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 -- 道可道

吴健雄于1936年24岁赴美求学，194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 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32岁的吴健雄，由于身为女性，经过在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之后，才受聘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吴健雄被聘为副教授，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史上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在此之前的8年，她一直身为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ociate)。1954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成为美国公民；1958年，在她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实验完成两年之后，46岁的吴健雄成为哥伦亚大学的正教授，比李政道晚了16年，杨振宁晚了12年。她据说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一件事比从实验室回家却发现有一堆脏盘子要洗更糟糕，那就是不去实验室（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coming home from the lab to a sink full of dirty dishes,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the lab at all.）。”比起杨李，吴不仅仅要承担人种的歧视，也要承担在职业上的性别歧视，这在某想来，一定对她的为人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有拼命的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邓稼先

（五）两弹元勋

辞别了父母妻子儿女，邓稼先从普通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加入了与他一起受国命、以忠代孝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群体之中。他秘密担任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的主任，带着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模型。邓夫人许鹿希说：“实际上，自从钱三强把他找去通知他调工作，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工作地点就是从中关村调到花园路，并没有离开北京，甚至都没有离开海淀区。一年中，邓稼先白天消失，晚上很晚又神秘地回来，可是工作性质完全改变了。原来在中关村科学院可以发表文章、做报告，一点都不保密。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叫做九院，调到九院以后全部都变了，是最最保密的地方。” 邓稼先对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并不是太熟悉，他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吃透他们允诺提供的教学模型弹,并翻译数量巨大的俄文资料。

分别在1958年的4月和7月，新中国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在未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对藏南中印国境线划分冲突表示中立的声明。 同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了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8月又撤出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 新中国刚刚开展起来的核武器国防事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国际上，刚刚成立十年的新中国，面临着与世界具有核武器的两大强国同时交恶的境地。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查证及其他同志们的建议，邓稼先领衔的九院理论部选择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大方面作为主攻方向。经过一年早出晚归但仍能与家人见面的生活后，邓稼先作别自己的妻儿，离开北京，前往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研究和试验。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需要大量繁复的数据计算，而邓稼先他们当时所拥有的计算工具只是一台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靠着这台计算机，加上一些电动或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老祖宗留下的算盘，理论部的青年人们在邓稼先的领导下，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庞大的数据计算。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提过的一个关于核爆大气压的关键数据，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进行紧张的计算——一共九次运算，而每算一次就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装满了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的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确切的数据，证明苏联专家说的不靠谱！

1959年到1961年，这正是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的岳丈徐德衍教授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送给了邓稼先，在当时，用几斤粮票可以买到十几包饼干，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能量补充；但当时邓稼先把这些饼干拿出来与理论部的几十名青年人分享，虽然每个人分不到几块，但他们能同甘共苦，为了完成祖国交予的任务。在此期间，弟弟邓槜先因为先前在湖北看到人饭都吃不饱还要“放卫星”，不免有些嘀咕而被批评为“右倾”，邓稼先通过夫人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比自己小六岁的弟弟：“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们党没有经验，尽管上层出一点错都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一定还是要体谅党；……你到党校教文化课，给工农干部增加点文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邓家对名利看得很淡，不要灰心，把工作做好，对社会对我们自己都有好处……”

到1961年末，历时两年以后，596工程（因为苏联于59年6月毁约，停止对华核项目的援助）的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相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1962年9月11日，由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在古代，应该就算是立了军令状了。1962年底，中央成立专委，统一领导协调原子弹的试制工作。虽然物质生活很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和干劲非常高。

1963年2月，39岁的邓稼先前往华北某地参与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张爱萍和刘西尧回到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毛泽东主席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刘西尧建议，在当年“十一”进行，为国庆献礼，但中央考虑到国庆时有外宾，没有同意。最后根据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在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进行试验。

一切按照计划，1964年10月16日15时，代号596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是在试爆的前几天才和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这三位科学家由总指挥张爱萍派来的专机接到试验基地的。在核武器试验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人们问他：“老邓，能行吗？” 感到肩有千斤重担的邓稼先只有一句话：“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完成了氢弹的“引爆雷管”——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后，1963年9月，接到聂荣臻的命令，邓稼先和“国产土专家”于敏一起开始承担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1952年11月，美国完成氢弹爆炸；1955年11月，前苏联完成氢弹爆炸；1957年5月，英国完成氢弹爆炸，此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仅有中法还没有完成氢弹爆炸，当然这时候联合国的席位理论上还是由中华民国代表的）。在邓稼先的同事之中，于敏是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邓稼先是理论部主任，于敏是副主任，邓稼先是胖子，于敏谢顶很早，所以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胖子和秃子紧忙活一阵，就要“响”了。

由于氢弹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理论计算；当时国内只有2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所。1965年9月，于敏率领的团队在上海先计算了一种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随后，在于敏团队里面的几个青年学者发现了理论上的一个新苗头，于敏十分激动，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长途电话。

此刻，科学家之间的通话是别具一格的。他们既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又不能让长途台的接线员听出保密内容。

“老邓，我们几个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刻赶到你那里去......”

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和于敏他们展开联合攻关，白天黑夜连轴转，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这场洗礼，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也受到冲击。在北京医学院基础医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许鹿希被批斗，邓稼先也需要不断地作检查。他们家门上被人甩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黑乎乎的煤泥；邓稼先的二姐邓茂先，因爱人被打成特务,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厨房里煤气中毒“意外身亡”。邓稼先每天只是默默地进门出门，埋头工作。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周恩来总理支持的：“要抢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

以下似乎为当时经历的人所说，具体哪位，某没找到：“那时两派争斗非常厉害，因此给工作协调衔接上造成极大困难。比如上机计算就困难重重：当时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从预热起动到能正常工作需要24个小时，所以一开机就不能停，就是空转一天也得几百度电，相当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两派打架后，往往这派下班了，另一派却不来接班。只能半夜三更给邓稼先打电话：老邓，那派的人不来，机器要不停车，要不空转。每当这时，邓稼先总是披衣下床跑出家门，到应该接班的同志处，站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以大局为重，早日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这样才会有人顶上，他们经常讲，我们是冲着老邓面子才去的。”

1967年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比先研制出原子弹的法国提前了一年多，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闻讯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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