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运十, 高铁, 和汽车工业 -- 大漠孤烟远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 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 ．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 (1) 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 (2)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 ．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 , 相反 -- 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 I 9 7 3 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 2 5 % 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 1943 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 o 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 ．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 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 —— 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 , 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 ( 全都在远东 ) 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 ( 可买卖的 ) 。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

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李鹏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李鹏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李鹏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鹏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 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 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 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 1988—1990 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 1988 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 1 ）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 2 ）多进口、少出口。

（ 3 ）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 4 ）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 1989—1990 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 1988 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 1990 年 11 月 23 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 S 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 1 ）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 2 ）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 3 ）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 4 ）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 （参看何新 1991 年 7 月致李鹏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 368 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 1993 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 90 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 —— 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 90 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 1988 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 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鹏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 90 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 1988—1991 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 500 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 1998 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