物，一个是顾炎武，一个是黄宗羲。

这两位大思想家，加上王夫之，应该算是当时的知识界对理学和心学泛滥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黄宗羲提出了政府官员，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样的现代意识的民主思想，要远远超越了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而这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提法，算是打破了孔子政治学说中，对君臣这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肯定，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

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上，顾炎武反对一心向佛的心学的玄虚，提倡用实学代替理学。不拘于读史学经，而在于客观的调查研究，倒是和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处。

顾炎武的思想，算是继承了南宋的浙东学派。当时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学，以及次主流的陆象山的心学（后来在明朝的王阳明集大成）竞争的这个学派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永嘉学派的思想。当时永嘉，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温州一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因为这种经济情况而产生的儒家学者们，他们要求的是儒家学者钻研经世致用，改变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而采取工商并重，并要求厉治强兵，抗击外敌。

这个统称为浙东学派的思潮中，还包括和永嘉学派相近的永康学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南宋的爱国诗人陈亮，是这一个思潮的领袖。在这个学派的思潮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标准，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

其实反过头去看朱熹的理学，可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理学中的义和利之辩，虽然继承了汉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谋其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确并没有实践的可能。当年在董仲舒时代，儒生还是一个人数非常小的精英团体，是完全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吸收。而由于这个时候的儒生，其大量的比重是来源于豪门精英，因此在经济生活上无需要对“利”太过着重。

但是在宋朝以后，一方面是科举制的程序化，另一方面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导致的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新的局面，就是俺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找工作难了。而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过科举的机会小了。就算是通过考试，能够找到政府工作这个公务员职务的人也不多。

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不少最后是去经商了。尤其是南宋时期，大概活跃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对这些经商的人士们，你要求人家不要讲究利润，要在签每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义字当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未免太不现实了。

而在南宋发生的这一个变化，就是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产生了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文化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经济上因为银子多，就更受到人们的崇拜，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

这种因为基层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就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制的能力，而同时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地方上，其实已经基本不参与当地事务，只要朝廷的税收拿得上来，地方治安又没有太多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都由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绅们给包办了。

这时候的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上面一层是貌似中央集权的政府，负担着国家政治统一上的任务，而保持了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但是又由于知识人士的大规模出现，地方自我管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倒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因此中国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区域和文化多元的现象。

另外两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一个就是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经历了300年，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终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两税法的实行下，给废止了。

其实当初均田制的出台，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自耕农人数，一方面保证国家税收的来源，和军队人丁来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地方豪门望族，在土地兼并下，同时拉起可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豪强地方武装。

而在唐朝，由于科举制的制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新修订氏族志，从汉朝以来就不断坐大的贵族豪门望族，逐渐式微。而实际上的土地逐渐集中和兼并，在缺乏大族影响力的情况下，对朝廷的威胁大大降低，使得均田制的被放弃成为可行。

而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出现，在唐末黄巢大乱之后的割据局面到宋朝的开始，并没有造成以往那样大规模的人口衰减。这就形成了宋朝时代的一个社会特征，就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到来。

抗战是骨气和尊严的问题吗？有一部分是，但骨气和尊严毕竟不能当饭吃，关键还是利益的问题。

老蒋之所以可以坐在他的官邸里大谈抗日，那是因为他不愁吃穿。如果他像延安的共产党人一样每天吃黑豆度日，需要自己开垦荒地维持生存，他还会有那个骨气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历史没有假设。

换个角度来想，每个去当汉奸的人都是从心底里想卖国吗？那些被迫做良民的中国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自尊自爱吗？

如果你没有钱给你的孩子们买粮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忍饥挨饿，那么你会不会为了让他们吃一顿饱饭而投靠日本人？

如果你坚持原则，不肯违背良心，那么我会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但如果你选择为了家人放弃自己的骨气和尊严，我也会认为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

归根到底，每个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各自的物质基础上的，所以注定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用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所有人，显然是不科学的。

抗日时期很多不光彩的事实都被掩盖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积极的一面，崇高的一面，这都是已经被美化的，并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中国的大多数人在做什么？

无非是两件事，一是逃难。二是当顺民。真正拿起枪准备战斗的有多少？相比以“亿”为单位的人口总数，这些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所以这些人才被称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到了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

尤其是农村地区，在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前，谁真正把亡国当回事？

不管谁统治中国，也就是交粮，对农民们来说，有什么区别？国家兴盛的时候，他们处在被剥削的最底层，国家衰亡的时候，他们依然处在最底层。国家既然从没为他们的福利做出过半点贡献，哪一位爱国者又好意思要求他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呢？

小说《无家》里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相当直白，我摘录几段如下：

“鬼子和伪军不久就进了村，但出乎意料的是，鬼子进村后并没有大举杀人，只是把村长换了，在村口训了几次话。那个一脸贱相的东北翻译说太君的意思是：皇军是来帮助你们的，是为了让你们生活得更好才把政府军赶走，大家要和皇军精诚合作，帮助皇军共建什么“大洞牙拱笼圈”等等。总之，台子上站的那个只有叫驴般高、却有母猪般胖的太君总是挂着一脸耗子般的笑，腰上的军刀还时不时耷拉到地上。他语气温和，还给孩子们发了一些从没见过的糖果。鬼子们昂着头在村民面前列队，脸上也没有什么杀气，他们甚至给村民们发放了不少粗粮和布匹，在新任村长谢三驴的带领下一家一家地发放。

　　乡亲们看到鬼子并不像政府说的那样狰狞，似乎还算温和，就把提着的心放进了肚子里，自然也不敢找鬼子的麻烦。只是跟着鬼子来的一帮伪军最喜欢胡作非为，蹭饭从来不给钱，临走总还要抓个活物去。村中木匠谢保立的胆子大，对抢走他木料的伪军咬牙切齿，就壮胆跑到鬼子那里告了一状，鬼子居然把那几个烂伪军拉出来，当着全村乡亲们的面抽了一顿鞭子。后来伪军找机会报复那谢保立。谢保立的儿子和老旦一起去参的军，可是只半年就和几个板子村的后生跑了回来，藏在家里。没多久，他们就被伪军半夜抓走了。在鬼子炮楼里关了半个月之后，就让谢保立等人前来认尸了。谢保立晕厥在血肉模糊的儿子面前，心病犯了，没能熬过冬天。

　　但是总的来说，这几年板子村都和鬼子处得不错，反正也是按年头交粮食上税，和国民政府差不多，只要他们不害人，谁又敢冒头惹事呢？鬼子军队时常从村口经过，村里的娃们最喜欢去看浩浩荡荡的鬼子过街，那架势比正月十五过戏好看多了，运气好还可以在他们经过的路上捡到一些子弹等什物。大人们被谢三驴组织起来，举着条幅在村口欢迎或者欢送鬼子们经过。他们举着各色小旗子，喊着自己也听不懂的几句日语。

　　又过了两年，鬼子突然管得严了。村子四角修起了炮楼，进出板子村竟然开始要出入证了。鬼子的态度开始变得恶劣，骂人打人踢人对村姑动手动脚的事情常有发生。有西面回来的人说鬼子在那边打得不如意，而且共产党的游击队开始在附近出现，把小鬼子折腾得闹心。听说南边的易村全村人被鬼子屠了，杀得一个不剩，村子烧了个精光，连只狗都没有跑出去。就因为一个什么武工队在那边干了几个鬼子，鬼子要人，可是乡亲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打哪里来，躲在哪里，实在无人可交。鬼子生了气翻了脸，先把村里老汉们杀了一半，乡亲们为了自保交出去村里几个傻子，可鬼子不傻，就把全村人都杀了。

　　消息像瘟疫一样在板子村迅速传开，各家各户都心惊肉跳。村里开了几次会，谢三驴告诫大家千万别去招惹那些来路不明的带枪和带刀的人，这鬼子的脸说变就变，比那公驴的球还变得快，千万不能让鬼子抓了话柄拿刀杀人。曾经有几个八路派来的工作队来板子村考察情况，住在原来的村长家里，谢三驴知道了，立刻带着治安队的兵把他抓给了鬼子。鬼子为此赏了谢三驴不少大洋，还给了他一个高丽女人。可还没等谢三驴尝尝这外国女人的味道，他的尸体就被高高地挂在了村口的牌坊上面，身上挂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汉奸的下场！

　　这下乡亲们更害怕了，这不谁也招惹不起了么？这谢三驴虽说喜欢拍鬼子马屁点头哈腰，偶尔也占占别人的女人，可总的来说他对乡亲们还是维护的，交出八路也是怕板子村遭受易村的下场。这八路神出鬼没说杀便杀，以后谁还敢替乡亲们维护和鬼子的关系哪？于是这个新任村长选了几轮也没人敢上，最后还是让谢三驴的大哥谢大驴来顶替了。”

老毛说，群众是最实际的，也是最讲义气的。

这句话就说的很明白了，你要先给他们实惠，他们才会跟你讲义气，才会拥护你的领导。所以我一直认为，老毛把人性研究的非常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