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文革中学生人数统计表看“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谎 -- 天棒

作者 高刚

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牛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 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附：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阵哀伤。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

　　不过，事到如今也只有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微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作吗？于是我严声厉色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我真不知道让一个１０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１０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２０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３０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很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番气力，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微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１０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 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去做的孩子，还有不敢断言的事情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 “这哪是作业，分明是竞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能平心静气地寻思其中的道理了。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看着１２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５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在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工作方法 (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年三月十日。

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九[**]年六月八日。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九[**]年七月五日。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活，一九[**]年八月。

《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与毛远新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二月。

你在　五月六日　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让我们对比一下一些教育学家的论述现代教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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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首要问题，或者说全球教育思潮第一大趋势就是“民主化”，教育民主化，就是所有人所受教育的权利（主要是内容）均等，尤其是中小学普及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单、双轨制的反复斗争，法国已确定过“教育政策是克服英才教育，贯彻平等教育”，美国教育政策也确定为“彻底改革基础学校教育，克服长期存在的天才主义教育，每个人有相同内容的教育机会”。在中国，我们也已经谈过毛泽东这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不同的是邓小平 77年5月的讲话：“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据此，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78年1月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80年10月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于师资、经费、设备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这就当然要为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内容、条件的教育，也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将来社会优越地位的途径。这种“天才”“英才”教育，显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以伤害多数人为代价的。其实践的结果也不可能如愿，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另一重要的教育趋势是“回归教育”、“终生教育”的提出。国外“终生教育的倡导者，首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长法国人保罗.朗格朗。他于1970年出版《终生教育引论》一书认为‘几百年来社会把人的生活分成两半，前一半受教育，后一半才走向生活从事工作，这是不科学的’”。而邓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继续性”。其“简单”，就是指“几百年来社会”的这一习惯。

终生教育，首先动摇了长期以来人们把教育看做是仅限于在普通学校里，为年青人的成人生活做准备的、一次性的教育观念，要求将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都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将整个社会变成有体系的教育场所。“加强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联系，开展‘回归教育’”，使学校成为社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现有的学校体系必须重新组织，为真正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实现社会平等和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因而，“终生教育理论的提出，给整个教育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艾思奇谈话中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一、二年书就行了。”——这是又一次正式提出“回归教育”，并在文革中，付之于“工农兵学员”的实践。至于朗格朗大谈的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联系和社区的关系，也是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反复谈过的。朗的所谓“将整个社会变成有体系的教育场所”，则和毛1966年“五.七指示”完全一脉相承。

教育的第三大趋势是走向“无围墙学校”的开放性，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也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曾推动美、日教育科学化并能体现美国六十年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布鲁纳《教育过程》，称其课程论是“从传统的强调知识的结构，转向重视培养交际、感情，关心社会等活动性学习的课程”。这是西方教育思想中针对传统教育的封闭又一次重要的“转向”冲击，待其介绍到中国来（包括结构主义教育哲学另一著名的代表皮亚杰以及苏联的赞可夫等教育思想），已是西、东方主要大国领导人掀起的保守大潮后，因而只能点缀一下我们的教育风景。应该说，就是二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冲击，也没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传统教育的封闭性“围墙”。历史上，由传统教育和“知识阶级”筑成的这道“围墙”，曾使本来已由“鸿沟”分开的这个社会更为泾渭分明。近、现代剧烈的社会动荡虽使“鸿沟”一再遭填，但随即又被明显的挖出，除了我们在这里不谈的经济、政治、历史和其他文化因素外，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人们意识中这道“墙”始终没倒。

这道墙，经过几千年沧桑、几千年构筑、几千年经验、几千年精炼，已经成熟得可经得起已有的所有时代的变迁。或许，这就是“永恒”，在它的光环下，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从本质上改变。

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正是这样，他鲜明的举起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面大旗。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他所提出的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则是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这条路、那道所谓“永恒”的“墙”，才有可能从历史上真正的消失，一个不再分成两半的理想社会才有希望从这里真正展开。

人们从卢梭的名著《爱弥儿》中推断出两种观点：1、体力劳动发展了儿童的智力；2、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学会一种体力劳动的职业。

瑞士另一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洛齐（1746-1827）的理想学校是“注意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双手工作时，脑子也工作，而脑力是锻炼出来的”。

第一个幼儿园的创始人，德国教育家弗勒贝尔（1782-1852）在其著作《人的教育》中说：“劳动应该作为普通文化的一项内容起以上作用，而不把劳动看作单纯的职业教育手段。劳动应该与传统的理论教育结合为一体”。

德国教育家克申施泰纳（1854-1932）在谈到为什么学校应该是一座“劳动学校”时说：“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通过劳动，学生学会合作，学会考虑他人的需要，学会主宰自己并且注意和研究一项任务的详细要求以便完成这项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是，利他主义逐渐代替了利己主义。”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1970年去逝）曾断言：“脱离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教育，劳动是渗透一切，贯通一切的东西。”他1958年7月13 日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学校的教师集体，其中包括我个人，为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是帮助年青一代准备考入高校，而首先是准备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而工作着。”“我不同意您在报告中提出的认为普通中学只是为进入高校作准备的主张”，“应当让所有小伙子和姑娘只为劳动作准备，在劳动本身过程中产生获得高等教育的必要和要求。”

在旧中国，八十多年前，陶行知所办师范就是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

——用马克思的这样二句话可以概括为：教、劳的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论》），其“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哥达纲领批判》）。

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级，由教师把众多科目（且分科甚严）的教学内容，依一定次序和方法灌输给学生。杜威却把教学理解为儿童通过亲身实践探取经验的过程，几乎同科研一样，他提出五个阶段：从情境中发现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那一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错误，获得结果。也叫“困而后知”。

——二者一比较，前者的封闭，后者的开放，不同的中心，则一目了然。传统的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习知识本身，而现代教学法则要使学生“获得自己去寻求知识的方法”。传统教育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考绩。如邓小平谈到加速造就人才时所说的:“要严格考试制度，像工厂严格检查产品质量那样检查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毛泽东则要学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分数上。”他精辟地指出，“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真才实学的学生。”“要求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现代教育提倡 “没有强制性的学习”并将此作为“教育学的核心”，重视的是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着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独立思考和探索能力，使学生由知识型转为智能型。

1965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学生应“大胆主动地学”，“不要只跟着教员后面跑”，“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坚决反对老师讲、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把讲稿发给学生，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毛十分反感：“学习的年限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办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实行突然袭击”。他说：“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学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自我教育法对人们养成完全独特的人格，而不屈从任何权力、威胁和许诺是十分有用的。（有点象“角刺观”。有“角”、有“刺”，无非提倡点个性.我想起了批判文革让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毛泽东一直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是许多现代教育家的共识，但是无论中外，都并非容易，注入式教育毕竟简单、省事，对于为数不少的“即懒又蠢”还要摆个臭架子的教师来说，还是愿意选择它。法国1975年还在用法案强调“小学启发课”，日本直到进入八十年代，还在解决“填鸭式教学”，美国教育部1985年主办的“表彰优秀中学”活动调查报告中说：“不少教师的教学枯燥无味，没有生气”，“教学大多是讲授式”，“教学的重点显然在教，而不在学”。也提倡“学生在启发式教学当中处于中心地位，能够更直接参与决定课堂教学的结构及其方式”。

“注入”还是“启发”，无非还是一个“中心”，是继续以教师为中心，还是“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为教员服务的”（毛语）。这就是必须完成这个转变。要转变，就要给学生卸包袱，首先是课程和考试。这是他自青年时代就激烈抨击的，1919年4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中说： “我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乎”，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又大讲：“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主张：“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不要考得太烦、太偏、太怪，不要以考试来强迫学生学习。1921年8月他在其创办的《湖南自立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学校坏的总根，在于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心灵，庸俗的随俗沉浮，育才的相与裹足”。这说是说，学校的解放就是学生的解放，学生能变被动为主动，才使教育较少脱离实际，发展创造性的学习。

一生以“导师”（teacher）为己任的毛泽东对“文革”前17年的学校教育体制非常不满，认为其中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色彩，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1964年他发表的“春节谈话”中激烈抨击到，“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教育学家杨东平1996年的一篇文章注意到，1965年7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不仅大幅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而且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比如建立义务和培训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不同需要制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缩短学制，减少课程，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1970年后的第二阶段教育改革更为激烈：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小学至大学的学制由17年减为 12年；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提出农村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的实用初级专业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钩，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注重“干中学”。所有这些，都缘于毛泽东“个性化、非正规化、非科层化、学以致用”的教育理想。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是不是合理的？知识究竟是从书本中来还是从实践中来？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没有规律？

　　 两个从未见识过正式羽毛球赛场的农村小孩，根据游戏的需要，独立地发展出一套非常接近正式比赛的规则。这件事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顺序，是有规律的。

　　在学习知识，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其学习次序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问题出发，一种是从概念出发。举个例子，高等数学的学习，微积分理论可以按变力做功，微积分，极限，连续性这样的认识顺序展开，这是从问题出发；也可以按连续性，极限，微积分，微积分应用，这样的顺序展开，这是从概念出发。又如线性代数理论编写，可以按矩阵，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的顺序，也可以按线性方程组，行列式，矩阵的顺序。我接触过的教材都遵循从概念到解决问题的顺序。

　　 两种思路和比较。

　　一种理论，只有掌握了它的全部概念，术语以后，才能充分理解它。但要弄清楚这些概念术语，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概念术语入手的，弄不清楚概念的模型与意义，理解起来困难，记忆起来也困难，综合起来更困难。概念总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然后推广到一般情况，加以归纳、抽象，而后形成概念。不知抽象所寓之具象而学概念，无异于未见过龙而学屠龙之术。

　　 如果学习是从问题开始的，就像那几个农村小孩制定出一套游戏规则一样，问题会一个个展开，一个个解决，归纳、抽象会一步步进行，概念会一个个提出。好比水往低处流，顺其自然，势不可挡。

　　显然，这两种思路一种逆流而上，一种顺流而下，其优劣是容易看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顺序，有其客观的规律性。黑格尔说哲学史的展开本身便是哲学的体现，因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规律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是，虽然连续性和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基础，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却在微积分之后。微积分发明时没有解决好极限理论，由此而造成了第二次数学危机，但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废弃了微积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基础，就没有建筑。这话对吗？对，但只是表面的。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是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建立它时既不懂黎曼几何也不懂张量分析，这些知识都是后来自学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是希尔伯特空间理论，海森堡创造量子力学时，不仅不懂希尔伯特空间，甚至连矩阵理论也未学过，他完全是根据物理观点，独立地想出了矩阵乘法规则。基础重要，这是事实，但更深刻的事实却是：必须有建筑的需要，然后才有基础的必要。人类认识到基础的重要作用，也肯定是在建筑之后的。客观世界里，基础先于建筑，知识体系里，基础在建筑之后。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

　　这道理难以理解吗？不难，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实用主义的传统，前辈们更想让我们接受现成的一种叫“科学”的东西。理由就是：这些知识体系是经过前人不断实践得到来的结晶，这些探索得来的基本概念，原理，知识及方法，以严格，准确，经济，简洁，省力，实用，编排完美精致，无懈可击，只要从头到尾接受它的灌输，循序渐进，就可全面而完整地掌握这个学科。按实用主义的思维来看，这有错吗？这也许是好意，但它却不符合认识规律，其效果也如“授鱼而不授渔”，最后也不免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实践主义教育受抵制还来自另一种教育传统：教员本身的知识也是从书本来的，他们也离不开书本。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文章中说的八大创举，有些在文革中被称作是“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创举，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创意。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没创意，而是中国有很多先进的理论，闪光的思想，只不过是被中国腐朽文化制造出来的某些脑残“专家”，唯西方至尊的鹦鹉式“学者”以及不学无术的官僚扼杀掉了。文革中以及文革前中国出现的很多新生事物后来被扼杀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七七年上大学，八十年代后期到英国工作多年。我注意到，很多文革后被中国“改革教”扼杀的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做法，在英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好的应用。下面举几个例子。

1．合作医疗：英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完善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叫social security）。与中国以前的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十分相似。每个公民都有社会保障卡，到公立医院看病，每次只收很少的处方费。可中国改革后却回到了原始资本主义（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叫“初级阶段”），搞起了“医疗产业化”。

2．义务教育：英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80年代初逐渐扩大到中学。目前大学学费对本国公民也只是象征性的。因此，较好地解决了本国国内教育公平的问题。外国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数倍。可中国却由免费教育退回到 “教育产业化”。外国搞教育产业化是赚留学生的钱。中国的改革教却是对自己的老百姓搞起了教育产业化。

3．三结合领导班子：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公立机构（铁路，邮政，公立大学等等）的领导班子称为董事会。董事会通常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组成。譬如，国家委派董事会主席代表国家，其他组成人员包括具有相关利益团体的代表和一定比例的由机构全体雇员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董事会不直接参加机构的具体运作，具体运作由总经理（厂长，校长）负责。董事会制定政策，任命、解聘总经理，监督总经理的运作。这样可以防止总经理腐败烂权。中国文革时期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其实是个很好的有互相监督机制的管理架构，虽然粗糙，但经过完善后会是非常先进的管理体制。现在可好，厂长负责制，专家治厂，一手遮天，这样的体制不出腐败才怪。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管理模式，现在是行不通的。

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实际上却是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当牲口一样使，只有创造剩余价值被人剥削的份儿。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连现代资本主义都不如。

4．教育革命 1 – 从实践中学习：毛主席早在60年代就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可惜明白的人不多。西方国家从70年代末就认识到传统医学教育方法有太多弊病，学生在学校背书累得要死，出去后还是什么病也看不了，还得从头学习。从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医学教育改革，采用由实践学习的方法，由处理具体病例下手开展学习的方法。他们起名叫“以问题为本”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在理念上很类似中国70 年代医学教学改革时的方法（电影《春苗》《决裂》）。

5．教育革命 2 - 重视实践经验：现在西方很多大学开始重视实践环节。本科四年制，实际上只在学校读三年， 第1，第2 和第4年。第三年学生必须自己到外面工作一年。回来后第四年补充学习和作论文。他们称之为“三明治”结构。普遍认为，这样的学生比以往的学术更成熟，学习更主动更深入更有针对性，毕业后更受社会欢迎。这和中国文革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收生，有相似之处。

6．教育革命 3 – 招生制度：现在逐渐抛弃“一试定终身”的做法，逐渐引入“推荐”制度。

不同的是邓小平77年5月的讲话：“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据此，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78年1月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80年10月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于师资、经费、设备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这就当然要为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内容、条件的教育，也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将来社会优越地位的途径。这种“天才”“英才”教育，显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以伤害多数人为代价的。其实践的结果也不可能如愿，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传统的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习知识本身，而现代教学法则要使学生“获得自己去寻求知识的方法”。传统教育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考绩。如邓小平谈到加速造就人才时所说的:“要严格考试制度，像工厂严格检查产品质量那样检查教学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毛泽东则要学生“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分数上。”他精辟地指出，“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真才实学的学生。”“要求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现代教育提倡“没有强制性的学习”并将此作为 “教育学的核心”，重视的是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培养，着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独立思考和探索能力，使学生由知识型转为智能型。