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 森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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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唐风没出问题吧

杨广在江都被杀，是这一年的三月十一日。

正常情况下这个消息要多长时间传到长安捏？隋唐的邮驿制度，最紧急公文是限速是每天500里（估计要跑死N多马）。那么从今扬州到今西安，直线距离是约2500里，如果先忽略掉唐制和今制的差异，也忽略人类不可能按“直线距离”跑路，粗略估算，最快最快是需要五天时间（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标值）。

杨广死的时候，中原大地兵荒马乱，正常的邮驿制度很难坚持。按通鉴记载，在四月二十四日之后，李渊在长安为杨广发丧，猫哭耗子一把。看样子杨广的死讯似乎传了一个多月才到长安。

但是这其中也颇多可疑之处，比如：

三月十一杨广被杀，当月二十三日，李渊所立的傀儡皇帝、杨广孙子杨侑忽然“诏以十郡益唐国，仍以唐王为相国，总百揆，唐国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锡”，平白无故送一份大礼包给李渊。这事当然是李家人自己折腾的，很象是为“禅让”造声势的举动。

按《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也是在三月份，李渊因为到了春天耕种的“农时”，需要劳动力回来种地，命令在洛阳围城的两个儿子率大军返回关中。通鉴记载开始撤军为四月初四，此时距杨广被杀已经有二十多天时间，俺个人高度怀疑李渊已经得到消息，是打算让儿子们带部队回来稳定首都局面，为废隋建唐做准备了。

四月二十四日，李家兄弟到达长安。之后（日期不详），李渊大张旗鼓为杨广发丧，通鉴原文：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这个场面显然是做过准备工作的，心地阴暗鹿不太相信老李得知杨广死讯后第一反应是表演忠臣而不是找人商量对策……

然后五月十四日，隋恭帝杨侑正式“禅位”给李渊，二十日甲子，李渊登基。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正文：富有执政经验的李家完成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标志的政体建设、以“均田”和“租庸调制”为标志的经济建设和以“府兵制/关中十二军”为标志的军事建设，成为一众“反王”中最具有“王者气象”的成熟政权。

这个地方，话涝鹿本来噜嗦了几千字，被水支一刀砍成这样了……

在政体方面，李渊实行的中央“三省六部九卿”和地方的“州/郡、县二级”制度其实都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比较平稳地继承了杨隋的体制。他的成功，在于迅速团结了一大批可用的人才，来使这个制度能够有效运作。

作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性人物，李渊老同志本来就交游广泛人脉深厚，自己扯起大旗开基立业以后，河东（今山西省）关中（今陕西及甘肃部分地区）各地豪强流水价归附，两地的文武人才也哗啦啦跑过来混饭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很快建立，使得李唐对于所控地区的资源人力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一个具有“王者气象”的成熟政权和乱民流寇草头班子之间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乱民流寇或美其名曰“农民起义军”的典型生存方式，是“开仓放粮”“占山为王”。占领官府粮仓、富户存粮，向贫民分发现成的粮食，以此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然后再袭取更多的现成存粮，再招收更多人马……显然，因为存粮资源总有一个上限，这属于不可持续性发展方式^^|||

而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李唐政权，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组织之后，等到薛秦之战结束，边界稳定下来，就立刻在武德二年初颁布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开始进行经济建设。

开国立制、任命百官、分田地、收税（租庸调），都是耳熟的名词，似乎人人皆知很容易做到，其实大不然。在隋末唐初的贵族豪强社会（相对于宋以后的科举制平民社会）里，中央和州郡一级的官员就是各个贵族世家地方豪强势力的代理人。赢得这些人的拥护效忠，再把这些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由他们来任命熟悉地方情况的低级官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开展工作，中央的经济政策才能够一级一级向下传递落实。

比如李渊要搞均田，就得依靠这批中低级官吏先丈量土地、普查人口，弄清楚自己家底，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每个劳动力能分到多少土地），再由这些官吏去负责分田到户。实施租庸调法，同样也要靠这些政府基层组织人员去各家各户收粮食、布匹、代役的实物，再运到各地仓库里储存、把帐目上报朝廷以供发工资或打仗调动。

这年闰二月，中央经济政策出台以后，李渊不但派出最信任的两个儿子和宰相裴寂分头巡视长安各郊县，查看均田和租庸调制落实情况，甚至自己还赤膊上阵微服私访^^。总之，从武德时代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个“分田到户+按户收税”的经济体系，很好地支撑了李唐的统一战争。

在军事建设方面，李唐面临的困难稍多一些。李渊太原起兵时募集了三万“义士”，后来一边打仗一边收容路人甲乙丙丁，围攻京都时已经有二十多万大军。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牌军在开国和立国几战当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攻长安的时候为了抢功不大听号令，害得老李同志东奔西跑到处约束部队；又比如只能打顺风仗，战局不利往往一溃千里；再比如说兵种不够精良，以杂牌步兵为主，马匹和骑兵都不多（没错，李唐开国的时候照样没有什么“养马之地”，腆着脸向突厥求来一二千匹战马都能让李家上下兴奋得转圈圈），在战场上缺乏机动能力。第三次唐秦之战中，李世民明明已经卡住了要点扼守，薛仁果的精锐陇西骑兵依然能在他眼皮底下穿插来去，攻个城杀个将领什么的，李二干瞪眼追不上^_^

这样，在关外强敌环伺的形势下，李唐的军事建设跟经济建设同时期甚至还更早一步启动。

首先是开国的二十多万乌合之众改制。这方面的史料不很详细，只有《新唐书·兵志》上略提了一下，大意是说李渊鼓励这些军士带着军功赏赐离队回原籍去，“悉罢遣归”。有三万人不愿意回家，李渊就把长安城北渭水旁的无主肥地分给他们，建立了一片特殊的军户区，这三万人的子弟世代作为皇宫禁军，号“太原元从”。这算是解决了开国部队的功赏问题。

旧部队打散了，新部队要很快建立起来——当然，是用另一种更加有效率、更加能兼顾军事和生产两头的组织方式，即“关中十二军”制度，在正文里有写，此处不重复。

提供一个李唐军队在武德二年“建设年”前后的实力对比事例：

武德元年，长春宫大练兵之前，李大李二兄弟俩带十几万（一说七万）军队从洛阳撤军回长安，用了整整二十天时间，吾友水支评价为“行动力低下”。

武德三年，大练兵之后，李二带十万兵马从长安出发去打洛阳，行军前后只用了九天。

综上，武德二年上半年，李唐内部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军事，疯狂地进行制度建设工作。而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李世民同学没有带兵出去跟任何人掐架——该小子老老实实蹲在关中，辅助他爹给政权打稳基础。

现在一些学者是认为，李唐开国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主要由李渊和李建成负责，李世民虽然顶着个“尚书令（国务院总理）”的官职，但因为时间和精力缘故，他没有过多参与均田收税等工作。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史料中翻看到诸如“皇太子及秦王世民、裴寂巡于畿县”一类的记载，显示李二并没有完全脱离经济建设大局。

另一方面，在军事建设上，李世民则成为主要政策执行人，被他爹授予了极大的权力，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自己和很多人的未来埋下沉重的隐患= =||||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同时婉转的批评一下LZ：这个坑填得也太久了吧？我都快忘了还有这个坑了！

武德元年十二月初二，李世民战胜薛秦还朝。为了酬功、更为了下一步继续征战，老李给次子加了“太尉、使持节、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等一串官号，其中重要的是两个，即“太尉”和“陕东道行台”。

太尉，中国秦汉时中央掌军事的最高官员，秦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为“三公”。本来到了隋唐时代，“太尉”已经算是一个最高级的虚衔或加官，没有实际职权，也没有下属，似乎唯一的工作是在祭祀大典上给皇帝捧盘子……

但是结合李世民在武德时代的事迹，俺和一些朋友都怀疑当李渊任命宝贝儿子做“太尉”的时候，部分地恢复了这个官职的原始职能，即正式或非正式地把李唐军事系统交由李世民掌管。

武德四年以后，李渊又发明了一个“天策上将”的职务给李世民，明确规定这个职务是“掌国之征讨”，即垄断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一年以后又加授李世民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让他掌握宫廷和中央的所有部队。虽然武德时代的制度不严谨，人治的因素比法治因素大，不好确定这些官职到底使李二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暴力机器，但玄武门之变的结果已经能证明……军事力量过分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哪怕是亲生儿子手里，也是一个很大的杯具><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中国传统上的“养马之地”，是指河西陇右（今甘肃、宁夏和青海省部分地区）和河套（今山西省太原以北至内蒙古交界处）这两大农牧接壤区。

李唐起兵的时候，太原以北以马邑为中心的地区，被亲附突厥的刘武周政权占据着。即使李世民武德三年打败刘武周之后，那片地区仍然由突厥系政权实施占领，直至武德六年李唐拿下马邑，唐突双方仍然在这里逐年拉锯。总之，李唐要从河套地区大规模弄马，得等到贞观初灭东突之后了。

河西陇右是隋代的官马牧场，李唐建国时，控制这片区域的主要有两个政权，一是薛举、薛仁果父子的西秦，在今陕西扶风以西至青海地区；二是凉州的李轨，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李唐入关后仅得到长安附近地区的小规模牧场，《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记述为：“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李唐的官马养殖业是以这三千匹马起家的。

李唐分别做掉薛秦家和李轨、占据陇上大片牧场的过程，不再重复了。在灭薛秦之战结束后，天真小男生李二对于骑兵及其将领的渴求到达了某种程度，以至于他认为刚被自己俘虏的敌方君主——号称“万人敌”的猛将薛仁果——也有可能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忠。史称“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罗喉、翟长孙等将之，与之射猎，无所疑间。贼畏威衔恩，皆愿效死。”

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老狐狸李渊的制止，“命戮其谋首……癸亥，秦王世民至长安，斩薛仁果于市”。也不知道李家父子为此吵过架没有，但至少老李还是允许儿子留下了翟长孙等几位非薛氏核心的猛将，以及大部分陇上精骑。后来李世民在洛阳大战中给自己创建了著名的“玄甲军”近卫团，翟长孙就是玄甲军的四大统领之一，与秦叔宝、程咬金和尉迟敬德齐名。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懒鹿照搬水支旧文：

河西之地离关中颇远，李唐若要大举兴兵翻越陇西远征河西走廊还是蛮麻烦。

　　在这个时候，李唐走出了一步谋略上的妙棋。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要冲，如前所述，河西数郡中有势力的多为粟特胡商。对于他们来说，割据和独立未必是非常有利的选择，搞得没有生意做才是个大麻烦。而且，未必是胡商们如此想，整个地区既然多以贸易为本，当地居民的心思也都差不多。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觉得本地胡人繁盛，暗中劝李轨加以防范，却被户部尚书安修仁给诬陷而死，一般认为安修仁正是一个粟特胡人的后裔。

　　当时安修仁的哥哥安兴贵人在长安，李凉和李唐联合的时候李渊派安兴贵前去凉州活动。安兴贵试图劝说李轨放弃称帝臣服长安，李轨却不愿意，于是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干脆联合当地的胡人起兵造了李轨的反，结果当地百姓都愿意跟着安氏兄弟。

　　武德二年五月，李轨无奈之下束手就擒，被送到长安砍头了事。李唐封安兴贵为右武侯大将军、凉国公，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李凉亦被彻底平定。

　　根据两《唐书》的列传记载，安氏兄弟在凉州抓住李轨以后，李渊派出太子建成亲往平凉/原州接应他们。但这次接应出了些问题，按史书的说法就是李建成驰猎过度，当时正值五月酷暑，士卒不堪劳顿逃亡过半。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者是纯粹的污蔑，因为李建成之前应该也带过军队，并无任何大的过失，而且看前期的记录对士卒也颇优容，怎么会搞得如此失败。

　　不过仔细考虑一番亦未必无因：李建成之前领兵的时候，要么在父亲身边，要么和他家二弟同行而且李世民的地位还几乎与他比肩。李渊的能力就不多说了，李世民年纪虽轻亦早早显露出独立控制军队的魄力。个人觉得李建成的问题很可能确实不是“骄横”，只怕反而是他缺乏足够的领袖气质过于“敦厚”。

　　分析前面的事例，我们已经隐隐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霍邑李世民谏阻退兵的时候，李建成明明和李世民意见一致，却宁可随大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比如围攻长安的过程中，李家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发生骚乱，李渊赶来弹压主要“关照”的就是李建成负责的方面。李建成不是笨蛋或者昏庸之辈，他确实也很聪明，可要做一个统帅光有聪明还是不够的，尽管一个好的统帅不能刚愎自用骄横残暴，可也不能太过“温柔”。尤其是军队里更需要一种杀伐决断的坚强气质，否则再聪明的人作不了一个好将军只能作一个好参谋。

　　这就好比说，张良可以帮助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你真要张良去领兵那就砸台了。

　　也就是说，至少这个时候的李建成还无力独自压服那一群丘八爷们，所以出现了一种混乱的局面。

　　李渊在此事件后的态度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旁证。史书说此后他担忧李建成的能力不足，就把不重要的日常政务都交给李建成决断。是的，李建成是太子，也就是日后要做皇帝的人。皇帝可不是什么参谋而是未来的一国之主，是不能缺乏领袖气质的。

　　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李渊对李建成确实十分看重爱护，也真心实意要把自己这个长子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至于李建成大哥，聪明是有的，在李渊的培养下获得的进步也应该是明显的。

　　凉州平定以后李世民立刻被李渊任命为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总领甘、凉九州军事，竟是把这块地方交给他来处置。按理李凉之灭似乎和李世民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为何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个凉州总管呢？

　　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安兴贵正是李世民出面找来的。尽管正史里对安氏兄弟缺乏记载，一方考古挖掘出来的墓志却显示他们和李世民关系密切。这方墓志的主人是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安元寿在武德五年年满十六岁以后奉教入秦王府为右库直，他直接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为李世民守皇宫之嘉猷门。另外，武德末年的一些事件似乎也隐隐指出李世民很得凉州地方势力的支持，若说凉州本地势力，有力量纠集当地人直接推翻李轨之统治的安氏一门肯定有着数一数二的地位，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日后再详细讨论。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快乐地继续搬水支旧帖：武德时代四川（剑南道 OR 益州道）政治情况梳理

《资治通鉴·唐纪第一》里有这样一个记载，既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年底——

“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对这条记载某反唐分子提出了一个本来十分合理的质疑，既“詹俊、李仲衮”二人看来地位不高，何以能够全权负责招抚巴蜀的工作？且前面又提到李孝恭为山南招抚大使下“巴蜀”之地三十余州，后面还有李瑗为山南道招抚的记载，山南道就是巴蜀，难道詹俊、李仲衮二人能做两个李氏宗室的上司？

……

其实，我们前面已有说明，既李孝恭和李瑗这两个山南道的安抚大使，其工作区域其实是在巴地和南阳、荆襄、江夏等地，其中南阳、荆襄、江夏这三个地方是李唐、王郑、萧梁激烈争夺的三角地带，武德初李唐一直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山南东道，所以李孝恭和李瑗拿下的主要是山南西道之巴地各州。五代和宋的史官一句不严谨的“巴蜀”连用确实很容易误导人，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从李孝恭、李瑗两人的头衔我们也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山南道”的大使。

那么，是不是因此可以说，詹俊、李仲衮这两个地位不太高的“小人物”，就是招抚蜀地益州/剑南道工作组的第一负责人呢？

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当然也就这么认了。“云阳令、武功县正”很可能是他们在旧隋的官职，虽然不高，可他们投靠李家以后地位也很有可能就此提升。比如李家从太原起兵，太原附近的许多地方基层官员一跃当上“元从”功臣，地位不也就大大提升了么？

李仲衮此人的资料，到现在仍旧为零，可詹俊则另有一个小小的记载。

此记载出于两唐书中大名鼎鼎的神棍二仙袁天纲同志的传记，原来袁同志正是偶棉蜀中人士，在武德初由“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招抚大使本有便宜从事之权，五品以下的官员除授可以自专不用先上报。隋唐时火井这样的非京畿县份的县令，一般品级为六到七品，能够直接赤牒授之，詹俊的职权肯定不低，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了。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资料，我们确实可以一定确定以及肯定地说，詹俊和李仲衮正是招抚蜀地的首要负责人。

当然，事实上我们恰恰从史籍以外发现了其他的资料。

那就是段纶四姐夫（鹿注：段纶娶李世民的四姐高密公主）的女儿段小姐的墓志里提到的一句话，原来段纶四姐夫在武德初做过“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抚大使”。

……

段纶在隋代已经是李家的女婿，李家入关时他也流亡在外聚集了一些人马，颠儿颠儿的赶紧来蹭老丈人的光。当时小李到渭北那么一晃，段姐夫也就受小李节度并且参加了李唐攻打长安的战斗。

之后段纶入蜀为“剑南道招慰大使”，同时史书里提了一笔的詹俊、李仲衮二人职权也不低，但按照武德时代“用人唯亲”的惯例，很显然他们的地位不可能超过段四姐夫，因此大约应是段纶的副手。

蜀地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很快各地便纷纷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归顺李唐，这时候的段纶大概就在成都这一蜀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做蜀郡太守，其时李家应该还假惺惺地奉着杨隋为帝，蜀郡，本是炀帝时代的地名。

不久，炀帝命丧江都，老李老实不客气地第一个跳出来把杨家的傀儡天子一脚踹开自己做了皇帝（呵呵，虽然大家都说老李为人小心谨慎，可要论到称帝之“猴急”，老李却是历代少有、当代第一的），同时改郡为州，蜀郡便成了益州。

同时，李唐在益州设置了总管府以总辖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行政军事，按墓志段纶便成为“益州都督”，按“都督”的称号是武德七年以后才改的，这个时候的段纶应该是“益州总管”，但后代对总管/都督经常不加时间分别的混说，墓志这里不太严谨也可以想见。

不过，段姐夫管理蜀地的时间不长，正如上面萧姐姐已经爆的料所说的——

巴蜀初降，段纶得以便宜行事，于是生杀由己，多有凌傲，被人告发谋反。

这段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册府虽不能算非常严谨的史料，但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反证，还是可以参考的。

而且，事实上这段记载和正史里其他记载也很合拍。

根据两唐书中窦璡（小李的N个窦舅舅之一）的列传可知，大约在武德元年末二年初，窦璡被派去“镇益州”，很显然正是前来代替段纶的职务。换言之，段纶在蜀地做了大约一年多的头儿，就被T下马去。

离开蜀地以后，段纶又做过蒲州都督（总管）和熊州刺史，这两个地方当时应该都陕东道辖下。再后来段纶转到中央，任秘书监、宗正卿、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其中前两、三个大约是在武德时代，工部尚书应该是在贞观时代。大致而言，大概在武德前期战争频繁的时间里，段纶在小李同志管辖下负责地方政治军事工作，武德后期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转到中央做高级官员。这样的履历在唐初是非常“平凡”的，很多人都这么成长起来——小李后来威胁到他父亲大哥的势力也是这么积累起来的，许多官员即使不是秦王党，也在武德后期的宫廷斗争中持模糊的观望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后持不置可否的顺应态度，与此，皆不无有关。

这里我们注意到三个地方：

一、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看到当时的蜀地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很轻松地至少在名义上归顺了李唐，可是也不是死水一潭波澜不惊，啥响动都没有。另外，蜀地的核心区域是成都平原上的汉族聚居区，这里的汉人本是外来户，都是秦汉时代逐渐迁徙进来的。而周边的山区则多由少数民族居住，“西南蛮”的一部分就在蜀的辖地之内。因此，就算控制盆地内平原上的汉族容易，要完全控制盆地周边山地里的少数民族就没那么容易了。

（题外话一点——蜀地和巴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蜀地毕竟中间有一块不算小的盆地平原，平原上气候适宜水利工程又搞得好，所以很容易就被汉族占据和控制了，由此再延伸到控制周边地区，相对容易得多。巴地的主要地区就是大巴山，巴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偏在西边的渝州（重庆），凡是到过重庆或者听说过重庆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在山地里面伸展困难，所以巴地整个的民风更剽悍、统治更困难、唐初统一战争时打得都更热闹些。）

二、段纶入蜀以后的政策，看来是比较严厉的，说起来倒让人想起诸葛哥哥当年有关治蜀宜严不宜宽的典故来，今天到成都武侯祠去还可以看见“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对联。也不知道段纶是否在拾诸葛哥哥的牙慧——不过段同志这一趟是这激起了许多不满，以及于他被告发谋反——而话说回来，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比较严厉的政策有所改变，这我们稍候再提。

三、蜀地容易形成偏安格局，尽管在隋末唐初本地区没有足够强劲的势力与外部抗衡，可看来老李对这个地区还是不太放心。段纶被这么一告，老李就立刻把他招回去，虽说没有到相信密告把段纶咔嚓的地步（到底是自己女婿吧，比起来有些同志就惨多老），其疑心还是很可观的（嗯……另外一个问题是：老李同志本人的疑心确实也是颇有些重的）。

其实，以上三点综合起来看，就是蜀地虽降却并不安稳，到这里当官也是很不好当的，和本地人的关系不容易处得好，又容易受朝廷猜忌。（下略）

• 【原创】【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可劲看可劲看，还是有些赶不上了。

是不是天热，四蹄腾空啦。

师妃暄嘛，呵呵

努力追还上个月出差期间的欠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