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一旗下保定生（四） -- 逸云三洲

都是乐至人，老乡关系好说话啊。换个福建籍的右翼分子，一嘴的闽南语，陈老总要抓狂的。

正副司令两“屠夫”，此“名人名言”究竟是胡创还是陶创还真不大好分，也许可算是联合共创的。

在武汉差点拆穿陈毅的西洋镜。

叶镛就看出来了，以陈毅在万县惨案的那个亮相，和杨森都能谈笑风生，如果不是左倾，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连队当文书啊，不是潜伏又是啥呢？

反正人都是这两人屠的，不过真正公诸于众的应该是陶屠夫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拍案狂言。

教导团的船一到九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谢婴白，就跑来把部队接收了过去。由谢婴白兼任教导团团长的事，在该团上船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但谢婴白是从谁那里接手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季方的回忆，教导团原来的领导层由团长侯连瀛，副团长杨树松，和参谋长季方等人组成；另外一种说法，出于当年教导团特务连连长的回忆，则称原来的团长是杨树松，上船时辞职，上面发表谢婴白兼任团长。杨树松是侯连瀛的同期同科同学，曾先后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六期入伍生总队和学生总队的总队长，军校对夏斗寅军作战,暂编成独立师时，担任副师长，所以是侯连瀛的首席军事副手。由他来担任团长，也是说得过去的。

也可能两种说法都对吧，季方提到之侯正杨副，或许是最先的结构了；在谢婴白来接手之前已经换过一手的，因为侯连瀛有可能先已下决心他去了,遂有杨任团长的说法吧。也无所谓了，反正前后加起来，也就十几天的时间，一切变得好快。侯连瀛、杨树松和季方等人，跟第二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其实还是很好的，特别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对他们一直还是比较照顾的；主帅张发奎，虽然没有保定生这一层关系，但跟侯连瀛、杨树松也算是粤军的老同事，这时也是因为叶挺起义，铁军一下子丢了大批精锐，连自己的卫队都让周士第缴了枪去，所以急火攻心，生怕教导团再出意外；所以一面让谢婴白兼任教导团团长，一方面把教导团的武器也基本收缴走了，只剩下特务连还拿着枪。

不过看到教导团并没有反抗，二方面军的领导们，可能又觉着做得过分了，就去找教导团的原领导层谈话，安抚安抚，要他们留下继续带队伍。可是侯连瀛不肯再跟着走了，参谋长季方也不肯接这个摊子，就躲上山去了。杨树松倒是愿意去广东的，可也不愿意再带教导团。老张这下子拿了个烫手山芋，教导团这样子，不派个自己人看着总不放心；可谢婴白是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啊，事情一大堆，不能老耗在教导团里不是？干脆把这个团解散了吧？又不舍得，刚刚丢了好多部队，到处窟窿呢，原来三个军的盘子，只剩下二个多师了，教导团要是听话，那还都是干部的原料不是？

正当张发奎为难之时，救星来啦。谁呢？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老叶老广，虽说不是铁军旧人，可四军发家之前，就跟四军老人们一起在粤军第一师同事。自己人是无可置疑的了；而对学生兵们而言，老叶是黄埔老教头啊，也镇得住。老叶来自告奋勇，张发奎这个乐呀，就让他把团长兼去了。教导团刚被缴了武器，团领导也都换了，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往。多亏新来的叶团长百般呵护，爱护战士啊，行军总是走在前面，马也让战士们骑；对官长们呢，也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宋涛当时在教导团当营长，另外还有一个营长也是保定出身的，带兵有一套，又是军校的老干部，叶团长就常常跟他们商量工作，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就这样，官兵都很高兴，士气就起来了，队伍也整齐了，后来武器也回来了，又是个战斗部队了。

当然张总指挥是看走眼了，叶团长哪是帮他呀，根本别有用心嘛。老叶当时已经在党，教导团内，虽然很多党团员在被缴枪之后都走了，但秘密的党组织依旧存在、对部队的影响力依旧存在。老叶保住了这个团，就是保住了党的有生力量。前面提过了，陈毅在九江就离开教导团去追叶贺部队了。自然陈毅不是教导团唯一的文书，当时团里还有一个文书，原来是军校女生队的，这时候仍然留了下来，跟着叶团长去了广东，后来嘛，成了叶团长的爱人。哦哦，那时老叶已经不再是教导团团长了。

说起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支队伍，曾有三个元帅当年搭过手，真正豪华得紧；而它那支女生队呢，则有三个人嫁了俩元帅；另外还有一个，据说等元帅等到花谢聊，所以有人说差一点又出一个元帅夫人，不过要依我看呢，差得可能并不是一点点……不在话下，回来保定生吧，教导团到了广东以后，老领导杨树松又回来了，接手再当团长，教导团原装三个主要负责人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去了广州。不过他回教导团主持的时间不很长，就又被调走了，宋涛也调了出去。宋涛去哪里了呢？他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兄弟啊，你怎么讲话兜兜转转，讲后面忘了前面？不是你自己说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成了教导团？是啊是啊，那是武汉版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东不是还有一个老版的嘛，武汉版内的五期生，就是广东老版转校去的，但老版里，五期没转光，又新收六期生，一直还是开着的。宁汉纠葛中，留守广东的老保定李济琛和留守广西的新保定黄绍竑，拧成一股绳，虽然偏向南京，但俨然又成一派独立的势力。张发奎是汪精卫系，跟老长官李济琛不合拍，回到广东后不久，就发动革命，把八路军、新西军通通赶出广州去了……

哎哎，乱话三千了，张发奎就是再反动，也不能二七年在广州打八路军、新四军不是？

这怎么敢乱讲？老保定李济琛，确实是老八路兼新四军。日后委员长给朱德、叶挺用的，都是再版的了……

国民革命军刚刚开张的时候，广东五花八门的部队，统一编为六个军；其中李济琛任军长的第四军，陆续编了四个师；北伐发动时，第四军军部率十一师、十三师，在李济琛的指挥下留守广东，一直沿用原来的番号；而第四军第十、第十二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则奉命出动去援助湖南唐生智，随即一路打到武汉。宁汉分裂时，李济琛挺蒋，武汉政府就明令扩编张发奎部为第四军。双包案由此而来，但大家不见面也没啥，等张发奎回了广东，就麻烦些了，总不能天蓬元帅照镜子，里外都是……八戒……，李济琛当时还在努力拉拢张发奎，也不好说你这个番号是伪政府编的……就暂时把自己带的四军称为新四军了。

老军长自称新军首，也是用心良苦哈。其实他那个新四军，也就是嘴上说说了，部下都自认是四军正宗，不乐意戴这顶帽子的。在他们眼里，张发奎是四军出去的，分家的儿子，另立门户没啥希奇的，可不能把老爹家的招牌也摘了去的。但是说实话，铁四军的威名，确实是出征北伐的将士拿鲜血挣来的，张发奎坚持这个番号，还是有道理的。好在不久一拍两散，谁也不用照顾谁了。至于八路军呢，是以两广留守部队统一编组的，李济琛任总指挥兼四军军长，广西的黄绍竑任副总指挥兼十五军军长。张发奎来了呢，老李就是八路军总指挥兼新四军军长，让一点吧，只要四军肯跟着新四军一起当八路就成。

这乱的，乱也不成呢，张发奎目光远大，不能让新四军这一点小让步哄住了不是？所以革命照样要是要革的，于是起兵将八路军、新西军通通赶出广州去，省城的各军政机关也一起接受过来，其中就包括广州版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了。接受当然要有接受的样子，物业拿过来了，管理员就是关键，什么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广州版军校人员大换班，跟随张发奎回广州的武汉版的老干部杨树松，被任命为教育长。一个好汉三个帮，杨树松从教导团抽人，宋涛就去了军校，任步兵第一大队大队长。教导团的另一个营长，黄埔一期生吴展，也被调去军校，任军校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团那里，则由新任的参谋长主管。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发奎忙着打八路，还要乘胜前进，广州就空虚了。于是就发生了广州起义，并在中国首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红军的总司令呢，就是叶挺。不过叶挺的名义挺大，其实并没有多少话事权的。这次起义的决策层，除了领事馆的瞎指挥们，中共的领导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背景，政治经验其实也没有多少，都是年青人嘛，勇敢确实是非常勇敢，但不太肯听军事人员的建议了。起事的部队，主力就是教导团。军校方面，杨树松是跟着黄琪翔走的，不愿意参加起义，就躲到虎门要塞去了；特务营营长吴展和宋涛则带着部队赶去广州市区参加了起义。但是特务营是新编成的部队，战斗力很弱，上战场一打就散架了。

这时起义也已经失败，教导团剩下的部队，在一营营长叶镛等人的带领下，撤往海陆丰。吴展和宋涛就带着特务营的残部去追，总算在路上汇合了。从广州撤下来合队的，还有徐向前带的工人纠察队余部。徐向前也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的老队长了，跟教导团的人事，也算是一脉的。中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布下的种子，终于在海陆丰发芽了，几路队伍的领导人一合计，决定合编为一支红军部队，即红四师，这也是中国红军最早的建制部队之一。红四师的师长，大家举叶镛担任；宋涛是保定生，又是老教官，被任命为副师长。徐向前和吴展等人，都担任了团一级的领导人。

待续

莫非前面已经有了红一、二、三师了不成... 还是大家说“四”是个好数啊，“四”就“四”吧...

所以他们就自己命名第四哉

革命闹不好还能早成功几年刹。

说是红四师，从兵力而言，比后来的团都还少一些了。老麦又问了，为啥用第四的序号？引一段徐向前的回忆：

当然，琼崖的游击队并没有编为红三师；而红四师的位子却已经有别人占了。草创时期，大家也不通气，自己命名一下就是了。徐向前回忆，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局面。不过，那时还没有用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号，更确切地说，广州起义中叫了一下红军，很快就弃用了，广州起义的余部，跑到海陆丰以后，改称的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方面，估计徐向前是记错了。不过早期工农革命军的那几个师，确实是被后人称为“红一师”、“红四师”等等。工农革命军作为红军的前身，后来确实也一直被通叫为红军的。

从实质而言，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中国工农红军是一回事，从知名度而言，中国红军还是世界知名品牌，工农革命军是比不上的。但“红军”这个名字，总是泊来品，原创权不在中国。讲本土品牌，就要讲工农革命军，并且可以追根到国民革命军，毕竟国民革命军的知识产权，中国共产党绝对还是有份的，国民党不可专美。起初两家合作，谁住头谁住尾，不是太讲究，共饮一江水就好；后来反目了，就要抽刀断水……

呃？断得了吗？不是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吗……？嗯，讲错了，改改，不是要断水，大刀向河道砍去，大家分着流就是了……

分就分，以后一路流到海里，一路流到海边……再以后怎么办尼？……

咳，那就叫离婚，叫重组，叫分拆上市，……什么都行，就是那个意思。

分流也好、重组也罢，人财物总得分分？但国共这种分法，法院不好插手、连老娘舅也不敢出来……当然员工还是好办的，留老店的留老店、去新号的去新号，顶多是有人多跑上几个来回而已；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嘛，也好处理，谁抢到手就算谁的，公平当然谈不上了，操作层面上，也还是干脆的。只有品牌不太好弄，就只好winner takes all，但loser 未必standing small，办法总有，于是“工农革命军”诞生。说起来是个继往开来的好牌子，国民革命军的左翼同志们，出来单干了，一目了然。但后来还是改叫红军的，政权也叫苏维埃，都是拿来主义了。是以根据地也叫苏区。看来连锁还是自主品牌的争论，早就有了？……

一讲苏区，人们往往首先会联想到黄洋界上炮声隆，要不洪湖水浪打浪。当然它们确实是够早的了，但更早的也还有，就是海陆丰。海陆丰的共产党人，在二七年四月就建立起海丰、陆丰和紫金三个县的临时人民政府，只是存在时间不长，五月遭到镇压；但后来又两次起义，终于在十一月产生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算是全国的先驱了。苏维埃的使用，比工农革命军全面改称红军，还是要早一些的。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宋涛只在广州当过几天红军，到了海陆丰，虽是红四师副师长，却是工农革命军了。其实叶镛和宋涛在出任红四师正、副师长时，都还不是中共党员呢。红四师刚刚成立的时候，党员人数并不是很多的，别说新任命的军事干部有很多不是党员，就连基层的党代表，一时也没有足够的党员去担任，结果就出现了非党员任党代表的奇迹。好在这种事情解决起来还是很快的，没几天，有关的领导同志就都被发展入党了。所以说宋涛也算是老党员。或者确切一点讲，是入党较早，党龄则很短。

宋涛在红四师的时间，其实真是不多的。当时离队的人很多，支部书记潜逃的也有。但宋涛的离队，是经过师党委批准的，前往香港养病去了，所以并不算自由行动。但是不是一定就病得非常严重？也是难讲。以后就脱了党。红四师的第一任师长叶镛，则一直留在队伍上。因为原来只是连长（起义时提升为营长）职务，所以担任师长后不服气的人不少，加上环境险恶，干得很辛苦，最后牺牲在海陆丰了。接任师长的是徐向前。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后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解放军的元帅；前面提到的原教导团营长、军校特务营营长吴展，后来也去红四方面军了，曾担任过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被张国焘杀了。

担任过红四师参谋长、党代表的袁国平，后来在中央红军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被延安派往新四军军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死于皖南事变中。论军中的政工干部，袁国平的地位是相当高了。跑到反面的，也有出名的，象白鑫，被中央特科打死了。所以宋涛算个中间勊司。脱离中共后，他跑到老同学魏镇那里避风头。魏镇当时任何键部团长，算是比较重情意了，不仅留人，还设法安排宋涛在自己的团里当了团附。

这一对同学后来都离开了湘军，魏镇一直留在桂系，前面说了。宋涛则加入了新五军，任副官长。这是一支本籍河南的杂牌军，前身倒是赫赫有名，就是樊钟秀樊老二的部队。樊钟秀起自草莽，带着部队到处闯荡，游侠一般人物；因为在孙中山极其困难的当口南奔勤王，匣枪救大炮，解了广州之围，与国民党结下善缘，还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真正异数了。宁汉分立的时候，南京政府给了樊一个军委委员的头衔，把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军。不过有人生性散漫，打坐何其难哉，所以樊老二一会儿打唐老大，一会儿打冯老大，最后蒋冯阎混战，樊钟秀站在蒋老大的对立面。

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频繁地改换门庭，对小军头来讲，其实也是常规游戏，站错了边，只要部队还在，接受招安也就是了。不过樊老二当惯步军头领，不思学习、知识老旧，飞机来了也不肯闪，只当屁事没有，结果让飞机炸了屁股，这下好，哪一家老大的席都坐不得了，直奔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去也。部队倒是还在了，就由樊老二的老二当家，受蒋先生收编，成为新五军了。新当家叫郜子举，原来是樊钟秀的参谋长。

别看樊钟秀老粗，参谋长却是保定生，宋涛的同学。既然是老同学当家，宋涛去那里就不奇怪了。郜子举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并且当过共产党的。后来被派去樊钟秀部当特派员，慢慢在这支部队里建立起基础。自己当家后引进很多河南籍的保定同学和黄埔学生。后者如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其实当年共产党也很想争取这支部队的，侯镜如还是共产党员时，就曾经获命令，到这支部队去搞兵运，结果因被捕未去成。侯后来还是跟郜子举共过事的，当过他的参谋长，但那时侯镜如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郜子举部亦曾经是第三党活动的对象。当时这支杂牌军被派去和徐向前部红军作战，前路彷徨得很。邓演达为推倒蒋的统治，正以运动军队为主要突破口，既然跟该部军官有保定、黄埔渊源，自然加紧工作，郜子举部也积极响应，郜子举本人为此事，还亲自去会晤过邓演达。在第三党与郜子举之间担任联络的人，叫樊少卿，这也不是外人了，曾是广州教导团的营长，不过广州起义时，他是被革命的对象。后来也去郜子举那里挂单，任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当然郜子举跟第二党、第三党的关系都是无疾而终。最后还是跟第一党走，去了台湾。新五军曾缩编成一个师，宋涛在该师担任过旅长、副师长。抗战中，郜子举升职离开该师后，宋涛曾代理师长，带着部队改隶汤恩伯指挥。以后长期在汤恩伯手下担任高级幕僚。汤恩伯对他，看来是疑人也用、用着照样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本来是带兵官的，到了汤恩伯那里，不仅不肯把代理师长的代理去掉，连老部队也不让呆了，转做参谋工作，而且无论怎么升职，兵是一直没让带，有点控制使用的样子。有人说这是汤恩伯不重用非黄埔系军官的结果。可宋也算曾经在黄埔工作过的，穿黄马甲的保定生，飞黄腾达的可不少啊？

是不是有军统的政审在把关呢？也难讲。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派系问题。不过宋涛在汤恩伯的手下，从军参谋长做到集团军副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总参议，所以说用总是在用的，而且汤升官、他也跟着水涨船高。并在抗战末期，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的委员。这很正常，汤恩伯驻守河南很长时间的，只不过河南人不喜欢他罢了。宋涛是汤的幕僚，到了总参议这种位置，就比较闲了，不象以前任参谋长。去地方上担任名义，也是那时常有的事，不知道这时有没有碰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的老上司？谁啊？侯连瀛。

侯连瀛离开教导团后，跑去上海，据说恽代英有证件给他，想设法去苏联。结果被人告发，称其对武汉军校清洗右派学生负责，因为其中有张治中的表弟，自然就不好转寰了，被判了很重的徒刑。但侯连瀛毕竟人脉挺广的，所以留得青山。时过境迁之后，被安排提前出狱，并重新回到军中工作。抗战时，曾任家乡河南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不过宋涛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的时候，侯连瀛可能已经去十四集团军当高参去了。宋涛后来回湖南，与老同学魏镇一起参加了湖南起义，曾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侯连瀛在解放时已经没有军职了，谈不上起义，但他跟中共有旧交情，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了，所以一样得到安排，在河南当监察厅副厅长。

不过宋涛当过解放军邵阳军分区联络处处长，所以算两度在中共的军旗下站过，就是时间都不长。侯连瀛跟中共的关系无疑比宋涛深了，以后也比较更受照顾些，当过河南省政协的副主席的。惟共产党的军官，却是一天也没有干过了。当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制内的保定生教职员工，可说比比皆是，但总体上往右去的多，军校改编成教导团时，绝大部分都没有跟着走了。侯连瀛跟季方当然领兵去的，但在教导团被缴枪后走了。去了广州的，恐怕就是宋涛和杨海松等几个人了。担任过教导团团长的杨树松，偏左一些是可能的，但也就是张发奎、黄琪翔的程度，有称其参加过广州起义，更有称其主持广州军校是奉中共所派，就不太靠谱了。

按其副官的回忆，杨树松应当没有参加广州起义，但也没有参加镇压。他后来担任过国军参谋部和军政部的处长、副局长，以陆军中将退役，经商去了。解放获安排为安徽省的参事。文革前很久就去世了。此人应该是个技术派，没有内战的情况下，过得会更容易些。比起他的老同学侯连瀛，杨树松在国军那里出道要略晚些，在共产党那里受重视的程度要低很多，但综合而言，过得还是要好些的。武汉中央军校的军需处长刘宏宇，也是保定生了，湖北人，去广东当过粤军，曾和校友叶挺、薛岳一道，担任过警卫孙中山的任务。他也是亲邓演达的，以后就被闲置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曾邀请他去任职，因故未去，抗战中期病死了。

待续

外链出处

推测这个说法是不是从“红巾军”化的？元末明初彭和尚的红巾军就是在那附近发家的。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961184

盛岳的书还是值得一看。逸云兄要给解一下惑。

另外，俺有这本书，BUT是D版。而且是很D的，27年的事按在47年，卖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