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一初开玉门第七章 虽远必诛（五) -- 阳光不锈

两个多月了啊。

这段历史看到的比较少，在楼主这里学了很多。尤其是允哉汉德那篇，方显我汉唐气象。

第十章 抉择

王母娘娘

请到传国玉玺之后，当皇帝的所有家伙什是凑齐了。为啥非得要传国玉玺，建立新朝自己用萝卜刻一个不行吗？那哪行啊。这传国玉玺是用当年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雕琢而成。当年还是和氏璧的时候，秦王就愿意用十五座城池交换，本身就价值十五座城。现在成为玉玺就更值钱了。上面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是秦朝相国李斯的亲笔，传国玉玺是秦始皇御用之玺，象征着皇权。有了这东西才是皇帝。

王莽是非常高兴。高兴归高兴，有一个问题还困扰着王莽。那就是太皇太后怎么办？见面叫什么？叫姑母，亲是亲了，有失天子威严、皇家礼仪；也不能再叫太皇太后了，那是前朝的官爵。正在王莽左右为难的时候，王莽的一个远亲王谏看到这种情况，也想赌一把，献了一计。这太皇太后是前朝余孽，要扫地出门。这是啥注意，老太太不可能高兴，王莽更不能高兴。

要不说拍马屁也要有水平，最起码得比马高，否则非拍在马蹄子上不可。随后河南人张永献上了一块符命铜璧文，显示出超高的水平，给王莽解决了大问题。说这老太后应该被封为“新王朝文母太皇太后”。文母就是周武王的母亲，这就等于把王莽比喻成周武王，马屁拍的是山响。随后，王莽发布文告说太皇太后是西王母转世，此时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完成汉、新交替，应为历代之母。怎么又同西王母联系上了？这么乱。

一点都不乱，听我慢慢说来。

这西王母就是王母娘娘，就是没事总爱棒打鸳鸯的那位。董永与七仙女、牛郎与织女都挨过她的大棒。当年周穆王西巡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位。也可以算是从西方来的神仙。在西汉的时候民间对这位西王母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了。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时候就爆发过一次大型民间活动，其狂热程度让人瞠目结舌。

具体原因不详，怎么兴起的也不知道。那一年春天关东大旱，不知怎么的就爆发了传西王母筹。只见民众纷纷拿着麻秆或者草秸， 一路浩浩荡荡向京师长安狂奔。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这些人是慌不择路，见墙翻墙，见路上路，一开始是穷苦老百姓，最后有钱人也加入进来。政府根本就阻止不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随心所欲，尽兴而归。随后十里八村又展开了歌舞祭祀活动，一直热闹到当年秋天才结束。

对于这件事王莽是记忆犹新，今天把它提出来就是想借一借宗教的力量来收服人心。为强调自己得位的正当性添砖加瓦。实际上，王莽同志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折，没有人怀疑新朝建立的正当性。全国人民都坐在家里等着看王莽同志登基大典的实况转播。对于这位新皇帝的出现，全国人民给予了殷切的希望，都在等待王莽同志端出的年夜饭， 看看这位当代周公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刘氏宗亲除外，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对新朝的不满，但是小规模的暴动基本没掀起多大的浪花。

土地改革

王莽同学终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称孤道寡。当皇帝并不是王莽的目的，只是手段。现在王莽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也没有什么制肘之力，也就此把自己放在了炉火之上。

此时的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最主要的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可谓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只是表现出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人口问题。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粮食增长的速度。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时候全国总人口是5959.4879万， 将近六千万。这是当时的经济能力所能承担的极限。请记住这个数字，它将伴随中国人很多年，直到有一天粮食的生产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人口。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六千万人不能光干活、不吃饭，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光吃饭不干活，吃饭问题确实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再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都封建社会了还有奴隶？那当然了。土地兼并之后，无地可耕的农民没有什么好出路，要么饿死、要么当强盗、要么当奴隶。“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宁做富家狗、不作贫家人。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以仁义标榜的儒生？

王莽可谓是临危受命，其难度可想而知。人们之所以支持、或者默认王莽继承天命，就是希望、寄希望于王莽能把火药库的雷管拆除。

当然王莽是否意识到人口与粮食的根本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王莽心里还是有数的，也是有办法的。 具体措施是深受儒家推崇的，那就是复古。王莽同志坐在金銮殿上打开《周礼》，要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改造这个国家，史称周礼改制。

既然是改制就应该因地制宜，怎么还要按照教科书进行，这样不怕刻舟求剑吗？在理解王莽周礼改制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牢记：王莽始终是个书生，王莽的经历很单一。书生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是理论还要联系实际，书读多了往往容易理想化，再没有实际经验，更容易教条主义。

按照《周礼》进行改制，在理论上不能说无懈可击，也是非常完美。古制嘛，当年周公就是这样治理天下的，而且是堪称盛世。可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一样。比如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如果在极个别情况下有不同解释，估计全世界能理解的也没几个。社会科学正相反，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对，脱离了历史条件，很可能起反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而民意如水，变幻无常最难捉摸。

登基之后，王莽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主要改革方案，恰似推出了两项重磅炸弹。

土地改革

首先就是土地国有。不是土地过度集中吗？全部收回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从而断绝土地集中的动力。实行井田制，一井九百亩。一个家庭如果男人不超过八个的，土地数量超过一井的，多余的土地都要分给邻里乡亲。没地的按照每个男丁一百亩的标准分地。

这个制度是很好，耕者有其田，怎么不好？可是全国有六千万人，就算有一千万男人，也许就要十亿亩地。有那么多地吗？估计是肯定没有。那么五亿亩有吗？也不好说。这就不符合实际。

况且这个井田制是近千年前的东西，早过时了。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可得也，事异时移，变法亦已。时代不同了，土地私有、随意买卖已经实行很多年了，这是个大趋势。炒股的同学们都知道不能逆势操作。强行推行土地国有又太超前，条件不具备。中国实行全国范围的土改那是在近两千年以后。那时几千万有理想、有抱负、有信仰的热血青年艰苦努力的结果，那是一场革命的结果。

王莽同学是有理想，但是仅仅王莽同学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王莽的土地改革当不当、正不正，难。王莽既不想、也不能革命，更不想赎买。只用一纸诏书，这一步迈得太大、太急。等一等，一步一步来不行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副作用是非常大，这一纸诏书就把全国的豪强都得罪了。阻力是非常大，基本执行不下去。

王莽的第二招直指人权。所有的奴婢都称做私属，也不得买卖。人为万物之灵，岂容随便买卖。王莽认为这是一个对底层人民有利的措施。王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现任奴隶的命运，并没有真正解放奴隶；又没有避免自由人变成奴隶。人总要吃饭，要活着，结果井田制推行不下去，没有土地，那么连卖身为奴都违法，出路何在、天理何在。这一招又得罪了最底层的人民。

开始的时候新政执行起来很是很有力度的。按照王莽的主意就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执行，结果很快监狱就满了，官道上竟是充军发配的人。但是反对的力量也是非常之大，不光有地主、富豪，还有官员、儒生，甚至王莽身边的。抓抓小虾米还可以，等到抓到这些人头上，就推不动了。这样下去就会动摇国本。王莽的国本当然就是反对土地改革的这些人。坚持到始建国三年，王莽不得不下诏取消这两项改革。这样王莽的新朝同没落的西汉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问题还在那里等着，看看能不能自行消失。

那么王莽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机会还是有、办法还是有地，就是慢慢来，一个一个的收拾，一批一批的收拾，对有钱人进行慢慢的清洗。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洗牌。但是王莽等不起了，现在王莽已经快六十岁了，时不我待。

土地改革只是王莽新政的一个方面，翻开《周礼》有好多项目等着王莽去实施。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官僚体系，但是王莽同他的管理团队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很顺畅。

孤家寡人

哀章的铜匣子给王莽找到了摆脱“假皇帝”的理论依据，把王莽推上了真皇帝的宝座，也给王莽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在哀章的铜匣子还有一个应符命的新朝 大臣名单，这里面包括一些王莽的亲信，也包括哀章本人。为了强调吉利、喜庆，哀章还添加了一些好听的名字，比如王盛、王兴。多吉利、多喜庆，可也让王莽同学抓狂。不用不行，用就是近乎儿戏、沐猴而冠。

没办法，找吧！一找就找到一大堆，不唯一。此前，王莽有过命令禁止取双字名，全部用单字，重名重姓的遍地都是。在京城里就找到十几个王盛、十几个王兴。选哪个？一个挺严肃的事，搞得像选秀。君臣也有办法，经过多轮相面，终于确定了卖饼的王盛、看城门的王兴为符命大臣。一步登天，别人看了能不眼热吗？尤其是那些跟随王莽多年的所谓功臣，竟然与卖饼儿为伍，老不平衡了。不满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新朝初立，功臣们争功也很正常。但是王莽与其他人不同，当了皇帝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不到享受的时候。下面还有改革攻坚的重任需要完成，客观上需要王莽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官僚队伍。什么样的改革离开强有力的行政团队都不行。

客观地说王莽对吏治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居摄年间王莽还是假皇帝的时候，就推行了退休政策。凡是年薪两千石以上的干部，也就是现在省部级的干部，可以选择年老退休。退休之后，保留原工资待遇的三分之一。这种政策就是放在现在也不落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年老多病的退下去，给年轻人腾出位子。如果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还是大有可为的。

可是登基之后，王莽同学的心态变了，王莽同高级官员的关系变得很尴尬。由于自身经历的原因，王莽非常怕臣下擅权，啥事都自己干，而且也真能干，经常一干就干到天明也不觉得累。这个皇帝当的着实不易，可以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容易吗？

可是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总得有个帮手不是。王莽不依靠尚书省的高级官员，必然要依靠宦官做事。管钱粮的重要职位都由宦官担任，各地来的奏折、上书也都有宦官帮着处理。上书省的官员乐得清闲，啥事也不管。政府基本上就停摆了，摆也是向坏的方向摆。

在王莽同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制度，制度制定之后天下自然会太平。于是同众臣僚夜以继日的研究《六经》，一切都要有出处，要符合经典。皇帝净忙着书本上的东西，写论文准备博考，必然要耽误俗务。贪官污吏正好上下其手，乐得逍遥。

王莽还规定在规章制度正式出台之前不给各级官员发工资。等到天凤二年五月，王莽又下诏可以开工资了，但是工资额要减少。全国官员分成十五级，最低级官员年薪一年才六十六斛； 而且要同业绩挂钩。一斛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家里人口多就不够吃。遇到天灾人祸，官员的俸禄都要受影响，而且计算公式还相当繁琐，不是一眼就知道自己挣多少钱。这还了得，人总要吃饭，那时候万里当官只为财，各级官员的反映可想而知。王公贵族还好办，对于基层官员来说简直就是逼良为贪。

当然好干部啥时候都有，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不可救药，忧国忧民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是认同王莽的理念，有的则是不希望国家陷入动乱。但是这些人的建议正确与否是由王莽同学来决定的。一个人太聪明了、学问太高了，往往就会很固执，王莽同学就是这样。是呀，王莽同学的新政都有出处，都是按典籍而来，哪那么容易就认错。这样事情就愈发不可收拾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王莽的货币改革、五均六箢等经济政策也逐步出台。同时，王莽的正名运动也逐步展开。

改名有瘾

在王莽的经济改革措施陆续出台的同时，新政府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正名运动。所谓正名运动就是依古制，改地名、改官名。

改地名，不是一城一地的变化，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铺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搞不定。就是政府文件上理顺了，老百姓心里也一时半会理不顺，习惯成自然嘛，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混乱，纯粹是没事找事。

而改官名更可怕，不是随便改个名就可以，而是必然伴随着职责的调整，权力的转移。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政府的行动力，即使非常高效的政府也会陷入短暂的混乱。

始建国元年王莽在开始国内改革的同时也对各属国关系进行了调整。在王莽看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天下要归于一统。以前汉朝的王爷、侯爷，再继续称王、称侯就不合适了，一律改为公；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什么叫僭号称王者，也就是自己称王称霸，没经过中央政府认可的。

同年秋天，王莽派出五威将帅十二位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宣传、展览活动，向全国人民展示王莽代汉的祥瑞、符命，总之强调王莽代汉的必然性、正当性。这只是任务之一。任务之二就是给前汉朝的王爷、侯爷，以及周边各属国的国王更换新朝印信。其中，五威将帅王骏一行六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颁发新的印信给单于。

天子已经不姓刘了，原先的印信也应该作废了。可是新的印信与旧的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颁发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王莽新朝，更重要的是内容也不一样了，由玺变成了章。一字之差天地之别。玺、章都是印信的一种。秦朝以前诸侯和大夫的印信都叫玺，没什么区别。自秦开始玺为王者独有；而章则为臣下专用。

这种改变看起来很奇怪，完全不符合王莽登基文稿上宣示的政策。匈奴是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属国，单于弄个王当一当还是名副其实的。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给单于正名。真怀疑是历史学家记错了。

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实在也没有什么意义，文字游戏罢了，章也罢、玺也罢，匈奴还在大草原上，汉朝的领导也只是名以上的。除了让单于难堪，激怒单于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如果说文字游戏也是，匈奴的王叫单于，已经封你叫单于了，章、玺有什么分别？

不要忘了王莽是一个书生。感到疑惑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一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欲与天公试比高，由书生不经过战争的洗礼直接晋升为开国君主的不多。作为一个书生的王莽又是如何看待单于哪？在王莽眼里单于肯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否则王莽就不会颁布《王莽四条》了；在王莽眼里单于也并不可怕，该收拾就得收拾；那么，如果硬给王莽找个理由的话，这个以章换玺没准就是王莽的一个下马威，至少不是一个高明的玩笑。

王骏到了匈奴之后，先是重重犒赏了单于，新店开张人人见喜。并向单于通报了王莽承接天命，建立新朝，接着就拿出了这枚新章：“新匈奴单于章”。

改名有瘾

单于也没多想，你换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单于，两不相干。一个印信会有什么差别吗？也不应该有什么变化。按照单于的意思直接就想在酒桌上就以旧换新。旁边匈奴的重臣左姑夕侯苏虽然深有疑虑，一眼没照顾到，单于就接了新印，把旧印交给了王骏。这里面有个差别，印是汉字书写的。单于并不识汉字，得过后翻译。

宴会过后两边回到帐篷各自商量，单于是请人翻译去了；王骏一行是研究明天怎么办。章毕竟同玺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不仅王骏一行知道，匈奴悉汉朝事务的贵族左姑夕侯苏也知道。这也是让单于最不满意的，“章”代表着与臣下无异。但是在王莽看来属国就是臣下，没什么分别，要不怎么会有王莽四条？单于在内心深处还是不想做臣下。

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单于一定不会这么痛快地接受新玺，而且也没有办法说服单于愉快地接受新玺。不明不白地给降了一大级，谁能愿意？虽然工资待遇照旧，面子上肯定过不去。明天又是麻烦的一天。

王骏一行六人中右帅陈饶很有主意，胆大，按照东北话来说就是有点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旧玺毁掉。明天单于爱咋办咋办。

第二天，单于果然对新章不满意，要求返回旧玺。旧玺没了！新朝已经建立用新章是必然的，每个人都要换，不单是单于。王骏罗罗嗦嗦的说了一大堆，越抹越黑。单于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但也真是无何奈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单于恼羞成怒。

在回来的路上，王骏一行在左犁汙王咸的驻地发现了被单于掳来的乌恒人。一问之下，左犁汙王咸也很老实，就把事情都告诉了王骏。也许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知道单于的绑架行为。看来王莽给单于降一级也不是没有道理。总想方设法挑战中央的权威，不收拾行吗？很奇怪，是乌恒人没有报告护乌恒校尉，还是护乌恒校尉没有上报中央。如果王莽知道这个情况是否还会以章换玺，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王莽的性格是必然要做出更有效的反应。

发现这一违法事件之后，王骏马上勒令左犁汙王咸转告单于送这些乌恒人回家。单于很气愤，刚刚被莫名其妙的降了级，现在又被发现了违法行为，一肚子气真是没地方撒。气昂昂的问：怎么送，从塞外送还是塞内送？

在得到从塞外送的指令之后，单于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领十大将万余骑送乌恒人回家。沿外长城一路向东，勒兵朔方等汉关城下浩浩荡荡。这哪是送行，分明是示威。单于能有这么大的脾气一点不使人感到很诧异。一路走来单于一直是不断试探汉朝的底线。相比以玺换章来说，遣送单于扣留的乌恒人更让单于感到郁闷、不平，毕竟这才是关系到实际利益的东西。玺也好、章也好，只是一个说法罢了，面子上的事而已。

不过这也符合动物世界通行的利益原则，当实力发生了变化之后，双方的关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反映真实的实力对比。现在，单于之所以还停留在示威阶段，不是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而是对汉朝的实力不自信。这本身也是一个试探。

虽然单于一肚子气，还是派出弟弟右贤王舆赶着牛羊到长安来谢恩。谢恩是假，主要还是想把旧玺要回来，当然顺便也看看新朝的虚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单于要的是旧玺，旧玺是汉朝发的，根本就不可能要回来。没准还要惹王莽同学生气。

车师暴乱

单于的这种示威行为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草原，对各个民族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最受触动的还是车师后国的现任国王须置离。

前几年车师后国的国王姑句由于叛逃匈奴被公开斩首。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新路即将通过车师，而车师是无力承担往来汉朝使节的费用。事实的发展也验证了前国王的担忧，尤其始建国二年五威将帅王骏一行六人的出巡更使车师后国不堪重负。

单于的举动无疑给须置离打了一极强心针。单于塞下示威不久，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直接导致了车师之乱。

甄丰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功臣之一，褒扬王莽的功德是不遗余力。在王莽的几个谋士之中，甄丰原先的地位是很高的，与王莽的主要助手刘歆、王舜差不多。可是甄丰总觉得自己有功，是刚而犯上。王莽看在眼里，是记在心上。登基之后分封官员的时候，就完全按照哀章的符命来了，没有一点照顾。甄丰就同卖饼的差不多了。甄丰当然是很不满，但是也没说什么。不久甄丰的儿子甄寻不忿，就给老父亲制造了一个符命，说新朝应该效仿周公和召公的故事，将天下分成左、右两部分，由左、右伯分别管理。而且，右伯的人选就应该是甄丰。 这就是等于向组织要待遇、要官做。

虽然王莽不大喜欢甄丰，也不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功臣。借着这个符命王莽顺势就封甄丰为右伯，想把他派到西边远远的，省的麻烦。右伯的管理范围就包括西域。这边甄丰还没有出行，须置离已经以此为借口开始制造声势了。

右伯到西域一定经过车师后国的新路。右伯及其随从人员的数目也一定是庞大无比，迎来送往的任务必定十分艰巨，一定花费不菲，是车师后国这样的小国家所无法承担的，势必会影响车师后国人的正常生活。须置离这么一宣传，闹得车师后国人心浮动。这正是须置离的目的，他好借此机会率众投降匈奴。

可是屋内说话，墙外有耳。须置离的一举一动全在戊己校尉刁护的监视之下。当年都护府将前国王斩首之后，汉朝不仅立须置离为新国王，而且也提拔了车师后国内两个亲汉的部族首领，分别任命为车师都尉和车师后城长。所以，还没等须置离谋定而动，戊己校尉刁护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一问之下，须置离也对自己的计划供认不讳。这下不办都不行了，刁护只好把他送到都护府。

须置离这一去自然是不可能回来了。车师人是把眼泪擦干，把心一横，在须置离的哥哥辅国侯狐兰支的带领下，两千多人就东去投降了匈奴。

令人奇怪的是手握重兵的戊己校尉刁护并没有对狐兰支的叛逃队伍进行拦截，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刁护对车师后国前、后两任国王的遭遇深感同情，既然不愿意在这里，爱上那就上那吧；也许刁护正在病中，无意、也无力于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刁护本身就对王莽新朝有想法，总之，刁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匈奴单于正一肚子气没处撒，不仅收留了狐兰支， 而且即刻派兵同狐兰支回攻车师。狐兰支主要是想惩罚向戊己校尉通风报信的车师后城长，没想到都护司马也在车师后城长的住地。混乱之中杀了后城长，也伤了都护司马。

单于不仅出了气，而且等同于宣布同王莽新朝彻底决裂了。这是乌珠留若鞮单于任内的事。

陈良叛变

车师暴乱这一战的规模不是很大，车师后城长手下也就二、三百人。由于匈奴参与进来了，况且又伤了都护司马，就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本来已经骚动起来的人心更加混乱。

汉军将士，对了现在应该叫新国将士对效忠的对象产生了混乱。谁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一觉醒来天子姓王了，原先引以为豪的汉军战旗要被踩在脚下了，能不乱吗？虽然已经看过了五威将帅的巡回展览，对事情的原委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要说解决了所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换防的问题。连西域都护使但钦都连续干了近十年了，早超过了三年一轮换的期限，想必这些下级军官也没有按时轮换。心里的怨气是很大的，想家呀。这几年王莽净忙着天下大事了，估计早把这事忘到脑后了。

车师暴乱之后，更是谣言四起，军士们几乎一夜数惊。传得最多的就是匈奴大军将至，将一股扫荡西域。其实这时单于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单于也怕汉军的报复行动。这个谣言从哪来的很叫人深思。现在戊己校尉的手下按照逻辑上基本可以分成了三部分：心向汉朝的、心向新朝的、模棱两可的。这个时候散布谣言无疑就是要搞乱人心。

即使是匈奴真的大举入侵也未必能吃得下汉军在西域的驻军。汉军在西域的部队总数应该不少于七、八千。其中戊己校尉所部应该有六千，分屯两地，那是汉军骑兵的精锐。都护使手下最少也应该有一千到两千人马。而且，西域也不是都反了，尤其是龟兹、乌孙的力量还是可以借重的。况且，戊己校尉也是防守森严。

重病中的戊己校尉刁护为了防备匈奴可能的袭击，分配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和右曲候任商相等四人各司其责，加紧备战。司马丞韩玄掌管诸壁、右曲候任商相掌管诸垒。弄错了吧？壁垒、壁垒，怎么分开了？

平常我们都说壁垒，但是这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据有关专家考证，壁是住人用的，垒是用于了望用的。当然有壁就有垒，二者也是不可分的。戊己校尉府所在地之一高昌壁就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壁。从刁护的命令可以看出汉军是分散住在几个壁里。这种防御体系对于不善攻城的匈奴也是一个难题。

常言道将是军中之胆，戊己校尉刁护正重病在身，不知不觉就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对部队就逐渐失去了控制。戊、己校尉原本是两校尉各守一城。近年来汉廷为了事权统一，合二为一，在动荡年代就出现了问题。

军中无主，一些自命聪明的人就开始自谋出路。被刁护卫以重任的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相等四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商量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绝望的，应对的行动是残忍地、不可饶恕地。

在他们看来，完了。匈奴不日将至，以现在的状况根本打不了。只有投降匈奴一条路可走。不然就只有等死。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谣言就是他们造出来的。这些人对新朝不满，又没有机会，反叛之后也没有去处。现在看到单于同王莽决裂了，正好到大草原上去加入单于的队伍。当然这都只是揣测，没有任何证据。

于是匈奴没来，汉军先乱了。叛乱的最大障碍无疑就是戊己校尉。

当夜陈良派人首先控制了防御体系最外层的烽火亭，胁迫烽火亭管理员点起烽火，造成匈奴大举入侵的假象。一亭举火，周围的烽火就要跟进，消息很快就传递出去了。时间不长，大部分人就都知道了。前面匈奴将要入侵的谣言做实了。

随后陈良等人带着自己手下的数千军士浩浩荡荡开向戊己校尉府。管理诸壁的司马丞韩玄也传令诸壁，匈奴大举入侵，全体集结待命。很多不明真相的士兵，也都拿起武器加入到叛乱队伍中。大队人马开到离戊己校尉府数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将近天明的时候，得到匈奴入侵消息的刁护击鼓聚将，陈良等人是一拥而入。刁护一家数十口全部遇害。陈良、终带自称前汉大将军，裹挟着屯田士卒及其在军中的家属共计两千多人，投降匈奴去也。

整个事件暴露了朝代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即使象王莽这样的和平演变，要想保持政权交替过程中的稳定也是不易。如何形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都不为过，今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时间的演变都与此有关。戊己校尉府的崩溃打乱了中央王朝管理西域的整体部署，西域都护府事实上成为了一支孤旅。西域的门户大开，匈奴可以自由地进入西域，还乡团又回来了。

陈良等四人的叛乱成为压垮汉匈关系的最后一枚稻草。单于彻底看清了王莽新朝的本来面目。单于是异常兴奋，立即任命陈良、终带为乌贲都尉。而且，数次在单于庭宴请陈良等人，探讨天下大事。估计一方面是想了解汉朝军民对王莽篡汉的看法，为自己反莽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想了解新朝在西域的人员配置、军队士气，为下一步行动搜集情报。

这时候弟弟右贤王舆也回来了，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消息。随后单于给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下达了作战命令，兵发西域。很快不仅相邻的西域各国，而且西域都护府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是等于公开开战了，虽然还没有直接攻击汉关，但是一打起来那还收得住。

金钱不是万能的

单于实在是挑了一个好时机。王莽正在焦头烂额地忙于土地革命，哪有精力照看单于呀。王莽的一统之路遇到了麻烦，更重要的是麻烦不仅来自于昔日的草原霸主匈奴，而且一些小的国家也跃跃欲试。王莽决定拿匈奴开刀以实现自己天下一统的大业。抓主要矛盾，只要收拾了匈奴其他各小国家迎刃而解。

至于具体做法，王莽翻开《周礼》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策略。关键时刻，王莽渊博的学识起了作用。沉思片刻，王莽想起了《推恩令》。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削弱各刘姓诸侯国，实行了推恩令。每个王爷、侯爷都有不少孩子，领导的关怀、皇恩浩荡不能让一个人享受了，老王爷去世之后，整个诸侯国要平均分给所有的孩子。让所有的刘姓子孙享受到皇帝的关怀。这样一分，诸侯国就越来越小，基本上一、两代之后就没有什么实力了。到刘备那就只能卖草鞋了。

王莽也要给匈奴来个《推恩令》，同是呼韩邪单于的子孙凭什么只有一个单于，太不公平了。王莽要把呼韩邪所有的孩子都封为单于。虽然现在乌珠留单于犯了错误，不能由于这个害群之马而影响整个呼韩邪家族，就惩罚他一个人，把他改名为降奴服于，同时把呼韩邪在世的十五个儿子都册立为单于。分而治之，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得找到人，茫茫草原哪那么容易就把所有人都聚起来？

始建国三年年初，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带领万余精骑和无数珍宝到云中塞下，引诱呼韩单于的儿子们来降，想把匈奴分成十五部，设十五单于。

在招抚、分化、瓦解的同时，王莽还给单于准备了三十万大军。王莽还是深通战争的精髓：钱。打仗不就是打钱吗？此时王莽的府库充裕，有使不完的钱。于是王莽下诏，派遣立国将军孙建率领十二员大将，齐到并出，务求全胜。预计集结三十万兵马，限期在边境到齐。先到的要等后来的，一并出击， 不能抢功。

这就暴露了王莽对战争的无知。战争不是光有钱就行，还要有谋略，有计划，有组织。否则何必要出兵，拿着钱袋子相互PK不就完了吗？

费了半天劲诱降的效果十分有限，只有右犁汙王咸和他的两个儿子来了。到了之后咸就被封为孝单于，咸的一个儿子助也被封为顺单于，当然少不了威胁利诱。而且，咸的两个儿子马上被送到长安，封为高官， 也就是软禁起来了。

对于王莽的分化瓦解，单于是非常震怒。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王莽又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当皇帝？当年宣帝对匈奴有再造之恩，那是不能忘，也不能背叛，对于王莽那就讲不了了。于是时隔几十年后，匈奴再次叩关。雁门、朔方等郡都是惨遭涂炭。

剿匪

王莽的剿扫匪大军正在陆续向边境集结。先到的还在边境待命。为啥？大军未完全集结到位，未敢轻出。这也是统帅王莽的要求。可是这样虚耗钱粮，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中原大国从来不缺明白人，讨濊将军严尤就上书王莽，分析了当前的形式。

匈奴对中原王朝的袭扰是由来已久，历经周、秦、汉三代，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周朝把匈奴当作苍蝇、蚊子一样，来了赶跑就得了，大军不出境。这是中策；秦朝是无策，建长城，画地为牢，自保而已；汉朝采取了下策，以汉武帝之神武，卫青、霍去病之勇冠三军，历时三十余年，才降服单于，但也是天下疲惫不堪。那么有没有上策哪？严尤没说，估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当年始皇帝征岭南的时候，采取了三策：同化、教化、通婚，也就是将所谓的夷狄变成中国人。这需要漫长的融合过程。宣帝以来对各属国采取的羁縻政策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接着严尤又给王莽分析了新军所面临的困难。要聚集三十万人，估计得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先到的部队必然会空耗时日，最后师老疲惫士气都泄了。再就是边郡无法供应这么多的粮草，需要从内地各郡转运，空添很多负担；三十万人一天得消耗多少粮食，再有钱也耗不起。

草原的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能适应。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那时虽然没有啥啥流感的，但是感染疾病也是在所难免的。根据以前的经验部队集结、战斗也就是两三个月，不是不想穷追猛打，必其功于一役，而是不可能，没有办法打持久战。

严尤的结论就是现在的做法不和兵法，也不符合实际。希望允许先到的部队能够快速出击，给单于以雷霆一击。否则，迟则生变。

严尤的看法很有道理，既符合兵法，也符合实际，但是严尤并不理解领导的心思。王莽的整个工作重心都在内部的改革上，此时开辟对匈奴作战实在不是时候。在王莽看来匈奴也好，周边的其他属国也好都不在话下，只要内部改革搞妥了就是一战而定，或者是传檄而定。领导现在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集结大军就是吓唬匈奴，不能由于讨伐匈奴而转移了工作重点。这就有点太书生气，太理想化，太脱离实际了，匈奴毕竟不是吓大的。结果没吓住匈奴，自己却被拖垮了。

军队到了边境之后没有什么事可做，又不是人民军队有强大的纪律约束，必然放纵不堪。而内地郡县征兵也很困难，生活已经很困苦了，谁愿意去边境打仗？于是人民弃家而走，就形成了盲流。没有吃、没有穿、也没有人给我们造，更没有正当职业，这就形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大军都集结在边境，内地一旦发生事变连镇压的人都没有。王莽不仅没有将雷管拆除，而且还把导火索点燃了。

多米诺骨牌

在王莽与匈奴扯不清的时候，西域的乌孙也对王莽发出了试探手。

始建国五年春，乌孙的大小昆弥同时向长安派出使节，向朝廷进献贡礼。一听这就是新鲜事，是不同寻常时间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乌孙的大小昆弥不说是仇深似海，也是冰炭不相容。自乌孙两立就矛盾重重，汉成帝年间，小昆弥末振将还杀害了大昆弥雌栗靡。因此，大小昆弥能同时遣使贡献本身就不同寻常。不会是巧合，不约而同吗？

应该是约而同，不是不约而同。在西域各国中乌孙同汉朝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尤其是大昆弥，那是解忧公主的后代。对汉朝的向心力非常强。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尤其是五威将军王俊等人巡视各属国之后，乌孙也产生了困惑，不理解王莽想干什么。所有的领导都被降了一级，虽然没有实质的损失，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两昆弥商量之后决定派使贡献，试探一下王莽的真实意图。也许这不仅仅是乌孙两昆弥的意思，很可能也是西域各国的共同想法。

两个使节一起出现在长安，一方面说明在对中原王朝的关系上，两昆弥都不甘居人后；另一方面也暗示王莽，两昆弥也有共同利益，也是可以联合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仅两昆弥在等待使节的回信，西域各国也在看，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疑惑。

这些道理王莽同学肯定都明白。作为政治家，王莽可能比大多数人看得都透彻。但是政治家也有政治家的盲点，尤其是像王莽这样执著的政治家。在处理各属国的关系上，王莽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一统，不是将来一统，而是现在进行时。在王莽眼里，接待的不是外国使节，而是回京述职的基层官员代表。所以谁干得好，就做上坐，干得不好就做下面。在安排座次的时候，由于小昆弥更得人心，王莽就有意派人把小昆弥的使者排在大昆弥使者的前面。

这个认知不仅大小昆弥的使节无法理解，朝廷的官员也无法理解，太超前。师友祭酒满昌就因此丢了官。错了，座位安排的不对，大昆弥应该在前面，这是奉使不敬。满昌就因此弹劾负责接待的官员。哪错了？你错了，跟不上领导的步伐。

毫无疑问，试探的结果让大小昆弥不仅愤怒、疑惑，更加失望；西域各国也看明白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将军一个令，连乌孙都遭到了冷遇，天下真是变了。

援疆干部但钦

来的时候是一肚子问题，去的时候是一脑门子郁闷、愤怒，也许也有不屑。虽然来去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心境的不同感受也大不相同。乌孙的使者们出玉门，沿西域北路，首先进入的就是后车师王国。

驻扎在后车师王国的戊己校尉府已经物是人非。自始建国二年发生了戊己校尉部属投敌事件以后，戊己校尉府已经名存实亡了。数千士卒叛乱的叛乱，被裹挟投敌的投敌，死的死，逃的逃。汉朝在西域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三年了，王莽新朝并没有任何恢复戊己校尉府的举措。

流散的后车师国人也逐渐回到了故地，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的部众自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临近后车师王国的许多小国都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匈奴的触角有意无意已经伸进了西域。

再往西走就是焉耆了。焉耆西南四百里就是都护府所在地。王莽新朝在诺大西域的军事存在现在只剩下西域都护府的一、两千军马， 实际上可能更少。而这些人马就像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由不得自己了。

都护使但钦在西域已经有年头了，从始元二年算起已经十年过去了，早已经超过三年一轮换的期限了。客观地说但钦虽然兢兢业业，但在西域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远不如段会宗等老前辈。人们记住他的只有严刑峻法，尤其是后车师国人更是难忘。

乌孙大小昆弥的使节一路返回自然受到后车师王国、焉耆等诸国的热情接待，也自然把各种情绪、感观、不满传递出去。此时西域的整体形势还是十分微妙，西域北路似乎又回到了数十年前选边站的时候了。人们有太多的理由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新朝与匈奴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西域的动态。王莽的大军屯兵边境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给西域各国一个十分不好的暗示。中原王朝的实力真正削弱了，连开战都要深思熟虑了，匈奴大单于又归来了。不仅如此，随着新朝在西域控制力的减弱，西域各大国压抑已久的称霸热情又蓬蓬勃勃起来。这里面表现最积极的就是离匈奴很近的焉耆。

焉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焉耆最著名的就是焉耆马，焉耆马虽然没有大宛马雄壮，但是耐力很好，当时许多驿站都用焉耆马。西汉末年的时候焉耆共有三万多人，相对他周围的国家焉耆的三万多人算是很多的了，这也是焉耆称霸的本钱。同龟兹一样在汉朝进入西域以前，焉耆也在匈奴的强有力控制之下。与其说是匈奴势力的回归使焉耆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新朝势力里的减弱唤醒了焉耆压抑已久的欲望，倒不如说焉耆垂涎都护府治下的万顷良田。都护府就在焉耆西南方大约有四百里处，焉耆要称霸就必须拔掉都护府这颗钉子。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生活在不满、骚乱包围之中的但钦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威胁，但是能做的也就是镇静、再镇静而已。打不赢，跑不行吗？不行！这有损新军的荣誉，实际上也跑不掉。

该来的终于来了。始建国五年冬，离匈奴势力最近的焉耆首先发难，西域都护使但钦遇害。但钦如何遇害的真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焉耆这个国家不具备攻破乌垒城，全歼都护府汉军的能力。而但钦遇害之后，消息很快传就回了朝廷，也说明都护府的基本功能还在。

人质危机

都护使但钦遇害无疑对王莽是当头棒喝，但是王莽除了跟自己生气之外，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大军集结在汉匈边境是进退不得，此时再用兵西域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同年从匈奴传来的消息使王莽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匈奴乌珠留单于去世了。立谁为新单于取决于主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按照乌珠留单于生前的安排，最有希望的应该是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苏屠胡本。可是右骨都侯须卜当的妻子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在这关键时刻，伊墨居次云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伊墨居次云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对中国有天然的亲近，时常幻想能再次和亲。而且，伊墨居次云夫妇同王莽所封的孝单于咸关系非常好，这样咸就脱颖而出成为乌累若鞮单于。

登基之后，右骨都侯须卜当夫妇就劝单于与王莽新朝和亲。第二年，也就是天凤元年（公元十四年）单于派使者到了塞下，请求拜见王昭君的外甥和亲侯王歙，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王莽很快就派遣和亲侯王歙兄弟作为使节，出使匈奴。对新任单于表示慰问，并赐黄金、锦衣玉带。更重要的是索取杀害戊己校尉的元凶，陈良、终带等人。怎么索取？花重金赎买！

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单于还有求于王莽。乌累若鞮单于很痛快地答应了。叛徒毕竟在哪里都是不被信任的，而且陈良等人与单于所关心的事件相比，太渺小了。叛乱的首恶陈良等二十七人都被移交给和亲侯， 并派遣厨唯姑夕王礼送和亲侯回国。王莽亲做焚如之刑，以解心头之恨。

处理完叛徒的事情，边境屯兵的事情又提到议事日程。三十万大军屯兵边境的负作用是明显的，不用说军纪涣散给边境地区造成的危害，光是消耗的粮草就不计其数，几年来把边境地区都吃空了。到天凤元年在边境终于酿成了大饥荒，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五原、代郡等地是尤其严重，边民或者逃亡到内地进而沦为奴仆，或者干脆就揭竿而起。

从这角度来看，应该重新考虑在边境的屯军。尤其是考虑到匈奴新单于释放出的和亲善意，新朝君臣开始认真考虑边境驻军的去留。但是将军们考虑的事情与政治家是完全不同的，在将军们看来，匈奴远远没有臣服，不打一仗就回去说不过去。校尉韩威就请求率领五千勇士出击匈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真是后生可畏呀。

这回王莽很干脆的作出了三个决定，撤回大军，治军不严的陈钦等十八人被统统辞退回家，提升韩威为将军以壮其志。整个决定看起来干净利落，但是还是有些问题。王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决定退军，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单于所显示出的所谓善意。这就有点太天真了。撤回大军是有道理，也别都撤回来，怎么也得留点看家的。

很快王莽同学又后悔了，不得不再次征调屯军。为啥里？还记得单于最关心的问题吗？我们一直没有给出答案。

单于最关心的当然不是和亲，而是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助和登。助早已于始建国三年病逝了，而登也于始建国四年被王莽斩首。当时乌珠留单于大肆犯边，而咸也在其中。王莽一气之下就把登斩了，哪想到会有今天。这些消息是无论如何不能告诉新单于的。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匈奴使节回来一切就大白于天下。得到噩耗的单于是更加怨恨，王莽赠送的各种财宝也无法平息。和亲是真想和亲，但是抢劫、掠夺也不能耽误。当匈奴大军再次南下的时候，王莽也不得不再次征调部队到边境。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人死毕竟不能复生，单于虽然愤怒，劫掠边郡也只能了以泄愤。当务之急还是趁着双方关系尚可把孩子的遗体要回来。天凤二年（公元一五年）单于派出使节请求王莽归还两个儿子的遗体。

此时王莽对匈奴是无可奈何，打吧，不想；吓唬吧，自己的办法不太行，空费民力；不打吧，匈奴总闹事，也不是长久之计。王莽也很想找个机会，通过适当的手段安抚好匈奴。匈奴的来使就给王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可是王莽也有顾虑，担心谷吉的故事重演。把遗体送回去，使者回不来怎么办？更重要的安抚匈奴的计划不能完成怎么办？想来想去，王莽想出了下下策，把老将军陈钦抓了起来。当年就是陈钦进言，王莽才杀了单于当时在长安的侍子登。把陈钦囚禁起来给单于消消气，当然肯定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陈钦自然明白怎么回事，就自杀了。

天凤二年五月，王莽派遣舌辨之士济南人王咸同和亲侯一起护送匈奴右厨唯姑夕王回匈奴，顺便就把登以及随从人员死在长安的一并送归。单于也派出伊墨居次云的儿子官居大且渠的奢到塞外迎接，一时间热闹非凡，好像双方关系很好似的。

到了单于庭，王咸就展开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宣扬王莽的功德，新朝部队的的强大等等等等。总之，单于只有听的份，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说来说去，王咸说到了正题，给匈奴改名为“恭奴”，给单于改名为“善于”。而且封伊墨居次云的老公右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儿子奢为后安侯。

单于当然是不乐意。还没等单于发怒，王咸又亮出了底牌：一大堆金银财宝。不看僧面看钱面，不就是改个名吗？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表面上是单于贪图王莽的金银财宝，接受王莽的正名之议。实际上单于有更直接的手段获得这些财宝，抢。把使节一杀，一切自然都归单于。而且以现在双方力量的对比，即使杀了使节王莽也只有干生气。可是使节里还有王昭君的外甥和亲侯，执政的伊墨居次云夫妇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财宝，单于是得了；名，单于是改了。对于单于没有什么差别，平时该干啥干啥？什么时候高兴了还领着大军到塞内来，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

对于王莽来说暂时就算解决了问题，虽然仅仅是名以上的。王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西域事件。

消失的王莽军团

天凤三年王莽派遣五威将军王俊统帅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以及左帅何封西出玉门，希望恢复西域的秩序。

王俊此来是任重而道远，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西域三年来的变化更让人瞠目结舌。这是几十年来中央王朝在西域少有的困难时刻，甚至比当年张骞二次出塞还要困难。那时双方之间至少还有神秘的好奇，现在只剩下了谨慎的恭维。王俊一行体会到了没落强权的无奈。

那位说了，西域各国太势利了吧。有一点。不要忘了一仆二主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当新朝没有办法控制匈奴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要求西域做什么。跟着老大走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谁会跟着老大坚定不移地走向灭亡呢？

就更别说那些有追求、有抱负的西域中等国家，趁着乱世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那是必然的选择。自焉耆攻杀都护使以后，龟兹西部的小国家姑墨也采取了行动，攻杀了附近的温宿国王，兼并了土地，西域南路的疏勒也在蠢蠢欲动。

王俊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兵出西域。在王莽看来此次出兵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秩序，并不是讨伐。即使有作战任务，象焉耆这样只有几千军马的小国家也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就错误的估计了形势。王莽并没有真正征服匈奴，西域的反汉国家就有了依靠，而亲汉国家也就心有余悸。此消彼长在士气上就显示出来了。西域的骚动已经不是潜流，而是公开的反叛行为，不使雷霆手段，难显菩萨心肠。王莽新朝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在西域的存在。

此次王莽并没有派出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从事后的发展看，只是派出了常规的驻军配额，最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还兵分两处。为了保证道路的通畅，戊己校尉府是必须恢复的，否则就不会派出戊己校尉郭钦。这些兵力与王俊所肩负的任务并不相称，使得王俊在用兵上捉襟见肘。

大军一路西行感觉还不错，几乎所有国家都出迎郊外，提供饮食服务以表示友好。都知道新军此来必有作为，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就连焉耆也派出使节向汉军表示慰问，并诚恳地表示先前的冲突纯属误会，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云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探子，看看汉军有多大斤两，好为下一步作准备。

在王俊看来，此次自出阳关主要有两个任务：恢复新军在西域的存在、讨伐焉耆，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焉耆怎么说、说什么都不重要，王俊都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王俊如何回复焉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王俊怎么说，接到使者回报的焉耆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战在所难免。

到达都护府之后，王俊才知道了姑墨兼并温宿国的事情，随即发出令箭，痛斥姑墨的卑劣行径，严令姑墨尽快恢复温宿国，并且给姑墨改名积善。希望姑墨扬恶积善，重新做人。

稍事安定之后，王俊拿出符节征调西域各属国兵马准备战斗，要讨伐焉耆。还不错，莎车、龟兹等国共出兵七千余人，此外焉耆周围的两个小国尉犁、危须也派出了人马随行。刚刚被申斥过的姑墨，除了表示一定按照都护府的要求重新做人外， 也派出大军要再立新功，将功补过。

这样王俊手下能直接调动的人马就就有两万余人，远远超过焉耆的六千人马。随后王俊传令戊己校尉郭钦，约期讨伐焉耆，东西对进，在焉耆首府员渠城汇合。

也许是过于乐观，王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兵分数路，自己领一路先行。人马虽多，真正可以依靠的还是王俊自己带来的汉军，分兵自己就先削弱了。

王俊所统领的这一路由汉军、姑墨、尉犁、危须等国的军马组成。走着走着就进入了焉耆的口袋里。只听一声呐喊，四面涌出无数焉耆兵。王俊一催战马刚要冲上前去，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背后中了数支羽箭，一头栽下马来。

大哥，没办法，我是卧底。

队伍中的是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兵马一起反叛。一阵喧嚣之后，战场恢复了平静，只剩残阳如血。

在焉耆军与王俊血战的时候，西进的郭钦部队抄了焉耆的后路。郭钦到达焉耆的时候，焉耆部队还没有回来。于是就捣碎了焉耆的营寨，大开杀戒，之后引兵回到戊己校尉府。这个时候，兵败的消息传了回来，王俊部全军覆没，李崇部不知所终。

随后不久天下大乱，西域遂绝。李崇就迷一样的留在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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