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罗案例对北京的一些启示 -- forger

我出来前是辽宁省某重工业城市某局办公室成员,负责写一点东西.接触的文件资料多一点,内心便有诸多的愤慨:为什么东北会变成这个样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我们无法发展,越来越差?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东北的"落后化","非工业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你不想被任何的谎言和矫饰所迷惑,那就请往下看!

先看看刚刚建国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那时候中央政府出的任何一个关于工业和产业布局的文献,都回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偏居一地".这个"偏居一地"是什么意思?中央政府可是对东北连称呼一下都不屑的!毫无疑问的是,上海是轻工业的基地,占全国轻工业产量的35%左右.而当时的东北,准确地说是辽宁,却把当时全国重工业的产量囊括了近七成!其中,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主要产品:钢材,成品油,电力,机床,军工更高达八成以上!即便是原煤这样在关内手工劳动盛行的产业,辽宁仍然占到55%的份额(因为有抚顺,阜新这两个当时在亚洲无可匹敌的露天煤矿).今天,总有一些人牵强附会地说什么武汉,青岛,天津,甚至重庆,太原什么的是"老工业基地",这真叫人笑掉大牙.不客气地讲,跟辽宁中部的重工业基地相比,这些城市根本不配叫什么工业基地,顶多能称得上"手工业基地".当时东北区的主席高岗很牛,为什么?资格老是一方面,主要是实力强,毛泽东在北京阅兵,他在沈阳阅兵,然后的群众队伍展示的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拿出来的是棉花和麦子,沈阳的老百姓拿出来的是火车和机床!诸位有兴趣的去看看老将军们的回忆录,多少人走南闯北很多年,"到了南满才见到成片的高压电网,密集的铁路，知道了什么叫工业".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城市--大连.大连是日本人在中国的战略基地，基础设施良好，工业底子胜过川琦和广岛。刚建国时,大连是中国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重化学工业基地,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关于大连的贡献,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历史的冤案。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某位元帅在淮海战役之后讲的一句话:淮海战役是小推车推出来的。但是,历史上的原话是: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这里的"大连的大炮弹"指的是当时国内军工第一厂"大连立新厂"的产品.这个厂就是后来的"大连五二三厂",首任厂长是吴运铎.为什么后来有人把后半句删去了呢?仅仅是因为领袖人物讲的"新疆和东北仍然是两块殖民地"吗?请各位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毫无疑问的是,中央政府的高层也很清楚东北的重要性,否则也不会有"只要我们有了东北这块巩固的根据地,即使失去了现有的所有根据地,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见谅!可能记的不大准确)"这样的话.东北人民不但肩负了解放中国的重任,在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中也是前方战士流血,后方百姓拼命.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不是辽南地区稠密的铁路网，前方的物资如何能无误送到？比较一下此后的抗美援越，差距多大！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即便是这些,今天也被歪曲成了,流血牺牲的是四川人，山东人(今天甚至有人写出是湖南人这样的鬼话,真是无耻!),大生产的是上海人!奇怪了,难道中国的几个王牌军不是由东北子弟兵编成的?难道数万火车皮的战略物资不是由辽中工业基础生产的?这等明目张胆的歪曲是不是太无耻了呢!

再谈谈建国后的建设时期.笔者从祖父那里认真地学习过"一五计划建设纲要"(一本发了黄而且被老鼠啃过的小册子).其中工业建设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有八个字"完善一个,铺开大网".最中心的一句话是"建设并完善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础,使之能够有效地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这里,前半句是手段,后半句是目的.不幸的是,这个"目的"一直持续了五十年!!!请各位注意,计划经济时代,东北产品的输出与八,九十年代的"广货北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叫"调配".所谓"调配"是无偿地支援,如果是出售的话,年产量一直超过五千万吨,稳产二十年，人口只有八十几万的大庆岂不早就成了科威特了?全国机电产品的集中地--沈阳,每年无偿调配到关内的产品多达89%!有人说,沈阳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我看,应该叫奶娘才对!鞍钢大型厂很长一段时期是国内唯一能生产重轨的工厂,可是诸位读者你们想一想,建国以后,在东北地区究竟建设了几公里的铁路?就是七十年代建设的沟海线也是辽宁省自筹资金建成的!没有东北的无私奉献,何来的中国六十年代铁路建设的黄金时代?其实,又何止是产品?六十年代支援"大三线"建设,辽宁承担了最重的任务.超过30%的技术,管理骨干被抽调到了西部,很多甚至是整厂整矿地搬迁.今天在河南,在陕西,在四川,在云南,在贵州,在甘肃,在湖北的工厂,矿山,军企,基地中大部分,甚至整厂整矿的沈阳人,大连人,鞍山人,抚顺人,本溪人...在金沙江畔,赤水河边,阴山脚下,戈壁荒滩,他们甚至隐姓埋名,死了都不为人知(笔者父亲的一位年轻时的好友,在一个叫金川还是金昌的地方工作,死后整整六年家里人才知道).

东北人民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别的不说,"陈三两",想来大家都还记得吧?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无数贡献的人们,每人每年只有三两油吃!难道是东北不产豆油吗?不是,东北的大豆产量占全国的44-57%(1962-1977年).难道是全国人民都只吃三两油吗?不是,北京市的人均配比是东北的6.67倍,可是它半两油都不产!年轻的人们如果有兴趣,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笔者外祖母的一个学生在沟帮子机务段负一点责任,现在回想起来满肚子的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东北的情况也不大好,但还可以勉强维持,因为有吉林和黑龙江两地的大粮仓.但是上边连续的指令,调配口粮,饲料粮入关,目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调走的那是什么?那是人命啊!要不是东北的自然基础好,大自然赋予的粮食多的话,这等釜里抽粮的作法保不齐也会在东北发生人间惨局.今天有人发贴说东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人较少是因为周恩来从苏联那里弄来了粮食,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这样的无偿调配不仅滋长了懒惰和依赖,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了奸诈和诡辩!今天,那么多的人上网骂东北人的不是,他们可曾记得,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是靠那一口东北大米活下来的?为什么如此的忘恩负义!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七十年代东北人到北京抢购的情景吧,"猪肉甚至整扇整扇地往回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北的工业产品可以无偿地调配给关内,而关内的农副产品却不能无偿地调配给东北呢,而是要东北人民千里迢迢进京去买?这其中是否就有资本外流一类的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八十年代之前,东北人民只是"小苦"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东北人民便是"独享"这份苦果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几个圈搞窗口,搞实验田,当然是有风险的,这就需要由上缴财政的大户来分担,这其中东北又是主力军.八十年代初期,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每年的本级财政支出都是财政收入的三到六倍.如果说,此时的广东,福建等地经济实力弱,减免税收制度对中央财政的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八四年(请大家记住,一九八四年是中国经济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很多有利于南方各省的经济政策出台,东南部各省的发展势头正式形成),南方各省的经济已初具规模,再如此地"减免"就不免有些偏心的味道了(当然,这其中有政治和派系交易的因素在里面).当时的情况是,南方,尤其的广东,已经初显活力.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已经显得有些吃力了.但是当时的决策层似乎很欣赏这样的,即将发生的"马太效应",对东南部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对东北个省要求一视同仁,减轻负担的呼声充耳不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北真正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李贵鲜语)".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个事实,一直有人声称,并有人相信,八十年代上海为国家上缴了最多的税收,这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第一是辽宁省.问题就在于上海是作为一个整体为国家交税的,而辽宁省内还分出去了几个所谓的计划单列单位:沈阳市,大连市,鞍钢,辽河油田...最为典型的是一九八八年,全国上缴税利的前十名中,竟有四个来自辽宁省:辽宁,沈阳,鞍钢,大连.此外在鞍钢之前是大庆油田,东北一共占了五个!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的东北三省,是不是有些出血过度了呢?!其实,按比例上缴税金未尝不可,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不公平,这时的广东,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辽宁的70%,可是上缴税金之少,却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了.同样的情况发生的福建和浙江(这里必须提及,江苏在东南地区是个例外,它经济一直不错,而且很少搞鸡毛蒜皮的小动作).这时候的东北已经显出发展后劲的不足,表现在:工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企业留利过少,自我发展资金短缺(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全国而言的).为了完成每年沉重的上缴任务,东北工业基础错过了八十年代后期工业领域升级换代的良机!这难道是无意中形成的吗?错!上层搞经济的人心知肚明.举个例子.鞍钢是钢铁行业的老大,每年上缴的利税是武钢的3.5倍,首钢的6.5倍,可是它每年的留利只有三千多万元,在冶金工业部十大钢厂中名列第七,仅比酒钢,水钢高一点点,连首钢的一个零头都不够!用鞍钢计划处的人的话讲"连每天的流动资金的最低线都不够!".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那几年冶金

工业部出的年鉴,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公平,什么叫压榨!九十年代初期,鞍钢最困难的时候,连买煤的钱都是全体职工捐来的,可是国家的上缴任务却未见丝毫的松动.同时的首钢确实利税全退,国家贷款多得挡不住,又是建大高炉又是买大铁矿,真是风光无限!更多的例子发生在沈阳的铁西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86-89年出版的辽宁经济信息报,那里的东西更全面,相信会更有说服力!

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的南巡后,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把上海落下了,现在是该大发展了. 上海得到了各种各样,也许连它自己都不敢想的优惠政策,如出栏的猛虎一般,大发展了.而这时,用经济界的一句共识来形容"东北,仍然是计划经济束缚下的笼中之虎".也就是在这几年,辽宁的工业产值先后被江苏,广东,山东超过(接下去是浙江,甚至河北,河南!).不难看出,中央的经济政策何等见效!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就这样被无情地废掉了!此时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东北现象"这个名词,关于这个词的理解,笔者清楚地记得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某期参考消息的第四版右上角,一位读卖新闻的记者讲的一句话"中央政府对满洲的政策是歧视性的".这句话笔者半个字也没记错,同时他也半个字没说错.对于一个经济日益衰落的地区课以重税,并设法堵塞它左冲右突的道路,居心何在?良心何在?二零零一年的统计分析显示，全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排行中，辽宁省排名第四，在所有省区中名列第一，吉林，黑龙江也都在前十之列。但是，这样的发展水平却不能给我们带来收入上的实惠，广东，福建，浙江，甚至河北，湖北这样的落后地区的收入都排名我们之前，为什么？

如果说粤,闽,浙,苏是第一批起飞的地区的话,京,沪,桂则是第二批了.那么,东北能否成为第三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西部,重庆,四川,甘肃,新疆...东北有一次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也许就是致命的.但是,这正是某些人希望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开"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关于地区经济布局的部分,上面已经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定了性:...完整的原材料基地,确定大农业的发展方向!看看,决口不谈一个"工"字.把一个工业区"发展"为一个农业区也许就是这个"纲要"的指导思想.由此,我想到了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发展的指导思想:非工业化.对的,非工业化!!!套用当年德国人的话说"我们(东北人)将永远为他们(南方人)生产煤,原油,提供木材,大豆,粮食,并世世代代作他们的奴隶!德国人民是幸福的,有铁血的宰相,有自由发展的契机,颈上也没有沉重的枷锁,而的东北人民呢?

今天,我的朋友们,当你为了二,三百元的工资辛苦工作,当你年迈的父亲省掉了晚餐上那一杯酒,你白发苍苍的母亲不得不在寒冷的雪夜步行回家,你的兄弟们冰天雪地里为了挣一点小钱困苦挣扎,你的儿女在没有暖气的室内冻得瑟瑟发抖,你的好友为钱去拼命,你心爱的球队不得不卖艺他乡,受尽欺辱.甚至你的亲人沦为~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飞天肥猪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3 2:33:07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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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楼主的话感情多于理智，思路的确有些乱。

东北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主要有以下原因：

1.本身矿产资源丰富，适合发展重工业。

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发展方针是向苏联学习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源都向此集中。无论是人才，资金还是设备，东北都是处于优先地位的。

3.以前日伪时期打下的工业基础。不可否认小日本在东北搞了许多建设，当然目的是为他们的侵略扩张需要。

没有以上这些客观条件，东北人民就是再吃苦耐劳也搞不出一个重工业基地。

而楼主的"我们(东北人)将永远为他们(南方人)生产煤,原油,提供木材,大豆,粮食,并世世代代作他们的奴隶!"更是荒谬，楼主难道想看到在中国爆发一次南北战争吗？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了。在市场经济下不是无偿调拨，交易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是买卖的双方，在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每个地区都应该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不然的话岂不是每个省份都要生产相同的产品，种植相同的作物？东北地区的目前相对落后有原因，但绝不是因为其他地区的人民对东北人民的剥削。

fleecat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8 2:11:24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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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北京人，北京怎么了，北京人又欠别人什么了。谁还不都是移民的后代，只不过是先来后来的问题，北京的有钱人有几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的老百姓平均工资是多少，平均的房价又是多少，你们计算过吗？我就不明白很多人看不起北京，却一天到晚学SB这样北京流氓的话来显示自己的水平，到底是不是自卑？

同样东北人也是移民的后代，不就是100年的事情吗，东北的资源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油田缴税怎么了，难道应该只肥了辽宁省？我看作者倒是很想恢复满洲国。文中的论据并不差，但是带有分裂色彩的煽动实在不怎么样。国家是一个整体，总有先富后富，抱怨可以理解，煽风点火就不该

sliverfox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8 12:21:55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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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小平同志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意是让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带动其他人一起富，可是现在的情况呢？我看到的只是当官的贪污，富商逃税，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广大工人（特别是辽宁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农民为日常生活而苦苦奔波。

不是东北要闹独立，但如果国家政策跟不上，东北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有一天真就要出问题了。你要知道，人被逼急了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小到打劫偷盗，大到某些人讲的独立，我本人当然不希望国家内乱，都知道有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这种表面上的繁荣稳定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都说东北社会治安差，但谁没事闲的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要打劫偷盗？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凭自己的本事找一份？如果真有这么问的话，那还是别讲了，到东北来看看吧！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沈阳：被贫困撕裂的繁荣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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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沈阳：被贫困撕裂的繁荣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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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迫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5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下岗、失业，这些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特有现象，如骤然降临的寒流，突袭城市最庞大的平民阶层。贫困，象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城市贫困，这个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命题，这个关乎一个群体命运和生存出路的命题，让我在洞察一座城市历史性的转型阵痛之余，对于那些沦为弱势的底层人群怀有强烈的人文忧思：他们现在怎样生存？他们又将怎样生存？

工人村：颓败的城中之城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象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无助、失重。

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开始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贫病，铁西的忧郁

“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张。自行车是一位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毛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2点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钱1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这让我想到在沈阳，至少在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他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点候到晚上12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会花掉几千元的全部积蓄，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社会学家曾用国际上通行的“生活形态法”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现阶段城市贫困家庭基本上是在为糊口果腹而奔忙，当然还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不能吃得很饱，至于吃得好、讲营养就更谈不上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是非常之紧张，一角一分地抠，只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渺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抬头找活埋头干活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义，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像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一位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5点干到晚上5点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位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

社保，脆弱的支撑

都说铁西有“三多”：下岗的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目前，全市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约有14万人，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的职工，他们来自大量停产、半停产企业，其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估计，这批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以上。

李玉良开出租车前是沈阳轧钢总厂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经历过下乡、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岗。5年前的春节，单位放假，这一放就是五年。从此没有任何说法。“劳保什么的，啥也没有，你说冤不冤？”李师傅给别人开出租，每月挣个千把块。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危机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

沈阳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的托管期限为2年，基本生活费发放第一年为192元，第二年为156元，2年期满即解除劳动关系。对于两年后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的缺乏，许多下岗职工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拒领下岗证。但即使是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也难以做到按时足额发放。调查中发现，经费缺口太大成为沈阳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工作中的最大难点。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维持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8年4月，沈阳市居民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50元，现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沈阳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人数由去年底的3.9万人提高到15.6万人。但就我走访的工人村来说，现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证的不足百人。实际覆盖范围有限是低保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传统救济思想仍很强大，造成事实上有不少失业和下岗人员，以及大批的“待岗”、“放长假”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因为这些并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体在政策实施中被“视同为”已经领取了最低工资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尽管官方公布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8%，但几天来深入铁西的采访让人对其状况无法乐观。至今，沈阳人对两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堵马路事件还记忆犹新。这些花白头发的老人，在“保命钱”屡屡拖欠和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终于走上了街头，打出了标语“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全下岗；上访没有用，只好堵马路。”引来了无数围观者。尽管近年来市政府采取养老金借款办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绍，沈阳养老保险费的收缴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问题。突出矛盾是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在职职工不断减少，企业效益未见起色，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经有关部门测算，仅1999年该市在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达13.7亿元！

在铁西，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鸭蛋，被年轻的店主追打。她跪下来哭诉：我是没法子呀，儿子下岗，老头子好几月没拿到退休金了……今天，坐在劳动公园里，面对马恒章、王凤恩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产业工人成长的五十年代劳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们追忆着曾经火红的青春，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想起在他们中流传的一首民谣：“三十撒欢，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十收摊，七十冒烟”，无法不感到忧虑和沉重。

在沈阳采访期间，正是辽宁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展开之际，这是中国构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的开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为辽宁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省市的明天。试点中最核心的两项内容，也是这次试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对于沈阳70万下岗工人和60万离退休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不同寻常的福音？

失业，沈阳的伤口

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据说每天都是如此。这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张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和辽东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黑市。当局曾很下力气地清理、取缔过几次，结果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它就好比这个城市无法消弥的苍疤，在光彩繁华之后隐隐作痛。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出来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要12平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你看你看，这身衣服还是好多年前的。她拎起衣角给我看，脸上有些局促和拭不去的落寞。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象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止到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那是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毛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沈阳市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或许对于突遭强气流袭击的都市新贫一族而言，自救，不再仅仅代表着官方的一种政策性呼声，而更是一种触及观念内核和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这个群体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行走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沦为越来越边缘化的城市新贫民。

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表明，这座城市正处于现代化蜕变的非常时期。有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他们乘坐奔驰、宝马，在繁华的太原街、中街一掷千金。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看到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民众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因为，就在这个城市的西南角，从前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灰色女性的别样生存

我在沈阳的暮色中逡巡。

在太原街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奔走着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身影，她们过于大胆、开放的装扮和修饰过的蛊惑眼神成为这个城市夜晚最暧昧的表情。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有许多灯光稀冷的小巷，通向众多灯红酒绿的所在。她们是那儿的常客，被称为“小姐”。

“这哪里是小姐？！分明是大嫂嘛！”在东北饭店的舞厅门口，一位跃跃欲试的中年看客失望地嗤笑道。

她们确乎不再年轻，厚厚的脂粉也无法掩盖困顿生活带来的局促和怨怼。她们穿行在人们轻薄、嘲弄和同情的目光中，表情冷漠，内心挣扎。

候在舞厅门外的的士司机告诉我，这些“小姐”大都是本城的下岗女工。几年前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还是来自农村的妙龄少女，转眼间这些被汹涌的失业大潮抛到贫困边缘的女人们，开始走进晦暗的夜色，走进从前她们所不齿的生活里。

晚7点半。舞厅里的乐声开始响起，灯光也扑朔迷离起来。男人女人们仍在鱼贯而入，票价5元，许多女人出示的是月票。男人们嘻嘻哈哈，露出沉迷于声色的惯常嘴脸；女人们脸上挂着屈辱的风尘气，逢场作戏地穿梭在久久低回的音乐与光影中。

10块钱3支曲子，全沈阳都知道她们的价格。陪舞成了她们在匮乏的就业机会之外唯一的选择。然而，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机劝说我不要单独走进这样的舞厅，“里边简直不能看！”他带着鄙夷同时又是沉重的叹息说，“没法子，现在工作太难找，她们总得活下去，何况还有孩子、丈夫！干这行不需什么本钱，钱还来得快！”

我怀着复杂的心绪注视着这些沉默、来去匆匆的女人们。她们戒备、逃避的眼神让我看到了在被贫困剥去贞节的同时她们迟迟不肯放弃的尊严。许多年前，她们曾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中之一员，被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锻造成最具道德纯洁感的群体，在家里克勤克俭地过着寻常的平民日子。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旋涡将她们抛离从前的生活轨道，融入城市浑浑噩噩的生活。

沈阳市《当代工人》杂志曾刊登一名下岗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道：\"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工人，现在他给一家商店打杂，每月挣300元钱，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我这儿，自己开了个小买卖也不景气，三女儿还在读幼师。这一大家子人，每月几百块钱，哪够吃的？多亏了二女儿，她漂亮，身边总围着男人，她不在家住，但总回来，带些钱，还有彩电、空调什么的，我这个当妈的，知道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但我没法不收下，也没法让女儿不那么做。穷怕了，那点儿道德和自尊，能顶日子过、能顶钱花吗？\"

伴随失业而来的家庭破裂在沈阳日趋增多，以至于有个顺口溜在民间流传甚广：“企业不开支，工人都放假，男的踏板爷，女的当破鞋”。据说一个男人只要保证有800元／月的收入，就有女人为他当情妇。当失去饭碗的男人们在酒精和麻将中寻求麻醉时，身体成为无助的女人们最后的生存资源。陪舞所得其实也只够维持孩子每天的早餐，在日趋严峻的生存夹缝里，许多人收拾起良家女子的脸面，把被岁月风蚀过的身体交给陌生的男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底层女人”。她们每次30到50元，一些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以此为职业，都有孩子，有的丈夫甚至也知情。

这个生活在半明半暗状态中的灰色群体到底有多大？当地官方对此保持缄默。我想起在南方，“东北小姐”一度成为城市里屡屡“扫黄”的主要对象。在大大小小的酒席餐桌上，关于下岗女工的种种黄段子，成为男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精神娱乐和必备的消费项目；而我所了解的是，这些惯常被指斥为“懒惰、梦想不劳而获的女人们”身后往往有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支撑起后代的成长，成为她们行将崩溃的精神世界里唯一温暖的慰藉。

我怜惜她们，这些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女人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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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邦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oliver wolf万岁！！！

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进步党万岁！！！

我毕生的精力都将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国家社会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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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特

少尉【8】

发表时间： 2002-12-14 16:46:23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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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都在上演的悲剧啊，当我看到那父亲用最后的五块钱买肉，投毒时，心都碎了。

为什么善良的人们要饿死，欺压良善的人，居高位不问百姓生死的人可以酒池肉林？

有些混帐一餐可吃掉几万元（一次某地的小小X吏请朋友，我亦在场，一桌6000元啊！两个下岗职工一年的救济！），一年可挥霍纳税人几百万，杀他一人可救多少百姓，然而这样的数不胜数，而我们只是小百姓，只有任它们杀的份，他们一挥手我们就会化作云烟，在他们眼里几个老百姓真不算什么！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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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jiangshi

中尉【9】

发表时间： 2002-12-14 17:27:20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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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办法哦，对老工业基地就是这样的态度，重庆这样的地方差不多，我早听说东北不成人样了。同情也只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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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魔身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4 21:01:58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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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几年以前，我还同大家一样感到愤慨！但现在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比如我们这里每年罢工都要‘列行公事’几次（一般都在2次以上，还不包括“小型聚会”在内！但近一两年的‘高压’后要少了一点，愤恨都在心头。怨恨之情刻于骨髓啊！）至于环境嘛，同文章中写的差不多，好象是专门为我们这个地方写的。但是文章中开头那则故事，好象是抄袭的我们这边的真实版本。我们单位原先有位职工（至于妻子是否是我厂的，这点不清楚）反正很穷，好象儿子（还是女儿？）炒着要吃零食，当时的情况是，自从那个小学文凭的厂长上台后，（小学文凭管理一个几千人的厂啊，但关系特硬！又强行让工人集资，说的是自愿，但不集资就下岗）工资拿不起几个月了，那个职工逼得没办法了，就回家作了顿本世纪最‘丰盛’的晚宴！用我们厂特有的产品，氯化钡（巨毒！）一家三口啊！！！！！！！！！当时我们听说后，心都在洒血！但现在不这样了，伤心愤恨毫无意义！现在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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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振翅待风举，蛟龙砺甲应时飞

hzwuzx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4 22:07:23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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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前段时间在东北有2000多人把铁路给堵了，不能再这样了。要知道这个是要出大事的。

说句不好听的，东北真的是到了危急的时候了，快要到临界点了。

模友之家

一等兵【3】

发表时间： 2002-12-15 9:23:00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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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发生的事呢，你们一定是在胡说八道，我们新一代还肩负着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呢，你们一定是看了小学教科书里旧社会的黑暗生活，拿来造谣，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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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ongliang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5 10:03:00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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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我们这儿的工人有买麦麸作窝头的

红军一兵

下士【4】

发表时间： 2002-12-15 10:13:12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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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由模友之家发表：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关键之处就在于挽救自己的始终只能是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该内容由红军一兵在 2002-12-15 10:13: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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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

自由

派佩尔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2-12-15 14:32:00编辑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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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还要支持这样的社会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这样的社会，用我们曾经用过的方法。

观念落后──东北经济困境一瞥

永远是中国人 4月12日 1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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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东北哈尔滨市，发生一起严重火灾，当场烧死33人，受伤者不详。在这一震惊全国的特大春节悲剧后，是人们对东北现状的关切和注目。

前一日，即将走马上任总理一职的温家宝，前往东北某地，下到700米以下的矿井，与矿工共度除夕佳节。鉴于胡锦涛、温家宝新班子上任后，竭力打造“亲民”形象，深入基层，专门视察落后地区，探望弱势群体。显然，温家宝的举动，表明，东北地区被北京新领导层列为落后与困难地区之一。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大部分省区相比，东北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而且越来越慢，以至于沦为最慢，其中的黑龙江省，更是连续多年，在经济增幅上，位居全国倒数第一。国企改革，东北首当其冲，但国企改革的无效和失败，又使东北深受其害，仅下岗失业人数的比例，便稳居全国之冠。难怪近年几波主要工潮，均发生于东北。

当上海经济连年以两位数的大比分高速增长时，东北拥有的，却几乎是零增长。于是，许多人感慨和惊呼：咋啦，东北跟不上了！

事实上，1978年以前，东北一直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区，辽宁省的工业产值，一度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除此之外，东北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一度供应高达全国三分之一的商品粮。同上海的工业基础一样，东北的工业基础，也是外国人(即日本人)打下来的。

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蚕食和侵略中国，却首先在东北地区植下重工业基础，并建成当时相对完善的铁路系统。上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时，曾大肆掠抢，夺走我优质资产数十亿，东北经济一度遭受严重破坏。苏军将东北转手交给中国共产党势力后，一走了之。

内战之初，中共的军队，便是凭籍首先立足东北这一优势，在东北站稳脚跟后，挥师打向全中国。中共最后夺取政权，不可忽视的一点：东北丰富的物质和资源，撑起了中共内战的实力。五十年代，中共出兵朝鲜，与美国交战，东北又成为一块活跃的跳板。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北人为给他们带来五谷丰登的黑土地而自豪，为他们雄厚的工业基础而自豪。

如今，说到东北落后，其中，人的观念落后，是一个至关要害的问题。当南方流行下海、流行弃官从商的时候，东北人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了一官半职而急急奔走和苦心钻营上，认定只有权力才能带来财富。于是，人们宁愿去托后门、找关系，捞上个哪怕指拇大的小官，也不到商海弄潮。东北大部分地区，政府人员严重超编，人们宁愿依靠那份稳定的“皇粮”，而不去考虑劳动致富。当上官的，都一律地神气活现，颐指气使，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是东北地区人为灾祸层出不穷的直接原因。

东北官僚更多地等着上头给政策，等着上头给投资，而不是自力更生、自主经营。东北年年享受巨额财政补贴，仅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每年就要向东北输送500多亿，这还不包括各种专项资金的投入。在贪污腐败的风潮中，东北官场更是重灾区。一个“慕马案”，就将整个沈阳市委市政府兜底掀翻。另外，东北农民一年种地不过两、三个月，其他时间都闲呆在家里，喝酒、打牌，人们宁肯受穷也不愿另有作为。

当初在日本人治下，都可以高速发展起来的东北和东北人，形成今天的观念落后，绝非一朝一夕，实际上，很显然，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东北人是被长年的计划经济惯坏了。如果要帮助东北发展，唯一可行的办法，莫过于帮助东北人彻底改变观念，真正建立健全当地的市场经济。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有枪，早就反了！

MAYE106 12月17日 1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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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消费不振，没多少人买东西。大家都知道，银行里的钱百分之八十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里，哪百分之二十的人，已经有很多的钱了，该花的早该花了，不可能让他一天吃十几次饭，穿十几件衣服，再消费就是奢侈品，可是奢侈品是一本万利的，这只会让钱往少部分人里流，更何况不少奢侈品还是进口货，反倒给外国扩大了内需。

可是大多数的老百姓可不是不原消费，他们还不是希望日子能过的更好些，更舒服些，要想日子更舒服，就要买东西。

可是消费得有钱。工人下岗，做生意的税费又多，农民更是没钱，大多数老百姓的口袋都不宽裕，哪有钱去乱花啊。更何况什么医疗住房一改革，都逼着你把钱往外掏，谁还干花钱，谁不都得存点钱防着。

更可气的是大学扩招，学费也往上直长，如果说医疗住房改革是因为国家没钱，到是情有可原，学费也往上长，哪得让多少穷孩子读不起书啊。一个大学生的薪水可比中学生多得多，一个穷大学生可是一个穷苦家庭的希望，是穷苦家庭翻身的唯一机会，现在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国有企业改革好几年了，说是减员争效，员减了，效却没争，厂长经理该贪的还是贪，留下来的国企职工工资也不多。光是减员，国企制度上不改变，争效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外国投资确实不少，可大部分都投在了沿海地区，内陆少的可怜，这进一步的加剧了沿海与内陆的贫富分化。

一部分人有钱不原花，可是大多数人想花却没钱，你说内需如何扩大。

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小贫富分化。

　　有枪，早就反了！

　　跟渖阳市中心的豪宅、五星级酒店和高楼大厦相比，铁西简直像一座地狱，

当地政府对如何改造铁西束手无策，也不管铁西人的死活。难怪，铁西人满肚

子怨气。

　　工人村内一名四十来岁下岗工人愤愤不平地说：「像我们这样年轻就下岗

的，不管你多不满，都不能站马路（抗议），一站公安就抓你，一抓就关上四

天、五天，只有老职工才不怕他们。说是干部，其实都是演员，说一套做一套，

要是东北有枪买，我们早就反了！」

　　另一个原在一家有万多人的重型机械厂工作的的士司机说：「像我这样，

一天开出租（的士）开十二个小时，要能留下二、三十块就很不错了。」他在

厂工作了二十九年，下岗的时候厂方赔他两万多元，从此大家再没关系，工厂

再也不管他的生老病死。

　　欲与江泽民对话

　　他说：「太黑了，人家流氓还讲点义气，这些干部实在太坏了。要能让我

跟江泽民他们对上一回话，说出我们老百姓的心声，立即枪毙了我都愿意。太

憋气了！」说到激动处，这位昂藏七尺的东北汉子眼睛都湿了。

　　铁西的上空再没有工厂冒出的浓浓黑烟，却笼罩下岗工人的愤怨难平之

气。

　　没钱医病　更没钱死

　　病和死是铁西下岗工人的「头号敌人」，肚子半饿还可以勉强过日子，但

生病了就只有等死，因为再没有医疗福利，看病动辄要花近百元，这可是摆地

摊大半个月收入！更可悲的是，殓葬费是天文数字，他们连死也不能。

　　现年六十九岁、在气体压缩机厂工作了三十七年的退休工人张世诚，一家

八口，他和老伴已退休，六个子女全部下岗，工厂还拖欠他的工资。前几天老

伴患气管炎，病得厉害，去了三次医院，花去二百多元，都不能报销，结果病

还没好就再也不敢医了。

　　「现在要去看病，根本看不起，有病没办法，只能挺。」他摊开双手无奈

地说：「咱实在看不起了。现在厂黄了（倒闭），没人管，你找谁呢？上面不

是说不知道，就是装不知道。」说到激动处，从脏兮兮的外套口袋掏出两张医

院收据，一张六十六元，一张八十一元五角。工厂还没倒闭之前，他们的衣食

住行全由工厂照顾，医疗费都可报销，跟现在相比有天渊之别。

　　电召急救车收费170元

　　四十来岁、前年才下岗的王先生更气愤地说：「现在打120（急救电话），

急救车一来就是一百七十元，没钱不拉你，连担架也要自己抬。车也算了，但

是医院，医生开的药方都用密码，让你看不懂，一定要到药房买药，一百多块

买下来，才发现外面只卖十多块。反正现在是：得病就死，不死不要病。」

　　现年六十九岁、工作了三十八年的老职工李老伯也无奈地说：「我们现在

活也活不起，连死也死不起，（殓葬费）太贵，要一万多。毛主席的时候，骨

灰盒五、六块钱一个，现在要五百多。」

　　吃干萝卜咸菜过节

　　「咱家没年没节，早上起来、中午、晚上都是吃这个，就倒点辣椒油拌饭。

还想吃鱼吃肉？有钱嘛？咱家就是这样！」下岗女工韩爱华边说边指饭桌（实

为多用途桌子）上那碗已变干的萝卜辣咸菜，还有那碟不知蘸了多少天的辣酱

油。记者突然感到一阵酸楚，心十分难过，就这样过小年（立春）吗？！

　　四十七岁的韩爱华，九六年从渖阳机齿轮厂下岗，现在替人擦鞋，丈夫更

早在九四年已从运输公司下岗，现替人配锁匙，二十二岁儿子还在念书。这样

的三口之家在铁西非常普遍，每天只有十元八块收入，生活特苦。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是东北人十分重要的立春过小年大日子。那天傍

晚，朔风怒吼，韩爱华坐在擦鞋箱上，帽子、口罩、手套都戴得严严实实。这

样的擦鞋下岗女工，在铁西比比皆是。她说，天亮出来，天黑才走，夏天早上

四点就开始，一直呆到晚上九点，一天能赚多少？倒楣的话只有两块钱。

　　一家三口穷得没饭吃

　　及后，韩爱华带记者回她工人村内的家。步上五层幽暗楼梯后，打开木门，

屋内立即传来一阵异味，十一平方公尺的小房家徒四壁，只有两张、一张饭桌、

一个捡回来的坏雪柜和一部电视机，再没像样的家具了，连椅子也没有。她一

再请记者坐到上，因为这是她家最「舒适」的地方。

　　韩爱华说：「当年老头（丈夫）每月赚三十五块六，我赚三十八块六，过

年每人还有两套新衣服，原来的日子好过。（现在）还说甚□最低生活费，甚

□每个月两百块，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过年了，还是一分钱不给。原来的社会

哪有这样，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她幽幽地说：「我死的心都有，实在太迫人

了，要不是为了孩子」说说，眼泪已夺眶而出，哽咽不能言语了。

　　渖阳铁西下岗之城满愁容

　　大陆传媒近日不断报道年货市场如何热闹、出游人数如何创新高，但记者

春节前到东北辽宁省渖阳市，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欷□不已的景象。曾经誉满全

国、令渖阳人骄傲了半辈子的铁西区，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区，现在区内工厂

十室九空，如同一座空城，下岗比例更是全国之最，七、八成人没工作，满街

都是擦鞋、摆地摊的工人，被戏称为「下岗之城」。他们说，吃不饱，有病也

只能熬。

　　***********那天风沙很大，十几个退休老人在铁西工人村的劳动公园内围

站发牢骚，骂贪官、骂政府的脏话此起彼落。记者一句「铁西过去是啥样的」，

大家就来劲了，管不了风沙，手舞足蹈的比划，好像真回到那个属于他们的时

代，脸上重现久违的笑容。现在太苦，以前太美了！

　　50年代全国最大工业区

　　「那时候，来渖阳的列车驶到二十五公里外的苏家城，服务员准会提早宣

布「全国重工业基地渖阳就到了！」当时三千人算是小厂，过万职工的才算大

厂，冶炼厂的烟囱，一百一十米，是全国最高的烟囱。」老人还没说完，另一

个抢说：「那时候，工厂全冒烟，大家骑单车上班，一天乐呵呵。」

　　方圆三十九平方公里（半个香港岛面积）的铁西，坐落在渖阳西南部，建

有逾千家国营工厂。五十年代初，铁西是全国最大工业区，集中了全国最先进

设备、最好人才，生产了全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部自动机等，天安门城

楼上巨大的国徽也是铁西人的杰作，铁西曾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国家把钱都给了上海」

　　铁西工人村更是五十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两三层的苏式楼房，

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这。「那时候我们渖阳就和上海媲美，就像

是国家的左膀右臂一样。上海上缴国家三千多亿，我们渖阳也有好几千亿，国

家现在把钱都给了上海、给了南方，老二老三都发达了，没人理老大。原来打

天下靠我们这帮工人，改革来改革去，到头来，工人啥都没有。」

　　铁西的辉煌确是一去不返，现在的铁西已成了「毒瘤」，偌大的工业区成

了一座空城，仅两、三家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其他的都关门、荒废了。原来

最多大型工厂的北二路，现被戏谑为「亏损一条街」。除几个守，一座座厂房

空无一人，不但建筑残破不堪，巨大的吊臂、锅炉生了，连围墙也倒了不少，

马路更是坑坑洼洼，一字蔽之：「破」。

　　75万人口超过50万下岗

　　铁西的衰落始于九十年代，也就是大力推行国企改革后，国家不再补贴，

亏损的企业只有倒闭或被兼并（全国起码有一半国企处于亏损）。铁西的国营

工厂自此就像染了瘟疫般，倒了一家又一家。目前全国有六百八十多万工人下

岗，铁西几占十分一，七十六万人口中有几十万（官方数字二十万，下岗工人

说五十多万）下岗，只靠摆地摊、做散工「吊命」。

　　原来万人空巷的厂区，白天也是冷冷清清，在斑驳剥落的字体上，还依稀

可辨认出渖拖（渖阳拖拉机厂）一厂俱乐部、渖冶（渖阳冶炼厂）文化宫。

　　与之成强烈对比的是，住宅区的工人村却总是熙熙攘攘，马路边摆满地摊，

满街都是叫卖声，碰口碰面的全是下岗工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下岗的苏先生听到「一块一斤香蕉」叫卖声，回头对记者说：「一块钱一

斤，便宜，但老百姓也买不起，没钱。我们铁西下岗工人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啊！以前谈到渖阳，大家就感自豪，现在一提渖阳就头疼。」

　　后记：朴实善良　贫穷不屈

　　走在铁西的马路上，确实感到那份日暮途穷的悲凉。这人人都曾有过美好

的生活、骄傲的过去，但今天，不少人家破人亡（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妻子跟

人跑了，丈夫在饭加上老鼠药与两个小女儿同赴黄泉），贫病交加，吃不果腹。

天堂和地狱原来离得那□近。

　　虽然听到很多凄惨故事，但也真切感受到东北人正直善良、虽贫不贱的情

怀，心头也有暖呼呼的时候。五十多岁的赵阿姨在街上叫卖厕纸：「厂家直销

手纸，三毛钱一卷！」我们掏出一块钱，拿走一卷，说不用找钱了，但她死活

将另两卷塞过来说：「你们赚钱也不容易啊！」这样你推我让，最后还是将那

两卷厕纸硬塞给我们。

或许，正由于憨厚朴实，东北人才能承受这□沉重的艰困吧。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疯狂变卖国有资产的交易行动正在地方传染和奔走

疯狂变卖国有资产的交易行动正在地方传染和奔走……

谁是最大受益者？揭开国资“热卖”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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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锐

历史沉淀下来的10多万亿国有资产彰显着共和国的殷实基业，国资委的登台亮相将使所有权缺位的多年诟病成为过去，然而，当国有企业张开双臂拥抱着旋将来临的新增值时代时，我们却痛苦地发现一股疯狂变卖国有资产的交易行动正在地方传染和奔走……

最后的盛宴

皇城脚下的西安尽管罩着一层古老与威严，但仍然难奈改革中崛起的现代文明的洗刷和装点，也正是如此，这座古城所发生的新鲜事也丝毫不比其它现代大都市稀少，也许还要精彩得多。

羊年的春节，36.6万元的“天价宴席”让西安的官员和百姓触目惊心，这事虽然并非西安人氏之所为，但作为发自西安的“爆料”，加之媒体的狂炒大作，西安当时所能吸引的“眼球”恐怕也不亚于人们对时下北京SARS的关注。此波未平，另浪又起。还没有等待人们从对“天价宴席”的声讨中解脱出来时，西安市政府又一惊人之举惹起了人们的更多议论和关注。

2003年2月9日，西安市政府通过媒体宣布，该市将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工业资产，在年内将市属工业企业的国有资产比重降到40%，到2004年年底前，降到30%，同时，该市向社会推出了第一批出让产权的60户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0.62亿元，净资产约20亿元。

很快，西安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

山东省推出首批20家上市公司股权出售方案，海尔、海信等名牌企业悉数在列。

重庆产权交易所根据政府授权对1000亿元国资进行出让交易，3至5年内1000亿元国资将全部变现。

深圳市在对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食品总公司和公交集团等5家比较成熟的大型企业实行国际公开招标，出售部分国有股权后，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也已出炉，同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拿出30-50家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到中国产权网上公开挂牌出售。出售企业最多保留20%的国有股权，部分企业将全部出售。

江苏省准备将3322户国有型企业调整到230家以内，只占全省企业总数的1%。并宣称国有资本短期内将从中小企业彻底转移；

沈阳则强制要求辖内20家国有企业在6月30日前与外资合资，并抢在国家有关限制性规定实施之前将辖内中小企业的产权处置下放到区一级政府。

……

“冰棍论”——放在那儿慢慢化掉而无人过问是人们对东北辽吉黑三省数以千亿元国有资产难以流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作出的最好形容，也正是如此，“靓女先嫁论”和“苹果论”才有了说辞。

“靓女先嫁论”是说应把漂亮的女儿即优质的国有资产先嫁出去，免得等年纪大了全都不好嫁；“苹果论”指的是如果在一筐苹果中舍不得先吃好的，专挑烂苹果来吃，结果吃的全是烂苹果。不错，所有这些说法都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国有资产的理论依据，而且通过资产的重组、并购、拍卖等盘活资产存量也是近几年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依赖。

问题是，“靓女”真的“好嫁”？“好苹果”真的有人抢着吃？ “在国资体制改革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紧急推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其收效很难逆料。”一位参与西安国资出售计划的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说。据悉，西安市在公布出让60户国企产权短时间的热闹过后，从3月份开始，前来西安市有关部门咨询联系产权出让事宜的客商屈指可数，曾经火爆异常的热线咨询电话日渐冷清，截止目前，曾在全国引起轰动的西安市出让产权的60户国企仍无一家达成出让协议。重庆市提着叫卖的千元国有企业至今还没有找到买主。山东省推出的首批20家上市公司股权出售方案由于遭到部分上市公司的抵制不了了之。

也许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地方政府操刀国有资产的行为几乎都是单方面作出的。西安市出让60户国企产权，事先并未通知这60户企业及其主管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和社会公众一样，是从《西安晚报》上突然知道自己的企业要出让产权。消息公布之后，一些企业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情绪不稳。导致一些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了影响，从而对企业的产权出让造成了负面效果。山东某上市公司有关负责人称，对公司被列入减持名单“并不知情”，并且公开谴责减持方案“缺乏调查研究，不具操作性”。

的确，对于国有资产出卖转让如此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仅凭政府单独作主，没有经过必须的民主听证和公开咨询程序，于情于理论都是说不过去的。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话：“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则是千真万确的。

地方政府刮起的国有资产“变卖风”实际上早已引起了今年3月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一次会议的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代表委员指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均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将改革简单化为“国退民进”是十分错误的，一些地方集中出售巨额国有资产，定时间表，搞一窝风，后果堪忧。特别是在国有资产管理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更要严防刮变卖国有资产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温家宝副总理参加的政协经济组讨论会上指出，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利掌握不当或者缺乏监督，比如出现“一卖了之”的热潮，或者对经营者“半送半卖”，就可能把用于解决或者部分解决职工社保历史欠账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就会走上改革的反面，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上有这样的理论，要趁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或者是趁着这些领导人没有醒过神儿的时候，吃好最后一顿晚餐。”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李春满对各地提出的限时定向出售国有资产感到很担心，“因为这样就很难避免国有资产不会被低价转让。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揭开“热卖”面纱

从旧体制之中挣脱出来的国有资产在改革力量的牵引之下一路飚升，5万亿、7万亿、10万亿，每一次数字符号的跳跃都寄托着民众良好的祝愿：国殷则民富。而如何打理好日益叠升的国有大家当并确保其增值就更成为一个十分沉重且必须破解的难题。艰苦的探索得到了喜人的回报。“国家所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一个浓缩了十几年的争论、实践与期盼，一次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突破性变革通过十六大报告昭示天下。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架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将从一种混沌状态过渡到一种有序状态。按理说，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健康有序的状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它至少将地方政府从以往的“账房”转变了“东家”。作为所有者，地方政府完全将享有完整的出资人权益，无论是资产的拍卖还是转让，再也不须经过“跑部前进”的长旅。

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对快要到手的可支配资源拱手相让而没有吝啬之情呢？十六大报告的微妙表述还是引起了喜好琢磨“上面意图”的地方官员的细心关注。虽然报告不再提分级管理，但也没有提分级所有，其机要之处在于提出了三级出资人制度。

所谓出资人的权利主要有三项：重大经营决策权、重大人事任免权和财产处置权，其实出资人的权力已很接近所有权。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今后地方政府的出资人权利可能要完成从管理权到所有权的过渡，但是，今天的三级出资人制度是建立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拥有终级所有权的基础上的。在重大时刻，中央认为必要时，是可以对这种三级政府间的资产关系进行必要调整的。因此，三级出资人制度的形成尽管会分产，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分家单干。特别是在国资委还没有完成正式分产之前，与其自己身边的国有资产被统一的国资委划走，还不如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先多处理掉些来得痛快。于是，许多地方引发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热，也就“顺理成章”了。难怪西安有官员大声疾呼：“国企退出很紧迫，不能等国资委成立后再来做了。”

不仅如此，有专家指出，地方政府“预防”国资委只是形式，躲避正在酝酿中的《国有资产法》才是关键所在。一旦这部法规出台，地方政府再处理国有资产时就需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束缚”了某些平时喜欢善做主张的决策者。换言之，有了专门的法规，等于失去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失去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地方政府再想随心所欲啃几嘴国有资产这块“蛋糕”，就远不像先前那么容易了。而以往不少出售国有资产的案例中，损公肥私几乎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东西，只要纪检部门没介入，很少有人捅破这层窗纸罢了。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树几个形象工程，插几株“路边花”，以赢得上司的好评和提拔成为时下为官者几乎公认不二的定律。应当承认，资产变现收入肯定比税收来得既大且快，并形成了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但资本收入干什么，其中玄机自有一说。“深层次产权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们希望公平、公正的改革。水至清则无鱼。层层政府都希望在本届出政绩，地方政府卖掉企业可以先套现一笔钱，先建一个政绩工程。”经济学家刘纪鹏在分析热卖国资现象时说，“在国资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现在是突击转让最好的时机，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地抢跑道就不免有“抢钱”的嫌疑。国有资产产权制度缺陷直接形成了制造上述现象的惯性力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得好：“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率；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节约只讲效率；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也讲效率。”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拿着变现的钱办着自己的事，其节约的可能程度不言自明，而“效率”自然是越高越好。

谁是最大受益者？

国有资产的流失已是一个十分沉重但却常说常新并且无法了却的话题。究竟国有资产流失了多少，在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就是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亿元。从诸时健到李经纬，国有产权的制度缺陷使得这些人以近似疯狂的心态瓜分和侵吞着国有资产，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以这种痛苦的"交学费"方式不断修错纠正着。而如今，当趟过了艰难之旅的国有经济将要构建出新的资产管理体制时，地方政府"抢先"热卖国有资产的做法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2003年4月26日，江苏省镇江市招投标大厅，一场造势很就的拍卖活动敲出了令人瞠目的结果：镇江市丹徒城建开发公司5000多万元的资产仅以35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原公司经理。“事情的发展在意料之中”，一位曾经试图参加竞标但被劝退的建委另一企业经理对媒体说。据悉，丹徒城建开发公司经过评估资产为4843611元，并且，丹徒城乡建设开发公司还有三块共计380亩的土地，价值至少在5000万元。拍卖之前，镇江市政府专门拟定了所谓的“游戏规则”：竞买者必须是丹徒区建设局内部企业有过三年以上企业法人经验者，同时还须获得企业所有债务人认可，并须拿到该企业80％员工同意的签名。依此条件，加之政府的劝退要求，巨额国资廉价落入特定者的腰包自然在“意料之中”。

事实上，如此慷慨低廉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并非镇江所独有。

从“监守者自盗”到“看守者交易”，从公开侵吞到暗箱操作，从非法变成合法，如果说前者只是表现为经营者行为的失范，那么后者的发生就与政府脱不了干系。仔细地想想，成千上万元的国有资产以“高价低送”“半价半送”的形式落入竞买人的囊中，没有政府官员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交易过程的，除非此人具有“神偷”的功力。《战略与管理》今年第一期披露，在不太久的时间内，长沙市政府下了两个文件，对辖区３家效益排在全国前列的大型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是：“只把１７年前或企业创建时的初期投资算作国有，而以这些投资为本滚动产生的‘积累’都‘界定’为内部人（‘集体企业’）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经“这么一‘界定’，８０％的企业资产便从国有账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上，再经‘优惠’购买，余下２０％国有资产的比率又缩水成６％，连同未进入新企业资本账内而是上交财政的赎买金，共１２％，亦即８８％的国有资产在１０天左右的时间里被大笔一挥‘界定’掉了！” 何以如此大方慷慨？一种叫“高台跳水”的现象引人深思。新华社记者最近在采访中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是地市领导纷纷到曾管辖地区企业任职；二是执掌审批权的部门领导竞相到曾被审批的企业“下海”；三是级别越高“下海”的待遇越高，收入可以是原先几倍、十几倍。面对这一困惑，浙江省国土厅一卸任执法局长倒出原委：“有几个房地产老板曾认真地对我讲，如能帮他弄块地，或提供一些有用信息，条件随便提。”对此“高台跳水”，老百姓将它称作权力“期权化”。有此“期权”，又何愁“崽卖爷田不心疼”！再精明的动物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面对着国有资产由非法到“合法”的流失，中央政府原有的“反流失”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国务委员曾培炎在人大交付审议报告“研究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自上而下有序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句中，增加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表述。与此同时，“两高报告”的定稿也加上了“依法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制和破产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内容。无独有偶，财政部不久前发至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提出：“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理由是为了“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而新任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更是措辞强烈：“国有资产流失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决不允许国有资产流失和某些人内外勾结、贪赃枉法，问题查清以后将严惩不贷。”

监管的力量

从4月6日国资委正式挂牌，到5月22日国资委组成机构的尘埃落定，这个新的国家“第一大部委”近乎两个月时间一直保持着低调甚至沉默。而直到最近，李荣融挂帅的人马才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并进行着积极性地表态。

在国务院新闻办为国资委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到“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的国资机构成立之前变卖国有资产导致资产流失一事”时，李荣融指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三大原因，很重要的就是责任不落实；同时，从体制上来说，出资人跟经营者同是一个人，企业决策者不承担决策的责任，造成了某些人有机可乘；第三是缺乏监管”，为此，“治理的措施也是从这三方面着手。所以对国资委所监管的企业来说，第一，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严格落实经营者责任制；第三，要严格监管，企业内部要有一个监管体系，同时外部也要有一个监管体系。”人们发现，挂在这位共和国国有资产首任掌门人嘴边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监管。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到，在新组成的国资委20个局级部门的职能中，具体执行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就有11个局，他们是：

政策法规局：研究起草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草案。

业绩考核局：拟订并组织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研究和完善授权经营制度并对授权企业进行监督；综合考核所监管企业的经营业绩。

统计评价局：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办法，拟订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并负责组织实施；负责所监管企业资产损失核销工作。

产权管理局：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进行预算管理，对资本收益的使用进行监督；审核所监管企业资本金变动、股权转让及发债方案；监督、规范国有产权交易。

规划发展局：指导所监管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审核所监管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所监管企业重大投资决策履行出资人职责，必要时对投资决策进行后评估。

企业改革局：研究所监管企业合并、股份制改造、上市、合资等重组方案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方案，对其中需要国有股东决定的事项提出意见。

企业改组局：研究提出有关债权损失核销和职工安置等方案；组织协调债转股工作；组织协调所监管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和关闭破产、困难企业重组工作。

企业分配局：拟订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的总体水平进行调控。监事会工作局：根据《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管理二局：根据有关规定，承担对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的考察工作并提出任免建议；考察推荐董事、监事及独立董事人选。

一张严密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监督网络铺展开来。

不仅如此，由国资委负责起草，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修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日前已经过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暂行条例规定的几大措施交给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行使监管的“尚方宝剑”：一是国资委将直接向国有资产派出监事会主席，使国资委能够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二是条例要求对国有企业通过中介机构或政府审计局加强审计，保证企业财务状况的真实性。三是在条例第七章规定了企业违反国资条例的法律责任，如隐瞒国有资产收益的企业，负责人将受到纪律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将负赔偿责任。业内人士指出,该条例的通过并即将实施，使得今后国有资产的管理“有法可依”，由此将推动和实现国有资产按“有进有退、能进能退”的原则有序流动。而令人兴奋地是，在作为过渡政策的暂行条例出台以后，如果顺利，《国有资产法》将会在明年出台。这里，笔者还想指出，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由于失职渎职造成企业损失(如被诈骗)30万元以上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条例》以及我国《刑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罪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中央企业工委成立以来，因国企资产流失，有关领导人员以失职、渎职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起也没有公开宣布过。因此，“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法不在多，动真才灵。然而外部监管不能替代内部监管。一个巴掌拍不响。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大量、大胆地“清退”国有资产，与企业本身缺乏监管机制特别是缺乏对经营者的监管机制直接相关。既是管理者又是交易者，经营者手中管理和交易的权力兼而有之，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力便有其巨大含金量，从而成为市场交易最抢手的稀缺资源，于是官商勾结、贱卖国资乃至钱权交换无须调教便蔚然成风。对此，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指出，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业绩进行考核，国资委将从三个方面来做，即在方式上要建立年度业绩考核和任期目标考核相匹配的科学、严密的考核体系；在考核内容上建立经济效益指标和资产运营目标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同时实施分类考核，宽严适度，奖惩挂钩。以此实现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与激励。 “不相信有良心的政府，只相信有良心的法律”、“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这些西方民众的思维选择也不只一次地在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被得到印证。走近国资委，我们已真实地感受到了法律与监管的力量，同时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1日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

主题:

殊死的较量(真正的爱国者请近

这是一篇让人心情沉重的文章，有的人看了可能会绝望，有的人会以此作为他们观点的论据，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相信，中国，还有真的猛士在

有些长，请耐心

　　导演、编剧和原小说作者张平，都没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择》会在全国引起

这么大的轰动。8 月中旬以后，随便打开报纸或上一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

题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择》热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择》在各地激起共鸣

　　《生死抉择》在沪票房已超过1200万元，创近年上海电影票房新纪录

　　《生死抉择》在成都、重庆、郑州、苏州、无锡的票房收入均超过一般中影

引进大片。

　　《生死抉择》全国票房突破2500万

　　宁夏党政领导及亲属观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广东首映，领导干部要携配偶观看

　　《生死抉择》来自张平的小说《抉择》，为什么如此轰动，张平只说了一句

：很简单，写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干部。

　　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

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

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

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

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

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

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就立刻组织了241 名县市级干部

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

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

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

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

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

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

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

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5 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

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

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

人捐的2 元、5 元……共500 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1500人以上签名的有4 封，500 多人签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

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

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

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

因为200 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

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

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

地吃止痛片。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

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

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

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

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

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转贴]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

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

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

“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

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

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

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

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

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

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

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

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

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

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

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

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

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

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

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

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

　　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

抉择》。

　　40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

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

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18车沙

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

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

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

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

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他们就想让上面，

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

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

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400 元钱就很高兴，他

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

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没办法，我跟你说，

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

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

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

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

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

20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

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10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

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

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5 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

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

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

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

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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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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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

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

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300 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

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

劳作14个小时。80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

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

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

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

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

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

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

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

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

　　主挑动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

公安干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

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

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

时代。这不

　　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

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

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

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

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

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

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

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

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6 万块钱。这

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

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

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

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

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

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3 年刑。一家人

没了依

　　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

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200 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

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

但也不能不管。找到×

　　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

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

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在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眼含热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

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

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

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

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

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

…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

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

　　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1997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

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

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

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

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

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

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

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

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

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

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

的痛恨。”

　　他们是恶潮中的中流砥柱

　　10年采访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许多正义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

总是在前方召引着人们，就像张平在《生死抉择》首映后说的：

　　“我总在作品中留一个‘光明的尾巴’，于是有些人指责我献媚。实际大谬

不然。‘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

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

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

到作用。”

　　张平声音低了下来，颇有感情地结束了他不多见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创作就是受这种党内好干部的启发而开始的，10年来他一直琢磨怎

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访了一个刚直不阿，但境地较危的省纪检干部。这人见过那么多的

不平事，简直就是一部党内的反腐史。他对张平说：

　　“1994年在××，我介入一个4000万元的死案，当事人突然自杀。我了解到，

他死前，有人跟他说，你必须死，你死了你家人我养活……当事人就在规定的地

点和时间跳楼，但没摔死，骨折，断骨刺进肝里。他本来完全能活下来，可是一

个检察院干部和一个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门用了30分钟，送医院又用了20分钟

（那个小城很少堵车，驾车绕市区一圈也用不了20分钟）抢救又用了40分钟。结

果生生看着他死了。个别领导让给他定个畏罪自杀，结案了事。4000万元的国家

财产就这样无影无踪了。你去查谁？似乎毫无办法。但我不依不饶，坚决要把这

件事查到底……”

纪检干部对张平说，这种事他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说他也受贿，看着张平的惊奇，他说他吸人家的烟，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

东西，在那个环境中他没办法。但是给他送钱他坚决不要，这是一个分水岭。有

人最多一次给他送去10万元。他就给行贿者算账：“我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我住

的房子150 多平方米，值个30万。从现在到死，还能拿20多年的工资，也有40多

万，国家给我配了一辆车，十几万，司机的工资……我拿这200 多万元换你10万

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沉的这个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对张平交代后事：“我做了

40多年的检察工作，光这几年亲手送进监狱的就有2000多人，但现在他们全出来

了，有些人官比我还大。他们现在通过白道黑道整我。我现在把什么都跟你说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惨烈绝望，张平已经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

　　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张平确实几乎用一种悲壮的情怀跟那些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交往。

　　“××市委副书记，我观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禄式好干部！”

　　这位副书记山西师大哲学系毕业，先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到××市任职。

终于有了一块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他计划几年内把××市建成文明、发达

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刚正，把许多人的这条发财路子彻底堵死，因而不

断得罪地方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知道很危险，不让老婆孩子来这里。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说“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马列主义能不能在这里实行。”

　　他刚来时，市长60，书记57，于是他认为他的全面改革试验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换了三届也没把他扶正。

　　盘根错节的官们想尽办法整他。有一次铺路，上面下令10月1 日必须通车，

但有个别部门卡他，不供应他物资。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一车石料，半夜

又让一个市委副书记弄到自己家盖房子了。他急得骂那个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

上的水照照你那个样子。

　　结果省报发文，说有的干部让工人喝地上的脏水……《工人日报》的同仁看

了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给这个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们的记者来到

××市，向工人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们给他们讲了书记的种种事迹，

把记者感动得哭了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攻击他，因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备提为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地方势力串通起来，结果他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

×市沸腾起来，上万人上街表示对他的爱戴……几位江湖气很浓的企业家，给他

送来一麻袋钱，说别人都在跑官买官，咱也去送。他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有大发展，

政祥民和，各种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曾经有人想“要他一条腿”，结果让这

些“地方好汉”保护下来。

　　一位记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写内参向上反映。他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写。他吸

取了以往的教训──上一次为了反映这个市的老市委副秘书长自杀，市委书记的

情妇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长的情妇被提为市府秘书长等问题，他躲在一个工

人家里写内参，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他因去看望一个老板熟人，被

市领导们打探到，一班人都来到老板的饭店。在密室里，市委书记扑通给记者跪

下……记者心软了。与此同时，一辆装满东西的三菱吉普下乡来到记者老家，第

二天老父也被从乡下接到市里劝儿子；第三天地委书记一行人到省城请他的领导

吃饭……内参只好停发。

　　这次这位记者学聪明了，把稿子连夜写出来，马上用传真机直接发出。第三

天就登出来了。

　　这份内参写道：这个市委副书记干了6 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

至今住在办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饭……为什么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落选了？

　　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副书记得以继续工作。

上级把他平调到临汾市任副书记。消息传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

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围起来不让他走。这些工人、退休职工、街道居民自发在市

委门口守了两天两夜。

　　“××市人民如丧考妣，纷纷到省里请愿。”张平说：“我去采访时，看到

14个环卫工人挤在省城的一个小客栈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们觉得一个

好书记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样。”但他必须走，组织部门规定上任有最后期限，

如果不报到就做自动放弃处理。他的秘书跑到外面求百姓，书记肚子疼得受不了，

要送医院抢救。工人们心软了，放开一条路。这时工人们看到他们的书记真的要

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哭道：我们不能选你，我们也留不住你，

我们说话没人听……

　　他是个硬汉子，这时也哭得不能行。

　　车子直接开到临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发迎接，标语上写道：“临汾人

民有福气，××来了个好书记。”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

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着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

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他即将把这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写成书，相信又将轰动全国。

原载《中国青年报》

讲真话

党籍:海峡对岸不结盟组织

From:上海

身份:老板

[原创]

回复:北国

你也看到了中国黑幕重重，绝大多数农民和相当数量的城镇人口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那我说中国有8亿人好似在煎熬，你为什么要嘲笑？

(请问，现在觉得自己在地狱生活的中国老百姓有多少呢？)

----有8亿，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回复:讲真话

真是胡说八道不害臊

羞羞羞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还要么,要还有,那资料上的日期,是同步收的.

另外,除了收资料,我认识一堆从工厂出来的,你所谓有本事的人,其中不少是亲戚.

他们有本事,和你们害人,有个蛋关系.

由于他们有本事,所以你们就可以祸害.

奇了怪了,他们的本事又不是靠祸害赚钱,这明明是你们的本事,干么把不相干的人,和你们害的人栓对?

毛泽东说过,没有无源无故的爱与恨,

我本人早年在工厂里当过七年工人,和大部分同事,关系都不好,倒是有好几个从工厂出来,当了老板的亲戚,关系非常好.

我的主要亲戚中有农民,有下过岗的工人,有私企老板,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基层干部,小白领.

没有高级官员和文人或教师之类.

你们这帮人想干的事,不管是对弱者的祸害,还是如你上面栓这个对里作的,对其它靠正常手段赚钱的人的绑架.

对我身边的亲戚,全都有害无益,

而干这些坏事的人,主要就是部分右倾的官僚如朱镕基任志强之类,还有一些文人如茅于轼之流.

完全和我没关系的两种人,作对和我有关的所有人群,都有害的事.

你觉的,就你这几句扯淡,

我就既不管周边或贫或富的亲戚,也不管我收集资料的证明,

就叫你带到沟里的机率,有多大.

复没有朱的努力，中国02年就该如章家墩说的一样了

家园

你是当官的还是文人,千万别靠诉我你是教书的

这是个类官僚人群,一方面是吃财政饭的,另一方面在市场化中在越来越腐败.

所以不要指望这种职业本身,有什么物别的影响力.

这两年社会上的文人越来越臭,有人动这个脑子,而一些右派教师也很乐意靠这个捞些好处.

如果三种人都不是,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叫你有种好恶倾向的.

这么强的右派官僚气质,我很想知道,除了这三个人群外,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产生.

难道是还在作学生又碰巧喜欢上儒学的有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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