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拒绝家天下的一个反证法证明：兼为抹去岸英坟头的口水 -- 铸剑
离开伟大人物有十万八千里呢！
怎么有这么险恶的人？？
毛大爷的《为人民服务》真是发表的不是地方啊，他怎么会为烧窑而死的普通一兵写那么篇宏文呢，你说是吧
我承认我是来看奇葩的
但还是想把《为人民服务》里的一些话贴出来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 为人民利益而死，所以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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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师是北京石油学院化工系出来的，他夫人是和吴仪一个宿舍的女同学。再细就不能讲了。
他讲过吴仪的一则故事，说吴仪在东方红炼油厂的时候（也就是后来的燕山石化），应该是80年代吧，曾经拉了一整车的化纤地毯到中央部委送礼。给各个办公室都铺上了当时很时髦的化纤地毯。在当时的东方红炼厂一下子大出风头，认为是具有超强公关能力的强人。因为当年还在90年代初，所以本人当时很不理解，询问，这不就是赤裸裸行贿受贿吗？被老师斥责一句，“你懂什么？”
90之后吴仪火箭速度上升。据老师说，她跟她母亲生活在一起，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当时更不能理解，吴仪在外头发都整理的一丝不乱，怎么可能是家里毫无条理？
只是多年前的小段子。印象里90年代中期吴仪是很出风头的，我的老师们谈起她来非常平淡，既无赞扬也无贬低，但似乎又有某种隐隐的不屑。
能否烦劳提供一些文献摘要或链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主席的《沁园春 雪》（未经主席同意）首次被发表在《新民报晚刊》后，蒋委员长对“惜秦皇汉武...，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的“评价”是：毛泽东有帝王思想。
后来有民主人士（好像是章士钊，记不清了）把这“评价”说与了主席，主席哈哈大笑：我指的是人民呐。
在主席心里，今朝的风流人物是人民，不是什么伟大人物。
主席有一次在和吴旭君的谈话中说：
“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其实在主席思考文革的时候，包括他文革前的重上井岗山，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可以参考“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因为整体的人民通常表现出天道的力量。
但个体的人民却常常表现出他们短视、自私、不团结的弱点。
所以，英雄人物通常是在和个体普通民众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常常凝聚了普罗大众的整体意志，代表着天道的力量。他们的个人特质也常常异于大众。
所谓：先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此之谓也。
和后继的善后，表现了很强的执行力，这是吴仪名望的缘来。后来， 吴仪中断在日本的访问， 断然回国， 虽然不曾公开原因， 但大家猜测是日方的嚣张。比起唐家璇， 吴是在天上。这后来也成了网上推崇吴仪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都说是吴跟薄不对付，吴不让薄接班。但都是听说，没人举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俺从河友提供的链接看到的是在薄的红歌会在中央不受待见的时候，吴出面为薄捧场。
第二，即使吴真的不待见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薄的政绩比吴的评价更有说服力。
第三，两个有能力的人相处不好的事太常见了。因此没有必要为厚薄而薄吴。楼下薄吴的根据多是道听途说，同样是靠不住的。俺听说的多是吴的干练，正直，虽然最近听说的一件往事让俺对吴的影响有些变坏。但俺所不能忘记的是，闹非典的时候，吴和王岐山临危受命。而当时流传的＂吴仪必定无疫＂之类民谣表现出民间对吴强烈的信心和期望。这种信心不应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吴和王最后不负所望，转危为安。附带说一句，当时胡温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对比今日，俺曾叹曰：踹克瑞克德也是靠不住的。
第四，十七大的时候，却没有因吴在非典期间的功绩论功行赏，吴没有升常委而退休。你真认为当时的吴能决定薄的命运？
很早就开始用颜色革命这个词了哈。"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
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本文选自人民网2012年04月27日，原载《北京日报》，作者逄先知，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那是想也不用想了。 他这种种表现，跟阿斗说“此间乐不思蜀”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