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卢瑟经济学——开始的话 -- seesee0

其实通天塔那一节就已经说了。单位资本的回报，往往与资本总量有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资本总量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如果，N个企业的资本量于一个企业的资本总量相当。那么这个企业的利润量要超过N个企业的总合。这些小企业由于彼此竞争，以及大企业的压力，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主动让出来。资本量越小，竞争对手越多，选择余地越少。

由于自身资本量小，选择余地小，竞争对手多，在与上下家谈判的时候，往往很被动。这时如果想成交，必须做出退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同样是资本，塔尖吃得最多，塔底吃点残羹剩饭。最小的资本，比如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利润率是零——正常情况下，个人存款扣除通货膨胀以后，没有任何收益。

当全社会利润总量下降的时候，首先吃亏的就是小资本。大资本为了减少损失就侵占上下游小资本的利润，许多小资本受到两头的挤压，利润率迅速下降。当利润率无法维持，甚至降到零的时候，小资本就完了。

具体来说，许多小企业为了保持销路不得不向下游赊销，同时对上游赊购。这样虽然经手的量很大，但是利润很薄。为了保持基本的利润量，往往要申请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这样一来，维持运转对资金流动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一旦下游赖账或者改换供货商，或者提出降价，或者上游原料企业提出更苛刻的赊购条件，或者原料涨价，或者银行不再给予流动资金支持，或者贷款利息上调，这些条件随便出现那一条，小企业基本就凶多吉少。出现两条以上，基本就要准备关门。这些条件的出现，往往与小企业自身的经营关系并不大。

多数小企业倒掉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经营不善，而是外来因素直接打倒。我听说过的最倒霉的小企业，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直接勒令停产半年。然后就倒掉了。许多小企业主很迷信，供奉关公，因为他们的经营情况确实不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

对小企业家来说，管理是次要的。其实他们很多人很精明，他们不采用现代企业规范管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规模不足以达到采用规范管理产生效益的地步。分工需要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没有达到必要的规模以前，分工对生产力推动的意义并不大。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产很大程度上要仰仗上下家的脸色，所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销量、原料来源和金融支持。当然，还有不要有莫名其妙的被停产。俗话说，人敬财主，狗尿槐树。财大气粗以后，手里控制着原料和销路，上面有各级领导罩着，身边有银行巴结着，昂首阔步，一路看天不低头。没成气候以前，必须处处谨小慎微，处处陪笑脸，来的都是大爷，不知道那块砖头就可能绊一跤。

有些话，我不愿意说。比如和银行的人在一起，不说大规模贷款的风险问题。比如和小企业的老板在一起，不说经营的困难。内行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不必说。不过，利润的通天塔是切实存在的，不要回避。

经济学肯定有阶级性。不同角度看问题得到的结论肯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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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第二大魔头。他排不上第一，因为第一是马克思。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中提出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产品做的出就卖得掉，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注定无法消费，如此必然导致资本家压缩生产工人失业。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多余的产品需要政府帮助消费掉，甚至是浪费掉。

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政府的任何干预只会破坏均衡制造麻烦。换句话说，在胡佛因为不作为被撵下了台，罗斯福的新政已经搞了三年多的时候，在经济理论上，还是胡佛是对的，罗斯福是错的。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做法，都会受到经济理论的指责，都难免承担以正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舆论的压力。

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年代，凯恩斯的理论都不会如此脱颖而出。这就如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放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湮没在历史大潮中，唯有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才会历史留名。

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逼上了绝路。这次危机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广度和深度空前，而且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与以往突如其来，自然痊愈不同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在发生了三年之后，不但没有痊愈，而且恶化了。1932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的一年。1930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大约有300多万失业人口。1932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1500万－1700万，大约是当时全美国人口的15%左右，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不包括1100万户农村人在内，全美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有兴趣，本文的读者可以去读《光荣与梦想》，看看当时多数美国人惨到什么地步。

不仅是美国，世界范围充满了危机和动荡。日本为了转移矛盾，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魏玛德国遭遇经济危机后，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关键字）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负责组阁。从此，纳粹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恐怖专政，开始了12年疯狂的历程。可以说，1929年的大危机注定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和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逐步实行五年计划。到1933年，苏联基本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到卫国战争爆发时，德国人吃惊地发现苏联人生产的 T34坦克性能全面超过德国3号和4号坦克，而且产量惊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苏联人的命运可能和苏族人类似。当然，那是后话。

凡事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几乎没有失业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苏联做对照，每一个西方政治家都会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压力很大。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要什么也不做，经济自己就会好转。胡佛坚信这一点，结果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多说一句，坚持政府不要干预的人，真应该好好回忆一下那段历史。）最后被罗斯福撵下了台。罗斯福上台以后，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做什么，却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罗斯福搞了三年新政，经济取得了好转。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罗斯福了。罗斯福后来曾经说：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虽然罗斯福不欣赏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却为全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常无法自我完善，“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辅助。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以上是学术的说法。换成白话文的话，就是社会消费能力决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资本家供给多少，资本家供给多少，决定他雇用多少工人。有人买得起，产品有销路，资本家才生产。资本家生产，才会雇人。如果没人买东西，资本家生产赔钱。这时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人。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就会有工人失业。不是工人要的工资太高，而是社会不需要这些劳动力。工人失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再次翻译一下，社会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人越有钱，个人消费数量绝对数越多，与总收入相比的相对数越少，所以指望有钱人消费是没戏了。投资品的需求决定于生意赚钱不赚钱和利率高低。投资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社会总需求不足，做出来也没人要，所以投多了也不赚钱。当投资的利润还不如利率的时候，资本家就都不投资了，持币观望，转而存银行吃利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高，那么投资就非常少了。（杯具的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到处都钱紧。对企业来说，能借到钱就可能渡过难关，借不到就完蛋，所以实际利率往往非常高。这时大家都退出实业，去放高利贷）。投资不赚钱，放高利贷很赚钱，大家就都不投资实业，对投资品也就没有需求了。消费不足，投资也不足，产品生产出来没人要。结果就导致了大批失业，形成生产过剩型危机。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投资需求完全是仰仗消费品的销售的。凯恩斯后面啰里啰唆说投资的问题，根源在于萨伊定律认为资本家有钱不是消费就投资。尽管萨伊定律是幼稚的胡说，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为了驳倒萨伊定律，必须把事情说明白。

有人说《通论》难读，其实好读就邪门了。凯恩斯的理论的基础是稳拿经济学，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有效，现在要证明市场有时无效。这就如同本来是承认1+1等于2的数学，要证明有时候1+1未必等于2一样。所以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一旦用维护稳拿地位的稳拿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就要绕来绕去，让人头大一圈。

凯恩斯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倾向下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个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的确有社会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但是不均得像今天这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但是，他不希望建立所谓牺牲自由的集权国家。他希望资本主义做出一些牺牲，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牺牲，就是通货膨胀的代价：“当今集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大家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不过如果我们能对事业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或许可能医治这一痼疾，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他预期到了通胀的代价，不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眼前的事情火烧眉毛，如果眼前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考虑身后的事情干什么？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就很直接。他自己比喻说，让财政部把旧钞票装到玻璃瓶里，和垃圾一起埋到废弃的矿井中。然后，由资本家雇佣工人挖出来。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等货物，从而刺激了对这些货物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这种所谓的一轮刺激另一轮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

然而，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现实世界中的方案要有理论性，还要有可行性，具体操作中还要保证方案按照预期的目标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最微小的细节可能成为最致命的环节。凯恩斯主义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天就存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为这种争斗提供理论依据。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家与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的争论。最终的争论以“市场能自动调节，政府不要插手，大社会小政府是最理想的模式”为结论而收场。换句话说，在理论上资本赢了，官僚输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证明了市场的局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无疑给官僚集团压制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却无意之中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从罗斯福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官僚集团逐步压倒了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有军事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凯恩斯主义在官僚集团扩张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操作中，政府财政的投入方向往往并不与需求和支付能力挂钩，而是与利益集团的政治能量挂钩。比如，美国政治中很出名的“滚原木”和 “分猪肉”原则，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盘子更大了，出现的结果不是穷人获得更多的照顾，而是利益集团有更多的猪肉可以分。在号称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中，尽管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是大量人口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都差强人意。

财政是公器，公器就可能被私用。公器私用越严重的经济体，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资本家有可能根本不必雇佣工人开采货币矿，财政部的官僚也不必安排人埋钱。资本家只要象征性的花点小钱，财政部的官僚就直接把财政拨款划归到自己的账户了。这是凯恩斯在他的货币矿的设想中没有想到的情况。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是通货膨胀，是用通胀换就业。公器私用越严重的财政体系，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乘数效应越差。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消灭同样的失业人口需要投入的货币越多，换句话说日后的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越严重。解决就业事倍功半，刺激通胀却立竿见影。按下葫芦瓢起来，葫芦未必下去，瓢先起来了。

凯恩斯斯意识到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在贫富差距，却没有意识到在公器私用的作用下，财政刺激和随后通货膨胀直接加剧贫富差距。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试图消灭的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在公器私用严重的经济体中，凯恩斯主义甚至可能成为经济的毒药。最终，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式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反面。

凯恩斯主义背书了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公器私用，资本的势力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另一方面，公器私用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留下了口实。迟早会有人挑战凯恩斯，挑战他的人注定历史留名。

挑战凯恩斯的人，就是号称“二十世纪第二大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只能称为第二大，第一大经济学家是凯恩斯）。

于是国家放弃了以总资本家身份调节社会分配，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而仅仅为了这一资本家集团的眼前利益，继续损害全体资本家的长远利益。

这一资本家集团的活动，当然是充分理性的：我不用跑的比熊快，我只要跑的比你快就行了，结果就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一点浅见。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是应该以罗斯福为榜样实际行动的。尤其是本朝，罗斯福都不配提。事实是这样的么？绝大多数谎言之所以不被历史提及是因为破灭后无人提及而不是因为它们当时不被人相信。

万里风中虎:【原创】通往2012的船票

在野是大魔头，在朝偶尔变身为大天使，不知道是魔头多还是天使能力大。有趣的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9a2620100nfj1.html

老安的帖子实在是深得我心。本来想说几句废话，还是算了。大家自己看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9a2620100n6th.html

替老安发一下，在某种意义上，TEA PARTY可以看作是对老安此文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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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没有哪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视而不见。

即使同样处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强烈反对大资产阶级不顾全社会消费能力盲目发展生产。资本家内部，每次经济危机倒霉的都是小资。小资与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万里长城。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进、小资本退”的过程，也是一次小资财产归零的过程。大批小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清零，成为大资本的牺牲品。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资本来说，就是抢别人的市场，卖自己的产品，让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我不用跑得比熊快，我跑得比你快就可以。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是你成为熊的点心。所以，张三惹祸，李四买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如果张三惹祸越大，越不用自己买单，那么对张三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不是自我收敛，而是把祸惹得更大，反正洪水滔天淹没的是别人。

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不但死后不必担心，就是活着的时候都不必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资格引发洪水的人，在洪水之中最安全。每次经济危机的洪水都会消灭一大批小资本家。真正制造经济危机的人，则根本不必担心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买2012的船票。尽管洪水是他们造成的，但是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看着小资本家被洪水吞没。将来洪水退去，他们还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遗体上，搜索有免费的首饰和金币。所以，谁捅的窟窿越大，谁越有钱买2012的船票。不但能卖到船票，还能从死人身上捡便宜货。

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破产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为小资本家的破产。同样是资本家，冰火两重天。危机的时候，小资本家是大资本家的缓冲器，也是他们的猎物。一边是房倒屋坍，上吊自杀；一边是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回头收拾残局，并购小资的资本，获得小资的市场。明明是大资本惹祸，承担责任的却是小资本。大资本吃肉，小资本挨打。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很简单，生活安逸富足即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安宁无忧。小资产阶级既不希望暴力革命，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也反感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所谓的经济浪漫主义。但是，由于财产具有自我汇集的效应，古往今来小农经济就没有长期稳定存在过。小农如果不能进化为大地主，那么迟早会被地主吞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资产本主义的竞争和贯穿始终的马太效应，很快就打破了小资的美梦。

自由竞争下的公平，使小资处于绝对的劣势。他们自然不满意这样的制度。对经济危机，小资本的态度很简单，经济危机是因为你们大资本生产得太多了！消灭经济危机就要抑制、消灭大资本。

有人说，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颇受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影响。绝大多数伟人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天才凭空创造，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马克思也不例外。

西斯蒙第（1773～1842）出身牧师家庭，在里昂的银行当过职员。法国爆发革命以后去了瑞士，后来瑞士革命以后，他和他老子一起进了监狱。原因是因为他家与一些贵族来往甚密。后来他移民英国和意大利，经营自己的农场，1800年返回瑞士。与出身豪门，后来自我创业成为金融巨头的李嘉图不同，西斯蒙第一直没有成为暴发户，始终是个小资。

里昂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法国的金融中心和丝织业中心，是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负责特供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丝织业的主要客户都是贵族。里昂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的装潢布料都来自里昂。可以说，里昂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御用资产阶。里昂在经济上仰仗贵族的消费，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敢冒，甚至有些反感——法国大革命影响里昂产品的销路。1793年，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富歇在里昂血腥镇压了2000多人。

在里昂生活期间，西斯蒙第对里昂资产阶级处处仰仗王室（和为王室服务的官僚）以及贵族的鼻息，必然深有感触。里昂丝绸产品的销路的好坏，当地资本家的兴旺与破产完全靠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恩赐。至于后来的血洗里昂，西斯蒙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颇为震动。所以，在西斯蒙第的思想中，一方面希望资产阶级摆脱封建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所以，西斯蒙第在早期的著作之《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非常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既不要束缚也不要革命，只要把一切交给资本，资本会把一切做好。

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和王后，以及一大批贵族的脑袋，封建制度被推翻，小资产阶级获得解放。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内部迅速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形成了对立。19世纪初，经济危机开始袭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大资产阶级不断扩产，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西斯蒙第惊讶地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大资产阶级代表了：一切交给资本，其实是一切交给大资本，小资本根本没有决定权。于是，他的思想180度大转弯。1819年，他发表了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转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不能让大资本说了算。

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萨伊说，谁说产品卖不掉，只要生产出来就能买得掉。大资产阶级只考虑生产，不断地生产，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掉。卖不掉是资本家经营不善，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

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则从消费分析经济。没有消费者，生产有什么用？消费决定生产。所以消费要优先于供给，而不是供给带来消费。人们的消费直接受分配到的收入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消费特点。这种特有的消费特点，导致生产力超过消费能力。按照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生产超过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小生产者破产，丧失了收入，从而降低了消费。生产无限的扩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相对生产能力日益缩小，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按照萨伊的说法，生产能力强的企业产品就能卖得出去，小资产阶的产品卖不掉是自己经营不善，根本不会有经济危机。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经济危机是因为大资产阶级生产的生产方式，导致多数人贫困。相对消费能力，产品太多了，所有才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大资产阶级抢占了小资产阶级的市场，大资本的产品卖得掉，小资本的产品卖不掉，工厂倒闭。大资本否认危机，把责任推给小资本。别看大资本现在闹得欢，大资本也好不了。由于大资本的存在，危机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不断爆发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最早提出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自相矛盾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呢？

在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就是最高的目标。在西斯蒙第的理论中，满足社会个人消费需求是最高目标。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矛盾一大堆，而且不断激化，大多数人都不幸福，要那么高的生产能力（GDP）有什么用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最接近：本来就处于社会金字塔中相去不远的位置，而且随着大资本的压榨，两者经济地位不断靠拢。所以，西斯蒙第的理论对大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也就毫不留情。西斯蒙第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小企业的没落、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工人贫困化、机器驱逐工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社会的阶级对立、生活不安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大资本惹的祸。

当然，这些其实也是卢瑟想说的话。

既然经济危机是大资本惹的祸，治疗经济危机就要制约大资本。但是，公平交易的市场之中，小资本肯定是斗不过大资本的。为了制约大资本，必须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西斯蒙第看来“政府要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国家要调节经济生活，立法者必须是穷人获得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运动，政府的职责则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分散成为数众多的小农场和小作坊。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求法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西斯蒙第认为，这样一来私人利益就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

西斯蒙第的方案可行性，值得商榷。在人人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给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无上的权力，那么政府的退化是无法避免的。什么叫“完全合理的裁判”？“合理”两个字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定义。伸缩的弹性完全掌握在立法和司法者的手中，这就使他们拥有了经济主导权。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的人，是否一定会照顾底层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小资产阶级过分倚赖官僚，结果很可能出现哈耶克所警告的通往奴役之路。德国纳粹党是在垄断资产阶级默许下，由小资产阶级推上台的。上台后的纳粹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戈林那样的高层的利益外，较多地照顾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相比之下，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顾及却很少。实际上，大资本和官僚都可能压制小资本，不论哪一方获得优势，都不是小资本的福气。

其次，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真的按照西斯蒙第的想法采取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削弱了本国的大资本。那么，本国的产品与其它国家的产品在竞争过程中，就难免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商品进出口完全自由的话，这种削弱本国大资本的政策的最大受益方，很可能是外国大资本。

再次，西斯蒙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小生产所有制的时代，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工业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机械和复杂的工艺，显然不可能拆散为若干环节，在一家一户的小作坊中完成。纺织业也许可以一家几台纺纱机或织布机，但是冶金化工这样的重工业很显然不可能一家几台高炉。何况，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完全不能和现代化纺织机械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核心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用退回到手工作坊的时代，抑制生产力的方式克服经济危机，是削足适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按照小资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大资本的经营方式有问题。所以，只要消灭、制约大资本，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希望资本主义停留在初期阶段，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但是，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先是贫富分化，然后大资本消灭小资本就是必然的规律。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只要一代人，就能在社会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力的竞争，最多在一代人之间发挥作用，一代人之后资产确立统治地位，竞争就死掉了。如果让政府制约大资本，又难免陷入官僚独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如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社会，很可能更糟糕。如果强行退回到手工工场阶段，又意味着生产力的大规模倒退。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意味着本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工业化的时代让小资破产，所以小资提出要退回到工业化之前手工生产的时代。当时的小资希望由某一权威创造这样的安宁和谐的社会，可惜他们的想法不过是浪漫而美好的梦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9a2620100nny2.html

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

第一派是神父、官僚和地主的解释。这一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丧失了经济主导权。他们一方面把劳动者当简单的提供电力的电池看待，一方面看不起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的解释很简单很直接。工人失业是他们生孩子太多，产品卖不出去是需要我们来帮助你们资本家消费。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案同样很直接，扔掉多余的电池，资本家把多余的产品拿过来，由神父、官僚和地主替资本家消费。具体说来，就是把失业工人关进集中营，实行强制绝育，然后由神父、官僚和地主承担饭桶的角色，吃掉资本家的利润。——我们消费掉这些产品是为你们好（资本家），你们应该眼含热泪，心存感激。

第二派是大资本家的解释。经过资本主义革命的西方民主国家，表面上是民主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怎么能说自己领导的社会有问题呢？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有问题呢？稳拿经济学的专家，推崇萨伊定律。只要生产的出来，就能卖得出去。所以，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工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没有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问题。产品卖不出去是个别资本家经营有问题，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专家的作用就是辟谣，或者说是澄清事实，教育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稳拿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火车已经停了，但是不妨把窗帘拉上，继续装作火车还在走。这么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否认危机的也只有这一派。不过，不论他们承认不承认，事情摆在那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商品卖不掉，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不承认不过是掩耳盗铃。

其实，对大资本家来讲，周期性的经济危未必是坏事。经济危机可以促进资本的汇聚，这些资本自然会汇聚到强者，也就是大资本家手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工人失业也是好事。“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你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愿意干。”这是老板常说的话。只要保持一部份人始终找不到工作，工人就不敢多说少道。

这一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凯恩斯，提出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由此产生。凯恩斯的出现是因为有革命的压力。资本的属性就是牟利。不论是谁的资本，只要是资本，就要挣钱。挣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别人饿死活该，我发财就行。不把你逼到饿死，你怎么能倾家荡产买面包？不让工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怎么能自愿去血汗工厂？所以，如果一切都交给资本，按照资本的意志行事，非弄出个对大资本有利的帕累托最优，然后社会底层不触动顶层大资本的利益就活不下去。这时，如果没有人主动约束，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本家不必考虑社会矛盾，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社会矛盾。资本家往往忘记了暴力是元要素，财产必须在暴力的支持下发挥作用这个原则。资本家可以不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个社会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人。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是卢瑟，你饿死活该。但是，政治家必须考虑，在大量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尤其是有沙俄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大批工人失业嗷嗷待哺的时候，给他们讲任何经济学的宏观大论都没有用。经济学家可以愚弄他们的头脑，不能愚弄他们的肚子。他们要吃饭，没有饭，就要出乱子。要么是面包，要么是子弹。很显然，减少饥饿的本国失业者，面包比子弹好。

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叛乱分子，挽救了资本主义，却给了官僚权力。所以，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大魔头。虽然资本不喜欢他，但是官僚支持凯恩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人都为私利运动。官僚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利。在官僚势力强大的某些西方国家，由于官僚和利益集团公器私用、与民争利，凯恩斯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把问题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则很可能成为某些国家的经济毒药。这又给反对凯恩斯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然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要站出来反官僚。其中，弗里德曼名气最大，成了这一派的圣骑士。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经济危机是政府不当干预经济的结果，不是大资本的责任。只要一切交给资本，一切万事大吉。但是很显然，历史上没有官僚插手的时代，经济危机照发不误。没有官僚制衡，资本主义在上世纪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虽然两派争来争去，但是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

这一派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民的利益，无论是官僚还是大资本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只要把经济主导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就能完事大吉。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多数卢瑟的利益吻合，而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卢瑟已经拥有了广泛的政治资源。

第三派就是小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小资本家最倒霉，平时受官僚和大资本家的气，每次危机破产的都主要是小资本家。所以，小资本家的观点和无产阶级最接近。小资本家最开始希望官僚少插手，一切交给市场。后来受大资本家压迫指出大资本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希望政府介入抑制大资本家，保护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是弱者，总是受气，总希望有强者保护他们，跟在强者后面吃香的、喝辣的，最好还能有朝一日混进强者的队伍。但是不论哪一派掌权，都不把他们当回事。对他们来说，不要说混进上一层，不成为卢瑟就不错了。所以，他们的观点只能不断地变来变去。

以上三派的解释，对与错放一边，共性是都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解释危机。至于掌权的大资本家干脆否认危机。

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卢瑟说，这是真理。小资说，这么说有道理。

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这是危言耸听，危机是由于生产信息与消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小生产者没有及时获得正确的信息，所以生产了结构不对的产品。劳动者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选错了职业培训方向，所以毕业就失业。只要完善信息交流就不会有危机。谁也不会生产没有消费者的产品，只要对资本有用就会找到工作。

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危机，什么引起的危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危机的原因是产品（劳动力结构）比例不合理还是总量过剩？如果是比例不合理，那么就存在合理的可能。只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不足的部分就可以，调整产品结构就能避免经济危机。

如果是产量相对购买力过剩，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内在的问题。如果承认劳动者贫困会导致经济危机，那么无疑就会质疑分配制度，换句话说，以资本为主导的分配行为会导致经济危机。显然，最终难免质疑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能否顺利运转。这是资本家不能接受的。所以，马克思是大魔头，凯恩斯是坠入黑暗的暗黑骑士，而弗里德曼则是维护正义的圣殿骑士堂的首席光明骑士。

部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承认比例不合理可能导致危机的同时否认总量过剩必然导致危机，本质上还是不承认危机的必然性。

但是，很显然仅仅因为产品比例不合理的危机，不能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全面的过剩总会表现为某一种商品的过剩。所以，用商品结构不合理，似乎可以掩饰产品全面过剩。但是，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定期发生，却是无法用“结构定期”不合理解释的。

用结构不合理掩饰全社会消费不足，而结构永远不可能合理，表象上则是经济总是定期发生全面生产过剩。结构完全合理，只是理想中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能质疑看不见的手，不能质疑资本主导的分配方式。

如果某一种产品过多，对应其它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存在全面过剩。如果只有某些产品过剩，没有其它产品不足，或者多数产品过多，少数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存在全面过剩。事实上，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的话，常见的现象是后一种，即全面过剩。

如果承认市场是完美的，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不完美的事情。所以，自由市场绝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失业的原因是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太高。（后面会证明非自愿失业的必然，在此暂不论述。）一个工人，1000块钱一个月找不到工作，100块钱一个月还找不到工作吗？工人没有足够的钱吃饭？工人买不起面包，面包房自然会降价，怎么会没有饭吃？

多么完美的逻辑。如果不是放狗屁的话，至少是纸上谈兵。

只要默认市场是完美的，后面的任何论述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已知市场是完美的，求证市场是完美的一样。一切的论述都是在市场完美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怎么可能证明市场的缺陷？这是凯恩斯在他的《通论》的论述中最尴尬的地方。

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那就需要让市场不断向完美的方向运动，这是另一种解决方式。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只要市场足够完美，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说法如同巫婆神汉法力不灵的时候，并不是老实坦白自己在忽悠人，而是谴责其他的人不够虔诚。

工人失业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了，产品滞销是厂家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工人会周期性工资要求太高，全社会的生产者都会周期性的信息失灵。

大资产阶级推崇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因为这个假说给大资本家控制世界经济打了保票。他们的经济学家推导模型采用的是鲁滨逊的荒岛。问题是，自给自足、偶尔去集市交换产品的小农生产，与今天的“所有人为别人生产，所有人获得货币，所有人购买商品，少数人主导分配”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回事吗？

为了维护资本的理论，自然不会推导出对资本不利的结论。实际上，在物品交换主观价值增加，替代生产过程中劳动价值增加的那一刻，市场交换就注定不会受到怀疑。或者说，资本主导的交易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获得了稳拿经济学家的背书。

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必然推导出全面过剩的结果。所以，资本家的剥削和不可避免的全面过剩的危机是马克思的理论的必然结果。从边际效用的角度，只要是资本主导的行为，失业也好，产品滞销也好，都是对双方有利的行为。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压缩了工人的数量。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评级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彼此无法达成一致，于是生产者保留商品，消费者保留货币。失业、滞销、萧条，这些现象都不是稳拿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与双方的主观评价无关。市场上双方成交必然是有利，双方不成交也是有利。尽管，抢劫也可以算为一种成交。

对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来讲，只有一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交易。只要自由交易，资本就能不断扩张，即使在危机时刻。事实上，每次危机都是资本迅速扩张的时候。大量的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噬掉，如果以劳动时间估量，社会资本总量也许下降，但是大资本的所占的绝对份额必然会上升。

他们一再强调政府能当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不要插手多余的事情。尽管在历史上，“守夜人政府”时期，资本主义屡次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稳拿经济学家仍然视而不见。那是他们最怀念的时期，是资本为所欲为的时期，帕累托最优的时期，是把工人逼上绝路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自己走上绝路的时期。

认识经济危机并不复杂，解决经济危机（至少从理论上）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后面纠葛的利益。

经济危机袭扰人类将近二百年了，解决的办法，无论是书面还是实践的都不少，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马尔萨斯的解决方案，工人就应该受穷，谁让你们生那么多。把多余的工人关起来，一切万事大吉。

西斯蒙蒂提出总量过剩，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显然这不能被接受。即使某一个国家退回到小农，也会被邻居强行转化为殖民地。后面会谈到，资本主义是有极强扩张性的生产模式。不成为主人，便是奴隶。

希特勒的解决方式，是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 18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经济提携理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凯恩斯的解决方式，是政府印钱，由政府创造需求。多余的产能浪费掉，资本家不是没钱不生产，不雇佣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

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

这么多方法，多数效果都不好。这是因为，稳拿处于塔尖的地位，直接调节总量而不触动分配模式的解决方案，不过是给稳拿更多的发财的机会，导致更严重的分配不公。如果触动分配模式，又难免遇到稳拿的强大阻力，很可能半途而废。再说，即使选对了方向，具体操作过程之中，还难免因为个人私利而变味。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减息和扩大财政开支。减息很可能刺激资产泡沫，扩大财政开支难免刺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买单的则往往是底层。这是因为稳拿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和紧缺物资，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稳拿把贷款用于资产投机和囤积商品。而卢瑟不但没有机会去搞囤积，还被迫接受更高的物价，常年积蓄的养老金也会大幅度缩水。如果搞不好，还不如不搞。弗里德曼要政府少插手，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有某甲对其他人说：“我是为你好。”那么，这个某甲有可能是为对方好；更可能是为某甲自己自己好；甚至可能是仅仅为了某甲的利益，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至于“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大可不必当真。如果某甲不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其他人的利益，那么怎么能说服其他人？

经济理论也是一样。引导全社会思想的经济理论，必然包含本阶级的利益。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为了能说服尽量多的人（至少要让他们产生迷惑），就要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的利益。考虑到社会的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卢瑟，稳拿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卢瑟的利益就是很正常的了。

至于各种解决方案，则首先是维护本阶级利益，至于能不能解决（至少缓解）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如果要认识经济危机就必须从市场的运转考虑。从每一个具体的资本的行为，归纳出社会总资本的行为。而市场是否完美，只有在分析了总资本的行为以后，才能下结论，而不能在一开始就作为初始条件强加给分析过程。

市场的行为，显然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平衡那么简单，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从分析市场开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讲的是分工，工人通过分工生产效率提高。通过分工，做扣针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若干倍。今天的稳拿经济学喜欢从鲁滨逊飘流到小岛上讲起，不再提社会分工，而是从鲁滨逊的资源和时间有限，提出了怎么样最好的利用资源。

这个不起眼的变化，其实蕴含深深的含义。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社会上各种资源的主要占有者是贵族、大地主、高利贷者和僧侣。贵族、大地主和僧侣控制土地，高利贷者控制货币。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所谓物的稀缺，最终往往落脚于物的所有者的稀缺，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获得最高的价格。稀缺产品获得最大利用，潜台词，就是物的所有者可以利用控制物的供给，哄抬其控制的资源的价格，获得最大收益。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调物的稀缺，强调最大利用，无疑是给贵族、大地主、僧侣和高利贷者压迫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土地是稀缺的，你在我这里建厂，我就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了，我每英尺土地每年收你一百英镑的地租，一点不贵。你觉得贵，可以不干。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我的地盘，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从国王那里分封下来的。土地是我的，我觉得土地很宝贵，你建厂一百英镑的地租已经很便宜了。我邻居要价比我还高，你自己掂量着办。

他们的土地获得充分利用，就意味资本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他们无偿占有。所以，斯密说这些人是不劳而获的游惰阶级。

今天，大地主、贵族、僧侣和高利贷者已经让位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逐步卖给了资本家。高利贷者如果不能转变为银行家，多数逐步破产——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无法抗衡的。社会上主要资产所有者是资本家，所以这个时候强调物的稀缺，为资本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寻找理论依据。

用鲁滨选的小农生产分析今天社会充分分工下的大生产，除了掩饰私人所有权获得最大收益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卢瑟经济学分析经济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从社会化大生产讲起。

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呢？社会化大生产又称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它表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在企业中进行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生产之间协作更加密切；通过产品的市场化和市场自动调节，使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上是书面的含义。

简单地说，社会化大生产就是通过不断分工合作，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分子，全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社会总产品由数不清的劳动者生产出来，在数不清的劳动者之间分配，社会的总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换，最后社会成员消费所有的产品。

首先看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过程，即所有的劳动者生产所有的东西。每一件产品，我们都不能说清楚究竟有哪些人在其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穿的衣服（假设是纯棉的）那么包含：农民的劳动，他们种棉花；纺织工人的劳动，他们纺纱织布；制衣工人的劳动，他们把布匹裁减、缝纫成衣物。但是，仅仅这些人的劳动吗？在手工工场场的时代，也许这些劳动就足够了。但是，在今天这些劳动远远不够让我们获得一件成衣。农民的农具，显然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化肥、农药显然也不是。纺织工人使用的纺纱机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制衣工人的机器也是买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入生产是否就足够了呢？还是不够。制造机器的矿石、焦炭，运转机器的电力、柴油，运输原料的汽车、火车、轮船，生产厂房的建材等等。在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无限穷究下去。我们今天消费的每一件产品，都包含了无数人的劳动。

反过来，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每一个生产者脱离其他人都无法有效的生产。农民没有化肥农药也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多数产品只能腐烂在地里。纺织工人没有纺织机械则无法纺织。制衣工人同样如此。在小农生产中，每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但是在社会化生产中，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一个人的劳动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微小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却以惊人的数量增加。社会化大生产直接推动社会总产品的大幅度增加，劳动者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性。换句话说，大部分工人无法自我雇佣。这就为大规模的失业埋下伏笔。

社会化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化的分配，即所有人分配所有的产品。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成衣是最终产品的话。那么农民、纺织工人、制衣工人、机械制造工人、采矿工人、采油工人、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所有参与社会生产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部分产品，即一部分成衣。但是，究竟谁获得什么，获得多少，则未必与他们的劳动质与量成正相关关系。分配直接由所有制决定，与对生产过程做出的贡献关系不大：“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这个例子之中，私有土地所有者，只要依据私有产权，就可以要求不劳而获。或者说，在社会总产品中要求一部分。如果生产者不答应，就无法顺利完成生产。有一些总比没有好，生产者最终必然妥协。土地所有者获得产品的多少，则与他垄断土地的程度有关。在土地产权越集中的地区，他获得的产品越多。

社会化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化的交换，所有产品都要到市场去出售。小农男耕女织，产品自产自销，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农民是专业户，是为市场而生产。既然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不断增加，必然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超高他在某一方面的需求，有些产品甚至对他来说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比如硫酸、硝酸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是对生产它们的工人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想用硫酸给别人毁容的犯罪分子除外）。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产品，都要在市场交换。

社会化大生产的交换的过程，本来极其复杂，绝不是鲁滨逊用吃不了的玉米去换别人吃不了的鱼那么简单。每一个产品都要寻找买家，买一个买家都要寻找卖家，极难两两配对。生产硫酸的人，需要电力和矿石；需要硫酸的人，不生产电力和矿石；发电厂和采矿场需要煤炭和机械，不需要硫酸。后来，这些复杂的交换过程，由于货币的出现而大大简化了。原先数不清的易货贸易，由简单的出售替代。人们用自己的产品交换这种商品，然后用这种商品去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货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前提，货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货币简化了交换过程，代价就是同一个生产单元的卖与买，从此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社会化生产的第四个特点是社会化的消费。所有的产品，在扣除掉原有生产资料的损耗和追加投资以后，成为所有人的消费品。所有人在前一个环节中获得的产品，至此都找到了需要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这些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个环节的变化，必然影响另一个环节。生产过程中，产权的变化，必然影响分配。分配的变化，则必然影响交换的过程。分配极度集中，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必然有有大量的产品找不到对应的买主。反之亦然。鲁滨逊的生产，或者说小农的生产，显然没有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分配、社会化交换、社会化消费这四个环节。鲁滨逊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他自己的产品直接决定于他的消费，与市场销路没有任何关系。鲁滨逊生产的玉米，不存在任何分配问题，自己生产的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如果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满足地租以后，其余全部自己消费。鲁滨逊生产玉米，吃了就是吃了，吃不了的部分不会影响明年的生产。只要不把种子吃掉，今年的生产与明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彼此独立。鲁滨逊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很少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多数是小农经济。夫妻双方都是生产者。粮食、蔬菜、棉花是男人种的；鸡、鸭、猪是女人养的；房子是男人盖的，布是女人自己纺纱，自己织的。肥料是自家厕所积的，饲料是自己粮食的秸秆和刷锅水。除了盐、铁和少量点灯的煤油以外，基本不需要任何外来产品。只要风调雨顺，张家懒惰，不妨碍李家勤劳富裕。

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生产过程都会对其他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空间的影响、生产工序上下环节之间的影响，以及时间的影响。

社会化生产在空间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某一个地区有一家制衣厂，产量足够满足这个地区的消费总量，那么这个地区就无法存在其他的制衣厂。这种地区的范围与生产规模和运输能力有关。当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极强，产品又很便于运输的时候，这样的企业的影响地区将极其广阔，甚至垄断全球。

社会化生产在行业上是一个整体。某一个环节生产过程的改善，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调整。新纺织技术的出现，必然推动纺织机械的改进。反过来纺织机械的改进，也必然改变纺织技术。农民的棉花歉收，必然影响后面一系列的制衣环节。如果成衣销售滞销，那么农民的棉花、纺织厂的棉纱、纱布、化肥、种子，甚至生产各种机械的钢铁、煤炭和原油都会滞销。

生产与消费并不是脱节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过程。供需分析中，生产与消费呈两条完全独立的曲线以X型相交。如果是单独的产品的话，这样描述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也许是对的，但是用来描述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就非常扯淡了。须知，一种产品降价销售，可能会吸引消费者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甲产品的增加，往往是建立在对乙产品需求减少的基础上的。工人的工资在开始生产的时刻就决定了，总工资不变的话，总需求不会有过大的变化。所以说，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的一刻就决定了。工人的消费不足，资本家就要压缩生产。大量产品积压的时候，只有萨伊那样的傻瓜才盲目扩张。这就是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也就是说，这次的总需求反过来会影响未来的总供给。这就是社会化生产在时间上保持密切的持续性。

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经济危机过程中，几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会遭到冲击的根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932年，私酒和避孕用品在美国的销路非常好。）

小农经济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多面手，既能种粮，又能做面包。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全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每个生产者都是某一方面劳动者，既不能独立种粮，也不能独立做面包。打个比方的话，小农经济全部是单细胞生物。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动物。

小农生产彼此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彼此之间不存在紧密地联系，与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完全大相径庭。用这样的例子推广到今天，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作坊，如果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就难免让人怀疑研究者的智力有问题。

正是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劳动者的贫困表现截然不同。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占有多数产品，多数人贫困的表现是，地主家中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绸缎；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丰年的时候，半年的时间农民需要靠瓜菜度日，遇到灾年农民往往就要流离失所。在小农经济的时代，表现是产品的严重不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劳动者贫困的表现就是多数人失业，同时产品滞销。

做大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大饼，如果不能吃到大饼，没有人会去参与社会大生产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如何分配。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农民自产自销，地主依靠土地产权不劳而获。农民的总产品，扣除了给地主的部分，就是自己的。

社会化大生产，这个问题就很复杂。生产过程复杂到我们不能确认每个产品中究竟有谁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效地分析每一件产品中，究竟谁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每件产品穷究下去，都是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一分子。

其次，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人做出的贡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人的存在对社会财富增加都有意义。简单地说，什么人是吃闲饭的，什么人是做贡献的。表面看来，有些人的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有些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农民显然不行，没有钢管舞女郎则不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同一行业内部，也不好确定。没有正骨大夫，人们发生骨折以后，只能落下残疾。没有研究春药的大夫，则似乎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有些是可多可少。没有军队显然要受外敌欺侮，但是如果军事人员太多，同样不是好事。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压垮经济。实际上，多数人的行业都处于模棱两可之间。所以，谁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既然我们既不能确定每件产品中哪些人是做贡献的，也不能确定社会生产中每个人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应该如何按劳分配。

但是，大饼不能不切。这个切大饼的场所，就是市场。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让社会总产品这块总大饼，在市场上按照供需关系去分配。决定分配份额的，则是彼此博弈的能力。很显然，掌握越稀缺的要素的人，博弈能力强过不掌握稀缺资源的人。他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他便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

在社会化大生产加自由市场条件下，我们能确定的是，社会总大饼在所有人之间分配，彼此的分配份额与彼此为做大饼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联系，而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有直接关系。

章不多，谢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