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特大喜讯】在西西河赚到第一个5毛,纪念一下 -- 加东
你以为文革是什么?那是一场内乱。老毛自己颠三倒四朝令夕改,下面则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是革委会主任,明天就可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或者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后天可能又官复原职了。那样颠狂的年代,全国各地什么邪门歪道稀奇古怪的土政策没有?身在南京的你,竟然敢断言天津的是与非,只能说你岁数大却不稳重
我生长在天津和平区,如果有人说南开区红领巾价钱不一样,我都不敢说人家不对。你用“全国一盘棋”来否定存车处罚款,“让子弹飞”里怎么说?步子迈得太大,扯着蛋了
现在国营农场和几个剩余的没分田的村子的实例都已经证明了所谓不分田就不能吃饱是错误的。
"公有制下的分田,既避免了周期律,又调动了积极性",错了,事实是分田已经引起了集体产权的虚置,走向了周期律。而且,水利和农田建设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败。
详细情况你可以看李昌平的<话说水利>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6818&do=blog&id=413700
至于你说"一看就是没挨过饿的人在念叨“何不食肉糜”",你这是典型的没有逻辑的说法。古代说的“何不食肉糜”,是那个皇帝不明白肉是基于粮食产量的,没有粮食就没有肉;而你应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粮食产量并不是基于分田的,现在有太多实例表明没有分田粮食产量一样高。而且:
(1)很多地方在分田之后,在化肥投入之前粮食产量依然不涨依然在挨饿,只在化肥投入之后才真正提高产量(ahkuh在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33927965.html 中的一个跟贴里说了他们村是这样的,因为是个老贴,跟贴没有了现在只有主贴);
(2)现在的粮食产量主要是依赖于工业和科技,而不是分田,佐证为"杂交水稻种植之前,我们当地水稻亩产也就四五百斤稻谷,杂交水稻使用后,马上亩产就到了七八百斤,现在都是轻松过千斤的亩产。小麦品种的优化也是类似的效果,小麦单产也从当初的三五百斤增加到现在的700-1000斤"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33927965.html ,这些提高和分田无关,国营农场也是这么大的提高。
(3)自73年开始大规模引进的化肥生产线在70年代末投产后,应用化肥的地区很快就不再挨饿,包括一些不分田的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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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看重脸面的农民, 多少人喜欢, 瞧的起
宁愿饿死穷死也懒的人, 那些偷奸耍滑的人
2000多年,农民种植自己的耕地,他们也吃饱饭了?
没有30年来在集体农业经济的基础中发展而来的水利、肥料、农药、育种、管理等科技的发展,只靠人的积极性能有粮食亩产量的提升???人的积极性,只有体现在物质生产技术的改进了,才能提高生产率
包产到户,可产生过一项农业技术改革或者进步?相反,农民为了眼前利益,荒废各种农业生产设施等行为十分常见。
我曾祖父及我奶奶在家种地,有
当时如果谁公开说要用经济刺激或经济制裁的方法,绝对会受到批判,不管他是在天津和平区还是在南京鼓楼区。
知道“3毛6”的典故吗?被枪毙的犯人(家属)交的子弹费。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多少钱?这个估计是全国统一标准。
还有所有被打倒的人都会降工资。
我依稀记得,我们在和平路上推自行车应该是一个运动的一部分,清理环境以显示文革伟大成就之类,好像没过几个月就结束了。被推车的显然是有“给文革抹黑”的嫌疑,罚几分钱也解释得通。当然,毛头派肯定只相信他们愿意信的。我已经对说服他们不抱希望了。
加东顶多说的不确切的是交不交罚款,还是
补交停车费。还未必是错的,毕竟南京老兄
不在天津。
另外那个是绸子红领巾?是尼龙的吧,当时是属于高级红领巾,很难搞到的。我舅舅当时是另一小学的老师,也管少先队工作,我很想通过他弄一条尼龙的,最终也没成。第一条红领巾我记得是不要付钱的。有一阵我们以挂破红领巾为荣,意思说是老队员了,于是常常把红领巾的一头在嘴里咬,被老师批评了,然后是学校里开证明去百货公司买红领巾,那个自己付钱。
真丝的红领巾还真没见过,不过我们上学时就已经是的确良绸的了。不过我见过家里大孩子留下的红布的红领巾。
即使是现在,丝绸的红领巾也很少见吧。也不会有人拿红丝绸去做红领巾这种东西。
涤纶生产设备的大规模引进始于1972年开始的四三计划
被打倒的人也不是降工资,是停发工资,发生活费,被打倒了不上班了还想拿工资?只有“闹革命”的人不上班才能拿工资。
俺的丝绸红领巾属于演出服装,比较特殊一点。
红领巾还能当鞭子用——先摔出去,接近最远点时用力往回抽,打到脸上特疼,还带响。不过必须要布的才好使,丝绸和的确凉太轻,摔出
去是飘的,使不上劲。
link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ChinaNews/32120665.html
新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完全是一种国家行为,始终是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的整体工程。早在互助合作化时期,农业上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优良品种进行培育和推广的工作。1957年,国家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
按照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当时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起,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各级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
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众多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例如,我国科技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都使产量获大幅度增长,亩产都达千斤以上。其中在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实验方面,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朝鲜族),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又一起培育出杂交水稻种子,同时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如果说有“杂交水稻之父”的话,那也应该是李贞生和他的同事们。他们的试验成果为中国的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李贞生等人的成果,当时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由于李贞生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写论文,又去世较早(至今己20多年),所以他什么荣誉都没有得到。
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600多公斤。这的确是当时农业科技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为提高南方水稻产量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当时我国从事水稻品种培育和实验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和上百名研究人员,有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各地的新品种的实验如百花争艳。在那时水稻亩产600多公斤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1978年国家农林部在海南岛崖县召开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高梁(当时被称为“三杂”)育种推广工作会议上,有十多家单位介绍了经验。
在我国粮食作物的种植中,水稻并不占大部分,其他大量的还有小麦、玉米、大豆、谷类等等,在这各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700多斤。还有以被称为“中国杂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1975年就达到亩产1024斤,比建国初提高了两倍以上,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他们对我国粮食生产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尤其是从七十年代初以后,科研部门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使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培育并推广的小麦“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长20%-30%;玉米培育并推广的“丹玉6号”、 “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长20%-40% 。1976年山东省棉花研究所用辐射育种新技术培育出“鲁棉一号”良棉,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使棉花获得大丰收。其他各省同样都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
在七十年代,各地广泛开展了“科学种田”试验,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区的农科所和社队进行的麦稻三熟种植试验,平均年亩产达到2000多斤。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经过多年试验,在1979年成功种植稻麦两熟高产田,平均年亩产达到2320斤。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灭虫农药的研究和使用方面,更是频繁的更新换代,对保护粮食作物安全、提高产量也起了普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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