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话金庸之二：掌门人大会 -- 孙勇进
每次看金庸的小说《飞狐外传》，看到天下掌门人比武大会一节，都会心惊肉跳。在清廷大帅福康安的主持下，天下各派掌门人各路英豪尽显身手，性命相搏，结果：
“武林中冤冤相报的无数腥风血雨，都已在这一日中伏下了因子。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武林中反清义举此起彼伏，百余年来始终不能平服，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武林人士自相残杀之风大盛，顾不到再来反清，使清廷去了一大隐忧。虽然原因多般，但这次天下掌门人大会实是一大主因。”
真是意味深长。这一笔，写出了一点叫做国民性格的东西，如窝里斗。而这在金老先生的笔下，其实是个反复表现的主题。
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还没写到这个。这部金庸的初试啼声之作，走的还是近于《水浒》的路子，而《水浒传》写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寄托的是民众的梦想，所以一团义气，没有窝里斗。到了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没有。到了第三部《射雕英雄传》，开始有了丐帮中污衣、净衣两派之争，再往下，《神雕侠侣》中几大蒙古国高手间，时有冲突，但这些，都还写得很浅，不够作为一个话题。
到了《雪山飞狐》，写天龙门内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始明显入木三分；再往下的《飞狐外传》，讲述比武大会中天下掌门人的自相残杀，上升到了对统治者权术的揭示，分量又有加重。随后的《倚天屠龙记》，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也曾内斗不止，一盘散沙，几乎被人一锅儿端掉，还多亏有个张无忌，出来统领群雄，又能联合武林正派，才建立了抗元统一战线。
这样写着，直写到最后的两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窝里斗就成了一大景观。《笑傲江湖》里，魔教内部，互相倾轧；五岳剑派，彼此间是明拉暗打；华山派里，有剑宗、气宗之争；衡山派，莫大先生与刘正风不合；泰山派的一干元老最后也与天门道长起了内讧。《鹿鼎记》里的内斗就更热闹了，小说中的天地会，集中了那么多武艺高强的汉人英雄，开篇又借亡命枭悍的江洋大盗茅十八力毙强敌而对天地会无比景仰来写，可谓先声夺人，可结果呢，韦小宝见到的第一幕天地会人物的聚会，就是青木堂拥关、拥李派在争夺香主的位置。待韦小宝做了香主，很快遇到的第一个扎手问题，不是来自满清朝廷的压力，而是和同样反清复明的沐王府间的冲突。天地会，沐王府，汉人反清阵营里两个最大集团的人物，单拿出来何等的英雄豪迈，却为拥唐、拥桂打得有死有伤，这一纷争，叫小说里汉人英雄中最杰出的陈近南也束手无策。
《鹿鼎记》里虚构的汉人内讧的情节，是有历史依据的。回顾明清之际的史事，自打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军进入中原，控制着南部中国的南明政权一直就不顾强敌压境，内斗得如火如荼。先是一班明臣拥立福王这花花大少建立的南京弘光政权，党争不休，搞得驻军武昌的左良玉大军以“清君侧”之名东征，弘光政权这边掌权的马士英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一声令下，长江以北诸军几乎尽数移师向西，结果淮河一线一片空虚，清军南下，轻而易举地袭灭弘光政权。随后建立的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互相捕杀使者，不久，清军一来，鲁王跑了，唐王死了，俩抗清根据地先后被端。再随后的桂王永历政权，和唐王系统的绍武政权，又开起了仗，绍武政权在几乎全歼永历军队后在广州举行盛大庆典，被从漳州一路赶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的清军灭掉。
绍武、永历之战，《鹿鼎记》里也提到了，并且就是为了这正统之争，桂王永历系统的沐王府，和唐王系统的天地会势力，两派豪杰，就在他们共同敌人满清朝廷的眼皮底下，大打出手。
可是这样的争斗真的就那么有趣么？几百年后，林语堂在《萨天师语录》里说到：“萨拉图斯脱拉曾经问过这自大的民族：你们四万万的神明华胄，二百八十年前何以被三十万胡虏征服？”当代法国汉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的说法更不好听：“30万满人控制了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不能做到这点。”
是啊，发生这样全民被奴的奇迹，该去怪谁呢？所以，你在《鹿鼎记》中看到天地会内的派系冲突、看到天地会与沐王府的冲突、看到台湾郑王府中陈近南和冯锡范两派的冲突，看到神龙教内元老派与少壮派的冲突，千万不要感到奇怪，这就叫国民性，这就是历史。
最后回过头再看金老先生的作品，对窝里斗的演绎，不能不说是精彩，意思也越来越深：《雪山飞狐》里是坏人的奸险丑恶，《飞狐外传》里是朝廷的阴损歹毒，《倚天屠龙记》里是豪杰的意气相争（这窝里斗的就已经不是坏人了），到了《鹿鼎记》，则是地无分南北，派无分正邪，人无分老少，动机也由丑恶的争权夺利，到自以为堂皇正大的名目，均内斗不止。看到这些，有时真仿佛可以听到，一行行文字背后，历史穿出的一声幽幽长叹。
关键是斗的方式。
按照美国的政治学理论，社会是有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每个集团都力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而政治常就是一个提供给这些团体进行争斗的场所，这个场所有者为多数团体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或者说，恰当的规则，大家都根据这些规则进行竞争。
我们的问题是，一面接受儒家的教育――即便现在儒家被推翻批臭，但骨子里还是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认为私利是种罪恶，所以“口不言利”，谁要言利谁就是小人，历史上攻击理财家的首要理由就是“言利”，刘晏因此，当然不仅仅因此，送了命；王安石落了千载骂名。
言利不是坏事，窝里斗更不是坏事，只要又符合多数人接受的“正义”的程序，这种窝里斗会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公平。其实民主政治就是一种窝里斗。
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时候仅仅简单的批判窝里斗是不够的，我们要批判的是那种耍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侵害别人利益、剥夺他人生命的窝里斗，我们支持的是民主的窝里斗。这种窝里斗其实是中国最最缺乏的，也是最最需要的
与其说国民性格，不如说人类性格。这种窝里斗不是中国人单有，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情况，金庸这样的勾心斗角我们在外国文学中也是常常见到。我们现在说的国民性格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们对自己自我贬低如《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文章宣传过甚，人和人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归咎于国民性格，还不如考虑一下组织制度的效率，满蒙两族能入主中原，蒙古能横扫欧亚，那些国家国民性格都有问题吗？其实还是因为上层的组织制度不如对方的关系，尤其是明朝末年，组织制度已经被打乱，南明的混乱正是因为组织制度的混乱所至，而相对的清朝组织制度要强大的多，这和国民性格无关。
30万满人控制四万万汉人这也很正常，罗马一城之邦都能控制意大利和半个欧洲，现在大多数国家的上层官僚系统又有多少人？满人这30万人已经够多了。
这就涉及对窝里斗的定义了。老兄有一个词用得非常好，说到了关键所在，就是程序正义，这是窝里斗和正当竞争之分野的关键所在。
偶同意。所谓的国民性格，其实既有人性共同的弱点，也有咱们自己文化使某种人性共有的弱点变得更加突出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批判仍然是需要的，不能说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宣扬民族自卑，它其实更是想敦促民族自省。这就好比鲁迅的《阿Q自传》，阿Q这样的乡村二流子哪个国家没有？但不能因此就说鲁迅不该写这个。同样是谁都有的毛病，咱们抢在别人之前反省抢先改过来不是更好么？道理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不知天空兄以为然否？
我也认为民族自省是有必要的，比如不讲卫生，这些坏毛病是要去掉的，我反对的是过度的民族自卑，而且好好的经也会有人念错，鲁迅那里还可以算自省，是那种怒其不争的感觉，虽然有些地方也有过头，但是柏杨就已经开始偏激的愤怒，他的作品小说看过许多，他的还不能算完全的自卑，我觉得是偏激，而且牵强附会的很多，有点为了自己论点找论据的感觉，不是一个理智的人，而历史社会研究关键要的是理智。
柏杨那里还是偏激和颠覆传统，到了后来一些人就是民族自卑，认为中华民族处处糟糕了，这已经偏离了自省，而且有泛滥的趋势，还用《丑陋的中国人》这类偏激的书为论据，我觉得这不是好事，所谓过犹不及，自省是好，自卑就不应该了。
而且我觉得金庸写文还是多考虑娱乐，假如没这些阴谋诡计，每个人都是典型的坏人好人就没意思了，文学是不太可靠的，尤其是与科学的社会调查比较起来，问题是文学煽情，影响的人又比科学理性要多的多，但是我认为这种煽情的文学只能到一定程度，要是再上升对于建立理性法制的社会没有好处。
其实我个人认为现在国民的很多陋习是因为经济水平下降，道德约束不足的关系，经济水平下降不说，道德约束下降有很大的传统观念失去的因素，里面有文革之类的因素，也有如《丑陋的中国人》《厚黑学》这类书的关系。当时本就是传统道德失去的情况，这种论调对人影响很大，国民陋习其实就是他们的功劳。（西方道德有宗教的功劳，本来我们的儒教也是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在各方打击下已经消失了。）其实，上层道德可以堕落，就象国家可以不讲道德，只讲利益一样，下层的道德一定要保持，因为平民才是国家的主体，组织可以只讲利益，但是个人假如也只讲利益没有道德，那世界就完了。
建立国民道德，重塑国民面貌我认为不是再过度的揭露打击，这种事已经做的够多了，泛滥了，再下去效果就不好了，而是建设，鼓励正面的道德，建立新的道德形象，而且应该也从已经被破坏的民族历史重建开始，还有文学。正如刺骨的北风只能让人把衣服裹的再紧点，暖和的阳光却能使人敞开心扉。现在是建设民族道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伟大的道德，而建立道德的方法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孙兄觉得如何？
如此认真细致地讨论，这在网上是十分难得的。其实就我本人来说，是个文化相对论者，是多元主义者。从个人的趣味和感情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迷恋，但西方的影响也已根深蒂固。所以在网上，见到扬西抑中、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贬的一文不值的论调，我会本能地反感，会本能地要保护自己所迷恋的文化，但见到那些认为中国的传统可以解决一切、宣扬什么新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说法，也不能接受。说到这一点很有意思，上了网后，我遇到过各种各类的人，发现从最激进到最保守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存在，我也经常和朋友就一些相关的具体命题在QQ上争论。这很有趣，也是件大大的好事吧？
而且，兄帖中有一句话我是十分赞同的，可以说我们想到了一处，就是关于文革，以前我也曾对人说过，文革对中国经济元气的摧残，也许靠几个经济奇迹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恢复过来，但对文化元气的摧残，也许一百年都恢复不过来。现今的信仰和道德信条的缺失，和文革是有很大关系的。至于兄所言“现在是建设民族道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伟大的道德，而建立道德的方法不是批评，而是建设”，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就好比中医治病，当泻则泻，当补则补，不可一概而论，批评也好，赞扬也好，一切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就如我在给学生讲古代文学时，更注重弘扬中国传统中那些伟大的文化精神，但写文章时，有时也会从反面着笔，痛下针砭，当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兄所说的建设，只是在我的理解里，批评运用得当，未尝不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的手段。
只是对于极端的西方主义很反感，比如说论证四大发明不是中国的骄傲，甚至认为大多数起源都是西方，一切都是西方或中亚传过来的观点，我持多个文明中心论，比如火药马镫之类的东西或许有发明早晚，但是不一定都是一个地方发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一些东西完全可以在不同时间在不同地方同时被独立的发明出来，谁也没受谁的影响，而现在网络上那些西方至上主义的太多了。
我同时对极端的中华文化至上也很反感，一来中华文化本来就不是完善的，二来中华文化在之前确实有成就，但是现在是落后了，而这不是老祖宗的毛病，而是我们现在人没出息。
所以我觉得一是要鼓励中华文化，尤其是真实的历史，不能因为近代的落后就颠倒黑白，把以前的都抹杀了，尤其历史就是民族的一部分，这点上绝对要坚持，历史假如被消灭歪曲了，那我们中华民族就等于是被消灭了，现在毕竟还不是世界大同的时代，还是有国家之分的，二来是我们近代人要做的就是自己努力，而不能因为祖先的某某就躺着睡大觉。
对古人的做法，我和孙兄想法一致，我归结为“扬弃”两字，一是“扬”，如苏武岳飞这样的人是要大扬特扬的，而不是抹黑或用什么理论论证这些人是笨蛋不可学的，二是弃，小脚，迷信这类东西要坚决的打击之，不能恢复。
此外，我认为重塑道德的最好的办法不是拿西方道德来取代之，而是在儒家道德上加入新的因素改良之，这是最容易实施也是损失最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