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谁给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办法？ -- 双石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

这种重视只是后来由于政治原因才忽然消失。我们最初不了解他，也大多因为如此。

不过说这一点，会引发更多的麻烦，我并不是怕麻烦的人，但总希望把时间放在更多有用的地方。谈蒋百里的持久战观点受重视，就要谈到当时的政府怎样重视他的意见，怎样将其实施，而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您所说，我们希望求知，但是有些话题还是会让我们投入很多无谓的时间和精力。所谓无谓，在于塚中枯骨，何足道哉。这样的争论即便为了真理又有何意义？

你我都不是对政治敏感的人，但有时候别人会逼得你敏感一点。

其实，蒋百里有蒋百里的缺点，最大的问题是他属于一个战略型的人才，而不是具体的战术人才，所以才会在抗战中酿成很大问题。

但是，这是和持久战没有关系了。

六、《毛选》的内容讲宏观问题多，讲具体问题少，讲原理问题多，讲实际问题少；《江选》正好相反，讲具体问题多，讲宏观问题少，讲实际问题多，讲原理问题少

《毛选》中的文章，很多是超出具体问题的原理性的东西，表达了一种政治智慧、处世准则、思想方法，带有很强的哲学味道，往往一篇文章涉及很多问题，如《新民主主义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一系列问题。再比如《实践论》、《矛盾论》，纯粹就是哲学论文。所以，《毛选》里有很多精彩的警句，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等等。

而《江选》中的文章，讲实际的成分多一点，就事论事的成分多一点，除党代会的政治工作报告外，基本上都是一篇文章讲一个问题。大家从《江选》目录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一篇文章通常只讲一个问题。比如：《振兴电子工业，促进四化建设》是讲电子工业的，《正确认识工会的作用》是讲工会的，《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讲反腐败的，《残疾人事业是崇高的事业》是讲残疾人的。所以说，《江选》讲宏观理论的成分少一些，讲实际操作的内容多一些。，缺乏一点哲学味道，找不出几句警句。

七、《毛选》的语言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江选》的语言更多的是公文色彩

毛从小读过私塾，一生博览群书，具有深厚的文史学养和功底；江是工科出身，曾经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文史和文字方面的功夫自然无法与毛相提并论。正由于此，《毛选》中的词汇比较丰富，比较生动；《江选》词汇比较单一，比较枯燥。

《毛选》的语言带有很独特的个性色彩，很有气势，严肃而不乏诙谐活泼，庄重里面经常跳出轻松风趣的句子。尤其是他的讲话，没有“官腔”，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有些很枯燥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一说，就变得很鲜活，很通俗易懂。有些深奥的问题，毛泽东常常用三言两语就说明了。下面举几个例子。

比如打仗问题，他用两句话就概括了。他说：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的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1965年3月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

关于遵义会议问题，党史书上是这样表述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同样是这个意思，用毛的表述方式一讲，就格外有意思。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在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的谈话）

比如思想改造问题，他用“洗脑筋”来表述。他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比如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他用羊肉、鸭子好不好吃来表述。他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为什么毛的文章和讲话这么有魅力？对于这个问题，毛本人有一个解释。1964年1月，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自己写文章。他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册，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第450页。）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语言，反映了他本人的个性，反映了他大气磅礴、胸有百万兵，笔下有雷声的气魄。

相比之下，《江选》的文章没有这样的特点，它的公文色彩多一些，更加程式化一些，或者说，八股味儿多一些，官样味道浓一些。比如，《江选》每一篇超过五千字的长篇文章，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标题下面，分一二三若干个小标题，小标题下又分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小小标题，还有的文章在小小标题下面又分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这样的小小小标题。所以说，《江选》的语言严肃有余，但活泼不足，结构严谨，但缺乏文采，套话多，官腔重。

所谓套话，就是那些没有新意的，在这篇文章可以用，在另一篇文章也可以用的一些话，如“要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要大力加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扬……”。这些套话在《江选》中随处可见。所谓官腔重，就是《江选》有很多文章都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个部门的工作部署和安排，要求下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从语法角度看，《江选》中用了很多祈使句。祈使句含有命令、禁止、要求的意思，一般都带有“要”、“应当”、“必须”这样的字眼，有的句子虽然没有这些字眼，但如果加上去，丝毫不会改变句子的意思。从《江选》目录的标题可以看出，祈使句占了绝大多数。以第一卷为例，这一卷收入81篇文章，我统计了一下这81篇文章的标题，有48个标题是祈使句，占第一卷全部标题的59%，超过一半。其中本身带有“要”、“必须”祈使句字眼的标题有11个，如《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卫生工作要为人民健康服务》、《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等。这一卷有的标题本身虽然没有“要”、“应当”、“必须”等字眼，但如果在标题前面加上这些字眼，并不妨害标题的意思，这样的标题有37个。如《开发上海浦东开发区》前面可以加上“应当”：《应当开发上海浦东开发区》；《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前面可以加上“必须”：《必须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前面可以加上“要”：《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我个人认为，在一部著作中，祈使句不可不用，不可多用，更不可用滥用，用得太多太滥，文章就显得生硬，呆板，缺乏生气。

另外，简单谈一谈毛的讲话稿和江的讲话稿有什么区别。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前些年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册，这部书收录了很多毛的讲话稿，从这些讲话稿可以看出，毛的讲话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形成的：先列出一个讲话提纲，理出一个思路，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即兴发挥，讲完后整理成稿。所以毛的讲话稿带有很多口语，很通俗，很流畅，也很随意，很少有书面语。江的讲话稿不同，他的讲话稿好像不用自己起草，先由别人或一个写作班子起草，起草完了报给他修改，最后他照着稿子念。所以，同样是讲话稿，毛的讲话稿是用自己的话讲的，是根据讲话整理出来的。江的讲话稿正好相反，是“写”出来的，“念”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所以，江的讲话稿口语很少，大都是书面语，

最后一点，《毛选》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毛自己动笔，亲自起草，而《江选》中的文章不具备这个特点。

毛泽东一生著作等身，《毛选》中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出自毛的手笔。从我掌握的有限资料看，他从来没有让别人代笔的习惯。毛泽东的一生中，只有两篇文章是别人替他写的，一篇是《关于“一党专政”问题》，是王明写的，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王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并不知道。另一篇是《八大开幕词》，是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写的。毛泽东不仅自己亲自动手写文章，还经常替别人写文章。比如，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过《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人民日报》写过社论、编者按，给杂志社写过发刊词，甚至还给课本写过序言。他的文章写完后，经常请别人帮忙修改。比如《论十大关系》，初稿写完后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党内，征求党内意见，然后定稿。再比如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前，经常请臧克家、郭沫若帮助修改，改完了再发表。

江的文章形成过程正好相反。他的文章，尤其是长篇文章，一般情况下由他提供思路，然后别人起草，再经过他本人修改，最后定稿。是这么一个过程。

以上，是我读《江选》和《毛选》后的一点个人体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甚至盲目性，有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