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洪文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买国宴开封后剩下的茅台酒 -- littles

“党员灰心、失望了，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在1955年民盟七中全

会上）

“院系调查……工作量，一系列的改革，无非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

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

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

教学工作无法提高。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来开展争论，升级也应

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

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

“高教部对高等学小吠无学术领导，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我所讲的学术

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学术问题与群众观点是

两回事，现在有些人在争夺科学研究工作，我看是争毛厕坑不拉屎。因为他们

没有吃饭，肚中空空。”（1957年在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文委会联合座谈会上

的发言）

他认为党有意排挤老教授（内行），问题“非常严重”

在高等学小房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

的作用和积极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

了两类，对第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

‘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抱着怀疑的态度

……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

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我

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

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

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

的“老把戏”。（《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 月17日）

“从我已获得的资料看，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问题严重——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

不够。”

“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领导意图是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青的来代替老教师，

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人才，而苏联不可能成千万地派专家来，依靠苏联

专家只能作为一部分补充。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

藏。’这样是很危险的。”（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老教授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三

一、另外有一条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

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

总是比你走得快。”

二、党的力量大，……

“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

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征执行，姑且称它

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

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三、党内资料外人不知

“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

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今后应该开门办党

“学校党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

大开门，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

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半开门，先讲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员

有意见回去提，关门研究。应当开门整，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使党员在群

众中生根，在学校内这样作是有条件的， 应当从开门整风到开门作党的工作。”

（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上发言）

要求党员揭发党内秘密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

“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时还

放不开。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

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钱伟长批评学校

里的宗派主义》，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16日）

“从物理教研组“鸣”“放”的情况来看，清华还“鸣”“放”得很不够。我

们可以通过物理教研组来看其他系，问题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还比较静，要使

整风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 第一， 党委首先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

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就是因党员带头。很多事情我们只能谈表面现

象，举不出具体例子，党员带头就可以更好地搞好整风。蒋校长在报告中说，

党员可以采取自已认为最好的方式来“鸣”，这一句话还有保留。

第二，有些问题，党委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如杨子远可以把他调开，不调开，

群众贴大字报也还得躲躲闪闪，会妨碍整风开展的。又如在肃反中斗错，应开

诚布公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何东昌同志作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不解决问题。”

（《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要青年不要“虚心听群众意见”“服从祖国需要”

“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的封建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

社会对青年的‘教育’ 有一整套，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

‘温文典雅’的字眼，但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

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中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

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

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过多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

的反映》，见《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要学生发泄烦闷情绪

“你们想过了没有？现在学校里揭发那么多的东西，根本问题在哪里？主要矛

盾是什么？有人说是“三害”，但这是笼统的罗。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辅

导员制度、肃反问题、教学改革、理工合校，但这虽是问题，却不是主要的，

你们没有想过吧！现在是该想想的时候了，不要光是和大家哄在一起，应该冷

静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揭发这么多的东西？青年人要独立思考嘛！”

（《答学生问》见《新清华》1957年第204期）

“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来

也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

关怀。我很奇怪，为什么天天在讲要团结青年，但是学校里还要造成局面，总

有那么一群人想要去感染另一群人，而且态度是敌对的……

你们大胆揭发， 不要怕， 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听。你们鸣了，我再来讲。”

（《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

青年学生不应分左、中、右

钱伟长说：“我是吃过苦头的人，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呢？同学本身就存

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头说

说，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的话，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是青年，

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六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四年，还会

干什么坏事？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30岁以

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

“我们的青年人大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

大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

清华》1957年第196期）

“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闿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

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伯，说学生

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

找证明。”（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党、团组织是三大主义的根源

“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一原因产生的。层层汇报制度，年纪轻

轻的团文书，见了一棵芝麻大的问题就夸大，然后汇报到团总支、团委会，一

直到党委会，每一层加上一些干部主观主义，到了领导上作个决议“贯彻”到

团支部，团支书拿了个鹅毛当令箭，硬灌。党的威信很高，谁敢违反，当然就

闷在心里。下面灌不通了，就作个大报告，点名点将把同学都点一阵，点到的

就心里结个疙瘩。而一些干部越显得自己了不起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

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他不同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

长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

主义情绪。”（《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

期）

整风运动中搞理工合校的签名

关于理工合校问题，钱伟长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

把理工分了家，是一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

甚至说我有反苏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

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

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

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

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

这时有同学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副校长问有多少人？

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副校长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

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临别时，他又向我们说，

“你们去签名吧”！

……座谈后，有些同学立即成立了理工合校组，到全校发起签名……（1957年

6月18日大字报：（我们访问了钱副校长》）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