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老红军的“自我检查” -- 潇洒书生
关于民主，各有各的理解。如果按照一些精英的说法，这可能不算民主；但让群众参与评议，应当是民主监督的一种方法。
现实中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真诚的奉献者。
袁老红军的酒量很不错，但却很难陪客，即使陪客也不怎么喝酒。但在家里，午餐、晚餐都拿二号碗喝当地酿造的白酒。他曾解释说，陪客喝的是公家，少喝为好；家里的酒是自己买的，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后，并没有立即面向社会开放，先组织各界人士代表前去瞻仰，袁老红军也成了先行者。从北京返回后，按例要向干部、职工做报告。袁老红军为此找秘书写发言稿，秘书说：袁书记能不能给我讲些细节？袁老红军说：进去后不许停步，就看了几眼，有啥子细节哟。秘书没办法，就按照报上的材料写成了报告。家父曾问袁老红军：你看到毛主席遗容哭没有？袁老红军说：哭到没有哭出来，流了眼泪。
回过头来再看《一个老红军的“自我检讨”》，想起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五、六十年贪污受贿的共产党干部在数量、级别、影响上都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是说，在那个年代就没了贪污贿赂的干部，但与如今相比确实要少了许多。结合自己的经历，我的观点是：当时，政治运动的矛头从来都是对准了共产党干部的，生活腐败问题尤其是贪污受贿之类更属于在政治上“严打”范畴；由于群众性的监督无所不在，又有不断的运动作为平台，所以，一些干部既使想贪污也怕随时被人举告、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性，使一些人不敢放纵。
这样说，不是要去肯定什么运动，更不是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而是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反贪腐，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付出代价，只是代价的大小价码有差异罢了。从中国历史上看，倡导以德治国也好，施以严刑峻法也好，都没有能够根治贪腐；台湾不是号称民主的样板吗，开放的舆论监督和全民投票的选举机制，仍未能遏制陈水扁贪赃枉法的极欲。看来，道德教化，民主政治，法治机制等等的综合运用，才有可能遏制肆无忌惮的贪腐恶行。当然，能否做到也还有待实践。
文革才是打到当权派---只是后来上台的造反派一个熊样子。
然后革委会，三结合，就又回到老路上了。
难呐。
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为例，重心就是收拾干部。袁老红军的检查，就反映这个时代的状况。什么“四清”、“洗澡”，群众是被发动的对象，党员干部是被审查的对象。
本来不想写出来，看到河友对《一个老红军的“自我检查”》如此厚爱，还是把袁老去世后，其同事、部下的一些评价追记成篇，算是尽了一份心意。袁老红军离世是在一九八六年，前来吊唁的人多、送花圈的单位也多。于是主办单位专门组建了接待小组，我有机会以接待人员的身份与袁老红军生前的老友、同事、部下接触，听到了一些直言不讳的评价。
当时已是部级领导的金部长告诉我们：袁老红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金部长说，他1944年参加八路军兵工厂工作，从学徒做起，当时的分厂领导就是袁老红军。金部长说，那时生活非常艰苦，可袁老红军从不搞特殊，一直与大家同苦而不同甘，比如我们这些工人领到津贴后一般都要凑份子弄点好吃的，每次请袁老红军，他都不参加，说他不占公家便宜也不占下属的便宜。南下后，金部长分配到西南重点军工厂当车间指导员，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袁老红军见到他很高兴，问候了几句便严肃起来说：我们过去曾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工作过，以后有事到办公室来反映，不要上我的家里去，不要让人误会我们不搞“五湖四海”。金部长说，我上他们家已经是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下企业来才去的。
与袁老红军搭过班子的田老喝了几两酒后，兴致勃勃地谈到袁老红军的往事。田老也是1944年参加八路军的，是山东根据地兵工厂出身。他闯过关东、做过小买卖，能说会道，头脑灵活，文革时就有人揭发他作为厂长不尊重袁老红军这个党委书记。田老提起这事，似乎很委屈：袁老红军党性太强，有些死板。创办三线新企业的时候，我提出从大城市到山沟沟里来，应该多花点钱给职工修砖房，袁老红军不同意，说国家给的钱不多，要先生产后生活，住房要先修“干打垒”的。全厂当时只有几幢砖房，想挤进去住的领导、职工多不胜数。我又提出，应该先把房子分给领导干部和那些先进人物，袁老红军说他一家就住“干打垒”了，领导和先进人物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做才算共产党的干部和先进人物嘛。我这些意见被造反派到处散布，诬蔑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田老还讲起一件事，有一次袁老红军与他到北京开会，田建议袁老红军跑一跑做大官的老上级、老战友家里，反映困难、争取支持。袁老红军说，我不搞这种庸俗的拉拉扯扯，老田也不要搞这些为好！
前年，已经八十多岁的田老参加一个庆祝活动时，与我见了面，闲聊起袁老红军，他不无感慨地说：他老人家要活着，可能会气死的。现在这个社会，不会喜欢他那样的人。听了这话，我同样感叹。
袁老只是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过履历表和撰写自传，这些内容都是“格式化”的，只为说明来历而已。其唯一的回忆性质作品，就是在西南局党校文化培训部学习初中课程一年后，于结业之际写的《智斗鬼子兵》。培训部教员在这篇作文上批注“相当初中一年级下期水平”。据我所知，袁老不愿接受采访或不写回忆文章，公开的理由是“文化水平低，写不好，也说不出来”。袁老文化水平不高是事实，但若起意要写回忆录等文字，其要求肯定会得到上级的支持。根本原因还在于袁老不情愿。其子曾与我同事多年，言及乃父历史也说不出多少故事。曾与袁老搭档的田老对其情况倒知之甚多。田老资历比袁老要浅多了，1944年初中尚未毕业即在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在山东军区兵工厂工作。建国初，田老随军南下并参加军管，以后与袁老共事。相对袁老的内敛、寡言，田老则机智果断、能说会道，现年近九旬仍能长篇大论，谈吐诙谐。
据田老回忆，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着手编辑“红旗飘飘”丛书，曾广而告之，鼓励投稿。上级部门党组专门行文，要求组织老同志积极撰写回忆文章，踊跃投稿以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单位党委对此很重视，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协助老红军、老八路撰写革命回忆录。袁老当时响应号召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还通过写信和打电话向老战友们核实情况。在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后，袁老召来写作人员帮助整理“我过雪山草地”文稿。写作人员对这篇文稿进行润色、充实后，上报单位党委审查、把关。时任党委书记的李老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秘密加入中共的老同志，但他对红军长征的情况不熟悉，就将此稿转请市委宣传部代为审查。市委宣传部也乐于帮忙，又找了一些军界老人、宣传口的秀才帮助把关。驻军里红军出身的将军们看了此稿大都评价甚高，一位同在川陕根据地参军的少将说：“没有套话、空话，很真实”。但拿笔杆子的大秀才们却在此稿中“找出”了问题，并向上反映“这篇稿子没有大力宣传毛主席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揭露‘三过草地’ 是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是一篇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此时正值“反右”后期，大秀才们的“定性”意见非同小可，接到反映的部党组下令对袁老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单位党委只好组织“民主生活会”对袁老进行“帮助”，并责成宣传部理论教员对袁老进行“辅导”。李书记为此还专门上京为袁老说项，以袁老“文化水平低”为由开脱。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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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话细述越是详尽生动，环境情景刻画越是栩栩如生，这类“回忆”大多“水分”过多。人非神，几十年前的对话、情状，再记忆深刻，也大都不可能还原全景全程。能说出大概已属不易。加工当然可以，但涂脂抹粉过多反损真实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