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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美军朝鲜战争中生物武器库一览(一) -- 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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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现在病死率如何?
家园 请提供你手头的资料。
家园 是的,昨天本来打算开始另一贴

结果被他那一贴最后一段搅浑水的东西恶心坏了,照他这么混淆黑白下去,这世上就没有是非了。

家园 难道文说得没道理么?

美国这边关于当时的资料销毁了不少,你到哪去找资料呢?不就只能靠推理找到迷失的那一环么?所以现在看来历史学家文忠志也好,美国的生物武器专家也好,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也好,甚至还有一些专业人士也好,可能都在用手摸象,所以你想相信谁的就会注定你屁股坐歪了,看不进去另一方合理的一部分了。不知道你为何揪住思炎不放,她的帖子里有资料不严谨很正常,但你觉得你指出的地方就一定对么?我承认我的屁股坐在中国的指控这一边,但我尽量从第三方的眼光去分析能查到的资料。我给你回贴说得还不够明显么?任何有道理的提问我都会在后面的帖子里提供答案,你着急个啥劲啊。如果你要提问,请不要延伸,严重影响心情。

另外,我从你和yfb的帖子里能看出你们还知道很多我们曾经并不知道的事,但显然二位不打算告诉我们那到底是咋回事。最后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请提供你认为Name Code Artichoke和肮脏的小秘密不能支持美国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证据。

家园 可以看这个高论

基本思路应该就是这个。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争议始末

代保平

朝鲜战争的中后期,以美苏为主导的两大阵营媒体为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而争论不休,美国始终不肯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而苏联政府一直坚持美国公然违背国际法在朝鲜战场使用非人道武器。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争议也随之平息。曾经的争议就成了一装无头公案。

一、细菌武器是怎么一回事

1951年7月以后,朝鲜战争已经进入了边打仗边谈判的相持阶段。交战双方都试图发动更大的攻势以求得在谈判中的主动权。1951年8月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凭借其空中优势对中朝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双方损失都较为惨重。

就在中朝军队英勇抵抗美军的绞杀战的时候,1952年1月28日我军意外的在铁原郡的外远地、龙沼洞等地区首次发现带菌的昆虫。随后又连续在伊川、铁里、市边里、兹宁、平康和金化等地多次发现飞机布撒的苍蝇、跳蚤等带菌昆虫和其他小动物。2月底以后,在中国东北等地区也发现了飞机布撒带有病菌的昆虫。

经检验查实,布撒的昆虫所带的病菌病毒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菌、家禽和猪霍乱菌、植物炭疽菌等十余种。这些都是中国方面的记载。据朝鲜文献的记载“1952年1月至3月期间,美军对江原道伊川、铁原、平康、金化地区,北汉江以东地区,黄海道瑞兴、载宁、黄州、遂安地区,平壤市及平安南道大同,中和平原地区,安州、价川地区,江东、顺川、阳德地区、平安北道博川,咸镜南道高原和江原道文川地区集中投掷了细菌弹。在前线地区,则用火力武器发射了细菌弹及毒气弹。”[1]

在朝鲜战场的后方出现这样的大规模的细菌武器的入侵,一经舆论暴光后,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一致认定这是美军所采取的非人道的做法。以上所有地区的细菌病毒均为美国人所为,这便就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这一说法的由来。

二、“细菌战”所引起的争议

在发现大量细菌武器后,中朝司令部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作了通报,并指示各部要严加注意,警惕敌人的阴险。1952年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及处理意见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作了呈报。详细介绍了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布撒带菌昆虫的罪行。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于19日批示“请总理注意此事,并予以处理”。周恩来接到主席的批示后随即就拟出了反细菌战的一些部署。在防治带菌昆虫引起了各种恐慌的同时,将此事报告给苏联政府,并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中国和平大会(民间的非官方组织)向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运动,并要求美国对此事负责。

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宣传工作指示:“朝鲜前线我军阵地及后方自1月28日起,连续发现美帝侵略者用空军大量施放和传布细菌。这是美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朝两国人民新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罪行,必须严加揭露和打击。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2]

2月22日起,中共中央由新华社发布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国外交部和朝鲜外交部均就此事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同一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后,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

2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三八线一带和50军团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同年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波·马利克(Lacob Malik),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并称这是对1925年日内瓦条约的公然挑衅。

3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们从前已经听到过这种关于朝鲜的细菌战的消息。如果不是共产党选在他们拖延停战谈判的当儿向全世界散布这种指责,我们原用不着再加否认。因此我愿意明白的、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使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3]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准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迫于美国的外交舆论压力,苏联此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在苏联的指使下,3月4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调查。

3月8日,中国主要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报道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首先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鲜战场对平民和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中国东北的无辜平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衅。”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艾奇逊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调查要求大约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这个组织在国际社会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组织;

其次,中国政府曾经邀请这个组织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军二战期间在华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它当时的出色工作已经得到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

再有,在美国遭受指控期间,红十字会内部差不多所有的苏联盟国都发出过呼吁,要求红十字会起来反对美国的残暴行径。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3月12日,美国郑重其事的积极态度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快速反应,让苏联有些怀疑美国的动机。苏联为此开始幕后忙活:就在红十字会接受美国请求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当即把朝鲜问题专家、朝鲜战争期间在苏联对朝鲜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政治官员通金(G. I. Tunkin)以及另两位官员,立刻调到外交部的第一远东部门。葛罗米科要求他们针对国际社会将要展开的调查行动,为之提供1929年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条款的有关信息。通金的工作卓有成效,葛罗米科由此获悉,日内瓦公约明确指出,对于任何违反公约的指控,可以由交战双方自己进行调查。据此,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将要提出的有关调查提案。由于苏联的背后指使,国际红十字会在朝鲜战场的调查没有进行下去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4]

这一年,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指责在联合国风起云涌,各国代表各执己见,议论纷纷。3月中旬至4月中旬,也许因为当年的4月28日将是举世瞩目的《日美安全条约》签字生效日,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美方又提出派红十字会进驻调查,但双方未能就调查问题达成一致。

在6月到8月间,苏联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进入朝鲜战场以回应美国的舆论压力。接下来苏联又向国际社会宣布了美国三名战俘的所作的供词。苏联政府列出了驻朝第一海军航空大队参谋长弗兰克·谢布尔在1951年10月向一位记者严肃的陈述证词:“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命令当时在朝鲜的李奇微将军,应在朝鲜开始进行细菌战,在最初阶段之后,逐渐扩大其规模……。”[5]

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承认自己使用细菌武器,并对空军战俘的证词提出怀疑。

后来关于细菌战的争议突然于1952底平静下来了,1953年4月7日,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撤回其在联合国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申诉,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苏联为了和平而做出的真诚的努力”。一装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其中苏联政府的态度的大转弯令一些国家茫然不解。中国和朝鲜随之也放弃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缠。

三、“细菌战”留下的疑点与新解密的档案

苏联政府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进入朝鲜战场进行调查以及主动的撤消对美国的控诉成为了细菌战是否发生的一个难解的迷。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冷战的两大阵营也没有再为这件事而展开媒体战。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4年6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他赠送了216份关于朝鲜战争的机密档案。随后俄罗斯有关部门陆续开放了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公布了苏联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与朝鲜、中国等方面协商的众多机密。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朝鲜战争新的历史评价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被解密的“苏联总统档案文件”清楚地写着:“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6]。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为此,文件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所以“鉴于欺骗党和政府,粗暴践踏苏联法规、国家纪律以及不诚实的行为,清除伊格纳季耶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长)出党”,“撤销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衔(军阶)并予以起诉。”[7]

1998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出版的冷战研究权威杂志《国际冷战史研究》,获得日本《产经新闻》同意,翻译出版了全部12份档案文件摘录,向西方世界首先披露了这一重大历史公案的苏联内部秘密。不久之后的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美联社消息,题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文章概要这项指控的由来和12份文件的内容,采访了12份文件的英译者——美国朝鲜战争女专家和大量有关文献翻译者凯思琳.苇瑟比(Kathryn Weathersby),从而再度向西方世界及西方冷战研究学术界打开了这一始终无从定论的历史公案研究大门。

“细菌战”争议事件作为冷战期间的一个政治闹剧已经尘埃落定,结果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但它折射了冷战期间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它的发生与发展是美苏两大阵营在敌对的意识形态下猜忌与偏见的产物。两大阵营对此掀起的媒体战也加深了五十年代双方的互不信任感。

参考资料:

[1]《美帝国主义是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7年版,222-223页。

[2] 郭志刚、王成志、齐德学:《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10页.

[3]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06-207页。

[4] Kathryn Weathersby:Deceiving the Deceivers: Moscow, Beijing, Pyongyang, 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http://www.cwihp.si.edu.

[5]【英】艾伦·温宁顿,【奥】威尔弗雷德·贝却敌:《归来的幽灵——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34页。

[6] Document No.8. New evidence on the Korea war,http://www.cwihp.si.edu.

[7] Document No.12. New evidence on the Korea war,http://www.cwihp.si.edu

http://daibaoping.blogchina.com/daibaoping/1980373.html

为了清楚,给原文分了段,字没动。

另外,该文下面有人回复说:

- 评论人:SUIZHONGXUE 2009-09-13 12:50:08  

苏联总统档案文件:

“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V. 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P. Suzdalev]的信。

一,基本情况:

韩战期间,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勤供给不足,营养严重不良,生存条件艰苦,中国人民志愿军、北朝鲜人民军士兵军官中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传染病。此外,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至北韩出兵的道路沿线,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同时,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人民军,都有士兵传染了一种地方病,叫出血热[Hemorraghic Fever]。到了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有报道说,天花、 斑疹、伤寒遍及朝鲜南北两部。联合国军指挥部部署并展开了大面积预防工作。 滴涕大量使用于士兵中间,因之朝鲜乡间田野的空气中散布着浓重的滴滴涕气味。 朝鲜北部,数千中国的保健工作者被紧急派往前线,同时匈牙利和东德的义务医疗工作队伍也奔赴朝鲜战场。 出血热这种病菌过去在朝鲜未曾发现过,但它确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北朝 鲜途经东北(满洲里)沿线的一种地方病。49年前中国国共两党战争期间,金日成曾经派遣北朝鲜军人支援中国的“解放战争”,那一带也曾经是这些编入共军的北 韩军人以及北朝鲜武装闪电突击队的驻扎地。这些军人后来在韩战期间参与进攻南韩,并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狭长地带作战。这一带随又被反击武装入侵南韩的联合 国军占领,随之出血热成为朝鲜当地的一种流行病。

家园 这个病非常特殊

你爸和你姐夫是不是农忙时节得的?不是啥不干净的东西,是碰上了被老鼠尿液沾染的东西(当然也不干净:)),而尿液里有病毒。想想当年老家的老乡们真能忍受,就那么在床上躺着挺过去,最多能熬些不中用的中药。似乎只有一家家境好的用“滑竿”把病人抬到区医院,40里山路!!!!!

家园 北明根据另一位美国学者的整理炮制了她的成名作

我已经找了123了,将会“破”那两篇文章,因为比这一篇更有价值些。

家园 好好好,你的建议不错。
家园 看到那个下面的回复没?

最后几句?都是高论。

家园 嗨,你把我的炮火提前暴露了:)))

你没觉得我把出血热放在最前面提出来是早就看到这不靠谱的玩意?那就是北明的高论啊。

家园 不好意思啊,送花致歉
家园 拜托你自己吧,yfb就是看了你那个回复,引出虚拟语气大论

到现在,人家都开盘了,yfb还没出来教一教大家这个虚拟语气的问题呢。

再浪费点时间吧,首先你还好意思提这个文件

1. 贴一下yfb提供的文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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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和yfb的谬论,石千里已经反驳了,你们好象放弃那个楼的讨论了,这里再给你贴出来:

链接出处

这完全是yfb的错误理解,第七条是这么写的:"If low production costs of BW agents can be realized, a partial solution may be offered to the acute need of maintaining a strong military posturefor long period without jeopardizing our economic structure. Further, the achievement of a BW capability may not compete with the procurement of our present weapons systems."可见这里没用任何虚拟语气,yfb需要重学英语语法。这样就表明撰写者们对降低生物武器成本很自信,并为决策者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可以长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而不妨碍经济发展",这与yfb的错误理解差了几亿光年。

如果yfb把前面几页一并贴出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撰写者们是如何得到这些conclusions的,或许能直接证实美国用过细菌武器。而这一页上的几条只能显示美国可能用过生物武器,例如最上面的一条"3. BW poessesses a great potential as a weapon of war"(生物武器具有巨大的实战潜能),"5. A more vigorous test program including large scale field test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cific BW agents under operational conditions"(more表明他们已经做过类似的工作了,但还不够vigorous)。

此外,yfb的中文理解能力也有问题:"不过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军在朝鲜打细菌战远在50年的12月就开始了。"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的抗议书明明写着"美国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起,连续多次使用以虐杀朝鲜和平人民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目的的,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清楚表明美国曾经用过细菌武器,规模没有这次大而已嘛。

2.我早就回答你了,看来你现在不跟我纠结这个第的问题了,你找不到证据反驳我,而且你自己现在也说是第三份文件了。

A third crucial document – marked “Top Secret” – showed that in September 1951,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issued orders to begin “large scale field test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cific BW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gents under operational conditions.”

If these “field tests” were indeed undertaken, then they may have drawn again on the expertise of the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team.

那么,这里里的again一词充分说明了,日本细菌部队被美国人雇佣,而且不是第一次用到他们。并且,事实已证明如此了。LZ叫你看得最后链接中的文章,你偏不肯看,继续忽视到底是为何??你这是来讨论沟通的吗???

文章中的链接了里已经说了,再给你这样闭着眼睛说话的人贴出来:

三月二十日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發言人雪莉女士雖承認克文報導屬實並默認美國官方掩蓋「七三一」部隊之罪行,但對美國在韓戰中是否使用細菌戰問題無以奉告,因此,久懸不決的「究竟美國是否在韓戰使用了細菌戰,和石井四郎是否親赴韓國指揮細菌戰的問題」,今隨藤文的發表迎刃而解。

而纪录片《肮脏的小秘密》也进一步证实了:前日军731人员证实了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及“100”细菌部队罪恶累累的战犯及成员参与了朝鲜战争细菌战。其中包括, Shiro Ishii、Kitano Misaji、Colonel Oh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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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居然还说:

而且,讨论是要看论证过程和证据的,哪有看结论的?

我是看过论证过程了,所以我同意文忠志的结论。

而你看过吗?你是不是故意不提啊。。。那好。。。我是不会一次次为你这种纯搅活的浪费时间和精力的, 我这里给你贴出来文忠志的论证过程,您的不是英语很好吗?有种你自己给大家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反驳(用你自己说的话,请不要跳跃哦)。

外链出处

The first episode concerns OPERATION TAKEOFF of President Truman's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This board had four contingency plans for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in Korea, and two of them incorporated 'novel weapons'. OPERATION TAKEOFF (renamed BROADBRIM) was to deal with a possible breakdown of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that had begun on 27 July 1951, while OPERATION HUMMER (renamed AFFILIATE) was directed primarily to the period after a successful ceasefire negotiation, and was a plan to pressure the enemy during the political talks for a peace treaty to end the war. The second contingency never occurred, but the first did.

The negotiations for a ceasefire in Korea showed signs of breaking down shortly after they began, and were in fact suspended from 23 August until 25 October 1951.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 hurriedly approved TAKEOFF on 18 September 1951.(27) There are signs in the still heavily censored versions of the plan that TAKEOFF, which the head of the PSB signalled was to be handled on a 'need to know' basis, and which was framed on the basis of 'plausible deniability.' had some highly unusual aspects in suppor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urses of action as planned for this eventuality that went far beyond a proposed leaflet drop on China. Collateral documents reveal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complaining about one of the annexes to the plan, having suc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demanding planning of such magnitude, that it should be more thoroughly considered by the PSB before being handed over for action. (28)

At the meeting for what was described as the covert implementation of Takeoff,on 3 October 1951, the service personnel were hesitant, even a little suspicious. Army General John Magruder confessed that he had delayed forwarding the plan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lthough the documents carried a memo saying that it was an approved pla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ntagon wanted to know why there was no formal indication of this fact on the plan itself. Why was there no box carrying the facsimile signature of the person in authority? Why was there no indication that the plan was a numbered paper in the series of PSB formal papers?' After receiving assurances, General Magruder indicated to the meeting that he would 'probably forward the plan for action tomorrow.' (29) An uneasiness, an air of reluctance, was clearly evident.

Four days later, in accordance with 'an oral directive,' three Army colonels left Washington for a top secret trip to see General Ridgway,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ar East Command in Tokyo. (30)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is trip was part of TAKEOFF. Perhaps it was a chance event. But in another coincidence, when US Air Force Colonel Andrew J. Evans, Jr., who had previously worked in the War Plans Division, was shot down by the Chinese in 1953, he told his captors that planning for the BW campaign in Korea had begun in October 1951. His statement was corroborated by another high ranking POW, Colonel Frank H. Schwable, chief of staff of the Marine air wing when he was shot down in Korea, who added that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ad sent [their] directive by hand to General Ridgway in October 1951, ordering the initiatio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on an initially small, experimental stage but in expanding proportions

The second episode concerns the dual role of the air force's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as both responsible for propagandistic leaflet drops and for biological warfare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This dual role requires historians to check any evidence appearing in US operations orders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vents, based on their direct evidence, may be the correct one, and that corroborate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onfessions of captured US flyers.(36) Very few air force operations orders for the Korean War have come to light. But those that have raise questions about some B-26 missions. On May 19 through May 23, for example, the operations orders dispatched thirty B-26 aircraft on armed reconnaissance night flights to designated areas of western North Korea to hunt and destroy vehicles and rolling stock. In each case one flight of four bombers was directed to a particular place where a railway bridge or short piece of the railroad had been attacked all day by fighter bombers. Late at night the four B-26s added their ten tons of high explosives to ensure the rail cut. The after-mission reports show that the bombardier of the last aircraft dropped two leaflet bombs labeled M-105 at the very end of the attack. (37) This bombing pattern fits well with that described by the Chinese following their interrogation of captured flyers Kenneth Enoch and John Quinn.

The Chinese claimed that germ attacks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B-26s as part of regular bombing raids, and that the germ-infected feathers or insects came in 500-pound-size leaflet bombs labelled M-105. Their prisoners told them that these bombs were reported as duds or as having no visual results owing to darkness. The purpose of these attacks was to contaminate the bombed area and disrupt the work of repair crews trying to restore the rail line bringing supplies from China into North Korea. The Chinese claim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our knowledge that the US leaflet bomb had in fact been adapted and standardized as a biological anti-crop bomb, and was also considered as an anti-personnel biological weapon against the supplies and equipment of the military supply system of enemy troops.

In the wake of our book the Historical Office of the Air Materiel Command at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in Ohio has published an historical study, 'Weapons of the U.S. Air Force: a selective listing, 1960-2000,' which lists the M105 as a biological bomb.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vidence and analysis of our book this source confirms the link between the US Air Force biological ordinance, its use as recorded in the after-mission reports of the US Fifth Air Force in Korea and what the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s thought was happening to them on the ground via the M105 bomb. (38)

After the Chinese allegations gained world-wide attention, members of the 3rd Bomb Wing were questioned by the US Air Forces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to clear the air force of the charges. Colonel William G. Moor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3rd Bomb Wing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1952, signed a sworn statement declaring that while the allegations of germ warfare were entirely false, his flyers did fly leaflet missions,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to warn non-combatants in the areas adjacent to military targets that those targets were subject to attacks by USAF, thus enabling civilian personnel to avail themselves of an opportunity to escape injury and fatalities.

The appropriate time for humanitarian warnings to the villagers along the railway tracks would have been before and not after 100, 000 pounds of bombs dropped by thirty-six F-84 fighter bombers beginning in early morning and the loads of four B-26s late in the evening. Warning for the next time would ring rather hollow, since the cycle of bombing on these targets was weeks apart. Moreover, considering that millions of leaflets with humanitarian messages were being dropped by non-combat aircraft on a daily basis, one may ques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iny offering from the leaflet bombs of the B-26s. The Chinese allegations of biological agents dropped in this fashion and in this combination can no longer be dismissed, since detailed evidence from both the US and Chinese archives show that they were quite feasible, they were in line with US capability for covert warfare and that they happened.

These two episodes support the charges made in February-March 1952 by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employing biological agents

这个论证过程,你怎么就偏偏看不到???

那好,你的态度既然如此,还是那句话,请您“不用拼凑式跳跃论证法”论证出我贴的纪录片和Endicott等我引用的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是阴谋论,论证出美军没有真的实施细菌战的计划,没有在朝鲜战争动用细菌战。

家园 他是故意不提文的论证过程。我贴出来,让他自己翻译解释反驳
家园 他们当时在我的楼里也是这样恶心人,人家是来讨论还是搅活的

还不明显嘛。。。不用理睬他们了。

事到如今,他们还不服气的话,就应该自己去开贴(早该如此),写驳斥文,证明美国没有发动细菌战。

除了在人家楼里搅活,我还到要看看他们中谁有本事能论证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家园 两份1947年7月标注最高机密的文件

两份1947年7月标注最高机密的文件,不仅显示了美国全面参与了包庇并使日本细菌战犯逃避应有的惩罚,并以金钱等交换资料信息

two documents previously marked Top Secret and dated July 1947. They show not only full U.S. participation in allowing the Japanese medical torturers who escaped to Tokyo to go free in exchange for information, but that the Pentagon actually paid them. As General Charles Willoughby, chief of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known as G-2) gleefully noted to his headquarters, these pay-offs were "a mere pittance... netting the U.S. the fruit of 20 years' laboratory tests and research" in this "critically serious form of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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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Mengele: Payoffs and Amnesty for Unit 731 Scientist

In May 1951, scientists at Fort Detrick were shocked to learn that Thompson had "committed suicide" while on another special assignment in Toky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ompson's death have never been publicly revealed. Two years later, Olson would also "commit suicide" under circumstances so unusual that eventually he became an icon of American mysteries. Not long before Thompson's death, according to Sanders and other former Fort Detrick researchers, Ishii was secre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cture at Camp Detrick. Sanders, in an interview before his death in 1988, also claimed that Ryoichi Naito was brought to Camp Detrick to lecture American researchers on Unit 731's human experiments.

原来为CIA工作离奇被自杀的不只是Olson,还有 Thompson.

汤普逊中校当时被美国派出开始与日方交易。当汤普逊与石井四郎深入交涉完细菌战部队的编制以及训练作战生产力后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

就在他被自杀不久之前,美国生物战研究中心的桑德中校并且证实了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秘密进入美国在Camp Detrick授课。

Feds' involvement in anthrax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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