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几个问题 -- 晨枫

我们学校的经验，50年代的时候，校长比较老式，不知道修围墙的好处，学校的地盘大，好多荒地。灾荒年的时候，附近生产队的人就逐渐种菜，种庄稼把荒地变成了农用地。到了80年代中期，学校规模扩了，想要回以前的地，人家当然不答应。告到法院，判学校赢。人家挑上大粪直接倒在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上百桶农家肥，把医院的职工熏得，警察当然打酱油。最后，招了大概100多人，农转非，都在总务科、图书馆、伙食团、印刷厂、动物房等后勤部门。再过十年，这拨人后悔死了，原来的地方开发，生产对多数人都发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所批评的是没有秉承随着工业化进展、雇佣工人的增多而将其纳入城市体系（同时提高农业人均耕地）的精神，利用招工指标这一渠道实现乡—城流通。

你对我不厚道——那个帖里你叫我去和农民换，你想叫老农民拿着锄头追的我到处跑？

还有那个信用制度，难道这些就不是西方人的经验和正在做的。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吁出现在媒体的频率远不及下岗工人的困境，农民的困境更甚于下岗工人。

你所说的城乡流通，靠招工是一条办法。当前一亿多农民工，招工能解决多少？因为过去的规定和传统，对这些人采取故意忽视或者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人应该区别对待，一说到这些人的不平等，就把农民有土地搬出来说，我叫嚷两声，也不算过分。

现在农民的自主流动性增加，但是不解决户籍问题，他们在城市里就一直是二等人，他们的子女也是。

重庆现在准备让300万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这个是城乡统筹一体化的一个步骤。如果落实，这个才是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不公的政策。也应该是本朝改开的方向。

依靠公共设施提高农业产出前三十年做了，后三十年几乎没有：

依靠科技（化肥农药这些）提高农业生产力，到目前来看也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突破了。

人均耕种面积也是有限的，很低的。

那么，农业人口的剩余产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想共富哪有可能？

农民工到底有多少？一个亿怕是不止，常年固定在城里的有一个亿到是可能。这些人不是一下涌入城市的，而是在改革进程中逐步进入的。

如果秉持当初的政策精神，利用招工指标发挥吸纳作用，那么农业人均耕种面积就能提高，再免了农业税，城乡差别必然缩小。

批评城乡差别没有错，但是改变城乡差别的道路并不是都搬到城里这么华山一条路，把农业发展起来改善农村状况也是道路嘛。

城市好，可是城市能不能装下十多亿？这个没有执行的条件，真正将农村发展起来才是正道。

而且，城市居民分地的理由是什么呢？世界历史上分地有过很多次，都是为农民分种地、放牧的地，也不是给农民分宅基地，宅基地只是分农用地的副产品。给城市居民分地的理由是什么呢？分在哪里？一个大楼里几十家，一家叠在一家上，地基的地都不好分啊。大楼之外的是公用地，更没发分了。

我个人知道好几个例子。温州杨府山码头是八十年代初中期建的，我的亲戚被征地的就农转非了。我家所在的小镇，本世纪初土地被征用，也附带一些农转非指标。

另外在温州下属的永嘉县，一个农转非的价格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大约一万元左右。我的同学，家里办厂经商致富，就给她买了个农转非指标。

我要批评的主体问题并没有错。

不够明晰——农转非的途径并非一条（还有占地，入学等），我说的是指通过“招工指标”这个途径农转非的。

我的错误——这个途径没有完全卡死，这个是我说错了。

主体没错——改开以后，被长期雇用的农民工人数飞涨，但是通过这个途径农转非的人数增长不大。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625/23298183274.shtml

是不是再继续收税之前先大声问一下，已经收走的钱去哪里了

尤其是美国，财政收入要达到美国的4倍才相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